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4-9 作者：张春桥
张春桥最近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一篇报道，讲的是“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工业学校”。这是一篇好文章。它启发我们的思想，更深刻地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帮助我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掌握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
报道中说到：昆明航空工业学校在建校开始的时候，真叫作“困难重重”。当从湖南招来的五百名学生“远离家乡和亲人来到昆明的时候，工地上还是一片荒芜，到处都是乱堆着砖木。”上课是利用别的学校中午休息和下午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不用课堂的时间。吃饭是露天的，碰到雨天，“干饭变成了稀饭”。住，也是临时借别人的宿舍。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派去负责招考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把这种真实情况告诉学生，反而极不老实地说，“昆明四季如春，山水如画”，并且把尚未动工的学校建筑蓝图给学生看了。说礼堂如何大，宿舍如何高等等，因而这批学生是根本没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这个学校的学生却不但学习得很好，并且以“自己能参加校舍的建筑”、为“第一届学生树立了艰苦奋斗的良好校风”而自豪。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为什么这个学校能够做到这样呢?
答复只能是：因为这个学校的领导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而不是采取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
这表现在学校的领导者对摆在面前的困难采取了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
困难，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我们本来是一个穷国家，各式各样的困难阻挡着我们前进的道路，但是勤劳勇敢的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魄，克服了重重困难，打开了前进的道路。比起过去来，现在的困难是少得多了。但是，不能说没有困难了。有些困难，在有经验的人看来，算不了什么；在没有经验的人看来，却大得难以克服；还有一些是属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生的新问题，大家都没有足够的经验，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甚至要花很高的学费才能学到解决的办法。这些困难，不论是旧有的，还是新碰到的，都没有克服不了的，都是可以找到适当的方法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来认识困难、克服困难。一种是看到困难低头，束手无策，这当然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办法；一种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克服困难，因而不敢承认有困难，不敢说出事实的真相，甚至用欺骗的办法，只讲“四季如春、山水如画”，或者认为困难是“你们的”，死活受罪，与我无关，群众有意见，就用大帽子“压”，但困难还是困难，纸包不住火，这种官僚主义的办法只能使小困难变成大困难。可见，这两种“办法”都是不正确的。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领导人没有采用这种办法。他们采用了另外一种办法。他们既不掩盖，也不旁观、拖延，他们懂得“学生远离家乡和亲人”到这里来学习，碰到了困难，是难免要闹情绪的，处理不好，就会有意见。他们不把这些困难当作只是“你们学生们”的事，而是当作自己的事，他们信任群众，不怕纠正招生人员渲染夸大的错误，主动地把事实真相告诉群众。他们相信群众，并且用艰苦奋斗、勤俭建校的思想来武装群众，使重重困难这一不利因素，变为鼓舞群众克服困难的积极因素，变为在同困难作斗争中锻炼群众、加强团结的有利因素。这就告诉我们，正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决地同群众站在一起，把领导的困难告诉群众，把群众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共同地研究困难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才能够找出解决的办法，才能领导群众前进。这个克服困难的过程，也就是教育群众的过程，锻炼群众的过程，改善领导的过程。
要教育群众，当然要把大道理讲清楚，但是，只讲大道理还是不够的。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领导人，在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真正深入到生活里去了”。一方面，他们引导学生去参观校舍建筑工地，当学生看到建筑工人们比他们住得更坏的时候，他们不再抱怨了，而且拿起锄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起来，使学生接近工人群众，懂得国家建设的艰难。另一方面，学校领导人并没有用大道理或“工人比你们还苦”作官僚主义的挡箭牌，把应当办的和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办，而是发扬了我们党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他们和学生同吃同住，教职员替学生值夜班，让学生睡好觉。他们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谁少了棉被，谁缺了鞋子，过年过节容易动思乡之念，湖南人爱吃辣椒、爱洗澡等等，他们都想到了，而且尽一切可能主动地解决了。这样办，并没有花多少钱，有些事情看起来并不“伟大”，甚至很“微小”，但是，它生动地表现了对人的关怀，使学生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使他们体会到祖国的可爱，学校的可爱。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里讲到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的坚毅辛勤的劳动，感动了上帝，帮助他移去了大山。我们的上帝就是人民。虽然我们并不主张教职员同学生在任何时候吃的、住的都完全一样，但是他们这种精神确实带动了青年团员们，感动了学生，使这一批学生同学校完全站在一起，共同地克服了暂时的困难。我们也希望，他们的行动也感动了我们的同志，用同样的精神去感动自己的上帝，同人民一起去战胜我们面前的重重困难，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天比一天兴旺地胜利前进。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亲爱的同志：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离开这个城市很远了。今天早晨，那时你还没有走，响了第一声春雷，下了那么一场好雨，天气清爽极了。可以想到，你从车窗里看到的江南的田野，比我们在上海看到的春天景色，会更加迷人。按时间计算，你现在已经过了南京，轮渡正载着你们越过长江，或者已经到达对岸。想到这里，真是羡慕你。这倒不止是因为你碰到这么好的天气，你知道，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一个作家倘若能够到他所喜欢的地方，长时期地在那里生活下去，成为那个地方的人民的知心朋友，那该是多么幸福。现在，你终于带着户口转移证走了，这无论是对你自己，或者是对于象我这样的关心你的读者和同志，都是一件头条新闻，值得高兴。何况，我也是一个希望能够出去跑跑而经常机会不多的人。因此，虽然知道，我所说的话，可能都是你知道的，甚至你比我有更深刻的感受，但是，止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我还是想写这封信给你，一来是向你祝贺，二来是表示今天没有到车站送行的遗憾，三来是把我们没有谈完的话继续下去。
最近这些天，我们都在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正象大家所说的，这个讲话，对于我们的国家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工人、农民、士兵，还是作家、艺术家，都是太重要了。在每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总是那样及时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辉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把千千万万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调动起来，为实现下一个任务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而这一次，我们受到的教育，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胜利，这是无可怀疑的。
我们常常谈到，“人在福中不知福。”我们每天都很忙，恨不得天天都是四十八小时，许多人都是只有星期七，没有星期日，工作一个接着一个，从年初一忙到年三十，时间飞速地过去，而事情还没有办完几件。抗战八年，觉得长得很；全国解放眼看就是八年了，却觉得快得很。事情发展得是那么迅速，甚至连我们的异常敏感的作家都还没有来得及写出预言式的诗篇，而新闻早已变成旧闻。我们翻开几年前的那些还没有变色的报纸，上面登着的好象还是昨天的事情，其实，已经过去几年了。特别是到了一九五五年，这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决胜负的年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象大海里的浪涛一样汹涌澎湃，在短短的时间内，把我们祖国的面貌刷洗一新。有一位同志说得好，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是革命的“连锁反应”，幸福的“连锁反应”，它使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以超过一般人预计的速度向前发展。六万万人，也就是世界上四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地球上这个地区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来了一个大变化，不但国民党早已下台，人民政府村工作的同志，是老战友了，大家谈起来，原来农村里有同样多的新问题，并不比城市里简单些。这样一来，我们这位党委书记，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直到最近，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才懂得了这个道理，原来是自己没有看到这个大变动，还不懂得、还没有学会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这些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亲爱的同志，你说，在实际生活里，只有这么一位党委书记吗?据我看，绝不止他一个。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大变动中间，不是也碰到一些烦恼吗?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大家在伟大的胜利面前变得愁闷起来了，我们是过得快活的，而是说，在办事情，或者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感到没有把握，提起笔来有些沉重，或者写了，发表出来，却受到批评，心中有些不知所措，或者叫做“不摸底”。我们有时很想摸一摸领导的“底”，希望从那里找到几条这样那样的“观点”，这自然不能说不对，一个没有经验的水手，向老水手请教，是完全应该的，何况是向领导请教。但是，我们总不能样样都靠上级呀，上级也还要靠我们呀。我们总不能老是作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上芦苇呀。老是随着东风、西风左右摇摆，遇到一阵旋风就头晕眼花，这种日子也太难过了。当然，就是一棵树，一棵不是长在墙头上而是长在大地上的树，当它还很幼稚的时候，也会东摇西摆的；一棵老树，当它的老根腐朽了的时候，甚至会经不起一阵轻风就倒掉。但是，去年夏天，上海遇到十二级台风，不是有百分之三十的树木被吹倒了吗?那百分之七十却没有倒掉。我们也应当象这个百分之七十一样，把根扎得深深的。一年做不到，十年；十年做不到，再花十年。祖国大地是不吝啬的，生活是不吝啬的，它给了我们充裕的空间，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根可以扎得深而又深。根深了，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摇摇摆摆了。
把根扎在什么地方?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也曾劝过一些朋友，也劝过你：把根扎在上海吧。上海太重要了。我甚至有些夸张地说过：一个作家如果不了解上海，他就很难了解中国社会。这里曾经集中了中国最黑暗、最丑恶的生活，也曾经诞生了中国最先进、最光明的力量。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一代，多么需要知道历史上发生在上海的斗争。我们多么希望有一批作家，在这个城市里定居下来，花上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系统地深刻地去调查研究这个城市的丰富的生活，写出这个足以表现一个时代的城市生活。时间是不留情的。现在生活在上海的，还有那些参加过历次轰轰烈烈革命斗争的老工人，还有那些熟悉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全部过程的资本家，还有那些曾经横行一时的海上闻人，还有那些熟悉每一座大楼历史的看门人，提篮桥监狱里还关着一些作家们不能不知道的一些“大人物”，一些刽子手。谁如果想写表现近代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不熟悉这些人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动手，将来就不大容易看到这些活的人物了。当然，一个作家要写什么，这是不能勉强的。你说，你还是想去写你熟悉的东西，我也是赞成的；因而，你选定的“落户”的地方不是上海，我也是赞成的。但是，我还是抱着上面说的这么一个希望。我也还希望你有时候来上海看看，即便你是写农村生活，或者写抗日战争，了解一下上海，对你也会有帮助。我总觉得，我们的生活太狭窄了。有的人只有那么几个熟人，又都是知识分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高雅”得很。如果想写出大一些的东西，只有那么一点点生活是无论如何不够的。有些同志生活的范围广一些，但也只和干部交朋友，没有同各式各样的人交朋友。就是写工农兵，不熟悉工农兵的敌人和朋友也是不够的。因为工农兵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这也是我劝一些朋友定居上海的一个原因：这里是太丰富了，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要啥有啥”。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曾经对“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这篇文章加了这样的按语：“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我们需要找的人物是太多了。
说了这么一通上海，并不想动摇你下乡的决心。我不是一个唯上海论者，而是一个题材广泛论者，祖国大地，海阔天空，任君选择。我们作读者的，当然愿意看英雄史诗，但也很想听一曲抒情小调。我们喜爱香花，也愿意见识见识毒草。虽然没有谁愿意被老虎吃掉，连小孩子也喜欢逗一逗动物园里的老虎。我说这么一大篇对你来说也许是不关重要的话，是希望你到了新的地方，象你打算的那样，把生活的圈子放宽一些。写新生活，要知道旧生活；写历史，也要知道今天；知道黑暗，就更加热爱光明；知道今天，就更加懂得历史。只知道一点、一面，对于一个作家是太不够了。当然，你的经验比我多，我并不劝你飘来飘去，什么都碰一碰，什么都摸一摸，到头来，什么也不懂。
现在正是春天。农民们是当年就见收成的，作家却要难得多，有时候要几十年的辛勤劳动，才有收成。因此，我没有那么性急，也希望你也不要性急，不要以为等到秋收时节，你不能象农民一样传出丰收捷报，我们会怪你。现在确实有人责备作家，“为什么不能写出伟大作品?”“为什么我们写不出‘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种渴望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也不是一年两年写出来的，人类历史上多少年才出现了一个曹雪芹、一个托尔斯泰?何况我们面对着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新时代，社会主义胜利的新时代。这是过去的任何伟大作家都没有接触过的崭新的生活，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还很年轻，要认识这种生活，又要能够掌握卓越的技巧，当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用这种话督促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不见得有用，责备那些辛勤工作的作家未免过分了。当然，对你，一位作家来说，如果经常考虑到人民的嘱望，加紧鞭策自己，也有好处。我们应当有决心，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和超过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创造出最光辉灿烂的文学艺术作品。我和你同样地希望，有更多的人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深入到沸腾的建设热潮中去，把自己的根扎得深深的，那时，我们描写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大师们就会多起来了，我们就能够更加理直气壮地答复这种责备了。
在这条路上，还有不少的困难。我想，你所说的我们的灵魂的深处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有时自己还留恋那个高雅的宝座，特别是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者一种有力的诱惑的时候，很容易回到这个宝座上去，这是实情。但是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依靠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这就是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同工农兵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彼此是知心朋友。你不是讲过，每当同劳动群众在一起，是他们中间的平等的一员的时候，同他们不是“你们”、“我们”格格不入，而是分不出彼此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感情就少了吗?那就让我们经常地处在这种高尚的生活中间吧，让这种感情变成统治一切，把小资产阶级王国的那个宝座彻底地粉碎掉吧。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到的，正如同别的同志已经做到的那样。那时，我们就更有把握地庆祝你的丰收了。
祝你一路平安!
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深夜，上海
来源：张春桥《今朝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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