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4-5 作者：张春桥
张春桥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杂文问题，总是一个吸引人的题目，这不是偶然的。
我们说，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每当阶级关系发生急剧的变化的时候，就可以从这里看到某种征兆，而杂文表现得最为突出。
瞿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中，曾经这样论述过杂文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们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的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①(《瞿秋白文集》，第978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这段话，是瞿秋白同志在一九三三年写的。这里说的杂感、“社会论文”、“阜利通”，照我的理解，同现在说的杂文、文艺性政论、小品文是一个东西。二十五年来的事实，证明了瞿秋白同志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每逢社会斗争有了急遽的剧烈的变化，使作家们不能从容地把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的时候，杂文就成了他们“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的武器，特别是用来进行对敌斗争的武器。所以，人们把杂文叫作匕首、短剑、投枪。但是，也正如同别的武器一样，无产阶级使用它，资产阶级也使用它。在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杂文总是双方“短兵相接”的武器。《文艺报》最近出版了一期“再批判”专辑，②(《文艺报》一九五八年第二期。)“再批判”的对象，头一篇就是王实味的反党杂文《野百合花》。丁玲不愧是反党集团的主帅，她的花样要多一些：写了反党的小说《在医院中》，又写了《三八节有感》之类的杂文。萧军、罗烽、艾青等人，大概也来不及“从容”地把反党的思想和感情熔铸到小说和诗里去，写的也是杂文。罗烽并且打着“如今还是杂文时代”的旗子，号召人们把杂文这种“短剑”向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刺去。重读这些杂文，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九四二年，正当抗日战争处于艰苦时期，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又特别起劲的时候．丁玲、王实味等人，向党、向人民大举进攻，是多么急切，而他们选中的武器是杂文。至于说到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的时候，急切地拿起来的开器，又是杂文。这是我们记忆犹新的：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是杂文，王若望写的是杂文，徐懋庸更是接二连三地写了几百篇杂文。连一些素来不写文章的右派分子，也写了许多杂文。当然，我们的人也写了很多杂文，在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多少年的事实证明，杂文是敌我双方都喜欢采用的武器。
正因为敌我双方都使用它，而丁玲、王实味等人，又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写反共产党的文章，在他们的真面目没有被揭露以前，确实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杂文是不是总是片面的呢?是不是既可以用来进攻敌人、又可以用来批评自己呢?发出这种疑问，虽然各个人用意并不相同，但是，如果是为了使杂文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些问题是可以讨论也应该讨论的。徐懋庸却别有用心，在一九五七年四月间发表了《小品文的危机》这篇阴险的文章，说什么小品文即杂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遇到了“消亡的危机”。照徐懋庸看来，中国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据说是“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的杂文，就难以存在了，因为新社会是“民主的”。但是，明眼人只要看一看他所列举的“七大矛盾”，就不难发现，在徐懋庸的眼里，“最根本的问题”是新社会“不民主”，或者如另一个右派分子曾彦修所解释的，徐懋庸的意思是说：新社会“言论不自由”，他们的证据就是这个社会容不下“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杂文。因此，他们实际上仍然在重复着罗烽的口号：“如今还是杂文时代”，或者如另一个右派分子洛雨所号召的“堂鼓呀归来”，总之，把他们的话翻译成通畅的文字，这就是：只有打倒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小品文即杂文的“危机”。
经过反右派斗争，揭穿了这些右派分子的真实面目以后，我们当然比较容易地懂得了这条道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如同从前一样，不光是革命者写了革命的杂文，还有反动分子写的反动杂文。资产阶级右派写的是一种反动的杂文，如同蚊子苍蝇一样，是应当“消亡”，必须“消亡”的。他们所热烈希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也是代表两种力量的两种杂文进行激烈斗争的结果。他们的杂文现在只有一种用处，就是“奇文共欣赏”，毒草变肥料。我们的杂文却不但没有发生什么“消亡的危机”，反而空前繁荣起来。打开我们的报纸刊物，哪一天我们看不到大量的杂文呢?
我们的杂文，不但目前不会“消亡”，将来也不会“消亡”。恰恰相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生活，给整个文学艺术，也给杂文开辟了空前丰富的源泉。
没有谁给杂文下过定义，也不需要下定义。它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而产生、而发展的。按瞿秋白同志的分析，杂文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有两个。现在，在新社会，“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对革命作家来说，是不存在了；但是，社会斗争的发展是那样急遽、那样剧烈，以至象鲁迅那样有修养的伟大作家，都不能从容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中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典型里，这种情况，在今天和以后，仍然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大跃进，这难道会是一个短时期的现象吗?当然不是。我们的作家为了更直接更迅速地揭露和克服社会矛盾，为了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不但需要其他的艺术形式，也需要杂文这种形式，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矛盾出杂文。大家知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在其他范围内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的作家来说，提出了极为复杂的任务，而我们的文学艺术，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许多方面，接触得还很不广泛。很不深刻。生活的许多领域，不但其他的艺术形式，就是杂文这种轻骑兵，也还没有探索过。不是杂文的题材太少，而是很多题材我们还没有碰过。
我们面前有敌我矛盾。在国内，我国人民同旧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我们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的右派分子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对于解决敌我矛盾，我们的杂文曾经冲锋陷阵，作过出色的贡献。在今后，我们仍然不应当忽略这方面的斗争。有的人认为“鲁迅笔法可以休矣”，这是不对的。一方面，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才是“鲁迅笔法”的全部精神，不应当把“鲁迅笔法”单单了解作对敌斗争的精神；另方面，即便单从对敌斗争这方面来说，既然敌我矛盾还存在，我们就没有理由放弃这方面的斗争，我们不能“休矣!”不但国际范围内，有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在国内，反革命残余，虽然不多了，也还有；由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包含一部分敌我矛盾，即我们和右派之间的斗争，而阶级关系又时而尖锐(例如当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时而缓和(例如当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被迫退却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经常保持警惕，不注意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就要犯错误。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没有教训的。当着资产阶级右派发动进攻，阶级关系尖锐化起来的时候，我们有些人把这种敌我矛盾也看作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去坚决粉碎这种进攻，犯了右倾的错误。这不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事情吗?
但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就以文艺战线的情况来说，文艺工作者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少数是右派，多数是中间派。这些中间派，对于所有制的改变、对于无产阶级的领导并不完全心服。他们对于为工农兵服务，还不是全心全意，而是三心二意，有真有假。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王国。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是倾向于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般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这方面继续向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变化。因此，我们应当信任他们中间的多数，帮助他们逐步地进行彻底的改造，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争取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逐步地从中间派转入左派，逐步地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当然是一个长时期的、曲折的过程。
我们还必须看到：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一概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个问题曾经作过全面的深刻的分析：人民内部的矛盾除了存在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劳动人民之间以外，还更广泛地存在于劳动人民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一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传染到无产阶级中的许多人而产生的。我们整风中要着重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要着重批判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一部分却是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人们的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需要产生的。这是一种主观同客观、先进同落后的矛盾。我们在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运动中，所着重解决的，就是这种先进同落后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就不能看作是阶级矛盾，更不必说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这类矛盾，就是在阶级和阶级影响消灭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巩固、以至往后亿万斯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仍然会继续存在。那时，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我所以从党的文件上摘引这些对当前国内矛盾的分析，主要是想说明：我们所面临的生活是异常丰富多样的，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没有来得及反映这么错综复杂的矛盾。如果说我们对描写敌我矛盾有比较多的经验，但是，描写处理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之间这种敌我矛盾却仍然是经验很少的。至于如何正确地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地表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更是一个新的任务。党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正是我们正确地认识生活、解决这个新任务的指南。虽然它不能代替作家自己对矛盾的深刻观察和艺术上的创造性劳动。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一点经验也没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只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过去的各个革命时期同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过去就存在。一般文学作品如此，杂文也如此。
首先必须分清敌我，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远在十五年前，王实味、萧军、罗烽等人，从他们的反动立场出发，借口“太阳里面也有黑点”，假借所谓“鲁迅笔法”，用阴险手段鼓动作家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用当年鲁迅攻击敌人的那种“匕首”、“投枪”式的杂文来攻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了这种反动的思想以严厉的批判，教导作家们必须分清敌我。毛泽东同志说：
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4页。)
要分辨清楚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在一般情况下，在矛盾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的时候，我们的同志是可以分清敌我的。但是，当着形势比较复杂或阶级关系发生比较急剧的变化的时候，许多人就不易看清。一九五七年春天，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已经开始的时候，有政治经验的同志很敏锐地看出了这种矛盾的性质；那些在实际生活的风浪中锻炼出来的老工人，也感觉到了这是向社会主义的进攻；而我们有些“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却塞了鼻子，闻不出其中的反动气味。当着这场斗争到达了高潮，我们有些同志却又忘记了国内的基本政治形势，把人民内部的某些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习惯、不满意，也一概看作敌我矛盾。我们有些写杂文的同志，在这个过程中，也犯了不少错误。正是这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锻炼了我们，使我们懂得了很多过去不懂得的事情，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对国内的基本政治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一切事业是这样，杂文更是这样。作各种工作都要懂得大局，懂得政治形势，做文学艺术工作，也必须懂得大局，懂得政治形势，写杂文的人，更是如此。
党教导我们：对于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于敌我矛盾。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压服的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兴社会主义、灭资本主义服务，为遵循着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我们的杂文当然也必须是为达到这个目的服务的。它应当是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杂文，兴社会主义、灭资本主义的杂文，也就是促进派的杂文。这是我们的杂文的基本性质。我们看到：许多同志写出了很多出色的杂文，坚决勇敢，又有说服力。但是，也有许多杂文，缺乏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还敢于上阵；对资产阶级“名人”、“权威人士”，就不大敢动了，更不要说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了。这是我们在今后必须解决的。
我们的杂文，当然也要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方面，许多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也有不少文章写得不对头。这里说的不是右派分子的文章，那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这里说的是一些政治上是好人、思想上问题很多的人写的文章。当他们的文章受到批评的时候，他们或者不心服，或者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辩护，举例来说：
“杂文就是讲缺点的。”本来，杂文只是一种文体，它同别的文体一样，既可以讲成绩，也可以讲缺点。能够说诗是专门歌颂的吗?那末，讽刺诗算不算诗呢?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的英雄创造一点儿也打不动他的心弦，满眼都是缺点，这该是什么人呢?一个作家，要作政治上的革命派，要作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他就不能不考虑怎样做才能促进革命，怎样才能鼓起全民的大干劲，使人们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写杂文，如同做别的工作一样，是不能离开这条原则的。事实上，就是鲁迅也并不是不歌颂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杂文，难道不是一篇烈士的颂歌吗?苏联的一位著名的政论家萨斯拉夫斯基，他是以写国际问题的杂文著名的，但是他同时也写了很多歌颂社会主义事业的出色的杂文。我们有什么理由把杂文限制在一个小小的天地中间呢?我们从报刊上看到，有些作家写的杂文，比如在爱伦堡在卫国战争时期写的出色的政论中，歌颂人民的成就同对敌人的揭露，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正确地批评缺点，同样可以促进我们的事业。”我并不主张杂文变成单一的、不讲我们实际存在的各种缺点的文体。我只是反对把杂文看作只能用来讲缺点的文体。如果真是分配你这样一个任务：一天到晚不准歌颂、只准讲缺点，我看，那才叫活受罪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杂文应当更加多样化。不但可以讲缺点，也可以歌颂。不但可以写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也可以写经济问题。鲁迅还没有来得及开拓的领域，有待我们今天的作家努力，使它不至成为空白。
“讲缺点，就不能要求全面。”用杂文这种形式，对于我们人民内部的缺点，进行尖锐的批评，自然是可以的。我们的党从来是鼓励人们批评缺点的。但是，为什么一说到缺点，就不能要求全面呢?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对什么叫全面有一种不正确的了解。有一种论调，好象全面就是必须先说成绩是主要的，后说缺点是次要的。于是，他们就问：短短的一篇小文章，怎么能够说得清楚?说清楚了，文章也“四平八稳”，没有意思了。实际上，要求全面，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全面地分析了矛盾的一切方面，比如你仔细地看了两只手的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好的，只有一个指头是缺点，你写文章的时候，虽然并没有预先声明，你说的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但是，由于你是从全面看问题的，你对问题的提法、阐明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态度、批评的分寸、用语、口气等等，都会使读者懂得你说的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你并没有否定成绩是主要的，你并没有说十个指头都烂掉了。现在所以发生问题，并不是因为杂文批评了缺点，而是在进行这种批评的时候，作者并没有对提出的问题作全面地分析。只看了一个指头，而这个指头恰巧是缺点，又没有看看十个指头是不是都是缺点，以一代十，大发议论，说是缺点多得很，两只手要烂了，这怎样能够不片面呢?有人说；这叫做“有感而发”，也叫做“杂感”，杂文就是这样产生的，不然就不成其为杂文了。好象片面性是杂文的同义语。这个看法，我是不赞成的。片面性的杂文，用来攻敌人，没有力量；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起促进作用。杂文虽然不是科学论文，也不是党的文件，但是，它是政论，它是人民手中的工具，作家在“有感而发”的时候，总不能只考虑个人的爱好、个人的兴趣，而根本不考虑这个“感”发了以后，到底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事实上，一切促进派的作家，即便他在政治上很成熟，他是一心一意维护人民利益的，但是，在写作的时候，他也要反复地考虑怎样写才对人民有利。因为即便是从促进的愿望出发，要想不发生看问题片面的错误，要想在任何问题上都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都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并不容易。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种错误是难免的。但是，要求作家逐步地学会用辩证法看问题，要求作家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这不但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也只有学会了用辩证法看问题，作家才可能写出对人民的事业真正有促进作用的杂文。正如杂文不能同片面性划等号一样，辩证法总是同新生事物一同前进的，它同“四平八稳”也不能划等号。相反，它反对四平八稳，它不能容忍事物的停滞不前。正是学会了辩证法的人才能够科学地发现和分析矛盾运动的尖锐问题。我们还记得：当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打破了旧的平衡，出现了不平衡的时候，不是有人说这是“冒进”了吗?好象是很“尖锐”地看到了一个大问题，但是，辩证法认为：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新的平衡到新的不平衡，循环不已，这是事物运动的规律。因此，不能反“冒进”，只能从打破旧的平衡到建立新的平衡，遵循这个规律，才能够促进我们的事业大跃进。反“冒进”实际上是反跃进，是促退，不是促进。可见，想着用片面性来造成杂文的“尖锐”，实际上不但使杂文遭到“危机”，而且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吃亏。只有辩证法，可以帮助我们观察矛盾运动，可以使我们看出反“冒进”是错误的，写出生动尖锐的杂文，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论家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模范，可惜，我们还没有认真地向他们学习。
“杂文要讽刺，讽刺就要夸张，夸张就要伤人。”杂文要讽刺，但并不一定只有讽刺才是杂文，或者一篇文章处处是讽刺才是杂文。前面引过的毛泽东同志的话，已经教导我们，对人民内部是可以讽刺的，但是，这种讽刺，当然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用对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在讽刺敌人和讽刺同志两方面都提供了范例。敌我之间，是你死我活的问题。讽刺他，是为了使他死，而且死得愈快愈彻底愈好，并不想要他活。对同志，恰恰相反，是为了帮他治好病，使他活得愈健康愈好。这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态度。一个革命作家，如果真是抱着满腔热情帮助同志的愿望，当他讽刺自己同志的时候，为了使同志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他可以作艺术的夸张，但是，这完全是出乎对同志的热情，完全把同志的缺点当作自己的缺点，完全是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因此，他决不是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他决不会把同志的缺点当作一根小辫子加以欣赏和玩弄，他更不会把这种缺点尽情夸大，以至到了荒谬的程度。如果既无伤人之心，又有适当的态度，那怎么会“伤人”呢?“伤”到的只会是缺点，而不会是人。比如，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曾经讽刺过一种爱说空话的人：
我问：你们的播种工作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你问播种工作吗?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
我问：那末结果怎样呢?
他答：我们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
我问：那末以后又怎样呢?
他答：斯文林同志，我们有了转变，马上就会有转变。
我问：究竟怎样了？
他答：我们那里有了一些进展。
我问：可是你们的播种工作究竟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播种工作暂时还毫无头绪。①(《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327页。)
这段对话，是我们大家熟知的，真叫作一读难忘。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到“伤人”吗?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同志讲的这段对话，是事实的逻辑构成了尖锐的讽刺。实际上，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头几天报上发表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农村试验田的报告中，有一段讲到工作干部不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被群众批评作“象个相公”，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在事实的基础上，加以集中，用不到夸张，已经讽刺意味很够了。我们有些杂文，不是靠事实的逻辑力量，而是靠文字游戏，靠漫无边际的夸张，即便作者的政治立场无可怀疑，也说明了作者的生活的空虚，思想的肤浅和艺术上的低能。可喜的是，最近时期，我们的讽刺艺术并没有象某些人耽心的那样发生什么衰退现象，经过数以万万张计的大字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们看到很多大字报，根据确切的事实，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写成了精彩的各式各样的杂文，他们对当事人进行了指名指姓的热烈的讽刺，但是并没有“伤人”。因为作者并不想伤人，作者和读者有着共同的政治立场、共同的语言。讽刺，笑，能够使他们在共同的大笑声中，象马克思所说，“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57页。)人们称赞这些大字报，使大家“放得舒服，改得痛快”。可见，讽刺得适当，批评得适当，不但可以不伤人，而且可以使人们心情很舒畅，关系更亲密。这些大字报提供了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如何运用讽刺艺术的榜样，是我国讽刺艺术的新的发展，是我们人民的新宝藏。在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中，也有着丰富的宝藏。正是劳改人民自己发展了讽刺艺术，我们应当从中间学习到我们很多人还根本没有学会的东西。
“提立场、基调、主流，就是清规戒律。”这本来是右派分子王若望说的，但是，也有些并非右派的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同情这种论调，他们总是觉得杂文很难写，又是立场、又是基调、又是主流，还要有文学修养，难得很。不能说杂文不难写。但是，如果不解决立场、基调、主流这类问题，岂止杂文，什么文不难写呢?不但文难写，人也难作。确切地说，不难写的文章是有的，而且多得很，但是，我们无法把它归入对社会主义事业有促进作用的好文章这一类，也无法把它的作者归入社会主义事业的促进派。立场总是有的，或者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不要立场”的王若望实际上也有一个立场，这恐怕不是一个秘密了。写文章能够没有基调吗?对社会主义是拥护、还是反对；拥护，是热烈地拥护，还是冷淡地拥护；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还是暮气沉沉、自甘落后；是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基调。对同志的缺点，是从保护同志、爱护同志出发，还是从“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出发；以团结为目的，还是以分裂为目的；对前进中遇到的困难，是战略上藐视困难，还是作困难的奴隶；对前途是乐观，还是悲观；是鼓舞士气，还是给大家泄气；等等，这一切，都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调子。王若望说“不要基调”，实际上也有一种基调，这恐怕也不是什么秘密了。至于说到生活的主流，那更是杂文作者不能不研究的问题。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因为把支流当作主流，把一个指头当作九个指头，而造成了政治错误。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统购统销，一定要经济改组，也难免给生活带来一些不方便，但这种不方便只是暂时的，它终于会造成大方便，不看到这个主流，抓住个别的缺点，个别的不方便，大喊大叫，难道能够促进我们的事业高涨起来吗?这些缺点当然可以批评，但是一要看到这是支流，二要找适当的时机。把支流当作主流会犯错误，在不适当的时机强调缺点，也只能起给群众泼冷水的作用。比如，当群众兴高采烈地贴大字报的时候，你不去看一看这些大字报起了多么大的革命作用这个主流，看到几张大字报质量不高这个支流，又不选择适当的时机，写一篇杂文，冷冷地说一声“质量不高”，那将会起什么作用，难道还不容易了解吗?杂文是政论的一种形式，杂文作者应当是政治家。他不但应当具备文学家的修养，还必须具备政治家的修养，同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并不是过分的要求。
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我们很多人说来是一个新问题。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在杂文中处理这种种矛盾，也是一个新问题。处理得好，并不容易。但是，矛盾是客观存在，只要你想反映现实生活，不论是写小说，还是写杂文，你都无法避开这些矛盾。
今天遇到的困难，据我所接触到的情况看来，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来自我们很多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还没有彻底改造。有的人，提起笔来，如果按自己习惯的写法写去，一写就是满篇资产阶级观点，或者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大堆或者一小堆资产阶级观点。有的人，政治立场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思想落后于形势，思想方法不对头，也仍然难免出现这种或那种错误。秦兆阳说象他这样的作家们“一举一动，总是左顾右盼，心神不安”，“不敢写”“自己感到最激动的、最严正最尖锐的题材”，而只能写些“平平常常”的东西。①(《日常谈话录》，署名鉴余，见《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号。)意思是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他们的“创作自由”。真是活见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没有自由?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还没有自由？在大鸣大放中，你们把什么都放出来了，还叫没有自由?但是，秦兆阳们放出来的是一些什么呢?这是大家已经看到的。事实很明显，并没有谁限制了创作自由，我们的国家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民主自由。我们今天有些作家感到不自由，说实在话，只能说主要是他们还没有或者没有彻底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奴隶地位解放出来。因此，他们在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感到没有自由或者没有完全的自由。试问，如果没有彻底的思想改造，没有真正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自由地而又正确地讽刺工农兵群众?当他觉得世界上最干净的人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时候，他有什么办法自由地而又正确地写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
只有彻底地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工人阶级的作家，才可能有这种自由。有一位知识分子说得好：“我过去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是，那是不逾资产阶级的矩。”要想“从心所欲不逾”无产阶级的“矩”，首先自己必须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虽然无产阶级内部也有先进同落后的矛盾，当自己处于落后状态的时候，或者自己的思想方法不对头的时候，也可能犯错误，也还需要继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谁改造得愈彻底，谁红得透，专得深，谁的自由愈大。
现在，经过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们的文学艺术界为全国的生产大跃进、文化大跃进所鼓舞，正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们迫切地需要多种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各式各样的杂文，为生产大跃进服务。我们现在的情况不能适应这个形势，这是事实。但是，只要我们立下志愿，到劳动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劳动和斗争中改造自己，我们就能够改变这种情况。这当然不是几天可以见效的事。在这里，我们又想到鲁迅。他就是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在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同时创造出适应当时需要的杂文的。鲁迅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的条件比鲁迅不知道好多少倍，为什么我们不能象鲁迅那样创造性地战斗、工作和学习呢?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一边改造，一边写作，在写作中还难免要犯些错误，那就接受教训，继续改造，那末，随着全民大跃进，随着我们的不断进步，随着新生力量的蓬勃生长，我们一定能够写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杂文来，这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四月三日夜
来源：张春桥《龙华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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