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6-26 作者：张春桥
张春桥陈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会议上发言说：“我们帮助党整风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向这些党内同志们大喝一声：同志，你必须改走另外一条道路了。”陈仁炳的这“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呢？从他发言的字面上看，好像是劝人虚心、不要骄傲；实际上，最近各方面揭露出的一些尚不完备的材料，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工人阶级和在他领导下的各界人民，从亲身经验中认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依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就只能是退回到殖民地的奴隶地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这是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
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他们的政治活动家、思想活动家，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你选择的是那一条道路？
在口头上，陈仁炳也是讲社会主义的，也是讲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谁也知道，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共产党有崇高的威信，谁如果公开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就会被人民唾弃。因此，一切资产阶级的右派人物只能打着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帜来反对社会主义，打着拥护共产党的旗帜来反对共产党。他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假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是真的。正像我们认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一样，他们认为：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反对共产党。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纲领的核心。一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都是这样做的，陈仁炳当然也不例外。
许多人揭露了陈仁炳的历史情况，比如，他是右派领袖之一罗隆基长期培养的骨干，曾经担负过“顶住华东”的重任，这些旧帐暂时不算，只说近年来，他在沈志远领导下的民盟上海市委工作期间，他同王造时、彭文应、夏高阳、陆诒等等右派分子搞在一起，所作所为，都证明他是“忠诚地”执行了他们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的。
根据报纸上已经发表的各方面揭露的材料，陈仁炳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活动是有一套的，加以归纳，大致如下：
1．“暗无天日”论。陈仁炳说：“这几天所听到的鸣和放恐怕还只是上海各个角落应该鸣、应该放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他还给人们举例说：“某个角落”已“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而那里的著名作家王西彦还没有勇气放出来。把话说得明白些，照陈仁炳看来，如果把“各个角落”都“千分之千、万分之万”地“揭开”来，不止是上海，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各个角落”是“千分之千、万分之万”的“暗无天日”。什么“成绩是基本的、错误是次要的”，什么“两点论”，都是“掩盖错误”的手段！陈仁炳到处搜集材料，到处算账，作的就是这么一篇“反共博士论文”：“暗无天日”论。
新中国是光明，还是黑暗？在这里，我们无意同陈仁炳争辩，千千万万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据说，猫头鹰在黑暗中能够找到吃食，太阳一出来，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陈仁炳在光天化日之下叫嚷“暗无天日”，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我们想说的是：陈仁炳的“暗无天日”论也并不新奇。为了反对共产党、搞垮共产党，必须丑化共产党，丑化共产党的干部，丑化共产党的组织，丑化共产党的领导，使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扫地，不攻即垮，或一攻就垮。这是一切反共分子祖传的看家本领。过去的反共分子曾经费尽心机，丑化共产党，什么“共产共妻”呀，“红眉毛、绿眼睛”呀，但是，统统破产了。陈仁炳身为大学教授，自然不愿再用这些早已失效的鬼话，他想着用“暗无天日”这个四字咒语，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统统压倒。但是，看来也不美妙，陈仁炳的手还是太小了些，想着用一只手遮住太阳，不过是给漫画家增加一点并不新鲜的资料而已。
1．“辩驳有罪”论。陈仁炳说：“在整风中是应该着重鼓励人发掘缺点和错误的，决不要拿‘抹煞过去成绩’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话也不能说完全错了，共产党对一切善意的批评，都是鼓励的，欢迎的，即便是不完全正确的批评。但一切善意的批评都不会“抹煞过去的成绩”，都不会给共产党和新中国戴“暗无天日”的大帽子。陈仁炳的意思不在这里，他的战术是只准他杀别人的头，还要“虚心些，再虚心些”地感谢他杀头之恩。
此话怎讲？我们可以拿他自鸣得意的“杰作”上影五次座谈会为例，加以说明。
大家知道，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也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大家都没有经验，对已经看到的缺点和错误，如何改正，也需要作具体的探讨。为了从根本上考虑这些问题，中央文化部曾经派遣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又于一九五六年初派遣代表团到欧洲资本主义各国访问。同时，为了改善上影厂的工作，对上影的领导骨干曾经在一九五五年作了调整，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柯庆施同志都曾直接找上影的编导演员谈过话，批评过上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上影的工作也确有改进。对上影厂的肃反工作，也采取了最谨慎的步骤。当陈仁炳到上影厂召开座谈会的时候，中央文化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改进电影工作的领导已经有了原则决定，确定了将上影厂分为几个小厂、将艺术创作责任下放、改变繁复的审查制度、改变不合理的酬金制度等等，其目的就是使电影工作的领导更加适合艺术工作的特点，使电影艺术繁荣起来。所有这些，陈仁炳是知道的，他召集座谈会，也是以“帮助分厂”为名的。但是，大家从报纸上已经揭发的材料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为了帮助党把中央所确定的这些原则具体化，完善地加以贯彻执行。他利用当时上影厂一部分人员的正当的不满，也利用了当时上影厂少数人员的不正常的情绪，连续地举行了五次座谈会，在每次会上不断地放火，煽动，挑拨，只准说不满的话，不准说一句肯定成绩的话，把本来是正当的不满情绪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把本来就不正常的情绪煽动得和党更加对立起来了。陈仁炳是那样积极，甚至跑到病房里去，不顾应云卫同志害着严重的心脏病，恶毒地挑拨应云卫同志和党的感情。对于陈仁炳的这种做法，党曾经善意地提出劝告，他根本不听，说是“他说他的，我做我的”。继续煽动对党的不满。陈仁炳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是帮助上影的同志明辨了是非、找出了办法、增加了信心呢，还是制造了混乱、传播了消极悲观情绪呢？是帮助党改善了上影的工作、改善了那里的党群关系呢，还是相反地加深了党群之间的隔阂、增加了分厂工作的困难呢？这是上影厂的同志们和我们大家都可以回答的。
当然，党并没有因为陈仁炳的破坏性的活动而停止自己的工作。党认为，必须把陈仁炳的反党活动同上影厂工作同志所提出的善意批评严格地区别开来。党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依靠上影厂全体同志的积极性，一定能够根据中央指示的原则，具体地逐步地解决上影厂的问题。事实也果然是这样，经过上影党内外同志反复的讨论，终于拟定了具体的改进工作的方案。这个方案吸收了厂内外各方面的可行的建议，也吸收了从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来的有益的经验，特别是中国自己的好的经验。在干部配备上，三个故事片厂的厂长都是党外艺术家，厂长、导演、演员的分配也经过充分协商。这个方案的实施，受到上影同志们的欢迎，也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当然，谁也知道，这个方案的实施只是解决了当时的主要矛盾，还有许多缺点有待克服，还有许多新的矛盾需要解决。但是，这些作法却受到了陈仁炳的攻击，他认为没有解决问题，他写了一篇文章，要上影厂的领导上“虚心些，再虚心些！”而所谓“虚心些”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承认解放以来的电影工作“这个角落”也是“暗无天日”，就是要承认演员没有戏演是领导上故意害人，就是要“挑出几个人来加以有效的处理”，具体说，就是要把上影厂的几个厂长撤职查办！就是要给上影厂的党组织以纪律处分！至于上影厂的上级，当然依此类推。什么治病救人，什么洗脸，都是不虚心！只有杀头，才是虚心的表现。
陈仁炳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些。这当然不是什么帮助党，什么关心电影事业，而只是搞垮党，搞垮电影事业。谁如果不同意陈仁炳的意见，就叫不虚心；谁如果辩驳几句，就是“官官相护”，就是共产党“包庇”自己的干部。写到这里，我们感到：陈仁炳的这个作法，已经不是“辩驳有罪”论，而是“杀头谢恩”论了。
3．“拆桥头堡”论。陈仁炳等等右派分子知道，共产党所以有力量，就是他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受到广大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的拥护。右派分子要反对共产党，首先就遇到积极分子的抵抗，所以，他们就称积极分子为“桥头堡”。他们懂得：如果只是宣布共产党的领导“暗无天日”，宣布辩驳有罪、杀头谢恩，如果不把积极分子丑化，不把积极分子孤立起来，也就不能孤立共产党，就不能打垮社会主义的“核心堡垒”——共产党。这几天的报纸上，已经揭发的材料说明，陈仁炳对积极分子是恨之入骨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对加强党的领导，是积极好、还是消极好？我们自然是说积极好。陈仁炳却说积极、消极都不好，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好，是破坏共产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好。谁如果积极，谁就是共产党的“桥头堡”，就是进攻共产党的障碍，就该拆掉。白杨同志靠近共产党，这不好；舒绣文同志几年没有拍戏，大概是个消极分子吧，就再三相邀参加座谈会、参加民盟，只因她说了一句“七年的成绩不容抹杀”，证明她拥护共产党，原来是个积极分子，也就是所谓“桥头堡”，从此就理也不理她了，就要说她“只代表大人物、不代表小人物”了，就要在群众中孤立她了。陈仁炳的这个办法，除了说明他是为了打击积极分子、孤立共产党之外，还能做什么别的解释呢？
4．“火烧基层”论。按照以上三条，共产党孤立了，可以攻占“堡垒”了。先从那里攻？陈仁炳说：“整风暂时不到基层，是由于基层‘消防’力量不够”。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右派分子的秘密。原来他们那样热心地到基层去“放火”，是看中了基层“消防”力量不够。“消防”力量者，社会主义思想也。陈仁炳以为人们都和他是一号人，社会主义只是讲讲好听的，在基层单位，社会主义思想一定薄弱，很容易烧起来，如果把基层烧光了，那么，共产党只留下头脑，岂不容易收拾了，岂不妙哉？这些右派分子永远也不懂得：人们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并不是因为读了几本书，而是从生活的基层、从亲身的体会，才懂得了：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能够使祖国繁荣富强，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生根了，不要说放一把火，美国帝国主义花了几十亿美元的炮火，都没有能够摧毁它。但是，我们感谢陈仁炳，他给我们上了一课，特别是给那些不注意思想工作的同志们，给那些以为可以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关心政治的同志们上了一课。谁如果社会主义思想不多，不坚定，陈仁炳就欢迎你“起义”，把你当作进攻共产党的工具，把你当作引火物，用来火烧基层，火烧共产党。一切事物的发展总是和反共分子的愿望相反的，陈仁炳们“火烧基层”的战术，只是给了我们基层的同志们一次锻炼，他们的继续进攻，将使我们的基层百炼成钢。
5．“大病重药”论。陈仁炳常常说，“治大病要用重药”。在他看来，共产党既是“暗无天日”，而且按照他们的计划，“桥头堡”拆掉了，基层烧掉了，共产党已经半身残废了，只要一付“重药”，就可以致共产党于死命。不要看他装得那样好，什么“帮助党整风”呀，看到共产党有毛病就难过得“痛哭流涕”、“长太息”呀，这一切都是为了说这句话“要用重药”，要作“有效地处理”。而所谓“重药”、所谓“有效地处理”，就是撤职查办，先撤基层，再撤地方，再撤中央。如果能办得到，最好一撤而光。这一套，同葛佩琦的区别在于：一个装作医生，下毒药；一个本来面目，动刀枪；目的却是一样：搞垮共产党。
6．“我们负责”论。关于这一点，六月十六日解放日报上瞿白音同志的一篇文章里有一段生动的描写：在上影座谈会上，陈仁炳带笑地说：他向刘述周同志说过：“上影厂有许多同志在我们民盟开会，说了许多话，我们可负不起责任呀！”这句话引来了“劝驾”的声音：“民主同盟可以而且应该把责任负起来。主席(按：指主持会议的陈仁炳)说不能负责，太客气了”。看到这里，我们不由地想起历代奸雄“黄袍加身”以前表演的那一套，看上去总是别人劝他、强迫他“负起责任”来的，其实，他早已准备好了。而且，谁不来劝，就要列入“桥头堡”之类，加以拆除。果然，陈仁炳说了：“我刚才说的话还没有说完。我跟刘部长这样说，倒并非客气，而是说，我们民盟要负起这个责任，也负得起这个责任的。”其实陈仁炳的话“还没有说完”。还是我们替他说了吧。负得起什么责任？领导责任也。既然共产党已经按照上边说的五条办法作了“有效地处理”，那还由谁来领导？陈仁炳是早已作了准备的。这一个时期，他们那样积极地大量地发展组织，并且特别注意排斥进步分子，特别注意吸收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包括一些刚刚定案的或尚未定案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逃亡地主、家属被镇压的分子等等，这是为了什么？他特别注意吸收那些在会议上、会议外积极反对共产党的人加入他的组织，并美其名曰“火线入盟”，这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执行他们右派的组织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章伯钧所规划的发展几百万党员，把民盟变作执行他们右派纲领的“第二大党”，在目前作进攻共产党的工具，在进攻得逞以后，变成“第一大党”了，那就没有什么“客气”了，那就要真的“负起责任”来了，那就要取而代之了。陈仁炳“还没有说完”的话，不是这样的吗?
以上六条，就是陈仁炳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是他的“另外一条道路”。陈仁炳说：“如果按照我提的意见整风，整风就能百分之百的胜利。”陈仁炳的这个保证，我们是完全相信的。但是，陈仁炳所谓的胜利者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是社会主义，不是中国人民！胜利的是资产阶级右派，是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大家想想看，共产党既然已经“杀头谢恩”了，右派已经“负起责任”来了，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中国人民的地位？如果有的话，那是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希特勒、莫索里尼都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陈仁炳们所要的大概就是这种社会主义吧？至于中国人民长期流血牺牲争取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右派的天下里，当然不会容许存在了。那时，陈仁炳们就不再“痛哭流涕”地说什么“暗无天日”了，他们就可以兴高彩烈地欢呼“资本主义吾皇万岁”，请他们的主人给他们发奖章了。
陈仁炳虽然不是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的全国领袖，却是他们的重要骨干。分析一下陈仁炳的这“另外一条道路”，就可以看清整个右派的道路。他们的全部活动，就是为了争取这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道路的“百分之百的胜利”；我们全国人民的全部活动，就是为了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百分之百的胜利”。目前的反右派斗争，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一切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垮右派的猖狂进攻，为争取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而斗争呵！
六月二十六日
来源： 1957年6月28日《解放日报》，当使用“吴松”的笔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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