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1-11 作者：张春桥
张春桥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到十年。在人类历史上，这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但是，就是在这短短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战线上培养了多少人材呵。常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不但解放那年栽的树苗已经成林，我们的人材也已经成队了。革命斗争的烈火，建设劳动的烈火，使千百万劳动者锻炼成了创造新生活的英雄。尽管右派分子说什么解放以来根本没有培养出新的人材，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的队伍，依靠新生力量的增长，还是逐渐扩大了。革命的暴风雨打破了“百年树人”的陈规，创造了“十年树人”的奇迹，这难道不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吗?
当然，比起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来，比起我们可能作的事情来，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从来没有使我们感到满足。
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向全党提出了一个宏伟的纲领：“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全党必须注意培养革命的专门家。全党的干部，凡是有条件的，都必须认真地钻研理论和业务，顽强地下苦功，把自己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必须用革命的精神培养新的知识分子，革新和加强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加强从工人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且有计划地吸收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现有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虽然现在多数是中间派，但是他们的大多数是愿意进步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计划，必须把他们包括在内。”①(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把这个纲领所描绘的远景，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变成现实，党的组织当然需要进行巨大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但是，每一个有出息的知识分子，每一个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也会从内心里感觉到：把这个纲领变为现实，不论是培养新的知识分子，还是把自己造就成为真正的红色专家，都需要顽强地下苦功，彻底地改造自己，这是自己对党和人民的神圣义务。
说到红色专家，这个称号对我们文艺界的同志来说，并不是生疏的。“五四”运动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作家所走的道路，就是红色专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①(“鲁迅全集”第四卷二二一——二页。)这些用自己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的同志们，又是革命家，又是作家，正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作家，而是“又红又专”的红色作家，革命群众才爱他们，反革命才杀他们，我们才永远纪念他们。就是在当时，中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也以能够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能够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因而被称为“赤色作家”为荣，他们以革命前驱为榜样，沿着党所指示的方向前进。
显然，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作家、艺术家同工农群众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一条真理：“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二二——三页。)
我们近代文艺运动史上，充满了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次反右派斗争，文艺界又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最根本的问题，也仍然是文艺，文艺工作者是否真正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看清了各个人的政治立场。
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定是愿意和实行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在他们看来，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必须服从政治、服从党的领导，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他们看来，这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必须做到的。也正因为他们不但口头上而且实际地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在从事文艺和其他革命工作的时候，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名誉地位，他们蔑视什么“有了一本书就打不倒”、“为三万元的积蓄而奋斗”等等下贱的思想和行为。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逐渐消失，浸透了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他们以工农兵群众中的一个细胞的资格，毫无怨言地在行列中行进，以最大的奋不顾身的精神，在组织分配的岗位上履行自己的全部职责。他们把个人的全部利益放在大众的集体利益之中，而不是放在大众的集体利益之上，他们不会因为服从集体的纪律而说什么自己的个性受到压抑，更不会因为需要牺牲个人的利益而大吵大闹“自己吃了亏”，或者颓废地低声啜泣。他们因为能够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而感到心情舒畅，他们充满了革命的朝气，百折不回。总之，他们已经同工农兵完全打成一片，成为工农兵中的一员，他们并不感到自己是特殊人物，工农兵群众也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亲骨肉，他们是真正的战士。这样的文艺工作者不就是“又红又专”的红色的文艺工作者吗?他们同工农兵的区分，仅仅是手里多了一种武器，这就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我们引以为荣的是，中国无产阶级确实锻炼出了一大批这样的战士，其中也有文艺工作者。
这里，我忽然想起了吴祖光反党集团的“二流堂”。
一批“神童”“才子”，却以“二流堂”作堂号，他们原来怎么想的，我不清楚。但是，把“二流堂”同“二流子”联系起来，我想这决不会冤枉了他们。倒是有些二流子们可能提出抗议，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二流子都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这里我不准备把“二流堂”的人们同我们的无产阶级战士们作详细的比较。但是，我们看一看“二流堂”里到底是些什么“专家”，对我们培养自己的专家的工作，却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能够说“二流堂”的人们不“专”吗?能够说他们中间没有几个有专门业务知识的吗?我想，说他们是一批专门家，他们在某些专门业务知识方面，甚至还要比我们很多人丰富些，这丝毫不会长他们的志气，灭我们的威风。正因为他们有些知识，有些“专”，他们的统帅罗隆基才夸口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①(罗隆基的原话在“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之前，还有一个“小”字，为符合实际情况，删去了。)他们才要同无产阶级较量一番。但是，较量的结果，他们是彻底的失败了。人们不但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丑恶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进一步认识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可能培养出专家，但不是我们的专家。人们看见：这一伙专家，他们互相吹捧自己是什么“天才”、“神童”，说他们自己是文艺的内行之内行，党是不能领导文艺的，文艺是神秘得不得了的，神圣的东西，只有在“二流堂”这样的艺术宫殿里才能生长，只有“二流堂”式的“内行”才能领导文艺，而政治是应当服从他们的，党是应当服从他们的，工农兵是应当服从他们的。在他们看来，工农兵除了供给他们衣、食、住、行的充裕条件之外，还要供给他们淫书淫画，这样才能启发创作灵感，到时候也许给你们写一本书，也许一篇东西也不写，或者只写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不然就是不自由，就是政治干涉了他们的神圣的文艺，这也就是共产党不能领导文艺的铁证。他们的全部灵魂浸透了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他们的专门知识是为反共服务的。有一位老工人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吃工农兵，喝工农兵，到头来还要坐在工农兵头上敲你一棍。吴祖光这一类的“专家”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无产阶级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凭借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成果，必须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无可怀疑的。拒绝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却决不能采用“二流堂”式资产阶级的方法来培养自己的专家。这种方法，决不能培养出“又红又专”的文艺工作者，而只能培养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文艺界，有些人实际上是在走着“二流堂”式的道路，虽然他们还没有成为“二流堂”式的右派。有一些文艺工作者所追求的，除了个人名利之外，简直没有别的东西。“一本书主义”、“一张画主义”、“一部戏主义”、“—支曲主义”，还有很大的市场。有些人，稍为有了一些成就，就骄傲起来，党也好，团也好，工会也好，谁也不能说他一句“不好”。有的人，过去同劳动人民同过甘苦，因而写出了一些东西，得到一些好评，收到了一笔稿费，就同原来养育了他的劳动人民断绝往来了。不要说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生活，就是走马观花也没有兴趣。有些文艺工作者，凑到一起，就是谈稿费、房子、级别，“言不及义”。不读书，不看报，甚至也不看文艺刊物。更不要说关心政治斗争了。有的人，一年到头，游手好闲，暮气沉沉，意志衰退，可以一个字也不写，脸也不红，还吵着待遇低。如果称他作“二流子”，他一定说是侮辱，但是还有什么更恰当的称号呢?实际生活表明：“二流子”和“二流堂”之间是很容易沟通的，有些二流子就终于走进了右派的行列，干起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来。
值得我们深加思索的是：近几年来，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斗争、甚至脱离创作劳动的现象，比老解放区时期，比解放初期，不是减少而是相对地增加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过多地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又过多地集中在少数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里，是一个重要原因。大城市并不是坏地方，不论是我们的首都还是上海，都充满着沸腾的革命和建设生活，都能够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丰富的创作材料。鲁迅的晚年就是在上海这个阵地上英勇斗争中度过的，茅盾的“子夜”也是在上海写的。文艺界的许多前辈曾经同上海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但是，解放前，他们不可能同工农群众保持公开的广泛的联系。解放后，这种条件完全改变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有着同工农兵接近的充分自由。但是，我们没有充分享受这种自由，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反而比过去同群众疏远了。有些人，不要说生活在工农兵群众中间了，工农兵找他都不去。有的人居然因为工厂给的钱少一些而不肯到那里去演出，去排戏，去同工人谈谈读书问题；有的人居然因为没有汽车接送而不愿意去参加约好的读者会议；如果批评他们，他们就说我要“职业化”。这样的人，要工人阶级承认他们是自己的知识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吧?这也就难怪有些熟知文艺界情况的工人同志要问：为什么当初还有许多文艺工作者到工人中来，替工人排戏，替工人改稿，帮助工人读书，而现在不来了呢?为什么现在动不动就要讲价钱、要报酬呢?难道文艺工作者同工人之间也变成买卖关系了吗?
这种现象，当然只出现在部分文艺工作者中间。但是如果把它仅仅看作某一个或者某一些文艺工作者的生活私事，那显然是把问题的意义估计低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脱离生活对一个文艺工作者来说，这是致命的死症，这同宣布一个文艺工作者创作生命的死亡并没有任何区别。这难道不是一条普通常识吗？我们文艺工作者中，许多人写不出东西，或者写不出好东西，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难道不是因为害了这种病症吗?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病症是有传染性的，有些工人在业余时间曾经写过出色的作品，但是，一旦离开了战斗的车间，成了“专业作家”，就开始受到这种脱离生活的二流子习气的影响，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病症。正因为这样，改变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斗争的状况，也就特别迫切了。
我们的党历来关心这个问题，并且早已提出了自己的明确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①这些话，对于我们来说，永远也不会“过时”。文艺界当前的许多情况，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了毛泽东同志这些话的深远的意义，认识了这是我们党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文艺工作者的唯一正确的路线，这是一切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唯一正确的前进道路。
现在，文艺界正在讨论下乡下厂这个根本问题。
许多人已经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警觉起来，从全民性大辩论中提高了觉悟，感觉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他们已经振作起来，痛下决心，要按照党所指示的这条久经考验的正确道路，回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回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彻底地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能够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文艺工作者；有些经过长期锻炼的老作家也决定到工厂农村长期安家，永远保持自己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青春。
但是，也有些人，硬是决心难下；有些人还找出了各种借口，为自己辩护。
“我是要思想改造，但是办法很多么，何必一定要去参加劳动生产，或者参加基层工作呢?”办法当然不止一个，年老体弱的老作家就需要另作妥善安排，但是，要彻底改造自己，彻底克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劳动人民、脱离实际斗争这个致命弱点，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到实际斗争中去，到劳动人民中间去。过去常常采用的“体验生活”的办法，比根本不去当然好一些，但是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吴祖光在他的“艺术的花朵”这本集子里，收有记述他下厂、下店“体验生活”的几篇文章①(“艺术的花朵”第九三——一一○页。)，如果单看字面，他好象每次都“受到了更多的阶级教育”，他也说要继续“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读者却不难看出：不论是在钢铁厂还是在“五反”检查组，他仍然是生活的旁观者，那里的工人店员同他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就算他当时确实想改造自己，他所受的教育，也是表面的，根本触动不到他自己的思想深处，也就不能得到什么改造，回到“二流堂”，仍然是老样子。在这里，我们不想讨论吴祖光怎样成为反党小集团的头目，以及他能否改造的问题。举出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体验生活”这个办法不解决问题。虽非右派分子，“体验生活”回来，稍有改变，过几天又恢复旧观的，大有人在。今天不愿下乡下厂的人，政治情况同吴祖光当然不会完全相同，但是，他们这种不愿意下去的情绪，不正是一种同劳动人民距离很远的表现吗?要缩短以至最后消除这种距离，恐怕也决不是几次“体验生活”能够办到的。当然，有些人，就是下乡下厂，如果没有彻底改造自己的决心和毅力，也不见得就能够改造得好，但是这并不能证明长期地下乡下厂无用，只能证明必须痛下决心、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必要性，只能证明没有决心、短期地有条件地三心二意地下去的无效性。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经过长期的斗争烈火的锻炼，只凭口头上学会几个名词，是根本作不到的。到了群众中，到了火热的斗争中，也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不断地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而那里的政治环境，是比较有利于克服自己的缺点，有利于自己的彻底改造的。
“我已经受过相当长时期的锻炼，我现在主要是‘专’的问题。”经过斗争锻炼，比没有见过风雨，当然要好些。但是，思想改造的成果，并不象一笔银行存款，可以随时取用，不用它还有利息。不，当你一旦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劳动人民，思想改造的成果却会逐渐消逝，甚至在一个早上，化为乌有。脱离开实际斗争去“专”，只会使红色消褪。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褪成白色的人。就算没有发生褪色问题，一个文艺工作者也是经常在下面生活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生事物，是在车间、田野和兵营里诞生的，是我们不熟悉的、不懂得的东西。离开了生产劳动和群众斗争的新鲜空气，对一个革命工作者是不利的，对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包括那些经过锻炼的人)同样不利。我们大家都知道高尔基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他是长时期在劳动人民中间生活过来的。但是，就是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在一九一九年的彼得城，处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围中的时候，也曾经“生活得非常痛苦”。列宁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热情地劝他离开彼得城，因为在彼得城生活，“应当或者作一个积极的政治家，如果无意于政治，那末就应当作为一个艺术家去观察，在那没有对首都作疯狂进攻的中心的地方，在那没有疯狂的阴谋斗争的地方，在那没有首都知识分子疯狂的愤怨的地方，在农村或外省的工厂(或在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些地方，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把旧事物的腐烂和新事物的萌芽区别开来。”①(列宁：“给高尔基的信”，“译文”一九五五年六月号。)列宁的话，不只对高尔基有用，对我们经过锻炼的和没有经过锻炼的文艺工作者同样有用。在右派疯狂进攻中，我们有些文艺工作者不是曾经一度迷失方向吗?其中也有些是经过斗争锻炼的，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关口”上，却并不是好战士。这就证明了只要“专”不要“红”，或者认为自己已经“红”了，今后只要“专”，不需要继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不需要继续经受严格的锻炼是危险的。要知道，社会主义这一“关”，是要根本废除私有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但要从经济上废除私有制，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废除私有制，要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同以往的各个“关口”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以往的锻炼有利于过这一“关”，却不能保证过这一“关”。许多生动的事实难道还没有使我们理解这一点吗?
“我是要写旧社会的，新生活对我的关系不大。”其实，关系大得很。“武训传”不是写旧社会的吗?为什么会犯错误呢?有旧社会的生活经验，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一个老工人和一个资本家对待旧社会的生活经验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就是写旧社会，写历史，如果立场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彻底，同样要犯错误。同时，我们写旧社会，写历史，并不是给古人看的，而是给今人看的，而是为了帮助工农兵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如果对工农兵不熟悉，对新生活不熟悉，同样会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论写历史，还是写杂文，写小说，还是写评论，都有一个世界观问题，立场问题，熟悉工农兵，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有些杂文在批评社会生活的时候，常常出错误呢?我们可以讲出很多理由，我们杂文作者脱离劳动群众，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看一看工厂里的一些大字报，再看一看大学里的一些大字报，我们就看到它们之间有多么大的区别，就联想到：如果我们的杂文作者经常同工人们在一起，学习他们关心什么、怎样批评、用什么语言批评，那就既不发愁没有题材，也不会充满了某些大学生们的大字报上的那种腔调了，文章既可以尖锐，生动活泼，又比较容易减少错误。同样，我们的文艺批评工作者，如果能够经常地同劳动群众在一起，他们的批评也就可能更接近劳动人民的观点，更能帮助工人、农民、士兵欣赏文艺作品。在这些方面，我们并不是作得很好的。
“我耽心一下去干工作，或者下去生产，就没有时间写文章了。”不能说这里没有矛盾。这个矛盾却只有到了新的岗位以后才能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决不应当造成对下厂下乡这一根本制度的动摇。而且最好不要带着作家的架子下去，象过去有些人“体验生活”的时候，所表现的那样。一到那里，当地工作同志就感觉到不是来了一个帮手，而是来了一堆麻烦。还是老老实实地作工人、作农民、作工作人员吧。只要你已经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人们是不会不给你安排必要的写作条件的。否则，即使给你安排了写作的条件，那也不过是把你的书桌从家里搬到厂里，你同那里的人们还是貌合神离，格格不入。那是什么目的也达不到的，除了彼此增加麻烦以外。根据很多人的经验，下去以后，是可以写文章，也应该写文章的。退一步说，我认为即便暂时写不出文章，这也没有什么可惜。如果你没有写文章，但是已经锻炼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本来已经是一件好事，在一旦有机会写出东西来的时候，就可能象法捷耶夫说的那样：“我是先成为一个革命家，然后成为一个作家的。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已经是个定型的布尔什维克了。没有疑问，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创作成为革命的了。”①(法捷耶夫：“答巴西一张进步报纸记者的问题”，“文艺月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号。)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何况，下去以后，并不是没有条件写东西。带着泥土或机油的两只手，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更新鲜吗？
“困难很多。”这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实际上，除了年老体弱的老作家不要勉强下厂下乡，应另外妥善安排外，现在很多人说的各种困难，性质都是属于一个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群众结合所必定遇到的困难。一个工人到工厂去作工，一个农民下田种地，都不会遇到我们现在议论的这许多困难。一个知识分子却不同，因为这是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有的人是继续清除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这要求有绝大的勇气和毅力。我们可以回想起许多往事。回想起抗日战争初期，那些知识青年背着背包徒步走向延安的情景；回想起每天都可以看到的、成队成队的青年从延安奔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景；我们也可以回想起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后，许多文艺工作者离开文艺团体走上各个新的岗位的情景。这些都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却永远不能使人忘怀。正是从那时起，这些知识分子才开始走上了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后来我们就看到了人所共见的成果。今天的困难。比起他们来，不能说反而增加了。如果同老一代革命家经历的困难相比，毫无疑问，那是不能比拟地减少了。“万事开头难”。已经有人开了头，我们还能说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吗?党既然确定了这一条根本制度，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工农群众帮助我们，有党的组织从各方面帮助我们，而党的领导，这就意味着：胜利。
有一位在工厂作党的工作的同志说：“真是羡慕苏联专家，他们一进车间，就能上机器，不只会说，还会动手做，真是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
他的话是实在的。不仅经济方面的苏联专家，就是苏联作家，打开他们的传记，有几个不是长期参加过生产和基层工作的呢?
头几天，“茹尔宾一家”的作者柯切托夫同志在上海参观造船厂，他对造船工业的熟悉，使陪同人员都为之惊叹：怪不得他能写“茹尔宾一家”，他曾经作过造船工人呵!
十月革命的灿烂的成果之一，就是完成了文化革命，从工人农民中培养出来了一大批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和艺术家。
而我们还只是开了一个头。我们还需要经过一番艰巨的努力。
党中央的英明政策，将加速这一工作的进程。
大批的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个实际行动，将是我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文艺界取得重大成就的标志。这个实际行动，将会推动在各个战线上劳动和战斗中的工农兵群众的文艺运动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高涨，将会培养出大批的工人阶级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象苏联已经做到的那样。
从现在算起，我们将会每年、每五年、每十年，总结这个伟大革命的成果，看到我国文艺界面貌的根本改变。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夜
来源：张春桥《今朝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