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13 作者：李希凡
李希凡文学思想的两条战线——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上的斗争，往往表现着极端复杂的形式。有时正是在这种对立的斗争中，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反对教条主义，更是一个复杂的斗争，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只凭片面的偏激情绪，很容易就会走向修正主义，连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也一起反对掉。思想上的阶级异己分子，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在我国的文学战线上，近一年来就经历着这样复杂的斗争。由于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不少作品的艺术质量，往往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引起了读者正当的不满。对于这种倾向，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的扩大会议曾经提出过严正的批评㈠(“文艺学习”一九五七年六月号。)。然而，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倾向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自然不可否认的有时代思潮和理论批评的影响，不过，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应该从作家和生活的关系方面去探讨。而从第二次作协扩大理事会以后，在文艺界流着这样一股暗流，隐隐约约从许多文章中流露出，仿佛文学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是由党的领导的宗派主义和理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一手造成。这股暗流在今年年初借着“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所引起的争论，而公开兴风作浪了。黄秋耘在他的“刺在哪里”㈡(请参看“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一文里，把这个所谓“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给我们带来的害处”，“教条主义理论指导思想对于创作的桎梏”，比做“像豪猪一般的刺”，说“这根刺埋得那么久，那么深，有些人甚至习以为常，几乎感不到痛苦了”。而这个所谓的“刺”，对于我们的创作究竟起了什么样的桎梏作用呢?据黄秋耘的“揭露”，有这样一些罪状：“这股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寒流’造成一种极其可怕的气氛：凡是批评生活中阴暗的、不健康的，甚至是畸形的东西的文章，凡是描写人民群众的困难和疾苦的作品，不管其动机如何，效果如何，大都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歪曲现实，诋毁生活，诽谤社会主义制度’”，说我们的文学是“仅仅满足了表面的歌颂和空虚的赞美，而有意掩饰我们在斗争和成长中的困难和痛苦”，并且大声疾呼：要还给作家的“智慧”和“良心”，不要再让他们“对震动自己良心的事件保持缄默”！要作家进行所谓“放胆地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
这种把理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和缺点，恶意地歪曲成整个文艺界领导的“理论指导思想”，并不始自黄秋耘，而是青年右派分子刘绍棠在他向党的文艺路线进攻的几篇文章里的最明确的纲领。再追溯上去，早在去年关于特写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中就隐隐约约地萌芽了。不过，那时因为政治形势的不同，这股暗流还潜伏在所谓正面研究问题的后面，只是在大鸣大放期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了，他们以为时机已到——所谓“大变动的前夜”，才出现了刘绍棠等这些张起“义旗”赤膊上阵的“勇士”。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股思想暗流的源起吧!
最早引起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话题的，是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㈠ (“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四月号。)。关于这篇特写本身的问题，我们下面再谈。在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态度。因为一个很有权威的编辑部，对于读者和作者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人民文学”对于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不仅作了捧场和赞扬，而且明确地号召作家们坚持和发扬这已经露头的不好的倾向。他们在和这篇作品同期的“编者的话”里说：“我们十分需要‘侦察兵’式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前面的“编者按”里又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希望从这篇‘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以后，能够更多地出现这样的作品。”“人民文学”这种“热心”的宣扬，在当时的文坛上立刻得到了同样热烈的回声，同一月份的第八期“文艺报”上，就发表了热烈赞扬这篇特写的评论——苏平的“‘在桥梁工地上’是一篇出色的特写”。评论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结尾的：
“在桥梁工地上”，这是一篇积极干预生活的特写，这里闪灼着不可调和的斗争的火花。过去，我们曾经读过一些平庸的、没有棱角的特写，它们用华丽的词句掩饰矛盾，企图以空洞的漂亮的描写给人美感，但是，它们往往只能给人一些浮光掠影的生活印象，因为不去接触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就无从体现出生活中的火热斗争的美。“在桥梁工地上”的作者投入了沸腾的生活，并且考察了生活中所发生的现象，一方面满腔热情地支持着生活中的先进力量，另一方面愤怒地驳斥那隐蔽在生活的角落里的落后事物，作品里洋溢着的是不可抑止的激情。我以为，特写，这种文学的战斗体裁，只有在这种时候，它才能勇猛地干预生活，才能真正起到作为生活中的勇敢的侦察兵的作用。
这段话可以说把侦察兵式特写的论点发挥到顶点了。表面上看来，提倡侦察兵式的特写好象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人民文学”编辑部和以上文章的作者所推荐的特写本身并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批评生活，而是以所谓“干预生活”为名肆意地污蔑党和新社会。因此，这样的推荐，对于这一类特写的出现，起了号召的作用。
有了作品的标本，有了“人民文学”的推荐，又有了理论批评上的倡导，自然可以在文学创作上“别开生面”了。继“在桥梁工地上”之后，“人民文学”又发表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㈡(“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六月号、十月号。)，并且用六月号的“编者的话”四分之一的篇幅加以评介。很显然，这是以刘宾雁的特写为中心，展开了号召作者占领阵地的斗争。于是，所谓“干预生活”“侦察兵式”的特写，几乎成为“人民文学”发表的创作品种里的一种特定的形式，“屹立”在刊物里，如“爬在旗竿顶上的人”㈢(“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五月号。)，“马端的堕落”㈣(“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二月号。)，“被围困的农庄主席”㈤(“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四月号。)等，还有在这种特写影响下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㈥(“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九月号。)，“改选”㈦(“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七月号。)，而这些作品几乎每一次都被编者冠以鲜明的黑体字标题。这一切，自然推动了这“特有的创作形式”的发展，而创作上的发展，又翻转来丰富了理论思想上的根据。
一九五六年九、十月间，正当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浪潮冲击共产主义思想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学战线上，也出现了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逆流。“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九月号发表了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同年“长江文艺”十二月号发表了周勃的“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从理论上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怀疑和修正。似乎和这种“怀疑和修正”相配合，秋耘在“人民文学”同一期扮演了个实际的“帮腔”，号召作家“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他说：“……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灾荒，还有饥馑，还有失业，还有传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还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现象。作为一个有着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在现实生活面前，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的。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胆量去揭露隐蔽的社会病症，没有胆量去积极地参与解决人民生活中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胆量去抨击一切畸形的、病态的和黑暗的东西，他还算得是什么艺术家呢?”也正是在这同一期上，“人民文学”刊载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人民文学”的编者，也正是这一时期的修正主义的首倡者，还把自己的文学见解加到这篇作品里去，对小说作了重大的修改，强化了作品的不健康的情绪和林震性格的偏激，这一切，难道能说是偶然的吗?
理论思想上的修正和实际倡导上的配合，就使得这股思潮的暗流公开地出现在水平线上。到了大鸣大放期间，这个文学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就和右派分子否定党的文艺路线，党的文艺领导的猖狂进攻结合在一起了。右派分子刘绍棠放出的第一支毒箭——在“北京文艺”四月号上发表的“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那样坚决地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实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新的论点(甚至缺乏必要的理论知识，文章的逻辑上也有很多地方自相矛盾)，文章里的大部分看法不过是拾何直、周勃的文章的余唾。但是，刘绍棠的文章，也表现出来一个最大的特点：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把修正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点，向前发展了一步，并且把这些观点和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联接起来，使人们看清了这股逆流的实质。
何直和周勃在他们的文章里，还只是用一种“暧昧的语句”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怀疑，企图用所谓“写真实”来代替一切，企图否认作家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重要性，而在刘绍棠的文章里，就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文学崇高的教育人民的任务，污蔑我们的文学“嗜好于作品的教育意义和它的‘任务’意义，使得作家谨小慎微地选择创作题材，战战兢兢地过滤生活细节的描写”，说什么“经过以‘教育意义’为标准的取舍和选择后，所剩下的只是干巴巴的‘教育意义’了。”
刘绍棠也发展了何直和周勃的对于所谓“写真实”的看法，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反映生活的论点。他说：“这个创作方法不是首先要求作家以当前的生活真实为依据，不是忠实最现实的生活真实，而是从‘现实底革命发展’去反映和描写生活”，为了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对立，刘绍棠“创造”了一种新的认识现实和表现现实的方法，叫做“应该从‘静’中看到‘动’地忠实生活真实。不过它首先是基于‘静’，而不是基于‘动’”，这实质上是要求作家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客观现实的辩证观点，回到自然主义去孤立地、静止地反映片面的生活真实。
刘绍棠等就是在这种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极其恶毒地诋毁我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成就。刘绍棠污蔑苏联文学成就后二十年比前二十年差，认为这是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结果，污蔑我国文学从一九四二年以后的十五年，也不如从五四开始的前十五年。刘绍棠虽然表面上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过一些虚伪的好话，但是，他却露骨地否定了“讲话”所指出的方向——否认作家必须与工农兵结合，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思想，否认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根本方针，否认文学普及工作的重大意义，从而进一步否定了党所领导的十五年来文艺实践的巨大成就，并且恶意地讽刺我们时代的许多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作品是“粉饰生活”，是昧着“良心”说谎话。那么，他们所谓的“写真实”的 (此处二字辨认不出)，究竟是什么呢?还是让上面谈到的那些标本的作品来作具体回答吧！
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品或者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都要求真实地反映生活，真实地描写现状，但是，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来说，“写什么样的真实”和“为什么要写”，则是更主要的问题。
“干预生活”派的作家和理论家们扬言，他们不愿意再“粉饰生活”，而要写社会主义“黑暗面”的真实。在这里，“粉饰生活”就是歌颂新生活的代名词，“写真实”就是暴露黑暗的同义语。社会主义文学从来没有提倡过，作家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生活的困难、缺点和错误应该闭起眼睛，相反的，党经常是号召作家们深入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教育读者，推动生活前进。赫鲁晓夫同志说得好：“文学艺术作品在真实地描述社会和人民的生活的时候，既要展示社会主义现实的积极的、光辉的和鲜明的方面——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也要反映对缺点的批评以及对妨碍我们一往直前的消极现象的揭发和谴责”，因为“在生活中，在现实中，除了积极的东西以外总还有消极的东西，杂草往往同鲜花生长在一起。”㈠(“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尼·赫鲁晓夫：“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然而，整个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作家的主观态度：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和抱着什么目的来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生活中的困难，缺点和错误。各种样式的所谓“干预生活”派的作品，尽管其错误的严重程度并不完全相同，但作品的思想实质则是一致的。作者不是从保卫社会主义利益出发，揭露和批判现实生活中的缺点和错误，而是根本不满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们的生活，对于缺点和错误，进行肆意的夸大和歪曲。
从这方面看，“在桥梁工地上”有它的代表性。“在桥梁工地上”的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从生活中“停滞下来”的桥梁队长罗立正。据评论家苏平的意见，这罗立正是“旧的社会势力”“结成某种顽强的外壳横阻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他们甚至还是多数”。在刘宾雁的笔下，罗立正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他“只承认局里来的决定、指示、规章、制度。一切来自群众的思想、意见、办法等等，哪怕是实现一个指示所必需的，也不加理睬”，总之，既是不学无术，又是思想僵化，然而，罗立正这个人物究竟怎样从那样一个“抗着几十斤重的行李披星戴月奔走在京汉路沿线的那个人”，从那样一个对桥梁工程充满着热情幻想的人，变成了一个保守主义者，我们在这篇特写和这个人物性格的发展里，还找不出充分的令人信服的根据。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添了“新的嗜好”——打猎和修表，或者是“讨厌具体复杂的事情”，就失掉了他过去对什么都想“亲手摸一摸”的热情?问题还不在于此。在作家的整个表现意图里，是要告诉我们，保守主义者的可怕，并不仅仅在于罗立正个人的精神状态，而在于这个社会的中枢——领导制度。罗立正的这种精神状态正是这种领导制度的结果。在这篇特写里，还没有足够的胆量把这种险恶的意图写出来(这重要的关节是表现在“本报内部消息”里了)，只是写了一个带有暗示性的“悲剧”结局：作为新生力量的曾刚被调走了，而罗立正还是悠然自得地修表、打猎。当然，作者这样处理也不是不能容许的，作品中的正面人物暂时受挫折，是可以描写的。问题是“在桥梁工地上”的对正面力量的描绘是极为微弱的，作品并没有表现出正面力量一定战胜落后事物的必然性，因而使人感到新的现实生活是阴暗的，对明天是缺乏信心的。最后，作者“意味深长”地说：“困难恰恰在于罗立正这样的人并不抵抗这个浪潮，困难在于问题不仅是个保守思想……”
这是多么可怕的麻木！这样写，显然是又一次地夸大了落后事物的力量，更加浓厚地渲染了所谓阴暗面。
如果说，“在桥梁工地上”，作者这种反对党的领导的意图，还是巧妙地隐蔽着，那么，在“本报内部消息”里，这种潜伏着的阴暗的思想，就在一片颂扬声中大摇大摆地走出来，采取了露骨的公开挑战的态度，体现在现实生活的“尖锐冲突”里了。在“本报内部消息”里，黄佳英以“英雄”的姿态反对官僚主义，实质上是怀着浓厚的反党情绪在和党的整个领导相对抗。“在桥梁工地上”没有明确写出来的思想，在这里，不再是“暧昧的低语”，而是高声的喊叫了。马文元，陈立栋在部分的精神状态上，都是罗立正的再版。然而，无论是马文元和陈立栋，又都不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工作。马文元本来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干部，却由于解放以后，先是在一个党委机关里作科长，形成了他的老一套的工作方法：“承上启下，把部长的指示变成自己的指示，又把科员的报告变成自己的报告”。他调到了“新光日报”作总编室主任，却又遇到了专门“摧毁别人信心”的总编辑陈立栋，于是，他又继续了他的惯性生活，“承上启下”，每天在等待着陈立栋的电话开始工作。而那位“新光日报”的指挥员陈立栋却也工作得并不愉快。有一次在和黄佳英的谈话以后，他想：二十年前他也是一个黄佳英，就是现在，只要省委答应，他也能把“新光日报”办得人人爱看。一切都非常明白了，作者企图告诉人们的：绝不是一个马文元的萎靡不振，或者是一个陈立栋的专横保守，而是整个党的领导，脱离了人民群众，阻碍了生活的前进，窒息了干部的独立思考的能力；那里能摆脱党的领导，那里就有人民的拥护、工作的胜利，那一个人不服从党的领导，那一个人就取得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马端的堕落”的作者，就更用最简单的艺术表现，污蔑我们党由于干部政策上的某些“成规”在腐蚀着自己的队伍。像“在桥梁工地上”的工程局领导庇护罗立正一样，“马端的堕落”，党更是负有严重的责任。堕落得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的马端，不仅被县委庇护着，而且被地委庇护着。当新生和腐朽展开尖锐冲突的时候，也同样是反对马端堕落行为的县委副书记何生打了败仗——被调走了，而堕落的马端反被提升为县委副书记。直到犯了严重的错误，党“被群众捏着鼻子拉来”，才开始处理这个堕落分子。这分明不是在批判马端的堕落，而是在“暴露”我们党组(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的“腐朽”。
就是在这种“写真实”的特写的影响下，思想感情表现得特别阴暗的“改选”，也在正“当全国人民向资产阶级右派展开猛烈反击的时候”，被“人民文学”推荐给读者了。“改选”所描写的悲剧人物老郝，尽管作者所歌颂的许多“好事”实际上并不一定都是好事，而就作者笔下的这个人物性格来看，无疑问的，老郝是一个忠心耿耿为群众服务、为大家爱戴、敬重的工会干部。但是，在整个作品里，老郝却始终像是生活在冷酷无情的旧社会，得不到领导上的重视，却时时在受着坏人的陷害，一张无形的铁丝网，一直在围困着老郝，老郝抓不住一只温暖的手，最后终于没有逃脱被踢出工会的下场。直到群情激愤，大家“公选”了老郝，而老郝却已经抱着小孙女死在椅子上了。在结尾的时候作者似乎感到意境还不够“完美”，又用了这样阴冷的词句：“按照工会法的规定，改选是在超过人数三分之二的会员中举行的。这次选举是有效的。新的工会委员会就要工作了。”
多么阴冷的结局！我们仿佛是在读着果戈里的“外套”或者是“小公务员之死”。像一声绝叫的哀鸣，划过了阴霾的天空。整个作品所显示出来的阴暗情绪，分明是伪造出来的对于我们社会的“痛烈”的“控诉”。
而像“被围困的农庄主度”这样的特写，虽然在作品的阴暗情绪的表现上，不如“改选”那样鲜明。可是，在它的艺术形象的整体里，却渗透着对社会主义生活恶毒的歪曲和嘲笑。在作者笔下的火花集体农庄，自从集体化以后，一切都陷入混乱当中，人没吃食，马没饲料，牲口在死亡，等待播种的土地又缺乏种子……这个农庄最初建立的时候，县委本来有一个工作组在这里，现在用农庄主席叶柏寿的话说就是：“戏台刚刚搭好，他们就走了，瞧咱们在这里耍猴戏！”处于这种走投无路情况下的农庄干部，只好委托农庄主席叶柏寿跑到县里去取“百中经”，结果是毫无所得而回。
这是对于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何等恶毒的嘲笑！仿佛农业合作化，不是广大农民的理想和要求，而是党硬安在农民身上的。有些地方作者甚至把党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写成是故意和农民为难的“下命令就得照办”的例行公事。
最不能令人忍受的，是作者把这个农庄描写成被整个社会围困的“受难的乐园”，像叶柏寿发脾气时所说的：“你们这就算爱护农业合作化吗?都像你们这样，集体农庄趁早关门大吉!”而集体农庄主席叶柏寿更是被围困的中心人物。县税务局的潘股长，这个慢腾腾的活像游荡的二流子的人物，仿佛和火花集体农庄结了不解之缘。不知道他奉了那里的使命，专程跑到农庄里来，调查农庄是否私自屠宰了死牲口而没有缴纳屠宰税，农庄是否违反国家法令私自造过酒吃。这个莫名其妙的人物，看起来丝毫不像我们的税务人员，倒像是旧社会敲诈老百姓的税吏，死缠着叶柏寿不放。在作者的笔下，供销社也不是便利农民的社会主义企业，在收购农庄猪肉的时候克扣农庄，好品种当坏品种，压低价钱。而后却又派它的推销员向集体农民推销“颜色发黄”，“还有一股烟熏怪味”的“西南腊肉”。而不讲道理的新华书店的推销员，也强硬地向这个“认得二百个字还不到一百五十人”的农庄，大量推销完全不适用的普及科学知识的书籍。最后是公安人员为了建立户口登记处，也死钉着农庄主席不走。
总之，在作者的笔下，农庄主席是陷在各种各样的马大哈的重重包围里，受着各种各样的可笑的纠缠和责难。够了，这种恶意的夸张描写，实际上是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歪曲和丑化，用这些来攻击党领导农业合作化是耍农民的“猴戏”！
在这些所谓“干预生活”的作品里，还有两个最大的特征：
第一，在这些作品里，几乎所有的被批判的领导者，都是精神衰退、腐朽到毫无可取的老干部。罗立正是个热情衰退、对事业毫不关心的麻木不仁的人物，马文元的性格是曾经被我们党的生活压扁了后来才被黄佳英救活了的人物，陈立栋是个专横、粗暴、只知唯命是从的不可救药的人物。而只知请示领导，服从领导，却是这一类人精神和思想的“公式”。马端和刘绍棠的“田野落霞”里的高金海都已经变成了堕落分子。在这些人物身上，这些作家几乎集中了人们意想不到的种种“恶德”，从精神面貌到生理面貌，都极尽其丑化的能事，仿佛这些人从来都在发散着霉烂的臭气。尤其是“马端的堕落”的那种恶意的夸大的手法，已经到了完全令人不能相信的地步。同样的，在这些作家的笔触的锋芒里，不只是指向这些人物本身的蜕化和堕落，而总是隐约地暗示给人们，这一切都是党和他们所生活的“一团糟”的环境造成的。曾刚和罗立正的斗争所以失败，是由于罗立正们“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多数”，由于一切请示领导的罗立正，受到了领导的包庇。陈立栋的专横、武断、保守，也是得到了客观的支持。既有省委的促成，又被唯唯诺诺的小人，阿谀逢迎之徒包围着。马端的堕落，就更是既受到县委的纵容，又受到地委的包庇。“田野落霞”里的高金海，也有副县长张振武的支持，仿佛我们党的组织，也有一条坏分子的上下联接的线。
总之，在这些作者所勾划出的艺术环境里，并没有显示出我们蓬勃生活的主流，他们的主人公们不是生活在席卷一切渣滓的社会主义斗争洪流里，而是生活在阿谀逢迎、勾心斗角、互相包庇的一团糟的混乱的泥坑里。这里既没有党内生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没有严格的革命纪律，前进的生活主流被淹没在卑污的混水里。好人好事受到打击和摧残，坏人坏事受到纵容和包庇。仿佛在社会主义现实里，这一切恶劣的倾向，是生活中的支配力量，是无法战胜的恶势力。真像秋耘所叫喊的，在我们的生活里，太多了“畸形的、病态的和黑暗的东西”，迫切地等待作家去“揭露”和“干预”。实际上这些高高在上的作家，何曾真正体验过我们时代的人民的生活，他们的血脉里并没有跳动着革命阶级的脉搏。对于这类作家，鲁迅曾说过这样的话：“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革命抱有浪漫蒂克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㈠(“鲁迅全集”卷四，一八二——一八三页。)
难道这段话不正是给这些看到我们一些缺点就引起疯狂仇恨的人说的预言吗?他们“不喜欢本国人民的成就”，他们“只会去搜寻恶劣的消极的东西，去挖掘垃圾坑，并且把这些东西冒充生活中具有特征的东西。”㈡(尼·赫鲁晓夫：“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
第二，是完全相反的一面，即在他们笔触下的一些“正面的人物”。在这些“正面人物”中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黄佳英式的“干预生活”的“英雄”。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对于我们的社会制度、对于党的领导怀着极大的不满，向党争取资产阶级“自由”的“战士”。在他们的貌似“纯洁”、“真诚”、“幼稚”的外衣下，隐蔽着见不得天日的卑劣的野心。如果说这种精神状态在曾刚的身上，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那么，在黄佳英身上，就已经发展成了气焰万丈的疯狂的反党情绪。她抗拒领导，煽动工人闹事、请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篡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她的真实的性格发展，已经在现实生活中由它的创造者右派分子刘宾雁身上得到了活的写照。
另一种类型的人物，是何生(“马端的堕落”)、刘秋果(“田野落霞”)们。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都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而在这些作者的笔下，却把党的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无论是前一种类型，或者是后一种类型，在这些作家们的赞歌里，它们大部分都是封闭在孤芳自赏的内心生活里，不为周围的人们所理解，不脱离党，脱离群众，而却能“坚贞”地向围拢他们的“庸俗”空气作战。实际上渗透在他们的思想感情里的，是顽强的个人主义者的血液。他们仇视党的领导，党的纪律，妄想以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改造党，改造我们的生活。
从这些作品的这两个特征里，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极其强烈的反动的公式，那就是，似乎一切老干部都是不学无术的保守主义的代表者，阻碍生活前进的腐朽势力的代表者，道德败坏和品质恶劣的代表者，而新生的希望和崇高的理想，却都是来自年轻的知识分子。这一切，是这样强有力地在争夺领导地位。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只从这一点上，我们的嗅觉，也可以辨认出这股逆流是来自何方了。
以上就是近一年来在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号召下产生的一部分作品的轮廓，从这些作品里，我们既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理论的恶劣影响，也可以从这些标本的作品里，更进一步辨清这种理论的实质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提出的。
这是什么样的“干预生活”和“写真实”呢?很显然，这些作家也并没有像他们自己所说的，超然物外的写出客观真实来，他们倒的确依据自己的主观态度“干预”了“生活”，而这种“主观态度”，就是对于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党的领导，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现实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丑化(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所表现出来的问题的根本性质则是相同的)。如果说，在这里写出了什么“真实”，那只有一面，即生活的全部黑暗。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生活的真实吗?不，这是他们欣赏、玩味、展览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生活真实”，在这些作品里面，完全失去了社会主义主流的健康发展的力量。他们正如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丧失立场，离开了正确的(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此处几字辨认不出)”，“错误地和歪曲地对待文学艺术的任务。他们企图把事情看作这样：仿佛文学艺术的使命只(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寻找缺点，主要是谈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和阴暗(此处几字辨认不出)，而对一切正面的东西则闭口不谈。不过要知(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正是生活中这种正面的、新的和进步的事物(此处几字辨认不出)蓬勃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中的主要东(此处几字辨认不出)。”㈠(尼·赫鲁晓夫：“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些以“干预生活”、“写真实”来标榜自己的作家们，为什么开口闭口叫嚷“忠实于生活的本来面目”、“忠实于作家自己的感受”，在这里，是真象大白了！而他们又为什么那样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从现实底革命发展中”反对生活，反对强调文学作品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任务，也完全可以以清楚了。
这股所谓“干预生活”和“写真实”的逆流，可以说是从修正主义的暗流开始，逐渐和社会上的反党逆流结合在一起，然后开始了全面地向党进攻。它们的理论基础，是从去年就已经露头的文学理论上的修正主义浪潮；它们的阶级基础，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的新出现的敌人——资产阶级右派。不管自觉或不自觉，愿意或不愿意，实质上他们的思想感情已经和资产阶级右派同流合污。这就是他们的“干预生活”和“写真实”的谜底。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写于京郊
来源：原载《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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