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6-9-0 作者：中国青年报, 刘宾雁
中国青年报、刘宾雁这天夜里十点半钟。“十五贯”快散了，“友谊馆”里的舞会大概正热闹呢，而“新光日报”总编辑陈立栋还得拖着风湿性关节炎的两条腿，走上办公楼。有人说，有值班编委在，他本可以不来的。以前他也试过。可是与其睡到一半再爬起来，就不如早来。反正不放心，总编辑不在，谁敢说明天报上不出个漏子？
所以，总编室主任马文元一点也不感到惊奇。陈立栋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就把一张印着美术字的纸递过来，那上面印着：“××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这是新建立的一栏的栏题。
陈立栋坐到一只坏了弹簧的沙发上，想了一会儿，就(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着马文元喊道——他说话从来是这样的：
“那么全国呢？把全国摆在哪儿呢？全国都在朝社会主义前进吆！”
这倒使马文元感到意外了。他解释说：
“多半个版宣传全国，就这么一小块地方宣传省里的事，不会有甚么问题罢？……”
陈立栋那两道粗眉毛皱了起来，这就打断了马文元的话。他喊道：
“你大概也不想叫别人说你分散主义罢？”
马文元看着他太阳穴旁绷起的那根青筋，再就没说话。陈立栋想，他心里一定在考虑换个甚么新栏题了，拿起两个版的大样走了出去。
但是马文元想的可不是甚么新栏题。陈立栋的背影刚刚消逝，他心里就是一阵懊悔：该跟他吵吵。是时候了。一想到这种事后懊悔是他的老毛病，他又懊悔起来。
这些日子，没有谁比马文元更急于要改变自己的了。穿惯了布鞋的他，忽然觉得软底鞋走路没劲，第一次定做了一双皮鞋。人人都觉得总编室发出的要求多而且急了，而马文元在编前会上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更加肯定。六月这一整月，马文元跟消息组谈好，尽一切力量改变报纸的一版的面貌。正好，陈立栋关节炎发作，请了假。接连两期，一版上每期有一篇报道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生动通讯，消息的主题从五、六个增加到二十多个，而且居然有一篇批评性的“住在江边没水喝”的读者来信上了头版。那两天夜里，马文元亲自设计了版面结构，跑到拼字房挑选了几条最漂亮的花边。直等到报纸出来，还围着桌子流连了老半天舍不得走开。第二天一清早就爬起来到报社贴报牌旁听人们的反应。贴报牌前还从没有围过那么多人呢。谁说编报的人不爱看自己的报纸是人之常情？听到别人的赞美之声，马文元一再提起消息组和总编室编辑花的功夫，心里可忍不住为报纸上首次出现的自己劳动的成果感到兴奋。第三天，陈立栋上了班。他一点也没表示反对这两期报纸的编法，却一再叮嘱明天报纸一版上一定得转载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中央农业部检查本省工作的报告和省委常书记在向科学进军大会上的发言。这天晚上，马文元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他实践了在日记本上写了几次的打算，找省委常书记谈了一次话。
谈过话以后，他越发不能抑制改变报纸的欲望了。
这几天，他每天夜里都留到最后一个走，为的是从陈立栋的全部指示里找出点空子，就塞上一篇通讯或是消息——这么作了，心就安点，好象总算多给读者一些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但是，报社里热哄哄的新潮流不住地冲涌，再一看陈立栋纹丝不动，他可真有些急了。
文教组的办公室象还有人，陈立栋信步走进去。组长郑克俭正伏在桌上拿毛笔改一张小样。见了总编辑，就站了起来。
“还没走？……改甚么？”陈立栋问。
“一封读者来信。有的中学粮食供应不足，学生吃不饱……”
“甚么？”
郑克俭又重说了一遍。陈立栋惊诧地瞪着他的眼睛，仔细端详了一阵，才喊道：
“你这个老党员，怎么对党的政策也有这种看法呢？……把这封读者来信抽下来！”
郑克俭本想解释，粮食厅决定要充分供应的，是市、县里执行得不好；并且，党的政策是要满足全国人民的生活需要……可是陈立栋已经转身走去了。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碰到了文艺组的编辑郭珂。看来郭珂已经等了他半天。
“我想下去跑跑。很久没下去了。”这青年象对长辈那样笑着说，故意使自己象个孩子。
“下去，好嘛。去哪里？”
“想去农村，跑跑合作社。”
“去乡下？好嘛，去就是。”
陈立栋就没想，今天早上这个青年编辑就为了这下去采访的事跟文艺组组长吵过嘴。明天他就可以说“总编辑答应了。”
陈立栋迈着八字脚缓缓地朝自己的办公室里走去。这本是一间旧日俄国人的客厅改装成的办公室。墙上裱着一层深咖啡色的锦缎，皮沙发、写字台、厚窗帘也都是咖啡色的。整个房间，都浸润在咖啡色和绛红色里，独有那支大台灯的罩子是米黄色的，一张又大又厚又重的包着漆布的木门，把一切声响都隔在门外，而台灯的柔和得象乳液似的光线，越发使人感到安静而舒适。整个房间的布置，都给人以幽静、文雅之感，唯独一件东西，把整个气氛给破坏了。那就是墙壁上的一张画满了各种工作母机与农具的大广告画。挂这幅广告画的地方原有两幅油画，一幅画的是早晨深谷中的森林，另一幅是名画“第九浪”的复制品，都被这办公室的主人摘掉了。陈立栋对于装饰以及一切与工作无关的东西，从来是没有闲情逸致的。连那面大玻璃窗外的江景，他也不大理睬。人们走进这间房子，都禁不住要在这幅最生动的图画——江景前面流连一会儿。这时，陈立栋就一言不发地在这人背后，直楞楞地望着窗外那片最平常的水，感到奇怪：这有甚么看头呢？许是我看腻了？有时也打趣地说：你们都是诗人，我可是个大老粗！
他推开桌上的几张作废了的入场卷、请贴，看见一张字体工整的字条儿：“亲爱的立栋同志……”原来就是刚才那个编辑写的。这几年，陈立栋爱和下面的某些编辑、记者接触，给他们讲一些战斗经历或报纸工作的经验，也喜欢他们有事直接找他，或写信来。三、五个年轻的编辑和记者就成了陈立栋的知心下级。他们遇事首先找总编辑，而不找自己的组长。甚至当编辑与组长在工作上发生争执的时候，陈立栋也常常直接批准编辑的意见。往往记者写来稿子，编辑部决定不用，退回去了，只要记者给总编辑寄来，便能一律照登。“亲爱的立栋同志”！……陈立栋拿着这纸条儿，轻轻出了口气。
一件不痛快的事在心里翻了上来。今天下午省委财经部外会的时候，又碰上了常书记，他劈头就说：“怎么又是你来了呢？叫别人也来开开会吆”，说着，还笑了。这话他说过几次了，可陈立栋直到如今还体会不了它的意思：是责备他不相信干部，凡事都自己包揽呢，还是为了减轻他的负担，好意相劝呢？……还有，那一笑是甚么意思呢？
门忽然开了。马文元走到灯光下面来，对陈立栋含笑说：
“想不出更好的栏题了。那个，总编室的同志们都认为还可以……”
“你呢？”陈立栋知道叫马文元当着他的面说反对意见是困难的事，故意这么问。
马文元犹豫了一下，口气温和但肯定的说：“我也是。况且那几个美术字都制成版了。”
陈立栋没说话，向前探着半个身子——因为腿短，所以上半身就象要倒坍下来似的，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直瞪着马文元。马文元从陈立栋的眼光里看出了点东西，他脸红了，两只小眼睛里现出了愤怒，声音从来没这么响过：
“我是不是总编室主任？我是不是编委？……你要我在这儿，就单单是为了屁大的事儿也听你的指示吗？”
他想说，假如总编室主任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叫总编辑来一一否定他的决定，那就不必要这个总编室。他想说，他不愿再作总编辑个人的传令兵，还想说，他反对陈立栋，因为你不愿把这个报纸办好……他本想用最激烈的言词把这几年心头郁积的一切都倾诉出来，可是再一看陈立栋的眼睛，他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眼神似乎是在欣赏他，这使马文元觉得自己可笑。
他仰着头，直挺挺地走出门去。
陈立栋机械地拿起一版的大样看下去。但是说甚么也看不下去了。他失去了精神上的稳定，而这是极少有的。在马文元的态度里他确确实实触摸到报社内部的那个大变化。会有多少人呢，假如连马文元这样的人都发脾气了？……
天闷热，许是要下雨了。陈立栋把夏布衬衣的扣子全解开了，还是热。他使劲推开朝江的那面大窗子，竟也是一丝风都没有。江北岸上，一片墨黑，只剩下两三点半明半灭的灯火。有谁会象陈立栋似的这么晚还工作？准是粗心的人忘记灭灯了。
……这是头一个这样的夜晚，陈总编辑没完成任务就回家了。
打开房门，妻子还没睡，两眼又红又肿。两人都没说话。陈立栋洗完脚，躺下来，旁边的人说话了：
“明天是礼拜，带孩子去玩玩吧？”
没有应声。又说：
“结婚七年了，你就没有带我去散过一次步……别人家夫妇没有这样的。”
“呃，”陈立栋心不在焉地答应，忽然发觉自己并没听清对方说了些什么，又——“呃？”
妻子重说了一遍，他这才不以为然地说道：
“五个孩子了，还那么贪玩……有功夫学习学习不好？工农速成中学都上了七年了，还是三年级呢……”
妻子羞得把脸埋在枕头里。……但她心里似乎又有了新的埋怨：你为甚么今天才想起提醒我呢？……
陈立栋的思想又回到原来的题目上去了：常书记的那句话，究竟是甚么意思呢？
几个小时以后，又一份“新光日报”从印刷机上滚下来。卖报的人要把它唤作“今天的报”，送到人们的手里。
今天的报纸——这是多么诱人的东西！在我们祖国的各个角落，每天早晨有多少万人用兴奋的心情、好奇的眼光和最清新的头脑来迎接这时间的使节啊！它浑身喷放着全世界的声响、色彩与香味，扑进对着朝日打开的大门，向人们大声疾呼，喃喃细语，引人激动，令人深思……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报纸，它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一排排陌生的铅字。它叫人摸不清出版日期。你必须耐心到四块版上费力地寻找，而所得到的还是非常微少。
“新光日报”的读者不懂，为甚么报上那么多“大力开展”、“坚决贯彻”、“积极响应”的号召和指令，而群众自己的生活，他们的要求与建议却少得可怜？为甚么，到了明天就要群众动手的时候，才告诉人们我们面前还有困难？为甚么热火朝天的斗争，蓬蓬勃勃的新生活，到了报上就都变成数字与百分比？
要说党省委满意这个报纸，那也是不对的。这张报纸在群众中听到的议论，每天早晨在党省委办公室里也能听到。但是，想起这个报纸的总编辑陈立栋，人们往往会叹息着说：“编好一份报纸，也确实不容易啊！”在党省委的大楼里看见的陈立栋，跟编辑部那个陈立栋是不一样的。不管这人有甚么缺点，可你总不能说他不负责任。随便哪天夜里，省委的电话都能在总编辑办公室里找到陈立栋，而在晚会上你却很难遇见他。况且，要说执行省委的决议，还有比他更坚决更仔细的么？
但是，时间使人慢慢变得清醒起来了。如果一九五五年六月人们还只不过是议论议论这张报纸，那么一九五六年六月，人们就觉得不改变这张报纸是不行了。
省委决定，七月一日起，取消一部份公费订阅，扩大零售份数，提倡个人订阅。
这是一个聪明的决定。七月一日这天，三张不同的报纸并列在报摊上。当人们用自己的五分钱去换取一份报纸时，就要选择，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批评。
这天下午，噩耗传来：“新光日报”的销路在一天之间由三万份骤然降到一万二千份。
傍晚时候，收发室的老王、老许垂着头把两辆装满报纸的三轮车推进了报社的大门。按合同规定，凡各零售处销不掉的报纸，都得由报社包下，收回来。
正赶上编辑部下班，人们一下就围住了这两辆三轮车。
这以下的情形，是无须描述的。谁都能够想象，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劳动成果竟是谁也不需要的时候，那反应将是怎样的。
七月二日早晨，天气又阴又闷。
从床上爬起来，陈立栋觉得他彷佛受了甚么伤。他没心去摸桌上那份报纸。早先他为这份报纸感到骄傲，现在就感到沉痛。
吃饭时不想事情，是陈立栋多少年来的定规。今天就没法控制这脑筋。今天这牛奶准是掺了水。馒头硬梆梆的，活象石头。谁都知道他爱吃洋莓果酱，今天端上来的却偏偏是苹果酱。桌布上叫他吸烟时烧破的那个洞，今天也没盖在碟子下面。好象人人都在跟他作对！
他甚么都可以承认，可就是不能承认人们不需要这张报纸。
他没有努力工作么？假如他有两个生命，也一定都把它放到报纸里去了。这股干劲，是从五年前叫他负责这个报纸时开始的。也是从那时起，陈立栋彷彿头一回发现了自己。自从坐到总编辑办公室那天起，他就觉得两只膀子无形中增添了力量。一个人的自信跟着他的责任与威望一起上升，又有甚么不自然的呢？
报社里有哪个是参加革命二十年的呢？马文元这个一九四二年入伍的就算是最老的了。陈立栋参加革命是从文书干起的，而这些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干部，一来就作记者，编辑。靠这些人办报，简直是冒险啊。陈立栋不对各方面都加以具体指导又怎么行呢？
五年来如一日，陈立栋从未感到过疲乏。而且一点怨言也没有。五年来如一日，他在党省委干部的眼睛里看见信任，在编辑部人们中间摸触到厚厚实实的威信；无论在哪里，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如果他在开几天会或生几天病后回到编辑部大楼时，就会听到一些惊喜的呼声：
“正等着你呢！”
“唉，你可来了！”
“你不在呀，这里都……”
一听到这些话，陈立栋的心都酥了。
总编辑不是神仙，自然免不了会说错话、作错事。但是在陈立栋，这都是“为了工作”，一般都是“思想方法”还不纯熟，而下级干部反映情况也片面了的原故。想起那面每天都亮到深夜的总编辑办公室的窗子，别人有意见也收回去了：陈总编辑确实勤勤恳恳，没有丝毫个人打算。
几次运动，陈立栋都是坦然地、也是懒洋洋地参加的。听到别人嘴里说出“个人打算”这个字眼儿，他心里就想道：“个人打算！我陈立栋可有甚么个人打算么？”
每逢年终鉴定，陈立栋介绍自己时都庄严而谦恭地首先吐出这几个字：
“对党忠实，一切服从党的利益……”
没有异议。从报社到省委，没有谁怀疑过这一条优点。至于平时靠近陈立栋的几个象张野这样的人，更是从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在会议上或私下里表示：
“立栋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精神，值得……”
“……这都是因为立栋同志想得好。”
“要是编委会的领导不稳，那还能不……”
“他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
他烦躁地推开食具，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蹓跶起来。
唉唉，更叫人心情沉重的，是一个多月没有得到省委书记的指示了。省委新来的常书记是个摸不透的人。刘书记走了，还才是一切变化中最要紧的变化呢。常书记，甚么都有点两样。他不爱说话，尽是问。从前常委开会或个别谈话，就是刘书记一个人说，陈立栋只要来得及记，就可以了。现在每次走出省委大门，手腕子倒是不疼了，可心里总免不了嘀咕：没说错甚么，漏掉甚么呀？上次听说他要写党代会报告，陈立栋回来就派了张野去。过去书记的报告每次都叫报社起草的。这回呢，常书记把张野给赶了回来，说他自己有个脑袋，不愿意叫它锈掉。
有一次，常书记突然问起这样一个问题来：
“你们有个女记者？……怎么样，不大好领导罢？”
当时，回到报社以后，陈立栋就叫人把黄佳英叫来，找了个岔子训了她一顿。当然，黄佳英的倔强的辩白也使他很生了一阵气。他陈立栋竟对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没有办法。
但是，如今又有了一个马文元。陈立栋从来也没把马文元放在眼里，这不仅因为他无能，而且也由于他顺从。现在连马文元也变了！不，不是马文元一个人变了，是报社里很多人都变了。李鹤青在最近一次报纸检查会上说的那句话是甚么意思？他照例对这一周的报纸表示不满以后，扫视全场，一字一顿地说：
“……从这张报纸上看，要么，就是我们没有个总编辑，要么，就是只有一个总编辑。也许，二者都是。”
想到这里，一股悲愤涌上了陈立栋的心头。他烦躁地拿起又丢开桌上的报纸，拿起又丢开扇子，最后，撕下墙上六月份那张月历，揉烂它使劲扔到地下，就大声召唤通讯员来收拾屋子。
对，现在把一切都推到他一人头上了！这就叫党省委的领导。可是报纸办不好难道是陈立栋一人的责任么？省委有谁叫陈立栋关心群众、为群众办报了么？现在来了：群众！群众！陈立栋就不懂得要关心群众？
他抬起了头，眼睛盯在墙上。
墙上挂的是两幅照片。这是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四年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合影，记不清是欢迎还是欢送甚么人了。那发黄的一张上，泰然含笑的陈立栋身旁坐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大高个儿，他是一九五二年时报纸的副总编辑。他微皱着眉头，象在不满意摄影师的摆布。对，这人就是吃了这个爱闹别扭的亏。他是这几年来在党支部大会上批评过陈立栋的唯一的人。另一张上，泰然微笑的陈立栋身旁坐着的是一个姿态文弱而面色严肃的中等身材的人。这人太聪明了。也太认真，就连这沉默的神情似乎就随时在向别人表示他比陈立栋高明。……
陈立栋觉得他不是不能团结人的人，可是这两个副总编辑都工作不到半年，就自动要求调转工作了。在一次送别的晚餐席上，陈立栋喝了两盅酒，忽然可怜起生坐他对面的那个高个儿的瘦子，他是那么忧郁。放弃一个省党报副总编辑的职位，怎能不有点不快呢？
想到这里，陈立栋心里忽然一闪：会不会有一天欢送我走呢？他从来，从来也没考虑过他可能离开这个报社。怎么会想起这件事？……不，这怎么可能。找不到人代替他的，资历，经验，魄力……在全省范围的党内找一个有二十年党龄的老新闻干部，谈何容易！……
他坐到沙发上，一只手摸着脑门子，想叫自己的思想镇静下来。他慢慢明白了，在他一切顾虑、恐惧之中，最主要的原来就是——他害怕走。不能够，陈立栋不能够离开报社！“新光日报”的一草一木，这房间，这小花园，这虽然旧了却还中用的小卧车，这一切他是那么习惯了，他的身体仿佛早已和这些东西长到一起，再也分不开了。尽管那么多操劳，那么多烦恼，可是总编辑毕竟是最理想的职业。他不必担心田里收成好坏，生产计划完成得怎样；他知道商业厅长对每个公司、每个县份分的那份儿心，他知道一个地委书记对几个县里每小块土地上发生的事都得负责。不行，陈立栋已经习惯于总编辑这个职位。在这里，他的任务就是去报道别人作完的事；城里乡下，天大的事也找不到陈立栋的头上来。而且，就连这报道，也用不着他自己动手，只要他把这幢大楼里的事情管好就行……
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一个人在纱门外站住了。
张野的脸上没有笑容，显得那么深沉。陈立栋猜着他又带来了甚么坏消息，让他坐到长沙发上。
“省委派了两个同志来了，”怕陈立栋听不懂，张野又重说一遍，“省委派来了两个人，正在找人谈话呢。”
陈立栋没说话，从脸上看，他的反应是：果然如此，我早就料到了。这是黄佳英写给省委的信的必然结果。其实，这一着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张野又仔细看了看陈立栋的脸色，才掏出一个红皮的笔记本，慢条斯理地，显得十分关切地说：
“我跟十一个人谈过。都在议论，情绪不大安稳，可是真正不满意领导的人还是少数。”
他看看陈立栋，心里捉摸：这人今天怎么了？……陈立栋把厚厚的上眼皮往下一压，意思是叫他说下去。张野这才接着说：
“立栋同志，在这样情况下，你应该主动地看清自己的缺点，要主动。……在报社内部，立栋同志怕还要作个检讨，自然也不必言过其实，但我觉得，你在思想方法方面是应该有所检查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发起个竞赛，动员编辑人员大胆提出合理化建议……”
张野注意到，陈立栋的眼光游移不定，不知是赞同还是反对这个作法。他在想些甚么呢？过了几秒钟，张野才明白，总编辑大概压根儿就没听进去他这番话，因为他看见陈立栋忽然笑了。
但是张野很快就恢复了自信心。不，陈立栋是在注意听，不过只是表面上装出不在意的样子罢了。于是张野又用关切的、批评建议的口气说下去了……他渐渐地看到了陈立栋眼睛里现出了兴奋的、甚至是感激的光芒。
这天下午，天气豁然开朗。报社工会组织了第一次江北野游。人们都愿意去沐浴一下阳光、空气和江水，一下班就动身了。
第一批下水的人里，皮肤最白的那个，就是马文元。其实，他游泳的资格最老，只是游的次数最少而已。往常，别人在水里扑腾，他拿着一根钓竿，找个僻静地方一坐就是一个下午。今天，他下水了。
这是一个小小的江湾，两岸相隔不过二百米。李鹤青和两个年轻人吆吆喝喝地猛劲朝对岸游去。多数人还是聚在靠岸一带没腰深的水里，有的脖子上还套个救生圈。马文元也在没腰深的水里站着。他朝跟江岸平行的方向游了两段，站下来瞧着李鹤青他们从对岸游回来。这三人游的都是蛙式，靠岸的人观赏和评论着这几个人的本事。马文元也想试试。可惜就是不知道中间有多深。他是只要水没了下巴的地方，从来不肯去冒险的。他纵身扑向前去，游了十几步远，呼吸不匀了，心也跳得慌起来，就又拐了回来。
躺在沙滩上，天空就彷佛靠自己更近，又似乎离得更远了。两三片透明的白云轻悄悄地游动着。天蓝到迷人，云白得迷人。马文元狠狠地吸了一口气，江水把空气染得香甜而清新，洗涤着人的皮肤，沁透着人的心肺。
多么开阔，多么舒畅！马文元觉得他彷佛从一只密闭的又黑又小的箱子里刚刚跳出来，这耀眼的江水，柔软的沙滩，清郁的空气现在又重新属于他了。是的，这几年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他为自己造了一只四四方方、厚厚实实的箱子，把自己装了进去。这箱子隔音，防潮，也不怕震动，可它同时也把阳光给隔在外面了。
马文元闭上眼睛。阳光把浑身的皮肤晒得刺刺挠挠的，他仿佛觉得他身上最外面的一层细胞被太阳烤得变着颜色。他是太讨厌自己的颜色了，又白又黄，好象在药水里浸了多少日子似的。在这皮肤上，头发，胡子也长得稀稀拉拉，跟没施过肥的庄稼一样。还有，就是这个肚子。身子长得并不胖，肚子倒无缘无故地胖了起来。
“这几年的生活，清淡而空虚，”他懒洋洋地想道，“真正的生活，要象河水那样。它有点杂质，也就有味道，有声响，有色彩；它不住地流啊流，越流越开阔，给自己给别人带来生气……”
有人喊他。被太阳晒得痒痒的，他不想起来。可是这些日子他给自己定了条座右铭，“需要作的事，一分钟也不迟延”，所以，为了培养决断精神，只好起来。原来是江边上几个人邀他一道比赛游泳。
“随便甚么姿势都可以，”李鹤青知道马文元的姿势任甚么也不是，才说，“只要游到对岸就行。才二百米。”
马文元瞪着江中心那一块，有点为难。他想问问那儿的水没得了人不，可人们已经把他拉下水去了。
他游的还不算慢。站在岸上不觉得，一游起来，眼睛下面的那一片水就显得分外宽，一片汪洋，有点吓人。最糟的是不知道脚能不能够着底儿，又不敢试。这时，心跳得分外响，有点支持不住，大概已经游到中间了，他想扭回头去，不冒这份儿险。可是一想，回去的距离也一样，只好游下去。两只胳膊都软了。他试着翻个身，想变换下姿势，来个仰游。没想一慌，喝了口水，身子倒是翻过来了。他不敢再看水，四肢紧张地活动着，心里计算着离对岸还差多远。就在这时候，他的屁股碰上了沙底——原来已经到了。而且，他竟然不是最后一个！
他觉得两臂发酸，头有点晕，就坐在沙滩上了。望着江中心的那股水流，心里觉着又兴奋又骄傲。他终于征服了几年来威胁着他的这块水！象一个完成了大事的人那样，他从容地躺到沙滩上。
“人的生活，不也应该是这样么？”—一他又继续刚才中断了的思想。
他这些日子觉得身体里面很多机能、很多欲望在复活，头一个就是思想。而想得最多的又是：共产党员该是怎样的人？他对自己估计从来是不高的，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不好也不坏、不积极也不消极、不进步也不落后的共产党员。这几年，他在人群里也看见过不少和自己模样相似的共产党员，这些人也是心满意足地过着日子。这些人，也许是过得去的局长、科长、厂长、编辑，可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们的分量够不够呢？不是说一个党员不能有缺点，但是这些人身上短少的那个东西是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能短少的；马文元还不能用几个字把这东西概括起来，可是与这种精神相反的那个东西却是明明白白的两个字：冷淡。马文元需要的，不正就是这种对甚么事都不禁要管一管的那股热劲儿么？共产党员不是个职业称号，一个共产党人不仅要是个好工人，好干部，好编辑，而且要关心一切，在人民需要的地方从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不是么？而马文元呢，连自己眼皮底下的事都不想碰一碰——没有热心，也缺乏胆量。
要碰，首先就是陈立栋。不纠正这人的脑筋，报纸就没法办好。昨天晚上碰了一下，把马文元心里对这人的恐惧赶走了一半。他必须找陈立栋再谈上一次，把对他的意见都痛痛快快兜出来。
一声尖利刺耳的叫喊，把马文元从沉思里惊醒。他坐起来一看。原来是几个年轻人正在按着钱家娴的头，要灌她水。她拼命叫，挣扎，终于挣脱开了。她跑上岸，一直朝马文元这里跑来，摇着沾湿了的头发。
马文元赶忙躺下，闭上眼睛。他不愿和这个女孩子打交道。
可是钱家娴仍然跑过来，坐到马文元身旁。她抓起一把沙子，往马文元肚子上慢慢浇下去，快活地说：
“埋住你这个胖肚子！……胖肚子，哈哈……！”
真叫讨厌，马文元急忙用双手遮住难看的肚皮，也不睁眼，心里想：这么年轻的姑娘，怎么灵魂就衰老了呢？可是，她还入党了呢。
马文元再睁开眼睛时，看见一双又宽又肥的脚站在他旁边。抬头一看，原来是陈立栋。
“想和你谈谈。”陈立栋脸上没有一点表情，说着，就坐下来。
马文元坐起来，拂掉头发上的沙子。看来，陈立栋不象是来兴师问罪，马文元却觉得昨天作错了甚么事，对不住这个人，他觉得自己脸红了，就极力压制这个讨厌的情绪。他用右手抓了把沙子，扔到左手，眼睛还是躲着陈立栋。
“我决定要求上级调我的工作，”陈立栋不动声色地说。似乎说得太轻了，又重说一遍，“我决定要求调工作。”
马文元一愕，半信半疑地瞪着陈立栋的眼睛。陈立栋瞪着在水里抢着水球的一群青年，继续说：
“我没有才能。报纸办不好，是我失职，也是不能胜任。……我打算推荐你作总编辑，或者，代理总编辑。”
“这怎么行——”，马文元觉得他的脸刷一下全红了。他心里涌起一股子奇怪的恼怒，却又不是朝着陈立栋。他向陈立栋解释，办好报纸不是一个人的事(完全忘记他昨天晚间还在日记上责备陈立栋)，报社的党组织和党省委也有很大责任，并且找出许多事例来证明这点。
陈立栋只管摇头。马文元没看见他讲话时陈立栋眼睛里闪过的喜悦的光，却只看见他愁容满面，他心里竟有点可怜这个人了。是啊，陈立栋这几年那天不是披星戴月地工作？
“这只是你一个人的看法，谁知道别人怎么想？陈立栋苦笑说，“也难怪。我缺点太多，主要是思想方法片面。对你，我使用上就不够大胆。我走也好，不走也好，你在报社一定得负起更多的责任。”
“个人的去留是小事，办好报纸是大事。同志们急，我不急？我比谁都急。党把你放得高，你责任感就得重嘛。……今天晚上，你到我家里谈谈。我考虑了一个不成熟的新方案。”
陈立栋拖着一双短腿走开了。马文元才忽然想起，他本该把陈立栋的缺点也指出来，却只是把他恭维了一番。他懊悔了，这又说明他还没有战胜自己那种软弱的毛病。
当天晚上，党支部大会开会了。
黄佳英一站起来，会场上立刻静下来了。人们还从来未曾以这么大的兴趣来讨论一个人的入党问题。往常，人们早就知道要讨论的人准通过；这一次，却都预感到不那么简单。关于黄佳英，报社里人们中间存在着多少种不同的看法啊。
她非常简单地介绍了经历—一那经历本来就非常简单，又扼要地谈了谈优缺点，忽然说不下去了。她把眼睛从手里的提纲上挪开，看看人们，又看看桌面，然后才吃力地说：
“入党动机，跟别人差不多，我都写在申请书上了。……我想说的是……我想，入了党，我就能更好地维护党的利益。……当然，现在也不是不能，不过假如我是个党员，我可以更……”
没说完，她皱着眉头坐下了。那么多眼睛望她，她有点紧张，又不满意自己说的这些话。这个思想在日记上写过多少遍，可是说出来还是那么不确切，平常，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热情的十分之一，人们还许觉得有些虚夸呢。
张野沉着地，故意象法官那么冷静地谈党支部与介绍人的意见。心里呢，却纷乱得很。再也没有谁比他更为难的了。陈立栋不同意黄佳英入党。并且警告过张野，叫他在这个问题上要客观一些。他不能为这个姑娘入党的事而和总编辑对立。谁知道黄佳英能不能跟他重新和好呢？这些日子，她对他越法生硬了，走碰头连看也不看，眼睛里厌恶的意思比痛苦更多了。也怪，她越是推他，他越被吸引；越是发觉可能完全失去她，就越觉得需要她。这里面有多少是爱，又有多少是自尊、逞强和占有的欲望，他自己当然并没有考虑过。但是，如他对这姑娘的入党问题投了反对票，那么，还有跟她言归于好的可能吗？事情就是这么矛盾。
这样，张野的这段发言就使熟悉这个女孩子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了。好象说话的是两个人，一个人赞成她入党，而另一个人时常偷偷打扰他的话，表示反对。
休息五分钟。黄佳英坐在桌角上没动。她知道这五分钟对她多么重要。她知道，熟悉她的党员们对她的看法不一致，还有一半是根本不了解她的。很难预料，她将在什么心情下走出这个会场。
她仿佛听见了她背后人们议论的声音。一个声音似乎在埋怨谁，意思是不该把黄佳英的入党申请提出来、可是这个声音很快就被谁打断，而后就被一群人的声音给淹没了。
还没等大家落坐，靠窗子那里站起一个人，这是文艺组的编辑郭珂，他阖起手里的纸扇，对着主席说：
“这是一个矛盾的性格。黄佳英说她忠实于党，可是她的所作所为与我们党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党要求老老实实，谦虚谨慎，而黄佳英呢。我要说，她对一切都有自己的看法，她不把党的政策放在眼里。我不禁要问，对于黄佳英同志最重要的是编委会的意图呢，还是她自己的想法？我不禁要……”
“除了陈立栋，编委会在哪儿呢？”
人们正要找寻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的来源，一个三十多岁的大胖子已经把身子挡住了大家的视綫。这是资料室的王主任。这人很少在会上发言，至多也不过是提个问题。这回，他也是问了一句话，仿佛这就表示了他的全部意见：
“有自己的看法，这算什么错误呢？”
说完就坐下了。
“那也不见得！”一个女人的声音。
说话的人似乎信心更强了一点。她在人群中站起来了。这是一个中年妇人，报社里女同志中间拿薪水最多、休养时间最长的一个。她把脸冲着正面的讲台，话可是对着她右边的黄佳英说的：
“谁都知道，你是我们女同志中间又年轻又能干的，可是单凭火气和聪明办事是不行的。还得讲立场。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呢，为什么有的记者对我们生活的黑暗面那么感兴趣？听说黄佳英同志今年写的五十多篇稿子倒有二十几篇是批评的。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呢，我们的社会就有几乎一半是黑暗的么？”
这女人说话从来是随心所欲的，唯其随心所欲，就能滔滔不绝，咄咄逼人。她刚刚坐下去，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嗓音在后面说，象随便发抒感想，可又要叫别人听见：
“是个问题呀！……”
黄佳英还站着，觉得手有些发抖。她使劲捏住它，拿不定主意回答还是不回答，又怕声音太激动，惹大家笑话。
“让我来说说，”李鹤青站立起来，“不过我觉得也没必要反驳这些话。同志，请问是谁告诉你用百分比的办法考查人的思想的？发言的这位同志今年一篇批评稿也没写，能说她就比别人热爱新社会么？当然不能，因为，因为正面的稿子她也是一篇都没写啊。甚么都没写，完全克服了犯错误的可能性！”照例在发言的结尾放进一根小小的刺，他就在一阵哄堂大笑声中坐下了。
钱家娴也笑了。她觉得那个中年女同志可笑，李鹤青也可笑，可笑的是两人说话的姿态与声调。干么那样激动呢！每逢开会，她都喜欢坐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地观察别人，主要是拿别人跟自己比。钱家娴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报社里的女同志，进步比她快的，身体可不如她好；入党比她早的，家庭负担可重得多；各方面都不错的，不是婚姻不美满，就是家庭成分不如她，或者年纪太大。她在十九岁零三个月的时候又入了党。这是简单的事么？将来，比方，活到二十九岁时，就有十年党龄，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么？……这些日子，她看见同房间的黄佳英接连多少个夜晚伏在桌上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入党申请书和自传，心里就是又有点同情地，又忍不住为自己感到无名的喜悦：钱家娴总算是跨进这个门坎了！钱家娴永远不再被人叫作“青年团员”了！……报社里还有那么多年纪比她大的人没入党呢。今天在这个会上，听见这么多激烈的争论，她有点觉得她应该同情黄佳英，可是接着就又沉醉在一阵幸福感里。她现在只有一个东西还没得到，但是也一点也不怀疑，过不多久，李鹤青就不会再躲她了……
会场上忽然静下来，又是那个郭珂的尖嗓音，怪刺耳的：
“……要是把一个毫无优点的人拿到支部大会上讨论，那就奇怪了。问题是黄佳英的缺点就其性质说来是十分严重的，我甚至要怀疑，要提出……不，我不禁要问，黄佳英是不是对党的不满……”
黄佳英站起来了。奇怪，她此刻显得比平时瘦得多。张野的不安的、带有警戒意味的眼光朝这边投过来，这姑娘没有理会，用有点子哑的声音说道：
“我干么要隐瞒我的意见呢？我说。我不满意的，是陈立栋同志，他不相信我们大家。他听过我们谁的话呢？……我也不满意我们的报纸。我觉得，报纸应该说实话，要说实话，才有力量，群众才爱看。毛主席说过多少次了，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可是我们的报纸呢？”她象跟谁辩论似地猛然仰起了头，红着脸，说：“躲躲闪闪，害怕事实，又不承认自己的缺点。有个逻辑：党代会么，就一定是发扬了民主的，中心工作么，就一定是群众热烈参加的……假如你写的是事实而不是这个套子，那就不是总编辑不对，是你思想不正常！”黄佳英高举起她的右手，这时人们才发觉她带了份报纸，“但是你看‘人民日报’，看看我们的中央党报是怎么报道的！同一个城市里开的党代会，北京说它开得不民主，我们说它发扬了民主……有人想，承认我们的一些缺点、错误，就是承认我们党不行了，整个党犯了错误了，我们的社会不好了。不，这是两回事。恰恰相反。不说话，把坏的说成好的，那才正是承认它合法，承认我们软弱。……病得要死的人才怕医生呢，我们，不怕甚么伤风咳嗽！”她把头一甩，好象受了谁的气。
张野看见，黄佳英说到这里时，坐在桌角上的陈立栋身体动了一动。这一瞬间，不知是因为黄佳英这几句话呢，还是因为陈立栋的不安，张野的心使劲跳了两下。他想，完了，她这么干等于自暴自弃。她还想入党吗？
曹梦飞站起来了。他起来就说，彷彿他来参加的不是讨论黄佳英，而是讨论陈立栋问题的会议：
“相信自己正确，也是需要的，不相信别人就不行了。报社上上下下这一百多号人，陈立栋相信他们称职的有几个呢？报社这几年讨论、制定了不少制度，可是到如今还都是‘草案’，总编辑害怕行不通。五年了，他就下去过两次，而两次又都是是把行李往工地上一撂就回来了。他不放心，彷彿他一走，报纸就完蛋了。”曹梦飞含笑摇头，瞪着陈立栋，“不会的，放心罢。我倒是想，你下去住上两个月试试，报纸大概受不了甚么损失，还备不住好起来呢。……你不了解群众，又不相信别人对于群众的了解，就闭塞了自己的毛孔。报纸也就越办越象你自己的模样了。”
党支部书记着急了。他早就觉得有些发言离了题，可是这些发言又都跟黄佳英有点关系，不好制止。曹梦飞一说完，整个会场都纷纷议论起报纸来，自然也免不了要谈陈立栋。可这是讨论黄佳英入党问题的会，不是讨论陈立栋问题的会呀！他喊了两声“同志们！”才把大家的声音压下去。他提醒大家回到正题上来。
这一来，反而没人发言了。奇怪的沉默。人们不知道还要说甚么，好象该说的都说完了。
马文元站起来了。人们用好奇的眼光看他。
从一开会，马文元一个字也没出口，心里的激动可不比黄佳英轻。这些天来他心里不住想的“共产党员”这个抽象问题，在这里一下子变成一些活生生的人——黄佳英，张野，郭珂，陈立栋……，当然，也有他自己。他本来早就给黄佳英准备好了结结实实的一票，可是讨论一展开，他才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谈论的，显然不是黄佳英这一个人能不能作个共产党员的问题；他，马文元这个共产党员，要作的事也绝不止于投一张赞成票。是时候了，他应该把他的见解告诉党的组织，他应该也来击退那股逆流。但是，他又犹豫，他忽然觉得自己对这些人、对正在发生的事件摸不准。陈立栋究竟是个甚么人？张野这人是怎么回事？……
可是他终于站起来了。不写提纲就起来发言，这还是第一次呢。他的眼睛忽然和张野的眼光碰上了——这人怎么了？那眼光里是什么意思？他还想再看看别人——特别是陈立栋，可是已经晚了——他必须说话了。他象对自己，又象跟谁聊天似地说下去：
“我赞成黄佳英入党。刚才有人反对。”我赞成她入党的原因，和他们反对的原因大体上是相同的。我不是说黄佳英没有缺点，我是说，反对她的人所反对的，未必都是缺点。……这些日子，我想了又想：咱们党最需要的是甚么人？五年了，我没有自己的思想；也不是没有，可我把它储藏起来。陈立栋说甚么，我就干甚么。我还觉得没啥。想想看，这该多么危险！人人都只是奉命办事，一切的事都依靠毛主席和党中央替我们想，这象甚么样子呢？共产主义者而没有头脑，能算个甚么共产主义者？……而且，从失掉了自己的思考习惯那天起，我也就慢慢失去了热情。有人反对热心这个字眼儿。你叫不叫它热心都可以，反正不能没有这种感情，对共产主义的感情。就是有这种人，守职尽责，服从纪律，不贪污也不腐化。一切都好，可就是有一条，看见国家吃亏他不着急，看见人民吃苦他不心疼。这种人，算个甚么共产党员！……”
黄佳英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听着。马文元说的一字一句都在她心里引起共鸣。这不正是她要说的话么？她仿佛已经忘记了这是讨论她终生大事的会议。周围那些聚精会神的面孔，使她觉得非常满意。她偷偷看了张野一眼，只见他无精打彩地用只铅笔在纸上瞎画。她知道，张野在人们面前越是镇静，他心里越是烦恼。他在抽烟——几时学会的呢？
陈立栋今日也跟往常大不一样。平时开会，他时常打断别人的发言，说上一通自己的意见，叫发言的人站在那儿手足无措，再不就是跟左右的人谈天。今天就怪，他那么安稳而严肃，只是有几次轻轻扬起眉头，仿佛是对谁说的话感到惊异。
“这几年，我们报社发展了七个人入党，大部份是好同志，”马文元接着说，“可是也用不着隐瞒，我们举手通过这七人入党的时候，也不是一点错误都没犯。共产党人应该是最优秀的人。想想看，我们吸收的这些人是不是每个都那么优秀？报社里有没有人被我们遗忘？”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他又是犹豫下面的话该不该说出来。“既然想过好多次，为甚么不能说？这不分明又是优柔寡断么？”想到这里，决心已定，就越发激动地说下去，几乎连气也不喘，仿佛生怕自己又变了主意——：“要是允许，我就想收回投到钱家娴名下的那一票！……”
全场为之一动。这里的党支部大会上，指名批评人的事是从来没有过的，而这样的话出自马文元之口，更是谁都料想不到。场内所有的扇子都不动了。
马文元的又黄又白的脸涨得通红，嘴里迸散着唾沫星子，一只手愤怒地挥动着，仿佛他在一个对手面前争取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几分钟以后可能永远失掉的东西。
“有人说黄佳英意见多是个缺点。那么看看钱家娴罢。她写的稿子，你叫她修改一百遍，叫她把原来的思想倒个个儿，不管你的意见对不对，她都没一点意见！这是个甚么问题呢？也怪，好些事，我们都给解释错了。钱家娴的材料上写着她主要优点是群众观点强。甚么叫群众观点？她从来不发脾气，她跟人人都搞好了关系，这就是？但是她看见群众切身利益受到官僚主义者侵犯时说过话么？！她听见群众的正当要求反映过，支持过么？……连党性这两个字，我们也给曲解了。我们觉得，规规矩矩，不声不响，照章办事，这就是党性。见了违反党的利益的事可以不说话，报纸办不好可以不着急，就凭一个百依百顺，对任何事没意见，这就是党性？纪律性是非有不可的，可是有人在纪律性下面掩盖了对党的事业的冷淡无情和不负责任。你说罢，下令罢，我干就是。况且，又怎么可以从党性里阉割掉战斗性、创造性呢？……”
谁也没站起来，却听见一阵轰隆轰隆的声音。原来是记者组的有名的低音林胖子。他早就声明过当众站着说不出话来。他补充马文元的发言说：
“我也想过多少日子了。一个共产党员除了采访、编写，保证按时出版报纸，还要不要干些别的？党内会议从来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我们干记者的，哪一个下去一次不是带回一些问题来？回到家来，笔记本上剩下那么多情况，脑子里积累了那么多思想，都是党的领导机关所需要的，但是党的会议上不谈这些，汇报工作也不谈这些，我们也不知道该找个什么机会把这些东西反映给上级。久而久之，就造成个印象，似乎党并不需要我们反映下面生活里存在的问题，也不要求我们提出自己对各种问题的见解。你是党员么？好，老老实实工作，这就够了。……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每个党员都该是党的耳目，党的头脑……”
在开会以前，陈立栋也象别人一样，估计到要发生争论。但他没有想到人们会把问题提得这么尖锐。他有好几次为自己的这个感觉奇怪：怎么好象都是些生人？为甚么他仿佛是头一回认识这些人，头一回听到他们的思想？……他对这些问题应该怎么看法呢？如果黄佳英是个好同志，那么，一向总是认为黄佳英有很多严重缺点的陈立栋，反倒党性不强吗？也就是说，象陈立栋这样辛辛苦苦地为党工作，难道是没有热情的人么？什么叫“冷淡”？什么叫“热情”？连马文元也学会了一套时髦的玩意儿了！……那么，在黄佳英入党的问题上，陈立栋最后到底应该表示什么态度呢？……好象，连省委常书记也听信了黄佳英的“反映”呢！今天省委派来的两个人了解了一天情况，临回去时只跟陈立栋招呼一声就走了……
有谁在发言里又提起他的名字，他只听见最后一句话：
“……说陈立栋同志工作不积极是不对的，但是他积极性越高，别人的积极性就越难发挥！”
陈立栋心里又一次出现了那个最使他痛苦的问题：“莫非我真的错了？”
他脑子里很快地转了几个弯儿，很快地考虑清楚了报社内外目前的情势，因此很快就作出了决定——虽然是个不无痛苦的决定，却又有些满意自己这种当机立断的能力，同时又想到自己的话将要引起的效果，脸上竟现出了一丝笑容。他慢慢地站起身来，做出了一个又认真又沉着的样子。
人们以为，陈立栋反对黄佳英入党是肯定的。但是，对于人们那么尖锐的批评，他将怎样回答呢？这却谁也料想不到，所以全会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
“我赞成黄佳英同志入党，”陈立栋觉得自己的口气是肯定的，但心里是不肯定的，所以声音很小，倒显得态度很是诚恳，“她政治热情高，敢于维护党的利益，工作积极……我看，她可以入党。”
感到惊奇的人真是不少。但是几个反对黄佳英的人似乎认为这些话不是总编辑的真实思想，于是依旧坚持原来的看法。这样，支部大会就又一次被卷入一场新的争论。
支部书记看了看手表，跟几个支委商量一下，就起来宣布，关于黄佳英入党问题的讨论，至此告一段落。今天暂不进行表决。
张野故意在门口逗留了一会儿，想看看黄佳英的反应。她过来了。她一面走，一面向身旁一个女同志费力地解释着什么，歪着头，直视着对方的眼睛。从张野面前走过时，她的脸正背着他，没走几步就大笑起来。
为了失去的这个人，为了枉费的心血，他感到苦恼。但是过了几秒钟，他的心就被另一件事给占住了。一个非常熟悉的背影，在他面前缓缓移动。那是陈立栋。他微微低着头，象是在地上寻找什么。脖子显得更粗了，仿佛有谁的一只手在使劲按着这粗脖子，叫他低下头去。现在，张野觉得跟陈立栋靠得更近了，他俩在黄佳英入党的问题上已经没有了矛盾，陈立栋在这个问题上改变得很快，这正足以说明他俩是如何在新的情势下心心相印了。张野不禁又暗暗地有些得意了。
“领导，组织，纪律，毕竟是最基本的，”他含着得意的微笑在心里对自己说，“最基本，也就最牢靠，再过火些也出不了什么毛病。民主，自由，总是与个人连在一起，一不小心就走上极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
回家的路上，他心里已经在盘算过些时候有几篇批判思想的文章好写了。不知不觉，黄佳英的影子又在他跟前浮现出来，不过他已经不是烦恼，而是想着在明天白天里，在再开支部大会以前，找她谈一次话。现在必须要主动地去争取一下了，必须要用暗示的办法让她知道，为了她的入党问题，特别是为了纠正陈立栋的脑筋，他是花了多少心血。
已经躺在床上，他才叫自己的思想告一段落。然后，又仔细核算一回今天在一些事情上耗费的精力是不是浪费，认为不是，才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一九五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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