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6-8-9 作者：张春桥
张春桥我们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工业问题，讨论怎样把各方面的力量调动起来，为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我完全同意陈毅市长、柯庆施同志和曹荻秋副市长的报告。现在就怎样把上海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请各位代表批评指正。
我们的文化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为发展生产服务，这个总方向是早已确定了的。实践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
问题是我们拿什么来服务?怎样才能把上海文化艺术各方面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最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我们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是首先在戏曲工作中提出来的。我们上海也是贯彻执行了这个方针的。正是这个正确的方针，解放了我们戏曲工作者长期被束缚的创造力量，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才使长期被轻视、排斥、埋没的许多艺术珍宝大放光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当中央提出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上海文化艺术界一致表示拥护，并确信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并且比过去执行得更好，就一定会为我们整个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开辟一个新的时代。
最近两、三个月，上海文化艺术的各个部门根据这个方针，对我们上海文化艺术界的现状作了一番考察，大家感到，我们有很多成绩，但是也有许多令人不安的情况。
就拿戏剧方面来看，上海有一百十三个剧团，有演员和职员五千人，如果加上街头艺人，共有六千五百人，这是一支很大的队伍。但是，当前遇到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上演剧目贫乏，观众不喜欢看，上座率低。“观众叫没戏看，剧团叫有戏没人看”。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我们民族的戏曲遗产是那样丰富，每一个剧种都有成百上千的传统剧目，虽然不能说每一出戏都是好的，但总是好的多于坏的，精华多于糟粕。至于我们现实生活的丰富多采，更是我们历史上任何一位作家、艺术家根本没有可能见到过的。许多到上海访问的外国作家异口同声地说：一个作家生活在上海真是幸福，上海人民的生活一辈子也写不完。可是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坐在宝山上喊穷困，还立了许多清规戒律，使自己站在丰盛的酒席桌旁饿着肚子。
我们的文化艺术既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我们就必须和工农兵相结合，满腔热忱地描写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所喜爱的优秀作品，使我们的作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但是，有些人对这个总方针发生了若干误解，好象为工农兵服务就只能描写工农兵；好象工人、农民、士兵只愿意或者只应当在图书、舞台、银幕上看到自己，不愿意也不应当看到我们整个社会各个阶级的复杂的多样的生活；好象今天要“除四害”了，图书、舞台、银幕上只有描写“除四害”的东西才有现实教育意义，描写别的生活，描写旧上海、旧社会，描写历史就没有什么现实教育意义。从这种误解出发，有些人就随意地给自己或者给别人立了一些清规戒律，这个不好写，那个不好演，许多剧目就这样没有分析地自动地不演了；或者看到某一篇未必正确的批评、某个权威人士未必认真思考过地“摇了摇头”，就不再演出了。这样，我们一部分作家、艺术家走的路就越来越窄，书上、舞台上、银幕上描写的东西越来越单调。不少剧团演出的剧目贫乏无力，质量很低，观众不愿意看，只好经常换新节目，新节目是赶出来的，质量越来越低，观众越来越不欢迎，上座率越来越低，形成了不能忍受的恶性循环。这不但使艺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作用受到损害，而且使一些剧团成员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当然，上座率低的原因很多，不止是剧目问题，但是，有些剧团上演了好戏，观众立即增加，从这一点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使文化艺术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提倡作家、艺术家描写当前的重大题材，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的光辉形象，提倡为我们工人阶级塑造令人终生难忘的、当作自己学习榜样的典型。我们上海的作家、艺术家在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感到欠债过多：上海人民在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中和解放以后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涌现出大批的英雄人物，这里有不少足以表现我们整个时代面貌的重大题材，而我们描写得太少，描写得好的更少，我们有愧于我们的人民。比如写工业吧，由于我们对这方面很不熟悉，有些作家把丰富的生活理解作一个简单的公式：要写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一定有这样几个人物，厂长是急躁蛮横的，工程师是右倾保守的，这是落后的一方；副厂长或工人是先进的，党委书记是支持先进的，这是先进的一方；新闻记者算作丑角，是打破舞台上沉闷空气的万能灵药，如果这一手失灵，就加上男女爱情的“冲突”作调料。这个公式可以到处搬用，今天可以用来反保守，明天可以用来比先进，只要把台词更动一下就行。这种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自然是不好的。因此，有人指责这种现象，好象这是提倡描写当前的重大题材的必然结果。我们认为这种指责是不适当的。因为这种现象是我们还幼稚的表现。主要是我们对新生活不熟悉，对工农兵不熟悉，对当前的现实斗争认识不深刻，我们的写作水平还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描写别的东西，同样会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要写出足以表现这个时代的成熟的作品，还要有一个长期过程。我们的责任是帮助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深刻地认识我们各个战线上的新人物，用高度的艺术技巧去描写他们，用真实的艺术形象去教育和鼓舞人民。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人民群众并不是讨厌描写重大题材的作品，而是讨厌写得不好的作品，要求写得更多更好，我们应当毫不动摇地继续提倡和宣传这个方针。
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到，有人把这种提倡和宣传误解为只能写当前的重大题材，因此，也必须说明，我们决不排斥题材和内容的多样性。就是重大题材的艺术描写，也应当是多种多样，而不应当是千篇一律的。既然我们文艺工作者把自己的劳动叫作“创作”，这就应当越创作越多种多样，而绝不能越“创作”越是少种少样、一种一样、千篇一律。我们一向主张作家、艺术家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共同目标下，对题材、艺术形式的选择，有着完全的个人自由。在这里，机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允许的。
至于艺术的体裁、形式、风格，更是只能多样，不能少样、一样。比如写诗，有人主张自由体，又有人主张格律体，并且都想用自己的主张统一诗坛，让所有的诗人穿上自由式或格律式制服，显然是行不通的。比如作画，有人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制定中国画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判定中国画的山水、花鸟、草虫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因而一文不值，一概排斥；在音乐界，也有些人对民族音乐采取轻视和排斥的态度，不虚心学习民族遗产，生硬地进行“改革”；又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音乐主要是声乐，管弦乐要不得，而声乐又主要是群众歌曲，而主要的又是唯一的。诸如此类，都是主张千篇一律，一花独放。忘记了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生活的多样性要求艺术的多样性；忘记了任何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任何艺术形式都不能代替另一种艺术形式，任何一种体裁、形式、风格都不能代替另一种。我们的人民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爱好，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可能要求他们只爱好一种东西，叫做“单调”，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
要做到百花齐放，必须百家争鸣。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我们就会停滞不前，谈不到百花齐放。因此，不但要提倡自由讨论，而且应当容许有艺术上的各种流派，让他们通过自由讨论，互相竞赛，靠自己的道理、靠自己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确有存在的价值。真理是不怕考验的，各个不同艺术流派的存在，只能促进各个作家、艺术家独立思考，努力钻研，不断地追求最新的成就，取得人民的喜爱。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我们提倡和宣传这种创作方法，但是，我们也坚决主张作家、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自愿原则自由地选择他的创作方法，决不能强求一致。相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艺术家应当具有这样的信心：经过相互竞赛，也只有经过相互竞赛，才能取得胜利。
应当承认，我们在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上，对怎样发掘一切潜力和动员一切积极力量，虽然作了很多工作，但是缺点也是不少的。一方面，对一些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问题(如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采取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另方面，对一些属于艺术性质的问题，又不适当地采取行政命令方式过多地加以干涉；这两种偏向都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损失。今后，我们应当接受过去的教训，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整顿和加强文艺工作的队伍，提高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思想水平；同时，应当在文化艺术的各部门都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以个人爱好代替党的政策，不要只扶植某一种艺术形式而反对、排斥或藐视其他艺术形式；不要只提倡某些题材而排斥其他题材；同时有关艺术的理论性的问题或对具体作品的评价，应当容许不同意见的争论；领导的责任是指出正确的方向，放手发挥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刻苦钻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时应当采取一些具体步骤，如成立中国画院来推动中国画的发展等，创造更多的适宜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条件。
近几个月来，上海文艺界自由讨论的空气开始兴起，这是好现象，我们应当采取更多的具体措施，领导这种讨论。应当看到：用简单的、粗暴的方式进行文艺批评的现象还没有绝迹。过去有批评者一棍子打死一部作品的事，最近又有批评者不敢动笔的消息。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也感到工作很吃力，要求具体的帮助。各个文艺团体、报刊、出版社、剧团、乐团、画院、艺术学校内部的学术讨论还进行得很不充分，这些都是需要迅速加以改善的。
为了使上海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为实现“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服务，作好以下几项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第一，柯庆施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开展业余文艺活动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上海文艺队伍固然不小，但比起需要来还差得很远。很多工厂缺乏文化娱乐活动，逢到假日，工人闷得发慌。到外地的工人希望看到家乡戏，我们没有适当的剧团派给他们。各省市来上海要人，我们不能满足他们。为了满足本市和外地的需要，为了保证文艺工作的队伍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除了继续加强专业文艺团体的工作外，最可靠的办法是开展群众的业余文艺活动。这方面，我们上海是有光荣传统的。每次文化广场开会，我们总想起抗战前后上海街头巷尾歌声不断的热烈场面。这个风气在延安和解放区也很盛行。现在呢，我们很少听到群众的歌声了。是人们的政治热情低落了吗?显然不是。有人说：人们年纪大了，不愿唱歌了，这也不是事实。我们认为，这只能从我们对群众文艺活动的领导不够找到答案。最近，上海作家协会和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注意了文学青年的培养问题，文学方面的情况就开始有了改变。其他艺术团体也应当迅速地加强这方面的领导，同时，我们也要求各机关、团体、工厂、商店的领导人给予必要的支持：一是在政治上加以关心，二是给活动时间，有这两条，就大有希望。有些单位对专业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帮助不够，也希望能够加以改善。我们认为，一个单位培养出一个劳动模范固然是对人民的重大贡献，培养出一个作家、艺术家也绝不是一项很小的贡献，不好算作额外负担。
第三，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除了前面讲过的方针政策问题以外，在体制上、作风上也有许多急需改善的地方。比如对各个剧团的领导，就有有些事管得过多过死、有些事又很少管的现象，这不但使领导机关陷于事务主义、官僚主义，也妨碍了剧团领导人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但是，有些问题不是文化艺术部门能够自己解决的，比如用人就和人事部门有关，用钱就和财政部门有关；又如今年各国营剧团实行企业化，这是正确的，但动员不深入，布置过于急促，造成各剧团不得不追求演出场数，不但影响到演出质量，并且影响到演员的健康，这也是和上级领导机关的布置有关的。我们认为，文化艺术事业单位有它的许多特点，硬搬机关里的一套是不行的，比如机械地按时上下班，要演员也象机关人员那样坐办公室的制度是不适当的。很多文艺工作者批评领导上不注意他们的特殊情况，布置工作一般化，又不给他们机动的余地，弄得大家过分忙乱，甚至无法钻研业务，形成“业务变成业余”，这种呼声我们必须重视，根据有利于调动文化艺术的力量，有利于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原则，改变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建立一些新的制度，同时应当切实改善领导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地提高领导水平，使自己逐渐地变为内行，把领导的责任真正地担当起来。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开辟了空前的自由天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和上海工业方针的确定、远景规划的提出，给了我们新的鼓舞力量，我们上海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用加倍的努力，来实现这次会议交给我们的任务。
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日
来源：张春桥《今朝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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