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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人性最合情理——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五

日期:1957-12-17 作者:姚文元

姚文元

在今春的那阵泛滥的修正主义思潮中,“人性论”很出了些风头。据说,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阶级性的理论应当让位给人类的“共同人性”的理论了,再强调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会“摧残共同的人性”……诸如此类的毒菌忽然都从泥土里伸出头来。其中有一朵涂着粉红颜色并且标榜着“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死心塌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右派分子徐懋庸在六月七日文汇报笔会发表的“过了时的纪念”一文。

这篇文章是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但却引用了好几段马克思的话。读者在读了以前几篇批判的短文之后,我想不会再奇怪这种文贼的手法了。现在我们就直接突入徐懋庸所布置的阵地吧:

“马克思论生产,以为‘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在它真正把共同之点提出来、固定下来、因而省得我们重复的限度之内,是一个合理的抽象,’没有这个一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不过,只认识生产一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用的,在具体分析的时候,还要不忘记了本质的差别”。我以为人性一般同阶级性的关系,也是如此。

乍看上去,似乎有点道理,但推敲一下,“我以为”这三个字的虚伪性就暴露出来了。马克思说的话,是指生产这个概念一般的意义,从原料经过使用生产工具的人的劳动的加工变为产品,这个基本过程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或小农经济的生产所共同的,所以生产这个概念体现了各种不同的生产的共同特点,而在具体研究时又必须分析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存在的本质的差别。在生活中到处可以碰见类似的个别同一般的关系,例如说“房子”这个概念,体现了草房、瓦房一直到高楼大厦的共同特点,而涉及具体的房子时又必须区别房子的资料、大小、高低、形式……等等。

然而,难道可以说“人性”是体现了或“固定了”各种不同的“阶级性”的“共同之点”吗?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同地主阶级的阶级性,这并不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事物。人的阶级性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共同之点”可以“提出来、固定下来”的,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说“人性是体现了阶级性的共同特点”,正如说“人的思想是体现了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同地主阶级思想的共同特点”一样的不通和荒谬。在阶级社会中可以有抽象的“生产”这一概念,但决没有抽象的“人的思想”或“人性”的概念。把两者混淆起来,只是一种违反逻辑的江湖术而已。

徐懋庸提出以上理论的目的,是用来反对毛主席所明确地提出的“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这一论点的。徐懋庸举出一个出人意外的例子,即“中国资产阶级……竟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作为反对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的证据,并且向无产阶级人性猛烈开火:“至于在实践上,那些不承认人性而自以为无产阶级性极强的人们,则不过使自己的行为变成矫情,并且不能懂得别人的心理;而在创作上,也只会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显得不合情理。”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这同“共同人性”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接受改造是由于有“共同人性”,那么美国华尔街那些大老板死也不肯改造成社会主义者,岂不又反过来证明了他们身上并不存在任何“共同人性”么?强词夺理可以使一个人逻辑混乱一至于此!民族资产阶级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是因他们身上有同工人阶级一样的“共同人性”,恰恰相反,正是为他们的阶级性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它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了资产阶级除了接受改造外别无出路。再加上党的正确政策,这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的接受改造从可能变为现实。这同“共同人性”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还是引用一下毛主席的话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徐懋庸所竭力推广的“共同人性”,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剥削阶级的人性!是的,在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眼睛中,无产阶级的人性是“矫情”,是“不合情理”的,你坚决检举亲属中的反革命分子并且极端仇恨这些反革命分子么?这是“矫情”,只有包庇反革命分子才算“真情”,才算是有“一般的人性”;你个人利益坚决地愉快地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么?这是“不合情理”,只有用卑鄙的个人主义来对抗集体的利益,这才是“符合情理”的,这才叫有“共同人性”……总之,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的人性,在徐懋庸眼睛中是不存在的,他自己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就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世界上竟有一种同剥削阶级的(也是他的)人性完全不同的无产阶级的人性。他所以辱骂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只不过是想阻挡广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朝无产阶级的方向改造,妄想用资产阶级的人性来改造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这样的企图是注定要破灭的。

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是不是有全人类的共同人性呢?在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阶段,一切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私有观念都逐步地从人们意识中消失,共产主义道德成为全体人民高度自觉的道德准绳时,全体人民就有了共同的人性(当然即使在那时候,人还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但是,那共同的人性并不是如徐懋庸所宣扬的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全部否定同各个阶级阶级性的“共同之点”的保留,恰恰相反,未来的共同人性正是以现在的无产阶级人性作为主要内容的。无产阶级伟大的人性是彻底否定了一切剥削阶级的人性的,无产阶级的人性要求全世界都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乐园,要求全人类都改造成为共产主义者,未来人类的性格正在朝着无产阶级的方向改造,我们提倡的思想改造,正是为未来的共同人性创造条件,当全中国人民的人性都已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人性而彻底摒弃了剥削者和小私有者的人性时,那时,全中国人民中就有了共同的人性了。这里,只有“无产阶级性极强的人”——即有高度的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者才真正是最富有未来的共同人性的人,而一切以为自己有“共同人性”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同未来的真正的共同人性则有天渊之别。

徐懋庸列举了三条“共同的人性”,即“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爱,至少是亲子之爱和两性之爱”;“乐生恶死”。但是,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剥削阶级是厌恶 劳动的,那么,劳动在阶级社会中只是工人阶级同劳动人民的人性而非剥削阶级的人性,就很明显了。爱,在阶级社会中也只有带上阶级内容的爱。“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同“为祖国培养年青的一代”都是亲子之间的爱,但一看就知道内容是完全不同的。爱情不仅是性的吸引,而且包含着社会内容同精神生活的内容,两性之爱也因为反映着不同的阶级地位的不同的爱情观点而带上不同的性质,无数材料已经把地主阶级同资产阶级一切荒淫无耻的“爱情”的卑鄙肮脏揭露得够充分了,难道未来的“共同人性”还要把这种“爱”包括进去么?至于“乐生恶死”,这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资产阶级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性任何时候都是贪生怕死的。而无产阶级的感情中却还有比“生”的要求更崇高更伟大更强烈更有意义的东西。人不是为活着而活着的;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斗争,为了这个目标,为了集体的利益,无产阶级可以牺牲一切,直到自己的生命。生、死的观念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人性中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末了,还提到一件小事情,证明一下徐懋庸的“共同人性”在“实践”中是怎么一回事。在他这篇文章的开头,徐懋庸洋洋得意地说,在1943年延安整风以后,他“作了一些走工农兵方向的实践的努力”。这种“努力”得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收获”,这收获是什么呢?不是体会到思想改造的重要,也不是认识到劳动人民的伟大同个人的渺小,而是“发现了……那个地区过去的普遍的性乱”,是“妇女在丈夫身上受到不可告人的痛苦的结果”!

原来徐懋庸认为,“走工农兵方向的实践的努力”的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在劳动妇女身上去发现丈夫压迫侮辱的印记!这就是用“共同人性”的观点去“研究了农民的面貌和心理”的结果!读到这里,读者也许会发出愤怒的喊声:“这简直是侮辱了工农兵方向!”是的,这是一种侮辱,然而这也正好生动地证明了徐懋庸所提倡的“共同人性”是一种剥削阶级的人性,它是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的人性的势不两立的敌人!

——原载《文汇报》1957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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