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15 作者：姚文元
姚文元星期天到区委去，有同志希望我去看一看一个右派分子的交代：“他是贫农出身，现在成为右派了，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他交代中检查自己走向反党的思想根源之一是受到欧洲的那些资产阶级小说的影响，这对你们搞文学的人也许有一点关系。”
这种情况确是不多见的，我就主动地跑到大厅去看了。已经近夜晚十点钟，我在寂静的大厅中匆匆地看了从他日记中摘出来的反动阴暗的思想，以及他交代中的最后一部分——产生这种极端阴暗颓废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根源。虽然看得匆忙，但印象一下子就非常深刻地烙在脑上了。
他没有举出自己看过哪些书，但是从内容上看，大概是一些染着悲观主义同虚无主义色彩的作品。这些作品使他对世界感到空虚，对生活感到消沉，一种人生无常的阴郁的感情毒蛇一样缠住他的心了，在光明的日子里他感到悲凉，在群众的欢乐中他感到孤独，那些书中的毒素在他脑中同个人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同集体事业、同党的领导相对立的人生观，他看不惯革命队伍中的秩序，厌恶同志，反对领导，并且他的感情由阴郁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对一切人、一切事物的冷酷，使他在路上看见别人打架就幸灾乐祸地感到高兴。那些小说中资产阶级阴冷的色彩在他感情上转化成为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冷嘲和敌视，那些小说中鼓吹的个人主义变成了他强烈的不满意集体以及要求个人突出的愿望，那些小说中“浮生若梦”“一切到头都是一场空”的资产阶级的颓废主义在他思想上转化成为一种忽而袭来的对火热的生活茫茫然的空虚绝望的感情。……这些反动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当然会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变成对革命的集体的公开的仇恨和对抗。
自然，这只是他几个思想根源的一个，不是全部的原因；还有其他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原因在内。然而，就作为原因之一吧，也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了。我马上联想到另一件事：报上登载吴祖光集团要唆使某一个人堕落时，首先就介绍他看《约翰·克利斯朵夫》。
《约翰·克利斯朵夫》无疑不是一部坏作品，在法国当时历史条件下，它是带着进步的倾向性的。这种进步的倾向性主要表现在对资产阶级腐烂、反动、虚伪的上层社会的生活、文化同精神状态的尖锐的揭露和猛烈的批判上，并且描写了一个忠于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压迫下的艰苦奋斗的一生。作品中还寄托了罗曼罗兰对于新的人性同新的未来的一种理想和追求。但是，这部巨著的基本思想是属于强烈的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个人奋斗、个人的颜力、个人的精神力量被作者的热情升华到一种白热化的程度，带着灼人的力量吸引着读者，人和人的感情、爱情、肉欲和友谊，这里都是按照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观念来处理的，由于在哲学观念上太偏重于主观精神状态的自我发展，相对地忽视了对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的观察和反映；使得在好些伦理关系同私生活描写上带着相当浓的唯心主义的色彩。而这本书对于知识分子特别富有艺术魅力，克利斯朵夫的形象非常容易把知识分子中个人主义的观念同凭个人毅力英勇奋斗的幻想煽动起来，迷信只要有个人的毅力就可以开辟世界，走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个人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在今天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是反动的。在今天的中国以约翰·克利斯朵夫为自己的榜样，就会走向同党和集体的对立而不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这大概就是吴祖光集团狂热地推荐这部小说的理由吧。我们记得，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是把这本书捧为超过一切著作的圣典的。没有批判能力的读者读了它，反面的作用会超过正面的作用。但是多年来，我们却没有一篇详细地分析这部巨著的文章，帮助读者来理解它！
在文艺界中，出身于革命队伍而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俘掳而堕落到右派的青年作家，已经不止一个了！刘绍棠刚解放时还是个红领巾，可算完全是在新社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但现在是右派。他之成为右派原因也很多，但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被过去时代的一些“大师”的作品迷惑得失去了方向。他接受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文学见解，在学习那些古典的杰作时，他没有用批判的眼光去分析，看不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同过去一切旧时代的文学在思想内容上的根本区别，而相反地，要求社会主义文学回过头去倒退，完全放弃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任务。于是，他就狂妄到目空一切，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党的领导、工农兵方向、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成绩全部否定了。从艺术思想来说，他是百分之百地被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所俘掳，玩弄起什么“天才的作家”同“作家的天才”来了。自然，除了古典作品中的思想影响之外，“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写真实”的那股逆流也在“理论指导”上指导着他去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学，无疑是要批判地继承过去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的。只有对祖国的文学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拜倒在西欧资产阶级文化的石榴裙下的如胡适、胡风之流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以及丁、陈集团等反党分子，才对祖国的文学遗产采取轻蔑的否定的态度。无产阶级在继承同革新两方面都是彻底的。历史上过去的统治阶级对于带有民主主义同爱国主义倾向的遗产，采取了歧视、压制、歪曲、阉割的手段，他们只在不违反统治阶级利益的范围内才尊重遗产，唯有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才能够把过去一切优秀的遗产批判地继承过来，创造新的文化。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末尾，就说明唯有德国的无产阶级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唯一的继承者。然而继承是为了创造，因而继承中也就包含着批判和改造，包含着对糟粕的否定。而且，就意识形态，阶级性质来说，社会主义的新文学同过去一切文学根本不同。过去的文学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思想，在今天的生活中就不一定是进步的。有些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创造的作品中，在今天仍然保留了一部分美的价值，然而在思想意义上说，却是同新时代对立的了。意志薄弱的人就会被旧文学中的艺术魅力所吸引，而把那些错误意识一起吞下肚里去。即使从历史观点来看是好的或者是较好的作品，在一部分人身上却起着消极作用，或者在起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起着消极作用。
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全体人民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首先是文艺工作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确立。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对过去的遗产就会采取正确的批判地接受的态度，能够欣赏一切优美的艺术品，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的思想，则与它坚决地划清界限。在目前比较实际的，则是多做对那些广泛流传而思想倾向上有强烈的个人主义情绪或阴郁色彩的作品的分析批判工作，这对于广大读者，是特别需要的，例如象《约翰·克利斯朵夫》，《简爱》，《咆哮山庄》，《红字》，《罪与罚》……这一类的作品就是。这种分析批判应该既是一种科学的批判地介绍，又包含着很现实的思想斗争及思想教育的意义。可惜这个工作，往往是被我们忽视的。
毛主席说，意识形态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这是非常深刻的。在文学中，那些旧的意识就常常会同人们头脑中的旧意识起着支持和共鸣的作用。有人因个人主义得不到满足，在感到生活渺茫的时候，就沉醉在一部分悲凉、哀怨或散布人生如梦的情感的诗词中，让旧的美化了的封建思想把自己的心灵包裹起来，同外界隔绝。有人想逃避剧烈的阶级斗争，就有意识地去看《桃花扇》咀嚼着历代兴亡世事盛衰的一种空虚茫然的感情，用空虚来充塞自己的空虚。……类似的事情一定是还有不少的。要人人都能欣赏过去优秀的遗产而又不受非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侵蚀，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我在静静的秋夜里匆忙而杂乱地记下了自己的一点感想，觉得好象有什么更深刻的东西，但我没有说出来。我们要最终地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完整地建立起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那还要付出巨大的劳动。思想战线上还有长期的战斗任务，还要做许许多多具体的、艰苦的工作，我们要紧紧握着马克思主义的枪，一点也松懈不得。仅从这一个方面来看，就有极繁重的工作要做，我希望研究中外古典文学的同志们能够注意到这一个方面。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来源：姚文元《想起了国歌》，上海作家出版社，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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