日期：1954-12-16 作者：姚文元
姚文元看到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扬同志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以后，我感到非常必要和胡风先生的观点划清界限，否则将会对这次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发生极有害的影响。再看第二十二号“文艺报”上胡风先生的两次发言，那上面许多话是侮蔑党和企图拉拢一批人的，我更感到一种义愤。说实话，我真没有料到胡风先生会这样明目张胆的贩卖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私货！
我想在几个具体问题上提一提我的看法。
老实说，我对“文艺报”最大的意见之一，就是没有对胡风先生的理论进行持续的彻底的斗争。胡风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学理论是能迷惑一些人的，但“文艺报”只公开发表了林默涵同志和何其芳同志两篇文章后就停止了。实际上几年来问题一直存在，到这次会上就爆发出来。但是，就是过去那做得极不充分的一点点批评和斗争，胡风先生也狂热的仇视了。并且从胡风先生历来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凡是不同意胡风先生意见的人他都要用各种方法戴上一顶私人意见的帽子。这种以私人意见代替原则斗争的手段是必须揭穿的，否则天下就不分黑白了。这是我首先要说明的一点。
其次，胡风先生为什么竟至这样来贩卖私货呢？他不是自命为心情既“沉重”又“激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吗？除了理论上是想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来偷换马克思主义之外，我看他还有一个很不好的目的：想拉拢一部分青年和作家，作为自己的“群众基础”，而他好像是青年们的代言人。
不指出这一点是很危险的。
他在文章中过分夸大了青年的作用。他说“青年同志”能执行“先锋”的任务。因伪青年是在“革命斗争中教养出来的”，“能够感受到我们看不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是宝贵的真理”。只有青年才能对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发生“真实的感应”，只有青年才能掌握“战斗的武器”。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作为“先锋”的是党，党才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战斗的武器”最熟练最坚强的掌握者，青年只有在党领导下才能发挥作用，这从李希凡、蓝翎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可以明白的看到，他们写评论“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并不是完全自发的，而是受党的长期教育的结果。离开了党，是根本谈不上什么新生力量的。青年也有缺点，如片面及常会有自满急躁等。我们要前进，就要虚心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向前辈学习，没有这番学习是根本不可能成为新生力量的。我们需要的是耐心的帮助和启发，而不是讨好的阿谀。苏联曾经同托洛茨基分子作过尖锐的斗争，托派的理论武器之一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党老辈已经“蜕化”，只有青年和学生才是“最可靠的晴雨表”。党和列宁主义青年团彻底粉碎了这个理论。这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里可以看到，我丝毫没有把托洛茨基和胡风先生相比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青年要自觉的成为新生力量的代表者，应紧紧依靠党的领导，而不是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应努力学习而不是高傲自大；应该以勇敢的创见和辛勤劳动来取得成果，而不是企图在目前这个浪潮中飘浮上去。否则，我们就曾被胡风先生一流的理论所俘掳而解除自己的武装。
胡风在发言中否定了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藉口“实践”，反对“系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隐隐约约的反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作家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他所反对的“庸俗社会学”，他所支持的所谓“小人物”，他所批判的“简单地划阶级成分的方式”，其实都是为了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改造的目的。你要批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吗？这就是要把“小人物”作为“反革命分子”“闷死”；你要提倡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吗？这就是“简单地把作家划阶级成分”；你要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吗？这就是“文艺报”犯错误的主要根源的“庸俗社会学”。党和“人民日报”是打击作家，只有胡风先生才主持正义站起来说话。我希望作家同志们能辨别这种理论的实质，不要被它迷惑，也不要被“激动”，“沉重”等字眼蒙住眼睛。这是胡风先生想争取别人同情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再占优势的一个方法。我完全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我们强调对於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作家，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强调文学作品应当表现有迫切政治意义的主题，应当创造人民中先进的正面人物形象，强调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重要性和文学艺术上的民族形式，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也是胡风先生所历来反对的。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的时候，不但不允许丝毫减弱这些观点，而且要千百倍地加强它们在我们的文学中的地位，因为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也就没有了反对资产阶级文学思想的武器。
再其次，就是胡风先生说“人民日报”对阿垅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及其他报刊对“诗与现实”的几篇评论是企图把这个作家“闷死”。他要求“翻案”，要求别人摘下他自己套上去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们不是提倡自由讨论吗？为什么在报刊上批评某一本书就是要“闷死”一个作家呢？照这个逻辑推论下去，必然的结论就是要求取消对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就是要求党报不分是非的对各种理论平等对待，甚至帮助错误理论的发展。
当布哈林还留在联共（布）党内时，斯大林曾经严厉批判过布哈林的叫喊，布哈林认为他的意见在刊物上和会议上受了批评，就是被判处了“公民的死刑”。斯大林曾经说过：“这全是废话。……照布哈林说来，如果他和他的朋友犯了右倾错误，那么党是没有权利来揭露这些错误的，党应当停止反右倾的斗争。”斯大林揭穿了这种叫喊的目的是“企图迫使党闭口不言”，是“一种掩饰得不很巧妙的手腕”（见“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这里我也丝毫没有把布哈林同胡风先生相比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胡风先生这种叫喊的实质，就是迫使文艺界对他和遵从他的理论的人们闭口不言，从而使他的文艺思想又来支配文艺界。
胡风先生已经站到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已经站到反党的立场上去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此外，关於“文艺报”的通讯工作，我也想谈一点意见。
我是一个“文艺报”的通讯员。我认为“文艺报”的通讯工作（特别是近一年来）是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的，据我的看法，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忽视新生力量，不相信群众中会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这种骄傲自满的权威情绪终於使通讯员和“文艺报”的联系一天天削弱，使“文艺报”日益脱离广大群众。但胡风先生对“文艺报”的通讯工作加上了这样严重的罪状：说“文艺报”“把同意自己的读者组织成一个通讯员网，发行了一个内部刊物‘通讯员内部通报’，在这个‘内部通报’里面向通讯员发号施令，要批评、打击什么人，就在那上面发出号召，要求通讯员写信，开座谈会，写文章，造成‘群众基础’。如果通讯员积极地这样做了，就给以奖励，如果通讯员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轻的是批判他的思想问题，重的是取消他通讯员资格，开除他的‘员’籍。”并且还说：“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地下刊物’底严重的秘密任务。”这完全是血口喷人了！
“通讯员内部通报”，我是每一期都看到的，那上面主要是提出文艺界的动态及报导的重点，以及通讯员的一些来信摘录。这个通报有时也提出问题，但这有什么不可以呢？问题不在於提出问题，而在於问题提得是否正确。通讯员有一个通报，是应该的，它可以加强“文艺报”和群众的联系，今后改进“文艺报”的工作，这方面是只许加强不许削弱的。
胡风先生说我们都是“小特权”，而且据说这使他“不能不感到痛苦”。用不着你来虚伪的讨好我们！你那种虚伪的“痛苦”是骗不了人的，是经不起事实的考验的，胡风先生！我们要用党性严格批判“文艺报”的错误，丝毫也不讲情面；但你给我们戴的这顶帽子要奉还给你，而且还要进一步揭穿你的秘密。
为什么胡风先生异乎寻常的狂热的仇视和侮蔑“内部通报”及“文艺报”的通讯员呢？并不是“内部通报”上引导通讯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太少，恰恰相反，是因为有一期“通讯员内部通报”上触及了胡风先生的伤疤。大约是在一九五二年“五反”斗争以后，“内部通报”上发表了通讯员的一封来信，说自己曾身受胡风先生理论的毒害，现在已经醒悟过来，并要求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当时编辑部提出要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并可继续研究（我也是花了功夫研究了胡风先生“主观战斗精神”论的一个）。而这就触犯了胡风先生，这就使得胡风先生这样狂热地攻击起“文艺报”的通讯工作来。可是，这难道还有丝毫原则斗争的气味吗？胡风先生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这难道还不昭然若揭吗？
最后，我想提出我对批判胡风先生文艺理论的看法。我认为在这次会上明确的对胡风先生文艺理论划清界限，是完全必要而且是极端重要的。这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也是一个武器问题。当我们向古典文学研究中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开展斗争的时候，是由什么思想来掌握领导权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掌握领导权，还是让另一种资产阶级唯心论窃取领导权？胡风先生强调的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他所鼓吹的作家不用学习马克思主义，只要“实践”及“真诚”就能掌握人物的性格，以及他缺乏社会观点和阶级观点的抽象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如认为“红楼梦”特出的价值就是把女性当成人来描写），他的否认民族形式的虚无主义态度，他对作品的美学评价只从艺术性出发而不从政治性出发……所有这些，都是另一种主观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这种思想是在受厨川白村、弗里契、卢契卡、普列汉诺夫、柴伊特林等人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见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和二十九页及其他著作），而弗里契、普列汉诺夫等在文艺理论上，则是以为马克思主义没有留下什么理论，要“用泰纳、倍歇尔、格罗斯的资产阶级艺术理论来填补马克思主义中这个空隙”（“科学的艺术论”后记）。因此他们的著作的许多观点都是遵照了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就是把艺术脱离政治脱离社会而作所谓“纯美学”的考察。胡风先生师承了这种理论，并且加以发展了，这就形成了他以“主观战斗精神”为中心的创作理论，以及以强调作品的艺术性为主并以为只要艺术性高就可以代替政治原则的批评理论。这从胡风先生一贯的崇拜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期的作品而轻视解放区工农兵文艺及我国古典文艺中就可明显的看到。许多年来，特别是一九四二年以来，胡风先生的文艺理论一直和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所指出的文艺方向尖锐地对立着，并且一直俘掳了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使他们的创作走上错误的道路。
我觉得，指出胡风先生的文艺理论同日本及欧洲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联系，正可以进一步看到它唯心论的本质，也可以看出，这次胡风先生发言实质上是企图利用反对投降主义来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如果我们不坚决同胡风先生的文艺思想分清界限，就会严重损害这一场斗争，而且会阻碍许多作家的发展；如果忽视这一斗争，我以为也是投降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
为了战斗，必须分清是非！必须掌握武器！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对资产阶级思想开展斗争。我们必须时刻提防假藉这一斗争从另一方面袭来的进攻，才能使斗争达到应有的效果。我并希望胡风先生冷静的想一想：这应该是他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深夜
来源：《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 三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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