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6-14 作者：[待确定]
新华社兰州14日讯 甘肃省民盟、民革、民建、九三等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和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工商联等方面的代表人物及其成员，对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等社论表示不满。
甘肃省政协委员杨景州认为人民日报不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他说：“正在大‘放’大‘鸣’中发表这样的社论就把许多人的口塞住了，不敢讲话。”并说依他之见，在大“放”大“鸣”中还是“不言为好”。甘肃省工商联主任郑立斋认为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得太早了，再迟两星期就好了。他说：因为发表得早了人们就不敢说话了，怕戴上政治帽子，怕别人说“别有用心”。他并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将会对某些“错误意见”进行更激烈的批判。九三学社兰州分社委员会副主任吕斯百认为人民日报不该发表这样的社论，他说：“一封恐吓信值不得大惊小怪，当然肯定它是来自敌对方面的，但对付它的办法应该是公安局的事。人民日报这样一说话，那么说了反面话的人就感到有些吃不消了，就会把这些人吓住了”。他认为人民日报在此情况下，“大可稳坐一下”，先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表示意见；也不应该因为反革命分子写了几封匿名信，闹得全国“满城风雨”。该会成员赵尚朴并认为：虽然给卢郁文写匿名信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人，但卢的发言“还是比较温和”，而且“不够滋味的”。民盟甘肃省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副主任孙良瑛说：“‘鸣’、‘放’中自然有香花、毒草，而人民日报是不管香花毒草一见就拔掉”。她并说人民日报最近写的几篇社论都不好。
在昨天民盟甘肃省委员会召开的干部座谈会上，与会的十七名干部(民盟组织的部长、副部长、处长等干部)中除有一人(民盟甘肃省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何延贵、共产党员)对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论表示同意外，其余十六人均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是：(一)社论发表得太早，好多人还未说话。这些社论起了副作用，使大家不敢讲话了；(二)认为发表错误和反动言论是个别的，将个别言论向全国范围内提出来是不应该的，一连发表几篇社论，也是大惊小怪。这些社论有谩骂之意，如“物极必反”，这意思是否叫“小心点”。他们以后说话要沉住气，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多等一等；(三)不应该把储安平的意见作为典型批判，这就是因为给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遭了祸。“党天下”在领导上(中央)没有，在下面有。这样一搞储安平的总编辑就当不成了；(四)怀疑给卢郁文的匿名信是捏造的。(王得温)
新华社成都13日讯 人民日报关于反击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几篇社论发表后，成都市的一些民主人士引起了各种不同反应。普遍的是认为现在开始‘收’了。一些言论比较偏激，发表过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人感到恐慌。有的已准备作检讨。成都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钟云鹤，过去发表过资本家应该定息二十年；资本家没有两面性，如果资本家有，那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等错误言论，现在他向人表示：看情况在“收”了，我说了那么多话，以后要打我了。成都市参事室参事焦汝敬、刘清浦说：“算了，还提啥意见，上面都在‘收’了”。成都市民革的中、上层普遍认为现在是在“收”，不过“收”得早了点。
另一部分没有发表激烈言论，或者意见打了折扣发表的人都私自庆幸，认为自己火色拿得老，还是稳一点好。民主人士刘静安向报上登载被工人反批评的人说：“这下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反攻了，看你如何吃得消”。他还说：“由此看来，火色看老一点还是好些。”民革还有一部分人对李维汉在总结时说，提的意见中有一部分是错误的，还有一部分是有严重错误的这说法不同意，认为说法太主观。
对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到的卢郁文接到恐吓信一事，有人认为写匿名信是不光明正大的行为，是鼠偷小辈，但人民日报用不着专门为此发社论。民革成都市委员肖绍成就在公开的会上说他一点也不同意人民日报专门为此事发社论。但另外却有一部分人认为恐吓信是卢郁文自买自卖，用以抬高自己身价。民革张民岩说：我估计70％、80％是卢自己搞的，自买自卖，自装进步，使自己好当国务院秘书长，进一步还好入党。(朱实)
(一)西北大学、西安建设工程学院的一些党员和党员领导人觉得“这下轻松得多了，人民日报社论起了很大力量和作用。”西北大学一些党员领导人认为几篇社论比负责人向全校讲十多次话的作用都大。西北工程管理局、西安市人事局一些干部认为，原来民主人士想把共产党一棍子打死，党员抬不起头，社论发表后，正气伸张了。另外，也有少数人认为社论发表得太早了。西安市检察院干部何采达等认为，人民日报社论给人当头一棒。全力反击不是上策。西安市政协委员会一些人认为共产党没有气量，为何不让人们大“放”特“放”呢？民盟、民革陕西省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认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是想“收兵”，压制“鸣”、“放”。还有人怀疑共产党的政策是否变了。
(二)过去在座谈会上或报纸上发表过错误或者反动意见的人，现在极力改扮自己。如西北大学有十多个学生过去发表过“为五亿农民伸冤”的谬论。现在他们自动写了检讨书或保证书，检讨自己原来那些言论是错误的，是出于一时的激动。另外还有少数有反动思想的学生，最近在党委会和党员面前痛哭流涕，觉得自己原来走错了路子。民盟盟员西北大学教授李述礼不久前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动言论，人民日报社论刊出后，他有一夜未睡，找党员副校长刘端棻表示悔改。中文系教授杨文帆过去讲了许多攻击党的反动言论。最近突然沉默起来。西安电力设计院几个工程师原来极力拥护储安平的意见，现在他们骤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湾。又把储的意见斥责一番。司法局的非党干部马海寅在下面说，原来觉得“放”出后轻松，如今反而觉得沉重，不如干脆把我的“自由市场”收起来。民盟陕西省和西安市委员会在13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者的意见也都是“一顺顺”，都是着重批语储、葛的意见，而没有提出自己的什么反面意见。
(三)有些人对社论不满或者仍然狂妄发表反党言论。西安市文联一个非党干部说，这叫什么大“鸣”大“放”，想用社论压人不成！并说对储的意见要全面看，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他的意见也是对的。西安地方工业局干部刘万禄等人认为批判储是压制民主。西安军需生产管理局文化教员安成立说，大“鸣”大“放”是使用手腕，想消灭我们，真卑鄙。有些人在社论刊出后仍然大“鸣”大“放”。陕西省城市(35)建设局技术员张滋阳说。共产党对思想统治太厉害。发展党组织太独裁。我们国家需要成立一个各民主党派好的成员参加的有威望的检查机构，给他们像“开封府”一样的权限。这样包公就会多起来。子子孙孙都是包公。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存在。省商业厅科员冯铎说，人大和政协都是样子货，因为重大问题共产党都决定了。他满心称赞储的意见正确。并极端狂妄地说：“拿毛泽东来说：‘坐在办公室里指示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其实他还是不知道下边的情况。现在我们把马列主义看得太神圣了，谁也不敢提意见。只有毛泽东、斯大林敢提意见。别人如果发言就是反马列主义或修正主义。”陕西师范学院讲师王尊一、西安市工商联副主委张士心、民革成员、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潘禹九等人仍然极其猖獗在公开诬蔑党。王尊一在该校的自由论坛上发言中认为三害应从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去挖。并认为全国人民今天可分四等：党员是高贵，团员也吃的开，第三等是民主党派，最后才是黎民百姓。他并说，这和元朝一样，那时候一等人是蒙古人，第二等人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宋人。(张国宁)
新华社杭州13日讯 浙江省和杭州市部分民主人士在看到了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以后，有如下一些反应：
省民革委员叶芳(起义将领)说：“我们是为社会主义而‘鸣’的，共产党也不会把我们作为别的来看待，可能我们水平不够，有些错误，但我们忠心为国是肯定的。我叶芳要‘鸣’就不怕，我自认没有坏的出发点，就是共产党要杀我头，我还是‘鸣’”。
省民革委员杜伟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是早已料到的，所以我说话就有分寸。
省民革委员江天蔚说：“有些老先生因为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才敢直言，例如章伯钧、谭惕吾，他们发表意见难道有坏意吗？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得太早。”
省民盟副主任宋云彬认为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会增加人们顾虑。他表示不同意对章伯钧这样态度，他怀疑民盟中央是否也有宗派主义？
中共浙大党委会一位同志说：许多教授看到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很反感，他们说：“你们说过不戴帽子，为什么现在又要戴‘反共’帽子”？
民进和民建方面也有一些人认为人民日报社论会增加准备提意见者的顾虑。民建浙江省委负责人唐巽泽看了两篇社论情绪很高(他在不久前举行的浙江省政协会议上批评工商界人士一些错误意见受到一些民建成员的责难)，目前，他正在找人个别谈话，并准备写文章批判浙江省“放”、“鸣”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论点。
新华社哈尔滨13日讯 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学生对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两篇社论和工人对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驳报道表示不满。这个大学坚决反对党委制的数学教研室副教授王泽汉，看了最近几天的人民日报后竟表示愤慨。他对当地报社记者说，他早知道这是“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的”，他认为共产党是表里不一致。并说幸亏自己的心里话还没说出来。庆幸自己的大鱼没有上钓。学校党委一向认为是左派的物理教研室副教授洪晶，也怀疑人民日报这样做法是否对，是不是会把一些言论堵塞。学生对党报更表示不满。(黄沙)
来源：1957年6月1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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