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18 作者：《新山大》
《新山大》【本刊讯】我校党委在5月18日下午继续邀请讲师以上教师进行座谈，征求党外同志意见，以帮助党的整风。参加这天下午座谈会有中文系、数学系、物理系、水产系教师，座谈会分成三组同时进行。
在这次座谈会上，教师们揭露了我校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并继续对党委和某些党员的思想作风提出批评。许多教师认为目前党委决心不大，要求进一步放手，下决心，彻底纠正错误，消除由错误而造成的付作用，清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弄清是非。
潘颖舒：通知中只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而没有“宗派主义”，这是什么原因？据说，领导愿意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帽子，而不愿戴宗派主义帽子。通知可能反映了这种情绪。
我们党的负责同志，一般都是忠心耿耿的，但是否没有宗派主义情况呢？不能说没有。有些党员就自己“特殊材料”自居。一个班的同学中，对学习不好的党员，则加以特别的培养，而对学习好的团员，却不这样，一般群众更不用说了。一个群众犯了错误有通报，而一个党员犯了错误、受了处分，为什么不通报呢？(这是党员小广播出来的)。这说明宗派情绪是存在的。这也说明领导上对“放”是有顾虑的，表面上要大家鸣，而内心里有顾虑。害怕大家揭宗派主义的底。
山大的领导与被领导、党与非党、同志之间都存在着矛盾，三者不是孤立的，要具体分析。这些与党委领导都有关系。许多人看不见党委，当然很难提出意见。如不将三个矛盾联系起来，便不能很好揭露矛盾。
工作方法的简单化造成了不良后果。党委做了工作是肯定的，也取得了成绩。但也不能忽视缺点和错误。为了了解情况，采取积极分子回报的办法是可以的：1．依靠积极分子，不仅过去，将来也是需要的；2．党委不可能和群众整天在一起。但问题在于：得到的材料很少，也很少历史地、联系地来分析。只是：第一，一年一年，一条一条记在笔记本上；第二，甲乙丙丁分类，贴上标签；第三，运动一来，展开歼灭性的斗争。批评斗争都要时是可以的，但领导上为什么不在平时发现问题后，找对方谈话呢？为什么一定要集中起来斗呢？党委应该负责。在斗争的情况下，被斗者毫无发言权，而斗者不了解其历史情况。偏差就出在这里！这种情况传开去，被斗者情绪愈来愈低。许多人反映：我们看见领导时都是“长脸”，看不到“圆脸”，这说明不搞运动就看不见领导。领导对积极分子只依靠、信任，而不教育，好像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领导者忘掉积极分子头脑中还有旧的东西，这就难免偏听偏信，也难免武断。积极分子经常以战士姿态出现，天天找斗争的对象，恰恰没有做团结工作。他们天天打听人的缺点，说一句话，马上反映上去。我在饭厅里说了一句宪法上的男女平等，便成了反党反人民。由于长期的主观武断，群众害怕了，墙筑起来了。高兰的“哭亡女苏菲”是一首好诗，被扣上了资产阶级思想、反动思想的帽子。这真可笑而幼稚。但这种风气一直在过去中文系占着统治地位。党委的简单粗暴作风，影响到某些同志的简单化，而某些同志又影响到党委，互相影响，互相因果，真是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但这和实践论等无共同之处。
肃反中对我们追查是可以的。但我有一个问题不解，政治问题既然弄清了，我请求工作还不行，还要叫我检查文艺思想，党委的思想方法可能是这样，没有政治问题，下不了(此处一字辨认不出)，还是检查一下文艺思想吧！
马松亭：党委存在着官僚主义。我来山大三年，听说中文系有不团结问题，但党委和支部并没予以足够重视，并设法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反而突出了。我觉得，中文系教师大家都有把工作做好的愿望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是可以放到桌上来谈开的。但是党委只说有不团结，而迟迟不去解决这问题。
刘(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炎同志因身体不好，今天不能来，他请我转达他的意见，他并准备写书面意见。他给党委会的信中说：“我在前次的肃反总结中，对某党员排挤压制人的事实已鸣过一次。希望我校党委会同志别把群众当外人，别认为能说会道者就是进步者，忠心苦干的就是落后者”。
高兰：在这次鸣放中，为什么党员同志不够积极？积极分子也不够积极？好像他们知道“底”似的。
我觉得每周两小时学习时间太少，行动也迟缓，党委落后于现实要求。党委当前这种态度，已反映了学校存在的“三害”。一定要花要在一定的民主环境、土壤上开放，目前这种气氛还不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过去的不能不谈。
我做系主任时，感到能力不够，想选(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干能，辞去这职务。学校当时不同意。但没想到，肃反时将我这主任免去了，造成我精神上的很大负担。而且是把我说得一无是处的情况下免去的！肃反是肃清反革命，反革命当然不能做主任，但还为什么要我做教授呢？教授难道可以是反革命吗？
既然发现错了，就该纠正。但当时的支部书记还要我写检讨！心里不通，就没写。又要检查文艺思想，说我抗战时写的书是“瓦解战斗意志”。肃反在中文系有错，(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结在那里？不能一下包下去，要求分清是非，赏罚公平。可以敞开谈谈，解开疙瘩。当教师的到这地步，真是穷途末路!
党委高不可攀，党员冷冰冰，觉得你是外人。有一次，我到财务科去借工资，受到一位党委当面斥责：“差一星期就发钱了，还借钱！”被他训了一顿。他不知道，我正是在这一星期生活困难，才借钱。没有办法，向教务长借了五元才度过这一周难关。(发言详见高兰教授文：领导要“放”群众要“鸣”，刊于本期第四版)。
殷焕先：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整风，对我们鼓舞很大。我们现在在搞拆墙工作，墙是什么墙？可比喻为张君瑞和崔莺莺约会时跳的墙，这墙是一个障碍。比喻不一定恰当。
积极分子是否等于墙？还待研究，不能一概而论。但积极分子是客观存在。我过去自认为是积极分子，工作积极负责，整天离不开研究室。我现在怀疑是否是积极分子，恐怕是落后分子，甚至是破坏分子。概而言之，知识分子都是毛泽东的好儿女，不应把它分成所谓积极和落后。
今天党委的心目中是否还会认为某某是积极分子？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鸣放的时候，决不能许可，在心目中还有所谓积极分子。否则，我们的会不用开了，墙可以不用拆了。
有人把政治和业务分开，好像业务努力并不是积极，只有政治表现才算积极一样。因此，形成这种情况：嘴巴响是积极，大响大积极，拍桌子摔板凳更积极；兼而打人积极，公开打人更积极。总之，东边敲敲，西边打打，就算是积极。这种(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势是不好的。为什么会这样？暂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事实是如此。
看一个同志，要全面，那方面积极？那方面不积极？不能只看一面。阳光应该普照，不应只照一面，而不照另一面。你积极，我也积极，普天之下，皆儿女也。党是信任知识分子的，但由于执行的偏差，便成了“积极分子”的阶级。墙也于是这样造成了。要阳光普照，决不可以以积极分子来打击谁。
黄孝纾：我已快60岁了。过去，我知道，不该问的不问，因此我也不问。对行政工作知道得很少，甚至可以说完全不知。五年来换了多少党委，不知道。我不认识房付书记，房也不知道我。如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的确不能发言。但这里邀请，民盟督促，我总得发言。
年虽近60，但接受革命理论，才6岁，发言不一定对头，请“童言无忌”吧。前党委书记偏听偏信，把人分成两等，一谓积极分子，一谓落后分子，弄得全校不团结。说漂亮话的，晋级加薪，而别部分人，则被视为落后分子。
冷了受不了，发高烧也受不了。这两年来，我不能说没有提高。但是，我觉得不仅热起来了，而且有40度的高烧。课程多了，活动也多了，民主党派也争取我。更奇怪的，高教部请人叫我编写我没教过的明清文学史！我自己摸不清，我倒底有几两重？最近领导上还要叫我到济南去开会真是热起来了。
但党是否对某人有深入的了解呢？不一定。至少对我是如此，还可能是偏听偏信。七年来，党委没和我谈过话。党内外隔着一垛墙，墙外人认为墙里有很多东西，不妨让党外同志进来多了解一些。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知识分子的照顾，我没意见，并表示感激。但有一事情不清楚。去年，听说图书馆要人，并说可照顾家属，我推荐了一位亲戚来工作，干了三月，被辞退了。到底他的缺点在那里？我没知道，请人事科调查。
王普：我回国不久，接触的事少，但我觉得学校从上到下，都愿意把工作搞好，但奇怪的是没有办好，原因在那里呢？如物理系成员的力量都很强，但什么事情都不好推动，好像有些力量发挥不出来，我想知道原因在那里。我觉得党委的工作太注意管理人的事，尤其是对教学人员。忽略了管事、治校。我离开山大十多年，回来后觉得：旧、破、脏，报纸上对山大太脏提出批评，我感觉很不痛快，不知学校负责人对此有何解释。
陈鹏万：我觉得学校做事有始无终，不澈底。如党委提出的“对于改进本校当前工作的一些意见”，校委会讨论了一个下午的文件，但文件发下手就没有下文了。
李仲益：学校是很脏，我来山大后就有这个感觉。如物理系在科学馆时，起初三个工友打扫清洁，后来系扩大了，仍是三个工友负责，工资调整时，他们的工资增加的也很少，影响工作的积极性。
束星北：(原文另发)
陈继述：今天我愿意讲话，也不愿意讲话。愿意讲的原因，是感到党今天能听取大家的意见很高兴；不愿讲话的原因，是我过去提了很多意见没有下文。如一年前我感到学校的宗派主义情绪很严重，我向党支书、党委书记都提了意见，但到底提的对不对，不知道，至今没有下文。不仅如此，提了意见还遭到一些讽刺是。如对肃反总结提了意见，就有人说是“泼冷水”。第二方面不愿意讲话的原因，是过去有些人认为：对领导有意见就认为这个人有问题。如有的人对系里提了意见，就说是反对领导，反对组织，所以我不愿提意见。第三个原因，是我感到这次党委是否有决心，我半信半疑。
这次学习动员中，也表示出党委的决心不够，不是热诚的号召大家提意见，只是强调对事不对人，不要对个别党员等等。这次座谈会的通知上，只提到：党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就没有写。不能不使人觉得党委决心不够。说是抄时漏了，党委可以解释，如果是群众讲的话，党员回报上去，群众就没有解释的机会。
下面谈谈对肃反的意见。
××政治面目不清，历史上有嫌疑，是应当做做肃反对象，最后把问题搞清楚了，这是成绩，就是斗争中有偏差也可原谅。但有的并非有嫌疑，而是因为对领导上有意见，有错误言论就打，我认为这是根本错误的。而总结中说：由于有错误言论被斗，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说法是不能消除被斗者的委屈的。肃反的对象是肃反委员会决定的，不包含个人情绪，领导上可以这样说，但下面是否没个人报复则不保险。总结这样说是不对的。
胡昭全：报纸上最近登载了许多对共产党的意见，我觉得这些意见很对，希望党能正视这些问题。其次对肃反问题，总结我没有听，一个字也不知道。原因是临开会时，忽然来了个电话，只说开会，不提内容。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内容因有事没有来参加，如果知道是这个会一定参加。第二天来校听到要座谈，但另一个会议又必须参加，以后想看“新山大”，“新山大”偏偏又没有登载这个报告的内容。是否有人故意这样做，我很怀疑。如果有意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应赶快改正。
谢联棻：“改进学校工作的意见”发下后，我觉得改进意见提得很好，但很多措施都没有进行。如校长、教务长分工深入各系，就一直没有下来。我问到郭付教务长，你是否负责数学系，他说：还没分好工。一个学期快过去了，还没有分好工，就很难深入下去了。另外，我认为：学校领导工作很乱，如最近把政治辅导员调到招生委员会去了，没经过系里同意就调走了。我打电话到人事处，又与杨付校长谈，答应考虑。我觉得领导考虑问题很粗糙。其次，学校里分配工作使用干部简单化，做起来方便就那样做，没考虑对工作如何，因此有些人工作多，有些工作少。再其次，肃反总结提到：“可斗可不斗的斗了”，我在座谈时就提出：这很不明确，以后不知怎么提的。如我们系周先生被斗了，总结时公开道歉，说明是思想问题，这样很好。我对“可斗可不斗”的说法，认为不妥当，应进一步考虑。我们系里党总支是相当脱离群众的，有些事情本想找总支书记谈谈，但他常常表示不耐烦，这就使人不敢和他接近。系里的党员还不是说那么自高自大，但在某些方面，认为自己正确，就坚持自己的意见，对别人的意见就不能考虑。
莫叶：我的意见是小的，是小鸣。过去在每次发下的作息时间表上，都有一项规定：校长在星期几何时接见教师，而且要先登记。这种做法就是拒绝教师去见校长，因为要见校长还要预约，实际上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两位新校长来后，这一条没有了，但不知对原来的规定怎样看法。
其次是人尽其材，物尽其用的问题。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李景汉教授过去被调出搞了些杂事，最近才发现他是社会调查专家。我想：我们数学系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得天独厚”，不平的地方没大有，所以无所谓“不平则鸣”。但是现在的校长能否对每个教授的个性了解的多些呢?如果能多了解些，就可以人尽其材。根据我碰到的教师，可分为两种类型：①专心一意搞业务，这有无好处呢?有好处。但这样就会给他戴上不问政治的帽子。我自己认为：我是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的，但我不愿参加政治活动，这样也许免不了戴帽子。我希望大家评论。如果不是的话，就应少开些会，让他多搞一些业务。反过来，也有些教授社会活动搞得很好的，这样也很好。当然两方面搞得很好也有，但极少。而我呢？只能搞一样，一样的几分之几都搞不好。
另外，我听到有人提意见，说教员整天在家里不到学校办公，又拿大薪水，在家干什么。好像教员没什么贡献。但事实上教员的工作是可以检查的，教师有工作量。教员倒是对职员的工作很不了解。我们学校的职员很多，苏联3000人的学校只有70余个职员，而我们学校的职员多好几倍，每天八小时办些什么公，我们就不了解了。这需要校长加以检查，订出办法，要人尽其材。
教学工作的环境脏，不合适，但得不到解决。三国演义上说：打起仗来要“上顾其身，下顾其马”。我上课时必须“上顾其身，下顾其腿”。非常紧张。去年提出保证教师5／6的时间，这个标准我的体会是最低限度，而学校体会可能是最高限度。这样1／6的时间就不能搞业务，也就是12年只有10年了。我想：如果社会活动少的人能否保证9／10呢?当然9／10的时间是要他搞科学研究，而不能是睡大觉。
一些好的政治报告是有帮助的，最浪费时间的是小组讨论，以后最好少开。
周北屏：我是1949年到山大来的，已经8年了。结果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斗争。“新山大”、青岛日报都登载过我是罪行重大的反革命分子，结果是一无所有。今天我要提出：为什么“新山大”、青岛日报欢喜登这样的文章。我是既无历史问题，也无政治问题。我被认为是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组织者。这个集团的团长是束星北教授，团员有医学院潘作新教授、马贤成教授、化学系刘遵宪教授、历史系许思园教授、水产系邹源琳教授。说我们是有纲领、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活动。我现在对记者善意劝告，这种文章少登些。我身任16年大学教授，去过外国，我深知国民无国是不幸。因为我爱国才爱共产党，有话就要讲，但讲的结果是罪行重大的反革命分子。我是有爱国思想的。我今天吃了三杯酒，说的可能有些激动，但没有受过苦的，对我的心情是不能理解的。我心里有牢骚，束星北先生(我们的团长)了解。今天，我本来不想来参加会，来了就会骂人。(束星北：我看座谈会可以不必开，可以开个诉苦会，让党委听听。)我过去曾向系里提意见：“这样搞不对的”，“这种教学方法不对的，这对教师和学生都是不适宜的”。我是仗着我既没有历史问题，又没有政治问题，才敢这样提的。但结果把我当反革命分子打，害的我一年没有工作。
刘鸿宾：整风是谈党的缺点，但有一个问题，牢骚是否发呢?我看牢骚是目的不是手段，仅发牢骚不能解决问题，应把问题摆出来。我认为学校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上次党委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上，我已经谈到了，但青岛日报的报导不够详细。山大、华大合校后是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存在着的，目前还有，这些问题应在报纸上揭露答覆。
陈鹏万：总务处的欺骗作风，应该深入检查。我要房子，说没有房子，但后来给我的房子，据了解已空了好几个月(在我申请房子之先)，搬家时又不给车子，叫我自己负责，后来与叶主任讲了才给了车。但总务处的一个科长对我说：“不要对人说是学校里的车”。自己骗人，还要叫人家骗人。另外，我们实验室里要装个水管，从工作台请了个铁工，铁工不行，又请木工、瓦工。一切材料都叫我们自己自备，如一块木板只要半米，到那里去买呢?这种作风应该检查。
王应素：整风对党对国家都有好处，但不能不使有些人有痛苦，这是必要的。党委应该欢迎大家的批评。我觉得山大党委过去害怕谈缺点和错误，说是为了威信。因此叫党委和党员承认错误很困难，对批评不愿接受，长期的不愿接受。至于组织上的错误承认就更难。这次整风表示决心不大。
我是1949年申请入党，开始与党的关系还密切，后来越来距离越远，自己觉得党对我没有什么温暖。去年冯传海(党员)代表党支部找我谈话，说我与党有敌对情绪，叫我检查，我问有何具体事实，又提不出来，只说有感觉。我自己检查我没有这个思想，只是向党提的意见多了些。另外，我爱人是速中教员，怀孕快七个月了，忽然要调她去胶县。后来调到市里，市里没工作又分配到十二中。但速中还另要教员。这样对一个孕妇是不妥当的。我爱人找速中校长邵平(党委委员)提意见，他的答覆是，“调胶县支援兄弟学校是应该的，学校为了照顾你而留在市内”。意思说你应知足了。后来不幸我爱人早产了。为此我提了很多意见，但至今没有下文。我找党支部书记王承瑞反映意见，王说：不好提的。我就向党委书记崔戎提，崔说，可能有本位主义，一笑置之。
周北屏：“三反”来了，有人说，叫我带头。思想改造对我毫无作用，不能叫我心服口服。
肃反运动时，突破不了束星北先生，对我就围剿，后来就打闷棍，想把我赶走。我觉得党委一些事情做的太笨了，以后要漂亮些。今后党委对群众应客气些，不要盛气凌人，使人难以接近。我是有爱国思想的，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个样子。今后希望党委多征求大家的意见，要待人以诚，只要诚恳待人，士就为知己者用。
刘智白：我对党支部书记张学铭同志有些意见，他说起话来总是“你们怎样”，“我们怎样”，我对这些子眼，就听不惯。我对他提意见都是当面，但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想提了意见有个下文才好，但对张学铭同志提意见谈不开。
我的工作安排不当，社会活动太多。过去我去北京开会，心里很高兴；可是这次去北京就不一样，这与张学铭同志对我的印象分不开的。有一次叫我去开会，正在考试，当时我接到通知就说，考试没完怎么办？张学铭在一旁就说：“考不完不能去”。我很想参加，但与业务有矛盾，思想苦闷，而党员同志不给以帮助，还给以讽刺。我的业务没有搞好，社会活动又多，这样给我思想上的负担很重，我想是否我的能力弱，随便给我排课。可是，我就是去开会心里也不痛快。
晁哲甫：今天是个开头，党委有无决心的问题，我想：党委就是没决心，中央也是不允许的；其次还要看大家，大家发表意见，就帮助党委下决心，因为群众有监督作用，促使党委下决心。不要看苗头对就提，不对就不提了。
闵菊初：关于教师兼职过多问题，去年党委曾发过一个通知，调整关于兼职问题，校长办公室也调查过，每个人都填过表，对兼职过多的同志可以调整。适值此时，工会各部门改选，提候选人时大家提意见打电话问校长办公室，而答覆不太了解，就把添的表念念。填表本来要主动解决问题，而调查后没有处理，这还不是官僚主义吗?其次，肃反时我是工会水产系部门主席，参加了系中心小组，当时党支部负责人是王方，提出对邹源琳先生要进行斗争。我们说材料不充足，但王方说我们麻痹大意。在这样情况下就进行斗争，我认为党的领导是主观的。结果弄错了。
沈汉祥：党委对水产系的关心是不够的，首先发现在校刊“新山大”的一篇社论上，社论中提出：某些专业条件不够，不能办。当时系里同志听到很波动，既没有条件就不办，但水产系不承认条件不够好。水产专业本来就是比较后进，别个国家有水产大学，也是不多。但其他条件是否都够了？假使要条件够了再办专业就很难了。从当时的社论看来，党与学校领导对高等水产专业了解得不够，我们要怎样培养水产专业的发展提高，还要党委很好的注意。校刊过去某些方面有夸大，好坏都有些夸大，这样收到的效果就成问题。过去也曾同校刊提过意见，片面听学生意见发表在校刊上，刺激很大，也有付作用，影响系的团结。
其次，过去有些教师兼课，不要薪金就给系里购买图书，或做一些集体活动的机动费。而学校后来指示要把这些钱集中交学校，这样做是不合适的。系里没有机动费，如外校来我系，需要招待，只好我们自己拿出钱来。
肃反每个人都写了总结，有的总结与事实不符合，我那总结现在看起来显然是不附合事实地方。是否应拿出来看看，不一定改，要加以注解说明。如当时指邹源琳先生不是反革命集团分子，我是不同意而为辩护，而党委书记崔戎同志来系指明，邹先生是反革命，我在总结中只能写自己思想麻痹大意，这个实际是不符合，有必要更正。
张国经：我在学校里很少参加会，今日党委召集座谈，我觉得很兴奋。看到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国都正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今天也能参加很高兴，几个月我有病了未能出来，今日也愿出来听听。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大家非常拥护。我是从旧社会来的人，从水火中而出来，非常感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从报纸上看到各高等学校反映的情况很热烈，对内部矛盾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谈，整风主要整掉三大主义，而我们却在通知中不提宗派主义。我觉得宗派主义危害性相当大，党与非党的联系不够，党有优越感，非党也有自卑感，认为党是高不可攀。我们老知识分子对党高一级的不给打招呼。我们也不愿意高攀，如向我们打招呼了，我们就觉得党的眼里还有我们。对我们积极性是很大鼓励。希望党伸出手来团结群众，这是很重要的。党委坐在办公室只听汇报，必然正气不足，邪气上升，助长官僚主义。
我建议党的同志要谦虚，过去部分有优越感，骄傲自满，这样不容易接近，拒之千里之外，高高在上，这不大好，很危险。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党有错误不仅要坦白承认，而应拿出实际行动来。群众了解得很清楚，只有是非分明，群众才能拥护党拥护学校。譬如一个儿女爱父母，因为父母关心儿女，党要同父母关心儿女一样的关心群众。党员应帮助解决群众的苦恼，应该吃苦在先享乐在后，这样群众必然爱护，不走群众路线，光谈道理是空洞的。
看到报上登刊清华大学有教授提出以教授办学校，好像让党退出学校，我不同意。我认为学校必须要党的领导，这样不会走错路线。我提个意见，学校校委应多吸收其他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学校工作，听取他们意见。如各系、各方面负责人参加，让大家用用脑子，独立思考想出办法。我主张民主办校，党退出学校会走上危险的路。
康迪安：我今日说的话可能不够好，想到什么谈什么，也可能很激动。过去说军民是一家，所以革命成功，今天学校是否“党民一家”把学校办得更好，有许多说法，有墙，有沟，总之党与群众有隔阂。学校如果党与非党有墙有沟，应双方面来拆墙来填沟。党要靠近群众，群众要靠近党，所以党首先要伸出手来，群众自然就向党靠拢。过去几次运动，党找我们不是交代问题，就是整我们。我个人也是这样，一听党找我，就得紧张起来，很严肃，我就怕党抓我小辫子。从未见过和风细雨的态度。去年有段时间就不一样了，党指出这太紧张了，不自然，开始尊重我们老教师，给我高帽子一戴，心里—开朗，也就有真情谈出来。所以拆墙要从感情开始。像今天这样的会，变变花样谈谈心，这样大家更接近，更好接受党的领导。学校就是我们的大家庭，党与非党就仅仅是一个参加党，一个没有参加党。我认为学校是我的终身事业，所以我们家庭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要关心，互相应开门见山，无事不谈，打成一片，真正成为一家人。
再谈一下宗派主义。党委只听党团员的反映，只听汇报，可靠性有多少?我想领导上是忙，顾不得分析。我想也有偏差，领导忙于没时间听取教师的意见，只信诚一方面汇报，使党外不能直接谈话，只信任党团员，这也是宗派主义。
我的意见与张先生相同，不是党退出学校，而是加强学校党的领导，高等学校不能离开党。
官僚主义表现调查资料上，汇报资料后就归了档。领导上未能具体研究分析调查，这样也助长官僚主义。
学生班有班代表，系有系会，其中有党团员。党团员在学生中应起些什么作用?我意见是否应在学习方面起带头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但有班系的党团员就没能起到这几方面作用。
教室设备差，我不提意见就不办，提意见也不管。如有的教室的教师讲桌太矮，教室光线为了省电线可按大灯泡。教室一到阴天非常黑，光线问题也不需要光学家，这工作应该改进。
李爱杰：杨付校长动员报告说：恨铁不成钢，我是废铁不成钢。不管有墙没墙，几年来总有些意见，提出来供参考吧!
党委对水产系支持不够，如对留助教就是不大顺利，除去年养殖组比较顺利，留了两个，四五年一直没有留，后来的助教都不是教研组提出留下的，而是别处分配来，或分配不适当而来的。水产系党员王方向商叶部张付部长提出不同意水产系增设的两个专业，据说这点是党委指示做的，因为商业部不是一个系统，不好提，来叫系党支部党员来提。这次到北京开会，校长指示多听取意见，这里是否领导上对这专业认为条件不够不能设。招生多少，校长指示好像很客观，但客观之中有主观因素。
有的党员犯了错误，总不肯向群众承认错误。我碰到的党员多数是这样。他们只能接受党的批评，承认错工，而不能向群众承认错误。他们以马列主义作当箭牌，强词夺理来进行辩护，使群众不敢发言。有的就反映某某同志就不像党员。再者在肃反办公室来了解材料，我校的党员来调查材料，都好像是“一朝权在手，我是老爷，都得听我的”的态度。去年我到上海水产学院，反映我校出去调查材料的同志与他们吵起来。有些党员过分严肃，故意摆架子，如工会的一些活动，党员就不参加。
党对党外人士信任不够，在肃反中很明显，我是小组长，在一次水产系积极分子会上，布置斗争邹源琳先生，有些提出应拿出真凭材料来，但党员并没有接受群众意见。各个运动中党来领导，但形成只批评党外，故党外也不敢批评党内，有的大胆怀疑了，不是反革命分子，也像斗反革命分子一样。
学校对高级知识分子生活照顾较多，而高级知识分子最喜欢要的是工作上的帮助。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差了。
洪文友：党员与非党员在一起工作要很好的注意，因为非党员往往在小的地方敏感，这是小毛病要克服。过去学委分会有党员、工会和非党人士，是选举产生的，也是领导提名的。过去有些会，布置会，都是事前开会研究，我是以非党人士参加学委分会，但有一阶段或许是比较重要的学习，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在黑板上布置，我这个委员才知道。我是群众选出的，为什么把我漏掉呢？所以，那怕是小事也要商量，假如不说闷在心里那就更不好了。我当时就向那位党员提出，他也做了检讨。
马绍先：对进修教师的人事审查制度，有的本校已审查合格了，而到兄弟学校审查不合格，就不能进修。(当然保密机关另作别论)，这种制度不够恰当，建议以后一个单位派出进修，应有派出单位完全负责即可。
关于设置专业的问题，我们系可能与校领导不一致。学校只从招生数量来决定专业是否办。我考虑不仅是学生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宁少些要好些，但确因干部需要少，就是少也应办。高教部曾传达苏联经验中谈，有的专业中只有12人办得很好。过去学习苏联大班制，片面学习不一定合适。
评级问题，是由工作组、系秘书提出方案，再由委员会讨论，而实际只是工作组的意见。有的先生说：“他凭什么来评我的学术水平，他能听懂我的课吗？”有的先生被评低了，系主任也提出意见，但也没有下文。
校领导能到系里实验室走走深入下层是很必要，看看实验室设得怎样，教室的灯光怎样，做领导也应知道，这比只找一两个人听汇报更强一些。
党员对学校号召并不能以身作则，如学校号召动员不要盲目流入城市，动员回乡生产，而有的党员把不是自己的媬姆也由乡下迁移城市，党员不起模范行为，对群众的影响很不好。
李爱杰：党员要整风，是否非党同志也可参加整风，这样好像有了好处，只能看看而取不得，希望党委考虑是否可以参加。
杨希文：中央最近号召已与民主党派协商，主要对党提意见，参加整风还是欢迎。
尹左芬：有一阶段我系沈主任到哈尔滨，我是代理系主任，那时可能是我的运气不好，也可能是系的运气不好，商业部指示有批仪器给我们，当时我考虑请何先生去看仪器，我想派个教授去比较经验多一些，有问题可及时解决，当时有党员提出再派个青年去。我考虑党在系里要推动工作，但不能包办代替。有时教务处有什么通知，我不知道，可是党员先知道了。
关于我的家族成分，三反时被评为地主，我很不通，后来与弟弟妹妹一对照，一家评的成分是四样，这次工会添表我又有感触，这工作党的领导应该有个标准。
邹源琳：今天开会通知才接到，要讲话还没有很好准备，这通知就是官僚主义。
今天揭发批判党委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解放后有三件大事都是党委在领导，都存在三个主义。
(1)先谈肃反，我是个主角，这问题直到现在党委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当时我想我有什么罪，而崔戎说我希望蒋介石复辟，教研组工作不负责任，破坏教学，是束星北集团的成员。这真是个晴天霹雳，当第一天党员王方要我赶快交代，不然就抓起来，并说我骂党团员是特务。到去年5月28日，崔戎与王方约我谈话，我就提出这话的来源，答覆说来自中水所，我去信向中水所党委请调查，已答覆学校党委，没有这样言语。肃反后对我的结论，征求意见我是同意的，我提出崔戎和王方的两句话，要求帮助解决搞清楚，要求和崔戎对证，党委不肯。我认为无论什么应实事求是，有错误就应承认。我平时在小组不大说话，并没有说什么反动言论，有一次王方让我讲话，我说这样说话我不怕，怕的是我平时没说的话，要强迫叫我承认。肃反部结我写了五次检讨书，一次不行再次，就成为你叫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这全是废纸，这就是肃反运动的成绩!
(二)三反也是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出了偏差，冤枉了好人。图书费只有四千万(旧币)，说人家贪污三千万。三反中山大陈慎昭自杀，所谓大老虎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假若叫崔戎领导三反，可能自杀的更多。我们有三反的经验，为什么肃反还再犯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3)评薪：王方在系里说要德才兼备，而尤其重才。我提出这个问题也要慎重考虑。否则会影响教学。但王方工作主观粗暴，合理地方很少。如尹先生任劳任怨，又因工作病了，论工作论业务，不应评为六级。我曾提出，我也向陆付校长提出，但都不听，据最近高教部谈，评薪不是评人是加薪。我想党每件大事都应很慎重。
(4)党员在系里要起模范作用，我对王方有些意见，但在系里对人很阴险，对党调皮，他的作风是极不令人满意，他这样作风并影响到系里的团结。王方对人很会应付，但不老实，希望王方检讨这种作风。过去水产系的问题与王方是分不开的。
袁其祥：才来山大不久，对山大情况不很了解，想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希望党委重视，即系的专业设置问题，希望注意研究解决。我觉得这是系与校领导的主要矛盾。根据国家情况，关于专业设置与否，我们应该很好的把意见提供出来。有些作法党委是有些主观，我认为应从国家对专业的需要出发，不应从合算不合算出发，希党委集中力量解决，需要人少就办小的也可。
刘永彬：我们在系里教书，与党接触很少，谈不出什么具体的事例，从表面来看是有官僚主义。学校是党委领导制，应给系主任以信任和支持，不管是党员或非党员，方针政策应由系主任结合系的实际情况具体贯彻。各单位有具体情况，党委也要听听下面情况，党委要善于分析这些情况。有的先生反映对农业司的决议有意见，通过行政反映，但并没解决，希望党委与校行政能参加讨论教学计划的会，可以听取意见，广泛了解情况。党委应下来深入下乡(即下系)，与群众见面，群众也主动，关系就自然，谈话也就随便了，应该形成风气。现在很冷淡，不习惯，情况是严重，作为党支部更应该注意。
薛廷耀：我过去参加会感觉很紧张，今天开会内容不知道，受大家启发，这次会好像很成功。
党在系里确实存在问题，很严重，我也曾经当过三四天的积极分子，后来就不知当什么分子。当上很难受，挤得很痛，有的党员非常坏，我是刚解放回国的留学生，当时把旅行支票都换成人民币，有一部分寄回南洋，因没有我的签字又寄回来。在肃反前半年我把旅行支票交给银行。还有些小角的外国钱，肃反时曾告诉王方，他根本没听清楚，态度很不好说：有美金、金钞、金条都得换。真是我那里来的金条呀!这一打击我四五天没睡好觉。这种事是很多很多，不定那一天就来一下子，而且很厉害。
我觉得刚才有人提出党外人也应该整整，我觉得积极分子也要整整，我真怕这里谈后，积极分子回去抓小辫子，我认为整风是和风细雨，有意见应摆出来，这里有老少关系，老老关系，大家有意见要平时就提出来，不要平时不谈，记下来到运动就拿出(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本子记上的账。
来源：1957年5月23日《新山大》。原题为：“教师们在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揭露学校存在的严重问题/许多教师要求党委下决心：彻底纠正错误，改进思想作风，清除三害，辩明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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