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4-0 作者：姚文元
姚文元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出发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一条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
走第一条路，就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革命的过程中逐步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决心抛弃资本主义的道路，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走第二条路，就是顽强地抗拒共产党的领导，顽强地固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不愿意改造自己，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是走上了前一条路或正在走前一条路的；在大风浪中出现的那批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右派，是走后一条路的，大名鼎鼎的艾青，也走上了后一条道路。
在民主革命时期，艾青在某些方面比丁玲走得远些。抗日战争初期，他曾经写过一些较好的诗歌，表达了人民抗日的热情。然而由于艾青的基本方向是资产阶级的方向，他的一切诗歌都是围绕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轴心而旋转的，所以革命越前进，越是接近社会主义，他的进步性积极性就越缩小。到了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天下，艾青的积极性就不但等于零，而且转化为反动性了。
分析这样一个“诗人”的思想历程，可以增长我们的社会主义觉悟，知道许多世事，并且从他身上取得深刻的教训。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被有的人称为“真正的诗人”的“真正”的面貌吧。
当《大堰河——我的褓姆》、《芦笛》、《马赛》、《巴黎》等诗篇出现在一九三三年的中国的时候，它们的确是新诗中比较杰出的花朵之一。在这些诗歌中的中心思想，是对于帝国主义和黑暗的不自由的中国社会的憎恨。这种憎恨和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憎恨是一致的，因此它一出来，就在文学界引起了反应。在这一点上，艾青的诗歌显出了它的时代意义。
但是在估计这些诗歌的意义的时候，有些人却没有看一看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艾青的出发点，因而便不能做到在分寸上恰如其分，把它的作用夸大了。
晓雪同志在《生活的牧歌》这本书中，把艾青写成一个在当时诗坛上独一无二的英雄——至少也是稀有的天才之一。他把艾青的出现渲染成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我们文学的河床里奔涌着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逆流，我们的诗坛上飘散着世纪末的颓废伤感的靡靡之音……
就在这时候，青年诗人艾青唱着忧愤的沉洪的生活之歌走上现实主义的诗坛。
事实上，当时“文学的河床”里决非象晓雪所描写的那样糟，好象艾青出来之前只剩下形式主义在猖獗。一九二七年之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经形成了一条路线，以鲁迅为首的年青的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纵横奋战，把一切反动文学打得落花流水，决非那些形式主义的靡靡之音还在文学领域中占绝对的领导地位，要等到艾青出来才把它们的气焰压下去。只有漠视历史的人才会否认这个毛主席讲过不少次的事实。
晓雪只举出诗坛中资产阶级唯美派、现代派等等那一面，作为整个诗歌领域中唯一存在的倾向。事实上，早在艾青出现之前，思想上远远超过艾青的无产阶级诗歌就出现了，殷夫(一九○九至一九三一年)就是最杰出的代表。鲁迅曾对殷夫的诗作了很高的评价，并说“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殷夫的诗描写了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响亮地喊出无产阶级震天动地的声音。可惜他死得太早了。
郭沫若在一九二八年出版了诗集《恢复》，诗集的许多诗篇中都已经表现出鲜明的无产阶级的倾向。郭沫若热情地歌颂了上海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充满信心地唱道：
我们有的是这样勇敢的工人，
我们有的是这样坚强的意志，
不管目前的斗争是成还是败，
我们终会得到的是最后的胜利!
还有好些别人的诗歌中都出现了最初的无产阶级的声音。在这些诗歌中，对于帝国主义的憎恨是和对于资本主义的憎恨结合在一起的，对于祖国前途的信心来源于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信心。郭沫若在《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一九二八年作)中就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应当“和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和亲”，“应该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盟”才能解放自己，伟大的力量来自“五百万众新兴的产业工人”和“三万二千万以上的贫苦农夫”，这力量是能把旧世界爆为粉碎的炸弹。而艾青在一九三三年写的诗中，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憎恨是因为什么呢?——
我从你彩色的欧罗巴
带回了一支芦笛，
同着它，
我曾在大西洋边
象在自己家里般走着，
如今
你的Alcool是在上海Sǔretè里，
我是犯了罪的，
在这里，
芦笛也是禁物。
但我要发誓——对于芦笛，
为了它是在痛苦的被辱着，
我将象一七八九年似的
向灼肉的火焰里伸进我的手去，
在它出来的日子，
将吹送出
对于凌侮过它的世界的
毁灭的咒诅的歌。
这是一个崇拜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因为个人受到损伤而发出的憎恨、孤傲的高歌。在欧洲大西洋旁边，艾青懂得了资产阶级革命，拾得了歌唱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芦笛。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下，连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被压迫的“禁物”。艾青个人主义的自由和反动派发生了强烈的抵触。艾青希望中国来一个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为发展自己的个人主义的自由开辟道路。他对帝国主义、旧世界的憎恨是由于一种强烈的个人受侮辱的感觉，没有任何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内。所以他的最高理想是一七八九年，而不是一八七一年。为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统治，这就是艾青的基本出发点。
正因为这样，在他早期的诗中便已可看见一种奇怪的现象。在象《春》、《煤的对话》这些优秀的诗中，我们看见了对于人民力量的信心；但在《透明的夜》一类的诗歌中，出现的却是阴森的野蛮世界，给人以反动的恐怖感：——
酒徒们，走向村边
进入了一道灯光躺开的门，
血的气息，肉的堆，牛皮的
热的腥酸……
人的嚣喧，人的嚣喧。
…………
油灯象野火一样，映出
牛的血，血染的层夫的手臂，
溅有血点的
屠夫的头额。
描写血腥，描写胡风分子们后来称之谓“原始的强力”的疯狂性，表现出艾青心中有一种异常阴暗的东西。这是狂热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一种冷酷残忍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相化合的产物。用以描写人民，就一定会歪曲人民。当他在某些方面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影响时，他写出了较好的诗，但当他完全放任地流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就成了阴暗反动的东西了。
抗日战争初期，当阶级矛盾退居于次要地位而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时，在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的感染下，艾青写出了他的成名作《向太阳》(作于一九三八年四月)。这首诗以及其他一些反映抗日人民激情的诗，给人以光明的奋发的感情，这是千万人民抗日的声音在诗中的反映。然而，在我们作这种估计的时候，仍然应当清醒地看到，艾青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出发的，他的立场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从开头一段“我起来——象一只困倦的野兽，受过伤的野兽”，就可以看出艾青的出发点还是“我”。他的代表光明的太阳，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个化身：——
太阳
它使我想起 法兰西 美利坚的革命
想起博爱 平等 自由
想起 德谟克拉西
想起 马赛曲 国际歌
想起 华盛顿 列宁 孙逸仙
“列宁”、“国际歌”在这里只是一个装饰品。艾青所热烈歌颂和追求的还是法兰西、美利坚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博爱 平等 自由”的口号，不是苏联，不是十月革命。他以为抗战胜利后将会有一个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这个社会能给艾青发展个人主义、满足个人欲望以完全的“自由”。以后的诗中他反复地表现过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理想。甚至他走在自己满意的公路上，也把这条公路比做美国的路，说他行走在中国的西部高原的公路上就“象那些阿美利加人行走在加里福尼亚的大道上”。可见艾青对于美国的民主是多么的向往!他渴望中国能够变成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正因为这样，当他一九四一年三月到了延安之后，便处处感到“不自由”了。解放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艾青这个“大诗人”却是坚决不愿受什么“领导”的；解放后的文艺要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而艾青却要革命来为他的诗服务——给他名誉、给他地位；革命的诗歌要歌颂无产阶级的事业，艾青所歌颂的却是资产阶级的事业。于是在一九四二年，他就在那篇反党文章《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里，露出了毒牙：
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脉动而完成的。……
希望作家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
愈是身上脏的人，愈喜欢人家给他搔痒。而作家却并不是喜欢给人搔痒的人。
等人搔痒的还是洗一个澡吧。有盲肠炎的就用刀割吧。有砂眼的就用硫酸铜刮吧。
没有什么话比上面这段更能表明艾青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仇恨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没有接触到无产阶级的时候，还能用“博爱 平等 自由”来抽象地歌颂人民，憧憬未来；然而当他一接触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利益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他的一切抽象的虚伪的对革命的歌颂都变成了实际的止遏不住的憎恨，歌颂无产阶级吗?这是下贱的“歌妓”，艾青“竭尽心血”的作品是要为高贵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歌唱的；歌颂伟大的共产党和伟大的劳动人民干的翻天复地的英雄事业吗?这是“癣疥”，这是“脓包”，只有“美利坚”“欧罗巴”那里才有艾青天天梦想的“花朵”；歌颂把自己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吗?这是“搔痒”，因为所有革命者都是很“脏”的人，只有艾青之流黑色的心才是最干净的。……艾青的仇恨变成了咬牙切齿的反革命的叫喊：“用刀割吧”!“用硫酸铜刮吧”!把共产党这个阻止艾青“自由”的“盲肠”割掉，我们的“大诗人”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歌颂“美利坚”的生活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野心受到无产阶级一点限制，能爆发出多么疯狂的仇恨!
艾青和丁玲、冯雪峰一样，都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到了延安，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急遽地尖锐化，是必然的事。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一来到革命队伍中，都会本能地表现出和革命队伍的强烈的抵抗，不过艾青架子更大，所以这种抵抗也更强烈。
艾青的反动思想并不是到延安才有的，在他写《向太阳》的时候就有了。不过那时因为他没有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民族矛盾(反帝)又是主要矛盾，所以他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潜伏着，没有尖锐化，这种反党反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就没有充分表露出来。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写的《诗论》及一九三九年冬完稿的《诗人论》，就集中地表现着他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文艺观。他明确地提出诗的“精神”是资产阶级的“民主”：
今天的诗应该是民主精神的大胆迈进。
诗人当然也渴求一种宪法：即国家能在保障人民的面包与幸福之外，能保障艺术不受摧残。
宪法对于诗人比对其他的人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只有保障了发言的权利，才能传达出人群的意志与欲望，一切进步才会可能。
压制人民的言论，是一切的暴力中最残酷的暴力。①(均见《诗论》，第2节《诗的精神》)。
原来，艾青对于革命的关系，只是希望革命能够给他一个“发言的权利”，能够“保障艺术不受摧残”。他是要革命来为他个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他去为革命服务。这种把艺术和政治对立起来，把艺术看作超政治的有无上尊荣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里，艺术是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的艺术得到成长，反革命的艺术就必须“摧残”。无产阶级的艺术要大讲特讲，资产阶级的艺术就不能不受批判地“发言”。艾青根本不从阶级观点出发，要求宪法能“保障”一切艺术的自由，这种宪法世界上是没有的。艾青所要求的是他自己的资产阶级艺术“不受摧残”的宪法，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能自由发展自己“艺术”的宪法。这个“宪法”当然是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法，这个“民主政治”当然是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艾青的诗歌就是向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大胆迈进”的。
当他怀着这种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热烈希望来到解放区时，他发现解放区的民主同他所希望的“民主”完全不同，党竟要求诗人歌颂劳动人民、歌颂无产阶级。于是，他感觉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了，他觉得解放区没有“民主”，而且共产党是“最残酷的暴力”。为了争取他资产阶级艺术的“自由”，为了争取一个使这种艺术能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艾青就写起反革命的奇文来了。
不管艾青把自己外貌装得如何美丽纯洁，一副殉道者的模样，内心是除了个人的名利之外“六亲不认”的。
这位以“艺术的斗士”自居的“大诗人”就把他真实的愿望在纸上写过：“银行家以金圆夸耀于世界，诗人则以他的天才的语言夸耀于世界。”
艾青心中，诗人的“语言”和银行家的金圆一样，目的都是为“夸耀于世界”。卖出了诗的“语言”，买回了“夸耀于世界”的荣誉，这就是艾青在“为全体而斗争”的假面具下毕生追求的目的。
抗战时期艾青所写的诗，许多都带着浓重的哀愁和叹息。描写人民苦难的多，描写人民抗日的英雄气概的少。其中有一些诗，更带着一种奇怪的异常阴暗的感情，悲观、虚无主义色彩非常浓。这些诗，是艾青内心反动本质的流露。现在我们举一些例子来分析一下。
《捉蛙者》是写农民夜里用火光捉蛙的事情。捉青蛙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它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细节。问题是艾青在诗中用象征的方法注入了他自己阴沉的思想。他先把“暗黑的夜”突出来，再把捉蛙者写成狡猾而残酷的，“以成群的火光引诱着那些叫着又扑跳过来的生物”。最后写道：
象在举行什么赛会
捉蛙者在杀害善良的生物
火不安地晃动着
庄严而又恐怖
读到这里，读者会有一种恐怖和迷惘的感觉。这是什么意思?“蛙”是“善良的生物”——代表着善良的人民吧，“捉蛙者”呢，当然象征着屠杀善良人民的反动派了。他们很狡猾，用“火光”来引诱别人被捕。这样一分析，这首诗就表现着艾青内心对反动派深刻的恐惧和对于人民力量的绝望。他觉得“蛙”——“善良的”人民就只能这么毫无力量地被捕蛙者诱杀掉。这种恐惧和绝望，在诗中变成一幅带着神秘色彩的捉蛙图。艾青对生活有一种虚无主义的宿命论的思想，阴暗和绝望的哲学牢牢地抓住他的灵魂，使他会突然发出孤独冷漠的声音。
《赌博的人们》及《鞍鞯店》也表现着类似的反动哲学。他用鞍鞯来比欺骗者，用牲畜来比被欺骗的人民。艾青眼中，生活中到处是欺骗：不是这种花彩，就是那种花彩；不是麻做的缰绳，就是棕做的缰绳。反正要把你骗住、控制住，为他服务。“人类的聪明”就在于会发明各种欺骗的方法，用各种好听的思想和名词使你变成他的奴隶，供他使用。他把整个人类都看成阴险欺诈，把革命的思想也算做一种“花彩”，一种“样式”的鞍鞯。人民不是被这种思想奴役，就是被那种思想奴役。世界上只有自己才可以相信。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哲学，象一颗毒瘤一样长在艾青的灵魂中。
《赌博的人们》的中心思想也是对生活的绝望。生活就是一场赌博，而结果谁也得不到什么。——这就是艾青想告诉别人的东西。“输的又赢了、赢的又输了”，生活就是这样循环不已，但“不变的是污秽、破烂和愚蠢”。它削弱人民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斗争的意志，否认生活中新生的事物一定会战胜衰亡腐朽的事物，宣扬颓废厌世的思想。
在全国人民奔赴抗日，到处是抗日的歌声的时刻，艾青却悲哀地狂饮了。个人主义使他感到生活空虚、渺小，前途茫茫。一九四○年七月，就在他写《向太阳》两年之后，他写下了这么一首灰暗得象黄昏的诗：
为什么又喝酒呢?
为什么又要拿它来燃烧你的心和肺呢?
一夜都辗转在不愉快的梦里，
醒来时，看满窗的月色……
当月亮在阴云里隐没的时候，
狗叫得多么可怜啊，
寂寞地，荒凉地，
——难道又有人
迷失在这可怕的山地里么?
还是什么强盗
踞伏在峡谷里，
或是从那边的岩石上经过?①(见诗集《黎明的通知》，《夜》(二)。)
仅仅过了两年，艾青的抗日热情就被这么灰暗的死沉沉的感情所代替。《向太阳》的激情变成了孤独地“看满窗的月色……”。借酒浇愁愁更愁，艾青愁的是什么?抗日战争要打八年，艾青的个人主义使他产生一种对长时期的战争的悲观，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个人和这个伟大的抗日战争总不能溶化在一起。由于脱离群众，个人主义就会以孤独空虚的形式出现。艾青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又“寂寞”又“荒凉”，阴暗，绝望。只有强盗和可怜的狗还活着。于是他整夜做着“不愉快”的恶梦，也许是梦见中国被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也许是梦见他自己的名誉垮了台，变成一个“凡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即在他写那篇反党杂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之前三个月光景，艾青写过一首题为《时代》的诗。这是他到解放区之后一首宣布坚持个人主义世界观的诗。不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带着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来到延安，他们在个人主义和现实碰壁之后，逐步地接受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自己，在创作上逐步地使作品的思想感情接近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艾青却不然，他仍然十分固执地追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那个反动的理想。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他感到的是恐怖。虽然这首诗开头也带歌颂地(“它象太阳一样鼓舞我的心”)描写了“革命”，说“我向它神往而又欢呼”，但这只是被当时身处解放区的形势所迫不得不写的假象。他的真心，也是诗的中心，是对于革命的恐怖和丑化：——
……我知道由它所带给我的
并不是节日的狂欢
和什么杂耍场上的哄笑，
却是比一千个屠场更残酷的景象，
而我却仍然奔向它
带着一个生命所能发挥热情。
后面两句是骗人的。艾青真有这种“热情”，三个月之后也不会那样刻毒地咒骂共产党了。前面四句是真话。艾青眼中，劳动人民大翻身不是大喜事，“却是比一千个屠场更残酷的景象”。这“屠场”上的刽子手是什么人呢?当然是共产党。土地改革是“残酷”，肃反是“残酷”，思想斗争也是“残酷”，总之，革命就是“残酷”。——这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我们的诬蔑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这还不够，艾青把他自己也写成“囚徒”，说他的“沉默”象“一个被俘虏的囚徒，在押送到刑场之前沉默着”。明白了，原来艾青是把自己看作无产阶级的“囚徒”。他是“不甘心”背叛自己的阶级来向无产阶级投降的。他说自己“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象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这类话，都是骗人的。我们的“大诗人”要“夸耀于世界”，怎么会如此甘心地放弃“斗争”呢?延安的反党，是他固守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然结果。
经过了整风运动，艾青表面上也有所进步，写了一些歌颂党的、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诗歌，但很少，内容都比较空虚。如果艾青能继续在解放战争的烈火里改造自己，唱出工农兵的声音，这当然会受到人民的欢迎。但在解放战争时期艾青却危险地沉默了。是因为行政工作太忙吗?是因为什么“逻辑思维”妨碍了诗的“形象思维”吗?不，一个有着革命热情的诗人任何时代都不会沉默。这只能这样解释：抗日战争是打日本鬼子，艾青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还能够唱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因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也是有矛盾的；但解放战争却是直接革反动政府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命，它是国内的阶级斗争。艾青对于反动政权没有深刻的憎恨，却把解放区看成“屠场”，把自己看作“囚徒”，把民主革命看成会踩过他胸膛的“马蹄”。——他怎么还可能歌颂这个革命呢?
艾青的沉默，说明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个人主义世界观并没有改变。他不可能为无产阶级歌唱。这已经预示他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将要扮演的角色。
在《时代》中艾青曾经说过：
我要迎接更高的赞扬，更大的毁谤
更不可解的怨仇，和更致命的打击——
一九四九年，政权易手，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民主革命基本结束，中国进入了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艾青所期待的“更不可解的怨仇”终于到来了。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五年，收在艾青《春天》这本诗集里的共有五十首诗。这里面写得较好的一些诗，都是属于表现保卫和平、反对殖民主义的诗；而对于国内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艾青却保持冰冷的沉默。显然他是远远落在时代的后面了。社会主义，这对艾青说来是生疏的、怀着敌意的事物，他过去的诗中从未出现过这个词，他的个人主义，这时候却恶性地膨胀起来了。狂妄的自负，糜烂的生活，使他从肉体到灵魂都愈来愈深地陷进资本主义的泥坑中去了。人民给了他荣誉，宽恕了一九四二年他干的那些罪恶，但他还不满足，要把他自己这个有“国际声誉”的“诗人”放到党之上，要党来迁就他，这当然是党所不能同意的。于是艾青更加郁郁不得志。生活越前进，他和生活就越不调和，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抵抗也就越大。
在一九五四年所作的《双尖山》里，我们看到艾青的心和社会主义时代完全隔绝了。这个双尖山好象古唐诗里的双尖山，读上去恍如隔世。阴森森的山岩，轻风吹落花瓣，深谷里升起白雾，阴深的风吹在脸上，不知什么鸟在树林里叫着，叫着，幽静得一片“迷氛”……中年的艾青带着“沧海桑田”的感慨回到了家乡，年青的人认不得他了，年老的人瞪着眼。……“人生多么无常啊！”艾青心中升起一阵悲哀，他希望永远也不要再接近火热的社会主义生活，让他带着诗人的光荣在古老的悬岩旁永远与世隔绝吧，这样可以在山野中陶醉，在森林的阴影中长眠，不再受什么“组织观念”的约束，再也没有什么讨厌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工农兵服务”。但这是做不到的，艾青凄凉地如丧家之狗似地在细雨中孤零零地下山去，他想起刘长卿的句子：“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他就把这种没落者的感情用精巧的词句在诗里表达出来。
从这首被消极出世的思想支配的诗中，人们感到艾青的艺术生命快要死亡了。一个到古老的山野中去发泄自己迟暮感情的人，怎么还可能为战斗的生活歌唱呢?
同社会主义相对抗的感情不敢赤裸裸地在诗中表现出来，沸腾的现实生活他又抱着敌视，不愿意歌颂它，于是艾青转向内容空虚没有生命的形式主义。例如下面这两首诗：
小河
小小的草地
青青的草地
河的这边
是白的羊群
河的那边
是黑的、褐的羊群
天是蓝的
河是蓝的
小兰花
小小的兰花
开在年青的山坡上
开在紫色的岩石上
小小的兰花
比秋天的晴空还蓝
比蓝金还蓝
小小的兰花
是山野的微笑
寂寞而凄清
有人曾激赏这两首诗的“深远的意境”。但它们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意境”呢?
《小兰花》给人的是“寂寞而凄清”，是无力与孤独。它传达的是和我们这个热火朝天的时代迥然不同的另一种声音。它是死守着旧时代的“遗老遗少”对新时代所发出的凄清的微笑——如此而已。
《小河》是一首空洞无物的诗，艾青的思想好象完全麻木了，他的头脑对于世界只是一块感光片，把颜色记录下来。除了颜色的对比、衬托给人色彩的感觉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这种倾向是西方资产阶级艺术中的“现代派”“印象派”的特色，它是资产阶级的不敢面对现实的态度在艺术上的反映。艾青在艺术方法上走上了这一条资产阶级颓废艺术的绝路，说明他连张开眼睛来正视一下伟大时代的精神面貌的勇气都没有了。
不能用简单的“政治热情低落”来解释艾青诗歌创作上的“危机”。这个“危机”，说明艾青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无法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晓雪的结论说“他毫无疑问会给我们写出许多歌唱社会主义的好诗来的”，未免下得太早了一些。
感到自己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悲哀的还有《海带》和《西湖》。《西湖》这首诗寄托了很深的感慨，艾青悲叹他过去的“光荣”永不会再回来了，他要在“清彻的水底”去寻找“彩色缤纷的记忆”。——在艾青看来，现实生活里没有欢乐，“彩色”只能到“记忆”中去觅索。这是艾青资产阶级世界观对社会主义的绝望。《海带》则表现了一种深沉的怨恨：
寄生在大海
随水流摇摆
怨海潮把它卷带
抛撇在沙滩上
从此和水属分开
任风吹太阳晒
心里焦渴地期待
能象往日一样
在水里自由自在
但命运不给它
较好的安排
它就这样一天天
枯干、碎断
慢慢变成尘埃……
时代的“海潮”把寄生在大海的“海带”身不由主地带到沙滩上，使他和原来的生活环境隔离了。海带悲泣“命运不给他较好的安排”。旧的环境不回来了，太阳和风他又不习惯，于是这位“海带”先生在新的环境中就只好无可奈何地看着自己一天天“枯干、碎断”下去……。艾青已经感到，自己有变成“尘埃”——即完全崩溃的危险。他在社会主义民主下面感到深刻的不自由，因为他希望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败坏道德的自由，玩弄女性的自由。——这些都属于永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了，他就只能用怨恨来回答社会主义社会。
这种感情发展到一九五六年写的《景山古槐》，可算到了顶点，他竟满怀同情地描写着在农民大起义下吊死在古槐上的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这首诗中充满了一种垂死的没落阶级的声音，对生活空虚而又绝望。艾青的心境和崇祯皇帝有共鸣的地方，他才特意选取这类题材的。他深深感到自己和社会主义时代是“不可解的怨仇”，他的时代快要“结束”了。
是的，艾青的资本主义道路的确已经走到尽头。艾青光荣显赫的时代快要结束了。反对社会主义，就不能在社会主义时代自由地生活。唯一的选择是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还是再拼一拼，让“无情的打击”把他击倒在台上。
艾青选择了后一条路。
艾青写起散文诗来了，因为这种形式更适合于向无产阶级进攻。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他发表了好几篇刻毒地向党进攻的散文：《蝉的歌》、《养花人的梦》、《偶象》、《画鸟的猎人》。用寓言的形式诬蔑党、诬蔑革命文艺队伍。这里只举一篇《养花人的梦》为例。这篇寓言是说一个养花人偏爱月季花，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牡丹、石榴、牵牛花、仙人掌……全来责问他。一个说“要能体会性格的美”，一个说“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一个说“我带来信念”，一个说“我带来了友谊”……最后一致说：“能被理解就是幸福。”——“我们被遗忘了已经很久，在幸运者的背后，有数不尽的怨气呢。”
很明显，这是攻击党的文艺政策是一花独放，冷落了众花。艾青要为这些“被遗忘了已经很久”的花争一个大放特放的权利。这些是什么“花”呢?不是牡丹，不是石榴，那是艾青伪造的。从什么“倔强”“信念”……之类抽象的名词看，这些都是有毒的罂粟花——资本主义文艺。“数不尽的怨气”，都是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这是胡风之流的“现实主义者”所讲过多少次的话，他们总是攻击我们没有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以绝对“自由”。要冒头么?好吧，让你们的“数不尽的怨气”都倒出来，让形形色色的毒草都出土吧。不经过斗争，艾青和他的姊妹是不会自愿被“遗忘”的。鸣放期间毒草大长特长，艾青欣喜欲狂，他竟以为他已经走到尽头的那条资本主义道路还可以获得胜利，毒草可以“有福”，社会主义文艺将被“遗忘”，“美利坚”式的“自由”会在中国出现。但好景不长，当无产阶级发起反击，向这伙反党集团分子展开斗争时，他们坚持的那条资本主义路线彻底垮台了。那些曾经被他的虚名欺骗过的青年，都用憎恨的“石块”投向这位“诗人”，愤怒地摇着头说：
“原来艾青是这样一个人!亏他还写得出那些歌颂纯洁的爱情的诗!完全是两重人格，虚伪，难以置信的虚伪！”
艾青的“时代”就这样地结束了。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艾青走完了他自己的一段路。
这还不是最后的终点。今后再走什么路，他还要作一番选择。
许多和艾青一起从民主主义出发的诗人、艺术家，甚至比艾青出发得更迟的人，都改变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而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固守自己旧的世界观，愿意改造自己。艾青却是非常顽固地坚持着资产阶级那一套，不肯改造自己。极端个人主义使艾青坚决抗拒无产阶级的领导，拒绝接受党的教育。艾青的实例告诉我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必须彻底改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观念必须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必须彻底破坏。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历史关头，要有勇气和过去种种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作彻底的决裂，把资产阶级那一套反动的观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烈火烧个干净。
新的社会主义的诗人已经产生了。比艾青的诗胜过无数倍的好诗已经开始在诗坛上出现。我们听见在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诗歌中，响彻着时代的脚步声，充满着对于飞跃的社会主义事业激动的高歌，充满着和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永不调和的共产主义精神！
1958年4月
来源： 姚文元《文艺思想论争集》，上海作家出版社，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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