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3-0 作者：姚文元
姚文元钱谷融先生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和何直、周勃、陈涌等人的文章，是文学上的资产阶级思潮中两个自成系统的极端。何直用所谓“写真实”来反对社会主义文学的阶级性，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钱谷融先生则用“人道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文学的阶级性，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一个强调“忠于客观真实”，一个强调发扬“主观”上的“人道主义精神”。表面上一重客观、一重主观。但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则是“殊途同归”、完全一致的。
钱谷融先生理论的核心——“人道主义”论是人性论的变种。所有的章节都被这“人道主义”论一线贯串。本文想着重批判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论，并对过去出现过的各种人性论作一个概括的再批判。
对于人道主义的认识，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把人道主义当作历史发展的产物，从社会发展过程中来研究人道主义的阶级内容；另一种则把人道主义当作同社会发展无关的、超阶级的永远不变的思想。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的对立；在文学上，就成为对文学的性质和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
钱谷融先生的基本论点，是把人道主义说成有一种永久不变的内容；以这个永久不变的内容，作为解释从古至今一直到未来的文学发展的一把万灵的钥匙。他说：
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理想，却是从古以来一直活在人们心里，一直流行、传播在人们的口头、笔下的。我们无论从东方的孔子、墨子，从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言论著作中，都可以发现这种精神，这种理想。虽然随着时代、社会等等条件不同，人道主义的内容也时时有所变动，有所损益，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点共同的东西来的。那就是：把人当作人。①(《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中早就以完整得多的形式叙述过。每个人有追求同等幸福的权利，每个人都应当爱别人，人和人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尊重别人、爱别人、把别人也当作和自己有同等权利的人的这个普遍的道德标准上，这就是恩格斯称之为“非常贫乏的东西”的费尔巴哈的道德观点。②(《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381页。)但是，“把人当作人”，这不是和“以爱对人”等等同样的贫乏而空洞吗?我们不禁要问：到底钱谷融先生要把人当作什么人呢?当作男女任意杂交、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群婚时代的人?当作“从母所居而姓”的女子掌握家族的经济权同分配权的母系社会的人?当作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宰割之权的奴隶社会的人?当作私有财产应当受到“尊重”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当作工人？当作农民或手工业者?在人类进入有组织的社会以来，关于人的内容就在不断地变化着。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阶级，他们对怎样做“人”都有不同的要求。抽象的、超阶级的、不变的人，只存在于唯心主义理论家的脑壳中，而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人道主义”所指的内容，在钱谷融先生文章中是非常混乱的。有时指“同情人”，有时忽而又把“反对压迫”“反对剥削”包括在内。事实上，人道主义这种思潮，是开始于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作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而出现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前的古代哲学家、文学家中，当然有同情人民的思想，但在思想内容上说，它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人道主义却有根本区别，不是同一个“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延续。就是封建主义时代中某些杰出的文学家对于人民苦难的同情，也不是“从古以来”就有的，它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为了具体揭露“从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人道主义的虚妄，下面，我们想对这个历史的范畴进行历史的考察。
在最“古”的时代，即进入文明社会以前的原始社会中，并不存在“人道主义”的感情。那时候人类被平等的集体劳动组织在一个血缘相同的氏族中，每个人都负担着劳动的义务，以女性为主的负责人执行着管理和分配的任务。血族的纽带把氏族的成员团结在一起。氏族生活的一条根本规则是一切为了本族的生存和发展，人的思想感情也就反映着这个特点。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根据易洛魁氏族的材料指出了古代的氏族中间存在“血族复仇主义”。同族的人不分彼此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忧患和困难中都互相帮助”。这是没有自私自利念头的朴素的原始共产主义的感情，显然不是什么“把人当作人”的人道主义。如果“氏族中一成员”被异族杀害，那整个氏族就有义务去为被害者报仇。先是和解，和解不成，“则由氏族在其成员中指定一名或几名报仇者，他们的任务是追踪罪犯直至其发现，不论在什么地方即就地杀戮”①(见三联书店出版《古代社会》，第80—82页。)。这里也没有钱先生的“人道主义”。原始的共产主义的感情只存在于同族之间，不存在超过血缘关系的对于全人类一视同仁的“人道主义”感情，对于战争中俘虏的异族，不是杀死就是收养在本族之内，发展到后期就成为氏族内的奴隶。这种杀戮和收养是完全符合当时人类简单的道德标准的。如果古代人类一产生就有一种对“一切人”都一样的“尊重”的人道主义，那就不会把俘虏当奴隶，人类社会也就永远停留在原始公社制不再前进了。
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剥削阶级中产生了不需从事体力劳动的知识阶层。社会中出现了相互对立着的阶级，社会中的人分裂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物质资料的平等分配被极大的悬殊所代替，一边是穷极奢侈的享受，一边是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上挣扎；一边是镇压和收买，一边是痛苦和反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每个人的思想感情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并且在阶级斗争中不断地变化着。这时候，同情人民的感情就出现了。
统治阶级下层由于种种原因而接近了人民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中间，目睹了(以至身受了)人民的种种苦难，受到了感染，他们同情人民的痛苦，悲愤于社会的黑暗及统治者的腐败，努力想改善社会环境，他们抨击社会的不平，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例如在杜甫、白居易的诗中，这种同情是流露得很明显的。
但是，第一，无论是杜甫或白居易，他们对于人民的痛苦也只能止于同情。这种同情是劳动人民的痛苦、希望、要求经过统治阶级下层知识分子的思想的一种折光，曲折地反映着某些被剥削阶级的呼声和劳动人民的要求，但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过或从根本上否定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站到被剥削阶级的立场上来。他们的阶级立场和人民痛苦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常常是世界观上充满了复杂的矛盾的人。第二，就这种同情的内容来说，杜甫或白居易的思想中并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人权平等”、“个性自由”这类东西，更没有“反对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现象”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封建时代，他们对于人民的同情只是尖锐地揭露同沉痛地控诉社会的黑暗与不平，要求皇帝同统治者能够采取开明和较合理的政策，来调节社会贫富极端悬殊的现象，“损有余以补不足”，使农民同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等有普通的温饱。杜甫所希望的，是每个“寒士”都有“风雨不动”的“广厦”住，他经常在诗中回忆起“开元盛世”。他不可能提出农民和皇帝、地主有“同等权利”的主张。归根到底，他们是从巩固封建统治的立场提出改善政治、减轻人民负担的主张的，连大声疾呼“赋敛之毒”胜于毒蛇的柳宗元，也不例外。他们从来也没有根本否定封建等级观念。有些研究者把这种同情也叫做“人道主义”，是不确切的，是把“人道主义”的概念过分扩大了。这就容易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想混淆。说明中国古典作家的进步思想和同情被压迫人民的态度，可以直接说出他们思想的本质，不必套用人道主义这个名词。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才初次出现了带着资产阶级个性解放色彩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个从十五世纪后半时期开始的年代所经历的变革，恩格斯曾简括地称之为“这是人类先前从未经历过的一个最伟大的进步性的变革”。这个变革时期的指导思想是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它的本来的意思就是“关怀人的幸福，爱人间的幸福，尊重个人”。它是在十四、十五世纪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思想以“人权”对抗中世纪时占统治地位的“神权”，在宗教、文艺、哲学、自然科学等等各方面，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思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阶级剧烈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
初期的人道主义作家鲜明地表现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他们揭露中世纪教会所宣扬的生前修善死后上天堂、生前作恶死后下地狱的以死后灵魂生活为主的反动人生观的虚伪性，提出了以现实生活的个人享受为主的人生观；他们蔑视和剧烈反对教会所提倡的爱情就是罪恶的禁欲主义，提出了满足人的肉体欲望是人生合理的愿望，个人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必须予以满足。人道主义者以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享乐主义、个人幸福为中心，打破了反动的神学和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意大利的薄伽丘在他的名著《十日谈》中，就从艺术上尖刻地讽嘲了虚伪的僧侣阶级，热烈地赞美了有着资产阶级意识的市民对发展资本主义和满足个人享乐的追求。
人道主义思潮推动了文艺、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艺术的繁荣，开始了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巨大斗争，教会的精神独裁被击破了。这些都是人道主义思潮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可是，这一切都并没有改变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也根本不可能使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变成“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要求。那些歌颂个人享乐的作品，它们的思想核心正是我们今天要进行彻底批判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恩格斯肯定了文艺复兴时代社会思潮的进步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当市民和贵族还在继续互相格斗的时候，德国农民战斗却预言式地指示了未来的阶级斗争，因为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不仅起义的农民登上了舞台——这已经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了——而且在农民后面还有近代无产阶级的前驱，他们手里持着红旗，口里喊着财产公有的要求。”(《自然辩证法导言》)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资产阶级还只开始从意识形态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已经开始从思想上反映出来。人道主义思潮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无产者的前驱”公有财产的要求，它只代表了正在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人道主义的概念刚一出现时就是资产阶级的概念，根本戴不上“劳动人民”的帽子。
这时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还带着初生的形态，还没有具有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样鲜明强烈的反对封建制度的政治性和一套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因为那时候思想斗争的任务还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而不是夺取政权。
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文学，因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在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文学也特别集中地表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特点。这些资产阶级作家们所提倡的人道主义，是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分不开的。他们大声疾呼地反对贵族阶级的特权，对于在封建主义基础上的宗教、社会思想、哲学、生活都加以批判，把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斗争同反对封建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他们在历史上起了为资产阶级革命作思想启蒙的进步作用。“人权平等”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的。卢骚在《民约论》中提出“神圣人权”是“一切事物之基本”，个人自由应当受到尊重，在“主权体”(即国家)中，“无论何种利害，皆不得与个人者相反”①(卢骚：《民约论》，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页及第17页。)。法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了一个“人权宣言”，其中规定：“人类生而永远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说：“法律对于一切的国民要有平等的权利”，“一切国民结合的目的，在保障天赋的、不可割让的人权，这些人权包括自由、财产、安全、抵抗压制”①(见《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96页。)。这里确实包含了钱谷融先生“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却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所追求的“理性的王国”，正是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理想化。他们虽然以全民的代表者和人民的代言人的身分写文章，但他们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没有一个真正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更没有钱谷融先生所说的什么“反对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现象”的精神。
人道主义者的“自由、平等、博爱”，只为资产阶级争得了私有财产的权利，为资产阶级争得了发展资本主义剥削的权利，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这完全是虚伪的口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所谓的“权利”可以有千条万条，但实际上只有一条，就是《人权宣言》中规定的“私有财产是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全部资产阶级的漂亮的“人权平等”论，全部人道主义者的“把人当作人”的平等说，核心就是这么一条。这一条一笔勾销了工人阶级不受剥削的权利，而宣布了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合法的、不可动摇的权利。《人权宣言》中的“自由、平等”，只不过是宣布了资本家们应当有“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平等”。恩格斯曾经批判过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本质，说他们在抽象的全人类的口号下把一切都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永恒的正义，正实现于资产阶级司法之中；而平等则归结为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且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被宣布为最根本的人权之一；理性的国家，卢骚的‘社会公约’，在实践上已经成为、而且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①(《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版，第14页。)。他们正面地维护和美化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例如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启蒙文学代表者之一的孟德斯鸠，著名的《波斯人信札》的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他对反动的专制政体和残酷地残害妇女的中世纪的奴隶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喊出了个人的“天赋人权”不容任何人侵犯的反封建的呼声，但是他却幻想只要有好皇帝就能够改变国家，他认为私有制度是合理的，人类进步就是因为自私自利，财产的不平等是必须保持的。在第106封信中，作者借主人公郁斯贝克反驳他朋友磊迭之口说：“为了一个人生活得十分舒服，必须有一百人为他不断的劳动。”“这种劳动热情，和这种发财的狂热，从这一社会阶层发展到另一阶层，从手艺工匠发展到大人先生”(第182页)。他认为工人和资产阶级一样都是为发财的狂热而劳动，并且只有一百个人为一人劳动，生活才能有幸福，社会才能进步。这就明确地表明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所谓“天赋人权”的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自由，并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不但没有表现什么工人、农民的思想感情，反而歪曲了工人的生活，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思想等同起来。在第95封信中，郁斯贝克还说：“只有两类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一类是为抗拒敌人的侵袭而进行的战争；另一类，为了援救被侵袭的同盟者”(第162页)。这个定义清楚地显示出作者世界观的本质。他虽然反对封建君主的侵略战争，认为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但是他的正义战争的概念却没有包括革命的战争，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从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而进行的革命战争，这就没有包括工人、农民的利益，而只反映了希望在和平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中等资产阶级的利益。
有哪一个十八世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指出过，“天赋人权”对于劳动人民只是从挨皮鞭棍棒的“权利”换为挨冻受饿的“权利”呢?有哪一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曾经在作品中写出从农奴到无产者的“血和火的历史”呢?没有，根本没有。他们的进步作用仅仅在于他们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封建制度，而并没有真正反映工人和农民的内心要求。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压迫、欺诈、卖淫、饥饿、死亡，无情地揭露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理性的胜利’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证明是对于启蒙主义者所作的美好诺言最毒辣、最令人失望的讽刺”(《反杜林论》)。资产阶级的“平等”，只是资产阶级希望取代贵族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所要求的平等；资产阶级文艺家鼓吹的“没有任何东西约束”的自由，实际上是使工人摆脱封建“约束”而能自由地向资产阶级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是使资产阶级能够自由地从剥削中榨取剩余价值的自由。理论和事实都是如此。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财产私有制，这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本质，说这种思想体系有和无产阶级“相通”的思想感情，说这是什么“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是“反对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这不明明是在欺骗吗?
自从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在《人权宣言》上写下了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法规以来，已经有170年过去了。历史证明，“天赋人权”只保障了资产阶级的权利，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成了资产阶级掩盖自己血腥的剥削和欺骗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成为资产阶级最虚伪最卑劣的谎话。170年的谎话，早已全部破产了。列宁屡次愤慨地揭露过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打倒这种卑劣的谎话!被压迫者与压迫者、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列宁：《苏维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所谓“人类之爱”的欺骗性；“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2页。)钱谷融先生说：我们应该“用力来保卫真正的人道主义”。但什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呢?离开了阶级内容来觅找一种“从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就同离开了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去空谈什么“真正的公平合理的社会”一样，实质上是维护“真正的”资产阶级利益。直到最近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所发表的《公报》中，还津津乐道地用“真正的”人道主义的词句作为疯狂地扩军备战的烟幕，说什么“我们……相信自由国家的宪法，法律和风俗向它们全体人民所保证的人权是神圣的”。——这真是对“真正的”人道主义的一个刻骨的嘲笑。
十九世纪是资本主义进一步战胜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走向腐朽没落的时期，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尖锐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的新时期。一八四七年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八四八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产生了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伟大的文献——《共产党宣言》。随着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更深刻的暴露，资产阶级的卑鄙的本质也进一步暴露出来。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剥削。”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8页。)资本主义不但把工人驱入饥饿、失业的深渊，而且也使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由于“大鱼吃小鱼”而不断地陷入破产。被称做资产阶级文学高峰的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部分就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出现的。科学的共产主义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和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出现的时间差不多是同时的，这正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是资本主义走向腐朽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发展起来的时代。
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但这两种批判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除了那些在人道主义的招牌下干着最无耻的勾当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客和反动文人之外(他们是劳动人民的敌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回忆起资产阶级昔日的光荣，想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主、自由、人道主义”来反抗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迫害，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往往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出现。还有一些中小资产阶级的作家，目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身受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排挤以至沦于破产，陷于接近劳动人民生活的境地。他们在自己作品中不同程度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表现了某些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他们往往被称或自称做人道主义者。他们作品中确实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某些方面。他们的作品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使人民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剥削阶级的无耻，撕破资产阶级极端虚伪的假面具，引起人们对现存社会的怀疑和憎恨，激发知识分子对社会压迫作自发性的个人反抗。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却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为了用革命的手段把资本主义社会推翻，而是幻想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的缺陷加以改善；他们揭露社会上的阶级矛盾，不是为了使矛盾朝相反的方向转化，被压迫人民能上升为统治者，统治者资产阶级下降为被统治者，而是想使阶级矛盾缓和下来；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某些同情并不是要发动群众起来革命，而只是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立场居高临下地悲悯这些人的遭遇，希望他们能够改善自己的境遇，因为他们境遇的改善也就缓和了资本主义尖锐的阶级矛盾；他们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的虚伪并不是为了根本否定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希望能有包括他们利益的所谓“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希望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掌握政权，而是用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去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一切国家或者希望资产阶级国家会自动改善。总之，他们不是幻想改良主义，就是陷入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和前途。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由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就必然看不见十九世纪的主导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不能够在自己作品中正确地反映这种力量，不能够在作品中反映出革命无产阶级的形象。其中有少数人经过艰苦的长期的自我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可以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但不少人在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真正到来的时候，反而要用他们的人道主义来歪曲、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迭更斯的《大卫·高柏菲尔》。作者自称这是他自己著作中“最喜欢”的一部。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中把迭更斯称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就来看看这部杰出的作品中的“同情”是怎么一回事。这本小说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某些方面的黑暗，特别是揭露了在金钱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冷酷的人和人的关系，揭露了那些利欲熏心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默斯特东、乌利亚、克利格尔等等卑鄙、无耻、狠毒、愚昧的面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刮取金钱的各种欺骗手段，引起读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憎恶。这是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步的地方。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使它远胜过那些为资本主义“上流社会”粉饰太平的庸俗作品。但是，作者是不是根本否定了资本主义剥削呢?只要从主人公大卫·高柏菲尔的遭遇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卫受过种种痛苦，后来被迫到一个酒行里做工，在这短短的一章篇幅中，作者描写了大卫内心的苦闷和孤独，对他的不幸遭遇满怀同情。但是，作者为大卫安排的摆脱痛苦生活的道路不是反抗和革命，而是向有钱有名的方向爬上去。大卫遇到了一个有钱的仁慈的姑母培忒赛，他就很快从不幸的遭遇中摆脱出来。姑母把他接过去，做他的保护人，给他租房子，花一千镑让他学习律师的职业，他睡在雪白的被单里，短促的工人生活从此就永远地“消灭”了。他终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卫少爷”。这是幻想把工人的出路寄托在心肠慈善的有钱人的恩赐上。作者对大卫的同情也就是姑母对大卫的同情，这种“同情”就是希望他能够努力“上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爬到一个中等的、比较稳定的社会地位，不再受工人生活的苦难。这里根本没有想推翻资本主义剥削，而只是反对自己被挤进被剥削者的队伍，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下破产而仍旧拼命想往上爬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声音，绝不是无产阶级的声音。工人阶级难道能够靠什么有“好良心”的资本家的恩赐而不再被剥削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思想是典型的改良主义，它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又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散布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这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对立的，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只能起麻痹的作用。作品中的“幸福”观就是自己能够爬上资本主义上层社会，而作者以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可能得到这种“幸福”的，小说结尾，那位很有点中世纪骑士风的英雄密考勃不就变成了“中部港湾埠”的县官么?作者那样热情歌颂他飞黄腾达的盛况，那样热情歌颂“韦斯金·密考勃”老爷的“成功”“作乐”，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事业”观点，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斗争走的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这里我们看到：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的，这是所谓“人道主义”的实质，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中等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心理面貌。作品中还有一个作者所同情的劳动人民，善良老实的女仆攀古堆，这是一个绝对忠顺于主人的形象，她决心不变地伺候主人直到耳聋、眼花、牙齿掉。这大概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理想中的美德了。这种“爱”是奴仆之爱，同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同情贫穷”的另一种表现，我们可以在左拉的作品中看到。左拉在自己一部分作品中，同情地描绘了工人在资本主义剥削下可怕的贫穷和极其悲惨的遭遇，描写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反抗，对资本主义造成的祸害发出了控诉。但是，他却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出发，用生物学、遗传学的观点代替了对社会矛盾的阶级分析。他认为工人生活之所以痛苦，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血液中有先天决定的堕落的遗传因素，是因为他们受到酒精和淫乱风气的毒害，因此，他的笔下的许多工人，就被歪曲成为充满兽性的道德堕落的人，成为一群在苦海中无望地挣扎而终于毁灭的受难者和可怜虫。他的“同情”，就是“同情”工人变坏了，他为工人辩护说：这并不全是工人的过错，贫民窟、酒店等等也负有责任。他在描写工人生活的《小酒店》一书的序言中说过他对“平民”的态度：“不应当作出这样那样的结论，说全体人民都是坏人，因为我的许多人物也并非全是坏人。只是因为他们生活于贫乏之中而又做着极其笨重的工作，因而变得愚蠢而且败坏了。”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尽管左拉对工人抱着同情，但他只能把工人的形象歪曲为道德上、品质上都败坏了的人，而根本看不到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更加不可能看到工人阶级中真正的革命要求。但是，工人阶级并没有“变坏”，道德上彻底败坏了的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他们要把资产阶级送到坟墓里去，创造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关于工人已经变得“愚蠢而且败坏了”的论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夸大工人群众中落后面的一种歪曲，这种歪曲是同他用居高临下看工人生活的态度分不开的。在《小酒店》里，作者就根据这种观点，使一个工人的家庭中的成员(父亲、母亲、女儿)最后都变成骇人的道德堕落的人，正如他自己在序言中所说：“我想描写的是我们城郊的腐败的环境中一个工人家庭的不幸的衰败情况。酗酒和不事生产的结果，使家庭关系也十分恶劣，使男女杂居，无所不为，使道德的观念逐渐沦丧；到头来就是羞辱和死亡。”这不是十分清楚地把阶级剥削的问题归结到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吗?这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败坏歪曲为工人阶级的“衰败”吗?资产阶级一天天“衰败”下去，工人阶级在痛苦和不幸中却锻炼得坚强起来。这是不容混淆的。以为工人“败坏了”的观点，是从清高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对工人的“怜悯”，而用这种怜悯观点绝对不可能写出作为历史主人和具有无产阶级道德的工人形象。
《小酒店》在政治上也充满了改良主义色彩，这是用生物学观点代替阶级分析的必然结果。作品中写了一个女工绮尔维丝渴望做老板娘，她和丈夫(一个锌工)辛辛苦苦积了一笔钱，租了一个小店，一当她拥有一份产业，就变得“满面春风，身子轻快”，变得从来没有过的和蔼可亲，“羊一般温和，面包一般可爱”。作者描写她那一段短短的“幸福生活”，接着就写了因为她丈夫酒精中毒和这一家的道德败坏，这份家业终于垮光了。照书中的描写，如果丈夫不酗酒，没有绮尔维丝过去的男人插进她家庭生活中来，这一家是可以过幸福的小康生活的。这不是典型的改良主义思想吗?作者以为只要穷人的住宅能够改善一点，不再“男女杂居”，同时工人能够控制自己恶习，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做工，就可以获得比较安定的生活。他幻想工人上升为小资产阶级的方法来解决出路问题。——“同情”的实质就是如此!请问这同无产阶级思想有什么“相通”的地方呢?这同要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剥削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性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这种改良主义幻想，在今天正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化的一个严重的阻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向工人灌输改良主义的幻想，以图削弱和缓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可是钱谷融先生却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来表现这种人道主义！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的早期作品。后来他自己否定了他早期的思想，“同过去告别”，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这部作品中对工人的描绘，却代表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对工人的一种看法。《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进步的作品，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资本主义上流社会和资产阶级艺术的腐败、丑恶抱着很大的憎恶，作品中也对它们作了很多揭露，但作品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作品中虽然也看到了工人的痛苦，但在真正写到工人同反动统治之间短兵相接的武装斗争的时候，却把富有革命传统的巴黎的工人歪曲成一群暴徒，他们的斗争完全是盲目的、偶然的，群众之所以会起来，是因为他们“嗅到了血腥，一刹那间，他们变成一群凶恶的猎犬”(1934页)。这是作品中的描绘，也是克利斯朵夫对工人的看法。当克利斯朵夫从工人反抗警察的斗争中脱身出来之后，他“厌恶地打了一个寒噤……他怎么能和那些和他信仰不同的人一起叫喊，殴打?”他甚至觉得接近工人连自己的良知也消灭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克利斯朵夫虽然用个人英雄主义去对抗资本主义，但同时也用个人英雄主义去对抗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他同革命的工人、农民的“思想感情”是深刻地对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揭露资本主义方面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作品的基本思想却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对“穷人”的同情，并没有能够消除它同工人阶级思想的深刻矛盾，更不用说去正确地表现工人阶级的思想了。
上面三种情况，代表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同情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同情贫穷”的三种态度。在他们眼中，工人或者是能够接受资产阶级的“善心”而爬上去的幸运儿，或者是在绝望的深渊中作无望挣扎而必遭毁灭的受难者和可怜虫，或者是失去理性的暴徒和道德堕落的野兽。因此他们对工人的同情，或者是用恩赐的态度去“爱”工人，或者是用怜悯的态度去叹息工人们的不幸和堕落，或者是用恐惧的态度不满和反对工人的“粗暴”。他们同情地为工人安排的三条减轻和免除痛苦的出路是：把希望寄托在有钱的善心人身上的“人类爱”，辛辛苦苦老老实实做工积累一笔钱以爬到“小康”的地位，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学习“理性”，使自己变得更加“文明”。——被修正主义思想吹嘘得那么神圣、那么了不起的“同情”的实质就是如此!这哪里是什么“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这是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工人的看法，他们的“同情”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围。我们给予这种同情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肯定它们的历史进步作用，但必须指出在这种同情下对工人阶级必不可避免的错误描写。今天任何人要把它和无产阶级世界观混淆起来，和无产阶级感情等同起来，都会对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发生直接的思想上的毒害。
以上就是我们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阶级内容的一个考察。可以看到，不管在哪一个时期，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都反映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特点。人道主义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同，但即使在它起进步作用的时候，同无产阶级世界观也是对抗的。作过这一番历史考察，再回过来看一看钱谷融先生给人道主义所下的定义，就更深刻地暴露出他思想上极度的矛盾和混乱了：
人道主义的内容……有一点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把人当作人。把人当作人，对自己来说，那意味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对别人来说，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要互相承认互相尊重。所以，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在积极方面说，就是要争取自由，争取平等，争取民主。在消极方面说，就是要反对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现象；就是要反对不把劳动人民当作人的专制与奴役制度。几千年来，人民一直是为着这种理想……而斗争的。而古今中外的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人民的这种理想和斗争的最鲜明、最充分的反映。
为了要逃避“阶级思想”这个词，为了要用他的人道主义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钱谷融先生费了多少苦心啊!他竟矛盾百出地采取了折衷主义的办法，把各种相互矛盾的概念硬扯在一起!前面一段，明明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内容，“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权利”，这分明是说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如果集体有违背个人的“独立”，那就要反对这个集体。“人与人之间要互相承认互相尊重”，这是典型的最陈腐的资产阶级的口头禅，——难道农民同地主之间也要来个什么“互相尊重”么?难道剥削制度的存在也要永远去“承认”它么?离开了阶级同阶级斗争，离开了消灭剥削，这些“尊重”“承认”之类就变成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糖衣了。“维护独立自主”也是有阶级内容的，我们要“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我们要维护一切革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权利”，但我们却从来都不承认资产阶级有“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权利，我们从来不承认反革命分子有“独立自主”地破坏社会主义的权利。今天高唱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权利”，必然是为一切反抗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辩护。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权利也是一样的。有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权利，就没有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权利；有了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权利，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权利。人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尊重”劳动人民，但不能“尊重”帝国主义者、不能“尊重”反动派、不能“尊重”叛徒，这个道理不是很明白的吗?对一切人都“尊重”，自从人类划分为阶级以来，从来就没有过。至于“承认”，地主阶级只“承认”农民被奴役的地位，却决不“承认”农民有翻身的自由；资产阶级只承认工人阶级被剥削的地位，却决不“承认”工人有当家作主的自由。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劳动人民彻底翻身之后，才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了新的地位，而迫使剥削阶级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地位。这也是简单的事实，为什么还要搬那一套假惺惺的“相互承认”来呢?如果谁上了当，信了这一套，那就会从思想上充当死亡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伥鬼。
在后面，突然又说到人道主义要“反对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现象”，这分明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同那套伪善的“互相尊重”等等是尖锐地对立着的思想。这是两个敌对阶级的世界观。钱谷融竟能把两种敌对的世界观扯在一起，这是想借用社会主义的词汇来掩盖自己理论的资产阶级的本质。说“几千年来……”人民一直是为“这种理想而斗争的”，那么，神农氏先生在尝百草时，大概已经在研究如何“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权利”，生于二五○八年以前的孔子在写“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时候，也一定已经在下定决心要为“反对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现象”的“这种理想”而“斗争”了。
这样引申的结果，就一定得出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一种能产生人道主义感情的永恒的人性的结论。“人道主义”论最后就归结为人性论，而资产阶级人性论就成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
为什么钱谷融先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论最后会归结到人性论去呢?
人性和人道主义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性是指人的本性。抽象的人性论资产阶级之前就有了，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都是指人的本性而言。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有人性这个东西，但是把人性当作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产物，把人性看作人的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具体的、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则在表面上强调人性是先天性的、同人的社会存在没有关系的一种纯粹的自然属性，实际上企图把资产阶级的人性当成永恒不变的全人类的共同性格。所以我们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也是带阶级性的，通常指的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论企图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资产阶级思想当成永久不变的人道主义，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变成反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武器，就一定要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永恒化。怎么永恒化?只能把它说成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共同”的思想，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说成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自然感情”的流露，说成是人类的“善良的”本性的表现。这样就可以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看作从古以来一直到以后亿万年都不变的东西。于是在资产阶级哲学家那里，人性论就成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论的老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成了“人性论”的一个变种。我们在批判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论的时候，总要挖到“人性论”这个根上去。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论之所以归结为资产阶级人性论，正是从这样一个思想线索发展而来的。
末了，想提一下钱先生作为古代东西方人道主义精神代表的孔子和柏拉图。孔子所提出的“仁”，虽然在当时有它的积极意义，但它并不是以否定一切等级制度，主张权利平等为前提，恰恰相反，孔子提出的“仁”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等级制度，巩固“不平等”的制度。在孔子的著作中，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连影子也寻不到。钱谷融把孔子列为古代东方“人道主义精神”的代表，大概是因为孔子主张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但这个“恕”同他提倡的对于封建制度的“忠”是统一的。“恕”正是为了使封建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斗争，不复仇，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这是为了巩固封建制度。所以孔子竭力主张“正名”——每个封建阶梯中的人都自觉地安守自己的地位，不作违反自己等级的任何行为。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就表现了他的基本思想。——这同“争取民主”的观念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
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他的学说中有值得批判地吸收的东西。但是，这同什么“人与人之间要互相承认互相尊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想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道主义精神”硬塞到古人头脑中去，就同想把社会主义思想塞进王充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去一样，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至于把柏拉图这位创立了完整的唯心主义体系的大哲学家叫做主张民主、自由、平等的古代“人道主义者”，这是很奇怪的。读过一点西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柏拉图在哲学上和美学上有他的历史地位，在政治上，他却是站在正在衰亡的雅典贵族党方面，坚决维护奴隶制度和坚决反对民主政体的。他的“理想国”就是一种永恒的贵族共和国。他主张国家以理性为基础，人分为三等：第一等是统治国家的哲学家，第二等是军人，这两种人有合理而高尚的灵魂；第三等是做工、务农、经商的灵魂低贱的人。他主张严格遵守等级制度，并且以为，“国家形式只有一种是完美的——那就是我们的国家”。他痛骂民主政治会“放纵发展成为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这里奴隶和主人的地位都一样”①(见《西方名著摘要》中关于柏拉图《理想共和国》部分。)。显然柏拉图是想把当时濒于崩溃的奴隶剥削制度合法化，把奴隶制度说成是先天性的灵魂高下的必然结果，以此来反对革命，反对“奴隶和主人的地位都一样”的平等观念。这和中国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调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想为剥削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劳而获的生活找一个理论根据。把这样一位政治上反动敌视民主观念的哲学家叫做“人道主义者”，这证明钱谷融先生完全是用“大胆假设”的方法在立论的，牵强附会到了可笑的地步。
钱谷融先生在创造了一种虚幻的“从古以来”就存在的“人道主义精神”之后，就把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受人民喜爱的原因，主要地归于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
我是不是过分推崇了人道主义，过高地估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作用呢?我以为，如果就文艺而论，那么，人道主义精神的作用，恐怕还要远比我上面所说的大得多。
一切被我们当作宝贵的遗产而继承下来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它们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
我们主张批判地接受古典文学遗产，反对割断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但这是为了创新，不是为了复古。社会主义文学和以前一切文学在思想上是完全不同的，它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等等一切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作了彻底的决裂。学习古典作品，是为了“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的借鉴”。没有这个借鉴，在艺术上就不可能达到较高的水平。但钱谷融先生却说成我们之所以要批判地继承古典文学作品，是因为各个时代文学作品思想上都有共同的“尊重人同情人”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文学在思想上也要继承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才能为人民所“喜爱”。这种理论否定社会主义文学鲜明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性，它同实际情况不符，是反科学的。
人民喜爱过去的优秀的文学遗产，是因为这些优秀的文学遗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反映了人民的声音，在政治上带着不同程度的进步性，艺术成就也比较高，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人道主义和作品中永久不变的人道主义起着共鸣。人民尊重自己的历史，热爱历史上一切对社会发展起了进步作用的英雄人物，并不等于历史上的人物都应当作为今天的典范，或者这些历史人物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人道主义”。人民珍视《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珍视《阿Q正传》、《呐喊》、《彷徨》。但并不会把它们看成思想上一样的作品，更不会把贾宝玉、林黛玉作为“人道主义”的典范来学习。人民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是沉浸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用历史的观点来衡量过去的。想把人民群众的历史观点和艺术欣赏变成抽象的“人道主义”，这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统一数千年的文学艺术，当然要失败。
用抽象的“尊重人同情人”的标准代替具体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标准去评价艺术作品，有时会得出根本违反劳动人民利益的反动结论。例如《武训传》，为什么有些人会赞扬它而在政治上犯错误呢?除了用封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去观察人物，站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立场上赞扬了武训之外，也还有些人是因为用资产阶级那种抽象的“人道主义”精神去看这部影片，被武训的“苦行”所感动而犯了错误的。例如当时有一篇文章中就说：“武训善良敦厚，一生行乞，为着一种崇高的理想委曲求全，无条件的自我牺牲，坚持不懈地努力，这都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一面。”这还不是同钱谷融所说的“同情人”的观点一脉相通的吗?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点来看，武训确有一切值得歌颂的美德：“艰苦”、“自我牺牲”、“忘我精神”、同情人、帮助人的“利他主义”……但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上看，武训及《武训传》却是彻底反动的。是的，事情过去五年多了，重提这些教训，只是说明了用超阶级的“人道主义”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其结果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歪曲了历史的真相并颠倒了黑白。在“同情人”、“艰苦”、“自我牺牲”等抽象的口号下，如果抽去了具体的阶级内容，抽去了同情什么人和为什么目的而牺牲，就会变成一个反动思想的防空洞。
把抽象的“人道主义”用到对于作品基本精神的理解上，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和批评家早已说过千百次的旧调子——文学作品主要是表现好人和坏人、“君子”和“小人”的斗争：
历来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也的确都是以赞美和歌颂好人好事，鞭挞和斥责坏人坏事为其职责的。善恶邪正的斗争，成了文学作品的基本主题，而且善总是战胜了恶，正总是压倒了邪。即使邪恶在作品中得胜了，但人们的同情也必然是在善和正一方面的。
听着这种抽象的“善恶邪正”的理论，真好象在听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的说教。这不是开玩笑，西方许多唯心主义的艺术家都从宗教、神学中借用了艺术理论需要的语言。翻开《旧约》中《箴言》那一部分，你可以读到“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而跌倒”、“义人必得善报”、“恶人终不得善报”之类“善恶互论”的“劝世箴言”。这和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的内容倒是颇为类似的。然而这种宗教教义中抽象的“善恶”论麻醉了多少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心!把历史上所有的人分成两类：好人同坏人，这自然是最简单的分类法。但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地主阶级看来，李逵、鲁智深、武松都是“造反”的坏人，在农民眼睛中，他们却是最坚强的好人；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来，林震、黄佳英都是最英雄最有“斗争性”的好人，但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他们身上却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这里，“好人”“坏人”论就显得一筹莫展了。在古代许多作家中，往往为了使“好人”有一条出路而创造出一个违反历史真实的大团圆的结尾，使“好人”得到十全十美的归宿，“正压倒了邪”，“小人”倒楣。然而这个结尾却常常(虽然不是全部)严重地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性，它一点也不使文学作品更“伟大”，反而反映出作者世界观的矛盾和局限性。我们看到很多伟大作品，并不是什么“正总是压倒了邪”、“善总是战胜了恶”，恰恰相反，很多过去时代的伟大作品结局都是邪压倒了正，恶战胜了善。——正是这种结局激起了人民对于反动的剥削制度的痛恨。《红楼梦》是一个悲剧，《水浒》也是一个悲剧，屈原的《离骚》是一曲凄怆的充满悲愤同怨恨的高歌。“善总是战胜了恶”——这在过去历史上只有在革命时代才发生的!“好人”“坏人”也不能包括复杂的社会上各阶级同各阶层的人群，——你能把秦始皇简单地归进“好人”或“坏人”中去吗?你能把周瑜划入“坏人”一类或者把孙权划入“好人”一类吗?抽象的“好”“坏”在复杂的事物面前就无能为力了。
说“文学的基本主题”都是表现“善恶邪正”的斗争，这种不加论证的判断是主观主义的武断。例如《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之类以宣扬大民族主义为基本思想的小说，或者象《老残游记》、《儿女英雄传》这一类既有明显的反动思想又有一定艺术性的小说，都是不能把它的主题简单化地毫无根据地归到“好人”同“坏人”斗争上去的。钱谷融先生是熟悉西洋文学的，那么，象《浮士德》这样凝聚着巨大的时代内容并且充满了错综的相互矛盾的观念的作品，或者象《爱丽思漫游奇境记》、《青鸟》这样的象征性的童话同小说，或者象《罗亭》、《匹克威克外传》这样讽刺性的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的艺术创作，或者象《包法利夫人》同《娜拉》这样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腐朽黑暗同上层社会道德堕落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竟能千篇一律地说是“好人”同“坏人”的“斗争”吗?……如果几千年文学的“基本主题”能够用这样抽象的条文来概括，那一切研究作品“主题”思想的论文就可以全部取消了。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即使是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在涉及到历史领域时，也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不能发现人身上的阶级内容和社会内容。它只能从现象上去判断，不能发现那深潜着的决定人们是进步或者是反动的历史的原因。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时说他“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自己”，他把唯心主义对于历史现象的理解扼要地归结为“在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它对一切的事物都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加以判断，把历史人物分为正直君子和诡诈小人，并认为正直君子照例受到欺骗，而诡诈小人则获得胜利”。除了最后一点——“君子”同“小人”的地位——同钱谷融先生的见解刚好相反而外，分类法同钱谷融先生是完全一样的。这种方法的反科学性早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过了。我们决不想把几千年来的文学的主题思想塞进一个“基本主题”的保险箱里去。唯心主义者崇拜掩盖事物本质的抽象，唯物主义者则对事物进行科学的、具体的分析。只有细致地分析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分析在那个具体的社会生活下各个阶级、阶层的地位，研究什么力量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什么力量又是阻碍历史前进的，什么是新生、发展着的事物，什么是反动的、衰亡着的事物，再研究作者在作品中对各种人物的态度——歌颂或者批判，或者存在复杂的矛盾，研究各种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思想同他们的行动……然后才能够比较符合实际地判断出作品的“基本主题”是什么。
从抽象的善恶标准出发，钱谷融先生进一步否定了人的感情的阶级性，公开翻出了他的底牌——“人性论”：
而且，每一个人既都必有其独特的生活遭遇，独特的思想感情，为什么又不能把他个人的哀乐唱出来呢?假如他唱得很真挚，为什么又不能把他个人的哀乐唱出来呢?只要这个人不是人人痛恨的恶人，一种深厚纯真的感情，不管它是对人的，对自然的，也不管它是对个人的，还是对广大人民的，或者是对国家民族的，都是能够引起我们的赞许的。……而李后主就是不缺乏这种感情的人。抽象地强调“深厚纯真的感情”就是“人性”的同义语。钱谷融先生在其他地方，竭力辩解自己“和抽象的人性论倒是格格不入的”，“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必然是同情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而痛恨压迫者和剥削者的，他必然会站在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一面来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但是在上面一段话里，人们寻不出一丝一毫的阶级论的踪迹。他把李后主当作“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可是难道李后主是“站在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一面来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吗?即使最武断的理论家，大概也不可能从李后主的词中找出站在“被剥削者”一边来反对“剥削者”的“精神”吧，到亡国为止，他还是一个皇帝。那么，把李后主规定成为“人道主义者”以及用抽象的“人道主义精神”来解释李后主的词，不是正同钱谷融先生自己所规定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定义相矛盾了吗?破绽百出，不能自圆其说，是唯心主义者的特色。
上面所引的一段话中，否定了作品中表现时代的先进思想(在今天就是工人阶级思想)的意义，把作品的思想意义归于一种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的“深厚纯真的感情”。它给予“每一个人”表现自己“独特的生活遭遇”以同等的意义，根本否定了反动者站在反动立场上来表现自己的“哀乐”，其结果不是美而是丑这个人人都知道的事实。一个资本家，他的“独特的生活遭遇”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失去了自己的“皮”——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他有一种留恋过去资本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生活的感情，内心对社会主义感到矛盾和痛苦，有对立情绪。如果他“真挚”地把这种“思想感情”唱出来，表现他内心真正的痛苦同不满，难道也“能够引起我们的赞许”吗?不，右派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许会“赞许”它，但工人阶级同劳动人民则坚决反对它，因为他的哀乐同劳动人民的哀乐正相对立。我们决不能“不管”是为谁而乐或为谁而哀，只要唱出心中真正的哀乐就是“深厚纯真的感情”。我们不能够离开阶级立场来提问题。
从创作上看，这种理论的坏影响更是明显的。前一时期，当修正主义理论在文学领域中猖狂进攻的时候，各个刊物上出现了一批表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哀乐”同“独特的生活遭遇”的作品。这些作品，就作者自己的阶级立场上说，也许可算是“真挚”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出发的对于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反对，从资产阶级的道德观点出发的对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反对，从极端自由主义同无政府主义情绪出发的对于民主集中制的仇恨同诋毁，都很“真实”地反映在作品中了。这种作品之大批出笼，自然有它的社会原因，但是，只要写出个人的“独特的遭遇”和“真情实感”就是好作品的理论，的确也助长了某些人主动地放任和发展自己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把毒草当成香花。实践是一切理论的试金石，资产阶级倾向的作品遭到广大人民的一致批评，就证明了钱谷融先生把“个人哀乐”放到阶级感情之上的理论的破产。
从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任务看，我们今天要培养共产主义的新人，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抽象的形式下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性，不管是来自理论或者资产阶级文学作品，不但不能培养共产主义的个性，并且还用资产阶级意识毒害人民，培养反社会主义的个性。我们要教育青年成为对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却把青年引向蔑视集体、蔑视群众的个人主义，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对立，有的就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毒害下，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这是事实。
请看这一段文章：“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论“文学是人学”》)。“至善至美”“崇高”……都是很漂亮的形容词!可是，如果相信了这种理论，那就立刻同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当然就要贯彻阶级斗争的观点，这就同抽象的“至善至美的境界”不符合了；钱谷融先生要文学为“全人类”服务，怎么还可能去同人类当中的剥削阶级作斗争呢?无产阶级必须解放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才能解放自己，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才能真正代表全人类的利益，而抽象地说全人类的利益却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人，其实只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无产阶级文学要传播革命思想，根本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但钱谷融的人道主义却只要“改善人生”就够了，“改善”两字很重要，只求“改善”而不求革命，劳动人民是不可能摆脱痛苦境遇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基本推动力”是共产主义世界观，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但这种抽象的“改善人生”把古今中外“一切艺术”都包括在内，那么，资产阶级文学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当然也可以算作一种“崇高的理想”了。青年们相信了这套理论，就会发展自己的个人主义，脱离党、脱离劳动人民，最后走向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相对立，而当他走上错误道路之后，还以为自己是在为一种“崇高的理想”而奋斗呢!
在我们阅读资产阶级古典文学作品的时候，要批判地去认识那些作品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决不能被抽象的什么“至善至美”所迷惑，看不清它的阶级本质。我们的“崇高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这个伟大理想而奋斗。任何资产阶级思潮，都阻碍不了、动摇不了、模糊不了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向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迈进。
把以上的问题弄清楚之后，才能弄清楚钱谷融先生反对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的实质。
文学反映现实同描写人，本来不应当是对立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存在，人生活在社会中，工作在社会中，行动在社会中，离开了社会，就没有我们称之为人的那种人。自从进入人类社会之后，人的本性就是被人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在阶级社会中主要是由阶级性所决定。不可能有离开社会的纯粹的个人生活，个人的生活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离开了现实——社会生活，既不可能理解人，也不可能描写人。
但是钱谷融先生的“人”，却并不是生存在一定的社会同阶级中的具体的人。从他的体系出发，“人”就只有两种：“好人”和“坏人”。他认为生活中也是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从古以来”就存在的人道主义精神，创作的目的就是要表达这种人道主义精神。那么，当然用不到什么反映现实，只要把“尊重人、同情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表达出来就够了。所以争论的实质主要地还不在于写人和反映整体现实的关系上，主要地是在于对人的看法、对人的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关系的看法上。
钱谷融先生说：
人和人的生活，本来是无法加以割裂的，但是，这里面有主从之分，人是生活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反过来，你假如把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生活本质，作为创作的目标，那么，你不但写不出真正的人来，所反映的现实也将是零碎的，不完整的，而所谓生活本质，也很难揭示出来了。
人和人的生活真有“主从之分”吗?人的生活就是生活中的人。世界上没有无生活的人。人从娘肚子里来到世界上的第一天，就投进了生活的河流中。离开了人的生活，剩下的就只有成为医学和解剖学对象的生理性的人。例如写一个工人，也就是写工人的生活，他在车间的劳动，他的家庭，他的社会活动，他的友谊和爱情，他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他过去的生活的历程，他对于未来生活的愿望……这些难道都是从属于“人”的非主要的东西吗?试问把这些次要的“生活”都当作“零碎”的东西删掉，那么还有什么人存在呢?如果没有人，哪儿去找这种玄妙的真空“生活”呢?把人和生活这个对立的统一体说成是“主从”的关系，这简直近于玄学。只有一个解释才能说得通：钱谷融先生的没有生活的居于“主”要地位的“人”，是“从古以来”就存在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幻影，是从现实生活外面进入生活而又支配着生活的一种力量。没有血肉，但是永远在纸上摇晃着……
全面地了解人的现实生活，才能够做到深入地了解人；决不是倒过来，孤立地、抽象地说，“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今天如果不全面地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上的变化，不了解社会生活的全部丰富性、矛盾性同复杂性，就很难刻划出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典型人物正是丰富的社会现象在有独特的个性的人物身上的缩影，如果不从反映现实出发，就很难创造出典型来。
生活中存在客观的规律性。社会主义文学在思想上高出于以前一切文学的地方之一，就是自觉地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过程，指出明确的方向。孤立地离开社会的发展去强调写人，就可能产生歪曲现实的作品。胡风就是抽象地强调写人，说什么人“产生了”客观规律，“任何人都是一个典型”。胡风的理论是要作家离开对于现实生活中客观规律的认识，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主观”去写人，把人置于作家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燃烧”中，创作出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作品。从批判胡风反动文艺理论中，这个教训是应当接受的。
我们提倡作家全身心地、长时期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参加劳动锻炼和阶级斗争的锻炼。把一个工人请到书房中来，“抓住了”他，要他详细谈自己的一切，把它写下来，这才是“写不出真正的人”来的，即使你对这位工人的脸型刻划到逼真的程度，你还是写不活他，因为你不了解不熟悉他的生活，因而也就不熟悉这个人的全部的性格，或者仅有抽象的概念。只有到生活中去，在参加各种斗争当中，亲身经历各种生活场面和斗争场面，你才能够真正地把握了他的性格——把握了“人”。
我们是赞成充分重视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创造的。创造新英雄人物的形象一直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任务。忽略了对人物性格深刻的刻划，忽视了表现广阔的生活画面和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就会使作品产生枯燥和不生动的缺点。我们不同意的是钱谷融先生把写人同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对立起来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恰恰妨碍我们去创造出鲜明的劳动人民的英雄人物的形象，使我们写出来的“人”都是离开现实斗争的、披着劳动人民外衣而有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离开了社会去写人，或者会走向“为个性而个性”的艺术至上主义，或者会走向专门去描写琐细的无意义的庸俗生活的自然主义。——这两者，我们都是反对的。
资产阶级人性论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论，作为一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要求个性解放、要求自由地发展资产阶级人性的思潮，是从五四运动前后输入中国来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①(《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93页。)人道主义、人性论思想，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基本思想之一。如果说，在文化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它在一定程度上还起过某些反封建的进步作用，那么，到第二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特别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的革命深入时期，随着统一战线中的右翼和无产阶级决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趋向反动，资产阶级“人性论”就变成和左翼文艺运动完全敌对的思想。每当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人性论”总是成为阶级敌人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武器。三十多年以来，“人性论”只在一个短促的时期内起过某种程度上的进步作用，而在此后整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扮演的却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敌对的角色。
为了了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来龙去脉，我们想暂时离开钱先生的文章，对它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上的表现，作一个简略的历史的回顾。
最先明确地提出“人的文学”和“人道主义”的，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出版的第六号的《新青年》上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这篇文章认为：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中国讲到这类问题都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周作人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他认为人道主义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思想，中国四千多年来没有解决“人”的问题，因此今天要从“发见人”去做起，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所谓“发见人”，也就是“把人当作人”“解放人性”的意思。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他所提倡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博施济众”的慈悲主义，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人道主义是以个人为中心，提倡个人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和个人“人性”的绝对自由。人道主义不应先从大众的利益出发，而应先要“从个人做起”。“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他又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中国早期人道主义和“人的文学”的提倡者，毫不掩饰自己理论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并不把人道主义认为是“从古以来”就存在的思想，也不想把什么“反对剥削”之类加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里去。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目的，是想按照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方向来发展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走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但是中国革命运动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理论和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立的。“人道主义”理论对于祖国的文学遗产也采取了错误的否定一切的态度。周作人把《西游记》、《水浒》都列入“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和平”的“非人的文学”之内，他实际上把中国过去一切优秀的具有民主性的精华的民族文学遗产，都同糟粕一起否定了。这种“全盘西化”的主张，反映了人道主义理论是带着浓厚的资产阶级的色彩，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西方运输进来的理论，同中国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敌对的。
一九二○年，康白情在《新诗底我见》中，把上面的理论运用到诗歌上，提出了诗人的任务是“完成我们的人格”。他说：“推到诗坛，要得高雅的作品，先要诗人有高尚的理想，优美的情绪；要得他有高尚的理想，优美的情绪，先要他有高尚的人格；要得他有高尚的人格，先就不可不让他作人格底修养。……人格底修养没有什么，只是要发展一个绝对的个性罢了。”①(《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集，第337页。)这就把文学的意义归结到“发展一个绝对的个性”。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一九一九年三月写下了《孔乙己》，四月写下了《药》，一九二○年创作了《明天》和《一件小事》，这些都尖锐地揭露了中国统治阶级的黑暗同无耻，歌颂了劳动人民高贵的大公无私的品质，鼓吹了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鲁迅当时还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但对照着鲁迅的创作同杂文，立刻可以看出那种要“发展一个绝对的个性”的“人性论”不仅与火热的现实斗争完全隔绝，而且根本缺少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内容。这种理论在当时已没有进步意义。它引导新文学离开人民的斗争，钻进“人格底修养”的蜗牛壳中。
中国新文学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迅速地前进着。许多党的领导同志都向文学工作者提出政治上的号召。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十期上，就明确地提出了文学是鼓动被压迫人民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斗争的“最有效的工具”。发展到一九二三年，就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萌芽。郭沫若在一九二三年五月间写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提出了“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更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九二六年郭沫若在《洪水》第十六期《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进一步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文艺的任务是表现个性的理论。他说：“在现代的社会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由好讲，讲什么个性，讲什么自由的人，可以说就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要实现真正的个性首先要把这“有产的社会打倒”。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他又提出：“无产阶级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学家点醒出来，无产阶级的苦闷要望革命文学家实写出来。要这样才是我们现在所要求的真正的革命文学。”①(均见《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编第3节所引。)明确的阶级观点的提出，对于抽象的“人性论”“个性论”的批判，表示着马克思主义同文学运动开始具体结合，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初步的成形。接着，鲁迅从一九二七年的血的教训的启示中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中，也从进化论的观点跃进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那时到一九三○年左联的成立，文艺运动已经形成了一条在党领导之下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
随着资产阶级右翼和大地主阶级勾结起来成为反革命派，随着资产阶级从统一战线中叛变出去，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大都变成了政治上的反动派。他们躲在国民党的指挥刀下，在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这个目标上联合起来，办起了杂志，摆出了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向年青的无产阶级文学发动了进攻。他们用的武器也就是这个人性论。于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斗争，就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
鲁迅驳斥梁实秋的“人性论”的名文，如《“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大家都已知道了，我们不再加以引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梁实秋用来反对阶级论的中心点之一是反对从政治标准来衡量文学，提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这同钱谷融先生把“人道主义”作为衡量古往今来一切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标准”，除了名词上的区别之外，实质上是一样的。
钱谷融先生不是问么：“每一个人既都有其独特的生活遭遇，独特的思想感情，为什么又不能把他个人的哀乐唱出来呢？”鲁迅一针见血的话就是很好的回答：
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164—165页。)
在一九三○年左联成立后不久，由国民党特务文人主办的《文艺月刊》的创刊号上，由“本社同人”写的一篇发刊词中，也用反动的“人性论”来反对文学的阶级性。这篇文章的特点，是用抽象的“人道的曙光”和“真实的人性”来反对文学的阶级性：
……文艺是人性自发的最天真的冲动……文艺家是时代的预言者，是灵魂的冒险者，他具有纯洁无私的热忱，超越一切的敏锐的感觉，透视一切的犀利的目光，热烈的丰富的情绪和想象；他能深刻的了解自己的痛苦，同时又最沉挚的怜悯社会的沉沦；他有希求社会向上的一颗热烈的心，……当人们憔悴呻吟于暴君污吏的虐政之下，文艺家已代表许许多多被灾难的同伙们，放声号哭了：当人们正在绝望颠沛，怅惘于无边的恐惧时，文艺家又替人们举起了智慧的火炬，推开了禁锢的隔膜，预示着人道的曙光了。……文艺家自有其独立不移的真实的人性，文艺所要求的，是忠于人性的描写，文艺家的修养，就在如何发挥真实的人性，文艺家的责任，就在如何可以把这真实的人性用纯粹的艺术方式表达出来。①(《达赖满Dynamo的声音》。《文艺月刊》(创刊号)。)
这一段也许引得长了一点。但这段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人性论”好似一张底片，揭出了经过了精巧的画笔加工的人道主义论的真实面貌。只要看一看，这段文章是如何用“纯洁无私的热忱”、“热烈丰富的情绪”、“希求社会向上的一颗热烈的心”等等抽象的美丽的词汇来反对文学的阶级性；如何用“文艺所要求的，是忠于人性的描写”等等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新文学运动进行疯狂的咬噬，就足够地说明了人性论的反动性。只要看看从“真挚的同情”中竟引出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把苏区被打倒了的地主恶霸说成是自己的“兄弟”，发疯似地诬蔑说他们“一个个都被践踏在地狱的底层，听他们如牛马一般地役使，当猪羊一般地屠杀，……”以及一连串穷凶极恶的话，就可以知道这种主张“人道的曙光”的理论在美丽的画皮下隐藏的是何等狰狞的一个恶魔。它代表的是中国最反动的阶级——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如文章中所自己表明的，国民党反动文人要提倡以人性论为中心的文学，其目的是疯狂地反苏反共同反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旗帜”——它是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死敌。
回顾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当我们知道这种理论、这套华丽诱人的词句在民主革命敌我斗争最剧烈的时期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尽过什么任务，我们就决不会被任何花言巧语所迷惑了。
到一九三三年，梁实秋在受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界致命的批判后，还顽强地坚持着他反动的“人性论”，说什么“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的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阶级性之表现”①(《文学月刊》，1933年第3卷第7期。)。正如我们在去年春季的某些宣扬“人性论”的文章中所看到的，梁实秋所一再坚持的，是人的“喜怒哀乐”的“常情”是没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在论证问题时常常用形式主义的方法，用形式上的类似来掩盖内容上的本质区别，把“喜怒哀乐”变成一种纯粹生物性的感情。梁实秋之后又有胡秋原，在《阿狗文艺论》一文中，他提出“人道主义文学”来反对革命文学运动，并且提出文学应当表现什么“高尚的情思”，——它受到左翼作家们的迎头痛击，被彻底粉碎了。
到了抗战时期，“人性论”又忽而同国民党反动派所提倡的“民族文学”结合起来，成为和党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争夺政治思想上的领导权的一种理论武器。一九四二年，国民党的文化特务头子张道藩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篇长文，明确地提出文学要为国民党反动政治和“最高国策”服务的主张，并且提出了“民族文学”的反动口号来反对“鼓励阶级斗争”的“普罗文学”。张道藩的反动文章中针对着反动派们最头痛的阶级论，提出了“仁爱为民生的中心”作为文艺的“四条基本原则”之一，提倡一种对一切人都要“仁爱，平等，服务，牺牲”的精神，“劝导”文艺家“对资本家绝不能取仇恨的态度”，还发了一通胡适早就说过的什么“我国社会，阶级的意识非常薄弱”之类的胡话。于是，徐中玉就抓住这一点为国民党反动文学理论捧场。他首先把人性作为民族文学的“根基”提出来：
人首先是一个人，因此他首先有人性，或首先须有人性，然后他是一个民族的分子，于是有了民族性；最后他是一个世界的分子，乃便有了世界性。……文学作品中民族性与国际性亦就要以作品中表现的人性为根基。凡是愈人性的作品，也就是愈民族性的，同时也就是愈国际性的。①(《文艺先锋》，第1卷第6期。)
把“民族文学”自然而然地归结到人性的文学，可以说是为“民族文学”的理论觅找一个在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看来是比较牢固的“根基”，容易博取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情。徐中玉的逻辑是荒谬绝伦的，“他是一个世界的分子，乃便有了世界性……”以这种方法，可以推论出“他是在太阳系中生存的，所以他有太阳性，他也生存于银河系之中，于是他也有银河性，……”等一长串令人笑痛肚皮的话来。徐中玉连人同狗、猪、老虎、蝗虫等动物的区别也不承认了，我们可以说“猪首先是一条猪，因此它首先有猪性”，但说到阶级社会中的人，则因为他阶级地位和时代环境不同，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同“猪性”“狗性”一样抽象的、纯生物性的人性。当然徐中玉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进一步鼓吹抽象的、忠于蒋介石统治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的文学论的“出发”点却又是“人道主义”：
新的爱国主义出发于仁爱的人道主义，就是在高喊以自己国族的利益为前提时，也可解人类的整个世界，与人类最高的义务。①(《文艺先锋》，第2卷5、6期合刊，1833年6月出版。)
这“仁爱”正是张道藩提倡的“民族文学”四项原则之一。把爱国主义的出发点归结于抽象的人道主义，其目的是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否认爱国主义感情包含的阶级内容，要人民对蒋介石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的反革命统治也去讲“仁爱”，麻痹广大人民对蒋介石反动的“国族”即四大家族的仇恨，以“仁爱”来掩盖对反动统治斗争的必要性。“人道主义”又变成了大资产阶级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的一种工具。要单方面讲“人道”是世界上最不人道的理论，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中国，它是反动派的一块遮羞布。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批判了“人性论”，从阶级分析出发，指出“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当时的延安，“人性论”还有一定的市场，并且充当着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角之一。丁玲、艾青在那些反党的杂文中都利用了“人性论”。王实味也抬出“人性论”来，用“爱”“温暖”之类阴险地煽动一些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党。这决不是偶然的。他的祖宗托洛茨基就要求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文学中学习资产阶级的“人格”和“热情”。正如周扬同志在《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一文中指出的，王实味的“人性论”的目的是要在美丽的词句下来诬蔑革命队伍中的人都是“肮脏黑暗”，只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性才是“纯洁光明”，他的“人性”是用来扼杀无产阶级人性的一只毒手。
解放战争时期对于萧军反动思想的批判，内容之一就是“人性论”。萧军打出“真挚，热情”的假面具，说什么“对于人类的思想，行为……首先也要求真”，他就用这个超阶级的“真”把《文化报》上那些毒辣的反党文章说成是“真实地闪露了一些青年们、知识分子们……欢喜和悲哀、欲望和追求”①(见《古潭里的声音》之三。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文学爱好者们，了解历史上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论曾打出过什么旗号，用什么伪装自己，实在很有必要。懂得了历史，就会识别那种鼓吹文学只要写出人的“欢喜和悲哀”，只要“真实地写出自己的感受”，只要写出“能感动人的个人命运”就行这一类的理论的实质，不至于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这“真”也就是“人性”的化身。只要“真”就是好的，那反动派镇压人民的“真实”感情也就是“真挚”的感情了。他同胡风一样的鼓吹反动的“真诚论”——“真诚啊!——人生中一切源泉中，这最甜美的源泉啊!”他狂喊着，把肮脏黑暗的反革命思想叫做“真诚”的“大勇主义”。他认为一切好的文艺作品都是“显示出”一个超阶级超时代的“水晶的灵魂，纯底身和心”(《大勇者的精神》)。他把自己反劳动人民的最无耻的极端个人主义，也当作“水晶的灵魂”。萧军反动的“人性论”同他极端自私自利的带着封建流氓色彩的个人主义思想结合之后，就成为他为卖国贼蒋介石辩护的工具了。他赤裸裸地替敌人说话：“曹丕与曹植是亲兄弟，人民和蒋介石也不能说是例外吧，因为今天还不能找出证明来，指出蒋介石不是中国人。”这时候，这位野心家的“人性论”已经成为使敌人一切兽行同罪恶合理化的辩护士了。
萧军也和钱谷融先生一样，提倡一种“互相尊重”、“自尊尊人”、“在人格、精神、情操上……提高自己，提高人”(《政教杂谈》)的人道主义。人性论者都喜爱弄一个抽象的道德标准，毫无例外。然而“尊人”却“尊重”到蒋介石身上去，这就足以说明萧军卖的是什么货了。请看高唱人道主义的铁托之流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残酷地扼杀民族解放运动而无耻地“尊重”美帝国主义的意志，就可以懂得为什么最露骨的反动理论也要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
在国民党统治区，在黑色的特务文学中，“人性论”又同最反动的特务头子陈立夫的发臭的“唯生论”结合着，说什么“社会集团”(即阶级)的构成没有社会内容，“根本是一种生物学的事实，它是受着生物学法则的支配”。以及什么“这种生物的社会集团在现今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国族’”，“我们同生在一个国族中的分子，因为遗传的血统相同，所以心理的构造和思想的方式也相同，从而所表现的特点也相同。……”①(见《文艺斗争》第104页所引的青年党办的机关刊物《青年中国》上的文章。)这一类把人当作动物来抹杀阶级对立的梦呓，同日暮途穷即将崩溃的反动统治一样，已经发散着一种腐烂的气味，任何理论都从这种特务文学中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血统”“国族”之类的法西斯的叫嚣。很快地，这种送葬文学在大革命的巨浪下一下子就被卷得无影无踪，以至于如果不去翻资料，很少有人知道“人性论”在那时变成为特务哲学同特务文学的“根基”。……
以上是一点简单的历史的考察。虽然简略，但已经可以知道资产阶级“人性论”在中国卅年革命斗争中所起的反动作用。这样做，只是为了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一种社会思潮的历史根源和它的阶级本质，并不是从政治上把钱谷融先生的文章同那些文章等同起来。看过了以上的材料再去看钱谷融先生的文章，就会发现从思想上说，钱谷融先生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他只不过叙述得更现代化、更富有折衷主义的技巧而已。他文章中一切基本论点，以前的“人性论”者都已重复过多次了。
胡风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精神”狂热的鼓吹者。胡风用“人性论”反对文艺的阶级性，用人道主义精神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论就是常常用“人道主义精神”出现的，他在向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屈膝跪拜时，头上也供着“人道主义”的牌位，仿佛人类一切伟大的思想感情到那些资产阶级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为止就已经结束了。至于无产阶级感情，那是“冷冰冰”的“机械论”，那是“刀子”，谈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时，胡风及其一伙人是切齿痛恨的。……这些，读者一定不会忘记。这里，我只想略为重提一下胡风的“人道主义”论：
社会主义的根本精神(或根本法则)，如斯大林所特别加以阐明的，是对人的关怀，人类解放的精神，人道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文艺是写人的，如高尔基所说的是“人学”。脱离了这个精神，就不能在“真实性”上写出人来。这，是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中宝贵的成果的，过去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关怀人、解放人、发展人、创造人的现实，这个现实，要求社会主义精神底发扬……民主主义的人道主义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①(《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第14页。)
彻底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内容，但偏偏要装做“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摆脱不了的矛盾。为了把这个矛盾模糊和掩盖起来，胡风就用上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胡风笔下“社会主义精神”几个弯子一转就“阐明”成了“人道主义的精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灵魂也就被偷换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了。在继承传统的幌子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决定作用被取消了，无产阶级文学同资产阶级文学思想上的本质区别被抹杀了，“人道主义”成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精神”，无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专政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胡风同现代修正主义者那套彻头彻尾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理论，是完全一样的。“民主主义的人道主义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发展”两字，是假的，空洞的，本质上还是“人的关怀”等等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东西。胡风还用“人道主义”作为他的“写真实”论的基础，可见这两种修正主义的文艺理论最后还是会携起手来。
冯雪峰也是一贯地坚持资产阶级人性论的。
在《有进无退》第142页上，他这样论述艺术和政治、艺术和作家的思想的关系：
政治，首先就是现实人生的更高更强的实践与表现；而真实的标语口号，一般地也总是政治纲领的扼要的揭露，或历史实践任务的具体行动的标志……如果以这样的政治的、人生的生命，作为艺术的生命而创造出艺术来，那就是属于最为高级的艺术，如辉煌的伟大革命诗人或作家所完成的那样。但我们的所谓“标语口号”派，却未能拥抱到这样的生命的毫末；……
上述这段话中，冯雪峰根本歪曲了“政治”的意义，把阶级社会中作为阶级斗争表现形式的政治活动说成是什么玄妙的“人生更高更强的实践与表现”。政治，为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利益而斗争，为维护或变革这种或那种生产关系而斗争，本来带着鲜明的阶级色彩，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家，都带着不同的政治目的。反动政治家的“人生”越“高”越“强”，则其对于被压迫人民，对于历史前进的危害同阻碍就越大；革命的政治家革命的意志越坚强，政治思想水平越高，同人民群众联系越密切，则革命的胜利也就越快。但冯雪峰却把一切政治活动客观的阶级内容抽去，而说成是什么“人生……的实践与表现”，这就把政治活动曲解成一种内在的人性的强力冲动。
同样，对于艺术，冯雪峰也抹杀了艺术的阶级性，而看成是抽象的“人生更高更强的实践”在艺术上的表现。一切在于作家内心有一种超阶级的“人格力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现实人生的实践”的“拥抱力”或“精神力”。作家内心超阶级的“人生的生命”决定艺术品的价值，“最高级的艺术”也就是“最高级”的“人格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创造”。试问这种理论，和把艺术说成是作家“高尚的人格”的表现之类赤裸裸的“人性论”有什么区别呢?
在创作方法上，冯雪峰提出“肉搏”：
谈到现实主义的肉搏，那就不容存在有某种的隔离或虚伪的态度，不能不真实地深入现实的社会生活和斗争，而在斗争的烈火中也不能不烧焚着自己，又生长着自己，就是：我们无所假借地用了自己的生命去肉搏，于是也从用生命的肉搏中获得自己和艺术的生命。①(《论艺术力及其它》。《有进无退》，第180—181页。)
这些念都念不顺口的句子带着神秘的色彩，它的实质是把艺术创造归诸于个人生命的自我扩张。从自己的“生命”的“肉搏”中去获得创作的源泉，也获得自己的生命。如果说，早一阶段的“人性论”公开地把文艺创造看作作家内心超阶级的“人情”、“人性”、“人格”、“人道主义精神”、“真挚的同情”……等等在文艺上的表现，以此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对抗，同文学艺术的阶级性相对抗；那么，到了混入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胡风、冯雪峰手中，这种“人性论”就变成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下出现的修正主义。它在伪装下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用“肉搏”、“焚烧”、“突击”、“拥抱”等等字眼，给“人性论”装上了战斗的刺刀和富有煽动性的面具，并且在“现实主义”的旗号下来迷惑更多的人。
冯雪峰阴暗的社会思想中，“人性论”也表现得很明显。例如在《论友爱》这篇长文中，他就说：“而在根本上，人最先要追求的只是广大的人类的友爱”。我们知道，强调抽象的全人类的“爱”正是“人性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把“友爱”的要求放到人民的革命要求和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要求之上，在社会发展史上是根本说不通的。他在论述友爱的根源时说：“友爱的根本精神是在社会生活中，根基于人的向上进取的意志和人类爱，追求着知心，同志，及那由理解，信任，挚情而生的快乐。他是人的忠诚的归复，然而又是精神的一种解放和进取。”用“人的向上进取的意志和人类爱”来解释各种包括友爱在内的社会关系及社会意识，是一切唯心主义者重复了千万遍的老调。这样的解释就把社会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看成是一种意志力量决定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符合规律的结果；用一种抽象的意识去解释另一种具体的意识，而不是把意识看作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友爱”，其实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另一个化名。友爱的阶级性，朋友关系同社会生产关系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同的立场、观点的人对待友爱的不同的态度，当然都被冯雪峰抹杀了。如果友爱是“根基于人的向上的进取心”，那么，人的“向上的进取心”又根基于什么呢?为什么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对于“向上的进取心”有不同的理解?为什么有的“进取心”得到历史承认而有的进取心则碰得头破血流?冯雪峰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他的杂文没有科学的分析，只有他个人主义的“主观”在那里“天马行空”似地狂奔。
冯雪峰不是劝《诗刊》编辑人把它编成十九世纪刊物的样子么?是的，十九世纪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他希望的充满“人道主义”或“人类爱”的文学，正是一种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文学，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感情水火不相容的文学。这种企图，当然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铁墙下碰得粉碎的。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很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往往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等等出发来参加民主革命的。他们要求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性离开封建束缚充分发展的自由。这是人性论或人道主义论的社会基础。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学运动的总方向是无产阶级的方向而不是资产阶级方向，于是革命队伍中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无产阶级人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性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学上就形成了一条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为了维护资产阶级人性和反对无产阶级人性，为了使文学变成表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工具，“人性论”就一再地在各个革命时期出现，成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角之一。阶级论和“人性论”的斗争也成了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
“人性论”在历史上曾经以最繁复多样的形式出现。“真实的人性”，“人道主义”，“人格”，“生存的本性”，“爱”，“高尚的情思”，“主观战斗精神”，“对光明的拥抱力”，“向上进取的意志”，“真挚的同情”……变化的多样说明了，这种理论是相当顽强的。每当它采取一种新姿态出现的时候，往往也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文学上的论争尖锐化的时候，它也就会俘掳住某些在阶级斗争中动摇、倒退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今后，没有根据说这种理论绝对不会再用某种新形式出现。彻底清算过去，可以使我们不会在它任何一种伪装面前迷惑。
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同“人道主义”论是从西方输入的。它带着浓厚的洋教条的气味，开口雨果、雪莱，闭口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如果有时说到几句中国，那也是做陪衬。“人性论”者是以攻击“教条主义”著称的，可是他们恰恰都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死抱住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理论中的几个概念，不分时代、不问内容地乱套，根本不对文学现象同社会现象作认真的具体分析。我们不但批判这种理论，也批判这种抽象空洞的论证方法。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伪科学是站不住脚的，洋教条也只能暂时以“博学”的引证来炫惑人，它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也经不起科学的批判。
“五四”以来，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传来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些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的理论并未受到彻底批判。今天在有些深受资产阶级理论侵蚀的人身上，老一套的资产阶级观念还严重地束缚着他们的头脑，使他们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以为外国的一切都比中国好，生搬硬套，背诵教条，不能完全走上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学的道路；并且一有机会，就会流露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留恋，在大风浪中动摇不定。
批判“人性论”，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还是比较容易的事，困难的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真正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人性。这需要长期的劳动锻炼同阶级斗争的锻炼，决不是空口说白话所能达到的。坚决地同一切宣扬资产阶级人性的理论划清界限，坚决地同一切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论划清界限，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抛弃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性的迫切性及尖锐性，彻底改造自己。——这就是从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中所能够和应该接受的积极的教训。
1958年1月写，3月改
来源： 姚文元《文艺思想论争集》，上海作家出版社，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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