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5-3-15 作者:姚文元
姚文元胡风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完整的和系统的叙述了他的文艺思想的一切基本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他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组织路线。由於这些理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外衣下巧妙的伪装起来的,因此同胡风的理论作斗争就不仅是文艺思想的问题,而且是思想战线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尖锐的斗争。
胡风创作理论上的一个根本观点,就是竭力贬低和取消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作家创作中的巨大作用。他反覆强调,对於现实主义的作家,世界观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如果要强调世界观,就是“拉普”,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他这一理论完善的表述在下面的公式中:“现实主义是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方法论)在艺术认识(也是艺术方法)上的特殊方式,马克思主义包括了现实主义,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作家“忠实艺术”。“呕心镂骨地努力寻求最无伪的、最有生命的、最能够说出他所要把捉的生活内容的表现形式”,那么,由於他的“高度的艺术真实”,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
这个观点是最迷人、最能俘掳一些知识分子的。
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唯一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和过去一切旧的唯物论具有本质上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是“关於自然和社会底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於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於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於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一〕这种科学并不是自发的从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也不是凭朴素的唯物论直观的产生出来,而是研究了人类科学的一切优秀的成果、总结了当代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产生出来的。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仅仅是胡风崇拜的“自发性”、“忠於艺术”,是不能产生和达到马克思主义的。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学习,在革命斗争的实践的风暴中学习,在理论上学习,才可能在创作过程中“达到”马克思主义。
注〔一〕“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六二页。
过去古典作家——伟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在创作时是凭藉了朴素的唯物论的,他们忠於现实,努力的如实的去反映现实生活。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本质,揭露了旧社会中一切腐朽性及其溃败的命运。但是,也正因为他们只是在创作过程中凭藉朴素的唯物论,由於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因此,那些伟大作家的著作中就不可能真正的指出历史发展的道路,找不到可以依靠的新生力量,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典型形象。而且许多作家还经常承受他的世界观和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当时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这种矛盾归根结蒂限制了甚至损害了作品的内容。果戈理在创作新人时的失败,曹雪芹在贾宝玉的性格上、出路上的某些虚无主义思想影响,水浒传的英雄们终於接受了“招安”,都是说明了这种矛盾。但由於这是在过去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我们往往把古典现实主义作家这种限制叫做历史的限制。而这种历史限制,使任何作家都没有从创作中“达到”马克思主义。而胡风竟以为,只要有人道主义精神,就可以达到马克思主义,要求“抛弃”“死硬的世界观”,要求用托尔斯泰的方法和巴尔扎克的方法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这不是混淆新旧现实主义的界限,企图以现实主义来取消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呢?
相反的,从苏联作家全部实践过程中和党的政策中都可以看出掌握马克思主义对作家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而把它提到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从现实底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底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一〕。为了具体的、历史的和真实的反映现实,为了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和改造人民,作家自己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很难胜任的。
注〔一〕“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三页。
如果说,要作家改造好了才能写作,那当然是不对的,事实上谁也没有这样要求过;但我们必须强调,作家一定要努力使自己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才能深刻的反映现实和塑造典型。我们对於一切进步作家强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如胡风所歪曲的那种“生硬”的教条,“僵死”的理论,那样可怕。它是正确的认识现实、分析生活的立场、观点、方法,每一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家经过努力学习都是可以达到和掌握的。彼沙列夫斯基说过:对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艺术方法与科学方法是分不开的:艺术家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就不可能了解现实,不可能以形象来反映现实,而唯一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二〕他同时也批判了“拉普”派的错误,然而他并没有被套上“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帽子。
“收获”的作者尼古拉耶娃,在总结她的创作经验、分析形象思维时曾有一段令人深思的话。她说:“当苏维埃作家秉承古典作家的光荣传统,并向他们学习技巧的同时,又有了比古典作家更优越的条件:他们掌握了我们这时代最先进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希冀成为真正的灵魂工程师、共产主义的积极建设者,那么,我们,苏维埃作家就应当矢志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通晓我们党的世界观。才能——是巨大的力量;但是,以先进世界观为依据的才能——却更是举世无匹的力量。”她又说:“至於那些在其作品中不能运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武器,而只依‘直觉’,仅凭主观概念等等而写作的作家们,他们只是些犹如在作战中抛弃‘卡秋莎’而企图‘以制帽投向敌人’的战士罢了。”〔三〕
注〔二〕“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是艺术科学的最高成就”七页。
〔三〕“论文学的特征”一○—一一页。
这段话再清楚不过的粉碎了胡风的理论。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必须努力的使自己掌握这正确的分析社会、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的唯一科学方法,才能真正洞悉生活现象的本质及内含的矛盾,揭示其发展规律,写出有高度思想性的作品。胡风的理论就是企图解除作家的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以至在现实面前迷失方向。
胡风举出法捷耶夫,以为法捷耶夫是主张不要马克思主义而以“爱”作为写作的基本出发点的,但胡风是以自己的思想歪曲了法捷耶夫。法捷耶夫,正同一切其他苏维埃的优秀的作家一样,是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作用的,他在谈到作家创作的三个要素时,第一个要素就是“做一个名符其实的现代人,也就是说,应当站在当代先进的思想水准上面”〔一〕,——又是胡风头痛的“思想”!
应该特别指出,在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尖锐的今天,在现实生活比过去更复杂更丰富的今天,作家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具有更加突出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是不断的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和提高自己的思想,就必然会受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侵蚀,而作了敌对思想的俘虏。苏共中央给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的贺电中强调的说:作家必须“在创造性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现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怎样观察在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展开斗争的当前国际局势下所产生的极其复杂而多样化的生活的真实情况,怎样了解正在我们国家发生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发展的过程,怎样了解我们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前景并揭示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二〕。要是照胡风的认识逻辑和说法,这不是“教条主义”,就是“拉普”,就是“取消了艺术本身”用马克思主义去“代替”现实主义了吗?然而,每一个人都不难明白,如果解除了作家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绝对自由”地去创作,抛弃理论政策学习,其结果就是把作家引上盲目性的道路,引上了不能理解现实的道路,而最后使作家变成一个落后於生活落后於时代的目光短浅的人。
注〔一〕“作家与生活”一页。
〔二〕“人民文学”一九五五年一月号。
因而胡风取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就具有特别的危害性,它实际上取消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提倡作家和知识分子不必改造自己的思想。这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胡风还反覆念着“拉普”,似乎一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拉普”,用“拉普”来恐吓党恐吓作家。什么是“拉普”?“拉普”就是“把科学方法艺术方法简单地、机械地混为一谈,否定艺术创作的特点……以这种‘方法’为出发的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派的恶意宣传口号‘为艺术中的活人而斗争’,要求表现人的斗争的两部分——自觉的和下意识的,要求‘实际的自我分析’,即表现始终犹疑不决和动摇不定的主人公,其目的就是反对以艺术来描写苏维埃现实中真正的英雄”〔三〕。由此可见,“拉普”的错误并不在於强调了作家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在於把艺术方法科学方法混为一谈,在文学中“写哲学讲义”。我们反对把艺术方法和科学方法混为一谈,我们也反对把艺术方法和科学的世界观完全隔裂,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之内而又有其特殊的规律,这和“拉普”有什么相同呢?而“拉普”派提出的要表现人的“两部分”,特别是“犹疑和动摇”,倒和胡风主张必须描写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理论一脉相通哩!
注〔三〕“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是艺术科学的最高成就”五页。
胡风还咒语似的喊叫着学习马克思主义“损害”了作家的“艺术个性”,破坏了“压死了”作家“最诚挚最纯洁的热情”。是的,毛主席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於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一〕。
注〔一〕“毛泽东选集”卷三,八九六页。
这里,就真正暴露了胡风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目的:保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情绪不受到破坏或“压死”,而让这些情绪在作家头脑中活跃的永远存在下去。
反对马克思主义,用什么东西来观察和分析社会呢?胡风就献出他的法宝“主观战斗精神”。他以为,“主观战斗精神”是“突入”、“拥抱”客观现实的正确方法。
他的基本观点是:“创作活动是一个艰苦的精神过程,到达到这个境地,文艺家就非有不但能够发现、分析而且还能够拥抱、保卫这一代的精神要求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可。就文艺家自己一方面来说,只有提高这种人格力量的战斗要求,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追求而且发现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二〕
我们反对胡风这样地强调“主观战斗精神”,更反对他所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实质。因为:
第一,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主观战斗精神”或“战斗要求”是始终有它的阶级内容的,没有超阶级的“主观战斗精神”。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三〕小资产阶级有它的主观热情,这种热情也能投向革命,但往往是片面的、动摇的,如不进行思想改造,就往往以自己的“主观”代替了工农兵的思想感情。资产阶级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指欧洲)也有强烈的热情,在当时,它有着一定的进步作用,但这是在“个性解放”、“私有财产”的动力下发出来的战斗要求,因而完全是个人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战斗精神,这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劳动人民彻底解放而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热忱、无限的忠诚、对敌人毫不留情的彻底的战斗精神。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的“战斗要求”可以接近革命,但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立场移过来。对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必须强调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即高度的觉悟性,而不是盲目的热情。胡风举到的抗战后期某些作家热情的“衰落”,正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一种反映。必须是强调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思想改造,克服各种错误的意识和生活态度,才能“唤回”这种热情;空洞的叫喊提高“人格力量”,是不能达到任何实际效果的。
注〔二〕“逆流的日子”一二页。
〔三〕“毛泽东选集”卷三,八七四页。
第二,我们认为任河地方任何时候,主观战斗精神决不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是和一个作家的思想觉悟分不开的,“伟大的毅力为伟大的目标而产生。”作家的觉悟越高、立场越坚定、对劳动人民热爱得越深,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就越强烈。胡风引用了爱伦堡“论作家的工作”中的一句话,似乎爱伦堡是主张“内心的燃烧”可以同思想无关,其实,正是爱伦堡在同一书中,坚决反对“纯艺术”,反对掩盖倾向性,他说:“小说的倾向性就是它的热情。一个被崇高思想鼓舞着的作家懂得社会发展的道路。……历史过程的认识和关於人类前途的明确的理解,不会使进步作家变得更狭窄,却使他变得更广阔。”〔一〕爱伦堡的热情来自高度的思想觉悟,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历史前途,而胡风抽出其中一句话孤立起来。——这实在是歪曲了爱伦堡!
注〔一〕“论作家的工作”二七页。
要有高度的热情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上的觉悟性。
第三,我们认为作家的热情同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是相互联系,不能分割也不能代替的。要在现实生活中把握“积极的性格”,看出它的规律和“动向”,单凭热情——即使是无产阶级的热情也还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为胡风所讨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热情是重要的,它可以帮助作家敏锐的感受生活,感情冷淡仅有教条的理论的人永远不会成为作家,然而没有正确的观点作指导,热情就会迷失方向。奥斯特洛夫斯基总结他的创作经验时说,当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前即使有丰富的生活还是不能写出作品,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照亮自己的经验”后,才写得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作品。〔二〕由此可见,胡风用主观热情代替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主张革命的热情和科学的思想结合,不是两者的分离,也不是以一个去代替另一个,胡风正是把两者割裂开来,用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主观热情去肆意的歪曲现实。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胡风的唯心论思想无论伪装得如何巧妙也抵不过实践的评判。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路翎,胡风以为是主观战斗精神最强的作家,他是“被燃烧似的热情所推进、所培养、所升华的”〔三〕。但是路翎的许多创作都用自己的主观歪曲了作品中的人物,非但没有“突进”、“拥抱”人物,而且远离开实际的斗争。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思想感情是资产阶级的,“热情”越强也越歪曲得厉害。另一个例子是胡风一篇文章中谈到一位诗人的写作,那位诗人每天黑早起来的时候,好像听见全国各地许多英雄汇集到北京的声音,他感受中“有的是光着伤疤来的”,“有的是流着血爬来的”,“有的是包着受伤的头走来的”……胡风赞扬地说这是“一种战斗的英雄主义性格的情绪感受”。但正如秦兆阳同志所问,人民不管忍受了多少残酷和牺牲,“更重要的是新生的快乐,人民是胜利打到北京来的……怎么这位诗人会觉得英雄们是‘流着血爬来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对於……英雄主义性格的情绪和感受呢’?”〔四〕胡风的理论所肯定的正是歪曲现实的感情,这不是极其生动的例证么?
注〔二〕“奥斯特洛夫斯基演讲、论文、书信集”四五页。
〔三〕“逆流的日子”一四九页。
〔四〕胡风:“祝福祖国,祝福人民!”,一九五一年“新观察”第一期。转引自秦兆阳“论公式化概念化”一二○页。
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才能作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家。而胡风的理论,却正是在改头换面的形式下来抗拒这一点的,这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主观唯心论的思想,把主观作用夸大到决定一切的地步,它在创作上必然导向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主观来歪曲现实,而决不能导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胡风对於没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作家,表面上也主张思想改造,但他坚决反对改造的道路是参加实际斗争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思想改造主要是通过创作实践。他的公式是:“对於一个忠实於现实的作家,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从生活得来的经验材料(素材),他对於它的理解和感情态度,要在创作过程中进行一场相生相尅的生死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间,经验材料通过作家底血肉追求而显示出它潜伏的内在逻辑,作家底理解和感情态度(主观世界)又被那内在的逻辑带来新的内容或变化”,因而也就达到了思想改造的目的。胡风并举出巴尔扎克为例,说明他经过创作“实践斗争”“推翻了保皇党的政治信仰”,那么任何作家只要“忠实於艺术”,就必然会在创作过程中达到“自我变革”,达到改造思想的结果。
还要什么学习马克思主义呢?原来通过创作就能把作家改造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怪不得胡风先生主张取消政治学习,主张作家创作的“绝对自由”,原来胡风主张“创作即改造”!
还要什么深入生活实践呢?现实主义方法“能够补足作家底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只要忠实於艺术,即使不长期的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也毫无关系。
胡风的理论本质就是要作家取消马克思主义学习和取消艰苦的生活实践,也就是在“创作即改造”的口号下否定思想改造本身。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我们的看法和胡风刚刚相反。我们以为,思想改造和创作本身,都是离不开深入现实生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只有真正的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体验和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只有努力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才有可能在创作过程中进一步改变作家的思想。任何人的创作过程,都是受着他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观点两方面的制约的,当作家进入创作时,首先要有丰富的生活素材;对他的材料,他要进行形象的思维,在形象的思维过程中,一方面凭藉作家的思想方法思想能力概括生活经验中最主要的东西,揭示它的本质,使之“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典型化”;另一方面又要不断探求最适合表现典型形象的一切生活中具体的感性的细节,来鲜明的体现人物的个性、事物的本质。我们看到在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思想观点在形象思维中起很重要的作用,错误的思想观点就会使作家不能概括生活经验中最本质的东西,影响到反映现实性的深刻性。
由此可见,不能单纯的凭藉创作本身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相反的,倒是创作实践是受生活实践和作家的思想观点所支配。胡风以为,作家的感情思想会因“经验材料”的“内在逻辑”而自然而然的变化,可是试问,作家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怎么能够从生活材料中去发现“内在的逻辑”呢?
巴尔扎克作品中虽然高度反映了现实,但并没有推翻他保皇党的“政治信仰”,他作品中也不可能出现劳动人民的英雄。——然而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刻划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中劳动人民中的英雄的典型形象,难道仅仅用巴尔扎克的方法能创造出来吗?难道远离开群众斗争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去体验生活就能够“思想改造”吗?那真是奇谈!而且,当我们完全有可能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使我们所反映的生活的本质和我们的思想感情的要求一致而不走歪路的今天,为什么胡风一定要把我们拖回十九世纪去承受“主观世界”和“经验材料”的矛盾,去进行“相生相尅”的斗争呢?难道世界观和生活发展内在规律的一致性不是帮助创作反而会妨害创作吗?这真是不可理解的“内在逻辑”!
胡风认为他的“那里有生活,那里就有斗争”的理论,在当时蒋管区的条件下是为了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反美反蒋的斗争而不是安於个人生活小圈子。这是一种诡辩。当时蒋管区的知识分子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参加在党领导下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斗争生活,另一种则是安於自己身边的小圈子的生活。胡风并没有指出到群众斗争(包括学生运动)中去努力反映这一斗争,而是歌颂自发性,强调要写“日常生活”。从实践结果来看,就使不少知识分子拒绝党的领导,拒绝参加革命斗争,只写自己身边的房东房客的“日常生活”和自发的“痉挛的”斗争,而不努力去反映群众斗争。恰恰是离开了反美反蒋的群众斗争,而凭个人的“自发性”来“战斗”,因而也不可能在群众斗争中改造自己,削弱了革命的力量而使一批知识青年走上脱离革命的道路。要想用术语来改变历史是困难的,翻一翻那时候胡风一个小集团的许多作品就可知道作者写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当时个人的战斗对反美反蒋是有某些作用的,但在错误文艺理论指导下是被限制、削弱和引向错误的道路的。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分析胡风在文艺思想上的一切论点(如对知识分子的分析、新旧现实主义的区别等等),但从上面几个主要论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胡风的创作理论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非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主观唯心论的创作理论。这种理论的本质和目的,就是用贬低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对创作的作用的方法,用混淆新旧现实主义区别的方法,用片面夸大强调个人主义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方法,用“创作实践”代替生活实践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以达到否定思想改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取消文学的党性原则,使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窃取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领导。它在创作上的结果是使一小批作家走上了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主观”来歪曲现实和歪曲英雄人物的反现实主义的道路。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尽情的侮蔑了解放后的文艺运动,把解放后的文艺领导加上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复古主义”三个罪名,抹煞一切作品,要求把所有文艺杂志都给予停刊,甚至说三十多年以来“积蓄起来”的“有生力量”都“被闷得枯萎了”。这一切都隐藏着一个胡风没有敢公开提出的恶毒思想:就是现在党的领导下比过去国民党统治下的环境还要坏,所有“新生力量”都被“压死”了,从上到下都是“小宗派主义”“大宗派主义”,而党是“过分的”干涉了作家,党是“毁灭了”文艺,党是用“军阀统治”对待文艺,党犯了严重的错误。——怎么办,党从文艺战线上退出去!让胡风的宗派主义“自由竞争”来统治文艺界!
把党赶走,让自己抓住领导。胡风所以不惜千方百计的血口喷人,其根本目的就在於此。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愤慨,胡风已经完全落到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已经完全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了。这不是昭然若揭的吗?
由於胡风的理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且甜蜜的声音很适合於某些想逃避思想改造厌恶深入实际斗争的知识分子,就能俘掳住一小部分人。应该指出,上海是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较深的地方,解放前有不少宗派主义骂倒一切的刊物是在上海出版的,也有人至今还崇拜着胡风的理论,而区别不出他的外衣和本质。上海的文艺工作者、思想工作者应积极参加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而不能采取旁观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是战斗的科学,只有在坚决地和一切敌对思想作斗争的当中才能强壮和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是党性的科学,只有在坚决地和一切反党的理论和行为作斗争中才能敏锐和锋利起来。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我们必须彻底肃清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附注:凡文中没有注明出处的胡风的话皆引自他给党中央的报告。
来源:《解放日报》195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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