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0 作者：姚文元
姚文元文学是阶级的神经。不仅对于无产阶级是如此，对于资产阶级也是如此。文学的理论和创作，总是十分敏锐地反映着政治上、哲学上的各种不同的观念，十分敏锐地反映着阶级关系的变化及社会上各种阶级政治的思想的动向。每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资产阶级企图在政治上思想上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在文学领域中便会异常迅速地表现出这种斗争。解放后几次巨大的思想斗争常常都是首先从文艺运动中开始，就深刻地说明了文学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去年匈牙利事件以后，修正主义思潮在我国有了发展。已经失掉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右派不断地利用着每一个我们进行自我批评的机会向无产阶级进攻，在暗地里策划各种阴谋。一直发展到整风运动时，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就发起了反社会主义的总攻，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奋起应战。这一个已经十分明朗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不能不在文学运动中深刻地反映出来。
在文学运动中，如目前正在深入开展着的大辩论所表明的那样，一部分人对于文学运动必须服从于党的领导的否定，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的否定，对于文学的党性原则的否定，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否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的否定，对于文学服务于政治的原则的否定等等，都是修正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体现。而且，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表现在理论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有着很深入的影响。修正主义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点和社会观点，在创作上也有不同形态的反映，使得在创作领域里出现了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呼应的倾向。这种理论和创作的结合，形成了一股与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相对抗或者是相背的思潮。这种情形，就其总趋势来说，正是修正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表现。
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总是集中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着重地指出：“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社会主义革命时代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使得资产阶级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集中在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列宁一九○八年在同修正主义作斗争时，就曾预言到这一点：
凡现时我们往往仅在思想方面经历着的事情，即同那些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进行争论；凡现时在实践方面仅按工人运动个别局部问题暴露出来的事情，即我们与修正派间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这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是工人阶级一定要在更大得无比的范围内经历到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于决定群众行动有最直接意义的各点上，将迫使我们在斗争剧烈时区分敌友，抛开那些恶劣的同盟者，以便给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二一六页）
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对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歪曲和攻击，也正是集中在最根本的原则上。这些根本的原则区别了文学中的社会主义路线同资本主义路线，如果动摇了、取消了或“修正”了这些原则，就等于抽去了马克思主义文学事业的灵魂，其结果是把文学引向资本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对于文学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批判，也就着重在这些根本问题上。
自然，我们在批判这种思潮的时候，也不能过份地夸大它的影响，以致没有看见马克思主义思想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好作品仍是我们的基调和主流，没有看见文学事业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重犯过去有些同志过高地估计资产阶级力量和过低地估计无产阶级力量的错误。同时要看到，事物是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修正主义思潮是我们反面的教师，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不能在温室中发展，我们在实际的政治、思想斗争中战胜了敌人，在理论上驳倒了修正主义，在创作上分辨出经验教训，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便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例如丁陈集团的揭露，就极大地加强了文艺界的团结，巩固了党的领导。
因为理论上的批判已经有一些文章了，这篇文章的重点将放在创作上。在对修正主义思潮理论上的表现作一个简要的批判之后，本文就将以大部分的篇幅去分析某些作品中的思想倾向同艺术方法，并以此来反证某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最后，我们想分析一下文学中修正主义思想的根源以及它在现阶段所表现的特色。
前一个时期，从刘宾雁的特写开始，在我们文学界逐渐滋长着一种“揭露阴暗面”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站在敌视社会主义立场上提出问题来的，它打着所谓“干预生活”的旗号，好像社会主义社会同他们是对立的，他们要从外面来“干预”一下。他们险恶地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阴暗面，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揭露这些阴暗面，只有这样才能干预生活！”“歌功颂德就是粉饰生活！”右派分子则更狂妄地叫嚣起来：“文人从来就是反现状的！”于是锋芒针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揭露阴暗面”的作品突然多了起来。
文学作品应该歌颂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鼓舞人们前进，但不能说今天人民就没有痛苦，问题在于怎样了解痛苦，在于作家本身的感情。
…………
我们同志怕尖锐地提出问题。而所以形成这样，是因为作家与人民生活隔离，人民的痛苦在作家那里得不到反映，有时能反映一些，也是盲目的。
徐懋庸则号召要“不怕黑暗”，争取“民主”，把“官僚主义者”当敌人一样进行打击，直到他们“消亡”为止：
但官僚主义者既然还有，那么，我们就不能等到他们自动放手，才敢充分享受民主。我们现在敢于充分享受民主的表现之一，就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不经过斗争，官僚主义恐怕是不肯自行消亡的。
…………
最近全国讨论毛主席讲话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看报纸上，言论一放，所有的人意见纷纷，诉不满，谈顾虑，矛盾多极了，苦闷多极了；因而使得负有解决矛盾之责的人们，也“忧心如焚”，官僚主义者也不能闭目塞耳地睡懒觉了。
这是好现象，人们从此再也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了。现在的社会，已不是过去的社会，现在的人，已不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会的苦闷，决不会消极悲观，反而会生出更好的思想来，于个人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都有益。（“苦闷”）
如果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阴暗面”，那这一面首先就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流氓、盗窃犯同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暗地下的破坏活动，其次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某些人的心中还严重地盘居着，他们阴暗的内心是社会主义阳光所照不到的。文学要帮助人民把这些“阴暗面”从生活中铲除掉，那就要以鲜明的党性去揭露社会主义敌人的丑恶的本质，揭露他们阴暗的活动同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中间必遭复灭的命运，批判那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官僚主义，当然也应当批评，我们从来就主张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去揭露工作中的缺点，我们反对无冲突论。但官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也并不占主要地位或统治地位，因此，不能够把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都丑化成人民的敌人，或者把官僚主义描绘成统治一切的一种力量，仿佛现在我们社会中已经被官僚主义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了。——这种歪曲的描绘正是右派分子所衷心希望的。这是“清规戒律”吗？不，这是生活的真实，在这个充满朝气的年青的如旭日才升的社会主义祖国里，不论在什么地方，官僚主义都没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官僚主义不管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时候如何厉害，它决不可能永久存在，而是被当作一种旧意识旧作风的残余，被党的领导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断地克服下去，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保证着劳动人民有可能发挥着最大的民主同无限的创造性，因此也就有着不断地克服官僚主义的社会条件。个别地方官僚主义者即使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最终这个错误还是得到了纠正。凡是肯睁眼看一看八年来许多事实的人，总会证明官僚主义在我们这里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克服着，党领导的整风运动的内容之一就是反对官僚主义。然而那些高喊“揭露阴暗面”的人，却把我们社会说成似乎没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义者”争取。徐懋庸的脑子里，其实是装满了的资产阶级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一种不要集中的绝对民主。“我们就不能等到他们自动放手”，这“我们”和“他们”，就表示在根本立场上他是把自己同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当然可能有某些缺点）处于对立地位，同党的领导处于对立地位，既然“他们”不肯“自动放手”，那就只“斗争”了。于是，当社会上右派疯狂进攻，“言论一放，意见纷纷”之时，徐懋庸也就大呼“这是好现象”，“现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会的苦闷”。怎么摆脱这不是个别事件而是整个“社会的苦闷”呢，那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来”。这“更好的思想”是什么？——恐怕每一个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都会明白的。我们在某些“揭露阴暗面”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销的反对领导、反对民主集中制的“更好的思想”吗？
至于冯雪峰，他的理论同他的内心一样的阴暗。——这是名符其实的“阴暗面”。今天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困难、有阻碍、有艰苦的斗争，但他们的心境是豪迈的，他们在克服困难中歌唱前进，“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就是劳动人民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他们有什么“痛苦”呢？作为个别的人来说，当然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候在某个问题上（如失恋，犯了错误等等）有痛苦的感情，但作为人民，作为整个工人阶级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却是没有什么痛苦的。使他们痛苦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被历史埋葬了。社会主义制度同劳动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全心全意创造着集体的幸福，也创造着自己的幸福。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代人民享受着这样美好的生活。困难、牺牲、艰苦，都压不倒我们在自己的社会主义中那种乐观的、自豪的、充满胜利信心的感情。到工厂中去看看大字报吧！工人们是用多么亲切的感情歌颂着解放后生活的提高同愤斥着人民生活“痛苦”、“国富民穷”等等谬论啊！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共同的声音吗？
“痛苦”是那些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剥削阶级分子，那些人民的敌人。我们的欢乐就是他们的“痛苦”。他们永远要“痛苦”，因为生活发展的方向同他们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一切反党分子也是总感到“痛苦”的，因为他们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同我们社会主义时代伟大的现实根本敌对，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欲望永远要遭到不断的破产。但冯雪峰却要我们去反映人民的“痛苦”，并且说当前我们文学的主要毛病是“人民的痛苦在作家那里得不到反映”，要作家不是“盲目”而是自觉地去表现人民的“痛苦”。这就把社会主义中劳动人民的舒畅愉快的心情抹杀了，想用没落的剥削阶级的“痛苦”阴暗的心情去代替工人阶级革命的乐观主义的感情。这同胡风的文学要着重表现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反动理论，本质上是一样的。
和诸如此类的理论相呼应的，是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所谓“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它们据说都是要表现人民的“痛苦”的。这里，我们不妨具体考察一下。
我们首先来看一篇刘绍棠的“田野落霞”（三月号“新港”）。
这是揭露农村中某个区委机关的官僚主义的故事。但是从整个作品的气氛来看，作者根本不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在刘绍棠笔下，每一个干部都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不过程度不同而已。高金海，区委副书记，一个腐化堕落的蜕化分子；副县长张震武，一个灵魂丑恶、争权夺利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杨红桃，泼辣、受苦、孤独、倔强的女人，说她有十二年党龄，但在她身上很少看见一点共产党员的党性，倒像一个变态的知识分子的女性。就是作者企图作为正面人物来刻划的区委代理书记刘秋果，也是一个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气味的干部。
刘绍棠用个人主义的眼光去观察人物，就看不见革命干部身上的优良品质，以为天下最好的人至多也是个人孤独地“奋斗”，狂热地“斗争”，那些先进人物也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色彩很浓的、凭着个人英雄主义“闯天下”的人。于是，他就照着这种“艺术感受”塑造出小资产阶级的刘秋果来代替革命者刘秋果了。
环绕着刘秋果同高金海之间的斗争，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县委同区委机关的侧影。作者并没有揭开坚持原则的党员同官僚主义者的斗争（在任何时候，站在正确立场上同官僚主义所作的斗争都是原则的斗争），没有揭示出党组织在同官僚主义斗争中的动态，而把这个斗争化成了争权夺利的个人主义者的咬噬，把我们党的机关描写成漆黑一团。最主要的是，作者并不是用共产主义道德来照明个别坏分子的内心的丑恶，而是用类似看待国民党党内关系的眼光来看待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关系的。
副县长张震武的形象是更丑恶了，简直像个流氓，他一方面“发挥肚皮的积极性”大吃鸭子，笑得“肚皮都抖动起来”，一面公然教高金海“过关”的办法。当他包庇高金海的企图没有完全实现时，他辱骂县委第二副书记是“小白脸”。……这样的干部在县委中依然逍遥自在地存在着。党的组织同坏分子是“和平共居”，而坏分子在党内也竟可以保持自己的地位，那我们的党成了什么党？高金海还是“恶魔”一样地向杨红桃发威，而被作者所美化的实际上是缺乏劳动人民感情的充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气味的刘秋果，在这时候却同他爱人“靠得紧紧的”沉醉在美丽的晚景中游逛去了。最后的结局是十分阴暗的，高金海在田野上碰见杨红桃了：
“为了你这臭娘儿们，我送掉了一半前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高金海恶狠狠地说。
“我也不会忘记你这恶魔！”杨红桃握紧两只拳头，像是在荒原上抗击猛扑上来的饿狼似的，“我会看得见你的下场的！”
杨红桃高傲地站在饮马石上，彩色斑烂的晚霞罩着她，在她的脚下，是终点，也是开端。
是什么的“终点”？是什么的“开端”？晚霞的余辉中站立着的“高傲”而孤独的杨红桃，究竟是一个有十二年党龄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女党员，还是一个把自己的生活同群众隔离开来的傲视一切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事实上应该是前者，而作品中描绘的却是后者。个人主义者的力量总是孤单的，因而结束带上了阴暗的色彩，也是必然的。这篇小说艺术上也是粗糙的、拙劣的，在人物形象上明显地呈现着牵强的、虚伪的、矫揉做作的痕迹。它是一棵毒草，而不是一般的仅仅是思想上有某些错误的作品，它根本上歪曲了我们党内生活和党内斗争，里面没有一个真正是体现党的原则的人物，而把一切的人都写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真正为新事物开辟道路的先进人物一定是集体主义者。也就是说，他的斗争是为了集体，受到集体（党同人民）的支持，并且同群众在一起克服了落后现象而取得胜利的。某一个先进人物遇到保守势力而陷于孤立或受到打击，不管历时多久、打击多重，这仍然只是暂时的现象，他最终必然会受到党同群众的支持，必然会得到胜利。因此，我们要真实地反映人民中先进人物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就不能够把先进人物同整个社会环境对立起来。用人造的整个社会环境的“黑暗”来衬托出个别先进者的正确，那正是把先进人物写成脱离集体的个人主义者。我们也不能把某个先进人物暂时的受到压制描绘成仿佛是整个社会制度同社会上支配的、主要的力量对他的压制，群众都是盲目而愚蠢的，唯有他一个人是坚持真理的天才，他纯粹凭着个人力量突破了保守势力而前进。凡是用个人主义的哲学作为作品中歌颂的先进人物的思想基础的，不管这个人物的建议多么先进，主张多么新鲜，这个作品的思想倾向都是坏的。把这种“先进人物”写得越有才华，作品的倾向也越坏，因为它更加否定了集体的、社会的作用。这种描写把官僚主义夸大成为一种支配势力，抹杀了劳动人民自己掌握政权、社会主义制度支持着一切先进事物发展的这个最根本的真实。正是在这一点上，“本报内部消息”是十分突出的。
整个报社的气氛十分暗淡。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如同一块大石一样压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总编辑陈立栋，思想是顽固、死板而僵化的，整个报社的大权掌握在他手里，他是一个压制任何合理的创见的独断独行的专制主义者。作者用漫画的手法夸大了他这一方面：“陈立栋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促使人怀疑的不是自己的缺点，而是这个人本身存在的价值的大小。要摧毁一个人对自己的信心是不难的，从此马文元变得更沉默了。”他接连三次推翻总编室主任马文元编的四个版面的两个，他横蛮地扼杀了马文元写的三篇社论，在他发怒的时候，“他的胖脸每块肉都抖动起来，而且颜色比平常更红了。”但是这样极端的专制主义者，作者又偏要把他写成十分忠实于工作、坚决执行省委指示的人：
马文元每天的工作，就是从这个电话（按：指陈立栋给他的电话）开始的。……比如，从省委会议上得到启示，常常使总编辑发现必须组织一版文章集中地谈一个问题——比如说准备种子或积肥。于是，十一点以后，编辑部的各个部门就都行动起来了：农业组自然是最忙的，党的生活组也闲不了——需要党组织这活动的经验啊，文艺组如果不去写快板，也得采访一个什么先进人物……
作者带着深刻的讽嘲的口吻描绘这一切。作者用艺术的形象告诉我们：马文元的创造性的被扼杀，版面上的“教条主义”（加括弧的，因为作者把体现党性、指导性的社论和新闻都叫做“教条主义”）的形成，以致于陈立栋那种冷酷的自信心的来源……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省委对党报的领导以及陈立栋接受了党的领导。这当然是从根本上歪曲了政治生活的真实面貌的。不能说，生活中、负责干部中没有陈立栋这样独断独行的人，不能说，作者不能够讽刺这样的官僚主义者，那样说是脱离生活的实际的。但是如果把陈立栋这样的人的缺点的来源同党的指示联系起来，那就根本上不符合我们生活的真实。因为陈立栋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执行了党的指示而在于他没有把党的指示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党的领导并不会把陈立栋这样的人当作完美无缺的干部。进一步说，如果陈立栋真是一个执行省委的指示，为党工作而在思想作风上犯了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那如同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碰到的，这样的同志也一定有他对党忠诚的一面，作者如果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去真实地描绘这样的干部，也就应当描绘他的行动和内心中的这一面。然而刘宾雁没有，他用自己反党的眼光把陈立栋丑化了，他恨陈立栋执行党的指示，所以他就把陈立栋丑化成一个没有任何优点的人。作者在竭力假造出这样的一个公式：执行党的指示＝官僚主义＝独断独行＝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同其他右派一样，他在这里攻击的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党的领导。凡是站在党的敌对面去反对官僚主义的作品，凡是企图从党的领导同社会主义制度去找官僚主义根源的作品，不管在人物外表形象上刻划如何生动活跃，这个人物也必然是被歪曲了的、虚伪的形象。“真实”的只是作者内心的反党思想。如果把刘世吾同陈立栋比较一下，就可发现刘世吾身上还保留着相当的真实性，作者反对官僚主义者刘世吾，但并没有完全把刘世吾丑化；然而在陈立栋身上，我们所看到的就只是被作者主观意图所完全涂改了的黑色的影子。
如果说，陈立栋在作品中代表着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势力，那马文元就被描绘成这种社会势力下的牺牲者。马文元，一个职员的儿子，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解放以前入党，解放以后参加了党委机关的工作——在市委宣传部中作科长。在这个岗位上，马文元慢慢地失去了他在民主革命时代的战斗性。“他学会了使用自已手下的五名科员，在办公室里越坐越稳了。”一句话，他变成一个丧失革命朝气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了。
生活中有这样的人。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投入民主革命而在革命胜利之后变成落伍的人，在生活中还并不是个别的。我在党委机关（而且也在宣传部）工作过，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同志。从正确的观点去观察、分析、研究这样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出生动的形象，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样的人在党委机关中，并不是平静无波的，日常生活中的平静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被完全破坏，前进还是落后？他们在斗争中受到了严格的考验，而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也揭露出这样的同志内心深处的世界观还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王国。他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同尖锐而复杂的现实生活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形式不同，有的通过工作，有的通过同志关系，有的通过爱情和婚姻……），而党的思想、党的事业在他心中已渐渐厌倦了。只有描绘出这种人物内心以各种复杂的形式存在着的个人主义，写出前进中的生活同这种个人主义尖锐的矛盾，作品才能达到真实和典型。然而刘宾雁则相反，他写成仿佛是生活本身、党的工作本身会产生马文元的这种厌倦，仿佛熟悉了党的思想、群众工作的规律会使人变得机械和顺波逐流。为了攻击党，他在叙述马文元产生厌倦思想时抹杀了他内心个人主义的发展同革命事业的矛盾，毫无根据地把党的思想工作同马文元的疲塌情绪联系起来：
在尖锐、复杂、变幻多端的斗争里，他所得到的是最一般、最抽象的东西。他已经掌握了他自己称为“规律”的一些概念和公式，把任何复杂的现象都纳到这里面，或者把它们套在任何事件上，自以为都能应付自如。……
于是，生活里五光十色的事件，不过是马文元自以为早已洞悉的生活规律的插图，人们的喜怒哀乐都离不开“阶级立场”、“人生观”与“思想作风”这三条法则。……马文元能够这样处理的东西越多，也就对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失去了兴趣。
不，这不是马文元的思想，这是刘宾雁从“革新家”的皮包中掏出来硬塞到马文元头脑中去的思想！刘宾雁是多么憎恶“阶级立场”“思想作风”等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啊！刘宾雁是多么轻蔑地反对工作中的“规律”啊！似乎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是缚束马文元的思想的，懂得越多，对生活就越失去兴趣。然而事实正相反，像马文元这样的人，对于阶级立场、人生观等等并不是接受得太多，而是接受得太少了！他内心对于这些观念是厌倦的、抗拒的，他朦胧而顽固地觉得，最惬意的是保留一个舒适而平静的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他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他觉得什么“阶级立场”“人生观”等等都只是大道理，他早已听熟了，“大道理我也会讲，但解决不了我的思想问题。”他的思想渐渐迟钝了，他对看报看书引不起任何味道，上办公、下办公，晚上听听收音机，十点钟睡觉，七点钟起床——直到必然会来临的一次彻底震动他灵魂的错误。——难道生活中的马文元不是这样的吗？可是“革新家”多么恶毒呵！却硬要把马文元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说成是因为懂得阶级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太多了，这样的环境使人得了“职业病”。刘宾雁所追求的，也是希望马文元去追求的“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并不是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深入劳动人民的生活，克服官僚主义，同群众打成一片，用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热情来生龙活虎地对待生活，而是根本摆脱马克思主义同工人阶级思想的“个性自由”“自由思想”。更正确地说：我们是从左面、从工人阶级立场来批判马文元们的以疲塌形式出现的个人主义思想；希望他们接受党的教育下决心改造自己；刘宾雁则是从右面、从彻底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批判马文元们的个人主义还太消极，希望他们从疲塌转向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积极地同党对立的立场。他对马文元这个人物性格刻划的全部目的就在这里，所给予人的艺术的感染的性质也是如此：不是向组织靠近，而是离开组织。黄秋耘说：“我在马文元的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现在的影子”，他从作品中得到“鞭策”，在鸣放中他果然是从消极厌倦转向积极了，但这是朝资本主义方向的转变，“积极”到向党进攻。然而，这个事实又是何等深刻地证明了刘宾雁小说中“批判”马文元的反动性啊！
马文元到报社中来后，“学会了按总编辑陈立栋的思想来思考。”——他更沉默和顺从了。整个报纸似乎都被阴云笼罩着，张野，工业组组长，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掌握着实权，钱家娴，一个因“唯唯诺诺”而入党的新党员，李鹤青，“独具只眼”的通讯特写的能手。……他们都不感觉到官僚主义。于是，一个超乎党超乎众人之上的“先知先觉”者黄佳英出现了，她单枪匹马，面对一切陈立栋和张野，展开了“英雄”的斗争！……
作者把黄佳英当作英雄的先进人物来表现的，在黄佳英身上寄托了他反对“官僚主义”的全部理想。然而黄佳英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反现状”的个人主义者。黄佳英有某些优点，热情，工作积极，但尽管作者想把她写成娜斯嘉型的人，在刘宾雁的笔下，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中国，黄佳英却不是娜斯嘉，而是个人主义者。她一参加革命队伍，对整个组织就格格不入，“作了三年记者”，她对于领导始终抱着对抗的态度。在她看来，服从领导、根据党的指示来写新闻是一种“烦恼”和“痛苦”，她对解放后的小说（实际上是对解放后的生活）不满意，她特别不满意于解放后的人民的组织性，“为什么许多小说里把生活和人物写得平常，那么清淡又那么简单呢，好像一解放，人们都失去了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她对于总编辑删改自己文章使之符合党的政策抱着特别的反感，是的，就是这个政策、指示使她感到“痛苦”，她反对“凡事都要等党中央做了决议才能上报”，她认为这是版面枯燥的主要原因，要“革新”则首先要从这里革起，中央、省委没有提出的原则性问题报纸可以无约束地提出，打倒“多少条清规戒律”，“让党委、政府听见群众的声音”。……
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今天，不必详细地去解释党的领导同群众的要求的一致性的道理了，要党报脱离党的领导，其结果就是走向资产阶级方向，脱离劳动人民而被右派所篡夺。这里要指出的是：黄佳英实际上是刘宾雁的政治思想的“形象化”，刘宾雁希望同社会主义制度同党的领导反抗的，就是这样的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尚未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之间深刻的矛盾，刘宾雁是敏锐地感到的。他采取了打击陈立栋、支持黄佳英、并鼓动马文元朝黄佳英的方向转变的方法。这篇小说，实际上是用艺术的形象显示了右派反党的基本策略。
这篇小说使我想起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这两个作品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个是把党的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加以歪曲，把官僚主义夸大为仿佛是一种统治势力，压住了一切新生力量，呈现出异常阴暗的画面；另一个是，反对党的领导的都是有才华的、独往独来的最深刻的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个人主义不是表现为名誉地位金钱等等，这种个人主义表现为对于集体力量同人民群众的智慧的否定和蔑视，只相信自己，同一切组织观念都完全敌对，所以同党的领导也是不可调和地对立着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表示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主义思想对向前发展的社会越来越表现它的反动性，坚持个人主义思想就可能同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对抗性的矛盾。马文元、黄佳英的形象相当广泛地触发了一部分有较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党组织、对纪律和集体的不满，就反映了这种事实。在文学形象中竭力美化个人主义者并且使之与党的组织相对立，乃是反映了社会上资产阶级右派正在利用个人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思想动向和斗争策略。从这里，我们深深体会到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重要性。
以上两篇小说可以作为所谓“揭露阴暗面”的小说的代表，所以着重分析了它。这类小说还有好些，就不去详论。这里想把“改选”再略说几句。“改选”是一篇政治上有根本性的错误的小说，它的画面不仅阴暗，而且带着绝望的、冷漠的控诉的性质，仿佛生活中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巨大的压力，把正直的人都压倒了，压死了。这篇小说中不仅没有工人阶级的感情（作者根本不懂得工人的感情是什么），而且把他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坚持真理的积极性同工会的领导、也就是党的领导尖锐地对立起来。老工人郝魁山（共产党员）被描写成为工会中官僚主义的压制的牺牲者。这个老工人、共产党员——被作者写成厂中唯一代表大家的利益的人，却是一个内心衰老、行动拘谨的十分孤独的人。然而这个被作者极力赞颂的老郝死了，就在工会改选的时候死掉了。我读到最后那个带着恐怖色彩的死亡的场面，心里骤然一阵寒流涌过，特别是下面这段描写：
“爷爷！爷爷！”她挣脱了她爷爷僵硬的胳膊，回头看见他两眼木呆呆地瞪着，发僵的嘴唇在流着口涎，她恐惧地大叫起来。
老郝死了！
他静静地在人群的声浪里死去的。
…………
按照工会法的规定，改选是在超过三分之二的会员中举行的。这次选举是有效的。新的工会委员会就要工作了。
这样的死亡的描写使人感到阴沉绝望，在这样恐惧的死亡的形象之后，是那样一个表面上语气平静而实际上是蕴藏着很大的煽动性的结尾。这好像在告诉人们：你们看，郝魁山就这样死亡了，官僚主义的、压制工人的工会不受丝毫影响，照样地工作。生活还是老样子，死的白白地死掉，作威作福的依旧在作威作福。……
我们很眼熟，好像在那里见过这种手法。回忆一下吧，啊，回忆起来了，那是在反动统治下，批判的现实主义者用过这种无言的控诉的手法来揭露黑暗的沉重和统治者的残暴。然而现在，竟有人用来对待新生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把生活写得这样阴暗和绝望！
社会主义社会正在青年时代，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它是历史上新生的、发展着的事物。企图夸大社会主义社会个别的缺点而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者描绘成仿佛是没落的、同大多数人利益抵触的官僚，这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违反事实、因而也是虚假和反动的。不管右派同右派思想如何侮蔑光明的新社会，它仍将在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维护下迅速地巩固并健康地发展起来，而躲在“阴暗面”中玩弄阴谋的鬼魅们则将被斗争的铁帚所清除，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和情绪也将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所批判。
在爱情、婚姻等问题上，最能反映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道德面貌。不仅对于作品中的人物是如此，对于作者也是如此。共产主义道德同资产阶级道德对待两性关系上的不同的态度，在文学上是以非常鲜明的对比表现出来的。不仅这样，因为爱情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在爱情、婚姻的波折中，也就反映着个人同社会的关系、个人同集体的关系。
前一个时期流行着一种理论：“爱情是永恒的主题，要写爱情就要写纯粹的爱情，不要用什么政治观念去代替它。”因而竟得出社会主义生活本身就妨碍“真正的爱情”产生的结论。例如张葆莘、周培桐在今年“文艺月报”一月号“谈‘三里湾’中的爱情描写”中就用这样的观点看待新社会的爱情：“当代的生活里确实存在着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和缺乏爱情的爱情。”他所谓“没有爱情的爱情”，就是指姑娘们选择爱人的时候考虑到政治、文化等等条件。在剧烈地攻击了这种“条件”之后，这两位勇敢的理论家呼吁全中国的“兄弟姊妹”起来反对一切讲条件的“清规戒律”：
鲁达同志说的很对，很有感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五官端正，家庭富有’的那些条件的束缚刚刚废除。莺莺、黛玉、祝英台的眼泪，还不能很快地被我们女孩子们所遗忘，她们该决不甘心用这种‘新型’的‘条件’来的束自己的真挚情感。”我们今天的兄弟姊妹们，必须打破这些对爱情、婚姻的庸俗见解，挣开一切束缚于人的美好的愿望的清规戒律；……
……某甲之所以偏偏爱上某乙，是有其一定的内在原因的。但，这些原因和条件，绝不是用一条或几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所能解释得了的。相爱着的本人，在爱着的时候，绝不是自觉地先去考查某些条件，然后去爱。因为爱情是爱情，是不能用理智来代替的。只有傻瓜才会对自己的爱人发出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爱我？”
几乎是同样观点，在“大众电影”（四月号）上被两位理论家顽强地重复了一次。在一篇向青年解释“生活的一课”的文章中，周张两人又宣传了他们的观点：“爱情不一定能够很好地表现一个人的社会价值。爱上了好人或爱上了坏人，爱情带来了幸福或不幸——这方面的规律是微妙莫测的。”
爱情是不是有条件的？这不是一个主观上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什么某甲在同样许多对象中只爱上了某乙，而不是爱上了别人？那就是因为被爱的对象最适合求爱者内心的要求的缘故。同一阶级的人有阶级的共性，同时每个人也有自己的个性。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性格、爱好、兴趣、思想意识……是不同的，因而爱情生活就是很复杂的、曲折的，不是简单化的。文学上表现爱情，也不能用简单化的方法。但爱情的复杂性和个人的特殊性有没有否定爱情作为一种感情，在阶级社会中必然打上阶级的烙印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呢？没有。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美的观念，这种美的观念就变成挑选爱人时的一种基础。莺莺同张君瑞的恋爱没有条件吗？不然，彼此都是知道的，条件之一是“郎才女貌”。张君瑞自己就把两人的“条件”比较过：“夫人忒虑过，小生空妄想，郎才女貌合相仿……非是咱自夸奖：他有德言工貌，小生有恭俭温良。”如果莺莺是个丑八怪，或者张君瑞是一个没有才气的书生，两人就无论如何爱不起来。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决不会爱上外貌漂亮但内心充满腐朽思想的资产阶级女性，如果爱上了，那也可以从思想变化上找到原因。例如丁玲同特务冯达同居就把丁玲内心最丑的一面揭出来了。保尔开始爱上冬妮亚而后来同冬妮亚的决裂，很富于典型性。它反映出工人阶级的爱情观点同资产阶级个人享受主义的爱情观点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微妙莫测”。说“相爱着的本人，在爱着的时候，绝不是自觉地去考查某些条件”，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两人相爱，不管如何复杂，总可以找到深刻的、思想感情上的共同点。神秘主义的理论，经不起实际生活的考验。
在伟大的变革时代，一切旧观念迅速地被新观念所代替。我们看到在解放以后，在人民觉悟很快地提高的情况下，对于爱情也迅速地从封建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旧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她）们考虑对象，不再是从门当户对，生辰八字，郎才女貌，家财富有……出发，而从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劳动态度……等出发，这正是一个非常值得祝贺的现象。它标志着我们年青一代共产主义道德的成长。这决不是什么“清规戒律”。一个青年以爱反革命、二流子、剥削者为可耻，这有什么不好的呢？说有了这些“条件”爱情就不“真挚”了，就被“束缚”住了之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曲解。建立在共产主义道德基础上的爱情是最纯洁最真挚的，因为它不以自私自利或单纯的美貌作基础，它不把个人爱情同社会对立起来，它以共同的理想作为婚姻的基础，因此彼此的感情是持久的、热烈的，能经历住一切艰苦的考验而白头到老。而周、张所主张的“微妙莫测”的没有任何“清规戒律”的爱情，事实上仍然有条件，那就是彼此外貌上的吸引。这种爱情观点本身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爱情至上主义的观点。贾宝玉和林黛玉，梁山伯和祝英台，他们的真挚的爱情和从残酷的封建势力下争取爱情自由的斗争感动了千千万万人，受到了崇高的评价。然而谁如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还去学习他们为爱情而死的生活态度，因为失恋而跳进黄浦江，那他就会遭到人民的嘲笑同舆论的贬责，这只是个人主义者的毫无意义的悲剧而已。——因为今天早已不是封建社会了，今天已提出了更高的道德标准同更高的爱情观念，在这个时代，爱情至上主义是一种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相敌对的反动思想。号召青年一代原封不动地向他们学习，这只是忘记了历史而已。
所以，周、张两位理论家号召“兄弟姊妹”们反对新的“条件”，反对爱情生活中有“普遍规律”可循，反对人们从阶级观点去考虑爱情问题，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极端自由主义的恋爱观点。它反对的并不是什么“庸俗见解”，而是新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它竭力想证明新社会中因为用阶级斗争观念看待爱情，所以爱情就“不真挚”了，被“束缚”了，想在爱情生活中反掉阶级观点。但是这种反对是徒劳的，新的爱情观念是不可抗拒的，它必将跟着青年一代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在青年男女中日益成为普遍的思想。我们不否认，生活中有用机械的“条件”去套的现象，但这就是一种过渡性的现象，正同现在还有不少地方介绍爱人一样。美满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正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不断增长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纯洁最真挚的爱情在共产主义思想光芒照耀下显得那样动人、那样美丽，而追求“微妙莫测”的爱情的个人主义者，他的爱情生活在每一次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受到剧烈的动荡以至破灭。
仿佛是要为这种理论作注解似的，丰村在今年２月号“奔流”上发表了他的小说“一个离婚案件”。这篇小说所表示的思想同周、张的理论是惊人的一致。它主要是“证明”那些光凭“政治”去谈恋爱的恶果。男的叫小马，是先进工作者；女的叫小刘，是模范团员。他们俩人的结婚是十分奇怪的——奇怪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们并没有爱情——而且似乎只晓得工作，也不懂得什么叫爱情，他们的结婚是王处长一手包办的。这位处长是作者所设想的党的组织的化身，他的主张是：“两个好团员，两个有为的青年，恋爱不好么？”在两个人根本没有爱情的时候，他就把这两人找来说：
“五一要来了，向组织上谈一谈，结婚吧。嗯，两个青年团员，政治上一致，还有什么问题呢？”
两个青年是什么样的人呢？小刘是从不考虑什么爱情的人。“她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她如果是和小马在恋爱，那么，就恋爱好了，她是不会逃避它的。如果她和小马不是在恋爱，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小马呢，是一个“决心献身于事业，决心献身于祖国的人，他唯一追求的是工作上的成就和贡献”，他根本“没有去多想过别的事情”，例如爱情等等。于是他们两人就在王处长的主持同团支书的协助下糊里糊涂地凭着“政治上的一致”结婚了，结果，在结婚那天的联欢晚会上，新郎竟因为结婚晚会是“工作以外的活动”而偷偷地溜走了，当新娘发觉新郎已经溜走而“急忙跑回他们的新的家”，却发现“新郎已经睡着了”。——于是结婚之后不久，在一连串的争吵、冲突中，两人同时坚决提出离婚。作者在最后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现在他们是离婚了，他们每个人又可能创造了新的功绩，取得了新的荣誉。但是，我们对这个离婚案件的争论，却还没有停止。……人们到底应该怎样生活呢？应该根据什么生活呢？
其实作者自己已经作出结论了，那就是政治上、工作上的积极分子，是不通人情的，谁如果把工作上的政治观点应用到生活上，就会得出悲剧的结局。但事实上我们社会中的先进工作者、模范团员同一切优秀的青年是热爱生活的，决不像这篇小说所歪曲的那样。对于工作的热爱同对于爱情的真诚，并不是矛盾的东西，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爱情生活并没有因为投身于革命和建设工作而枯竭，相反地，正是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无限地丰富了爱情生活的内容和提高了爱情的意义。斗争巩固了爱情，爱情反过来又鼓舞着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这篇小说为了竭力体现政治上积极的人在个人生活上是木头人似的刻板，体现出工作和生活的对立，全心全意为革命工作如何扼杀了自己的“人性”，不惜用不近常理的夸大方法。这特别表现在男青年小马身上。这个形象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观念的哈哈镜所肆意扭曲了的怪物。他竟在新婚之夜溜出联欢会一个人在床上睡着了，他在妻子怀孕之后冷酷到理也不去理她，他“甚至于没有想到小刘”。妻子分娩以后小马也不去看她，因为“他已经把小刘怀孕和分娩这件事忘记了！”——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会愤怒地喊起来：“这是个有一颗冷酷的心的流氓，不是先进工作者！”但是不，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献身建设事业的先进工作者，作者硬要把一颗只有极端个人主义者或白痴所能有的冷酷的心塞到先进工作者的胸膛里去，而且还要反复地强调，这种奇异的冷酷并不是因为他有个人主义，而正是因为他全心全意工作才造成的。当怀孕的小刘在床上痛苦地盼望他的关怀时，他竟说：“你又不是生病，是病住医院去！”“你知道我是怎么工作呵！”接着他在小刘剧烈的内心创痛中走向写字台，打开台灯，摊开图纸，死人不管地快乐地去搞修正一个建筑物图样的合理化建议了：——
他那么沉醉于自己的工作，他一面作图，一面竟吹起得意的口哨来，他把小刘的存在又完全忘掉了。
我仿佛听见有一种声音在冷笑：“瞧，你们自豪的合理化建议者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积极工作把人性毁灭了！”
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先进工作者，这是不真实的。如果有，那是极端个人主义者而不是先进工作者，不应当把这样的人写成真正的、永远的站在工作最前线的人。然而这不是一般的由于不熟悉生活而来的不真实，而是经过那种反动观念的折光的不真实。“要有真正的有感情的生活，就要反对那种全力贯注于工作的积极性！否则光凭政治，就根本不会懂爱情！”这大概就是作者想说的话。作者把我们社会主义的集体生活，表现在同个人生活相敌对的东西，仿佛社会工作是压制人恋爱的。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当然谈不到真实地描绘出青年一代丰满而健康的内心世界了。然而我们却在这里嗅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那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恋爱上表现为爱情至上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的、建筑在共同的革命政治基础上的爱情的厌恶和敌视，以及他们想用资产阶级恋爱观点摧毁爱情中的政治基础的一种企图。
想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全心全意地劳动的新生活同个人生活对立起来的，还有丰村另一篇爱情小说“在深夜里”（发表于去年十二月号“文艺月报”）。这篇小说在文字上相当流畅，个别的细节刻划得很动人。它描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波折。姑娘苏秀是搞法文翻译的，经常跟着外宾东奔西跑，忙得连打个电话给她爱人季松林（工厂的青年技术员）的时间都没有。于是她的爱人愤而提出断绝关系。作者着重刻划了繁忙的、日以继夜的工作怎样剥夺了苏秀的时间，残酷到连爱人会面的时间都没有，当他们谈都没有好好谈过一次时，她又要出发到西南去了。她终于躺在床上，“仿佛是感到沉重的压迫似的”，“带着异常的痛苦深深叹息着”：
“一个人，什么都照顾到，什么都作得好，是多么难呵！”
虽然小说是以两人的和好作为结尾，但这表现得非常无力，小伙子是在领导上一次谈话过后就突然转变过来的，冲突的解决使人觉得勉强、不自然、不符合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发展。而给读者留下最深的印象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一个人的工作担子压得这么重，简直是剥夺了个人恋爱的时间——也就是集体生活剥夺了个人生活的自由，似乎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公共生活同个人生活之间有一条深深的、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里作者所表现的，仍是一种个人主义思想——虽然表现得很隐晦。一个真正大公无私的劳动者，私生活和工作时间上的矛盾完全可能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发生，但这既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并不具有什么悲剧性的内容。然而对于个人主义者，社会主义社会确是使他感到不自由，因为人民不能允许他牺牲集体利益而满足个人的愿望，在他眼中，工作、劳动、集体生活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剥夺了生活的乐趣也剥夺了生活的幸福。这篇小说隐藏着的正是这种感情。
自私自利的思想感情是一种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的思想感情。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了人类社会几千年，这两个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都是极端的自私自利。小生产的个体所有制也滋长着自私保守的心理。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彻底克服自私自利的感情，需要共产主义者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而自私自利感情暴露得极其深刻的方面之一，就是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
文学作品对于爱情婚姻问题上的自私自利的感情，应当采取鲜明的批判的态度。朝三暮四，损人利己，喜新厌旧，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以追求者越多为越光荣，把爱情看作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以金钱名誉去猎取爱情……所有这一些资产阶级视为“光荣”“风流韵事”，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却看作丑恶的不道德的行为或念头，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出现、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或在什么人身上出现，它都应当受到批判。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可以原谅这些自私自利的思想。所谓批判，就是应当用艺术形象显示出这种念头或行为的卑劣以及它造成的危害，使人们痛恨这样的观念和行为，对犯错误的人，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他们这一面是如何损害了别人的幸福，而自己得到的最终仍是痛苦、悔恨和严厉的谴责。——同这相对照，显示出基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爱情的全部纯洁和伟大。——我决不是在制造“清规戒律”，企图把生活纳进公式里，不是的，我只是指出，我们决不能在任何借口（如对象的漂亮、感情的“不由自主”等等）下美化自私自利的感情，而要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但是，我们有一些作品中，却常常把应当批判的思想感情美化了，因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爱情上的自私自利同其他方面的自私自利不同，它在某种情况下是不得已的，是“微妙莫测”的，因而是可以原谅的。这类作品支持了歌颂了爱情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青年一代的道德面貌起着腐蚀的作用，作品艺术性越强，不好的影响也越大。例如“在悬崖上”这样的小说，在艺术描写上是相当生动的，色彩很鲜明，但在加丽亚的处理上却有很大的问题。加丽亚明明是一个玩弄男性充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姑娘。如果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作者就会在描写她动人的风姿身影的同时也用艺术的语言揭露出她内心丑恶的一面，然而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对加丽亚根本没有进行批判的要求，相反地，对她的美丽却大加欣赏。作品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加丽亚的热情、美貌、轻佻、和对男性的吸引力……引起人们的羡慕的爱压倒了对她的憎，她的外貌美压倒了内心的丑。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显然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深处就有着那种自私自利的丑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感情，并且受着那种“写真实”、否认人的感情有阶级性的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影响的缘故。
“东海”去年十二月号上，有一篇丰村作的“周丽娟的幸福”。周丽娟是一个部队中作政治宣传工作的女干部，她的性格，简单点说，同“美丽”中的季玉洁是一个类型的。如果说，“美丽”这篇小说“并不美丽”，那周丽娟的幸福也就决不是真正的幸福。“美丽”中把损人利己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感情用“没有办法”“为了工作”等借口下美化了，使人们对于季玉洁内心自私的一面不但不批判，反而引起了共鸣。仿佛责任全在何秘书长的爱人不能给何秘书长以爱情上的满足。对于何秘书长那种应当批判的方面同季玉洁从自私出发的妨碍别人的爱情，反而给以辩解，给以“美丽”的外衣。而在“周丽娟的幸福”中，也把周丽娟同她的第二个爱人的个人主义感情美化了。团政委江涛同英雄营营长黎红光同时爱上了周丽娟，政委感到十分痛苦，变成了“孤独而忧郁”的人，“精神焦疲，身体很快瘦卞来了，爱情把他磨折坏了。”——这里作者显然把他所十分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失恋时精神失常的状态“灵活运用”到解放军的身上去了。于是江涛扮演了一个自我牺牲的“第三者”的角色。周丽娟同黎红光结婚了，她同时对江涛又怀抱着感情，这本来并不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心理状态，但作者却把它描绘成很自然的、健康而合理的。黎红光在一九五二年秋天在朝鲜牺牲了，一九五三年除夕周丽娟碰见了江涛，这时她已有了孩子，当她在舞池中忽然发现江涛的眼光时，她看见那双眼睛“那么惊喜而明亮，就像那饥饿的人得到了意外的饮食似的（注意这个比喻的含义！——引用者）。我的整个身心被那双眼睛吸引去了。那眼睛呵，它使我全身震颤，它使我心神不好了。”于是两人走到舞池外，这个江涛竟不先问一声她的心情、她的孩子、她在丈夫牺牲后的生活情况，在第一次同已故的战友的妻子见面时就在狂热的爱情的激动里不住地说：
“终于碰到了，终于碰到了！”……
一个月后他就提出结婚。结果当然用“特别快车”的速度结婚了。于是江涛伏在周丽娟的肩上激动得流起泪来：
“在世界上，没有比我再幸福的了！”
于是周丽娟也就得到了最大的幸福。
小说有两万多字，还有一个大尾巴，这里都不去谈它了。我们知道，解放军的团政委，是一个多么崇高、多么令人钦佩的共产主义战士啊！但这篇小说中的被作者颂赞着的团政委，那里像个政委呢？在他的感情世界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他关心自己的恋爱超过关心自己亡友的妻儿；周丽娟也并没有真挚的爱情，她的爱情是虚浮的，所谓“热烈”，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出发的。他们的结合是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结合。不管是江涛，不管是周丽娟，以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都有值得加以批判的地方，但作者却美化和歌颂了这样的爱情，而且把这样的爱情叫做真正的幸福。
难道这不是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爱情观点吗？
人性论或人情论，也是近年来颇为流行的理论。这种理论说：人都有喜怒哀乐之情的，我们文学之所以有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就因为“人情味”太少，加进一点“人情味”去，好作品就出来了，就“真实”了。例如巴人同志“论人情”一文中就说，现在新文艺的主要毛病是“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希望。”因此，文艺必须以这种“人人相通的东西作基础”。换言之，文艺必须以人情味作为创作的基础。与此相同的还有徐懋庸，他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过了时的纪念”一文中，以为现在阶级快要消灭了，所以不应当再强调阶级性，而应当以“共同的人性”作基础，如果强调了无产阶级的党性、阶级性，就会变成“矫情”。钱谷融的长文“论‘文学是人学’”，则在人道主义的口号下来偷贩人性论。
这种理论的特点是从抽象出发。“人情”是什么？是指人对待生活的基本的感情。人是社会的存在，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感情（包括饮食男女在内）不单纯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特性，而是带上了社会内容同阶级内容的感情。同人的社会地位没有关系的纯粹的“人情”，恐怕只有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前的野蛮人时代去找，那时代“饮食男女”就是为了满足食欲和性欲，可算是完全“共同的”。等到人类社会产生及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饮食男女在不同阶级的人身上也就显出了不同的性质。资产阶级在“男女”关系上以放纵享受、荒淫无耻、玩弄异性为“人情味”，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道德和没有通奸卖淫作补充的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就是违反“人情”的，他们以为无产阶级建筑在共同政治基础上的对爱情的忠实、专一是“不合人情”，是“矫情”；而无产阶级则以共产主义道德作为男女关系的基础。鄙弃资产阶级的人情味并以资产阶级的人情味为可耻。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鸟语花香”看作人生最高的乐趣，他们“喜爱”鸟语花香，是因为陶醉在这种自然境界中可以抒发自己忧郁而带着个人主义苦闷的感情，因此常常闻花伤情，见鸟赋诗。从“鸟语花香”中回到现实斗争中来时反而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情。而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则把鸟语花香当作劳动后的休息，他们的美感是健康而愉快的，他们在“鸟语花香”上的“人情味”也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情味”有差别。无产阶级的使命是彻底解放全人类，全体人民都要通过长期改造变成一个工人，所以无产阶级的人情是最合符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人情，是未来的全人类共同人性或共同的人情的基础。然而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看来，无产阶级的人情是没有“人情味”也不符合“人性”，是“矫情”，他们顽强地坚持着以自己个人主义的、小圈子的“人情”为“人情味”。个人利益自觉地服从党的、集体利益么？这是“矫情”，是“机械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有在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矛盾时发生动摇、怀疑才是合符“人情”的，这样的描写才有“人情味”；爱情失恋时能够不神魂颠倒而还是把自己精力集中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么？这是“矫情”，是没有“人性”，所以作品“枯燥”了，只有在失恋时把一个革命者写成内心痛苦得觉得生活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味道、矛盾得想吃安眠药了，这才是“合符人情”的。从资产阶级的“人情”或“人性”出发，就觉得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伟大的革命品质同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的感情都是没有人情味的，他们不能理解无产阶级内心世界崇高的精神面貌。这种理论自以为提倡共同的人情，实际上是在提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情而反对无产阶级的人情，它同历史发展要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这个基本方向背道而驰。我们要重温并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指示：“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人性论、人情论的重新抬头，不但是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它以文学问题的形式反映了社会上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在思想改造中对于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抗拒心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到每一个人的感情上，要求每一个人改变自己以适合社会主义，但这一部分人却对于无产阶级的感情格格不入，就以无产阶级缺少“人情”为借口，希望永久地拖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狭窄自私的“人情”。批判这种思想是一个长期的阶级斗争。既然这种思想是反映着社会中某些人的思想动向，那么，在作品中也会有反映的。
前一个时期中，有一些作品为了表现“人情味”，就专门去寻找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和爱情生活上曲折凄清的遭遇，或者是所谓人生中“不可挽回”的悲剧，以为这样才能真正感动人，引起人们感情上的波澜。是的，这一类作品能感动人，但是，它是用一种什么感情在感动人呢？它引起了人们一种什么感情呢？
例如“红豆”，这是一篇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相当多人同情的作品。它在艺术描写上是细腻而有吸引力的，在表现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过程中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有它成功的一面。它也在客观上显示出基于个人主义的爱情在革命高潮中必将决裂。在爱情生活上，这是一个悲剧。照理说，这样的题材是应当通过对过去的批判促使人们向上、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然而不，在读完之后，留给我们的主要方面不是江玫的坚强，而是她的软弱，不是成长为革命者后的幸福，而是使我们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仿佛参加了革命以后就一定得把个人的一切都牺牲掉，仿佛个人生活这一部分空虚是永远没有东西填补得了。作者通过江玫的口说：“我不后悔”，然而通篇给我们的印象却是后悔，是江玫的永生伴随着她的悔恨，同齐虹断绝关系后无法补偿的痛苦，最后留给我们的，不是“我不后悔”，而是一个手中握着“已经被泪水滴湿了的”悔恨终身的女性的形象。……
这当然是一种颓废的、脆弱的、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感伤。它会削弱人们的革命意志。然而这种情况怎么会发生的呢？
作者是想刻划出这种悲欢离合的“人情”的，可以设想，作者也曾经想把“我不后悔”作为主题思想，刻划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江玫经过种种复杂的内心斗争，在党的教育下终于使个人利益服从于革命利益，同那个反动的逃到美国去的爱人毅然断绝了关系。这种企图是好的。然而，事实上作者并未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一当进入具体的艺术描写，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的、狭窄的诉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这明显地表现在对齐虹的处理和对江玫内心世界的塑造上。齐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青年，他对人民革命是仇视的，当解放大军向这个城市胜利前进时，他一定要江玫离开中国跟他到美国去，江玫不肯，他就抛下江玫走了。他对于新中国抱着深刻的憎恶，他轻蔑地回答江玫道：“我留下来？我的小姑娘，要我跟着你满街贴标语，到处去游行么？我们是特殊的人，难道要我丢了我的物理音乐，我的生活方式，跟着什么群众瞎跑一气，扔开智慧，去找愚蠢！傻心眼的姑娘，你还根本不懂生活，你再长大一点，就不会这样天真了。”这样的人内心是黑暗的。他对江玫的爱情，并不是真挚的爱情，而是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狂热的追求个人享受的爱情，他爱的是她“粉红色指甲的小手”之类，一当爱情危及他个人利益时（要他留下），他就把爱情抛个干净。这样的人，这样的感情和爱情，是应当痛加批判的，批判的方法不是用公式化概念化的方法，而是应当揭露出他内心那些卑鄙的念头，揭露出他热烈的爱情的虚假性，使人痛恨他。如果这样做，就不会引起读者对这种爱情的留恋和惋惜，而只会引起对齐虹的憎恶和对齐虹这类人物的警惕。但作者却不是这样，他虽也触及了齐虹的那种冷酷的个人主义，但却把他对江玫的爱情写得十分缠绵、十分幸福，把他写得感情非常“柔和”和“热切”，并且处处地方从江玫对齐虹的留恋中反映出齐虹的爱是真挚的，齐虹（而且只有齐虹）才能给她以幸福，当她的女友也是地下党员劝她同齐虹断绝时，她竟迟钝而麻木地说，“忘掉他——忘掉他——我死了，就自然会忘掉。”这就把齐虹在爱情上的丑恶面完全掩盖起来了。春日弹琴，月下照影，湖畔定情，……留给人的是这种“幸福”的生活。留给人的是江玫“靠在齐虹胸前，觉得这样撼人的幸福渗透了他们，在她的灵魂深处汹涌起伏着湖水似的柔情”的图画。当革命硬把这样“幸福”的爱情生生拆散时，怎么不引起人们的惋惜和叹息呵，“我不后悔”显得多么空洞无力！
美化了齐虹的毫不值得赞美的爱情，这是作品中感伤的、不健康的思想倾向的来源。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作者自己对于爱情还抱着不正确的观点，以为爱情同一个人的政治品质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即使甲是反动分子，只要甲爱乙，乙也爱甲，两人就是幸福的了。如果断绝了这样的爱情，那感情上的伤痕就永不能收口。他不能看见极端个人主义在他貌似热烈的爱情背后的自私同黑暗，一个政治上反动的人要有非常真挚的爱情往往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对于江玫，作者过份强调了她内心的创伤，其实，她应当也可能在解放了的新中国找到真正的幸福、找到比齐虹对她的爱情美满得多的爱情。初恋的波折自然会影响一个少女的心灵，但她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她完全可能（而且在生活中也是如此）摆脱过去生活的这种影响。但作者却照自己的艺术感受把一个共产党员写得像一个没有党员气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反动的齐虹那么留恋，请看开头江玫拿起两粒红豆时的心情状态：
江玫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欢乐和悲哀。她拿起这两颗红豆，往事像一阵烟雾从心中升起，泪水遮住了眼睛——。
这是一幅多么暗淡凄凉的图画！而作者，是抱着全部的同情在描写的，在字行中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感情的颤动。如果江玫仍不能忘掉齐虹，那就是一种同共产党员感情不相容的错误，作者应当批判她这一面；但是不，作者自己就同江玫的感情溶化了，作者没有比江玫站得更高，看到过去江玫的爱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爱情，是毫不值得留恋和惋惜的，作者自己也被这种“人情味”沉醉了。当作者的感情同情地沉浸在人物的感情中，而这个人物的思想又是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时，他会用各种方法美化事实上并不美的东西。某种正确概念的结尾，代替不了作品本身的非工人阶级的倾向。像“红豆”以及类似的作品这样来写“人情”，对于人民就只能培养他们颓唐的、感伤的感情，根本不能用社会主义精神去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不是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的人情同人性，就一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人情同人性，二者必居其一。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人性或人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非无产阶级的人性或人情，应当采取批判的态度。如果对于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抱着同情或共鸣，那作品也一定会离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离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对于坏现象的揭露，不能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只有当读者或观众从揭露中引起对于坏现象的憎恨，完全压倒坏现象本身所可能引起的某种诱惑性的影响时，这样的揭露才是有意义的。因此，艺术表现上就要有选择，并不需要把丑恶行为每一个细节都搬到作品中去。小市民的庸俗趣味是欣赏这种丑恶事物的，他们希望从戏中或作品中能够得到低级趣味的刺激，例如阿飞戏，就正投合了小市民的这种低级趣味，它本身也体现出这种城市资产阶级庸俗下流的意识。这种意识浸入到文学中，也造成某些文学作品中的低级趣味同用欣赏、展览的态度对待某些坏人坏事。
陈登科的“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这个小说中色情倾向的来源，就是因为作者津津有味地、甚至带欣赏性地描绘了牛玉山这个流氓的下流无耻的动作。这种动作本来是应当在揭露牛玉山丑恶的本质中不必要提到或不必要作具体细致地刻划的，但作者却细致地加以刻划了。对于牛玉山这个残忍、冷酷、野兽般的人，作者笔下在写他时却没有愤恨的感情，在写在一套接一套的玩弄女性的手段中，作者只是外形上的描写，甚至也提到他内心的“痛苦”“懊悔”，但对于他这个杀人犯内心的凶恶，作者感情上似乎没有引起一点波澜，这篇作品原来应当大声疾呼地告诉我们：“憎恨这个流氓吧！从生活中把这些毒虫彻底铲除吧！”但事实上它给我们的却是一个恶棍的丑行的客观主义展览。
所谓“写真实”的理论家们，或许会用“真实”来为这种情形辩解。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于写真实的概念，是与这种客观主义的展示任何一种真实现象是毫不相容的。“真实地”“不加掩饰地”去描写性行为或其他下流事物只能产生色情倾向；“真实地”不加任何批判“意见”地去描写阿飞生活就一定会产生下流倾向，这个事实存在就铁一样证明只要“写真实”就会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理论的破产。无产阶级立场和自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对于美的事物和丑的事物的鲜明的表扬和批判，才能使作品中产生社会主义的倾向性。这同公式化概念化，同要求作品用概念化的“标语口号”来表现政治内容，是完全两回事。后者是离开了对生活的深入、熟悉、分析、研究来提出问题的，前者则是从社会生活出发，要求作者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毛泽东）。以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为借口想反掉自觉的倾向性，是绝不可能的。
对于官僚主义、二流子等等人物的讽刺，也不能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否则，除了混淆敌我这类错误之外，就极易变成油滑或插科打诨，失去了严肃的教育意义。健康的笑使人愉快，更深刻些的则是在笑中引起读者的思索或自省；而不健康的笑则只会使人的感情低下、转向庸俗的小市民的发泄。
“奔流”四月号上有一篇“星期天”的小说，是描写一个工厂中的二流子狄方（工人俱乐部主任）一天放荡的生活。狄方是一个花花公子，心里的念头同阿飞们完全一样，这种人的行为是应当予以彻底批判的。但作者并没有从批判的角度来考虑艺术的构思，相反地，却用一种狄方式的语汇（即油腔滑调而带着怡然自得的语汇）来描写狄方的生活，把他的一天调情同动女人念头的生活“客观”地展览出来，而且把狄方写成一个风流自赏身材硕长引起无数姑娘羡慕的美男子，这样就反而把这种内心很丑的人物贴上了金。这原因，是因为作者对于狄方这种人，缺少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的强烈的憎恶，因而被资产阶级意识和某些表面现象俘虏了。
作者这样描写他的外形：
他的一举一动，都好像经过专门训练似的，在姑娘们眼里总是那么有风度！他的头发黑黑的，既不油滑，也不散乱，总是给人一种柔顺、潇洒的感觉。他的眼睛，常常闪着愉快和热情的光，看人时又象在欣赏什么艺术品。总之，在姑娘们眼里，他好像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这些语汇中带着非常明显的欣赏的口吻。“给人一种感觉”，这当然也是给作者了，也就是说，作者用自己的感情所感受到的狄方，就是这么一个美貌而对一切女性富有魅力的美男子。然而狄方是一个什么人？极端自私自利，自封为“女人国”的“国王”，他用尽心思觅集了一整本各种姑娘的照片，有“带辫的、烫头的、胖的、瘦的……凡是与他相认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大饱眼福。”他星期天挑选了这个去玩弄，碰钉子之后又找那个，最后在舞池中，在姑娘环绕中找到了自己的满足……昏沉的、“陶醉”的一天过去了之后，他倒在床上睡着了，睡得“安详”而“幸福”……就是这么一个狄方，如果有工人阶级的感情，对于他的外貌是会采取讽刺的（从美的外表下暴露出丑）手法而不会采取欣赏的手法的，作者的艺术“感觉”也不会只看到外表上的美而感不到他那种作风的虚浮同自私，不会感不到他自我夸张的口气同实际上的空虚无知的矛盾和可笑。……然而作者整篇都用了欣赏的口吻，狄方肉麻地去闻“大红的”女人手帕之类的镜头也是如此。不能不使人想到，作者感情上对狄方的某些方面自觉不自觉地起着共鸣。至于这篇小说中使人感到在新社会中一个资产阶级的花花公子竟可以在我们社会中这么自由自在，把工人阶级的姑娘们写成全部是被这个下流的坏蛋的“魅力”所吸引，把工厂中的环境写成了仿佛对他非常有利，他可以横行无阻，而对于他碰壁的描写却那么软弱无力，只是暂时的挫折和玩弄新的女性的前奏，那就不单是低级趣味问题，而是涉及对我们社会、对工人阶级的根本看法了。把丑恶人物写成通行无阻自由自在，一直到结尾仍是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仿佛我们的土壤很适合这种人物的生长，那就会形成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种丑化的。“阿Ｋ经历记”中，就有着对于阿Ｋ的欣赏性的描绘（用的也是阿Ｋ式的语言）同对革命的组织的嘲笑，好像党同革命组织是会培养出“阿Ｋ”式的无耻之徒似的。由于已经有人专门写过文章，这篇可以作为低级趣味同讽刺革命组织的标本的作品，就不去分析它了。
在前一个时期内，这一类作品的出现不是个别的。这些作品非但不能培养人民高尚的、社会主义的美感，反而借“讽刺”之名推销那些不能正面表现的资产阶级趣味。陆定一同志说，趣味也是有阶级性的，这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证明。所谓“写真实”的理论则助长了这类作品出土的勇气。小市民的资产阶级低劣庸俗的感情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敌人，我们应当不懈地同它斗争，在每一次斗争中，也不要忘记挖掉支持这类趣味的理论的根——不管它是在什么乱草的掩盖下。
现代文学中的修正主义思潮，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个是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把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歪曲为“教条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自觉的党性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于是就在攻打“教条主义”同“突破公式主义的框框”的口号下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种或那种“修正”，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同党的领导进行巧妙的“批判”和否定。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是为了封住别人的口，为自己取得合法的地盘。这反映出：修正主义思潮是竭力想利用我们批判教条主义来钻空子，进行鱼目混珠的勾当。其次，修正主义者总是打着“革新者”“创造者”“探求者”“探索者”“干预生活”“创立新的艺术流派”这样一些招牌，他们要求“创作自由”，仿佛他们是为了在艺术上别树一帜，他们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积极执行者，所以如果谁批判他们，就是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坚决，就是妨碍了他们的“自由”。然而这个策略也骗不了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毛泽东）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来提出和贯彻这个方针的，因而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文学，要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同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我们用六条标准来判别是非，对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在允许他们表现的同时，我们就一定要进行思想斗争，只有积极地、正确地进行这种斗争，我们才算真正执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修正主义者则是从资产阶级立场来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他们的所谓“创作自由”，就是要求资本主义思想倾向有自由发展不受批判的自由，就是要求有攻击、歪曲马克思主义而不受批判的自由，就是要求执行资本主义文艺路线的自由，如果他们有了这种自由，我们就没有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自由，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自由，没有坚持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同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自由。我们决不能同意有这种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资本主义自由存在。修正主义者的什么“革新”“探求”之类，因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只会使人倒退而不会使人进步，“艺术上的探索”只会“探索”到资本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歧路上去。把这一点讲明白，他们用以迷惑一部分人的新鲜的名词就立刻显露出自己灰黑色的原形。再其次，在这次修正主义思潮中，修正主义几乎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工具，他们从老祖宗的坟墓中搬用了许多陈旧而又陈旧的锈刀烂枪，把它涂上现代化的油彩，就向马克思主义挥舞起来了。“创作自由”就是胡秋原、苏汶之流早已在三十年代就使过的枪法，“写真实”是胡风派声嘶力竭地喊了二十多年的老调子，“揭露黑暗”是王实味、罗烽的老法宝，“人情味”或“人性论”是梁实秋用以反对阶级论的武器，这些早就被毛主席和鲁迅批驳得体无完肤了。……但幽魂不散，在这一阵泛滥的修正主义思潮中全部借尸还魂。他们还根本上抛开历史已经发展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这个特点，用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来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范本，要求我们的文学走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道路，这也是许多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敌人使过好多次的手法。老调子的复活，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只要资本主义思想还存在，那些被批判过、甚至被批判过许多次的资产阶级理论在某种情况下也还是会一再重新出现的。我们认为是老古董了，修正主义者却认为是新产品。在思想战线上，我们还有长远的战斗任务。
文学中的修正主义思潮一年多以来有了相当的发展，同社会上的修正主义思潮一样，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有很深刻的社会根源、阶级根源同历史根源。第一，从根本上说，有资产阶级思想存在，在理论上就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之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同社会主义的矛盾就尖锐化了，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而资产阶级思想对于前进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反动的思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毛泽东）在经济上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之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失去了自己的基础，却还要特别顽强地表现一下自己，想同马克思主义来斗争一下，在理论上为已经失去的基础作辩解同挣扎。在文学中，就表现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抗拒，对于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怀疑，对于工人阶级感情的冷淡同厌恶，对于资产阶级感情的留恋、怀念同欣赏。因而在这一时期内，修正主义思潮有了发展。第二，是因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主席指出，在右派分子发动的反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为了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社会，右派分子就主动地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制造和扩大修正主义思潮，推波助澜，把修正主义思想作为他们反动活动的理论上的武器，因而特别促使了修正主义思想的发展。文学界中的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的言论和许多有毒素的作品，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之手。所以反右斗争一定会联系到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第三，从历史上说，以胡风、冯雪峰为代表的一条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曾经在革命文艺内部散布了很多影响，并且获得了一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同情。这条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影响还未被彻底肃清，在这次鸣放中又附在陈涌等人身上采取了进攻的姿态。文艺工作者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占大部分，除了接受苏联文学影响外也接受了许多资产阶级文学的影响，这些文学在民主革命时代有其不同的积极意义，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还是用资产阶级进步文学的尺度来衡量、要求社会主义文学，也会表现为拉人倒退的文学上的修正主义。第四，国际上的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帝国主义的疯狂叫嚣同东欧国家中产生的反苏、反马克思主义同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对于我国文学界中也是有影响的。文学界中一部分不坚定的人，受了这种思潮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发生了动摇或怀疑。右派分子则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看待这一切，梦想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也许要垮台了。修正主义思潮本来是带国际性的，它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很容易引起共鸣，因而国际上那股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同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逆流，就不能不对我国文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以上情况说明，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大辩论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在同修正主义作斗争中，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总结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问。”这是这一次我们同修正主义思潮作斗争时要注意的一点。教条主义并不能把修正主义驳倒，反而造成修正主义思想反扑的一种借口，只有用辩论说理的方法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把修正主义的论点驳得无立足之地以后，斗争才算取得真正的胜利。
现在，我们已经比较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说的“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这句话的意义了。苏联文学的历史同我国新文学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丁、陈、冯反党集团的揭发同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深入也证明了这一点。修正主义思想最集中的是企图否定和削弱党的领导，当我们批判文学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时候，也就不能不想到党的领导的极端的重要。
对于那些受了修正主义思潮影响的人来说，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牢固地树立党的领导的观念。当他们遵照了党的指导、党的思想进行生活、创作时，他们的路就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然而当他们一旦把自己看得比党聪明，想离开党的思想、党的领导去凭个人主义的才智创造什么“新”理论“新”流派时，就立刻跌入修正主义的污泥潭中，他们的写作也就一事无成，严重的变成右派，毁灭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同文学生命。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理论的暗雾中，党的领导、党的思想是一盏不灭的明灯，光芒四射地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个人是渺小的，一个作家，不管是党员或非党员，只有当他完全同党站在一起，用党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创作，从党的立场来观察和描绘生活，用党的革命精神来进行斗争，全心全意地为党的事业而献出自己的全部的精力同全部的生命时，他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的作家。
一九五七年十月
来源：原载《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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