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4-0 作者：湖北, 姚雪垠
湖北、姚雪垠[原编者按：这是作协武汉分会右派分子姚雪垠1957年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的一部分。在〈创作问题杂谈〉、〈打开窗户说亮话〉这两篇文章中，正如姚雪垠在鸣放中有两次发言一样，是以反对“三个主义”为幌子，疯狂地、全面地否定了党对文学艺术事业的领导，攻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反对作家深入生活和思想改造，对武汉以至全国文艺界的现状，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并进而提出了资产阶级“百无禁忌”的文学自由的主张以代替党的文艺方针，企图从思想基础上、政治方向上、组织领导上全面地摧毁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资产阶级文艺的复辟鸣锣开道。在〈卢沟桥礼赞〉一文中，他竟丧心病狂地对全国人民所唾弃的蒋介石，进行了肉麻的歌颂，更充分地暴露了姚雪垠的反动面貌。]
最近期来，不管在科学研究方面，在戏曲、话剧和电影方面，大家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都在纷纷地发表意见，但是在文学创作的阵地上却显得有点沉寂。是不是作家们都不感到有什么可“鸣”的“不平”了？我看不是这样的。在文学创作的阵地上也存在着很多相当尖锐的内部矛盾：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有些还没有解决；有些已经被揭开盖子了，有些还没有揭开。在私下里，几个搞创作的朋友坐在一起，可以发许多牢骚，可以针针见血地谈出来许多令人气愤的不好现象，然而在公开场合，却仿佛是“西部前线平静无事”。过去有人说我们的文坛有两个：一个是公开的文坛，一个是私下的文坛。这种现象，在今天依然存在。存在这种现象，正说明有矛盾，有问题。
为什么大家在背后谈论的问题很多，而在公开的场合谈得较少、很少、甚至干脆不谈呢？我想，这原因虽然不一，但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原因是在许多文艺机关或团体里长久以来缺乏民主生活，或民主空气过于稀薄。在过去几年中，确实有些同志因为好提意见，好“争鸣”，受到打击，在运动中成为“重点”，给他们的帽子是“一贯反领导”，甚至“反党情绪严重”。当然，这些被整的同志的身上也有其他或大或小的缺点，但是在挨整时候，人们并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对待他们的真正毛病来整，而是深文周纳，借题发挥，把他们喜欢“争鸣”的积极方面也当做严重的罪款之一。即让平常他们所“争鸣”的仅是文艺理论问题，而且确实打中了某些领导同志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弱点，但是在运动来时，原来是正确的批评也会一变而为“反领导”的罪款。这好象封建时代，臣不能议其君，子不能议其父。在新社会，同领导同志作理论争鸣也会给戴一个“无组织、无纪律、对抗领导”的大帽子，怎么能使大家毫无疑讳，畅所欲言？
今天的情况虽然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几年来某些文艺机关和社会上曾经存在过的违反民主生活原则的现象仍然在起着影响。有些人怕将来过着机会重新被整，他们认为“出头的椽子先烂”，不如暂时把许多应该说出来的话忍在肚里，不鸣或少鸣。有的人说：“现在正在反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火候上，鸣一鸣不平没人敢给正面打击，但是你会在别的时候或别的问题上招一些不如意。”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当然是要不得的，并不是国家主人翁的态度。他们只顾“谨小慎微”，而看不见整个社会的和党的利益。但是，今天要着重批判的还不是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而是纠正那种违反民主生活原则的不好现象。这需要一方面有人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批判，而不要仅仅在背地发牢骚，另一方面，文艺部门的领导同志要学习“禹闻善言则拜”的精神，勇于接受群众意见，勇于检查自己在工作和作风上的缺点。这样一来，那些有话不敢公开谈的同志们也就无所顾忌了。
在文艺领导方面，官僚主义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往往和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互相结合。现在我随便举出来一两种官僚主义的表现谈一谈，对于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留在后边再谈。
官僚主义第一个常见的表现是不关心群众生活。例如以我所知道的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来说，这几年在工作上是有成绩的，但官僚主义也是严重的。武汉分会创作同志们所住的地方，环境非常坏，不要说不能够静心读书和写作，连睡觉也时常会成问题。虽然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可是一年一年地拖延着不解决。我们决不同意作家们的生活应该过得比一般国家干部特别好，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作家是精神劳动者，他们象科学家一样需要比较适宜的工作环境，房子不在好，只要环境安静，光线充足就行。当然，象武汉这样的都市，房子问题确实相当紧张。但是暂时为作家安排十来间房子，决不会没有办法，这个问题只能说明武汉分会领导同志和武汉市委都有官僚主义。他们看见现实中存在着问题，天天听见作家提意见，他们也常常表示同情，但就是没有积极地采取措施去解决。至于住在作家宿舍中的作家们，一日三餐都极不方便，领导同志更是从来不去考虑。有的作家说，因为领导同志们都在机关中有小家庭，有女佣人烧饭，所以他们不能体会住在作家宿舍的同志们在生活上有多么不方便，据我看，这种背后的指责是很有道理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有一个很光辉的道理，就是做领导的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替群众解决困难，叫做“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武汉分会内部的成员并不多，可惜领导同志设身处地关心大家生活的时候太少了。
又如去年全国普遍地调整工资，但武汉分会的专业作家们的津贴却被冻结在两年前的水平上。武汉分会的专业作家从前在评级上有些是偏低的，有些有负担的作家并无积蓄，常有寅吃卯粮的情形。从去年全国调整工资以后，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有相当上涨，这就使那些暂时写不出作品或正在写长篇作品的作家们在生活上更加紧张。关于冻结津贴，事前事后，都没有向作家作任何说明。尤其有趣的是，正当要进行工资调整的时候把作家们的工资赶快改称津贴，这样名称一变，过了不久，凡拿国家工资的同志除调整工资外还拿到几个月的补发工资，作家因拿的工资名曰津贴，既不调整，前几个月的工资当然说不上补发了，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好象组织上的着眼点是在找窍门少给作家一点钱，而不曾考虑应该如何照顾一般作家（有一部分相当穷的）的生活和情绪。
对于上述冻结津贴的问题，我有以下三点不成熟的意见：第一，这样作法似乎不一定符合党在去年春天所宣布的知识分子政策；第二，即让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没有根据具体情况考虑问题；第三，作法上实在生硬。
再如关于专业作家自给的问题，中央的精神当然是为着刺激创作繁荣。在中央宣布这个办法的同时，也照顾到多数作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难，又理解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特点，所以再三嘱咐作家们不要勉强，不要客气，在考虑后认为自己有困难时还可以继续拿津贴。这样的态度才是审慎与关怀的态度。可是，武汉分会就不是这样办。武汉分会的作家们在去年十二月中旬接到一纸通知，上边象铁板钉钉儿似地说从今年一月一日起（后来实际实行是从四月一日起）专业作家要一律自给，并附了若干条办法，最后问：你有什么意见？中央精神的另一部分，在这个通知中一点也看不见。既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作家们当然只能在转业或完全自给（包括临时贷款维持生活）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尽管大多数作家都没转业，但是其中有些人确实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感到沉重压力。
象上述两件事情，武汉分会的领导同志们本来可以处理得很好，只是因为一向养成的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不习惯走群众路线，结果并不很好，其他例子还有不少。不必举了。好象他们唯恐不能首先完成上级号召，眼睛向上看的过多，向下看的过少，也许有人看见我谈这些问题会说我的灵魂庸俗，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发着铜臭。但是请实际一点，不要站在高枝上说风凉话。作家也是普通的人，不是超人，也有妻子儿女，也要吃饭穿衣，正因为我谈的是实际问题，这些话才说出了不少作家心中要说的话。请恕我说句笑话：我还不曾见到哪位自命为最无产阶级化的同志带头减薪呢。
[昨天我遇到一位武汉分会的同志，谈到机关里存在的严重问题。我们的共同看法是，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民主空气，形成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同志们提到武汉分会时不是感到温暖，而是一种相反的感觉。我想，不管什么机关或团体，只要有官僚主义存在，只要缺乏民主生活，团结都是有限度的，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必然是突出的。]（这一段系《文艺报》编者遵作者嘱在发表时删去了）
官僚主义第二个常见的表现是采取行政命令和过于简单化的方法领导创作。
文学创作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精神劳动，它所牵连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要了解某一个作家在创作方面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知道如何使他发挥长处，克服缺点，这事情已经够难。倘若领导的是许多作家，其困难当然更大。要使领导工作做得比较好，必须第一，领导同志精通业务；第二，领导同志走群众路线，多与作家谈心；第三，每年最好能抽出一定的时间下去生活，避免根据旧的生活经验和从书本上得到的死教条去指导创作。
关于领导同志应该精通业务，这问题我不打算多谈。作为文学部门的领导同志当然应该精通，起码应该懂得文学业务。但是在解放后由于国家的文化事业发展太快，并不是每个领导同志都精通或懂得业务。不懂就应该虚心学习，不要打肿脸装胖子，误认为自己既是领导，就是真理的化身，可以对一切问题乱下批示，代党立言。事实上，几年来有些并不真懂文学创作和戏曲艺术的文化局长和文联主任直接抓创作组，抓戏曲改革，固然也有成绩，而另一方面也给工作带来了不少损失。一个被领导的作家如果不虚心，直接受害的是他自己；领导同志如果不虚心，影响的范围就大得多。党和国家派你担任组织领导或行政领导，不等于党和国家认为你在文学业务上就是专家，可以不必再虚心学习。担任了领导工作就觉得自己一切都比被你领导的群众高明，正是从旧社会传下来的官僚主义思想在作祟。
几年来，有些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们由于不大明白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尽管他们本人也搞过创作），没有时间也没有虚心加紧学习，也忽略了走群众路线，常常主观主义地以简单化的方法领导创作，在工作上出了许多偏向。对于每个作家的特点不加充分注意，对于每个作家正在进行的工作情况不够了解，常常大轰大※地作一般号召，一般要求，就很不好。例如在1954年以前，有些领导同志非常强调写快板之类的通俗作品，就把党的文学事业理解得过于简单。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作家都应该首先写通俗作品，否则就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有的老作家过去曾写过好作品，也写过失败作品，搁笔多年，现在希望重新写一部比较有分量的作品，他不但会被大家认为有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而且说他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嘲讽的口吻说他“企图打翻身仗”。每年都有几次检查思想的机会，每次检查思想，那些写不出快板之类作品的同志总得做一做自我检讨，替自己扣一顶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帽子，而实际是在言不由衷地说话，心中并不服贴。我们首先肯定，作家确实应该为群众写通俗作品；尤其在前几年，更应该写。但是，第一，必须通过作家的自觉自愿，不能勉强；第二，每个作家都有最习惯的武器，不能让大家都拿一种武器作战；第三，企图写有分量的作品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如果这种企图符合人民利益，它就是革命英雄主义，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由于上述领导思想和方法过于主观主义，过于简单化，就使得一部分作家不能够发挥积极性，不能够发挥潜力。
领导同志号召和推动作家们下去体验生活，完全是必要的。但是这件好事情如果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去做，也不见得会得出好的结果。例如，这几年我常常看见，有些领导同志把号召大家下去生活看成唯一的重要工作，只要大家下去，他们的责任就算尽到了。至于作家以后在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在写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很需要他们帮助，他们却忙乱得连写回信的时间也没有。一句话，你所遇见的新问题不能引起他们的关心了。另外，在过去几年中，作家下去后要不要担任实际工作，应该担任什么工作，不是按照生活基地的具体情况和作家本身的具体条件进行考虑，而是以领导的主观要求为依归。比如，领导同志认为作家在生活基地必须担任实际工作，于是这就成了唯一的正确原则，不管其它具体条件多么复杂，多么不同，都得一律照办。我们认为，作家在生活基地担任实际工作是一个好办法，但不是唯一的好办法。到底哪种生活方式合宜，决定于当时当地的种种具体条件，而不能决定于领导同志的主观认识。坐在作家协会或文联的办公室中硬性地要求作家下去后一定采取某种生活方式，常常是不妥的。从前有些皇帝（明崇祯帝就是如此）住在深宫之内，遥遥指挥远在几千里外的军队作战，叫做“遥制”。上述领导方法，实际上有点近似。
凡是有出息的作家都不会不愿意下去生活，因为下去参加群众的斗争生活，一则可以不断地改造自己，一则可以经常从生活中取得新的创作主题和题材，创作生命才得以继续。但是，倘若作家正在写一部稿子的时候，他不愿意半途停笔，就不应该催他下去。偏偏有时由于领导同志的官僚主义作祟，他们不关心作家正在进行的工作，认为作家不下去只是因为害怕吃苦。他们或直言，或旁敲侧击，催作家赶快下去，对作家形成沉重的精神负担。有时领导同志会问道：“他为什么不赶快把稿子结束后下去呢？”这种关怀是好的，可是缺点在于他不肯进一步了解作家的创作情况，对作家所施的“精神压力”只能叫作家潦草赶工或因疲劳过度而坏了健康。所以，领导同志能够同作家多直接接触，多谈心，多理解创作的特殊性，非常重要。
在过去，作家的生活和创作计划一半是自己的企图，一半是领导的意图，这叫做“自愿与领导意图相结合”。但如果作家的计划不符领导意图，领导是可以把它推翻的。还有一种情形，作家有一个长篇计划，已经写了七、八万字，领导同志并不把稿子拿去看一看，只在主观上不相信他能写成功，就毫不通融地劝告作家放弃计划，忍痛放弃已写出的若干万字。现在也许有人会问：“作家为什么不坚持自己的计划呢？”我回答说，在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前，在民主空气稀薄的地方，作家同领导争一争的勇气是不够的，真要争的话，会把关系弄得很紧张，很不愉快。
还有，过去编辑们喜欢大删大改别人的稿子，实际上有一部分是官僚主义的领导思想的体现。有时，遇着老作家的稿子，编辑部不好意思改，送去给领导同志。领导同志本可以找作家当面谈谈，征求作家的意见，最好让作家自己改。但是由于官僚主义作祟，虽然住在一个机关里，领导同志也不去找作家当面研究，非常自信地红笔一挥，发去排印，点铁成金的地方固然有，而点金成铁，令人啼笑皆非的时候也不少。唉，何苦呢？
我觉得，这几年来，有些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确实太忙，致使他们不但缺乏读书学习的时间，更缺乏接触工农兵群众生活的机会。这样，他们很容易落在生活的后面，养成一种作风；即用主观主义代替实事求是地根据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去处理问题。这是他们身上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产生的根源之一。他们习惯于高高在上，不习惯于走群众路线。他们总觉得群众落后，看不见别人的进步，正说明他们自己落在现实发展的后边。所以，如果能让领导同志们每年有一定时间到群众中参加斗争生活可是有很大好处的。
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互相依托的，是一对难兄难弟。我在今年一月初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创作问题杂谈〉，尽管对某些问题的提法有毛病，但是也揭露了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危害情形。已经谈过的话我尽可能不多重复。现在我再简单地谈出来几点小意见，请大家讨论。
我觉得我们的教条主义不仅在领导同志、编辑和批评家身上相当严重。在读者身上也相当严重。它曾经好象是一种时代空气，或者象流行性感冒，散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中，作家本身也不能不沾染着或多或少的教条主义。有些作家由于经常参加斗争生活，容易发现教条主义的不符合现实生活的复杂面貌与发展规律，总希望打破教条主义束缚，于是他们常常一面带着教条主义进行创作，一面同教条主义斗争。这几年我们都看到文学创作方面的公式化现象很严重。公式化这种现象不能完全归罪于作家生活不深入，而更应该归罪于教条主义的猖獗。既然有一部分领导、编辑、批评家和读者群众按照几个简单的教条对作品进行衡量、挑剔和指责，形成一种很大的压力，作家中除非少数真正“特立独行”之士，对生活和艺术确有真知灼见，而刊物编辑部和出版界又不敢挡他过关，敢于对教条主义嗤之以鼻，其余一般作家就没有这种魄力。而且，你真要完全不接受教条主义，刊物和出版社编辑们就不让你过关。即让斗过了这一关，还会有扛着教条主义大旗的批评家领导着他们所影响的一部分读者队伍从背后掩杀过来。情况如此，公式化的作品安得不相当流行？
首先，从下去体验生活的时候开始，作家的思想就受着教条主义的束缚。下去后要看什么，要发现什么，要表现什么，都行一定的框框，这叫做“创作的指导思想”。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提出来一些创作的指导思想，但那是几个基本原则，可以灵活运用。现在的框框规定得很具体，很死板，硬要你拿住这些框框往生活上边套，所以是教条。作家下去体验生活，寻找他要表现的人物和题材，事先就决定好了只是下去“按图索骥”。对于框框以外的生活，作家因受了框框的限制，失去敏感，或看见了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写。人们说宋朝文与可画竹子画得好，象“胸有成竹”。他是观察过无数竹子之后画竹子，所以能够随着自己的心意画出竹子，而且是真正的艺术品，教条主义者也是“胸有成竹”，但是毛病在于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主观出发。一句话：他们胸中的“成竹”是死框框。
教条主义者把无限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简单化、图式化。他们常指责说：“现实中有这样的情形么？”“你为什么不把中农的性格写成动摇的呢？”“党员是特殊材料制造的，难道也会落泪么？”“你把张三的品质写得这样坏，工人阶级中难道有这样的人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新社会，创作的道路本来应该是非常宽阔的，自由的，但是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却到处布置了绊马索，等着你一万个小心中的一个疏忽。这样，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能不缩手缩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古语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
和上述教条主义相结合的是所谓“本质论”。前两三年，忽然流行着一种理论叫作家写本质。艺术当然应该反映事物的本质，但这理论一变成教条就贻害不浅。它成了唐僧的紧箍咒，动不动就使你头疼。比如你写一个旅客夜间坐在硬席车厢里，附带地把车厢中的情形烘托几笔。在艺术上，这种笔墨有时是非常必要的。但教条主义者会指责说：“这些不是本质，应该删去。”你写一个贫农比较落后，一个老工人对别人的成功有嫉妒心，教条主义者会告诉你说：“你写的不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本质，不好。”如果你遵从他们的意见修改，那必须把艺术的枝枝叶叶都去掉，最后只剩下一橾死的枯干，上边加个标签：“此系木本植物，无味，可以益气养神，服之不中风邪。”据教条主义者看，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道路就是这样的。
教条主义的“本质论”是不能够理解人民内部的矛盾的。他们死啃住敌我斗争在建设社会主义胜利过程中愈来愈复杂尖锐的死教条，往往不承认有内部矛盾。我曾经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其中有一个次要角色是一个落后工人，因有浓厚的宗派情绪和嫉妒心理，看见别人装错齿轮，自己不管，影响了机器的正常运转。出版社编辑同志认为工人不会这样的。要我把这个工人改成特务，我不同意，这部稿子就压下来了。有的同志写过几篇农村题材的小说，但没有写出富农的破坏活动。领导同志批评说：“目前农村中最本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富农是农村资本主义的代表，你怎么不写富农的破坏活动？”这位同志怀着歉疚的心情回答说：“我在的那个地方许多村庄都没有发现过富农的破坏活动，也许中国的富农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富农有所不同。”“不，富农没有一个不从事破坏活动的，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质。你们那里一定有富农的破坏活动，没有发现，是因为你们在政治上过于麻痹！”这位同志很苦恼，下去后果然写了一篇有富农破坏活动的小说交了卷，但由于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小说是失败了。直到合作化高潮以后，富农都参加了合作社，这位同志心上的包袱才放下了。
其实，教条主义不但不懂得人民的内部矛盾，也不完全懂敌我矛盾。例如有的人写解放前或更早时期的农民、工人同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写一个共产党员在地下领导才算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对祖国历史毫无常识的青年编辑看完了一篇写明末农民起义的稿子，很不满意地说：“这是歌颂自发斗争！为什么不写出党的领导？”撇开某些缺乏历史常识的问题不谈，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被压迫阶级的自发斗争仍然在现实中大量存在。凡是有阶级压迫存在的地方，就可能爆发斗争，不一定每时每地的斗争都必须共产党员出头领导才会爆发。而且，所谓党的领导也是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有的有地下党员参加领导，有的没有地下党员参加，而是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和启发。过去在教条主义的压力下，有的人硬安插一个自己所不熟悉的地下党员领导斗争，写出来满不象那么一回事儿；有的人知道自己写不好地下领导的党员形象，干脆不敢动笔了。
以上所谈的教条主义，其所以为祸甚烈，是由于教条主义总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扮演着马克思主义文学保卫者的姿态。而且它上有领导，下有群众，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今天虽然教条主义的阵地被冲毁了，但如果不警惕，不但旧教条主义可以卷土重来，而且随时都可以产生新的教条主义。所以我认为同教条主义斗争是长期的，不能看做是一阵风。
关于宗派主义，一年来揭发和讨论得已经很多，我不打算多说什么。我只谈两点小意见：一个是关于培养青年作者，一个是关于军阀式的文艺批评。
应该大力培养青年作者，这在原则上是绝对正确的。可是有时在正确的原则下也可以搀假带水，也可以带有不符合原则的毛病。正因为从大的方面看是符合原则的，所以其它的毛病不容易被人揭露。我要说的是，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片面地强调培养青年作者，片面地强调依靠新生力量，这就混合着宗派主义的思想情绪。由于这种宗派主义作祟，发生了轻视和打击老作家的现象，也发生了培养青年作者采取“粗制滥造”和“拔苗助长”的办法。有些青年作家是由“包办”产生的，有的是硬捧出来的。有的稍有一点成绩的青年作者对待老作家的态度非常狂妄、霸道，这和文艺领导上的宗派主义是有关系的，不能完全怪青年。
在批评问题上，正确的批评永远是需要的，但受宗派主义支配的批评却要不得。关于宗派主义的批评，我可以举出下面两件事作为例子：
1953年我路过郑州，郑州高中请我去对学生们讲一讲如何学好语文课，如何作文。我讲到一般散文开头不要写得太复杂，也不要空空洞洞地描景一大片（中学生作文常有此毛病），中间内容要充实，如果写矛盾，也要在中间展开，而最后结尾要结得有力，不可拖沓、松懈。讲到这里，我引了清代大诗人王渔洋的话：“凤头、猪腹、豹尾。”过了一年以后，这件事我已经忘了，忽然看见《河南日报》上发表了青年批评家王大海的一篇文章，加油加酱地用辛辣的笔调对我尽情地嘲笑一通，重点是批评“凤头、猪腹、豹尾”的说法多么庸俗无聊，多么充满着资产阶级的艺术思想。一个青年批评家没读王渔洋的诗话，误把这个比喻算做我发明的，毫不足怪。但何必那么加油加酱呢？何必那么霸道，摆着一付“真理在我手中”的面孔呢？此无他，盖宗派主义作怪也。
今年春天，我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创作杂谈〉，随后姚文元同志发表一篇文章，批评我的某些论点。尽管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有一部分我不同意，但态度非常好，文章本身也对我有许多启发。可是有一位陈霞同志在《萌芽》上发表一文，态度十分恶劣，有些地方简直是含沙射影，作人身攻击。这是什么思想支使他写出这样的批评文章呢？也是宗派主义。
宗派主义的批评者自认为在为马克思主义文学而战斗，实际在拆共产党文化事业的墙根脚；自认为自己的意见最代表真理，实际是红皮萝卜，外边很红，里边是白的。
为着树立良好的批评风气，我愿意不再看见象王大海和陈霞那样的批评文章。（载《文艺报》1957年第7期）
来源：《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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