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8 作者：张春桥
张春桥事实正象毛主席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
在上海的作家中，王若望是充分地利用了这两个口号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他是有会必到，到必发言，发言必谈“放”、“鸣”，还作了许多报告，写了大量的文章，真是积极得很。王若望是１９３７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受过党的二十多年的教育，人们有权希望他放出无产阶级的香花，去跟资产阶级的毒草作斗争。
但是，王若望放出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王若望和他的拥护者说是香花。这香花，又究竟是那一家的，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这是一个需要弄明白的问题。
让我们看一看他写的这五篇杂文：“步步设防”（４月２６日文汇报）、“一板之隔”（５月７日新闻日报）、“释‘落后分子’”（５月２０日文汇报）、“不对头”、“养牛、带徒弟及其他”（前者是５月２４日、后者是６月５日给解放日报的，没有发表）。
“步步设防”发表的时候，正是中共上海市委连续召开知识界座谈会的时候。大家知道，上海的大鸣、大放，是从４月１３日解放日报发表“我们赞成放”的社论开始的。王若望不会不知道，就是那些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这时也欢呼“解冻”了。但是，王若望并不满足，他认为这时仍然有许多人反对鸣、放。他说：这些人“看到‘争鸣、争放’的潮流要冲激到他的管辖之下来了，势必要天下大乱，他对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又缺乏信心，无力去和别人争鸣，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先筑起堤坝来，在堤上树立一块木牌，写上四个大字：‘莫谈国事’，这样来维护他那里的太平局面”。人们不难看出：王若望所指的“太平局面”，就是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所说的“一花独放”、“一家独鸣”、“莫谈国事”。在王若望看来，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用“堤坝”围起来的黑暗之邦。
王若望口口声声斥责别人“步步设防”。我们承认，当时确实还有一些同志，对鸣、放还抱有若干片面的错误的了解。王若望所斥责的“
从这种不要立场的立场出发，他公开反对报刊要有立场、基调和主流，他认为谁主张报刊要有立场、基调和主流，就是“不真正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们不禁要问：报刊到底是一种什么工具？难道它不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吗？在阶级社会里，有哪一个报刊是没有立场、基调和主流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在一个时期成为章罗联盟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的时候，不是以反共反社会主义为立场、基调和主流的吗？在我们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今天，我们的报刊为什么不应当有社会主义的立场、基调和主流，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旗手？为什么一提到社会主义，就是不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王若望认为这一切问题都是不值得考虑的。相反地，他认为：“搞文艺工作的不管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不对，但也不能说宪法不允许吧？请查宪法上那一条有这种规定呢？”他更进一步地提出：“还有一种议论是说：‘争鸣是好的，但要注意决不要违犯宪法’。试问：我们有什么人在争鸣中违犯了宪法呢？我敢说：没有。既然没有，提出‘不得违反宪法’的条例岂不是无的放矢吗？依我看来，不仅是无的放矢，而且是一种预为设防的手段”。他认为提出总不能搞宪法不允许的事，就是“用一顶莫须有的帽子先堵住别人的嘴”。王若望故意地“忘记”了，在陆定一同志所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里，就曾经明确地说过：“我国已经有了宪法，遵守宪法是人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内部的一致性。这就是说，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都应该一致的。”陆定一同志作这个讲话的时候，难道也是先堵住别人的嘴吗？毛主席“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提出了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项标准，更不在王若望的眼里了。王若望竟自闭着眼睛装作看不见，就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已经公然违犯宪法，向共产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了。
王若望反对“步步设防”，实质上正是为这种进攻扫清道路。党教导我们：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它绝不是为了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地位，而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者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王若望所要求的却恰好相反，连搞不搞社会主义、违犯还是拥护宪法都不能过问，更不要说动员和组织力量，解决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战胜资本主义的伟大任务了。王若望要求无产阶级的是：在自己的阵地上升起白旗，听任资本主义前来占领。
事情并没有结束。在“一板之隔”这篇杂文里，王若望就正式向这个阵地进攻了。他把党和群众之间的“墙”形容得是这样“神秘而又可怕”：“这道墙是用一种特别的材料造的”，“壁垒森严，寒气逼人”，“拆去一道墙，又出现了一道墙”，“如同黑夜里行路，又逢阴雨天，有人会遇到一种神秘的可怕的‘鬼打墙’一般”。而这道墙，“所用材料，既非砖石，又非水泥，而是属于意识方面的产品。”接着，王若望就给我们描写了“这道墙”的两边，一边是私方经理，一边是公方代表，私方经理是“竭力想给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一分力量，但却感到插不上手”，而公方代表却是只在“表面上敷衍”、骨子里却是玩手腕的两面派。王若望责问我们：“我们天天希望资产阶级人士能够逐步改掉‘两面性’”，而我们的公方代表就有“两面性”，“这怎么能指望改造掉资产阶级人士的两面性呢？”在这里，王若望同章乃器从同一个角度、看到了同样的问题、得到了同一的结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都有两面性，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还高些，工人阶级的“特殊材料”即马克思主义造成了“鬼打墙”。因此，应当去掉“一板之隔”，“先要拆去这道有形的板壁，然后再努力消除意识方面的墙”。不难了解，王若望在这里并不是要按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资产阶级，而是要工人阶级在意识方面也改造得同资产阶级一样。那时，都变成“一面性”了，叫作“红色资产阶级”、还是“红色无产阶级”，都是一样的。
不但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不应当划分界线，原来我们划分先进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也是犯了“培养宗派主义、造成群众对党隔阂”的大罪。据王若望的“释”，何谓落后？“当张同志对某个问题，某项工作，还没有完全懂得，还没有自觉地去解决它；而另外一位王同志对这个问题，这项工作却懂得了，而且能够解决它，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在这项工作中，王同志比张同志先进，张同志就显得落后了。可是在另外的问题或工作中，也许王同志又落后了，而张同志是先进的。所以不能因为某个人在这件事上表现出落后，就派定他其他的一切都落后了。应当承认：每个人都有‘落后’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积极的因素。”“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归根到底，“以政治的标准来衡量先进和落后”，造成了“黑白不分，是非不明，邪气上升，正气下降。”真是不得了，“政治标准”竟自把我们弄得这么“落后”了，不经王若望这一“释”，还不知道要“落后”成什么样子。但是，听了王若望苦口婆心的劝说，我却仍然弄不懂：拿眼前的事情来说，我们划分右派、左派是不是又弄错了呢？如果不这样划分，王若望身为共产党员，言论行动却与右派无异，这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呢？是不是说：王若望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这项工作”，已经“完全懂得”、并且“自觉地去解决它”，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这项工作方面”，王若望是“先进”的，不应称为“落后分子”、应当称为“先进分子”？另外那些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应称“落后分子”？这样才算黑白分明、是非分明？
随着右派分子进攻的日益猖狂，王若望的活动也更加“自觉”和“先进”了。上海市工联召开的老工人座谈会，消息一发表，立刻受到了王若望的攻击：“不对头”。“要收了”。读者还会记得，在这个座谈会上，工人们从亲身的经验中认识到，报纸上发表的资产阶级右派的言论，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挑战，是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挑战，工人们公正地指出了我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批判了李康年提出的“定息二十年”的主张，指出这正说明了“他们还缺乏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决心”；批判了“不要公方代表”的谬论，庄严地宣告：“不要公方代表，还让私方来领导，叫我们再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那我们工人谁也不会同意。”这条消息一发表，立刻受到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千百万人的支持。王若望却说：“这是老工人跟共产党唱对台戏”。他又说：“即使唱对台戏，我们也很欢迎”。这句话说对了，老工人的对台戏确实是同王若望的“我们”唱的。
王若望站在他的戏台上教训老工人说：过去的报纸是“报喜不报忧”，成了“单调的片面性的报纸”，现在“我们的报纸更接近真实了”。当报纸完全变成右派的工具的时候，那才算完全“真实”、“全面”。因此，他煽动工人们：“你们也应当一同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不能以自己工厂里的一点点感受就去否定别人的正确意见”；“不必先给人扣上一顶没有决心改造自己的帽子”；“即使没有公方代表，也未必会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试问，还有那一个人曾经这样猖狂地训斥过老工人？
王若望在党内外的会议上，大肆攻击“党内有墙”，诬蔑肃反是宗派斗争，把党的上海市委说成是对艺术毫无趣味的野人，当然是无法领导文化艺术的了。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宗派主义的英雄，一面化名“俞田”，到“文艺报”上去攻击党员作家孙峻青同志，说是孙由于周扬同志的表扬和领导上的重点培养而“身价十倍”，用捏造的“事实”，卑鄙地攻击党的领导。
王若望的对台戏还没有唱完。但他一出场就受到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喝采。他的几篇杂文，成了右派分子在许多场合向党进攻的武器。“王若望替我们说话了”，这是资产阶级的赞语。王若望已经堕落到右派的泥坑，从这个泥坑里长出来的“香花”，到底是属于那一家的，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
7月30日夜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8日，用“徐汇”笔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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