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0-0 作者：华东政法学院, 郑列
华东政法学院、郑列由于我出身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再加上从小就看了许多有关歌颂个人崇拜的小说的影响，在参加革命后，又一直是在温暖的怀抱里成长起来，在历次思想运动改造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未能得到很好的改造。因此，几年来我在工作中、学习中，以及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我深知这些有害人体健康的细菌如不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加以根治，我就会有被社会淘汰的危险，也就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因此，在检查自己的思想之前，首先应该感谢党的伟大的全民性整风运动。
在我所有的缺点和错误中，归纳起来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虽然我在城乡问题上也有平均主义思想及其他方面的错误思想，但这些思想的老祖宗仍然是个人主义，这是万恶的祸根。
当然个人主义在一个具体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五颜六色的，有的表现享乐，有的表现名利……而在我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则是下列的几个方面：
1．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在新的生活环境里，总是对周围的同志进行一番研究，把他们和自己进行比较，然后，把他们划分为几个类型，再定出自己对不同类型的态度。如果自己认为各方面差不多的，甚至比我高的，我就很愿和他接近，甚至崇拜他，觉得他什么都好。如果认为在性格爱好上不太一致的，那就保持一般的关系，碰到就打打招呼，在思想上可以井水不犯河水。至于自己认为差的，那就根本不在话下，甚至懒得与他们谈话。对那些自己看不顺眼的，碰到他思想上就反感，即使在一个单位工作，也装不认识他，自己常常这样想，算他是不存在的吧!
几年来在集体的关系上，一直以个人主观上的好恶来给同志划分类型，结果，使我自己严重的脱离了群众。因为事实很明显，凡是我认为看得起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
3．个人和团组织的关系问题：在个人和团组织的关系上也是很有问题的，我是团员，却不热爱自己的组织，认为团的组织不能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团对我不起什么作用，有时把团的组织生活当作一种负担。支部的决议自己认为对的就服从，自己认为不对的，就提提意见，假使不接受，我就自己管自己的。
由于对团组织的这种错误态度，也就很难谈得上把自己的思想汇报给组织，久而久之，就使自己成了形式上的团员。
我的名利思想集中表现在考大学的动机及录取在政法学院后的学习态度上，自问我考大学是为什么?回答是为了个人。我生长的那个村里共有两姓——林和郑，林、郑两姓之间由于山林和土地的问题终年纠纷不休。我们姓郑的大都是种田的。而姓林的有钱，他们的子女有念大学的，所以打起官司来能出入衙门的都是他们那些穿长衫的。因此，很小的时候，我听到我的长辈这样说：“几时，姓郑的也出一个大学生，来为姓郑的出出气”，这是我升大学的—个原因。
在我参加革命之后，因为是在一个专区的中心文化馆工作，力量强，很多同志是音专、艺专学生，能唱能画。可我就不会，别人填表格时写上大专，我只是初中，多可怜。1953年，那时在干部中来一个技术干部归队。他们有专长的都走了，到更高级的机关去了。而我一无所长，没有地方可归。自己就下定决心，非考上大学不可。1955年虽然当时机关工作很忙(海防文化工作)，单位领导不同意，结果我就直接去找县长、县委书记要求批准，结果批准了。尽管团里曾为我的考大学问题召开几次会议，批判我的个人主义。可是，所有的批评始终没有动摇我这个个人主义的“斗志”。
大学考上了，但很遗憾，不是自己的个人志愿，怎么办?我知道转学是不可能的，退学又可惜，因为政法学院毕竟是一个大学的头衔，于是在我的思想上作了这两种打算，一方面马马虎虎混下去；另一方面我多看一些文学的东西，买了好多书，希望将来毕业后当一个律师，一面可以写出一些东西，一旦我的作品问世，我想那时不要自己要求转业，领导上也会请你去。当时想，李希凡不也正是这样吗?
我出身在农村，我的祖辈都种庄稼。但我却并不愿意劳动，那怕是处理个人事务上的一些轻微的劳动。在每次的义务劳动和勤工俭学中，我虽未借故脱逃，但思想上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大家都去，我不去也不行，而且这是国家的教育，我是被教育者应当服从。这就是我的自慰。勤工俭学时，同志们都和工人交朋友，谈得津津有味，可我就认为我来是为了完成规定的任务，四小时干完了就走。因此，在劳动中根本就谈不到和工人同志建立感情，也就对工人爱不起来。道理很简单，感情和爱都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任何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是不存在的。我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我缺乏工人阶级的阶级感情和工人阶级的爱。
我的生活方面，过去在机关工作，我觉得还比较朴素的，但自从到学校就不同了，我很爱吃好的东西，我也尽量使自己各方面整整齐齐，使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善于生活的人。我买东西，喜欢买好一些，宁可用少一些，我不喜欢在学校里看电影，要早去、抢座位、麻烦，到外面去看，虽然多花几角钱可是多舒服。总之，这些追求高级、舒适的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在我的身上已有表现。
我的自由主义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严重的。表现如下：
1．过多的强调个性，一切都凭个人兴趣，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对文娱体育活动向来不愿意参加，对别人的批评很反感，有时我想，任何批评都是多余的，论个性我本来就孤僻，论活动我本来就是好静的。
2．有些事情自己错了明明知道，可就不想改正。如：群众关系问题，几年前就发现是致命伤，每年的工作鉴定上都写上群众关系不好，但我不去改，愿永远脱离群众。
3．在机关工作时，我高兴的就做，不高兴的就不做，即使去干了也不愿意。来学校后在班上也是这样，愿干就干，不干的干脆不干，叫我说不愿干的理由，没有，就是不愿意干。搞工作也是凭个人的印象出发，对交给我工作的人印象好的就去干，不好的就不干……。
几年来我所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严重的，所以严重那就是因为：
一、我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有一贯性，远在中学时代，就是为个人的前途而读书，把知识当作将来可以飞黄腾达的本钱，在参加革命后，就在革命的队伍里追求个人的名利(天天钻书本，在一定的程度上妨碍了工作)，而特别严重是放弃当前重要的工作，不顾同志们的批评，来考大学。在考入大学之后，又不安心政法专业的学习。总的可以这样说：自从我懂得自己存在的意义那天起，就一直在为个人奋斗!其次，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也是一贯的，过去在工作中也是如此，1951年我在华东革命大学学习，思想总结时，同志曾狠狠地批判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当时我甚至哭起来，可是以后却仍没能很好的改过。
二、我的个人主义不但表现在个人名利和对人的错误看法上，更严重的是对某些问题竟站在资产阶级的右派立场上去了，我扩大党的缺点。工人、农民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命根而痛斥右派，我认为他们不能代表工农的利益，而严重的是在那段时期竟把自己和党组织对立起来，当时常常在口头上说：“你们共产党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当时思想上的糊涂，我现在简直不敢分析下去。这里我要说这样一句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如果匈牙利事件真的在中国重演，那么我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立场问题，也是政治上的问题。
三、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所造成的结果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集体，在一定的程度上，给班上的团结带来了危害。三年来，我在班里留给同志们的印象已很明显，大家都认为我架子十足，骄傲极点，怕我、不敢和我接近。
我把同志们加以分门别类，这应该说也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群众观点问题，如何看待群众?孔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我认为群众有等级的。比我坏的合不来的，就不在话下，试问有多少人能给我看得起?这与孔子的群众观点有什么不同?
其次，在我和团组织的关系上，我把过组织生活看成是负担，团的任务和决议，我可以高兴就干，不高兴就不执行。这些问题究竟说明什么?是组织服从我，还是我服从组织?是组织高于我?还是我个人高于组织之上，事实难道不明显吗?这已不是个人自高自大而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的表现。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竟把个人主义大肆宣扬，说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并且也曾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因此，我有个人主义思想，这不是奇怪的。为了更好的能说明我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回忆一下我的身世。我的父亲本来是一个工人，在旧社会由于他抱着一个发财致富的愿望去外国。那是1936年的事，在他出国的第二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一切交通阻塞，结果他和家庭失去了联系，家庭生活因此发生了困难，这时我的一个堂伯父在浙江青田开营造工厂，他无男无女，于是在我十三岁的时候，祖父把我过继给他，我在伯父家中念完了小学和初中，由于伯父是从事剥削的，因此那个环境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我常常这样想，伯父他不做工而吃穿都很好，在工厂做工的那些工人天天干活很苦，可就没有出息。两者一对比，于是我就一心一意不愿当工人，而要读书，将来可以过好生活。我伯父曾经要我去学木工，我怎么也不去，就是要读书，认为读书积本钱，前途无量。奋斗!奋斗!一切为了个人愿望而奋斗！
这里我再附带说明一下我的自由主义之所以严重，我的性情上的孤僻和那一个环境也有极大的关系，伯父母要我是为了不使他们没有后代，可是他们都不爱我，并且待我很冷酷，每学期除了给我付学费外，什么也不管。因此在我少年时就种下了这么两个东西：
1．由于伯父对待我严酷，这就使我要挣扎，摆脱这种无情的束缚，激烈要求个性解放。这是我的自由主义根源。
2．由于伯母对我什么也不管，我一个人住在一间小房间里，一切生活上的事都要自己处理，甚至有时病了，他们也不知道。于是我很悲观，仿佛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我，也没有什么人值得我爱，但是我也激烈寻求爱，于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小说，读古代的诗，特别是李白的那些歌颂自然美的诗，企图以诗歌来自我陶醉，甚至有看做红尘、产生厌世的思想。这些都是个人清高，性情孤僻的一个重要的根源，直到现在。有时还喜欢晚上一个人逛逛草坪，欣赏大自然。
这种思想更严重的是不问政治，我认为法律太枯燥，所以不热爱政法专业，对政治理论始终没有兴趣，即使看一点理论书，也是自己在强迫自己。
反右派斗争给了我一个活生生的教训。那就是使我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害性及其反动性，它是培养右派分子的温床，要使自己真正的成为工人阶级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就必须坚决的，不断的克服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唯有破个人主义思想才能立共产主义思想。在今天来说：一个人能否克服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就是他能否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具体标志。
在未进行检查思想之前，说实在，我搞不清楚什么样叫做“红”，可是一检查之后，问题就明白了，原来我思想是不“红”的。通过这次思想检查，使我懂得了“红”的实际意义和进一步明确了我前进的方向，我几年来为什么不能进步，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今天终于找到了。所有这一些我都应该感谢党，感谢党的整风运动对我的教育，使我能够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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