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0 作者：复旦大学, 孙大雨, 复旦大学校刊编辑室
复旦大学、孙大雨、复旦大学校刊编辑室孙大雨估计中国要出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7日孙大雨在复旦党委召开的教授座谈会上说：“……很明显的，从匈牙利事件中可以看到，霍尔蒂分子统治了二十多年，他离开以后，留下来的有的混入党内，有的在党外，扩大党和群众的矛盾，使党和群众对立，到那时候，一哄而起，群众就反了党。中国毫无问题，有这样的情况，只是没有爆发出来。”
（解放日报1957年6月8日）
污蔑党与工人阶级1952年孙大雨在一次民盟小组会上对一个盟员说：“无产阶级一无所知，所以，共产党没有了知识分子是无法领导的，既不能领导革命，也不能领导建设。”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全体教职员在大会上揭发）
（按：这一论调和章伯钧、罗隆基的一模一样。）
孙大雨还说：“毛主席不是民盟的主席，为什么要喊毛主席万岁呢？”
（1957年8月22日新民晚报）
孙大雨曾经想拉外文系教授黄有恒参加民盟，黄表示不想加入民主党派，孙大雨就说：“共产党里还不是一团糟！”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全体教职员在大会上揭发）
1956年9月孙大雨在上海市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现在中共有1070万党员，发展这样快，质量又这样低，领导全国这样重的工作，怎么能行呢？”
（1956年9月在上海市政协座谈会上的发言）
有一次上课，工友忘了给孙大雨擦黑板，孙就大发脾气说：“工人翻身都翻到地下去了。”
（1957年7月5日解放日报“复旦全体工友集会揭发孙大雨仇视劳动人民”）
孙大雨对党团员一直存有戒心。当助教给他提出意见，他就问：“你是不是党团员？”同学到他家中去看他，他也要问：“你们当中有没有团员？”1956年系里讲孙大雨带研究生，他不肯，事后他对一教授说：“我怎么知道这些研究生不是来监视我的呢？”1955年夏在英文组四年级英国文学选读的期终考试中，孙大雨有意压低团员刘子翰分数。
（1957年7月17日外文系教师在反右派斗争学习小组会上揭发）
解放后没有自由 学习苏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文件时孙大雨在小组里说：“解放后民主还听到讲过，自由却没有听到了。”
有一次乘公共汽车，人多排队。孙大雨说：“社会主义革命是好的，但怎么弄得好，是个问题。我们走了弯路，走了使我们吃苦的路。”
1953年学习尤金“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篇文章时，孙大雨在小组里说：“现在社会变得相当庸俗，家庭什么感情也没有。”又说：“现在连文字也穿上了制服。”
（1957年7月5日解放日报孙大雨的丑恶咀脸）
孙大雨有一次在学习小组里说：“解放以来，开了许多的会，人云亦云，成了党八股。这样下去，我们都会变成白痴。”
（1957年8月20日文汇报）
思想改造改糟了 1953年有一次在复旦大学大礼堂听报告，报告中提到几年来的成就，其中没有提到思想改造。孙大雨就说：“思想改造改糟了。”“搞得不好，所以不提。”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全体教职员在大会上揭发）
讨论宪法草案时，孙大雨对一位先生说：“宪法上列举了各项大运动，而思想改造不在内，因为思想改造失败了，可见中央英明，知道事情的真相。”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全体教职员在大会上揭发）
“肃反运动是肃革”孙大雨曾经对人说：“肃反运动是肃革运动”（意即肃清革命的运动）
（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肃反是打击报复，要处分领导肃反的党的负责人”1957年5月孙大雨在写给文汇报一篇文章中说：我现在根据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同时为了党搞好整风运动、也为了党团结许多高、中级知识分子，请求党和政府指定上海市委高教科学部、高教局以及从前华东高教部的实际负责人，连同上海各高等学校当时党委负责人、党支书等，把他们在三反、思想改造、肃反三个运动中的一些情况，分别作出一个详细具体的书面交代，并加以公布，究竟为什么把有些人作为重点对象？有什么原则？有什么根据？为什么把其他的反动历史彰明昭著的人不作重点？反而有包庇过关的情形？而且就把这批包庇过关的人用作骨干，去打那些无辜的被‘打错’的人？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死了多少？伤了多少？打对了多少？打错了多少？打错的具体情况如何？包庇走漏了多少？那些包庇走漏的人跟上述各高等学校和部局的各方面负责人有些什么政治历史上关系？那些打错的事件里有多少是报复、打击？报复什么？那些打伤打错的事件，应当由被害人自己来把交代材料核对，问他们是否符合事实，打错而又打死的，则由死者家属来核对。在上述各高校和部、局的各方负责人书面详细交代时，我建议应当隔离开来生活，不得彼此交换意见，不得接触他人……。”
（按：由于孙大雨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平时反动言论很多，在肃反运动中，群众曾对他进行思想批判，但我校党委从未拿他当做肃反对象。即在思想批判时对他也是保护过关的。）
百多年的外语成就给改掉了1957年4月外文系教师去看孙大雨，孙对他们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外语教育成就都给这几年改掉了，二十年还不得恢复。”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全体教职员在大会上揭发）
1954年度第一学期教研组讨论高教部颁发教学计划时，孙大雨说：“高教部的计划是几个刚毕业的科员搞的，我保证行不通。”
孙又在教研组说：“就算我是厨子罢，高教都是主人罢，你要菜好了，你要虾仁炒蛋就虾仁炒蛋，你要肉丝炒什么就炒什么，但是你不要到厨房里来，命令我加油加醋，做这样、做那样，这样我一样也搞不好。”
讨论教学大纲时孙大雨说“老是讨论这些东西，我讨厌这些东西，这完全是为计划而计划。”
（以上引自1957年8月24日解放日报）
学习苏联经验学坏了，孙大雨曾经对别人表示：“他如果当了系主任以后就要取消学习苏联，恢复英美那套方式，并且要把那些努力学习苏联的积极分子调出去。”他还说：“我们过去学习英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在学习苏联经验学坏了。”
（1957年8月9日外文系教师在学习小组会上揭发）
讨论教学计划时，系内有的教师在发言中引了苏联专家的话，孙大雨就讽刺地说：“你们把苏联专家的话当作圣旨。”当系里在学习苏联中发现了个别的缺点，孙大雨又说：“你们学习苏联学错了。”
（1957年7月5日解放日报“孙大雨的丑恶嘴脸”）
有一次外文系召开全系大会讨论课程开设问题，会上有同志建议开设文学理论课，孙大雨说：“文学理论课至多不过讲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本小册子，不必开设”。
（1957年6月26日外文系教师在反右派斗争小组会上揭发）
孙大雨教授英国文学课，当同学要求他介绍一些苏联文艺批评方面的书籍时，他说：“苏联文艺批评不一定高明，犯不着去看。”
（1957年7月5日解放日报“孙大雨的丑恶嘴脸”）
复旦大学举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时，孙大雨自己不参加，并且还阻止别人参加，他说：“你去就要发言，一发言就等于捧了他们的场，那你何必去捧他们的场呢？”
（1957年7月5日解放日报“孙大雨的丑恶咀脸”）
肃反运动中，反革命分子吴岐，贾植芳被逮捕了，孙大雨就以讽刺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的假积极为名来打击所有积极分子。他说：“吴岐到革大学习过，贾植芳也很积极，所以我们对满口马列主义和表现积极的人要提高警惕。”
（1957年8月24日解放日报）
1955年全国展开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孙大雨在教研组里说：“社会主义还只有几十年，资本主义学者搞了二、三百年，他们的成果是用劳动得来的，我们不能一棍子打翻。现在过‘左’情绪严重，这是‘左’倾幼稚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全体教职员在大会上揭发）
当学校里展开批判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时，孙大雨又说：“胡适的影响早就没有了，解放前很多人就看不起他。”又说：“胡风是个糊涂蛋，我们这样批判他，反而抬高了他的价值。”
（1957年7月5日解放日报“孙大雨的丑恶咀脸”）
（按：从以上这段话可以看出：孙大雨是企图用一套两面手法来保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孙大雨是一贯否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肃反运动中，小组里为了堵塞漏洞展开思想批判，大家对孙大雨一贯否定学习苏联这方面提出了批评。后来孙大雨作书面发言，为自己辩护。他说：“我认为学习苏联必须深入细致地考虑正面、反面甚至完全否定的意见。”又说：“学习苏联必须有苏联那样的条件，没有那样的条件，学习是不行的。”
（1955年8月24日孙大雨在外文系学习小组会上讲）
（按：孙大雨是想以领导必须全面考虑各种意见来为自己一贯否定学习苏联辩护，是企图以强调条件为借口来根本否定学习苏联。）
1957年7月5日民盟中央举行整风座谈会上，潘光旦揭发了罗隆基小集团，他说：“这个小集团不限于北京一地，在北京的有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在上海的有彭文应、陈仁炳、孙大雨、赵文璧、周永德、孙斯鸣。”潘光旦说：“罗隆基不止一次地说过北京而外，西南和上海必须控制在手里。……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自然是能够夺取到一个好一个。”
（1957年7月7日解放日报，民盟中央整风座谈会上潘光旦揭发）
1957年7月5日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徐铸成交代说：“浦熙修一直对我宣传罗隆基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人。……又说罗最会替别人打算。她给我谈了二个例子：一个是孙大雨去年曾来京找罗隆基，结果是罗给他出了主意，孙大雨的思想就搞通了……。”
（1957年7月6日解放日报）
上海解放前后，罗隆基在上海和民盟右派分子彭文应，陈仁炳、赵文璧、孙斯鸣、孙大雨、周永德、程应镠等结成右派小集团，反对民盟的正确路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曾指示右派集团说，民盟一定不要使“上海大学教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走入歧途，即不要大教联一面倒，倒向共产党。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
从1947下半年开始，彭文应就在大教联中贩卖罗隆基中间路线的滥调，指示孙大雨夺取大教联的领导。
（解放日报1957年7月20日覃汉川、沈体兰揭发）
据漆琪生在上海市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揭发，上海解放前夕，罗隆基曾打电报给上海的民盟地下组织，要他们在共产党到达上海前，把大教联抓在手里。
（解放日报1957年6月26日）
1948年初大教联改选时，孙大雨曾事先暗地里提出名单，在部分会员中进行活动，要求根据他的名单来选举。名单中除沈体兰外，其余均民盟盟员。此事后为郑太朴所劝阻。
（按：孙大雨一直吹嘘他参加大教联民主运动有功，想以此向党邀功，因此对解放后大教联改选中落选怀恨在心。但是根据这些事实，孙的参加大教联完全是别有用心的，群众不选他，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陈仁炳在复旦历史系全体教师会议上交代说：“我个人为了可耻的目的，也站在罗隆基的一面了。在地方上我和彭文应、孙大雨这几年是想把民盟领导权搞到自己手里。”
（1957年6月27日新民晚报）
1952年民盟上海市支部改选时，孙大雨个人事先提出市支部委员的名单，送市委统战部，要求市委统战部送民盟上海市支部，根据他所提名单进行选举，但为统战部所拒绝。
陆诒交代他们（指陆诒和顾执中）和王造时要想利用恢复“救国会”的名义，来组织一个反动的政党。……陆诒、王造时回到上海后就与孙大雨共商大计。孙大雨嫌救国会名义不好，主张干脆另组政党。陆诒说：“这当然是资产阶级政党。”
（解放日报1957年7月2日）
王造时说过：“孙大雨确曾说，救国会名义不好，不如另组政党。”
（新闻日报1957年7月3日）
分工放火 孙大雨等右派集团分子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是有纲领，有严密组织和分工的。他们的分工是陈仁炳抓民盟市委和文艺戏剧界，王造时、杨兆龙抓司法工作，陆诒抓新闻工作，孙大雨、许杰在高等学校放火（见7月2日解放日报）。他们不但研究策略，使用阴谋，而且还互相打气，检查督促，如顾执中从北京写信问陆诒说“上海鸣放如何？大雨、造时、文应发言没有？”（见7月4日解放日报）而孙大雨则在6月1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陈仁炳在宣传会议的发言以后，打电话用英文向陈说：“我恭贺你，你说话了。”其支持陈仁炳到处点火向党进攻的得意忘形的神情，可以说是溢于言表。
（陈仁炳在复旦民盟支部大会上的检查）
密谋诬陷好人 王造时从北京回来以后，向孙大雨、彭文应传达了罗隆基的指示，陆诒并告诉孙大雨说顾执中希望他说话“策略些”，孙大雨说：“现在不是提出要帮助共产党整掉三大主义吗？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起来说话？”他们这些人都认为这是向党进攻的时机到了。
（1957年6月29日解放日报）
孙大雨蓄意诬陷好人为反革命，在他家里和王造时、陆诒等人商量，王这个军师替他出主意，劝他“名字可以提得少些，打击面不宜过宽”（见7月3日新闻日报）。陆则除了积极支持他的发言外，还在事后到处替他鼓吹捧场，大叫“精彩。”（见6月18日解放日报）除了王、陆两人而外，参加讨论孙大雨向党进攻，污蔑好人为反革命的还有彭文应、赵文璧、张孟闻、程应镠这一伙右派分子。他们这些人的反党积极性都使他们忘了疲劳，他们在孙大雨家开会一直开到深夜。孙大雨这个“病人”，在这种时候也没有病了。当市政协准备成立调查组，处理孙大雨的污蔑发言时，他们又多方面替孙大雨辩护。右派分子王造时还说：“资本主义国家里，在议会中说话不负法律责任。”当天他们在孙大雨家里又密谋到深夜。孙大雨狂妄地说：“开几千人的大会打官司，我不怕，就是上国际法庭，我也不怕。”（见7月2日、6日、13日、18日解放日报）。这些右派分子大概是想要帝国主义来帮他们的忙了。
根据上述这些材料，这些右派分子是一个集团，而孙大雨是这个集团的一名骨干。这已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了。他们躲在见不得人的阴暗角落里，密谋向党向人民进攻，他们有组织，有计划，讲策略，使阴谋，我们一定要彻底揭穿他们的黑底。
三、孙大雨伪装进步，企图破坏党与人民内部团结，打乱革命秩序推翻党的领导
按：孙大雨在解放后曾一贯蓄意陷害一些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及民主人士为反革命，污蔑诽谤，恶意中伤，肆意谩骂，进行人身攻击。其中有高教党委书记，高教局局长陈其五，复旦大学前任党委书记李正文，现任党委书记杨西光，前外文系党总支书记谢受康，外文系党员助教龙文佩以及党外人士司法部部长史良，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现复旦大学付校长苏步青，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付主席章靳以，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全增嘏、杨岂深、李振麟、徐燕谋、讲师程雨民等同志。
由于孙大雨阴谋篡夺高教领导未遂，自1949年起即向中央诬告某些同志为所谓“公馆派”，继而诬告更多同志为“公馆派”、“法西斯”、“特务”、“托匪”、和“反革命”，至1955年底孙更扩大其诬告范围，告六十余人为“反革命”。
在此期间，中共上海市委许多负责同志均曾多次与其亲自谈话，对他说明事实，进行教育，孙大雨不但不知悔悟，反而变本加厉地公开进行污蔑诽谤。其明目张胆破坏人民团结，打乱革命秩序，推翻党的领导，蓄意陷害好人的罪恶企图，是十分明显的。
现将其事实经过摘录如下：
蓄意陷害国家干部企图破坏六亿人民的团结 1949年5月上海初解放，大教联改选，由于孙大雨得不到群众的拥护而落选。由此孙大雨对大教联中的某些人士怀恨在心，开始到处辱骂章靳以、曹未风、漆琪生、李正文等为所谓“公馆派”
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孙大雨即趁机报复，说：要搞好三反，首先要搞掉“公馆派”，而“公馆派”的头子就是李正文。
院系调整以后，孙大雨诬指杨岂深（复旦大学外文系代主任）和帮助他进行思想检查的李振麟、全增嘏等为“公馆派”。
1953年李正文在有高教部曾昭抡参加的会议上，为了消除成见息事宁人，就关于孙大雨问题作了发言，孙大雨执迷不悟，坚持污蔑好人为反革命。
1954年9月华东统战部召开的高教座谈会上，孙大雨肆意污蔑李正文领导“反动残余复辟，”“李正文是法西斯”。
统战部座谈会以后，孙大雨曾和新闻系教授曹亨闻说“复旦是搞不好的，复旦领导是陈其五，陈其五的一切是在曹未风的手里，曹会拍马屁，陈其五糊涂，看形式不看实际，李正文加入公馆派都是曹未风拉的，吴克坚糊涂虫，陈同生是市侩。”
在1955年以前，孙以反“公馆派”为幌子，在党的会议上，在校内校外的座谈会上及个别交谈中污蔑了陈其五、曹未风、李正文、章靳以、漆琪生、杨岂深、李振麟、全增嘏等为“公馆派”分子。在潘汉年问题揭发以后，他将所谓“公馆派”分子污蔑为潘汉年反革命集团中的成员，并污蔑前外文系党总支书记谢寿康为“特务”，外文系党员助教龙文佩为“托匪”。
孙大雨自1955年10月到现在已经两年不做工作了。复旦大学外文系请他开选修课他不来，请他带研究生他不带，教研组请他领导莎士比亚科学研究小组，他不感兴趣，每次会议通知他，他也不来出席，他所关心的只是每月6日来校拿薪水，到古玩市场掏古玩，到文化俱乐部跳舞。现在孙大雨每月领工资302．5元，另外由学校津贴房租160元，共计每月实拿国家人民币462．5元。两年来国家给他的钱总数约11000元左右。他不但一点工作不做，反而在家里写了二十万言的陷害干部的诬告信。
1956年4月除了指控上述一些人为“反革命分子”外，又增控杨西光、苏步青、徐燕谋、程雨民、数十人为反革命分子，又说民主党派中漆琪生、等很多人都是反革命分子。
1956年8月，陈毅市长邀请复旦大学有关人士，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座谈会，在会上孙大雨再次公然说，复旦大学在解放后还有所谓“公馆派”的活动。并当众拍桌子骂漆琪生、章靳以、全增嘏、苏步青、曹未风、陈其五、李正文、杨西光等为反革命。
1956年12月20日，本市政协召开第一届第三次全体会议时，孙大雨当着一千余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面前诬告曹未风、李正文、陈其五、杨西光、章靳以、漆琪生、杨岂深等人是潘汉年反革命集团中文教方面的重要分子，且声明有书面材料呈送中央请求调查处理。
1957卑6月6日和6月7日孙大雨利用复旦党委整风机会，在外文系和全校教授座谈会上更变本加厉，大肆污蔑章靳以、漆琪生、李正文、杨西光、全增嘏、杨岂深、李振麟、徐燕谋、谢受康、程雨民、龙文佩等人为反革命，并诬蔑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内也有反革命集团。
1957年7月3日复旦工会召开教职员大会，对右派分子王造时、陈仁炳、孙大雨、杨兆龙展开说理斗争，孙大雨拒不到会，送来书面发言一份，其中又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长史良同志为反革命。
1957年7月5日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两报社的职工多人，前往孙大雨家中严词责问，根据什么诬指两报社有反革命集团时，孙大雨又污蔑上海市付市长，新闻日报社长金仲华同志为反革命分子，并说：“解放日报社编辑部也有反革命分子”。
孙大雨这种无中生有，血口喷人，有计划的先后对党和国家机关中负有重要职务的人员和文教界人士污蔑诽谤，企图陷害成罪，虽经陈毅付总理、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书记魏文伯同志严正向他指出，他所控诉的反革命全非事实，劝其改正态度，承认错误。然至今他仍坚持其反动立场，顽固不化且变本加厉肆意污蔑，很显然孙大雨乃是别有用心，蓄意陷害好人。以诬陷好人为反革命来掩盖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
谩骂并企图篡夺上海文艺界的领导。1957年孙大雨写一文章交文汇报（未发表）对本市文化艺术界负责同志又肆行攻击，现将其摘要如下：
“人民艺术剧院付院长吕复、文化局长徐平羽、文艺工作部部长张春桥、第九办公室主任周而复，这四个人大概属于一个宗派。可以叫做“窒息派，”目的要把人闷坏，吕复最怕人提到宗派主义（他和李正文、杨西光、陈其五一样）。”
“上海京剧院（根据文汇报载）在童芷苓、王熙春、陈正薇等同志讲话记录中可以看到吴克坚、陶雄、吕君樵、杨玉坤作法是张（春桥）、徐（平羽）的嫡系真传。”
“上海实验歌剧院（见5月14日文汇报）统治阶层的社会发展还只到氏族制度阶段。张拓、张渔、陈强、管荫深妻子陈明构成一个统治集团，压得同志们透不过气来，他分明还保持四大家属遗风，用生殖关系作统治的枢纽，究竟是谁推荐，谁任令张拓的？张拓和徐、周、张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上影分成几个厂。 我们担心若不把一些有问题的人揭发出来，请他们走路，并且好好去改造，再多几个分厂，也没有用的。”
“上影经理袁文殊当众检讨是空话”。
“在张春桥、周而复、徐平羽等领导下，好几个剧种、剧院和厂都闹得乌烟瘴气，请党和政府挽回威信，另派合适的人去领导，把张、徐等有窒息主义的人物撤换掉，改用胜任愉快的人去发扬‘百花齐放’”。
挑拨离间煽动反党情绪。孙大雨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一贯挑拨离间，有意识地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肃反时他对一教授说：“你胆子太小了，你应该起来和他们作斗争，我支持你。”
当潘汉年问题被揭发后，孙大雨对另一教授说：“打击我们的两个人很快就要受到报应了。”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教职员大会揭发）
孙大雨不仅制造不满，而且还想煽动教师对抗领导。他曾经对一付教授说：“你应该大胆把问题说出来，我就是一门大炮，我们文学教研组有四门大炮。”
（1957年6月27日外文系教职员大会揭发）
来源：《批判右派思想言论选辑之一：毒草集》,复旦大学校刊编辑室，195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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