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30 作者：《甘肃日报》
《甘肃日报》右派野心分子蒋云台乘党整风之际，向党放射出一连串的毒箭，并造谣生事，到处点火，企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被揭穿之后，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恼怒。最近已揭发的材料表明：蒋云台是一个最阴险、最毒辣的右派野心分子。几十年来，他一贯反共、反人民，他的杀人越货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共、反人民的血债簿。
右派野心分子蒋云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行径由来已久，在他“起义”后的八年里，无时不在找机会向党进攻。整风运动开始后，他认为时机已到，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幌子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极尽其造谣诬蔑之能事。
如众所周知的，蒋云台在兰州市猪肉供应问题上捕风捉影，恶意中伤。为了保证兰州市人民今年端阳节的猪肉供应，市食品公司及时向外地组织了大量货源，库存增加了两三倍。但由于部分货源地区发生猪瘟，食品公司原有的饲养、加工条件也较差，再加上天气炎热，因此有些猪肉发生变质和腐败。市人民委员会发现此情况后，立即派人检查处理，并主动建议省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委员视察组做为重点之一进行视察，随后又责成市卫生局邀请省市十个有关机关院校组成工作组进行查处。6月26日至27日，又指示市监察局、卫生局邀请市政协、省畜牧厅、畜牧兽医学院等六个单位组成检查组进行复查。经详细检查证明，坏肉、坏油全数卖给化工合作社和兰州肥皂厂做化学用油，并无将坏肉供应市场情事。但对这次调运、管理工作方面的缺点和因此造成的损失，市人民委员会认为是严重的，责成食品公司进行深刻检查和检讨。而蒋云台却在多次会议上说，政府为减少损失，把有肺疫、丹毒的病猪肉卖给群众。值得注意的是，蒋云台反复多次地宣扬他所谓的“情况”。他既未了解真实情况，又不做调查或向有关方面提出询问，却蓄意造谣，中伤人民政府，其用意之毒人人可想而知。
蒋云台的造谣挑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以丑恶的手法，含血喷人，毫无事实地说：“蒙部长刚到来时，我听有人说，统战部长换了，统战部的工作成绩就是要在我们身上找呢！把我们整一下就有了成绩”。他进而解释说：“我觉得以前有这种情况，正因为有了存在，才会有这样的意识”。他还说：“统战部今后对我们别用权术，用不着今天踢一脚，明天抱一抱，这只能哄哄小孩，哄农民，我们这些人在社会上跑了一辈子，连这些事还看不来吗？今后不要布置，少在外边给人放空气，结果还要给我布置一下，来一套，这不必要，我看很可笑”。他又假别人之口说：“又有人说，整裴先生一零八天，七十多岁的人了，为了啥？效果如何？至今兰州市的人低着头一句话不说，只是念‘阿弥陀佛’，这就是杀鸡给猴子看的结果，也就是一零八天的结果”。1954年夏，省政协组织了一次关于总路线的学习，为时一零八天，民主人士普遍认为那次学习上收获很大，许多人联系个人思想做了些检查。唯有蒋云台和少数几个人，对这次学习采取抵触态度。他在这次学习中有意破坏挑拨，说什么“甘肃历来受外省人统治的”，“思想改造对我说来是一个侮辱”。这次学习的组织领导方面容或有某些缺点，但一再说这种学习是“杀鸡给猴子看”，连蒋云台抬出做为向共产党进攻的一颗炮弹的裴建准先生也表示不领情。
他居然以起义军官“代言人”的派头，出来挑拨煽动起义人员的不满。他说：“共产党有政策，有诺言，但是没有实行。我们是起义的，还有杨伯达等人。有一个营长就逼得上吊了，这如何能服人心哩！另一个营长也是七师的，叫王佐，一回去就押下了，有什么罪呢？可以到定西打问一下，那一个起义的没坐过牢！他们如违法乱纪就应当法办，而人家没有，却是我们在胡作非为。”是的，原蒋云台的部属中有几人因搞现行反革命活动，证据确凿，有的被管制，有的被判劳改，也有被处死刑的。但他所谓“那一个起义的没坐过牢”，却是别有用心的胡说。原蒋云台的亲信、职业特务边仙桥，受蒋怂恿到甘南组织反革命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当场击毙，而蒋云台却颠倒黑白，说边仙桥是被人民政府逼走的。他故意混淆听闻地在省参事室同志们的待遇问题上进行挑拨。他认为对参事室人员的待遇是违反了对起义人员的政策，而他要代他们鸣“不平”。其实，参事室同志们在起义或解放之后，均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政策实行供给制待遇，以后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情况又改为包干制（当时解放军干部都仍是供给制），以后转业到省参事室，均按国家规定进行了“套级”，给予了适当的待遇。
蒋云台在极尽造谣挑拨的伎俩之后，竟然张牙舞爪威胁人民说：“对青年人要注意，不然你一条命我一条命，拼你一个嘛！”
蒋云台在这次“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异乎寻常地以“积极分子”的面貌出现，不仅善于无耻地造谣，疯狂地挑拨，而且还大放谬论。他说：“党与宪法是什么关系呢？宪法是六亿人民必须遵守的。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但党员同志看看党外亲戚朋友就累受到干涉，这是为什么！因此，党应把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给人民。”真的党员看看党外亲戚朋友就受到干涉吗？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不难理解，他是为了要要挟人民“去保障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自由”，去保护那些对于我国人民民主政权进行颠复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叛国分子的自由。
蒋云台对伟大的肃反运动也极尽诬蔑之能事，说那些肃反中的重点分子是“有人陷害”、是“各方凑合，各地干部乱交代”、是“现象怀疑”、是“借题作文”、是“冷暖政策”。蒋云台野心勃勃，在和他的朋友说话时经常说：“优胜劣败是力的比较，你是狈是虎，就会引起别人注意，如果平平凡凡，谁管你”。这个恶毒阴险的右派野心分子竞中伤人民热爱的伟大领袖，肆无忌惮地说毛主席是“厉害人”，说毛主席“连人的思想都控制啦！”
蒋台在大骂积极分子为阴险狡诈图财害命的“贺其卷”之后，进而向农村当地党员展开进攻。他说：“最近的日子里，有人说，是否欢迎甘肃的党员？有些老乡表示并不一定。有人说，甘肃过去有民族斗争、反动党团斗争，军政斗争等。因此当地共产党员稍微锻炼不够，就会报复当地人，当地群众怕报复，因之，不一定就欢迎甘肃党员。”他举出“武都一党员谈话中说过‘我们是当地的党员’，而武山有的本地党员因左邻右舍叫他啥娃子啥娃子而不满。为“理由”，即表示：“我同意这种看法。应当把这些当地的党员调换、教育。试问是否当地党员反映的问题多，反映的问题真实，和群众联系多？不是的，反而此外地党员作的少”。蒋云台这一段“无的放矢”的话究竟因何而发，人们从他在统战、民族座谈会上，当杨子恒讲了一千二百万党员是一个立场，五亿几千万人民是一个立场的谬论之后，为杨极力捧场和切齿痛骂积极分子的叫声里，就可完全明白了。那就是辱骂当地党员，想挖掉党在甘肃人民群众中的根基。
当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解放甘肃时，蒋云台竭尽全力进行抵抗，万分仇恨共产党，说什么“头可断，志不可屈”，企图与人民为敌到底。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陇南大部地区之后，蒋云台龟缩到武都一带，继续组织陇南兵团，在武都积极参与组织伪甘肃省政府，召开秘密会议，想在武都山区作垂死挣扎。同时还和伪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联系甚密，互相约定聚集十万之众退到川甘边山区顽抗。无奈阴谋未能实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起义。蒋云台一方面通电起义，一面又在他的军队里安插一些面目不清的人，同时又放走一些特务。也就在这个时候，蒋云台以“铁血山”山主名义，仍保存“铁血山牌”、秘语、誓词黄布条、黑布条等物，与地方哥老会头子密切联系，招兵买马。经我干部多次谈话，蒋云台拒绝交代。以后由于我们工作深入，发动了士兵群众，他才被迫派他的副官交出“铁血山牌”等物。同时蒋云台又接受特务头子赵龙文指示，进攻已解放的白家河、鳞龙桥。并委派礼县伪县长闫广和他的一个连长白福成为礼县解放后的反共团长。蒋云台被逼起义后，首先是卖枪、卖马，并让一些人拿上了国家发给的遣返费回家伪装生产，待机再起。他千方百计的进行多次试探，拒绝国家对他的军队的整编，并把他的亲信马锡玉安插为七师副师长。
蒋云台的亲信边仙桥，是大特务头子上官业佑的部下，在反动统治时期，每到一处不是拜码头，就是访帮会。1949年底被迫起义后，奉蒋云台之命带银币五百元到文县、碧口、青木川和武都洛塘区等地纠合地方武力，收编土匪，联络帮会，进行反革命活动。1950年3月，边仙桥复员前，曾和蒋云台秘谈，临离开部队时，蒋云台还送了一匹马，要他“沉住气”，并说：“一人一条命，穿过二尺五的人还怕死么？”边仙桥复员到家里之后三、五天，就跑到甘南当土匪，接受美蒋特务空投的枪弹和通讯器材，与我人民解放军对抗，最后被解放军击毙。这个“双料”的大特务，显然是受蒋云台的指使和支持的。但蒋云台却反诬蔑人民政府，几年来经常说什么“边仙桥当土匪，是政府没有说句温暖话，硬把他逼上梁山的，真令人痛心”。
起义后，党对蒋云台照顾得无微不至，给了他独三军军长的职务。但他并不甘心党对他的领导，对解放军派去的孙超群副军长、政治部张主任极端仇视，谩骂他们没知识，破坏他们在部队的威信，并策动起义部队叛变。1950年元月底，独三军第九师由武都向西和移防时，蒋云台指定师部及所属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团驻西和，偏把该师装备较好的骑兵团指定驻远距师部百余里的礼县罗家堡。4月初准备整编时，骑兵团图谋叛变，企图陷害本单位我军工作干部，然后绕道军部杀我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叛乱阴谋被发觉后，图谋叛变的主要分子之一王“连长”携械潜逃。据蒋云台的旧部“师长”杨伯达检举，这次图谋叛变是奉了蒋云台的指示的。驻在西和的二十五团，也在同年4月组织黑军，图谋叛变未遂。后来查明，叛变是由西和县的红帮头子赵寿山勾结二十五团少数坏分子策动的。赵寿山何人也？他是独三军的参议，是蒋云台的知心朋友，赵策动叛变，怎能说与蒋云台无关？
1950年农历正月，他到天水去曾秘密指示他的旧部属汪括（反革命分子，已处死）收容陇南的旧军官，扩充一个较有军事技术的加强团或营。从此，汪括即在秦安大肆活动，组织反革命组织，后经我公安机关破获，汪括即潜逃来兰隐藏在蒋云台家中。1952年西海固骚乱中，叛乱者打着蒋云台的旗号，当非偶然。
蒋云台由部队转业后，任省体育委员会主任。他为了培植私人力量，就在省体委安插他的亲信马维民、景鸿范等多人，组成小集团，在干部中间挑拨是非，制造不团结，并向检察院诬告团员李俊祥。省体委办公室主任李景生在整编时把蒋的亲信另调工作，蒋云台破口大骂，向中共甘肃省委进行恶意汇报，说李历史有问题，进行打击报复。在民革省委，与王治岐、俞方皋等搞小宗派活动，打击党员和积极分子，企图篡夺领导权，和党分庭对抗。今年省政协组辙视察时，蒋云台有意的向马汝鄰校长探听副校长（党员）的作风，企图寻找缺点，挑拨是非，制造矛盾。更露骨的是在体委连个共产党员司机也拒绝使用，共产党员已成了他的眼中钉。出纳金正清申请入团，蒋云台竞说：“不要入团，入了团不自由，犯了错误双重处分”。在体委肃反运动开始时，蒋云台反对党的五人小组领导，暗中指使别人要党支部放弃肃反的领导权，理由是：体委党、团员是五人，非党、团员也是五人，应当是党与非党共同领导。
解放八年来，蒋云台一贯对党和人民是那样的刻骨仇恨，但对反革命分子却是非常关心。1951年，人民政府依法逮捕了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蒋汉杰，但蒋云台仍到处说他的弟弟是“进步青年”，不是反革命，直到政府把蒋汉杰的全部反革命材料给蒋云台看了之后，他才在证据面前无话可说。1950年逃亡台湾的特务王禹亭，认为甘肃最能干的是蒋云台，专意登门拜访认识了蒋云台，临走前还让第三者问蒋云台给台湾有带的话没有，曾让那个特务给台湾的匪徒陈诚、朱绍良、郭寄峤、谷正伦、李树正捎话。特务王禹亭走时留言要保蒋云台为甘肃的“剿匪”司令。1951年蒋云台从武威参加土改回来后，曾问他的亲信说：“我在报上看到上海逮捕了一个姓王的特务，是不是以前的那个王禹亭？”人们不难看出，他是多么的关心这个特务王禹亭呀！蒋云台和反革命分子张彦三认识之后不久，张彦三就给蒋云台说：“第三次大战快起来啦！”。并吐露对新社会的仇恨。蒋云台听了之后，要张彦三“把心胸放宽些，把眼光放远些”。张彦三由徐家巷迁移到五泉山后，他们经常密谈，互相散布所谓美军胜利的消息。一唱一和，把他们所谓的“希望”寄托在反动势力的复辟上面。1951年镇反时期，蒋云台曾三番五次找省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和当时军区副参谋长兼甘肃省军管会副主任韩练成，替反革命分子求情说好，说匪徒寇永吉、宋恪、郭庄是好人，要人民政府不要“误会”。1950年人民政府依法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曹建群（已处死刑）、张正祥（已处死刑）、惯匪头子杨鸿义（已处死刑）、李义、雷子美等，都是蒋云台的亲信，经常出入蒋的家中。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捕后，蒋云台曾坐卧不安，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了什么？此外，蒋云台还派反革命分子曹建群到古浪，以买木料为名，进行反革命活动。由于蒋云台干出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自然做贼心虚，怀疑这、怀疑那，甚至由于他搬家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阔气，他说：“我这样搞，免得怀疑我。”
1951年冬天，甘肃省展开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当千百万农民热烈欢迎土改干部下乡的时候，蒋云台——这个刻骨仇恨土地改革的野心分子，披着“锻炼自己、改造思想”的外衣，从兰州到了武威县。他在土改中高喊“成份划错了”、“斗争过火了”，并千方百计的为恶霸地主摘帽子。第一期土改进入三榜定案、农民向地主展开斗争的时候，蒋云台“巡回”到了武威大柳乡，这时，农民研究向恶霸地主郑儒兰进行说理斗争，蒋云台看了郑儒兰的材料后，说成份划错了，要修改。农民拿出了郑儒兰的剥削账，蒋云台虽知理屈，但仍坚持不让进行斗争。后来在群众大会上，群众向恶霸地主郑儒兰要子要夫，诉苦出人泣不成声，很多要求郑儒兰赔偿命债，但蒋云台却无动于衷，会后又要工作组给恶霸地主郑儒兰摘帽子。后来，蒋云台“巡回”到了中王庄给工作粗的同志泼冷水，为地主娄师德辩护，到了蔡家庄又要给地主蔡文元摘帽子。总之，他“巡回”到那里，就为那里的地主找理由摘帽子。
右派野心分子蒋云台，继承反动统治者的衣钵，在解放以来的八年中，经常向有贩卖他1947年写的反动小册子“原子弹常识一百题”，进行象杜勒斯所说的“心理战”。他有意识地宣扬原子弹、夸耀他的所谓“著作”，是为了什么呢？只要翻一翻他的所谓“著作”，就自然而然的理解了。在他的这个反动，小册子的前言上就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归功于两颗原子弹”。又说：“现在谁也知道世界有两个集团，美国民主集团、苏联共产主义集团，根据这种情况以美国苏联为主体，将来战区就是北极和四面八方”。这和几年来艾奇逊、杜勒斯叫嚣的“把原子武器运用到北极和共产主义国家”难道有什么两样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蒋云台散布“美必胜，我必败”的反动言论，说“美国原子弹威力大，而且只有美国有”，又说“朝鲜战场美国军队有汽油燃烧弹，打一仗连山都烧成黑色，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是利用人海战术……当了牺牲品”。
蒋云台也是一个贪污盗窃的能手。解放后，这种劣性依然不改，“三反”后继续向社会主义财产伸出贼手。他在体委几年工作中，曾以腐蚀财务干部有空就钻的方法。先后贪污一千七百余元。在财政厅检查体委帐目时，蒋云台大为不满，不愿在检查帐目表上签字，并且无耻地对体委的干部说：“只要我们内部团结，财政厅怎么能知道？”贪污案是被破获了，本应依照惩治贪污犯条例办理，但政府照顾他是起义人员，未作公开处理。而蒋云台反一直诬蔑对他的贪污案件的检查。更卑鄙龌龊的是他的私生活，在他当军阀的时期，曾鸡奸他的传令兵，解放后他这种流氓行为仍然不改，在军区参议室，曾企图鸡奸一个警卫员，在体委任主任时，曾用千方百计（提级送礼说媳妇）诱惑青年，强行鸡奸，这种流氓行径，不正是他这个人的一个侧影么？
红军长征时，蒋云台竭力阻止红军北上，亲自率领人马，攻打驻在岷县二郎山上的红军。同时，还派他的部队在一个晚上将岷县东关的房屋烧掉，把老百姓赶进城去。被俘的红军战士和伤病员八十余人，被蒋云台残杀在岷县西门外，有的被饿死监牢里。一红军营长被俘，他未问三句话，当场将其击毙。由于蒋云台打红军和杀人有功，蒋介石非常赏识，提升为一六五师的副师长。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抗日战争初期，驻在陕甘宁边区的定边时，搜刮民财、强奸妇女，无所不为。有一次他的队伍下乡放赌、贩毒，他的一个班长因分赃不均被士兵打死，他却把老百姓刘二抓去亲自审问，压杠子、上烙鉄、灌辣椒水、下竹签子，刘二屈打成招，被判为死刑，幸在边区政府的反对下，这个善良人民才从死里逃生。
1943年，洮河流域的农民由于受不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廹，十多个县约十余万农民起义抗暴。这时蒋云台见有机可乘，就一面派伪师管区的“模范连长”等人，混入农民起义的队伍中进行阴谋活动，一面到西安当面和匪首胡宗南商谈如何镇压农民起义的恶毒计策。蒋云台到西安后，就对胡宗南说：“参加暴动的人，一部分是旧军人，可以利用，一部分是‘土匪’，可以捉了杀。”同时还向匪首胡宗南作了负责镇压农民起义的保证。蒋云台返兰后，有人向蒋探听消息，他回答说：“先捉后杀”。当时，蒋云台又派伪师管区的张英奎带着来绍良及他自己的亲笔诱降信，用分化利诱的恶毒手段，破坏了农民队伍的团结，达到了镇压农民起义的目的，使广大爱国农民遭到了集体屠杀，多少家庭遭到了查封，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蒋云台终以农民的鲜血给自己染成了大红袍，当了伪新三师师长。
蒋云台对少数民族的残杀和污辱，更是残酷、毒辣。1945年在新疆驻扎时，夜间骗来了三个维族的民族运动地下工作者，连夜将这三个同志带到开都河子岛上活埋了。1946年夏天，一个维族班因不堪忍受蒋云台军阀压迫的痛苦而全部逃走了，在中途不幸有二人被蒋云台抓回，其中一人被蒋云台将其头割下挂在竹竿上示众，以恐吓新疆少数民族的同胞。又一次维族的马夫把他的参谋长的马放跑了，而马夫惊恐的找了三天未找着，也被蒋云台命令把他杀了。蒋云台为了陷害焉耆县维族参议长，竟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用铡刀铡死于大街上。蒋云台在新疆驻扎期间，为了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杀人无数，其中一次在和阗县就杀民族革命人士三十多人，送迪化坐监的尚有五十多人。
蒋云台在甘肃境内，残害少数民族同胞难以数计，辱骂回族人民更是习以为常。当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蒋云台还说：“甘肃只有回民，没有回族”，对成立回族自治区表示不满。
右派野心分子蒋云台以反共起家，一贯视人民如草芥，在他的所谓“功劳簿”上，真是杀人如麻，血债累累。1934年，革命领导者之一刘志丹派两个人到平凉去联络陈珪璋，路过西峯镇时就被蒋云台活埋了。在西和驻扎时，有四个士兵不堪压迫跑了，以后被蒋云台抓回来，绑在篮球杆上集合全体官兵和地方各界人士，用梭镖戳死。还用铡刀铡过壮丁，残杀了二、三百人，冻死、饿死者更多。蒋云台向陈铭家索要银币两千元，逾期后，他把陈铭的父亲押去拷打，陈铭闻讯后从天水赶去代替父亲坐监，让他父亲出来变卖土地，给蒋云台缴了一千七百元。陈铭回到学校之后，将此事告知同学，并向鲁大昌控告，蒋云台看到这封控告信后，将陈铭捆到西和，拷了一夜，而后拉到城墙下面杀害，陈铭父母也相继而亡，害得陈铭家败人亡。与此同时，蒋云台还把一个推销刊物的青年，叫他的副官张禹九杀死在城墙根下。在陇东时，蒋云台一次就枪杀七个逃兵，并派李得璋把一个人用梭镖戳死。在礼县时，蒋云台肆无忌惮的随意杀人，据初步统计，先后共杀死四十多人。在陇西时，有个孟旅长所属的骑兵团的部分官兵跑了，路过渭源乔家馆时，有个王铁匠被拉去给马钉过掌，蒋云台却无故把这个人押到陇西和两个不知名的人一起杀掉，在陇西汪家堰，有人对他的压榨表示不满，被他抓去铡死。与此同时，蒋云台派他的传令兵夜间刺杀一人，第二天原派这个传令兵拿着纸钱去吊丧。在陇西杀了揭发他恶迹的文运昌之后，还企图灭门。于学忠的骑兵队长驻在洮沙时，蒋云台怀疑和共产党有关系，恨之入骨，就把队长和几个负责人谋杀。蒋云台由漳县开往西和、礼县时，路过武山，有个姓闰的找华振邦，蒋怀疑这人和共产党有联系，就骗到洛门，用烙鉄烙脊背，割鼻子，割舌头，最后杀了头。在固原七营时，一个士兵身上长疮生蛆，蒋借不卫生为名，竟把这个无辜的病人活埋了。1941年蒋云台抓了随王正豪起义的农民多人，捆起来用烙铁烙死，没烙死的都被活埋了。在临近解放的前夕，蒋云台杀人越货的行径更为猖狂，在咸阳驻扎时，卫生连的三个孩子出去找水桶，不巧碰上蒋云台，他认为是共产党的侦察，就打死在坑里。蒋云台由陕西溃退时，两个兵脚破了流黄水，便爬上汽车，蒋发现后立即打死。在武功常宁镇时，蒋云台抓住一人，以“共产党员侦察兵”的罪名杀死在堡壕里。在另一个地方，将一个老百姓杀死后把头割下来挂在电杆上，还在电杆上写着“八路军”几个大字。1942年秋天，蒋云台一次在榆中就活埋了有病的壮丁一百余人，这些壮丁被活埋时还惨呼：“我还要活，我还能活”，埋下以后，土皮还在蠕动。1949年5月，蒋云台在湃阳时，他怀疑该县自卫大队长与解放军有联系，就把这人当街枪毙了。人民解放军解放陕西武功的前夕，武功人准备迎接解放军，蒋云台听到这消息之后，恨之入骨，就枪杀了准备欢迎解放军的马校长等几十人。蒋云台恶迹多端，血债累累，因而群众反映说：蒋云台穿的是“麝香”鞋，走过的路百草不生。
蒋云台在伪师管区当司令时，卖壮丁搜刮民财。在定西、陇西、通渭、会宁及陇南十多个县里，抓卖壮丁，鬻官卖爵。如在定西和北区刘区长勾结，一次竟把八十名壮丁全数折成麦子，每个壮丁折麦子三、五石不等，有的多至十石。蒋云台又乘农民处境万分困难的时机，将所折麦子，通过地主和土豪劣绅，以高利贷放给农民，反复剥削，逼得无数农民倾家荡产，无衣无食。毒打壮丁和士兵，更是不胜枚举。因而群众给他的打油诗说：
蒋云台，是魔王，
抽去壮丁上杀场。
蒋云台，是帮凶，
他抽壮丁太凄凉：
捆的捆，押的押，
随便杀来随便打，
亲人一见泪汪汪。
蒋云台，这个出身地主家庭的统袴子弟，1922年由定西县高小毕业后，鬼混了一年多，于1924年到北洋军阀张兆甲举办的陇东讲武堂学习，在那里，他学会了军阀习气。于1926年10月任甘肃黄得贵部的排长，1927年6月，鬼混为连长。在这军阀混乱时期，蒋云台在陕西富平县一带缴了枪，不久他又投入陕军许全忠部任炸弹队分队长。1928年，这个恶劣成性的兵痞，又跑到宁县效管民的警察司当了巡官。陈珪璋打入甘肃时，蒋云台当了俘虏，他又和陈珪璋挂了钩。到1929年，蒋云台带着陈珪璋交给他的任务：又在平凉师范当了“学生”，把所有平凉情况给陈珪璋作了汇报。1931年，陈珪璋盘据了平凉，封蒋云台这个“学生”为第五旅旅长。1933年到1936年，因为他堵击北上红军，一跃而为副师长，到1940年又去伪军校高教班学习。从此，他自命不凡，野心勃勃。回到甘肃后，他以青年军人自居，参加红帮，拉拢红帮头子，结交三教九流，并把特务拉到他的门下，声张他的势力。后来，蒋云台参加了复兴社、三青团，并开过山，成为红帮“铁血山主”。从这时起，杀人越货、抢劫农民，并和反革命分子寇永吉、骆力学、宋恪、郭庄等勾结一起互相吹嘘，抬高身价。蒋云台靠反共反人民的手段起家，当上了伪师管区司令。从此，这个“地头蛇”似的军阀，以“堵截红军有功”，而和胡宗南挂上了钩。在胡宗南匪徒的豢养下，蒋云台一跃而成了甘肃“有才能的军人”。特别是由于蒋云台卖壮丁、搜刮民财有独特的“才能”，加上他勾结匪首胡宗南镇压甘肃南部农民起义有“功”，所以在以后谷匪正伦、郭匪寄峤任伪甘肃省主席时，蒋云台都是红极一时的“人物”，官运亨通，扶摇直上。
蒋云台在解放前的罪恶深重，这是众所周知的。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不咎既往，并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让他当参议室副主任，省体委的主任委员，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政协常委，他走到那里，吉普车送到那里。按理说他应该作好工作向人民赎罪，但是他毫无悔改之意，几年来，一贯反党、反人民。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他借大放大鸣的机会，恶毒的向党进攻，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拒绝参加省体委的反右派斗争会议，反革甘肃省委整风领导小组把群众揭发他的材料一一告知他让他交代问题。但他百般抗拒，在会上只戴帽子，不交代具体问题，说什么他的问题只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又说什么他曾经“同情”过反革命，是两面派。在民革及省政协举行的三次大会上，蒋云台在他的所谓检讨中，继续玩弄花招，而且连一些已经揭发出来的问题，也一再轻描淡写，每当不能自圆其说时，又说是他的“反动阶级本质在作祟”，是“反动的阶级本质经常主导着”他。他甚至把几年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轻松的说成是因为他“有极端的个人主义”，要求大家对他“伸出热情友爱的手”。蒋云台这种蒙混过关的假检讨，激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要他彻底的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计划、组织交代清楚。决不能让这个凶恶的右派分子滑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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