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6-28 作者:《文汇报》记者
《文汇报》记者无论从言行和感情来看,陈仁炳都是一个反党的政治野心家,一个买办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罗隆基是同一典型的人物。他的买办资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很强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仇恨老干部(共产党员)”。
有的人很奇怪,觉得解放前后,陈仁炳好像干了一些民主运动,办过“展望”,主编过“中建”,似乎应该是进步的。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而不是他的本质。其实,他所宣传的和坚持的都是亲美的“中间路线”,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就是他的本质。
陈仁炳很懂得怎样进行他的政治投机活动的,他有一套战略战术,很有些迷人的花招。1945年入盟后,他通过罗某与罗隆基发生联系后,他就逐渐为罗隆基所宠信和赏识。所以,后来罗隆基极力推荐他当上了民盟的中央委员。他与罗隆基一直是函电来往,策划着各种反党的活动。远的不谈了,解放以后,罗隆基发出“一条战线,几个据点”的谬论,把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说成是一条战线上几个不同的据点,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陈仁炳就用写文章,讲演来宣扬罗的论点,反对党的领导。而且还与彭文应一起,领导着他们的小集团,不顾民盟总部暂停发展组织的指示,大肆发展组织。首先,企图加强他们自己的据点,来夺取整个上海盟的组织,然后,又运用盟来反对党。
1952年前,以陈、彭为首的反党小集团聚会频繁,他们以清华同学会为外围据点,另外还组织聚餐会拉拢群众,反对领导华东盟务的民盟华东执行部,反对不让他们大规模发展组织,反对盟内史良、辛志超、苏延宾、申葆文等靠拢党的同志,诬指他们为“宗派”。陈仁炳的亲信也扬言,不愿做“共产党的灰孙子”。多么恶毒,把接近党的人,认为是党的“灰孙子”,难道做党的好儿女不是很光荣的事吗?陈、彭等反党小集团核心分子赵望,也不断在民盟基层组织中宣传民盟和共产党“两党平行”的谬论,陈仁炳也到处宣扬民盟是中国的“第二大党”。1951年,陈、彭等风闻沈志远要来上海主持盟务,当时鼓动他们集团中的分子,广泛拉拢群众进行反对。后来,沈志远来了,他们就改变了策略,包围和影响沈,用各种阴谋手段排斥盟内进步同志,陈、彭等都先后窃据了上海民盟市委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陈仁炳并兼任市委会秘书长,实际操纵了上海的盟务。1954年、1955年,罗隆基两次来上海时,指示了他们的反党活动。
在操纵了上海盟务的实际领导权以后,尤其是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以陈、彭等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活动更加猖狂了。陈仁炳一方面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把许多进步的同志排斥在民盟市委会以外,而又借口说某些常委很忙,把有些靠拢党的常委,排斥在每周举行的民盟市委工作会议以外,这样,他就大权独揽,任所欲为了。他和他的亲信,又隔断了某些同志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直接联系,重要的工作,都由他去联系。可是,今天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他都没有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联系商量过,而且他代表民盟参加的市政协正副秘书长会议,其中党的负责同志的重要指示,他都不向民盟市委工作会议传达。工作的方向如何?民盟市委工作会议常常搞不清楚。陈就逐渐地装作好像是党的意思,用错误的方向企图把民盟的工作引导到反党的道路上去。陈反而在民盟市委和专职干部中,一再宣传“统战部不能解决问题”来打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威信。
在协助党调查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问题上,陈仁炳反党的阴谋活动是很险恶的。他故意曲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夸大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如何进步了,好像不再需要改造。他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安排使用不当,是党的许多领导人不懂知识分子的特点,不尊重知识分子。所以,他批驳解放日报“关心人,了解人,做人的工作”的社论,认为问题不仅仅在这里,而主要的是党“不尊重人”。在他所主持的许多座谈会上,他都不断地阐发这种反党的论点。而且,他常常向群众自夸“真正懂得知识分子的,还是我们这些人。”“盟是知识分子温暖的家庭”、“盟应该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用这些话去吸引和迷惑群众。他还以副主任兼秘书长的身份,到处去个别访问、调查了解,有计划地针对着京剧、电影、医务、戏曲方面的某些名演员、名医生、名导演,进行他的挑拨党群关系的活动,企图把这些人引向反党的道路。
陈仁炳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也进行了曲解。他认为要长期共存,民盟必须继续不断地大规模发展组织。他响应了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有关大规模发展组织的谬论。一年以来,他是全副精力来推动“发展”工作的。1956年初,上海盟才九百多个盟员,1957年已有三千多了,陈还认为发展很慢,常常责备盟市委组织部推动发展组织不力,抱怨许多“名牌”人物都破其他党派“争”去了。在发展组织中,他完全不顾“以进步为骨干,团结中间,带动落后”的原则,而是无条件的开门,多多益善。他发展组织的方法也不是从提高对象的政治思想教育着手,而是启发对党对政府的不满,采取庸俗的请吃饭,聊天,和私人拉拢的方式。显然,陈仁炳的用意,是想扩大队伍,作为反党的资本,吸收的质量低,数最多,对他进行反党的阴谋活动就更加有利。陈仁炳把互相监督,曲解为片面的对党的监督,他认为民主党派要发挥作用,就是要对党多提批评意见,要党“广开言路”,他和彭文应一样,认为现在是不民主的。同时,他认为不仅事后要监督,事前也要监督。他所谓的事前监督,就是要各单位党组织决定重大的事情时,先要和民主党派协商讨论,实质上,他就是主张要民主党派和党共同来领导单位中的工作,也就是要企图在“监督”的掩护下来瓜分党的领导权。为了显示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他到处“放火”,而且企图把上海电影制片厂五次座谈会,把徐汇区问题,搞成所谓“全国的典型”。在上次上海人代大会上,他就企图借电影问题发言来煽动群众。当然,大家不同意。但他还是不满意,而且要挟说:“假如张春桥不发言,我可以不发言了,否则我要发言的。”
自从党发出整风指示以后,陈仁炳认为大举进攻党的时机成熟了。在动员盟员协助党搞好整风运动这一正确的号召下,他们进行了破坏整风的阴谋活动。在民盟市委所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彭文应用鼓动口气号召盟员“向民主进军”,而且把这次干部会议说成是“誓师”大会。陈仁炳亲自到新闻日报支部去进行鼓动。彭文应认为开大会不是大民主,陈仁炳他也赞成了这种论点。而且陈、彭等人认为群众搞起“大民主”来了,盟员也不能旁观。彭文应坚持要跟着群众走,陈仁炳主张在这个时候,要盟员自己去选择。在这期间,柯庆施同志曾提醒过陈仁炳说:“现在基层不能搞”,又谈到司法座谈会觉得这样作不好。但陈仁炳说:“北京也在谈司法方面的事。”而对柯老的提醒,陈仁炳是置之不理的。正如他向干部说:“柯老说他的,我们作我们的”。实际陈仁炳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作法,是有一套“主张”的。这就是陈仁炳在中共市委宣传会议上的发言,陈主张应该使每一个基层都鸣起来,应该算旧账,应该惩办一些人。不这样作,陈就说他对整风没有“信心”,他也就认为党没有诚意。
在反右派分子斗争刚开展的时候,陈仁炳就警觉起来。他反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对反批评。陈仁炳要同志们离开马列主义来“独立思考”,说人民日报的社论不一定对。请想想,陈仁炳这个右派分子反党的活动是何等猖狂!
---- 原载1957年6月28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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