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1-0 作者：中共孝感县委书记, 杨炳昌
中共孝感县委书记、杨炳昌孝威县（以下简称我县）在长江中游的北岸，大部分是丘陵，小部分属于山区、湖区和平原。耕地面积114万亩，其中水田80多万亩。全县有17.9万户（农户16.9万户），74.2万人（农业人口69.7万），男女全半劳动力35万个，耕牛7万头。我县位于北纬31度左右，年雨量1,100公厘，无霜期240—260天，全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7度，最高41度，最低零下6度。
解放前，粮食生产水平很低，1949年粮食总产量才3.12亿斤，亩产370斤。1952年总产量3.32亿斤，水田78.4万亩，亩产380斤。到1955年总产量达到5.24亿斤，水田78.6万亩，亩产600.8斤。1956年实现了合作化，全县生产来了一个跃进，粮食总产量达到7.46亿斤，亩产859.5斤。1957年进一步发挥合作化制度的优越性，战胜了80多天的严重秋旱，全年粮食总产量8.57亿斤，比1956年增长14.8％，比1952年增长157.6％。在808,979亩水田中，平均亩产1,002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大面积丰产和高额丰产事例：粮食亩产1,500—2,000斤的21,228亩，双千斤以上的1,231亩。最高额产量为长风社的1.1亩小麦双季稻三熟田，平均亩产粮食达到2,403斤。水稻亩产1,500—2,000斤的6,296亩，两千斤以上的157.6亩。一季早稻亩产千斤以上的有5，024亩，最高额产量为高联社的34.5亩南特号，平均亩产1,583斤；长风社1.35亩早粳16号，平均亩产1,498.5斤；协和社10.25亩早粳青森五号，平均亩产1,310斤。中稻亩产千斤以上的11,204亩，最高产量为建国社7.25亩上海籼，平均亩产1,420.14斤。一季晚粳共有106,000亩，平均亩产928斤，最高产量为联盟社的18.15亩，平均亩产2,022斤。并且出现了粮食平均亩产1,400斤以上的社四个，如光明社平均亩产粮食达到1,537斤。
随着粮食的增产，其他方面也都增了产。1957年棉花总产量达到451.8万斤，比1956年增长22.5％；油料总产量达到1,827万斤，比1956年增长11.3％；生猪达到22万头，比1956年增长69.2％；副业收人每户平均173元，比1956年增加50.4％。由于生产的增长，每户社员平均收入由1956年的497元增加到602元，比1956年增加21.1％。同时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商品粮，1956年征购粮为1.5亿斤，1957年为2.6亿斤，比上一年增加68.2％。全县897个农业社，社社超过了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丰收以后，群众普遍这样唱：“太阳出来放金光，社内生产四季忙，棉桃长的拳头大，谷穗长的尺把长，千斤粮食到了手，一年办了三年粮，感谢党的好领导，合作化的道路长”。
取得以上成绩，我们认为是由于在中央和省委、地委的正确领导和驻军的支援之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作了以下几项工作：
县、区、乡各级干部，在党委的统—颔导下，都实行了分工负责，包干到底。具体来说，就是县委分工到区，与区委共同包干负责实现全区的规划；区委分工到乡，与乡干部共同包干负责实现全乡的规划；乡干部分工到社，与社干部共同包干负责实现全社的规划。我们一共25个县委委员，除7个兼任区委书记长期住在农村外，有13个县委经常住乡，同区、乡、社的干部一齐发动群众抓环节。这样分工包干的好处是：领导干部下乡的人数多，在乡的时间长，责任明确，劲头大。过去没有实行包干负责，下乡的时候总是挂念机关的工作，现在偶然回到机关来，却总是挂念着乡里的生产。如组织部长程文元同志分工负责一个区，在开县委拿回来时，只是抓会议空隙时间去处理一下本部门的工作，会议还没有结束就把县委研究的精神用电话通知区委，会议一结束就赶紧下去了。朋兴区区委副书记分工包干一个乡，秋旱时，眼看规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他着急了，带病干，去找水利技术干部商量拦河筑坝来解决抗旱的水源问题。水利干部强调筑坝要多少钱，多少器材，还要高等技术，于是去同群众商量，发动群众用草、杂木等解决了材料问题，自己带领群众动手，又找驻军动员一千多名官兵参加修坝，拦河大坝终于筑成了，提高了河水水位，倒灌8里路，救田4万亩。
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我们1957年更深刻体会到，是深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和进一步鼓舞群众生产积极性、改善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关键。我们自从贯彻了中央关于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指示后，又作出了关于“学习模范社主任官木生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决定，一年来干部的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全县共有区干部367人，每人平均做184工分，乡干部766人，每人平均做283工分。同时，在整个生产运动中，干部往往在最艰苦、最关键的时刻帮助了社员。为了使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有更具体的内容，从县到社的大部分干部，都亲自培育了试验田，大部分社有专门的试验组。花园区区委书记在五四社同社干部和社员一起共同培育了60亩双千斤田，结果有38亩成功了，这对克服群众保守思想、继续前进起了良好作用。他们反映：“试验田是学校，对比是法宝，谁是谁非，一看就明白了”。干部通过培育试验田，不但丰富了生产知识，同时感到“搞了对比试验田，等于宣传一整年”，工作好推动。由于干部参加生产，改变了作风，群众的反映也变了，说：“过去干部是肩不挑，手不提，纸烟头熏红了指头皮；毛主席指示下了乡，干部作风变了样，人人下田把活干，增产丰收有保障”。群众还说干部参加生产有“三大”，这就是：干部威信大，自己收入大，社员劲头大。
抓先进，抓落后，对于促进平衡增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层层都有重点，重点工作先走一步，创造经验，做出样子，然后主要通过参观评比等方法，带动全面。由于层层有重点，事事有典型，在连续的生产运动中，重点社始终走在运动的前面，群众反映说：“龙头一动，不怕你龙尾不动”；又说：“重点社象战鼓一样，咚咚一响，人的精种就来了，运动就搞开了”。抓先进的同时，还注意了加强落后，我们今年作了“下派干部、加强基层”的决议，先后下派区委或相当于区级的干部62人到乡担任总支书记，派脱产乡干部166人回社当主任或分支书记，还从财经部门抽调了百多个有一定会计业务能力的干部回社担任会计，又从各机关抽调156名干部长期驻社帮助工作，因此基本上改变了落后地区的面貌，使各项工作得以平衡发展。
1956年7月，我们就提出千斤规划在全县干部和群众中进行酝酿，当时有些群众是不相信能够实现千斤规划的，说：“唐宋元明清，没听说过亩产一千斤；我们社里出了一个吹主任，他要收一千一百斤”。认为千斤规划是“董天保的妈夸天话、一夜能织十匹纱”等等。经过充分发动群众讨论，一致认识到1957年的生产比1956年有十大有利条件，还按照千斤规划的要求，每个社都发动社员具体算了六笔帐——水利帐，肥料帐，劳动力帐，耕牛农具帐，品种搭配帐和时间帐，这才统一了思想，认为实现千斤是有可能的。各社都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这样就使千斤规划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这同时，我们还进行了18个乡、社的调查，也证明实现千斤是有可能的。最后，就自上而下地逐级把规划定了下来，同时县委还作出实现千斤的十大措施。
一年来，从领导到群众，没有那一天忘掉了亩产千斤，许多干部在梦中病中也还念念不忘千斤规划。如朋兴区区委书记朱朝启同志在梦中说：“千斤有把握，大家要努力”。白合乡的总支书记在县里开会时，在睡梦中说：“早点回去抓生产，不然千斤实现不了”。
在全年的生产过程中，我们为了保持领导头脑的清醒和克服干部和群众中的麻痹情绪，不断用规划的要求去检查生产、衡量工作的好坏，抓紧在每个季节和每个环节，要求各级通过查千斤、算千斤、查出问题就算、算帐不够就干。群众反映：季季有运动，月月有突击。如邹岗区在早稻、中稻已成定局的时候，全区发动群众算了一个帐，要差170万斤，不能实现规划，于是进一步发动群众讨论，扩大双季稻3,591亩，增产129万斤，扩大再生稻，增产80万斤，终于超额完成了规划。不仅干部算帐，群众也坚持了算帐，群众是算每一块能不能完成千斤，能不能完成定产到田的产量。如五一社盛家顺算帐后发现每亩要差20多斤，完不成规划，于是把自己家里的地皮土挖来追肥，并带动全社，在7天内追肥390亩。
总的说来，千斤规划对干部和群众的鼓舞很大，普遍反映：“规划是我们的指路灯，提起千斤，浑身起劲”。
改变耕作制度主要是将一季中稻改为双季稻，改一年两熟制为三熟制。我县过去绝大部分是一季中熟稻，仅南部少数地区约8万亩种植双季稻，只占水田面积的10％。由于双季稻的产量比一季中稻的产量高得多，我县自1956年起，在全省稻田改制的号召下，全县使双季稻在原有8万亩的基础上扩大到17万多亩。由于积极地创造了单季改双季的增产条件，头一年就获得了双季稻大面积的增产丰收，两季平均亩产1,035斤，比原有的中稻加再生稻一般每亩要增产300斤以上，这一增产事实有力地击破了过去长期固守以一季中稻为主的保守思想。特别是在我县北部的山区和丘陵地区，地处北纬31度以北100多里，过去长期地认为气温不够，不敢大胆试种双季稻，自从1955年通过总结典型经验和深入贯彻技术在北部多点试种了5万亩双季稻获得了普遍丰收以后，当地群众普遍地反映说：“双季稻，真是好，多收谷子多收草，一年收了两三季，它是增产好法宝”。由于改制的丰收事实，有力地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因此1957年双季稻面积又在1956年17万多亩的基础上扩大到27万多亩，占稻田面积的33.8％，两季平均亩产稻谷1,044.5斤，1957年仅这一项就增产了稻谷3千多万斤。全县还有几万亩双季稻与大小麦、蚕豆、豌豆或油菜连作，—年收三季，每亩年产粮食1,200—1,300斤，高的达到2千多斤，比原来中稻加麦类两熟制或中稻、再生稻加麦类三熟制每亩要增产300—500斤以上。
除改种双季稻外，我县还积极地将原有的一季中稻改种一部分一季晚粳稻。因为一季中稻在8月中旬收割，单位面积产量每亩只600斤左右，收割后离种小麦还有60多天的空隙时间，为了有效地利用这一段季节，从1956年起将中稻改种了26,000亩一季晚粳稻，平均亩产达到883斤，比一季中稻加再生稻每亩要增产100—200斤以上。1957年又将一季晚粳稻扩大到10万亩，平均亩产928斤，比一季中稻加晚秋作物每亩要增产200斤以上，同时一季晚粳稻收获后还可种一季小麦，第二年小麦收了再插一季晚粳稻，在季节上配合得很恰当，解决了过去中稻与小麦连作、收麦插秧期间紧张的季节矛盾。我县一季晚粳稻加小麦—般亩产都在1，100斤左右，所以群众反映说：“南大麦加一季晚，千斤不困难”。
我县在改变耕作制度的同时，紧密地配合改换良种，使粮食产量能在改制的基础上获得提高。在单季改双季的品种方面，我县的早稻1957年一般采用了早熟、中热和晚熟三个类型的品种：早熟种以早粳青森五号和头伏早为主，在7月10日左右收割，亩产450—600斤；中熟种以红脚早为主，亩产600斤左右；晚熟种以南特号为主，亩产650—700斤。这些品种一般都比本地种增产2—3成。由于产量高，又能分期成熟，对晚稻的早插增产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在晚稻品种方面，由于粳稻比籼稻的产量高而且稳定，1957年就大量地采用了10509、老来青等一季晚粳稻作为双季晚粳稻，全县共种双季晚粳稻11万多亩，平均比晚籼稻每亩要增产200斤左右，特别是晚粳稻的耐寒牲强，在1957年秋季冷风来得较早的情砚下，晚籼稻因大风低温而减产很大，一般亩产只300斤左右，而晚粳稻一般亩产在500斤上下。
在一季晚稻方面，推广的全是老来青、853和10509三个优良粳稻品种。小麦则推广南大2419良种共达26万亩，占全县小麦面积的95％，南大2419小麦一般比本地种增产三、四成，因此全县小麦1957年平均亩产达到245斤，比1956年亩产209.5斤增产17％。
1957年全县总计共推广各种粳稻良种22万亩，南特号早籼13万亩，南大2419小麦26万亩，仅此三项就增产了粮食5千余万斤。由于各项良种增了产，群众反映说：“南特号，真正好，亩产千斤吃不了”；“粳稻真不错，亩产一千多”。
为了进一步适应稻谷增产和稻田改制的要求，我县还全面地贯彻了水稻密植。在我县的朋兴区等少数区乡，过去一向就有每亩插秧3万蔸左右的密植习惯，但其他大部分地区仍然是稀植的，每亩插秧在12,000—20,000蔸之间。经过几年来进行各种对比和大田实践的结果，证明密植的比稀植的产量确实要高。同时由于改制的关系，早稻和晚稻的生长时期都短，粳稻又比籼稻的分蘖力差，所以插秧密度也必须随着改制而相应的增加。
由于以上原因，我县自1956年起大力推广了朋兴区一带每亩插秧3万蔸左右的密植经验。经过两年来的努力，在全县范围内基本上做到了普遍密植，一般早、晚稻株行距为4×5寸或3×5寸，每亩3—4万蔸，中稻和一季晚稻4×6或4×5寸，每亩2.5—3万蔸。
根据我县的实践：密植的禾苗一般不及稀植的长得好看，但收起谷子来确实比稀植的要收得多些。同时经过各种对比，在同样栽培条件下，采用以上密度的产量就高些，较稀的产量就低些。根据我县群众的经验，采用3—4万蔸密度插秧的，在我县的具体情况下还有三个好处：
第一，密植能提早成熟，争取季节，做到一早三早。因为我县复种指数高，很多稻田一年收三季，早稻早插密植就能提早成熟3—5天，就能使晚稻提早插秧，晚稻早插密植就能早熟增产，便于冬季作物的及早播种，做到一早三早，季季丰收。
第二，密植的产量稳定可靠。因为我县早春气温低，雨水多，早稻分蘖很少，只有用密植的办法来弥补分蘖少的缺陷，以保证每亩田有足够的总穗数。
第三，粳稻分蘖力很差，我县的粳稻面积大，必须采用密植的办法来增加每亩的总穗数，以保证应有的产量。例如我县1956年种植18,000亩青森五号早粳稻，由于插秧密度一般在3万蔸到4万蔸，所以平均亩产570斤，其中有少数插得较稀的产量就显著降低，光明四社有一丘株行距5×8寸的亩产480斤，同样条件又一丘株行距4×5寸的亩产615斤。
我县的水利条件较差，经过几年来的兴修水利，还只能在30天干旱的情况下基本保收。1957年秋旱接伏旱，苦旱长达80多天，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0％以上的粮食作物面积直接受到干旱的严重威胁，8月初，旱情一开始，我们就决心抗旱，这时县里正开扩干会，当即抽回200名干部回去抗旱，扩干会结束，所有干部回乡全力以赴。当旱情持续到20多天的时候，群众仍然没有完全打消等雨思想，干部从下而上的要求明确救什么，不救什么，县委当时要求很简单，一句话：“确保千斤”。这时，已有两个区打算“救黄不救青”，我们及时在全县范围内批判了“群众等雨、干部畏难”的消极情绪。同时，根据各个区的抗旱要求摸底，要减收1亿斤粮食，县委召开了紧急书记会，算了一笔帐，如果只减收4千万斤，还可以保证千斤。我们为了从积极方面调动群众抗旱情绪，提出抗旱增产6千万斤的口号，紧接着由5个县委书记每人分工负责到各区帮助想办法实现千斤。这个决心，很快地变成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决心，一致提出“塘干堰干、也不能让田里到手的庄稼干”的口号，一个全县规模的抗旱保收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了，群众还发挥了高度团结互助的精神，为战胜旱灾而艰苦斗争。王店区农光社、磨山社在磨山脚下，旱情严重水源远，抗旱保收有困难，胜利社主任黄发志组织190个社员带21卷水车支援两社抗旱8天，使322亩一季晚粳稻全部获得保收，因此，原来这两社历史上曾因宗派斗争而互不结亲，但通过抗旱，宗派矛盾解决了。群众一边抗旱，一边唱着这样的一首歌谣：“过去的社会真恨人，河东河西不结亲，共产党，领导好，合作化，优越高，仇人变成一家人，天气再旱也不怕，大家一起把河下，战胜旱灾再回家”。运动开展后，进一步解决水源问题是进一步发动群众的关键，这时，我们提出了“向地下要水”、“叫水听我们指挥、争取实现千斤规划”等口号，以进一步调动群众的抗旱积极性。祝站乡十里内没有水源，县委书记王振明同志与祝站区委书记韩凤歧同志深入寻找水源，群众传说这个乡为“乌江渡”旧址，即发动群众挖井，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第二天就挖出水来了。在他们的带动下，全乡共挖井100多口，使3,894亩田没受旱。雨台乡过去有这样的歌谣：“雨台庙，高又高，十天不下雨，吃水无处挑，半月不下雨，老的哭来小的嚎，生活无处靠”，1957年在抗旱中组织群众翻过两座山岗和一片水田，把相隔六、七里远的王母湖和野猪湖的水车到田里灌溉庄稼，群众兴奋地开玩笑说是“两湖结婚了”。塘水车完了车河（湖）水，近水车完了车远水，没有水了又终于找到了水，象这样顽强不屈的事例成千上万。全县在80天的抗旱斗争中，每天平均参加25万人以上，先后下乡支援抗旱的机关干部有1,058人，组织了水车8万多乘，抽水机102台，共打水井1,444处，筑拦河坝911处，车河水的有2,352处。群众有一首顺口溜形容当时的抗旱规模说：“水车遍地响，帐棚结成行，不分日夜干，社社老幼忙；人叫水倒流，高山低了头，河水翻了岗，井水进了田，努力加油干，千斤有保障”。通过艰苦斗争，终于抢救了晚秋作物，保证了千斤规划的实现。
一年来向螟害作斗争，也挽回了不少粮食的损失。1955年水稻螟害率占18％；1956年进行了大面积的综合防治，即压低到5％左右；1957年我们继续把治螟工作作为实现千斤规划的措施抓起来，使螟害率再次压低到2.2％。在具体的防治方法上，主要是根据不同时间，采取冬季三光防治（谷蔸捡光，坂田耕光和杂草铲光）、药剂防治、灯火诱杀和有条件地进行深水灭蛹等四种方法，从结果上看效果很好。如何使治螟工作成为群众性的运动，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合作化以前，在这方面领导不够，农业技术干部又不善于发动群众，只是孤立地抓技术环节；群众对螟害认识不足，迷信螟虫是“神虫”，对发动治螟说是“干部坐着吃，睡着想，弄的社员搞冤枉”。合作化以后，合作社的生产规模大，群众的增产要求高了，我们愈来愈感到技术措施与生产的增减关系极大，于是把防治螟害也列入整个生产计划中去，加强领导。在具体作法上，我们体会到只有把领导、技术、群众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治螟工作搞好。根据螟虫防治季节性强、早治五天过早、迟治五天失效的特点，首先我们运用了“层层有领导、区区有重点、处处有情况”的办法，特别是领导干部与技术干部同住在治螟重点，经常亲身进行观察螟虫发生情况，县、区、乡主要干部并都随身带有放大镜，便于随时进行观察。并和农业部门明确任务，近两年我们抽调了强有力的技术干部，分别驻在有代表性的治螟重点，专责进行全县螟虫发生和为害情况的观察，作好预测预报。他们及时而准确地提出了防治螟虫的有效时机和有效方法，全县各级领导根据预报点提出的措施，准时地发动群众开展全面的治螟运动，这样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农业部门脱离实际、只能给我们提出一般药方的倾向，从而使领导和技术结合起来，在指导治螟上争取了主动，避免了盲目性。比如1957年在二化螟盛发期我们开展了千灯万火的诱杀螟蛾运动，但由于我县南北长达150里，螟虫变化时期也不一样，北部几个区一直要求同时开始，我们叫他们先试点几盏灯，把诱获的螟蛾送县检查，结果证明并无螟蛾，因此，推迟了北部开展运动的时期，保证了运动的效果。其次，是把群众从思想上发动起来。除了运用实物展览、田间参观等办法进行普遍宣传以外，全县各社还培养治螟典型示范田1,200亩，对群众发动教育作用很大。如长风社技术员官本堂在大路边二亩双季晚稻田内搞对比试验，打药的一半生长茂盛，没打药的一半一窝窝的枯心。原来对打药有抵触的老社员官为如心服口服地说：“有板眼，真是做到老，学不了”。现在全县群众对于防治技术都较熟练，只要我们提出时间要求，不用交待用什么药，怎样配，怎样打药，就可以很快地进行有效的防治。
在解决肥料问题上，我们主要是贯彻经常性积肥和积肥运动相结合的方法，发动群众积聚各种自然肥料。在1956年冬后和1957年栽早稻及栽晚稻前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积肥运动，共积各种肥料2.38亿担，肥田183.3万亩（包括复种面积），解决了需肥面积80％的肥料问题。单位施肥量平均每亩达到130担，比去年增加28.7％。
我们发动群众积肥的办法，主要是提出三笔帐让群众去算：第一笔帐是少施了肥料就要少收多少产量；第二笔帐是拿钱买商品肥料，有没有钱，买不买得到，划不划得来；第三笔帐是想办法积肥。群众算帐的结果，第一、第二两笔帐都不行，还是第三笔帐行得通，所以全县群众都一心一意的积肥，这就使积肥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运动。群众积肥的积极性也很高，如民星社在腊月30日还有37人到汉口附近捡粪6,000担，可肥田200多亩。现在全县群众只要我们提出积肥任务，每户都知道应该积多少肥，比如：我们提出积肥1亿担，每户就知道要积肥650担。
在积肥运动中，还强调了作好劳力的具体安排和制订合理的积肥报酬以及合理评议社员家庭肥料的收购价格等问题。
虽然在农业生产上的成绩很大，但也存在不少的缺点和教训。从1957年生产的情况看，首先是对试种成功的良种缺乏全面推广，在品种搭配、作物安排上也仍有不当。如晚稻良种双季晚粳稻耐肥、耐风不撒粒，产量高，经多点试验成功，但1957年由于全面推广工作做得不够，甚至还有五桂、芦管等三个空白乡，以致全县以往习惯种植的本地晚籼稻黄毛粘等品种在卧龙、龙店的播种面积仍然很大，这种晚稻不耐肥，产量低，抗寒、抗风力差，1957年由于干旱，抽穗和成熟期延迟，以致在9月下旬和10月16日的两次大风和低温，影响了稻花授粉，因而粃谷多，风又吹撒了不少谷粒，所以遭到减产。
在水利设施上，虽然我们逐年进行了兴修，但还缺乏消灭灾害、确保丰收的全面规划。由于大中型水库少，自流灌溉面积小，小型塘堰蓄水能力有限，因而1957年就水利情况看，在一个月不雨的情况下，尚有15万余亩不能保收，因而遇到80天的严重秋旱后，虽然上下一致全力以赴地进行了抗旱斗争，晚秋作物仍有部分旱死或因旱减产，据统计，共约减产粮食3千余万斤。
在肥料问题上，我们也是有缺点的。厕所加盖等保持肥效工作还没有引起广大群众的注意，造成了在缺乏肥料情况下的浪费肥效，特别是我们几年来号召发展养猪，做好猪圈，但大部地区仍然未曾贯彻好。按每头猪全年少积半亩田的肥料计，全县便因而浪费了10余万亩田的肥料，这的确是一笔惊人的损失。再加上猪的放饲，妨碍湾（村）前后的田间管理，每年损坏庄稼的数量很大。
此外，我们对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推广不够，因而对耕作质量有一定影响，在抢火色（即抢季节）时感到劳动力紧张。
粮食：1958年总产量达到9.5亿斤，比1957年增长11.7％，亩产1,100斤；1962年总产量达到13亿斤，亩产1,400斤；到1967年总产量要求达到17亿斤，亩产1,800斤。
棉花：1958年总产量达到8万担，比1957年增长77％，亩产皮棉100斤；1962年总产量达到12.75万担，亩产皮棉150斤；到1967年总产量达到17万担，亩产皮棉200斤。
油料：1958年总产量达到3,231万斤，比1957年增长77％，其中5.5万亩花生亩产要达到450斤；1962年总产量达到3,960万斤；到1967年总产量达到5,960万斤。
养猪：1958年达到34万头，比1957年增长54.5％；1962年达到42.5万头；到1967年达到51万头。
其他各项都要求有较大的增长。
上述规划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里仅谈谈实现1958年亩产粮食1，100斤的可能性。
第一，大力兴修水利。计划在1957年冬1958年春兴建177处大、中、小型水库，加上金盆浴鲤水库开控渠道80里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可以使全县80％的乡基本消灭旱灾。目前县、区、乡干部已分工包干修建水库，限期完成，全县已有40％的劳动力投入了兴修水利的运动。群众通过1957年80天抗旱的实际教育，劲头很大。如朋兴区在干部会上算了一笔帐，1957年仅抗旱就用了160万个工，如果用这些工修水利，全区可以基本消灭旱灾。这笔帐一算，到会干部提出再不用讨论了，赶紧回去干，会后即在全区掀起了一个兴修水利的高潮。他们提出了以“愚公移山的毅力，上甘岭的艰苦，董存瑞的勇敢，唐僧取经的决心”，来搞好1957年冬1958年春的水利工程，保证1958年更大的丰收。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还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凃巷区修建一个灌田12,000亩的水库，原来已经批准投资4万元，由于依靠群众办水利，现在这笔投资可以用来修3个灌田万亩以上的水库。
第二，进一步增施肥料，满足增产要求。我们已经作出规划，1958年全年积肥3亿担，比1957年增加三成。在肥源上，牲畜粪尿及绿肥有所增加。除此以外，我们还是老办法，依靠群众，3亿担的任务是有把握完成的。
第三，吸取1957年的经验教训，继续推行耕作制度的改革：1958年双季稻的面积计划由1957年的27万亩扩大到40万亩，一季晚粳稻由10万亩扩大到20万亩。同时进一步作好作物安排和品种搭配，以保证季季增产，年年增产。
第四，继续贯彻以密植为中心的各项技术改革。在1957年基本密植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因田、因品种做到合理密植。还打算把水稻螟害率再压低到1.5％。其他如深耕、农具改革以及耕牛的繁殖等工作，也要跟上去。
第五，改进领导。我们已经在1957年分工负责、包干到底的基础上，5个书记进行了按作物分工领导，同时有人专管山区和湖区的生产。为了进一步深入领导生产，减少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学习生产知识，逐步变外行为内行，要进一步作好试验田的试验工作，并且强调要通过试验来指导生产和技术改革。
（注）我县耕作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将水田的一季中稻改为双季稻，或将一季中稻改为一季晚粳稻，使原来的一年一熟制变为二熟制，或原来的二熟制变为三熟制。这样改制的最大效果是增加了水稻的播种面积和提高了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使水田粮食年产量能够迅速地提高。
拿双季稻说：我县历年水田面积在80万亩左右，1949年双季稻只有4.8万亩，占稻田面积的6.4％，其余93.6％的面积都是一季中稻。1952年双季稻发展到6万多亩，占稻田的7.7％。1956年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组织了稻田改制的跃进，双季稻扩大到17万多亩，占稻田面积21.1％，平均亩产达到1,035斤。1957年双季稻再扩大到278,000亩，占稻田面积的34.4％，平均亩产达到1,044.5斤。改种双季稻以后，一季中稻每亩要增产稻谷300—400斤，比一季中稻加晚秋作物每亩要增产粮食300斤左右，比中稻、晚稻和冬播三熟每亩要增产粮食100斤左右。并且双季稻有部分面积是冬季播种大小麦、油菜或蚕、豌豆，一年三熟，一般亩产1,100—1,200斤，较高的在1,500斤以上。
一季晚粳稻方面：1955年才开始小块试种，1956年扩大到26,000多亩，平均亩产883斤。1957年再扩大到106,000亩，平均亩产928斤，比一季中稻每亩要增产200—300斤以上；比中稻加再生稻每亩要增产150—200斤以上。我县的一季晚粳稻绝大部分是稻麦两熟，—般每亩年产稻麦1,100—1,200斤，较高的达到1,400斤以上，比原来的中稻、麦类两熟每亩要增产300—400斤；比中稻、晚稻和冬播三熟每亩要增产粮食200斤以上。一季晚粳稻扩大后，因为插秧季节推迟，还有效地解决了过去中稻、小麦连作时收麦插秧的紧张季节矛盾。
在改制以后，我县的复种指数也逐年增加了：1952年全县复种指数是155.38％，1956年达到186.82％；1957年达到201％。由于复种指数的增加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我县粮食产量也随之逐年增长：1952年3.32亿斤；1956年7.46亿斤；1957年8.50亿斤。
来源：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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