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4-18 作者：张春桥
张春桥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党中央邀集延安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上作了讲话。当时，我在敌后，不在延安，直到第二年，一九四三年秋季，才看到这篇讲话稿。我还记得，那时的晋察冀边区，正在进行残酷的反“扫荡”战役。敌人的几万部队在中心地区反复搜“剿”，没有那一条小山沟没有这群野兽的足迹。战役进行了三个月。整个根据地变成了兵营，人民就是军队，军队同人民在一起，坚持着英勇的斗争。记得是一个出太阳的早晨，我们几个人一个小组，刚刚转移到河北省和山西省交界的一座大山上，恰巧遇到了一个领导机关的队伍，就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本油印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是初冬天气，河里已经结冰，山坡上还长着没有来得及收割的庄稼，远处炮声隆隆，还偶然听到几声枪响，我们找到一个隐蔽的山洼，坐在茅草堆上，读这篇讲话。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呵!就是在这次反“扫荡”前不久，我们曾经为当时文艺界的许多问题争论过，但是有许多问题找不到一致的看法。现在，在残酷的战斗中，听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话，明确了应当、也必须坚持的方向，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该是多么高兴。后来，我们在反“扫荡”战役中，遇到很多人，除了谈敌情、谈工作，谈得最多的，也就是这篇讲话了。
时间过得真快，这好象还是昨天的事情，却已经过去将近十四年。现在，我们要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五周年了。
十五年，在人类历史上简直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这是多么光荣的十五年。我们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这短短的十五年里，迈开英勇的步伐，跨过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跨过了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夺取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又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真正的黄金时代。
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切大变动的明显的结果。如果说，十五年前，还有人看不清楚工农兵在我们国家里的地位，在实际上还把工农兵看得不那么重要；现在，我们国家生活的面貌已经根本改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那些曾经妄想掌握“中国之命运”的人们，已经被推下了政治历史舞台，工农兵已经牢牢地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在今天，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历史舞台上还有什么人呢?帝国主义被赶跑了，官僚资本主义被打倒了，封建地主正在改造成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正在改造成为工人，知识分子经过将近八年的自我改造，他们的多数正在为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生活着、劳动着的，是它的真正的主人：工人、农民、士兵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人，正在改造成为劳动者。
在这样的条件下，再来讨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应当是容易得多了。我们的文艺，在今天的现实情况下，不为工农兵服务，还能够为什么人服务呢?不是工农兵方向，还能搞个什么方向呢?那些曾经横行一时的人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不是去追随那些已经死去了的幽灵，而是找一个实实在在的生龙活虎般的服务对象，能够找到的，只有那些登上了这座历史舞台，正在朝气蓬勃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这就是工农兵。不论写文章，画画，唱歌，演戏，如果不打算给工人、农民、士兵欣赏，不打算给他们的干部欣赏，就很难找到“知音”了。不是说一个也没有了，而是说连那些“知音”也正在变化。这种趋势，今天已经很明显，将来还会更加明显，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
在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中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然是人心不齐的。我们看到，有些人，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已经同工农兵打成一片了，他们中间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党员，他们在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他们同工农兵同甘苦，共呼吸，心心相印，血肉般密切联系，不可分离。也还有一部分人，同上面说的就不同了，他们看到工农兵就不顺眼，听到“为工农兵服务”就摇头，他们同工农兵离得很远，到目前为止，也还不大愿意缩小这个距离。这两种人，都不多。我们中间，人数比较多的，恐怕还是处在这种状态：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甚至可以说，有时候很愿意为工农兵服务，但是同工农兵之间还有一个距离，还是两片，还没有打成一片，或者还没有完全打成一片，这正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灵魂的深处”，也就是说，在思想的深处，还有那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虽然他们很不愿意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帽子”，实际上他们又很留恋这顶帽子的温暖，有的人甚至以为这个王国以外都是冷酷无情的。有时候，也下了决心，从这个王国的宝座上走下来了，到工农兵中间去转一转，但是，遇到什么稍为不如意的事，或者看看比在花园里散步累得多，就又回到这个宝座上去休息了。比如说，写一些东西吧，因为本来对工农兵就不熟悉，连半个知心朋友也没有，“体验生活”，“走马观花”，写得自然不好，或者枯燥无味，被称作“公式化、概念化”了，这时，他不是下决心深入到生活中去，而是两手一摊：“看，我说过吧，写工农兵，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然后，两手一背，向后转了。这样的人，有的过几天又下来了；有的下来以后也就再也没有回去，在工农兵中间找到了知心朋友，乐而不返了；有的经过好多次反复，扭扭捏捏，不大痛快。这种种情况，极为复杂，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总的趋势，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多的人们，愿意、或者更坚决地同工农兵接近起来了。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却还需要一个长时期，一个长过程。
文学艺术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主要是靠他的作品。有一个时期，有些人对这个问题发生了一些误解，好象为工农兵服务，就只能写工农兵，演工农兵，好象工农兵只应当、只能够、只需要看工农兵自己，就好象人们每天洗脸照镜子一样，“目不斜视”，看到的只有自己，别的东西都不能看。有的人甚至觉得，工农兵只配看点粗浅的东西，向工农兵说话，就象同矮子说话一样，得弯下腰来。还有人生怕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叫工农兵看见了，会传染上病菌，不敢“百花齐放”，唯恐长出杂草。也有人以为“工农兵方向”已经过时了，根本用不到这个、那个方向，根本用不到提倡什么，谁要是立志描写工农兵，那也就等于立志“公式化概念化”，谁如果提倡到工农兵群众中去，那就是妨碍了作家的自由，等等。当然，在我们国家里，在我们人民内部，文艺工作者到不到工农兵中间去，写什么，怎样写，都是有自由的。但是，事实上，工农兵并不是那么“枯燥乏味”的人，他们不但需要了解本阶级的生活，也想知道别的阶级的生活；他们不但喜欢看描写战争和生产的作品，也愿意看看描写儿女情、家务事的作品，他们甚至很愿意跟着孙行者，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到天宫或龙宫去“体验生活”一番。特别是今天，他们担负着治理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使命，要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很想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知道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它的将来，把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好的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不但创造新经济，也要创造新文化，创造共产主义的灿烂的新生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旺的方法，就是从各方面满足工农兵群众广泛的文化需要的方法。所以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不是限制了、缩小了作家、艺术家的活动范围，而是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天地，任凭作家、艺术家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方法，把自己的全部天才贡献给我们时代的真正的英雄——工农兵群众。
当然，因为我们的队伍还不是那么整齐，贡献出来的有香花，也有毒草，还有一些一时难以辨别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有些不好的东西出来，比如一些表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东西出来了，经过大家一讨论，“呵，原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这样的呵。”人们就增了知识，长了见闻，这对工农兵也有好处。那些不要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如果真的写出来一些作品，我们也是要看的，为的是多懂得一些事，加以比较，以便改善自己的工作，在比赛中，胜过他们。
但是从总的趋势看，坚持工农兵方向，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人，还是越来越多的。我们都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但是我们常常还做得不好，或不够好。我认为，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世界观问题，不论是写重大题材，还是写家务事，儿女情，都不能不联系到这个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自然不是短时期内能办得到的。世界上还找不到一个最简便的方法，可以轻易地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一个作家、艺术家是否已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呢?这个主要的标志就是看它是否已经同工农兵打成一片，看他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程度。也就是说，主要地不是看他读了几本马克思的著作，也不是以是否加入了共产党作标准。我们看到，有些不识字的工人、农民、士兵同志，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但是他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英勇奋斗，奋不顾身，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有的人读了不少马克思的著作，甚至能够成篇的背诵，但是，同工农兵群众却是格格不入的。鲁迅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却是一个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们有些党员，正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
要得到这一套，就要不只是从书本上，而且要在工农兵群众中，在火热的斗争中学习，锻炼。长期地学习，再学习，锻炼，再锻炼。它只能是一个自觉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过程。别人的帮助，只能属于帮助的性质，不能代替，不能强制，也不象缺钱用的时候，可以向别人借、或者别人自动帮助你一笔款子那么简单，学习有一点成就，也不象积蓄起一笔钱放在银行里，可以随时取用那么方便。如果停止学习，以前的种种积蓄，是可能在一个晚上统统不翼而飞的。“活到老，学到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我们前辈们的话。既然已经有许多我们十分尊敬的同志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他们的样子，努力地得到“那一套”呢?
这些年来，每次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感到那上面的话是针对今天的自己讲的。它象不锈钢铸成的一样，过了多少年，仍然明亮发光，照耀着我们，启发着我们。今天，在我们祖国、在我们国内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以后，再来读它，一方面感到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是越走越宽广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把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力量更充分地调动起来，把我们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推进到一个空前繁荣的新阶段，心里实在高兴；另一方面，又深感这十五年自己的进步仍然有限，经常感到思想落后于实际的苦恼，同工农兵群众的联系也还很不密切，写这样一些话，作为鞭策自己的纪念。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深夜记
来源：张春桥《今朝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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