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6-6-0 作者：中国青年报, 刘宾雁
中国青年报、刘宾雁黄佳英第三次拿起又放下了《铁水奔流》。看不下去，列车也确实颠簸得厉害起来了。心绪真乱哪！……
真是料不到的事。她提前二十三天结束了这次采访。几个不痛快竟都发生在一天里。早晨两点钟，白班的矿工打着手电从二十里外翻过南山奔矿里来的时候，黄佳英违背着自己的意愿撕碎了最后一遍草稿。一整夜的工夫都白花了。下午三点钟，在矿长办公室里发生了一次争吵，争吵的结果是党委会会议对她关上了大门，不让她列席参加。三个钟头以后，就接到这封莫名其妙的电报——“速归”。她知道，这也不是甚么好兆头。
一般地说，凡是出来采访的记者，很少有心满意足、泰然自若地跨上归途的。不如意的采访使人惆怅，背上的行囊就仿佛无形中加重了分量。采访顺利的时候，五光十色的印象和思想又会在记者心里大吵大闹，要求出路。而对于一个有心的记者，归途又往往是一次新的采访的开始……。现在，当黄佳英无聊地数着车窗外蓝色大海里悄悄飘浮过去的灯火的时候，这几种心情同时都有。不过，扰乱她安宁的，主要还不是这些。
这七年采访、编辑生活里，无数消息、通讯从她手里流向了排字房。手忙脚乱地编写三百字的紧急消息，无限烦恼地从杂乱的材料中寻找串起它们的那条线，焦思苦想地琢磨几个字的标题，以及发走稿件以后焦急的等待，见报后为编辑部粗劣的删改而感到的懊恼……这一切，她都体验过不知有多少次了。
不，此刻占据着她的心的，也不是这些东西。
作了三年记者，黄佳英还是不能习惯于怀着顾虑来写稿。
而顾虑却偏偏要来找她。昨天夜里就是这样。
主题早就想好了。跟往常一样，刚坐下来，最费力的是安排事实，组织材料，来最有力量地说明自己的思想。架子刚一搭好，她的思想就离开了笔记本和稿纸，朝编辑部飞去了。这样一篇稿子，工业组是不会作决定的，一定要拿到总编室。总编室主任马文元是这么一个人，在十篇别人拿不定主意的稿件里，也许有一篇他是肯作主的，其余就要转到总编辑跟前。总编辑陈立栋对别人的请示是永远也不厌烦的，时间可能拖得久一些，但看他是都要看的。最幸运的，是他拿起来亲自抹掉几段，使这篇稿子尽量跟过去发过的稿子近似些，使作者的思想跟已经发表的社论近似些。但是，也有第二种命运：这篇稿子可能被总编辑认为“有很大的片面性，暂时不发”。实际上，因为它是批评省工业厅的；批评上级，在总编辑看来是要特别特别慎重的。
黄佳英使劲晃了晃头，一束又浓又黑的头发打得她的脸有点儿疼。要是这时有人看她一眼，一定会说：好一个傲慢的姑娘啊！其实这是她在对自己生气呢。人做事，总是不能不实际的。黄佳英性子再硬，她也不能不考虑自己写的文章能不能上报。有很长一个时期，黄佳英写的东西接二连三地变成了“内部情况”，被打字、印发给几个单位，或者变成约社外的作者写稿的参考材料。后来她学乖了：宁肯把文章的锋芒弄得钝一些，也要争取文章上报。这总比分发到十几个机关“存档”要好啊。
可这是多么困难而痛苦的事！昨夜她熬了七个钟头。一面写，一面把自己设想成总编室主任、总编辑和工业厅长，用他们的眼光来怀疑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又到笔记本里搜索新的论据来跟他们辩驳，就这样自己跟自己辩论着，妥协着，然后又翻过案来，再争论，再妥协，而文章的内容也就跟着一会儿多一段一会儿少一段了……就这样苦苦折腾了一整夜，最后还是一起撕掉了。就好像她的心也被人撕掉了一样。
无论烦恼怎么多，一坐上火车，黄佳英的心绪就变了。坐火车，多么久她也不觉得厌烦。靠在车窗旁边朝外望去，每个村庄，正在建造的桥梁，都能引你想起许多事情；有时想得那么快活，有时又想得那么遥远。如果是夜里——像现在这样，那就更是别有一番风味。……想吧，探求吧，生活是多么有趣！
……对面坐着的那个小伙子，又睡着了。他睡得真甜哪。
棉袄从腿上溜了下来。黄佳英帮他盖好，一只手无意中又碰着了那本《铁水奔流》。
黄佳英翻开它，却又立刻合上了。为甚么许多小说里把生活和人物都写得那么平常、那么清淡又那么简单呢，好像一解放，人们都失去了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一下子都变成客客气气、嘻嘻哈哈、按时开会和上下班的人了。有的书确实像一个工厂的大事记。也有人说过，这叫记录生活。难道生活原来的面目就是那样的么？不，一点也不对！
就说对面坐着的这个青年工人罢。他叫刘世福，是个钳工。从前年调到贾王矿的机修车间起，就变成了杂工；从今年二月起，又来了一批钳工，这儿连杂工的活儿也没有了。找人事科要工作，就说是“个人主义”；要求走，说这也是“个人主义”；给报纸写信，又说是，“无组织无纪律”，要他停职反省。刚才，刘世福想起这个人事科长来还忍不住笑：“我都闲得要报废了，他还说要停我的甚么职呢！”现在他跑了出来，要去给他们那儿八十名闲得难受的钳工找工作。路费也是大家凑的。可是坐上了火车，他还不知要到哪里去找工作呢。 想到这里，黄佳英心里有些感动，本来嘛，像这样的人是多么好，多么可爱！
她猛然站起身来，躲着人们从座位上伸出来的腿，朝门外走去。
从车门外吹进来一阵阵冷气，使人的头脑清爽多了。
感谢记者这个职业，这三年里她看见、听见、懂得了多少事情啊！现在有多少事情使她常常受到感动啊！正因为使她受感动的好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有些在她看来是缺点的事情，才使她那么激动不安。不像刚做记者的时候，有时兴奋得要叫，有时又无缘无故地着急。也许，就因为那感情的流变得更深了，因而表面上反而更沉静了？要是以前，她一定会把这个名叫刘世福的工人领到自己住的地方，把他安置下来，然后就放下一切事情，去替他和他那八十个朋友奔跑。现在，她想她不会这么做了。
黄佳英也知道，报纸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很不够的。报纸上的批评工作，也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
现在，虽然批评的都是县区以下的干部，但批评毕竟是开展起来了，而且出现了小品文这样比较锋利的批评形式——当然，美中不足的是，有的小品文写得过于轻松，反而不如一封读者来信有力量。最近报社里更是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空气：上上下下的人，都似乎更爱思考了，人们开始表现了争论问题的兴趣。连总编室主任马文元，也隔三岔五地表示表示他自己的见解了。到今年春天，情形有了更多的改变。党省委宣传部批评了报纸的单调和枯燥，一些编辑也提出：报纸应该怎么办？……就是这些情形，使黄佳英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有信心的。她就是有时候心里着急：再快一点儿罢！她也知道，有的事不能太急。可是一碰到具体事，她又忍不住要把自己的心思尽快地讲出来。就是不上报纸，找个领导同志谈谈也好。她害怕，当党的领导上集中精力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放松对另一个问题的注意呢？报纸是这样：总要等党省委把甚么问题列到中心工作里以后，它才拿大部分篇幅来报道那个问题……有几次，黄佳英想拿起笔来给党中央写封信，把自己在下面看见的某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现象和工人群众的要求告诉党，可是每一次都觉得材料不足以说明问题，而且又想：也许中央早已了解了这些情况，正在研究呢……
她又想起来了：几个小时以前，她经过矿山的大楼时，礼堂里正在开矿上党代表会议。宽大的窗子里射出强烈的灯光，把地上的野草照得清清楚楚。依稀可以听见扩音器里的声响，大概是甚么人在作报告罢。黄佳英心里忽然涌起一阵热辣辣的想法——她不知道这个会议上是不是会讨论到贾王矿那些每天只能睡四小时觉的工人，和刘世福这样长年无事干的人们的问题，她甚至想走进会场去，把召开那些无尽休的会议的人，和那个任意批判人而从不关心人的人事科长给说出来，把她听见的、自己想到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提出来……但是她又突然想到：她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还不能参加这样的会议。以后，她本来想找矿上的党委书记个别谈谈，可是又因为走得太急，没有来得及；一直到现在，她还在因为这一点而不安呢。
到现在还不是个党员，这就是这个二十五岁的女青年团员一切心事中最大的心事。
黄佳英从十七岁起就在一个机械厂里作职员。一年以后，家乡解放了。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介绍到报馆作检查员。在逐字逐句搜寻稿件里错误的同时，黄佳英还有多余的精力从别人的稿件中学习一些东西。有人嫌这工作刻板，黄佳英却爱上了它，作检查员每天看到的都是最新鲜的稿子；一个读者要几天以后才看得见，甚至永远看不见。黄佳英从那些写新人新事的通讯和消息里学习到的东西最多，因为这种稿件她常常看上几遍。以后，她决定作个记者。二十岁，一九五一年，她被调到工业组。两年以后，就去作记者了。
每一年鉴定表上都写着，黄佳英“工作热情积极”。但是，黄佳英一直到很晚了才发现自己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自己不去积极地找党，而总是等着党来找她，就这样把自己的入党问题拖下来了。
最近一个时期，每逢在外面采访，因为她不是共产党员而遇到困难的时候，她都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极力使自己不要难受。“入党不该和个人自尊心有一点关系！”——她常常这样想。可是，一九五六年的五月，黄佳英满二十五周岁了。现在也许还可以不把自己看成一个“超龄团员”，但是半年，一年以后呢？黄佳英还能谈笑自若地参加团小组会么？
……天渐渐亮了。车门外，开始出现一株株树和一座座坟墓的影子，接着，黄的、绿的和蓝的颜色慢慢浮现出来了。那么快，不知不觉中，天空里出现了年轻而快活的一抹红色。
清晨所特有的轻飘飘的凉意侵入了列车。黄佳英望着远远的天边，陷入到沉思里去了……
十点钟，列车抵达尚武站。黄佳英想了想，还是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帮助这个工人！”她就赶忙走了过去，拉住刘世福的手，笑着说：“走，跟着我……”就和他一起往收票的地点走去。这时她一点也没想到，她究竟能为刘世福作些甚么。她一面走一面忍不住笑，心里想的倒是：也好，总编辑要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就说：“瞧，给你带来一封活的读者来信。无须调查，即可发表……”
一想到快要到家，一个姿态优美的男人的影子就在她心里浮现出来。那人最近的一封来信还在她身上，居然还没有拆开。她不禁感到奇怪，怎么这些天来关于这个人她竟想得这样少，直到又要相逢的时候才忆起他来……
这又是一个烦人的问题。一阵忧闷涌上了她的心头。
把刘世福安置在宿舍里，黄佳英就奔报社编辑部大楼走来。
黄佳英作编辑的时候，从来都是起得最早的一个。收发室的老徐知道，每天早晨从他窗前走过的那阵轻轻的脚步声，就是那个“细高挑儿姑娘”的。
一路上，黄佳英又被好奇心给抓住了。这些日子编辑部又发生了甚么新事？这一期墙报上，曹梦飞写了甚么文章？……每次回来，她都盼望编辑部有点变化。哪怕是甚么人结了婚，哪一个生了孩子，她都觉得新鲜。有时，一点变化也没有，她就有点失望，就像星期天早晨一觉醒来看见天气不好似的。
一口气跑上二楼，推开工业组办公室的门，正要享受“我来得最早”的那股优越感的时候，却看见一个粗蓝布上衣的背影正对着门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这人猛然回过头来，一见黄佳英，就站了起来，推开椅子，走过来跟她握手。
原来是曹梦飞！他正在看昨天的来稿。他说话时看着黄佳英的眼睛：
“怎么样？”
黄佳英对着他点头。她知道，他的意思是说：我告诉你的线索不错罢，贾王矿是不是那么回事？……
曹梦飞是工业组最老的编辑，也是报社里最不爱说话，而一说起话来最惹人注意的一个。在突出的前额下面藏着一双小小的锐利的眼睛。个子很小，头就越发显得大了。黄佳英端详着他，想从他蓬乱的硬头发、解着领扣的粗布上衣和从不擦油的皮鞋上找出一点变化来，一面微笑着问道：
“你怎么样了？”
曹梦飞似明白又像不明白地看看她，把头摇了摇说：
“还是那样。”
完了！大家是多么希望曹梦飞和钱家娴的感情有个结果啊。一个男人二十九岁不结婚，就不能不叫大家操心了。唯有黄佳英，早就想过，这两人未必能结合到一起，所以今天也就不觉得突然。为了把话题转移开，她问道：
“老曹，告诉我，报社有什么新事？……听说有人又提出了改进报纸的事？……”
“是。这不是，”老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铅印的纸：“改进报纸讨论提纲。”
黄佳英匆匆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抬起头来看着曹梦飞，想知道他的意见。也怪，在别人面前，她常好先说出自己的意见，一遇到曹梦飞，她就宁愿先听听他的了。
“什么都有点，什么又都没有。”曹梦飞说，他含蓄地把笑藏在眼睛里。是因为他的一口西北话太难懂还是别的原因呢，他说话总是那么简短。他想起了昨天陈立栋找他去跟他进行的一次谈话。事情的发生就是由于他们几个人对这个“改进报纸讨论提纲”不满意，在背后发表了一些议论，所以陈立栋在跟他谈到最后时，就有些感慨又有些生气地说：“咳！
依我看，咱们有些同志说话太多，做事太少，弄得整个报社里知识分子的气味太浓，太浓，浓得简直不像话！无论对什么事情，不去下功夫领会领导意图，总有自己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见解……”一想起这些来，曹梦飞就好像又听见了陈立栋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响。但是他不愿意把这些事情告诉黄佳英。
黄佳英又看了一遍这个提纲。确实，提纲分了三十多条，报上每个栏目、每种体裁都列进去了，从“怎样加强中心工作的报道”直到“是否每版都要发照片？”“二、三版放多少消息？”，而决定报纸群众性、战斗性的主要问题却一字未提。
黄佳英本想听曹梦飞接着说下去，可是她还有个更迫切的问题需要说，于是她就把工矿企业中人力积压问题和刘世福的事对曹梦飞说了，请教他怎么办：
“……是你教给我的：越是事情困难，越要勇于实践，碰一回，碰两回，问题就有眉目了；再一使劲，就许解决了。是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当记者的是不能解决的，可是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下边的工人们和干部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那么多工业部门，各有一批工人闲着，各部门又都需要一些人。你要的，他正好有，可是互不通气。有的是人明明闲着，不肯放，还有个规定：不许工人自己转移工作地点，一定得由劳动局介绍。工厂不肯放，劳动局怎么能介绍？……有的，行政也伤脑筋：情愿把闲人放走，又不知往哪儿送。看来，得有个统一机构来调剂劳动力，你说是不是？”
曹梦飞搔搔头，在地上走了两个来回，背着敞开的窗子站下了：“我也正在想。
……经济建设，几百个部门，几千种行业，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动。机构这么
“那不会乱么？”黄佳英被他这大胆的方案给吸引住了，却又担心它行不通。
“可能会乱一阵子。可是，除此以外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现在，有的没事干，有的不安心，有的又累个要命。一小部分人，学化学的干采矿，学采矿的又在干化学。……就说我们报社，有人适于作教育工作，却缺乏新闻工作的才能，干政府工作的又有人最适于作记者。……”
“对，我就觉得最近中央关于机关干部升学问题的决定非常英明。”黄佳英兴奋得站了起来：“本来嘛，人家要升学，国家又需要大学生，你凭什么死留人家？……这么一来，还有个好处，可以自然而然地缩减机构，你不缩减也不行。”
“好处多着呢。这就逼着官僚主义者非关心群众不可。人事干部也得考虑考虑了：你分配不当，人家就许要求到别处去。……你是不是又怀疑什么了？我是说现在的现实情况跟前几年不一样，让人们在选择工作岗位时，比现在更加方便，有更多的活动余地，这样也许会有好处……”看黄佳英皱起眉头在沉思，曹梦飞问她。
“对你的办法我是有点怀疑。不过，我现在是想刘世福这个事怎么办。咱们发半天议论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我来办，下午去找工业厅。”曹梦飞一口答应下来。黄佳英这才放心，她刚要伸手去拿桌上的来稿看，曹梦飞又把她叫住了：
“佳英，前天收到了两封感谢信，给你的。第一封，是五个孩子的妈妈写来的，她说你提出的办法在他们那儿已经实行了，现在每个星期天都有一、两个女青年去帮她看孩子。可是另一封信就奇怪了。你给一个有病的、孩子太多的母亲寄过钱么？”
黄佳英难为情地挪开了眼光。她也知道自己做错了。
“同情别人的困难是好，”曹梦飞接着说：“可是你这种帮助能解决多少问题？她一家五口，你能够长期寄钱给她吗？对于这样极其个别的人的生活问题，你既是发现了，就应该写信给有关的政府部门，他们自然会想办法给她解决的。你时时刻刻应该记着，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而是一个报社的记者，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我们报社是个政权机关似的。”
黄佳英羞得说不出话来。她想起，她第一次下去采访，遇事就大惊小怪的时候，曹梦飞就说过她：光靠热情是不行的。
要想，要去追索原因，还要研究解决的办法。……是的，这几年，曹梦飞给了她多少帮助啊。他几乎把在编辑工作里得到的每一个新的思想都告诉了她。她从他身上学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应该盲从，应该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她常常觉得他有些新鲜的大胆的见解。
不过，今天她还想分辩一下：她本想买了药品寄去的；寄钱时信上并没有署名……正在这个当儿，门外忽然响起一串清朗悦耳、好像夹杂着笑的声音：
“向女英雄致敬！向反对会议迷的战将致敬！”
随着话声，走进来一个穿着淡咖啡色西装的满面红光的年轻人。因为这身西装，黄佳英简直认不出这就是李鹤青了。
一见是他，她刚想骂他两句，李鹤青却又奚落起自己来。他指着自己的衣服，又指着窗外说：
“一九五六年的春天！……”
这人就是常常叫人哭笑不得。要是生人，就要生气的。黄佳英可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这人就是玩笑开得太狠，有时叫人误会，其实一点没有恶意。见他又故意瞪圆了眼睛端详自己的新皮鞋，知道他又要挖苦人了，黄佳英赶忙说：
“真该叫你去写小品文……首先叫你写自己。”
“不，”李鹤青摆手说：“该叫我写消息。听我说。第一条，总编辑要下乡了。据说要研究工人福利问题。第二条，北郊休养所开放，给新闻工作者五个位置。第三，第三……”他忽然说不下去了。本来也没有第三条嘛。黄佳英和曹梦飞都好奇地瞅着他，他只好把第三条改成了综合消息：“一九五六年的春天是个什么样的春天！充满好事，洋溢着欢乐的春天！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胜利，向科学进军，工资改革，先进生产者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工作……这叫什么？……这得怎么概括？……噢，对了，太好了——人们积极性的更大的大发挥对不对？”
这时，黄佳英才发觉，李鹤青进来的时候，钱家娴也悄悄地跟着进来了。现在她站在墙角里微笑呢。她长得小，又那么安静，跟李鹤青一起就越发不惹人注目了。今天她穿了一身紫红色棉绸缝的旗袍，比往常漂亮了。黄佳英跟钱家娴高兴地拥抱了起来。寒暄了几句，黄佳英就又转过身来听李鹤青的谈话。他正在就今天的报纸发表自己的议论。
在曹梦飞面前，黄佳英觉得自己肤浅；和李鹤青在一起，她又觉得自己缺少才华。李鹤青是报社里写通讯、特写的能手。没有谁比他更善于表现劳动的诗意了。编辑部里人们开玩笑说他“独具只眼”，确实，描写风景，描写广阔的劳动背景和劳动中人们的心理，李鹤青是有一套办法的。
曹梦飞和钱家娴都在听李鹤青讲，他们两人都尽力不去看对方。钱家娴瞅着李鹤青，眼里流露着抑制不住的爱慕。李鹤青却一点也不在意，滔滔不绝地说：
“……我就说，同志，这不叫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指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这些青年工人给你提了多少次建议？七次？就算它七次罢。人家的意见正确，你不接受，人家在背后说上几句，你倒反过来批评人家，又是‘发牢骚’又是‘自由主义’的。……我说，同志，咱们得把自由主义跟平常的正当的议论分开，要不，大家见了面还谈什么呢？孩子，老婆，天气不错，呵呵呵……”说着说着他自己就笑起来了。曹梦飞也忍不住乐了。唯有钱家娴不笑，也不是完全不笑。她稳重惯了。
八点三十分，上班铃响了。黄佳英一把就从曹梦飞桌上抢过来昨天的来稿，找了个空桌子坐下来，掀开第一张稿子的稿笺。她喜欢读新鲜的来稿。就这么一行行、一篇篇看下去。多少动人的新人新事，多少新鲜的思想和感情，尖锐的批评和热情的呼声！就这么看下去，感受着生活的呼吸，生活在这活的历史里……
十点钟，总编室上班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差，马文元走进了办公室。推开关闭了一冬的窗子，落下来一大片尘土。他掏出手绢来，使劲擦了擦又瘦又小的手。
又是一个春天！桃花枝儿都要闯进窗子里面来了。为什么春天每年来一次，却不使人觉得厌烦呢？
十点一刻了。在十点到十一点中间，电话铃应该响一次。
往常，每一次总是还不等把听筒放在耳边，里面就哇啦哇啦响起震耳的声音。总编辑陈立栋无论在什么场合说话都是一样大的嗓门儿。可是也好，免得听不清楚要请他重说一遍。陈立栋是个性子急躁的人，别人“不好好听”他说话他就要急躁起来。这位总编辑每天早晨的这次电话总是一面吃着早饭一面打来的。有时不过是指出哪个版上一个什么标题不恰当。
有时是紧急传达党省委的一个意见。有时碰上总编辑心情愉快了，还在电话里和自己的助手分享一下对今天报纸的满意，诸如此类，比如：“文元，怎么样，你看今天这张报纸……？”
一听这声音和口气，马文元总能够大体上猜到总编辑最满意的是什么。果然，没等他回答，那边声音又响了：“头版高厅长这篇专文有分量，有分量。收集些反应。……三版这篇经验也还可以，组织部这回该没有意见了。……收集收集反应……”这当然是少有的最好的情形。总编辑是不满意报纸现状的时候多，电话里通常都是指出当天报纸的缺点，提出对下一期报纸的具体要求：从社论到图片，甚至连版面的安排，都作些指示。在这些指示里，常常不无指责的意思：看，你这个总编室主任，工作得这么作才行啊。
马文元每天的工作，就是从这个电话开始的。其实不光是他一个人的工作是这样开始，整个编辑部一天的行动也是由这个电话决定的。比如，从省委会议上得到的启示，常常使总编辑发现必须组织一版文章集中谈一个问题——比如说准备种籽或是积肥。于是，十一点以后，编辑部的各个部门就都行动起来了：农业组自然是最忙的，党的生活组也闲不了——需要党组织这方面活动的经验啊，文艺组如果不去写快板，也得采访一个什么先进人物……
……看来今天是个最平常的日子。马文元一面翻着今天的报纸，一面揣测着总编辑今天可能提出的问题。一版登的党市委决定七天之内消灭全市的麻雀这条消息，可能标题字号小了一些。陈立栋可能又要半开玩笑半指责地说：“怎么，信心不足么？”说实话，马文元对于七天之内结束每只麻雀的生命确是半信半疑的。可是不管怎样，头条总是头条。关于本省先进生产者吴长海的报道，他还会嫌少的，昨天说要半个版的，可今天连三分之一版也不到。
习惯真是个怪东西。每次电话铃一响，马文元心里就一跳。现在电话铃不响呢，他又着急：十点三刻了，还没有指示，这一天的工作可怎么安排呢？
有人敲门。工业组的组长张野进来了。他，最年轻的编委，党总支委员，一手好文章……他总是轻松的，愉快的。
他微笑着，把一份打字的文件递给马文元，就在沙发上坐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春天从敞开的窗子爬进了这个房间，盛开的桃花丁香混成那么浓的一股香味，就仿佛鼻子都能碰到它了。
这是一份工业组的五月分报道计划。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报道就占去了一半发稿字数：都是报告，发言，写先进人物的通讯。马文元在这个名单里发现了几个非常熟悉的人物……
“这些人不是从前年就宣传过了么？”马文元微笑着说：
“去年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时候，又宣传过一阵……”
张野走过来伏在桌边上，看着那排名字，简短、肯定而又意味深长地说：“旗帜啊，全省全国的旗帜。”
马文元瞅了瞅他，想反驳，却又止住了。他接着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去年积极分子大会就是整版的发言，事迹，这次还是？
也许是因为他们今年又有一些新的事迹？哦，还有些新的英雄模范根本没有宣传过哩！”
“人家的大会就是这么开么，一个个代表介绍自己的事迹，这总会有人家的道理的。”张野又带点神秘地把嘴凑过来，低声说：“我打电话问过北京市的两个报纸，都是这个报道法……”然后又笑了。
马文元也跟着笑了。可他本来是不想笑的。他不喜欢张野这个人。这几年他学会了冷静地、甚至过分冷静地观察别人和剖析自己。在方才张野这一笑里，包含着什么意思呢？自信，欣赏自己办法多——先打电话问问北京，然后再订计划，这还会有问题？十足的把握！而最妙的是，这些都正好符合总编辑的意图。马文元本想理说些什么，可是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的事情上他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
张野又那么微笑着走掉了。他的脸总是那么红润，前胸笔挺，走起路来就仿佛带着一阵歌声。今天他又穿上了崭新的银灰色的嘎布丁中山装。是啊，今天是他的好日子，未婚妻要回来了啊。
马文元叹了口气。他从张野想到了自己。不用照镜子他就知道自己的模样。刚解放的时候，还不是这样。不过只经过了几个春天，他马文元竟变成这个样子了。
电话响了。响得那么急，那么凶。他拿起了听筒。
省委农业部。又是催着发那篇一个乡的调查报告和批语。
八千字，将近一个版哪。电话里说话的人为了有说服力，三次提到这是部长的意见，而部长是党省委常委，他认为这个文件重要……
看来是非登不可了。事情就是怪。记者们写来的一些稿子，提出了新鲜而有趣的问题，都没有发表，变成了“内部情况”，而这种又长又硬的内部文件，本是给少数人看的，却一定要登在有几万个订户的报纸上。
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忽然，脚步停下了，门轻轻地推开了。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站在门坎上，白皙的面孔上一双特别黑的眼睛调皮地瞅着他。她穿着一身樱红色夹丝呢的短外衣，站在门里，就像镶在一个镜框里的一幅人像。她的眼睛、鼻子、眉毛，都不算最美的，可是这一切在她身上显得那么匀称而端正，再加上那付有时带点诙谐、有时又带点沉思的神情，就更惹人喜欢了。
马文元觉得他仿佛等了黄佳英很久，而她终于来了。
“叫我回来作什么？”黄佳英进来就问，在她的眼睛里，马文元看见了疑问、不满和忧虑。
电报是马文元发的，而主意是总编辑的。在这个姑娘直视的眼光下面，他不愿隐瞒，可是又想把这个打击的分量尽量放轻一点。
“你的信我看过了。”
黄佳英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等着他说下去。
“贾王矿的工人拒绝开会，你参加了他们的这个行动……”
黄佳英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参加了，还出了主意，”马文元微微地笑了一下。他奇怪自己昨天想过不止一次，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肯定他是赞成还是反对黄佳英的这个行动。“陈立栋同志也知道了……”
黄佳英询问地扬起了眉毛，但紧接着又恢复了原来的表情。嘴唇闭得更紧了。明白得很，总编辑反对她这样作。这是意料中的事。现在，她想知道马文元的意见。
但是马文元还没有他自己的意见。为了掩盖他自己的局促，他又打开了桌上那张报纸。不，不是有什么顾虑。他是黄佳英的老上级，在她面前，他是不必隐瞒自己的意见的。在很多问题上，他同意也同情黄佳英。但是，往往都是在迟一些时候。黄佳英和一些别的同志写来的稿件引起争论的时候，他一般不是反对的一方。他听着别人一个个的议论，心里踌躇着，盘算着，直到有人作了结论，他还说不出自己的意见。
但是过上一两个星期或个把月，他会豁然开朗，这时却已经没有谁再有兴趣听他的意见了。
“会议多，是不好的，”马文元终于不得不说说他的看法了。“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必须反对过多的会议。当然，不是一概反对，要分别对待。首先得打通领导干部的思想，其次要加强干部教育——不提高干部水平，他不开会就是没有办法啊；再其次，要改进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总之，问题很复杂，得从各方面采取措施，无论如何不要着急，着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另一方面呢，要开的会还得开，想办法提高会议的质量，这就要作好会议的准备工作。其次，又要充分发动群众，进行酝酿，要……”
看见黄佳英从他脸上挪开了眼睛，他说不下去了。黄佳英觉得好笑，可又不忍心叫他看出自己的反应。真是个奇怪的人！黄佳英不能理解，为什么有时候马文元会吐露出非常新鲜而精辟的见解，而另一些时候，他又唠唠叨叨重复一些老话，叫人厌烦。刚才他说的这些，不是和不久以前报纸二版上发表的一篇经验一模一样么？……
但是她并不讨厌马文元。这个外表十分冷静、甚至有些枯燥的人，倒比较能够理解人，愿意帮助人。他还有一个长处，就是肯听人说话——是真正的倾听，仔细地，认真地听。
黄佳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每次要把心里跳动不已的话吐出来，她就忍不住要站起来。她把两只手插在外衣的口袋里，在地上来回踱了几步，在马文元面前站住了，漆黑的眼睛里充满了忧愁：
“我有些苦恼。……”
马文元听见她说话声音发颤，他准备听下去。
黄佳英激动地说：
“贾王矿的工人不肯开会，我是参加了的。但是，事前我也对矿上的两个负责同志提过意见，他说考虑考虑，可是一直没有下文。后来，我是有些着急。我认为工人们不愿开会是对的。我鼓励了团委干部，我跟工人说过这么作对。要是我错了，告诉我，我就承认。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办法好想。对这样的事情能够忍耐吗？矿上的工人住的离矿很远。早晨两点多钟就得起来，走十几里路。到了矿上，井上开个会，到井下还得开个会。六点钟上班，干到下三点。从下边掌子里走到井口上，又是好几里路。够累的了罢？不行，不能回家——还得开会。常常一开开到晚上六七点钟。再走回家，又是十几里地，就是九点多钟了。工人们说，像这样一天睡四个钟头觉，已经好几年了。
“太累了，开会就有很多人睡觉。有的人抽烟，睡着了，烟头落在棉裤上，烧破了布，烧透了棉花，还不知道，直到烧了肉，才醒过来。
“省委说了多少次，报纸喊了多少次，要减少会议。说是说，喊是喊，会还是照旧开。一般下级干部也陪着开，他们有个想法：反正多开几个会也死不了人，开罢。可工人受不了啊。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没意思的会不去开，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怕。这么办，那些会议迷自然得考虑减少一些会议。会少了，工人就不会不参加了。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光是会多。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会，就明白了。随便一点芝麻大的事，也要层层布置，反复讨论，再三动员，组织保证。还不要说那些先党内、后团内，先干部、后群众的一套额外的附加会议，一个党员工人常常为一件事得开七、八次会。从一九五二年起，工人们就说开这种会比干活还累，宁肯加班也不受这个罪。没话也得挤话，要百分之百发言啊。……
“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
“有人说，这也是群众路线。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事和大家商量嘛。可你仔细看看，就不是那么回事。这不仅不是什么群众路线，分明是不相信群众，认为不开会就不能解决问题。而开会所说的一套呢，又都是一般化的大道理，群众不爱听，记不住，就认为会还开得不够，就还要开。却没有一个会是叫群众给领导上提意见，叫群众谈谈自己的要求的。
要是肯听群众的意见，也早就不开这种会了。
“基本建设部门里，情况更糟。本来是因为开会太多，工人们太疲劳，又耽误了时间，所以完不成任务。一完不成任务，又反而以为是宣传教育工作作得不够，就又开会。
“这叫什么？叫群众路线？这么一来，群众的积极性就发挥出来了？……”
起初，马文元心想，这不过是一次平常的谈话，黄佳英说说她的苦闷，他安慰她几句，也就完了。也许，她打算把反对会议多的问题谈谈，顺便解释一下自己在贾王矿的行动。
原来都不是。她刚刚讲了几分钟，他就开始被吸引住了。他的心跟着她的思想往前走。她讲的并不都是十分新鲜的事，可是经她这一讲，他刚才说过的关于会议问题的那一套意见就黯然失色了，就忘得干干净净了。也许，不过是因为她的语气和表情里带着那么激动的感情？……这姑娘站在窗前，睛睛直视着远处。她生气呢！一生气，好像眼睛、眉毛都变得更黑了。
黄佳英想了一下，又继续讲下去：
“当工人们最大的愿望是躺下来睡几天大觉的时候，还怎么可能学习？还怎么可能研究改进生产？而且这并不是在打仗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需要他们牺牲睡眠的时间……”
现在是黄佳英坐了下来，马文元在地上走来走去了。在这个办公室里，他还很少这么快、这么激动不安地踱来踱去过呢。黄佳英说到最后这几句话的时候，马文元停了下来，紧皱着眉头直瞅着她，又不像瞅着她。他在想。
黄佳英怕他在怀疑自己这些话，赶忙补充说：
“你是不是以为我说得太片面了？当然不是到处都这样……”
见他不应声，她又在他身上找到另一个假设的论敌，对自己笑着说：
“我把情况说得太阴暗了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拖了几年，有时候好一些，可是过了不久又恢复了老样子，老是不能彻底克服。怎能不叫人着急？……”
马文元还不作声，使劲摇了几下头，意思是说，他不是这个意思。接着，又在屋里走起来。
黄佳英喝了口水——这时她才发觉这是她今天进嘴的头一口水——又接着说，语气更缓和了，声音也比刚才低了一些：
“一些人累得难受，另一些人又闲得难受。我调查过，咱们这个省凡是大一点的工程和工厂，没有不积压一些人的。学了五、六年徒的徒工，闲了一、二年的大学毕业生，干了二、三年杂工的技术工人……这些人加在一起，是能够作好多事情的。可是哪个单位都不肯放。宁肯把人放在仓库里封存几年，也不叫走。全国今年需要增加钳工百分之四十，而我们这省就闲着几百个钳工。……现在劳动力一吃紧，就更不肯放了。这些人就是积极性再高，又朝哪儿使呀？”
外面打铃了。黄佳英站了起来：
“前天我收到一个读者的信，说他的工作问题最近好不容易解决了，说从此他靠近了党。你看他说得多么严重！
……”
马文元还是一句话也没说。他有些激动，但是他暂时还不愿意发表意见。他以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可能比黄佳英所了解的还要复杂。可黄佳英知道她的话他都听进去了，他会考虑这些意见的，过些时候，他也会同意这些意见的。想到这里，她觉得心里轻松多了。
走到街上，她回过头来看了看马文元办公室的窗子。他还站在那儿，不去吃午饭……
马文元是一个小职员的儿子。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书生气的正直。他参加革命不算太早。他走的是一条笔直的路。一九四九年欢庆全国解放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跟九年前入党宣誓那天一样年轻。
解放给马文元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他脱离了具体的地下工作，在党市委宣传部作了几年科长。起初，他在办公室里坐不下去，下了班却又不想放下工作——他不习惯于按时上下班地办公。可是，毕竟再也没有敌人的威胁迫害了，再也不必为吃穿奔忙了。
在党委机关工作，对于别的人是一个最好的锻炼的机会，可是对于马文元却是另外一种情况。科里的五名科员不能闲着，要他去使用。层层汇报要他去听。部长要求他的是报告，下面要求他的是指示。完成这种任务的办法本是各种各样的。
要达到完美的境地是够一个人用毕生的精力从事的。而马文元，由于过去一直作白区地下党的工作，跟上级从来只是发生单线的关系，没有过过严格的集体的组织生活，对党的各种政策学习得也很不够，也没有作过多少领导工作；当然，以马文元的文化程度，如果他从现在起好好地去学习，去多接触一些群众斗争，他还是会很快地赶上去的。但是，他却不知不觉地选择了最简单的一种工作办法：承上启下，把部长的指示变成自己的指示，又把科员的报告变成自己的报告。
本来，这种工作岗位，要求他经常保持紧张的战斗的姿态，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生活兴趣。马文元呢，却慢慢失去了这些东西。他学会了使用自己手下的五名科员，在办公室里越坐越稳了。他也常常因此受到来自上面和下面的批评。这些批评对于别的人是一种鞭策，是一种最具体的帮助。
马文元也对自己的这些缺点感到惭愧，但又总是找一些客观原因来原谅自己，例如工作忙呀，任务重呀，甚至还因为自己作了不少工作而觉得别人不体谅自己，因此有些委屈情绪。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最可怕的情况之一，我们通常名之为“疲塌”的东西，在马文元的生活里开始了。
不是没有扭转这种状况的机会。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继之而来的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一个政治工作者可以从广大群众的慷慨激昂的革命激情和翻天覆地的斗争里，汲取多少生动的思想与力量啊！有多少人在这些运动里突飞猛进啊！但马文元在这里又选择了一条最轻便的道路。在尖锐复杂、变幻多端的斗争里，他所得到的是最一般、最抽象的东西。他已经掌握了他自己称之为“规律”的一些概念和公式，把任何复杂的现象归纳到这里面，或者把它们套在任何事件上，自以为都能应付自如。这种作法不是那么容易识破的，因为每个条文下面都有几个具体例子，肯思想的上级会亲自去分析与玩味这些事实，帮助他进行修改，而遇着另一种上级，看见条文也就满足了。
于是，生活里五光十色的事件，不过是马文元自以为早已洞悉的生活规律的插图，人们的喜怒哀乐都离不开“阶级立场”、“人生观”与“思想作风”这三条法则。假如前两年，马文元还要从“情况”里寻找或猜测一些什么，现在，只要他看上一眼，生动的图景上就立即出现了字幕。马文元能够这样处理的东西越多，也就对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失去了兴趣。
就在这时候，马文元从党委机关跨进了报社的大门。说实在话，他自己确实曾经希望趁着这次工作的变换，来变换一下自己的老一套作风。他也并不是完全满意自己那老一套的呀！一九五三年的夏天，他负起报社工业组组长的责任。上班的第一天早晨，一位女编辑就送来一抱来稿，说三个小时以内就要决定发什么，不发什么。从此就天天如此。
七月里可以说“业务不熟”，把事情轻轻地推给编辑；十二月，这话就不好出口了。事情都那么具体，那么多又要求那么快！
从此，马文元就开始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这本可以是他的生活的一个转机：想一想罢，同志，想想问题在哪里，赶紧努力吧，赶上时代的脚步吧！按你各方面的条件说，你是可以赶上去的。
但这时总编辑陈立栋出来替他作了另外的安排。因为在他看来，马文元文字能力强，作事细心，作风老实，经他提议，把马文元调到了总编室当了主任，在总编辑直接领导下工作。
陈立栋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马文元到总编室的第一个星期就体会到了这一点。
总编辑叫他写三篇社论，口授了社论的中心内容。马文元写了，但是三篇社论都没有见报。星期六，在全体编辑人员大会上回顾这一周报纸的时候，总编辑在表示了一些不满以后说：“报纸的质量大大降低了，接连三天没有社论！”说着时，他的胖脸每块肉都颤动起来，而且颜色比平时更红了。
“要不是不负责任，就是我们无能。报纸工作，这样干是不行的……”
两天以后，整个编辑部都知道了谁是这三篇失败的社论的作者，他们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很多人都感到奇怪：为什么马文元不和总编辑争论，不提出自己的意见来？
第二个星期，马文元开始编报了。又接连三次，总编辑推翻了他编的四个版里的两个。报纸出版时间因而拖迟了，责任又在马文元身上……
陈立栋这人的特点就是，他促使人怀疑的不是自己的缺点，而是自己这个人本身存在的价值的大小。要摧毁一个人对自己的信心是不难的。从此马文元变得更沉默了。
不久以后，马文元就感觉到了，凡事多请示总编辑，就顺利得多。而总编辑也确实有办法，从报道内容到文章标题，都有他的思想，都有他的见解。
马文元就不知不觉地服从了这样的情况，不知不觉地暗中松了一口气：这是一条路啊！
又开始了风平浪静的日子。没有什么争论，没有什么吵闹，没有什么大事要马文元决定。他又学会了一些“规律”，还学会了按总编辑陈立栋的思想来思考。
三十三岁那年，马文元想起他需要结婚。爱人不是他十分喜欢的，可是第二年他就把保留下来的全部感情转移到孩子身上了。每天上午上班以前，他差不多都是抱着孩子晒太阳度过的。每个人都可以在一个角落里找到自己的幸福啊！
有的幸福使人年轻，有的幸福却使人衰老。
两年里，七百多张报纸上没有他写的一个字。不是怕什么，不是任何别的原因，只是由于没有这种强烈的欲望。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也不看戏，到最近，连打扑克也失去了兴趣。他望着镜子里自己那副黄黄的，总像是没有洗过的脸，用手摸摸一天比一天松弛的肌肉，轻轻地说了声：老了。
看来，马文元的后半生就要这样过去了。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九五四年秋天，马文元又升了一级，是十三级的干部了。就算两年一级，过上十年不就是第八级了么？
马文元并不是不满意也不是完全满意这种生活。他的妻子不明白，为什么丈夫时常无缘无故地叹气——几分钟以前他还在教孩子翻觔斗，给孩子作怪脸呢。编辑部的同志们也奇怪，这个一向在会议上不表示意见的人，为什么有时候又那么激动地冒出几句还有点分量的话来。是啊，这就是马文元。他并不认为总编辑陈立栋万事都正确，可是每逢应该怀疑别人的时候，他却往往先怀疑起自己来：也许这个感觉不正确罢？是不是把别人看得太坏了呢？……遇到个什么运动，别人揭发出一些东西，马文元就暗自懊悔：我早就想过，怎么就没说呢！可是运动一过去，他的生活就又恢复了平常的脉搏。……在报纸工作里，一个人要安宁是不容易的。一条短短的电讯稿，有时也在马文元心的深处激起一点波澜；看见新生活奔腾叫啸着从窗外流过时，他有时也产生一股要纵身投入生活洪流中去的欲望。可是这力量还不足以使他走上另一条生活道路……
从一九五五年秋天开始，时代又掀起了更大的波浪，生活又来向马文元招手了。
生活的速度加快了，旧的因袭与迷信筑成的一道道堤防在更大的程度上被突破了。许许多多进步很慢的人开始从僵化了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了。
新的形势终于振动了马文元的心，解放六年来，他第一次要求下去、到群众中间去，到生活的深处去。陈立栋感到出奇，仔细瞅了他两眼，还是答应了。黄佳英陪他一起出发了。
现在，生活不是窗子外面无色无声的电影画面了，而是以它的全部色彩、速度与广阔的画面在马文元面前展开了。
他跟着黄佳英跑了一个隧道工程、一个钻探队和一个机械制造厂。回来的路上，他们还顺便了解了一个国营商店和一个手工业合作社的情况。这两个月里，他尽力不使自己止于是一个旁观者。他和黄佳英一起写了三篇反映群众劳动英雄气概的稿子，组织了两封读者来信，还进行了几次座谈，了解了群众对报纸的意见和对工作、生活的要求。
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多么感激这个好姑娘黄佳英！一路上，她起的作用绝不只是个优秀的说明员和秘书。那个秋雨绵绵的晚上，因为害怕泥泞和一天工作的劳累，马文元一点也不想再走路了。可是黄佳英说服了他。十七里泥路怎么走下来的？黄佳英披着一件沉重的黄色橡皮雨衣走在前面，雨衣太长，衣角时常绊她的脚，可她走惯了路的那双细细的腿仍然那么灵巧，一会儿跳过一个泥坑，一会儿又爬上一个滑溜溜的高坡。她本可以走得更快，可是她一分钟也不忘记拖在后面的马文元。在淅淅沥沥的雨声里，黄佳英的声音一路不断地响在马文元的前面。那话声使马文元在三四个小时里忘记了疲劳。这天夜里，要不是她，马文元怎么能结识那群平均年龄二十一岁的出色的青年突击队员们呢！
是的，报社里像黄佳英这样的一些同志，他们无时不在急于向前，渴望早一些更快地走到生活的最前面去。是的，他们也许还幼稚，有时过于偏激，有时也许还不能从观察到的印象里提炼出成熟的思想。但是使马文元惊异的是他们那种不停地寻求与探索的欲望。这不正是马文元所缺少的东西吗？
……晒得黑黑的马文元回到编辑部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用惊异的眼光看他。他说话更多，声音更响了。有些下垂的眼皮底下的那双眼睛，也更亮了。
从此，马文元另一个矛盾的时期也就开始了。
从前看一篇稿子，马文元的评价标准是非常简单的：今天晚上总编辑会不会把它抽下来？明天早晨总编辑那个电话又会说些什么？省委书记，常委会的各个委员，反应会是怎样的？……而现在，在这些要求之外，他时时把自己设想成一个工人、技术员，试着用他们的眼睛来看一篇稿子。当然，常常两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有时也多少有些矛盾，常常前一个意见放不下，后一个意见不肯走。马文元的工作效率减低了。
不过，这还算是比较简单的。
现在几乎对每个报社里的具体问题，他心里都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陈立栋的，也是从前他自己的；另一种，是黄佳英们的，现在还不完全是他自己的。考虑或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脑筋就不停地徘徊在这两种意见之间。前一种是比较权威的，但有许多是过时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错误的；后一种比较新颖，却又不那么坚实可靠。
“一个人有自己的意见，是多么快乐的事！……”
这就是隐隐地藏在马文元心里的苦闷。
黄佳英觉得疲乏，身上又冷。
公园里种这么多白杨干什么呢？那叶子被微风吹得互相敲打，叫人觉得那么冷肃。月光照在远处空地上，像是一片白雪。就因为这个缘故，黄佳英才觉得冷吗？
他们在这里坐了一个多钟点了。张野只顾说话，他一句也没有问她是不是累了，昨天坐了一夜车，今天又跟马文元谈了那么长的话……
张野谈完了他的七年规划，又谈他那本即将问世的工业经济论文集，现在，话题又扯到他们两人的事上来了。
张野背靠在长椅背上，眼睛望着对面杨树林后面透过来的几点灯火。他无论走路或坐着，姿态都是美的。他一定以为自己的声音也好听，才把每个字拉得那么长，一面说，一面欣赏：
“七月里，新楼就要盖好了。我要了二楼的房间，三间一套的。我想，假如墙是黄颜色的，就买红色或咖啡色的灯罩，要是淡蓝色的，就买深蓝色的灯罩。油画我也选中了。就差衣橱了，我来想办法……”
为什么他那么自信呢？男人都是这样的么？黄佳英还根本没有想过这些呢。
人们说，一个人一生里只有一次真正的爱情。黄佳英现在正在怀疑她和张野之间是不是这种爱情。她知道，他是爱她的。这个人有才华，肯努力。讲兴趣，黄佳英喜欢的，也常常是张野所喜欢的。每次看完电影归来的路上，他们一面走一面谈，意见也没什么分歧的。……可是这就够了么？
黄佳英斜身坐在长椅上，正好看见张野的侧影。高高的鼻梁，丰满的前额，整个头部的轮廓是那么优美而柔和的线条……。难怪有些女孩子羡慕他们，他是美呀。黄佳英有时跟他走在街上，头发轻轻地擦在他的肩上，行人们投过羡慕的眼光，好像在说：天生的一对啊！这有时也使她觉得骄傲。
可是为什么她给他写信写得越来越少呢？是的，有过一阵，正是她对工业里的很多问题弄不清前因后果的时候，她曾一星期给他写过三、四封信，请他帮助分析。张野在编辑部是个有名的逻辑性强的人。他的复信的确是条理清楚的。可是黄佳英不满足。不，她希望得到的不是这样的回答。从那以后，她就再没有向他提起这一类问题，而张野也没再跟她谈起。
她还不完全清楚究竟为什么她和他慢慢疏远起来。她并不要求一个爱人和自己各方面都一模一样。
现在，张野说完了，转过头来，好像要听她的意见。他说了些什么？黄佳英觉得有些窘。她只好随便问了一句，自己也觉着怪，怎么会忽然跑出来这么个思想：
“你说，你，一个共产党员，是不是完全起了应该起的作用？……”
看不清张野的脸，但黄佳英要猜猜他在想什么。这人对于突如其来的问题从不
张野迟疑了一会儿，又说话了：
“我还有很多缺点。看问题不全面，缺乏组织能力，生活锻炼也少。可是凡能办到的，我都尽力办了。……报社领导给我的帮助是很大的，陈立栋同志……”
假如他的缺点真的就是这些，那该多好！……是的，在报社里，他所领导的工业组，是总编辑认为最理想的一个组，这个组几乎变成了省人民委员会工业厅的一个宣传科。党省委委员、省委工业部部长兼工业厅长有时在会议上碰见陈立栋，也要夸几句报纸，称赞几句张野。这个省里每个工业企业的成绩，在报纸上都可以找到，但要想从报纸上了解这个省工业中存在的比较尖锐的问题就困难了。几年来比较彻底揭发过的，只有一个因盲目经营以致倒闭的耐火材料厂。那还是因为它是当时省委工业部整“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典型”。……
张野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听进黄佳英耳朵的，却只是一些片断的字句。他好像重复了几遍“总编室”、“马文元”。
不知为什么，这几个字在黄佳英脑里唤起了一个非常不愉快的回忆。
那是在一九五五年春天一次总结一九五四年工作的大会上发生的。陈立栋报告了一年工作的总结以后，就由编辑、记者们发言。那时大家已经开始对自己的报纸感到不满。曹梦飞和一个记者在发言里接触到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他们不谋而合地谈到报社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得不够，原因是：总编辑不相信编辑、记者们，对他们的觉悟、能力估计过低，亲手管的太多，考虑编辑人员意见太少……完全按资历评级、定工薪，同工不同酬，不能刺激人们上进……等等。
这两人刚刚讲完，张野就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看着他慢慢朝前面走去，坐在礼堂最后面的黄佳英的脸刷一下红起来了。她激动，心里猜着张野要讲一些什么——这是编委里第一个在会上发言的啊，她又有点害羞，怕别人扭过头来看她。
张野在铺着白布的桌旁站下了。他用手挪动了一下眼镜，眼睛瞅着桌上的茶杯。看样儿他像是也有些激动啊。……他首先讲到工业组的工作，狠狠地批评了他自己和本组人员缺乏对新事物的敏感，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的精神，对党的政策学习不够……黄佳英正在费力地找寻他这些话与前两人发言的联系的时候，张野忽然把批评的锋芒转向了总编室。
“总编室是负责实现编委会领导意图的，但是它是怎样实现的呢？”张野用他最习惯的语气开始了质问。“走进总编室，就会有一种昏睡沉沉的感觉。忙是忙，乱也乱，可是不用思想，忙乱又有什么用？……决定稿件取舍、报纸面目的首先是总编室而不是总编辑，……我认为，刚才同志们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报纸必须改进，而改进报纸首先得从检查总编室的工作开始……”
这段慷慨激昂的发言，一下就扭转了一部分人对于前两个人提出的问题的注意。有道理啊。说张野不客观是不行的，他多么激烈地批评了自己的部门。而总编室确实不行，人们对马文元的沉闷早就看不惯了……
但是也绝对不是没有人了解这个发言的真实目的。因此会场上就展开了争论，一部分人同意张野的意见，另一部分人反对他的意见。这就使得会议耽误了时间，而且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来。黄佳英羞愧难当，提早离开了会场。第二天是星期天，她没有见张野。他们中间的裂痕，从此就扩大了……
但她并没有与他断绝关系。早先，黄佳英不明白，为什么许多女孩子在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是那么优柔寡断，在爱情问题上却不一样，明明不十分满意自己的爱人，却还是离不开？甚至当男的完全背弃了她，还久久不能遗忘。现在，她开始懂得一个女孩子一旦把感情给了一个人，是多么难于收回。有时她激烈地质问、责备自己：没出息！难道谁吻了你一次，你就永远是他的了？……而更多的时候，她又企图为自己辩解，尽力从张野身上找出一些仍然可爱的东西来……
真是矛盾啊！
公园里土地的湿气重起来了。清凉的、夹着丁香气味的晚风打透了椅背。她慢慢从沉思中转回来。
“你的信我读过了，”张野的声音不像刚才那么柔和而轻快，有些硬而涩，黄佳英猜着大概是一个严肃的话题要开始了。“你跟曹梦飞的意见都是对的。我也不满意我们的报纸。
不满意。曹梦飞常常说，报纸应该除了谈些纯生产性的问题以外，还应该多提出些社会性的问题；少谈些大家熟知的道理，多反映些群众的要求……这都没有问题。可是你们没说清楚，究竟是哪些社会问题，哪些群众要求……”
“报纸上不敢提问题，就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黄佳英说。
“不敢？怎么能说不敢？我们报纸不是哪一天都有问题么？
今天报上就提出了工厂生产事故严重的问题。”
黄佳英忽然摇着头笑了起来。
“这也算问题？唉，一九五二年报纸上就常常有‘事故多’这样的词儿了。不，同志，”她挺起身来，与人争论的想望在她心里勃发起来了：“比如，去年上半年，曹梦飞到农村里去生活了两个月，写了两篇反对农村干部右倾保守思想的通讯，你们为什么把它压下不发呢？还有，有人写过反对工业上右倾保守的文章没有？你为什么也把它压下来不发？又比如，妇女们毫无节制地生产孩子的问题，很早以前就有人向报社反映过这样的意见，为什么不可以适当地在报纸上展开讨论呢？……”
张野听着她前面的意见，也不禁点头称是，可是心里却想：多少省委委员以前也没有提过这样的问题，报纸敢提吗？
要是叫你来负责报纸工作，恐怕你也要考虑考虑吧？……可是听到黄佳英最后一点意见时，他不禁惊奇地瞅着她的眼睛说：“这怎么行！中央还没考虑，没作决定的事，报纸怎么能提出讨论！”
“凡事都要等党中央作了决议才能上报？况且，有些事，恰恰是下边的人乱作主张，歪曲了党中央的意思。中医的问题不就是？党中央怎么可能把每件事都想到，怎么可能就每个问题都作出决议？再说，凡事都等中央，凡事都等中央开过什么会议以后才能上报，那就不要报纸也行……”
张野不愿再谈下去。他想：为什么女人总是那么天真呢？
党中央没有一定的决议、指示，报纸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不实际！……可是他知道黄佳英的性子，就敷衍地说：
“有些道理……”
黄佳英还在按照自己的思路发展下去， 把张野假想成自己的论敌， 继续说：“多少条清规戒律！报纸不是也应该让党委、政府听见群众的声音么？有人害怕，好像报纸一说话，群众就要出乱子。怕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教育和斗争的锻炼，群众觉悟才不那么低呢。况且，你不说，群众的要求还是照样存在，回避不了的。反过来，把问题拿到报纸上，像个朋友似地跟人家好好谈谈，一时解决不了的，就把真实情况说清楚，有什么不好呢？……”
张野看着黄佳英那个严肃的样子，觉得她确实变了。两年以前，她不是还那么温顺地听他讲道理，眼睛里充满了爱慕么？曾几何时，她竟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见了面，辩论倒比谈情还要多。最使张野不舒服的，还不是辩论本身，而是她那种常常流露出来的不以为然的神情。一个女孩子失去温柔，还有多少可爱的东西呢？为什么时间不使人接近反而疏远了呢？他懊悔不该放她去作记者。……
今年的春天分外冷，张野给黄佳英披上了自己的上衣。她总是换季换得早，现在就穿上了单衣。
默默无言地走了一段路以后，张野又开口说：
“明天的编委会上总编辑他们对你在矿上的行为提出批评的时候，你准备说些什么？”
黄佳英嘴角上现出一丝笑来，一个人在蔑视着什么威胁时才这样笑的：
“说我的意见，我的看法！”
张野尽力把声音放得柔和些，说：
“你的意见和看法，以后有的是机会说。明天，你还是少说些话，多听听别人的。”
黄佳英把脸扭过来，眼睛张得大大的，询问地望着他。
张野半低下头，瞅着缓缓移动着的脚尖，说：
“可以避免冲突的时候，避免一下也没什么坏处。谁是谁非，过些时候总会清楚的。……何况在这次编委会上，陈立栋同志也不打算把你的问题提得怎么严重。”
张野等着听她的反应。可是她还不说话。只好再说下去：
“你现在主要的事，是解决入党问题。……明天晚上，党总支要研究你的申请……”
黄佳英打了个冷战，扭过头去看看张野，他还瞅着她，像在等什么。这人怎么了？
张野却以为她答应了，连忙又说：
“明天的编委会上，你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这又算得了什么错误！……总之，不要强辩。没有意思。等事情过去了，再回头来谈也不迟。……我想，这样，晚上的总支委员会就会同意……”
原来他是这么个主意！为了入党，倒可以不来维护党的利益！为了入党，倒要隐藏自己的意见！
黄佳英猛然站住了。她想说几句话，狠狠地驳斥张野一下。可是她终于什么也没说，转身就往回走。听见张野在后面喊她，她的步子反而迈得更大了，好像从来，从来也没有人这样侮辱过她……
来源：原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6期，见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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