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4-7 作者：[待确定]
姓名 杜高 别名 李传惠 性别 男 民族 汉
家庭出身 职员 籍贯 湖南长沙 年龄 28 宗教
本人成份 现在职业 剧协创作室 文化程度 专科 党派关系
住址 健康情况
家庭人口及经济状况
父 李仲融，任南京图书馆馆长，母陈璧登，小学教员北京只一人
简历 1937－1945年在长沙、桂林等地上小学中学，45－48年历任贵州日报、湖南日报、中国时报记者、编辑等职，48年12月－ 49年2月在伪青年军任职，49年到上海新少年报，后转铁路文工团，志愿军文工团等，53年调任现职
案情性质 右派
劳动教养理由
该人自1945－1949年历任伪中央日报、湖南日报、新生报等七家反动报刊的记者、编辑，写了许多污蔑我党、污蔑解放战争的反动文章，为蒋匪歌功颂德，如1949年解放前夕杜高在新生报上“剪烛残余”为题发表文章攻击我党的和平政策，说“中央杀害和平胎儿”，和谈的破裂实质上是中共要求超越了政府的约法……
参加工作以后仍恶习不改，从1952年起就与汪明等人组成了反动小集团，进行了许多反动活动，造谣说“三次大战已不可避免”，……，并用淫书淫画拉拢小集团成员，以所谓“抓小鸡”的卑鄙手段玩弄女性，因此在肃反中给予开除团籍和降级处分。
整风开始以后纠结其小集团残部向党猖狂进攻，又写了“空头作家”等许多反动文章，同时他还支持大右派葛佩琦等的反动言论，污蔑我党提倡六亲不认，此外，他还攻击肃反，说“公布胡风的信件是违反宪法”。当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幸灾乐祸地说：“这才呼吸到新鲜空气”。根据上述情况该会已将其定为右派分子并开除公职，应予劳动教养。
原单位或申请人意见 开除公职 建议劳动教养
处（分局）审查意见 劳动教养 张文凯 58.4.11
民政局公安局复审意见 同意 陈树森 （印） 安林之（印）
市人民委员会批示 同意 冯基平 （印）
备考北京市公安局 东单处（分局）1958年4月7日 时
不满领导方面：
1，杜高知道领导给他家里写信的事以后，心中惶惶不安。他猜测的说“一定是把我不好的表现告诉我哥哥了，弄得我好像是多么严重似的”。又说：“要知道，我的哥哥是个病人啊，我很担心他的身体。”
2，领导上扣留了他的翻译本子是不满意的，虽然开过会，但没有彻底解决思想问题。事隔不久，还是在工作时间翻俄文字典，看小说。另外，在翻译本子扣留不久，他又买了一本（是邵维城转让给他的）说记东西用。我认为，他的本子里如果还是一些翻译的东西，杜高就等于以实际行动反抗领导的处理了。
不正确思想行动方面：
1，在做模型时，他说“跟咱们一起工作的那个油漆工是个杀妻犯哩。”我知道他平常就好打听、探索一些事情，所以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他自己说的。”对这件事，于鸿慧曾提出让他注意。他则表示说“我没什么旁的意思，何必又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
2，以前，杜高特别向尹元文表示“好感”。常偷偷地向尹文元说些什么。我知道的有：议论于鸿慧的缺点，也曾让尹元文建议领导上放他假到外面玩一趟，并利用尹元文自由散漫的弱点，不通过领导去买些东西、借烟，甚至去多睡会儿觉等。
3，不安心工作。说“我真愿意回到土城去，跟于鸿慧在一起工作实在受不了”。“今天对这个有意见，明天对那个猜疑，其实没什么大事。他（指于鸿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愿呆在美工组，晒晒图倒满愉快的。”
张光华五月十六日
去年十一二月间，我和杜高交换意见时，当时我曾表示对张光华的不满意，他曾说，（原话已记不清，大意如下）何燕明有个朋友认识张光华，对何与张在一起改造表示奇怪，认为张不配与何在一起改造，杜高并说张光华过去在机关里工作，外表看来特别积极主动地加班加点，反右时发现很多右派和他有关（意思是说张在暗中煽动）。我认为杜高这是揭人隐私的做法。当时杜高和我的关系搞得不好，他曾怪张光华挑拨他，这也是为他的这种说法提供“证明”。
在那个时期，我曾主动的找杜高交换意见，他说他对我没什么意见，只提出了两个不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是说张光华告诉他，他在监狱吃饭是我汇报给李干事的，而对我不满，首先是他对汇报工作抱着恶意的态度。另一方面，后来了解不是张光华告诉他的，而是他偷看了我的工作日记，这问题说明他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处，反而嫁祸于人。
59,5,22 于鸿慧（手印）
杜高：自从国务院发布关于去掉右派帽子的文件后，经常问我，我们有没有希望，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当领导找我们谈话后他问谈的什么，说话的那个人是哪的，原来是不是本厂的。当我告诉他以前我没见过这个人时，他说那我们可能有希望，这一定是上级下来的。并几次问我那个人都找谁谈过话，被找的人是犯什么错误，并说出去后他坚决不留厂，要回原单位去。他说他们单位本来不送他教养，但其他单位有比他错误轻就送去了而争，所以才送他教养。
当邹文伟开会回来后，他和我说，这次在释放时不知是否说到这是第一批或首批释放，假若说过的话那一定马上还会有被释放的，并说要再找邹文伟问一问。
胡功勋59.10.6
单位 1959年12月 日
姓名 杜高 区别 是否剥夺和管制 是否正在受处分
事实摘要
优点：
1，在教养期间认错服教，拥护政府。领导上交给的任务能积极完成，并努力领会领导意图和指示进行工作。在创作剧本和编写产品介绍工作中能贯彻党的政策和体现劳改工作成就。
2，接受领导的批评教育，领导上指出的缺点和错误，能抱着诚恳态度进行反省，并能在实际上改正。
3，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能够进行批判和斗争。
4，能积极主动担任琐碎的日常小劳动。
5，政治学习较积极，特别是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有关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章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比较认真。
缺点：
1，在这一段工作中，思想上有一种单纯任务观点，只要能完成任务不出错误就行，缺乏钻研探究精神，力争上游的决心不大。
2，思想上还存在着“骄”气，自高自大，背了一个“作家”包袱，瞧不起人，妨碍了和同学的团结。
3，生活上还有些“娇”气，刻苦、俭朴作风还不够。
4，这一段工作中滋生了一种急躁情绪，和同学发生过争吵，用气话伤人，表现得态度蛮横。
5，思想上还存在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情绪不够稳定，有时过多考虑前途问题，思想不够开朗。
6，学习上还不能很好地将理论联系实际，有时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主要表现在对上列一些个人主义思想情绪的改造还不够严格。
车间意见
厂长意见
备考
张光华 1,16
一月十五日中午，大组内布置了读报纸上的重要消息（外交部对于日美修改“日美安全协定”的抗议及社论）大组长宣布让大家都安静地听着 ，只有杜高表现得不在意，打水洗碗走来走去，以后又提醒尹元文要我们各别去上班，对读报表现得不耐烦。在态度上不只是对这样的学习不乐意，并且对这样一个重要消息也是不重视的。
近日来翻译书籍的时间很多，一般的工作也不主动去做，并和尹元文说，我一结束劳动教养就发表这个东西，见到尹元文买了一本小说，就要尹元文考虑画连环画，而这正是领导提出不叫他翻译书以后，也正是领导批判我们其中一些人不安心工作有个人打算以后。杜高对领导的教育不但没有遵守，而且是背道而驰的。
于鸿慧 1960.1.16
李干事：
上午自你走后，杜高对你这样处理非常不满，说了下面一些话：
“假如这是按照党的原则来处理问题的话，我是没有意见的。”
“这样的方法不是教育一个人，这个事情用不着这样发火，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讲民主的。”
后来有人对他说，你这样说法是不对的。他又接着说：“我知道我这样对自己会带来不利的，但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并因此又对于鸿慧不满。在昨天中午因读报时杜高没有好好听，于鸿慧对他提出意见，两个人就发生过争执，所以今天这事情杜高疑心是于鸿慧汇报的，他对于鸿慧这样说：“假如昨天的事还有意见的话可以讲讲清楚，用不着这样，你这样做对以后没有什么好处。”
以上情况，确实使人听了很不对头，和领导以前对他的教育及他自己上次总结中表示的态度不一致的。因此反映领导。
股宣队 陈诚
9月10日晚在小组评分会上，杜高由于对前一次评比扣分不满，在会上发言情绪极为激动，坚持不能扣分，他认为这样扣分对他没有教育意义，因之也无从改正，同时他说：“不对的，可以平反，现在就是平反的时候……”
在问题本身，杜高是有错误，扣分是应当的，他不但不检查自己，相反地无理取闹，要求“平反”，“平反”是在57年整风期间反革命分子向党进攻要求“平反”，杜高引用这样的字眼是有严重错误的。
汇报人颜锦城（指印）
23/12 杜高检查：
总的情况，我是不自觉的。觉得不改造是不行的，争取方面做得不够。把希望放在党的政策上，希望缓和些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认为争取早日改好的人是幼稚，表现好也白费劲儿，人们都是不了解党的政策的。因此在工作上不是意气风发的，但也不是消极混泡，而是忽冷忽热，搞展览会情绪就高，做产品画册时就消沉，这说明无自觉性，劳动教养，没办法。
例如对大跃进时能多睡会儿就多睡会儿。并阻止尹元文加班加点，给群众泼冷水，我还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在工作时看书，翻译东西。
我完全保留资产阶级落后的思想，顽强地想在集体里表现特殊。
24/12 杜高检查：
对粮食问题，没有抵触的，但不等于没有错误想法。感到无可奈何，感到肚子饿。又不愿向领导谈，认为29斤不是合理的，32斤才合适。后来把浮肿与定量看做有关。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感觉少，给32斤才合适。
半年前通过运动，认识些问题。8月间和赖教员吵架后，心里很害怕出事儿，提心吊胆，克制自己，因为过去是由于冲动。另外在大跃进初对群众不信任，当时去监狱搞剧本，对别人写的不信任，三天赶写不出不朽的作品来。后来看了些红旗歌谣等，又产生了另一种极端思想，认为自己又自卑起来，没有什么资本。在大时代里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了。
对自己前途有幻想，过去有。运动后，没幻想了，对什么事没追求了，给什么干什么，吃饭劳动，劳动吃饭而已。但这也不行，就又想多看些理论书籍。
对拿粮票上饭馆是合理，但感到也不方便，我属于是对新事物不满的那种人，对旧的有留恋。
过去我大手大脚，可是现在又自私，好占小便宜起来，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本质是一样的。没有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
自己还想保留个人特殊一点，但又怕犯纪律，如在外边用热水洗脸，坐在被子里值班等等。
过去想和大家相处好一些，近几个月来，心里很害怕，休管别人事，怀疑别人，过去就没有这样。现在也不愉快。
29/12 补充检查：
关于冷热问题，热还不是主要的，因为是一时的感到兴趣，当一受阻时就冷下去了。自己脑子里主要是个人打算，如考虑什么时候结束？将来干什么等。这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消极的。对待改造问题上：一是觉得教养处分是被党抛弃，所以靠几天的争取就太天真了。另外感到矛盾的转化也需要许多因素，现在对老年人错误宽些，对青年人错误严些，这还是对年轻人负责。在思想问题上，我认为经济条件变了，思想就要变。
26/12
(赵振宇提）：杜高说，“在教养上对政府政策抱着幻想，别人积极是没用处的。”但如何认识的，要提出来。还说：“做什么工作都吃饭。”真的没有打算和思想活动了吗？工作的问题要和三面红旗精神结合起来检查，这方面谈的就少。
与赖教员吵架，也不是急躁的问题。与韩若彬在宿舍里因挤了一下，就又发了脾气。对别人看法都不是善意的。
（王宝丰提）：工作上不主动，总看文学作品，记东西，为将来结束教养下些本钱。对大跃进没有重视起来。在思想上不要求进步，对加班加点、工作时间长是相当抵触的。对靠拢政府有错误看法。个人利益斤斤计较很严重。
（张光华提）：对自己的错误通过批判不暴露而已，并非克服掉，对贪小便宜，并非现在有，而过去就有。
杜高思想深处对大家所提的意见有一些仇视，不与别人接触了。而表现出一种虚伪现象。经常与别人发态度，如和韩若彬发态度，恨起床太早，自己的理论不能联系实际。
（刘绪兴提）：对改造态度有问题，以为自己与别人不同，纪律对自己无约束力。对改造抱混的办法。对大跃进很抵触，反对加班。也不是忽冷忽热的问题。
对待粮食问题，刚定量时喊“饿”是很多的。
（刘仲遥提）：经常发言里引经据典，其实问题很简单，故意显出自己高明一些。例如看真理报，为什么不看中国的报纸？真的为学俄文吗？好表现自己。
30/12 继续昨天补充检查：
对待改造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政策上。觉得人的思想随着环境而变的，就不主动去改了，这是错误的。在奖惩大会上看到重犯罪的人，给自己一定教育。自己也满足两三年会有改进。现在要抛弃这种思想，这是非常消极的。自己要时时刻刻努力主观改造自己，自觉地改造。在劳动上我也不是自觉的。在工作上时时刻刻觉得不像过去在社会上的那么主动精神，叫怎么做就怎么做，自己也愿意把工作做好，但一碰到困难（如扫盲工作）心里就想不要要求得太多了，都是犯人和教养的，主要是改造思想。没有本着领导精神突破困难。任务完成的好坏没什么关系。
对人的关系上，三年来思想上是有变化的，不是建立在共同改造为前提的，过去倒不怀疑别人，以前有很多朋友，没有彼此的，教养后也带着这种精神。后来感到周围的人都不是单纯的，因此就抱以戒心了，自己有防人的心，因此就羡慕独善其身，并尽力学，我是很爱谈话，发表个人意见的人，所以也就克制不住自己。当别人提出与自己相反意见时，就不高兴，而表面上虚伪，说“好！好！好！”对王宝丰在生活上的管理方式上，表现不满，认为他是管理小孩子的样子。联系到这次学习，检查起来是没有存心害人的人，因此也联系到对汇报情况的看法，过去是有不正确看法的。
单位： 生产技术股
姓名 杜高 性别 男 年龄30 籍贯 湖南长沙 原表现类型 三类
教养理由 右派 劳动教养时间1958年4月18日 建议类型 二类
现实主要表现：
在上半年表现思想抵触，不认错，散布说：“我原来单位不打算送我教养，是别部门提出的。”因而在教养两年来，思想很抵触，认为自己错误不大，经常违犯纪律制度。更严重的在工作中翻译小说。领导给予没收，他说“政府也得讲民主，按原则办事”等话不服从管教。工作忽冷忽热。在表面劝别（人）一通大道理，对自己毫不改正错误。
通过坦白检举运动以来，在认错方面是有了进一步认识，并能严格要求自己的自由主义。当领导派他到监狱学习汉语拼音，获得表扬，成绩优良，安心学习。回场后在教学工作很是认真，对扫盲工作很是重视，思想比先有了进步。但在靠拢政府方面很少反映问题并和就业人员吵嘴现象，做了比较深检查，同时现在对教养期和今后前途问题考虑过多。
审查人 蔡仲元印 60年11月
优点：
1、在遵守各项纪律制度上比以前有进步，并且能对别人的一些违反纪律制度现象提出意见。
2、这个时期靠拢政府，曾向领导主动的反映情况汇报思想，政治态度也比较积极，如前两天政府公布了镇压一个反革命的布告，他说：“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应该惩处！”
3、在苦战38天中工作比较积极主动，如在做大图表做木盒的工作中，能主动争取工作，情绪比较饱满，加班较多，也未叫过苦。
4、工作中踏实肯干，能钻研，并能节约原材料，如在做大图表等工作中，能开动脑筋想办法，解决工具材料问题，又如在协助胡功勋晒图时能节约原材料，得到了好评。
5、关心别人的思想，肯于帮助同学，并善于从政治上帮助别人。
缺点：
1、在思想上对自己要求还不够，如在工作时间内有空时还是看文艺书，这是领导过去批评过的，由于如此，又怕别人提意见，情绪有时较反常，不够稳定。
2、遵守纪律制度还不够好，如未经允许自己买好香烟，并骂过邵维城“混蛋”。
表决结果：全体通过杜高受丙等奖。
该分子通过教育后有很大转变，可以给予丙等奖。
李光荣 4.2
类别 劳动教养 姓名 杜高
1960年7月 日填
姓名 现名 杜高 原名 李传惠 出生时间 1930年农历6月6日
家庭出身 革命家庭 本人成份 文艺工作者
婚姻状况 未婚 宗教信仰 民族 汉 现参加何劳动 晒图及其他杂务性劳动
文化程度 大学以上 健康情况 曾患肺病 专长 文学戏剧创作（俄文翻译）
籍贯 湖南长沙
现住址 湖南长沙北门外上麻园岭144号
案情或教养理由 右派分子 刑期 收容教养日期 1958年4月18日
历次所犯罪行或错误及处理情况
我是文艺界的一个右派小集团“小家族”的成员之一，这个小集团以吴祖光为首。我们散布过一些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和流言蜚语，“同情”过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骨干分子路翎，1955年反胡风集团时，党因发现我所参与的小集团活动，曾对我进行了批评斗争和审查，56年，根据我的错误，给予了行政降级的处分，但保留了我的共青团团籍和中共作家协会会籍。但我当时并没有真正认识自己错误和诚恳地接受党的处分。57年初，这个小集团又死灰复燃，我并向党提出翻案，说什么肃反运动“扩大化了”，并攻击了在肃反中表现积极的个别同志。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我同情一些右派分子的言论，并写过一篇错误的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在《新观察》上发表。而在反右斗争初期我的态度表现得也很不好。因此党决定给我劳动教养的处分。
家庭成员
父亲 李仲融 男 58 共产党员 南京大学教授
母亲 陈璧登 女 56 民盟盟员 原任长沙小学校长，现退休养病
哥哥 李桑牧 男 32 作家，现居家养病
经济来源和生活状况
过去和现在的主要社会关系人
与本人关系 姓 名 性别 年龄 政治面目 现在职业及详细住址 解放前参加何种组织任何职务
表姐 陈 西 女 42 共产党员 北京中央农业部肥料处处长
姑姑 李融中 女 50 湖南省委幼儿园园长
年 月 在何地何部门 职 务 证明人姓名 当时职务及现住址 与本人关系
自1940年至1943年 桂林新安旅行团小学 学习、演剧 李仲融 党的工作者 父亲
自1944年至1945年 随母亲从桂林逃难到贵阳 陈璧登 母亲
自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贵阳民教剧团 演剧 万流 该剧团主要负责人 朋友
自1946年1月至1946年8月中国胜利旅行剧艺 社（从贵阳到长沙） 演剧 万流 该剧团负责人
自1947年2月至1947年12月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学习 陆诒 该学校主要负责人，现在上海新闻日报工作 师生
自1947年8月至1947年12月长沙湖南日报 记者 汤炜 现在湖南省文联 朋友梁中夫 现在湖南省委宣传部 朋友
自1947年12月至1948年2月衡阳力报 采访主任 邹今铎 现在新湖南报工作 朋友
自1948年6月至48年8月 长沙小春秋报 记者 编辑 汤炜 现在湖南省文联 朋友梁中夫 现在湖南省委宣传部 朋友
自1948年8月至1948年10月南京中国时报 记者 编辑 曹明 现在北京中央电影局工作朋友
自48年11月至49年2月 常熟青年军604团政工队演《小人物狂想曲》一剧 演剧 李金声 现在上海音乐学院 朋友
陈奇 现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 朋友
自49年3月至49年5月 常熟新生报 编辑 纪芒 现在贵阳文化局 朋友
李牧子 现在上海盲哑学校 朋友
自49年6月至50年2月 上海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委员会新少年报 文艺版编辑 胡德华 党的负责人，现在北京团中央新少年报 同志
自50年3月至50年8月 上海总工会 下工厂体验生活 范小凤 现在上海总工会任青工部部长 同志
自50年9月至50年11月 北京中国铁路文工团 写剧本 王里 现在人民美术出版社 同志
自50年11月至52年5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政治部文工团 创作组长 楼适夷 当时的宣传部长 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 同志
自52年5月至53年10月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 创作干部 吴雪 该院院长
自1953年10月至1954年末 文化部艺术局剧本创作室干部 创作干部 陈白尘 现在中国作家协会
自1954年至1958年4月 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创作室 创作干部 李之华 现在中国戏剧家协会
单位 七车间设计组 61年1月31日
姓名 杜高 年龄 30 单位 七车间设计组
主要问题：
在去年12月中，我在粮食问题上有一个时期思想很混乱，围绕着“吃”的这个问题，犯了一些错误：
1，12 月27日，我担任值日打饭，剩下有病号不吃的两个窝窝头，自己很想把它吃掉，所以没有立即退还伙房，直到第二天中午干事问起这件事时，自己还没有勇气承认没有送回去，企图掩饰自己的真实动机，直到干事进行了批评以后，才把这两个窝窝头送回伙房去。（这个错误我已向领导作了书面检查）
2，去年12月里，在一次看病的时候，我曾要求大夫考虑是否可让我晚上少工作二小时，我说：“一到下午以后，身上就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当时的思想是想多休息，少劳动。
3，去年12月的一段时期中，我不止向一个人说过这一类的话：“腿子发软，走路一点劲没有。”这些话今天看来，都是对粮食定量的一种不满的表现。
4，几个月以来，凡是休息的日子，周围的人都是谈吃，自己的思想中也就是想着“吃”，所以也很愿意谈。在这类谈话中，我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就是想多吃到一点东西，如果能让我请假出去一次，不管多贵，也得狠狠地吃一顿。”今天看来，这样的话也是在散布一种不满情绪，好像我们现在真是“吃不饱”似的。
6，去年底一个时期，思想上老是被“吃”这个问题纠缠住了，自己也很苦恼，想摆脱也摆脱不掉，吃了这顿盼那顿，而且吃下去像没有吃一样，思想上有这样一种想法：现在整个的自己都被一种生物的原始要求支配了，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吃，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直到年底和张雨田干事的一次谈话之后，自己才重新在精神上振作起来，才开始以意志去战胜那种思想上的混乱状态。
坦白人 杜高（手印）
备考
杜高曾说过：
1，“反右派时我听罗部长说过，谭惕悟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可是他现在摘掉了右派帽子。”
2，“胡业明（音，和他曾长时间在一起的教养分子，现在在兴凯湖）是一个品质很好的人。”
3，“现在咱们的生活，还有什么丰富的内容，除了买点东西，买顶帽子，还有 什么？生活不就是只充满着这些吗？”
4，学习三面红旗时，他发言当中谈到美国，他屡次说明“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工业剥削农业”，这就是剥削的实质，从不谈阶级关系，不谈资本家剥削广大劳动人民。
5，工作时经常看书，看报，写一些东西，效率很低，工作计划也无人检查，组长也不过问。
徐福明（手印）1961，2，1
生产技术股 1961年2月10日
姓名 杜高 区别 教养 是否剥夺和管制 是否正在受处分
事实摘要：
自己检查：
优点：（一）扫盲工作上，比较细致而耐心，得到过表扬，并能主动到生产股帮助抄写工作。
（二）思想上靠拢政府，汇报自己思想情况，态度诚恳，三面红旗的学习中，态度是端正的，经领导谈话，思想有收获。
缺点：（一）在粮食问题上思想混乱，想请假出去吃一顿，并企图贪吃病号的两个窝窝头。
大家意见：
优点：（一）在扫盲工作上有成绩。
缺点：（一）有思想问题，没有暴露，对前途，认罪服教方向都未检查，检查思想只是理论与口头上，所谈也是似是而非。
（二）思想意志薄弱，改造决心不大，处处原谅自己。
（三）工作中打不起精神，扫盲工作之后情绪不高。
（四）对同学鄙视，和大家格格不入。
（五）思想上错误是很多的。
小组意见：不评奖。
车间意见：免予奖励 蔡仲元印 61，11，2
厂长批示
备考
1，自教养以来，不认罪认错，曾和教养分子于鸿慧、刘绪兴说“我不够教养条件，因为不教养别的单位有意见，所以才争取我的意见，送了教养。”因此不安心改造，不断违犯纪律制度，思想反常，劳动忽高忽低，并散布说：“我没有前途啦！劳动教养没有什么追求的了，解除也好，不解除也好，都一样，好像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多吃一个窝窝头似的。”现在仍有严重悲观情绪和不满言论。
2，在服从管教遵守纪律制度很差，如在劳动当中看文艺书和翻译外文，领导阻止不听，反说“政府也得讲民主，按原则办事”。又如在教员室和就业人员赖新华吵架。谩骂教养分子邵维城“混蛋”。当别人对他经常违犯纪律制度提出意见，他反说“小题大作”。
3，靠拢政府极差。由于对教养期和定量不满，工作不能达到个人要求悲观失望，情绪消沉，领导找他谈话也不谈个人思想问题，而和犯人徐福明说：“像我们受过这么严重处分的人，这一辈子恐怕是完了。”
4，对共产党、人民政府、三面红旗基本有认识，但有时散布不满言论。如对教养分子李跃华说“目前形势很好，这就为政府对我们进行长期改造提供有利条件。”散布说“报纸上没有报道陈云、彭德怀的活动，这可能是犯了右倾错误。”当他在看报时，看到陈毅副总理在宴会上的照片，和犯人徐福明说“他不会有吃不够的苦恼。”他看到队长严厉批评教养分子，他很为不满说：“如果从社会职业来说，队长这种职务，实际上就是‘狱吏’。”“现在只不过是因为目前身份的限制，对批评不能不接受罢了。要是让我在劳改单位，在犯人群里当一辈子的职工，我是会苦闷死的。”在徐快刑满时考虑就业问题，他说“最好我替你写两封信，一封给清华党委，另一封给五处领导，要求升学。”“将来我要找周扬、夏衍、刘白羽来挽救我”等等言论。
5，在劳动态度，极不端正。从兴趣出发，而不是认真改造自己，适合自己，便干一阵，如编写产品介绍一般能按时完成任务，但在劳动时间看小说，翻译外文。又如60年叫他学习汉语拼音成绩优良，回厂后积极钻研，想办法把汉语拼音教会大家。在扫盲教学中认真负责。以后叫他帮助整理技术资料，劳动态度极为消极，一天描三张项目表，装订本一天订三本，并经常不断在劳动中又偷看文艺书籍或翻译外文。领导批评他，他背后说“叫我干这活，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浪费。”目前劳动态度仍然如此。
6，曾受物质奖一次。
教养分子，杜高，右派分子，问题、情节较重，教养期间以（已）满三年，表现很坏。仍不认罪服教，多次违犯纪律制度，不靠拢政府，散布言论，劳动极不正常，消极，故根据现在表现，在（再）教养三年
曹殿功 4,6再教养三年 王文明 4，10
姓名 杜高 性别 男 年龄 31
别名 李传惠 籍贯
案情性质 右派 收容时间 1958年4月18日
继续教养理由
该人系右派分子，问题情节较重，教养期间已满三年，表现很坏，仍不认罪服教，多次违反犯纪律、制度，不靠拢政府，散布反动言论，劳动极不正常，表现消极，故应继续教养。
教养年限 单位意见 提议继续教养三年 王文明 （印）61.4.15
民政局公安局意见 同意 陈树森（印） 安林之（印）4.15
市人民委员会批示 同意 冯基平（印） 4.15
备考北京市公安局1961年4月15日
姓名 杜高 性别 男 年龄 28 籍贯 湖南长沙 现住址 出身 职员 成份 文化程度 专科 民族 汉
类别 右派 有何技术及熟练程度 劳动教养以前的职业 剧协创作室
家庭人口及经济状况
父 李仲融，任南京图书馆馆长，母陈璧登，小学教员，北京只一人
来场日期 何时何地由何机关送来 58年4月18日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刑事处分 参加过何种反革命活动及流氓组织
简历 1937－1945年在长沙、桂林等地上小学中学，45－48年历任贵州日报、湖南日报、中国时报记者、编辑等职，48年12月－ 49年2月在伪青年军任职，49年到上海新少年报，后转铁路文工团，志愿军文工团等，53年调任现职
劳动教养原因
该人自1945－1949年历任伪中央日报、湖南日报、新生报等七家反动报刊的记者、编辑，写了许多污蔑我党、污蔑解放战争的反动文章，为蒋匪歌功颂德，如1949年解放前夕杜高在新生报上“剪烛残余”为题发表文章攻击我党的和平政策，说“中央杀害和平胎儿”，和谈的破裂实质上是中共要求超越了政府的约法……
参加工作以后仍恶习不改，从1952年起就与汪明等人组成了反动小集团，进行了许多反动活动，造谣说“三次大战已不可避免”，……，并用淫书淫画拉拢小集团成员，以所谓“抓小鸡”的卑鄙手段玩弄女性，因此在肃反中给予开除团籍和降级处分。
整风开始以后纠结其小集团残部向党猖狂进攻，又写了“空头作家”等许多反动文章，同时他还支持大右派葛佩琦等的反动言论，污蔑我党提倡六亲不认，此外，他还攻击肃反，说“公布胡风的信件是违反宪法”。当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幸灾乐祸地说：“这才呼吸到新鲜空气”。根据上述情况该会已将其定为右派分子并开除公职，应予劳动教养。
备考 继续劳动教养三年
附注：一、用钢笔写，写正楷，不得潦草和涂改。
二、如有表内未包括的项目，可写入备考栏内。
62年1月
1961年，在我个人的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是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的一年。
1961年，是在紧张热烈的劳动、是在对暂时性困难的斗争以及丰收带来的欢乐之中度过去的。
1961年，是我的劳动教养的第四年。年初，在学习了三面红旗以后，进一步认清了国际和国内的大好形势，提高了政治认识，增强了改造自己的信心和自觉性，六月，我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接受了政府的调动，从北京来到了农场，通过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的紧张热烈的劳动，使自己从实际锻炼中，更进一步地认清了形势，更进一步地得到思想改造的实际的收获。因此，我觉得，1961年这一年，在我的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是思想收获最多、最宝贵的一年。
首先是通过三面红旗的学习，对于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的英明正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个学习中，我批判了自己在60年底在粮食问题上所一度表现的思想混乱，当时，因为自己患了浮肿，体力衰退，便开始对战胜暂时性困难失去了坚定的信心，在周围的一些错误言论的影响下，立场有所动摇，也散布过一些错误的言论，如“浮肿的原因是吃得太少了”，“腿子软得都迈不动步了”等，这一段时期，思想改造和劳动的情绪也表现出消极。通过了三面红旗和对大办农业方针的学习，认识明确了，思想提高了，精神面貌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对于国家克服粮食问题上的暂时困难有了信心，同时也就认识到自己在前一段时期所表现的消极情绪实质上是政治立场背弃三面红旗的表现，只有站在六亿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来观察现实的人才能真正认清三面红旗的优越性，并满怀信心地和暂时的困难作斗争。
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收获是五月间政府对教养期限的宣布。当时我被宣布继续教养三年。这促使我认真地反省了已经过去的三年我存在的问题，并从领导的这个决定中体会到对自身改造的积极意义。我总结了三年改造生活的成绩和缺点，消除了对自己改造的自满情绪，发现了在我的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存在着的最主要的问题，归根结蒂仍然是认识自己罪错的深度不够，从自己的各个时期的表现中来检查自己认错服教的程度，我发现阻碍我进步和转变得更快的主要障碍仍然是改造的决心不大，对过去的自我还存着一些原谅和留恋，因而在改造过程中，有时表现一些自满，认为“改造得差不多了”，有时存在着幻想，把结束教养的希望不是牢固地摆在自己改造的水平上，而单纯寄托在党的宽大政策上。联系着在认罪服教方面的问题，我也从遵守纪律、靠拢政府等几个方面检查了自己。在领导上的教育和鼓励下，我重新订出了改造计划，在1962年，决心在改造的道路上跨出新的一步。
1961年，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通过了实际劳动的锻炼，在思想改造上是有收获的，在政治上是有进步的。为了进一步争取改造，我现在根据五项改造标准检查自己在61年中的主要表现：
一、在认错服教方面：由于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看到全国人民在三面红旗指引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克服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中亲身体会到了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而联想到自己过去所犯的右派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的危害，从内心的深处痛恨自己，从而感到自己是人民的罪人，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才能洗刷自己的错误的过去，重新做人。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上，认错服教比过去的几年就有了提高和进步。一年来，没有在这方面犯过较大的错误，对于政府干部的管教是诚恳地接受的。表现得比较好的一个阶段是在夏收夏播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为农业战线的大好形势所鼓舞，我为争取小麦丰收的光荣劳动所激奋，政治积极性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在劳动上比较积极，能够紧密地靠拢领导及时反映自己的思想情况，并且也积极地向周围的一切错误言行进行斗争。在这个生产的热潮中，无论在遵守夏收纪律或劳动、学习方面都受到了领导的鼓励，肯定了这一时期的成绩。
二、在遵守纪律方面：过去的几年中，在遵守纪律的方面虽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但由于自己在改造过程中对自己的要求不严格，便有过许多自由主义的表现，把一些生活方面的纪律看成是“小事情”，认为自己只是来改造政治思想的，一些“生活小节”影响不大。对于这种错误思想过去认识得不清楚，因而改正得也不坚决。在61年中，特别是到了583一队以后，在秋收的阶段中，在遵守纪律方面是表现得不好的。在场院的脱粒工作中，我违反秋收纪律吃过生的稻谷，并且有两次把稻谷装在衣袋里带回来炒吃。经过领导上的教育，特别是把这个行为提高到“偷窃国家粮食”的高度来认识时，我才感到性质是严重的，便主动向领导写了检讨，提出了保证。如果把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表面化地去认识，对于提高自己的思想是没有益处的。生吃稻谷的丑态并不能以生理上需要多吃一些东西作为借口来解释。这里表现出了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在暂时性的困难面前，我仍然没有经受住考验，以至公然地违反了政府颁布的秋收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当时的思想情绪是混乱的，有一个想法是：“大家都吃，我也吃，反正无所谓”，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在政治上犯过罪错的人，应该处处严格地从政治立场上来要求自己，检查自己的言行。正因为思想上放松了对自己改造的要求，消极情绪就得以上升，结果犯了错误。调到二队来的初期，也因为没有从政治上正视自己在违反某些生活纪律方面的错误，因而也有过点火热饭，和职工拉扯等违反纪律的错误表现。遵守纪律是改造的几个重要标准之一。与服从管教是密切地相联系着的。违反纪律，实质上就是不接受管教，不愿彻底改造自己的表现。这是我在61年，思想和行为上存在的妨碍改造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在靠拢政府方面：有一段时期是做得比较好的，在二分场麦收时期，自己能积极的靠拢政府，反映情况，因而那一阶段，思想上的进步就比较快，但后一阶段，到了583一队后，在这方面就做得不经常了。当时的思想情况是：“领导上很忙，我写过二次思想汇报，也没有得到领导的指示。队里很乱，队长分不出时间来管我的事。”因而也就不再积极地靠拢领导，争取教育了。在反映周围的情况方面，我做得也不经常，思想上存在着一个错误的想法：“有些小事情，何必给领导添麻烦呢？”其实，许多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也就在所谓“小事情”的下面放松过去了。在这方面，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自己是否在政治上完全和党和政府站在一起，是否把自己的整个思想和心灵都交给组织的问题。一年来的表现证明，我和政府仍然是有距离的，我还没有做到一切言行按政府的要求，一切话都和政府谈的程度。这一年中不同时期的表现，也给我自己很实际的启发，凡是我在靠拢政府方面政治积极性强一些的时期，那么，这一时期我在政治上的进步就较明显，政治上就比较开展。反之，就会犯错误。
四、在劳动上，一年来我的劳动热情还是比较饱满的。在夏收夏播的整个时期，不管天气多么热，身体多么累，我始终坚持出工，做到了没有一天缺勤。但是在到583一队后，除了在秋收的割稻高潮中劳动情绪是饱满的之外，中途有一个时候，因为身体坏了，劳动情绪受到了影响，有时在工地，也没有始终做到力所能及地积极劳动，有时候以身体坚持不了来原谅自己。但是一年来的实际劳动给了我许多宝贵的锻炼，思想上有了许多极为宝贵的收获。首先是，我培养起了对农业劳动的真诚的热爱，并且通过这个劳动，通过对于大自然的征服，真正从思想上树立起了“劳动创造一切”的信仰。过去，我把精神劳动看得高，以为作家的劳动是最“神圣”的，而轻视体力劳动，以为这种劳动是“简单的”、“低下的”，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观点被这一年来的劳动粉碎了，我不仅在理性上批判了这种错误的、反动的观点，而且从情感上开始感到这种思想观点是多么可耻！在这一年的劳动锻炼中，我初步地放下了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而决心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深感做一个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是最最荣誉和快乐的。但是，在这一年的劳动过程中，思想上不是没有斗争的。特别是当体力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能不能坚持劳动就成为斗争的焦点，有时候在思想上出现消极因素，劳动的热情就受到压抑，这时劳动就表现得不好了。同时，由于自己过去长期脱离体力劳动，劳动知识的缺乏也是一个很大的弱点，但是在这方面我的进取心表现得并不强，对于农业知识的钻研在思想上还重视得不够。这也是劳动中存在的缺点之一。这也反映了立志成为一个农业生产内行的决心仍然是不够坚决的。
五、这一年，在政治思想上的收获是丰富的、宝贵的。总的说起来，在政治上更坚定了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念，并决心忠诚地听党的话，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 在这一年中，我没有在政治思想和言论上犯过大的错误，但这并不能说明我的政治思想是一贯地健康地发展着的。主要的问题是我一度对自己的思想改造采取了不严肃的态度，以为自己的改造时间已经很长了，因此，逐渐产生了一种惰性，不再是积极争取，而是抱着习以为常的消极等待，我曾经说：“教养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结束不结束，现在想得很少”，实际上这句话反映了对思想改造的一种厌倦，这是政治思想上的抵触改造的情绪，正是因为思想上还存在着这种消极的东西，才使我一年来的政治上进步得不够，改造的收获与政府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的原因。
1961年过去了。1962年在全国更好的形势下来到了。感激政府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为我们的改造准备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社会上大批右派分子得到新生的事实给了我极大的政治鼓舞，我将在新的一年中更认真地更努力地改造自己，从各方面严肃地要求自己，争取在不久后能达到自己的政治愿望，摘掉右派分子这一顶可耻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的处分，回到人民的队伍中去。
教养分子杜高 男 现年32岁 长沙市人 现住长沙北门外上麻园岭128号
该人自教养以来表现一般，对自己错误稍有认识，在劳动上也能干点，对坏人坏事能及时的反映给政府，如徐继和看着窝头说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当时给干部写材料。遵守纪律不好，有时偷吃农作物及菜，该人现患有肺结核病，不能参加劳动，整天在家休息，现其母愿将其接回长沙医治，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提议回家休息疗养。请场长批示。
园林七队 董维森 62年7月26日
附来信一封
报管教股 市五 7.29
1、领回就医的教养分子情况介绍表
填发机关：北京市地方国营团河农场 （公章）
（母亲的申请信）
队部负责同志：
顷接小儿杜高来信，始悉他于今春患进行性肺结核病，蒙组织爱护已予以治疗休养，作为家长，不能不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肺结核系慢性病，医疗过程可能较长因我家喂鸡养鸭营养条件较好，并且在湖南医学院左近，来往医院极为方便，因此请考虑是否可让杜高回家疗养，一来使他得到家庭照顾，二来也可减轻组织负担，一俟病情稳定后，当即命其返队生产。致以
陈璧登（印章）
单位领导审核意见：
报处批准
黄敏代(签字) 8.4
2、调查处理及答复情况：
右派队教养分子杜高，其父（应为母，原件如此）陈璧登来信要求其回家休养。
根据中队意见，提议准其回家休养，并办理保外就医手续。此信就不予答复。
3、劳动教养分子领回就医审查批示表 1962年 8 月10 日
姓名 杜高 别名 李传惠 性别 男 年龄 32 民族 汉
家庭出身 革命职员 成分 文艺工作者 教养前职业 文艺工作者
现住址 湖南长沙北门外上麻园岭14号 籍贯 湖南长沙 文化程度 大学以上
教养日期 1958年4月18日 收容时健康情况
简历 1952年5月～1953年10月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
1953年～1954年中央文化部艺术创作室
1954年～1958年中国戏剧家协会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父：李仲融 南开（应为京，原件如此）大学教授
母：陈璧登 民盟盟员 长沙小学校长 现退休
哥哥：李桑牧 作家
劳动教养理由
他是右派小集团“小家族”的成员之一，散布一些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同情过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路翎，在肃反运动中提出向党翻案说：“肃反运动扩大化了”，同情右派分子的言论，并写过一篇错误的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
该人患有肺结核，不能参加劳动，整天休养，现其母来信愿将其接回长沙医治，家庭情况也很好，根据以上情况提议领回就医。
审查人 该人患有肺结核，长期不能劳动，现家长来信，提议领回就医。
赵岱 62.8.10
单位负责人 同意领回就医。 董尚斌印 杨春旭印
处长 局长批示
备考
北京市公安局五处 填表： 赵岱 校对： 处理：
4、（致长沙公安局公函）
湖南长沙分局：
（62）团管字第 号
兹发去我处拟病残的老弱病残就业人员杜高的档案材料一份，希你局提出意见速退我处。
此致
第五处 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公章）1962年8月24日
分局意见：
湖南长沙市公安局程兆萃同志答复杜高可以回来，我们没意见。
联系人赵岱 1962年9月21日
（五处另函）
团河农场：
杜高领外就医问题，经审查缺病情诊断书，补充后报处。
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公章) 62.10.24
年 月 日
姓名 杜高 年龄 32 单位
事迹：
一、政治思想；
1，政治上积极向上，对过去错误认识深刻，严肃认真改造自己。学习时积极发言，立场正确，在反修正主义学习时，能坚决与错误观点进行斗争，歌颂毛主席是当代的列宁。坚决维护我们党的立场观点。2，服管服教，靠拢政府，向领导反映情况，工作中忠实贯彻领导指示，经常把中队的情况书面或口头向领导汇报。3，对目前形势认识正确，坚决拥护三面红旗，政治上迫切要求进步，情绪饱满，常鼓励大家认清形势加速改造。4，他原是长期休养病号，但积极参加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定量与工资，政治热情高。
二、工作情况：
1，担任中队宣传员，积极负责，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方面，宣传工作成效显著，曾协助中队统计员总结自去年10月以来中队增产节约成果，根据场长报告精神及队部指示制定增产节约指标；2，通过多种宣传形式开展运动，设立聚宝盆，展开搜集废旧材料活动，下工地组织劳动竞赛，进行口头鼓动，开展提合理化建议活动，逐项登记，并协助试制粉笔等项副业生产项目的实现；3出版墙报，大字报，黑板报，及时反映劳动情况，公布效率，进行表扬、批评，并专辟“好人好事栏”鼓励先进，以上宣传活动对提高中队工效，节约劳动力起了推动作用，群众对宣传工作反映很好；4，自运动开始以来，经他一人自编自写，共出版专刊、快报、评论稿共45期，大、小稿件约180篇之多。
三、生活纪律：遵守制度纪律，从未与人争吵，坚持原则，待人诚恳，能帮助别人。
中队意见 表现一般较好，提议给予乙等奖。
董维森63.4.28
大队意见
场长意见 同意 乙等奖
杨春旭4.28
备 考
一、思想方面
改造情绪一贯安心稳定，自己身体不好（肺结核），受到领导照顾，担任中队宣传工作，本人表示：“领导上给我们安排这样好的改造环境，从各方面对我们关怀无微不至，自己还不好好改造，做一点对人民有利的工作，就对不起领导。”在宣传工作中，能一贯及时地通过黑板报、喊话等方式，贯彻队长指示，鼓动大家的劳动热情。
对目前社会的大好形势，有明确认识。多次向大家宣传个人家庭来信及接见谈话所了解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好转等情况，表示对三面红旗的拥护及说明党的政策的正确。如有一天报纸副刊登了一首歌颂麦收人们集体劳动的力量比宇宙飞船更伟大的诗歌，他立即向人们介绍。
二、学习方面：
本季度处于麦收、夏种大忙阶段，同时时事政治学习也很重要，他不仅自己遵守学习制度，而且对别人说：“劳动这样紧张，学习也抓得紧，思想怎能不进步呢？”
他经常给大家读报，并仔细阅读了党中央关于共产主义国际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他在会上谈到自己学习时的体会说：“苏共二十大以后，受到国际上刮来的一阵歪风的影响，自己在政治上犯了错误，通过这次反修正主义的学习，认识到这是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斗争。自己领会到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在整个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是相当复杂尖锐和曲折的，只有认真地领会党的各项政策，才不致在政治上走弯路。”并说：“对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及反修正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等方面，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看到苏联大学生砸碎我国宣传橱窗的消息后，他表示非常愤怒，会上有人说，事件的发生可能是由于苏联学生在课堂上受了一些反华宣传的影响而这样做的。杜高当即根据事情发生的细节，指出这是修正主义者经过精心策划的一次预谋，不能把问题的严重性冲淡。
三、靠拢政府方面：
对个别人违反纪律，如郭锷权偷吃修建人员西红柿等行为，能进行调查，向领导反映真实情况。
四、劳动方面：
宣传工作密切配合麦收，增产节约及卫生运动，认真贯彻队部指示，及时反映生产情况，进行表扬批评，对推动生产起了良好作用。
在工地除进行宣传工作外，并参加劳动，如外出变工时，协助炊事员送饭，搬运秧芽，帮助别人拔菜、做埝，在麦收时，清扫场院等。
五、纪律方面：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制度，在对人对事方面，能坚持原则，待人热情，乐于助人。重视卫生工作，主动参加清扫环境等卫生工作。
（刘佛生整理）（此件无日期记载，应为1963年）
一、政治思想：
1、通过反修正主义学习及反右文件学习后，对个人罪错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在小组会上发言检查自己说：“在反右初期自己还不承认右派是反动派，经过几年来的改造，回顾所经历的道路，再学习当时的文件，自己的心情是沉痛的。当时，自己是有言有行的，不仅自己写文章攻击党，并向文汇报介绍别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文章，在政治上影响非常恶劣，自己还有政治野心，有小集团，比一般右派分子罪行更严重。回想自己参加革命队伍多年，从小就受到党的教养和培养，不应该以怨报德。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和改造，自己在立场观点方面，有了基本的转变。”
当他和同组刘佛生谈到党的领导时，他说：“过去，自己只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认为不接受单位党政负责人的领导，并不是反对党的领导，现在，认识到每个单位的党政干部都是贯彻党的政策的，必须服从他们的具体领导，听党的话，踏踏实实地完成他们交给自己的每一项工作。”
2、服从管教。在宣传工作中，能够认真领会政府干部各项指示的精神，并在群众中贯彻执行，无论是出版稿件，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事先均向政府干部请示，事后把实际效果总结汇报。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及时向领导汇报各小队情况。他不仅运用大字报、黑板报等方式开展批评与表扬，并且每天都把自己在工地所见到的情况，用书面或口头向队长汇报。
3、对目前国内的大好形势有明确认识，政治上迫切要求进步，情绪饱满。春节期间，他曾请假回湖南家乡一次，回场后，他积极把亲眼所见的情况向大家介绍，鼓励大家加速改造。他说：“在社会上，完全看不到三年自然灾害影响的痕迹，人民觉悟很高，坚决拥护党的领导。人民对我们并不歧视，而是希望我们加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中间。社会物质供应充裕，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别人问他回家的感受时 ，他说：“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形势大好，加速改造’。”
4、在反对修正主义学习中，思想敏锐，立场坚定。
在人民日报未公开发表反面文章和进行批驳时， 他在和郑伯才谈话中，就敏锐指出，赫鲁晓夫一修正主义集团的指挥，毛主席是当代的列宁，我党这次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起重大的作用。
对各种修正主义论调和模糊认识，能够揭破其花言巧语，指出其阶级实质，不仅对我党的各次批驳和措施表示拥护，而且能从理论上对修正主义的各种论点，一一加以分析批判。有一次，他所在小组殷畅宙等人提出：“如果苏联不把导弹运往古巴，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制止美国侵略呢？”杜高当时就指出殷等问题的实质是不同意我党批评赫鲁晓夫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并多方面给予批驳。
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各次反修正主义文件，都由他给大家读，大家反映：杜高读报，不但让大家在理论上弄清大是大非，而且在感情上也能受到鼓舞，充满对我党进行反修正主义斗争的正义感和自豪感。
5、杜高原系长期休养病号，回家返场后，无论在言谈及劳动中，对政府的照顾均深表感激。当身体情况好转后，进行半天劳动，直至全日出工后，对个人定量及工作从不计较，在平日，对自己改造中的收获和体会，均能正确认识到是党和政府干部耐心教育的结果。
二、劳动及工作：
1、在半天劳动编筐时，他在短短的四个半天中，就掌握了编筐技术， 在编筐时注意质量，认真学习，由完全不懂到半天能起底，收边二个。平日也主动干些在编筐中较吃力的工作。
2、担任中队宣传员，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能忠实地贯彻队长和董干事的每一项指示，深入动员组织各小队投入增产节约运动，成效显著：
1）协助中队统计员，总结自去年十月至今年四月中队增产节约运动的成绩，并根据场长及队部的指示，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各项措施及指标。
2）坚决依靠领导，贯彻队部指示，密切联系群众，通过多种方式，协助领导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及时下工地，了解劳动生产情况，并和大家一起劳动，利用“增产节约墙报”和“好人好事”等大字报、黑板报等进行表扬和批评，宣传节约，反对浪费，对提高全中队的工效、节约劳动力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设立“聚宝盆”，搜集废旧材料，交工具房重新利用，改制工具。
3）每天总结各小队的劳动竞赛成绩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向领导反映，公开批评、表扬等不同方式，协助领导开展工作，鼓励帮助生产上消极的同学，扭转落后局面，赶上积极的。工地上午的情况，下午就能在黑板报上反映出来，自运动开始以来，经他一人自编自写，其出版专刊、大字报、黑板报共45期，稿件约180多篇之多。
三、对各项纪律制度均能遵守，从未与人争吵，在生活中能与人和睦相处，见到别人吵架时，能进行劝阻、制止。遵守作息制度，重视个人卫生。
（刘佛生整理）（此件无日期记载，应为1963年）
一、 政治态度方面
第一，杜高非常注意政治时事学习，每天都关心地阅读报纸，尤其近来有关中印边界问题，古巴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他都很严肃地加以思考，而且发表自己的看法，如他看到意共、捷共代表大会对我国党进行片面攻击时，就担心地说“看来这样分歧会愈大，希望不要再这样，尤其苏共领导这样支持这些做法是很不应该的，这将会给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阵营的团结带来多大的损失啊！”又曾说：“赫鲁晓夫居然滚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中去了，真是想象不到的，不过也不奇怪，在革命的历史关头，总会有些人会掉下车子去的。正象列宁在第二国际变质前的处境一样，我们党暂时看来似乎是少数，但历史会证明中国党将是正确的。”
与此相应，杜高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拥护的，平时谈天中能联系自己过去犯的右派错误进行批判，如曾对值星员谈到自己过去因为家庭出身较好，从小就跟着父亲的革命前辈朋友，后来又受到党的培养，才成为一个年轻的作家，但因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自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革命思想逐渐泯灭，所以堕落成为吴祖光集团的右派分子，非常悔恨。通过这几年的教养，知道今后必须彻底从人生观改起才能达到真正改造好的目的，因此今天改造他是很安心的。
第二，杜高虽是病号，但积极靠拢政府，对反动言行进行有力揭发批判，如过去陆浩清在组内说“干事找我谈话，我才知道了底，我到期没有解除，我要向场长控告”等言论都及时汇报给干事，并在会上坚决斗争，又如后来在运动中对孟广居抗拒改造的言论，殷畅宙散布的对政府对定量不满的言论（如殷说他偷吃老玉米棒子是饿的，吃得牙都疼了，但不得不吃，等）都做了有力揭发和批判，是组内向坏人坏事作斗争最坚决、最深刻的一个人。
第三，杜高在搞宣传工作中经常坚持政治第一，任何稿件或宣传形式他都从政治意义角度去审视，提出意见，并坚持请示报告然后进行工作，使宣传工作起了积极推动劳动的作用，很受大家欢迎，改变了过去为文艺而文艺的观点（他以前是文艺工作者）。
第四，他政治热情很高，在国庆、新年的庆祝准备工作中，虽然有病，但常全日工作，有时还加夜班，他的投稿内容也充满对祖国、对党的热爱，歌颂社会主义的美好。
二 劳动方面
杜高因肺病，来不久就全休息，近两个月来半日轻劳动，作宣传工作，他除了有时身体不好外，总是不分早晚投入这项工作，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工作踏实，愉快主动，能无条件地接受交给他的任务，而且做得很有成绩，如国庆和新年的庆祝活动，都得到了领导的表扬。
在工作中还能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如总是在炕沿上写大字报，尽力把工作做得又快又好，同时主动提出计划请示领导，推动整个宣传工作。
第二，天寒风大，他又有病，但常去土方工地采访宣传材料，并在工地上广播，宣传鼓动劳动竞赛，为了和大家同享劳动的愉快，他抱病也和大家抬几台，所以杜高虽然参加体力劳动时间不多，但从宣传工作一段来看他是尽到力所能及，较好地完成了领导交给他的这个任务。
三、纪律方面
杜高初来不几天，曾有过一次吃作物事，经队长批评后，自己认识了错误，下决心改正，此后完全没有犯过纪律，并且还积极地向违犯纪律行为作斗争，如张道达徐继和二人清扫厕所时常不好好劳动，到六处去共同偷吃作物，他及时写了书面情况汇报，又如殷畅宙的屡次犯纪律大量偷回玉米种子被发现后，开会时他尖锐地指出殷畅宙偷吃作物不单是因为饿，而是用实际行动来对抗政府的定量政策，殷畅宙说“我定量32斤，身高一米八七就是犯纪律的一切原因”。杜高指出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分配原则的抵触，不是满意按劳分配，而是要求“按高”分配，等。
所以杜高是维护了纪律。
（刘佛生整理）（此件无日期记载，应为1963年）
单位 园七队
姓名 杜高 年龄 33 案情 右派 刑期3年 1961.5.25起 1964.5.24止
1，安心改造，情绪乐观，他说：“领导上给我们安排三余庄这么好的改造环境，自己患肺结核得到领导的关怀和信任，担任中队宣传工作，自己应该好好改造，把政府交给自己的工作做好。”他不仅自己认真对待改造，并经常帮助鼓励别人，经常与人兴奋地谈到社会上的大好形势，丰收，人们的喜悦，表示对三面红旗的拥护。
2，学习认真严肃，对我国党的历次言论，都有较深刻的体会。他说：“ 这次反修正主义斗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整个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阶级斗争仍是尖锐曲折的，只有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对苏联大学生砸碎我国宣传橱窗，有人说事件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在课堂上受到反华宣传的影响，杜高当即指出，不能降低事态的严重性。他根据事件的细节，指出是经过预谋策划的。
3，经常以黑板报、喊话等方式贯彻队长指示，并将自己在工地发现的问题向领导反映，对郭锷权偷吃西红柿的行为，也进行了揭发。
4，密切配合麦收及卫生运动，及时根据队长指示，进行宣传工作，通过大字报，黑板报进行表扬批评，推动生产。
主动参加劳动，如协助炊事员给工地送饭，检查拔秧质量，清扫环境卫生及麦收起场等。
5，遵守纪律，待人热情，重视卫生工作。
中队意见 虽有些缺点，但在宣传工作尚起到些作用。提议给丁等奖。高原松
中队意见 提议给予丁等奖。宋翊宾章 7，25
场长批示 同意。 杨春旭章7，26
备 考 62年终 乙等奖 63年初 乙等奖。
九月十二日傍晚吃饭时杜高单独来和我一起吃饭，他和我谈起白天管教干事来过这里，并且指着孙本乔说，也许他能提前解除。他说，还有八个半月我们也该解除了，我说解除了争取回家一趟。他说“多可怜的愿望，希望是一个一个的幻灭，剩下的只是实际的了。”他又问我“最近看报了没有？德共为中国右派喊冤，说中共打击报复了应该团结的知识分子。”他又说“傅雷在摘帽子以前就已经翻好了《搅水女人》一书，出版社要他用笔名出版时，他回信说我只有一个名字，要不把稿子寄还给我，结果帽子摘了，书也出版了。”
九月十三日晚上他又问我你的小队有没有人对报纸上的事有勇气提出相反的看法来，我说除了朱仲康有时发些谬论外，别人的发言都是正面的。他又问我谢自渝的思想倾向如何？我告诉他谢自渝在小队里起骨干作用，他说“在表面上这样，真正的思想是这边还是那边？”他当时用手势比着左和右。他又问我杨路的情况，又问我了不了解陈海铨，我告诉他我不了解。
后来殷畅宙和范森来吃葡萄，他说你们多吃一些吧，你们的饭量大，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你们的定量问题，你们的定量也太低了。当时殷畅宙说，我准备再坚持八个半月，已经坚持了一年多了。当时我很惊异，因为在我印象中过去杜高对他们两人的印象都不好，怎么一下子变得那样的亲密，而且偏偏找他们两个人谈定量问题。他们两人曾经为了定量问题闹过很久。根据以上一系列的情况联系起来看，我认为杜高近来的行动是可疑的，我估计他想拉拢一批人在他的周围（今天晚上他又和范光斗在一起吃饭谈了很久），这批人大都是一些比较落后的，思想上不太健康的，他这样做和这样说肯定都是有用意的，利用目前国际上的混乱来做一次投机的买卖。
希望队部注意他的行动。
朱维民（手印）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
六三年主要是因病休养，一部分时间担任中队宣传工作。一年来对自己罪错有进一步认识，感激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因此，政治热情比较高，改造中表现安心，情绪乐观。在宣传工作中能够尽力配合政府各项号召，贯彻队部指示。年终协助队部制定增产节约计划，搜集整理和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配合每一时期生产任务刊出一些宣传稿件，鼓动全队劳动热情方面起了一定作用。节日和假日负责组织各项文体活动，活跃生活情绪。在这些工作中，一般地能认真贯彻领导意图，工作态度认真负责，在组内能够对人展开批评帮助，亦容易被人接受。夏季为了加强学习，还利用每天业余时间给全队读报。通过宣传，督促全体人员注意卫生，个人也每日参加清扫环境卫生劳动。
学习中原来在二小队发言较多，到一小队后曾有一段时间发言较少，经提出后，立即改正。发言内容深刻，有系统，能够结合思想谈出自己认识。平日对政治时事关心，经常读报。遵守会场纪律。
遵守纪律方面做得不够，自己检查有如下违犯纪律事实：职工王天乙找他看给新华社俄文译稿的一些意见，商谈意见内容；给职工袁家祖思想总结做文字修饰；五月份托白玉书从他朋友家为他带回一包炒面。
缺点：1）秋收中由于身体已逐渐恢复，宣传工作之余参加能负担的轻劳动不够主动，比如在剥玉米时既未固定在本小队劳动，又不是去搜集宣传材料，而去和职工权士正边聊边干；2）北河堤上白菜施药亦未积极参加，队长曾提出批评。
鉴定时谈出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他说：“教养几年，对自己的罪行的认识一年比一年深刻。我的罪行很大，组织小集团，写反动文章，这都是反党活动，我和小集团要党接受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错误的基本原因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改造以来，特别是通过大跃进，看到了集体的伟大和个人的渺小，才粉碎了自己原来的世界观。”
教养以来是安心改造的，因有病，仅58年在兴凯湖参加劳动一个月，62年在清河劳动半年，63年冬季参加半日劳动，从今年二月起全日劳动。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做宣传工作。58年在兴凯湖参加布置展览会期间曾受奖一次，59年临时派到北京去做展览会工作期间受奖一次，到团河以后，62年年终得乙等奖一次。到团河以来做宣传工作时，经常协助值班做整理卫生等杂活，宣传工作方面，平日每星期左右，不定期地编写黑板报，每逢生产高潮（如拔秧、麦收、土方、秋收）黑板报就多些，有时一两天出一次，在这一工作中，他做到了严格按照政府指示办事，一切内容都经过请示或经队长审阅才发表。历次生产运动中，他经常担任工地宣传，也是严格遵照队长指示进行的，主要内容是批评、表扬。由于严格地执行了领导指示，所以在宣传内容上没有发生问题，并且对生产、学习和卫生工作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除卫生工作以为，在拔秧、秋收时曾参加中队组织的质量检查组，把宣传工作同质量检查工作结合起来，及时发表质量对比排队，指出缺点，表扬好的，在这方面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作为中队宣传员，他多次给全中队或全小队朗读报纸，读得很好，工作有热情。
政治学习方面，他发言次数不算多，但对学习是抱着积极态度的，经常看报，学习时精神集中，发言不空洞，通过了思考。讨论“二评”时，他发言说：“苏共领导借反对斯大林全面地对马列主义进行修正，苏共20大提出和平过渡来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借反对斯大林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关于斯大林问题不仅是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当时我们党立即发表‘论’与‘二论’来批驳这种理论。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领导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好流露出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情绪。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问题是以肃反问题为中心，正好表明修正主义在攻击专政理论。由于斯大林确实犯了一些错误而把问题弄得比较复杂，对待斯大林的错误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中共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讨论“四评”时他发言说：“通过学习这个文件，我们应当认识到全国正在展开阶级教育，其中有国际主义教育，即树立新的世界观，……赫鲁晓夫反对民族解放斗争，实质上是反对革命。目前我们的劳动不仅是爱国主义表现，也是国际主义表现，我国建设好，别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就有更大可能获得解放。通过文件，应该树立我们的集体主义思想，建立新的世界观，加强改造信心。”在讨论当中，有几次别人发表糊涂看法，他便同另外几人（冯志轩、范光斗）提出反驳，例如去年11月讨论“四评”的时候，吴志祥说：“美国只有国外市场，没有殖民地；苏联既没有国外市场也没有殖民地。”杜高当场反对这种意见，说明美国是新殖民主义者。同时期，邱清遒在会下同杜高闲谈时说，过去总认为苏联好，现在应该对苏联改变看法了。杜高对他说：“不要否定了苏联。我们对苏联人民还是友好的，我们只是反对修正主义。”
在靠拢政府方面，杜高做过一些工作。1963年夏季，郭锷权偷过职工放在暖房里的几个西红柿，起初不承认，经杜高同他个别谈，他承认了，杜高便汇报了队部。1963年9月，殷畅宙偷白薯，送给缪光谦一块，被发现后，缪光谦为了包庇殷畅宙，不肯交代事实，只说是自己偷的。杜高同缪光谦谈，动员他说实话，他才谈出是殷畅宙送他的。1963年国庆，杜高负责编排墙报，朱维民担任画报头，要画一张讽刺画来嘲笑修正主义者。杜高根据领导指示，告诉他墙报内容不要涉及赫鲁晓夫等问题。朱维民不听，杜高坚持未经请示审查不能发表，结果没有发表。并曾面对面地揭发过孟广居、陆浩清、何修俭、徐继和的反对言论和违犯纪律行为（1962年）。
缺点：
1、对劳动不够热爱，虽领导照顾半日干活和干轻活，但自己缺乏主动争取多干些活的劲头，长期没有正式参加劳动，即便参加劳动也抓得不够紧，如63年夏季菜田追肥、秋季剥玉米之类的活，是可以干的，他也做了一些，但很少正式地干半天或相当于半天的时间，干的少，干的时间也少。1964年以来全日参加劳动，比过去有进步。
2、1963年5月，曾未通过领导托白玉书从北京带炒面一包。另外同职工来往有：1963年秋收时，曾帮助汪天乙校阅俄文译稿，1963年12月，曾为袁家祖审阅思想总结材料（袁家祖请他修改文句和错别字）。
记录：王京 整理：刘乃元
一， 思想改造方面：
1，认罪认错方面：
对自己右派错误认识清楚，改造情绪乐观，在谈到自己错误时曾说：“过去几年虽然认识到自己错误严重，但总是把它当作属于个人性质的问题来看，并不懂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现在就真正认清我过去小集团活动和许多反党言论都是剥削阶级企图复辟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特殊表现。认清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政治性质，要铲除过去的错误只有和资产阶级意识做最彻底的决裂，只有脱胎换骨，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由于能够认识和改正错误，所以，实际表现是服从政府管教，听领导的话。
2，对三面红旗的态度：
他看到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比学赶帮运动蓬勃开展，因而表现在自己行动上是：积极投入劳动，利用业余时间搜集和整理材料进行工地宣传，推动各小组小队工作。他说：“全国人民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工农业欣欣向荣，我也一定在改造中做得多做得好。”支援灾区时他主动提出捐献粮食支援。从行动上他表现了对三面红旗的衷心拥护。
3，靠拢政府方面：能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春季卫生运动中，组织全队检查、评比，通过黑板报、口头广播、个别督促等方式表扬先进，批评落后，推动卫生工作。在比学赶帮中，除了向全队宣传队部号召和指示以外，每天早起广播好人好事，对推动运动起一定作用，大都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些工作。
为了使领导上及时掌握运动情况，他每天将全队运动开展情况，及时整理汇报。
学习方面，能认真阅报，看文件，讨论会上发言等均表现积极。
二，劳动表现：
去年三、四季度中本人有病稍好，除做些宣传工作以外，对积极争取劳动不够，有些松懈。但在今春人工湖土方工程中就开始克服松懈现象，大部时间跟大队出工去人工湖，一面配合全场搞宣传，开展竞赛，一面参加土方劳动。最近，劳动与表现更为主动，在场院劳动时并能协助小组长工作，组织劳动。小组评为标兵，受到队长表扬。挖肥料坑时，干得很猛，和强劳动力一样干，效率达到 方。
运动中参加小组小队组织的义务劳动表现突出，如四月十一日运炕坯积肥，因工具不齐，他就迅速地用手装筐，动作快，热情高，藉以带动别人。各项义务劳动均能积极参加，如散肥，拾肥，平埝等。
为搜集破废材料，组织全队聚宝节约活动，取得一定成绩。
三，遵守纪律制度方面：
个人遵守纪律制度，并能维护纪律，比如：四月十日下午值班忘了打起歇钟，他在工地及时叫大家干活，并赶到二小队督促他们起歇，随遭到个别人讽刺打击也不动摇。
记录 冯志轩 （教养分子）整理 冯志轩 （教养分子）
杜高：男，35岁，原籍湖南长沙，现住长沙北门外上麻园岭128号。因右派于1958年4月18日收容教养，于1961年5月25日定期三年教养。
该人在改造期间情绪乐观，安心改造，他说：“领导上给我们安排三余庄这么好的改造环境，自己患肺结核得到领导关怀和信任，担任中队宣传工作，自己应该好好改造，把政府交给的工作做好。”鉴定时谈出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他说：“教养几年对自己罪行的认识一年比一年深刻，我的罪行很大，组织小集团，写过反动文章，这都是反党活动。我和小集团要党接受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错误的基本原因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改造以来特别是通过大跃进看到集体的伟大，和个人的渺小，才粉碎了自己原来的世界观。”
在靠拢政府方面，一般做得较好，能热情担任中队宣传员工作。在工作时能严格按照政府指示办事，一切内容均经过请示或经队长审阅才发表。在日常生活中能反映情况，能检举郭锷权，殷畅宙偷吃农作物事情。也能及时反映工作中的好人好事。
在政治学习方面能抱着积极的态度，经常看报，有较正确看法，表示对三面红旗的拥护及党政策的正确，他在反修学习中对我党历次观点，都有较深刻的领会，他说：“这次反修正主义斗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整个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只有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在劳动方面：由于患肺结核，参加劳动不多，大部时间是做宣传工作，58年在兴凯湖布置展览会期间受奖一次，59年临时派到北京搞展览工作期间受奖一次，到团河以来做宣传工作时经常协助值班做整理卫生等杂活，在宣传工作方面不定期编写黑板报，每逢生产高潮（如拔秧、麦收、土方、秋收）黑板报就多些，保证质量。在工地除进行宣传工作外，并参加劳动，如：外出变工时协助炊事员送饭，搬运秧芽，帮助别人拔秧，做埝；在麦收时清扫场院等。
在纪律方面尚能严格遵守。待人热情。
该人在1962年终获乙等奖一次，63年获乙等奖一次，丁等奖一次。
根据上述表现，提议按期解除教养，摘掉右派帽子，于1964年5月24日教养到期。
园林大队七中队 郝占义（章）3.26
提议按期解除教养，摘掉右派帽子。
宋玉彬 3.26
教养分子 杜高 男 现年30 湖南长沙人，家庭出身 职员 本人成分 文艺工作者 文化程度 大学 民族 汉 家住 湖南长沙市北门外上麻岭144号 有父、母、兄
简历 自幼上学 42年－44年学演剧，45－48年先后在贵阳民教剧团 、 中国胜利旅行剧艺社演剧，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学习，长沙湖南日报记者，衡阳力报采访主任，长沙市小春秋报编辑，南京中国时报记者、编辑，48年11月－49年2月，参加伪青年军604团政工队演剧，49－50年在常熟新生报上海民主主义（应为新民主主义，原件如此）青年团新少年报任编辑，50－52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创作组，52－54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文化部艺术局剧本创作室干部，54年－58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创作室干部，因该人思想反动，隐瞒历史，解放后先后拉拢落后分子，组织小集团，诬蔑我党政策。57年借党整风之机，猖狂向党进攻，为此于58年4月18日被开除公职收容劳动教养，61年5月24定期继续教养三年，于62年3月份调来我场教养至今。
该人自教养后，经过教育，对错误逐步有了深刻认识，曾说：我的罪行是严重的，解放前，为蒋匪做过反动宣传工具，解放后又组织小集团，搞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反右时书写反动文章向党疯狂进攻，这都是反党活动。政府教养是应当的，我一定好好接受改造。因为我有肺病，政府照顾我，不叫干重活，做些宣传鼓动工作，我一定安心改造。因而该人思想是稳定的，能够积极靠拢政府，服从管教。在63年先后反映教养分子郭锷权、殷畅宙偷吃农作物，在担任宣传工作中是认真负责的，经常编写壁报宣传好人好事，在工地里协助检查劳动生产质量。除此还经常主动搞些勤杂活，如在工地打饭、打水、修井、整埝等。在历次政治学习运动中能够积极学习，主动给读报，在讨论会上能大胆发言，认识比较正确，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如反修学习时说反修斗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只有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还能积极揭发批判教养分子孟广居、徐继和等人的反动言论。能服从管教遵守纪律，表现较好，提议解除教养，摘掉右派帽子，留场。
北京市地方国营团河农场（公章）64.4.2
姓 名 杜高 性别 男 年龄 34 民族 汉
家庭出身 职员 籍贯 湖南长沙 有何疾病
本人成份 旧职员 家庭住址 湖南长沙市北门外上麻园岭144号
收容前职业 剧协创作室 收容时间 1958年4月18日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父，李仲融 ，南京图书馆馆长 母，陈璧登，小学教员。
自幼上学，45年至48年历任贵州、湖南日报、中国日报记者、编辑等职，48年至49年2月在伪青年军任职，49年到上海新少年报，后转铁路文工团等，53年调剧协创作室，58年4月18日被教养。
案情性质 右派分子 原报请劳动教养的单位 东单分局
原来劳动教养理由
该人1945年至1949年历任伪中央日报、湖南日报、新生报等七家反动报刊记者、编辑，写了许多污蔑我党、污蔑解放战争的反动文章，为蒋匪歌功颂德。如1949年解放前夕，杜高在新生报上“剪烛残余”为题发表文章攻击我党的和平政策，说“中央杀害和平胎儿”，和谈的破裂实质上是中共要求超越了政府的约法。.
参加工作以后仍恶习不改，从1952年起就与汪明等人组成了反动小集团，进行了许多反动活动，造谣说“三次大战已不可避免”，“朝鲜人民军拉中共代表团女同志的裤子”，并用淫书淫画拉拢小集团成员，以所谓“抓小鸡”的卑鄙手段玩弄女性，因此在肃反中给予开除团籍和降级处分。
整风开始以后纠集小集团残部向党猖狂进攻，又写了“空头作家”等许多反动文章，同时他还支持大右派葛佩琦的反动言论，污蔑我党是提倡六亲不认，此外，他还攻击肃反，说“公布胡风的信件是违反宪法”。当北京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幸灾乐祸地说：“这才呼吸到新鲜空气”。根据上述情况该会已将其定为右派分子并开除公职，应予劳动教养。
现在何处执行劳动教养 团河农场
收容后的表现
该人自62年来场后，对错误逐步有了较正确的认识，曾向政府表示说：“教养几年来对自己的罪行我感觉一年比一年认识深刻，我的罪行很大，组织小集团，写反动文章等这都是反党活动，要党接受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通过改造，才粉碎了自己原来的世界观，教养后，领导给我安排这样好的改造条件，应该好好改造自己。”由于该人有病（结核），在担任中队宣传员时能严格按照政府指示办事，所写出的稿件都由队长审阅后发表，为鼓动劳动情绪起到一定作用。在学习方面，能积极参加，表示拥护我三面红旗，如曾发言说：“通过大跃进，看到了集体的伟大。”反修学习也能发言，谈出自己的看法，如讨论二评时说：“苏共借反对斯大林，这就全面地对马列主义修正，反对了无产阶级专政。”讨论四评时说：“我们不仅在理论上弄清，还要在思想上树立新世界观，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斗争，这实质上是反对革命。”在劳动上，因有病，没有正式参加各项工序操作，但对于黑板报、宣传鼓动，根据干部指示，做的比较好，及时。也能主动参加一些轻劳动，如和炊事员一起往工地送饭，检查劳动质量等。在纪律上能遵守。
提议摘掉帽子，解除劳动教养，留场就业。
杨春旭 （印） 64.4.20
处长分局长意见 提议摘掉右派帽子，解除教养。
刘向军（印） 64.5.16
批示
备考
负责人 填表人 马凤山 填表日期：1964年4月16日
姓名 杜 高 年龄33 案情 右派 刑期
1958年4月18日起；1964年5月24日止
事迹：一，思想改造方面：
1、认错方面：在检查自己错误时曾说：“过去也认为自己错误严重，但总是把它当作个人性质的问题来看，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现在认识到我过去小集团活动和许多反党言论都是剥削阶级企图全面复辟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特殊表现。要铲除过去的错误只有和资产阶级意识作最彻底的决裂，只有脱胎换骨，从根本上改造自己。”
2、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他看到全国一片大好形势，比学赶帮运动蓬勃开展，因而表现在自己行动上是，积极投入劳动，利用业余时间搜集和整理材料进行鼓励宣传，推动各小队、小组工作。他说：“全国人们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工农业欣欣向荣，我也一定在改造中做得多，做得好。”他曾主动提出捐献粮食来支援灾区。
3、靠拢政府方面：在春季卫生运动中，组织全队检查、评比，通过黑板报、口头广播，个别督促等方式，推动卫生工作的展开。在比学赶帮中，除了向全队宣传队部号召和指示以外，每天早起广播好人好事，对推动运动起一定作用，并每日汇报全队运动开展情况。曾向政府反映，如姚志成怕报复不敢揭发缪光千的言论，范光斗对年终思想总结不满的言论。又如有人对义务劳动有牢骚，认为多干了，他说：“义务劳动就是应该争取多干一些。”
学习方面，能认真阅报，看文件，讨论会上发言积极。
二，劳动方面：
去年三、四季度中本人有病稍好，除做些宣传工作以外，积极争取劳动不够。今春大部分时间去鱼池，一方面进行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参加土方劳动，最近劳动上表现主动，在挖积肥坑劳动中与重劳动力比着干。在参加义务劳动时表现热情高，如四月十一日运炕坯积肥因工具不够，他就用手装筐。又如积极参加散肥、拾粪、平埝等义务劳动。曾设了聚宝盆为了搜集破废材料。
三，遵守纪律、制度方面：
能遵守纪律并能维护纪律，如：四月十日下午值班忘了打起歇钟，他在工地及时叫大家干活，并赶到二小队工地督促他们起歇，虽遭到个别人讽刺打击也不动摇。
缺点：劳动中有时表现坚持性不够，如说：“腿酸了，手腕酸了”等话，有时聊天多。
中队意见 能够检查自己的错误对宣传表扬好人好事较负责，提议二等奖。郝占义
大队意见 给予乙等奖 宋翊宾章 4.25
场长批示 同意。 杨春旭印 4.26
备考
姓名 杜高 年龄35 单位 园林五队
事迹：
一、思想方面：1，积极学毛选，学《实践论》，《矛盾论》，都作笔记。2，对过去错误有认识，他说：“我以前搞不通，像我这样革命家庭出身的人怎么会堕落成右派，现在明确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有的人可以蜕化成为新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他们是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思想改造是不可忽视的。”3，安心改造，情绪稳定，平时没有牢骚和不满言论。
二、拥护党和三面红旗方面：平时在言谈中经常歌颂党，歌颂三面红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他多次谈到这件事，认为这是党的领导和三面红旗的又一重大胜利。
中队意见 提议给丙等奖 郝占义（章）
大队意见
场长意见 同意 杨春旭（章）65.7.15
杜 高 男 34岁，右派教养定期三年64年5月24日到期 家庭出身 革命干部家庭 本人成份学生 文化 大学专业戏剧作家 现住湖南长沙上麻园岭128号
认罪认错方面：对自己的右派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思想总结和评比时都能谈到自己错误，曾说过去几年虽然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总是把它当作属于个人性质的问题来看，不懂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经过政府教育和学习，现在才真正认清我过去小集团的活动和许多反党言论都是剥削阶级企图复辟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特殊表现。认清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要铲除过去的错误只有和资产阶级意识作最彻底的决裂，只有脱胎换骨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由于能够认识和改正错误，所以在实际表现上是服从政府的管教听领导的话。
政治态度：对政治时事学习是比较重视的，尤其是有关中印边界、古巴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问题他都有很严肃地加以思考发表自己的看法。如他说看到意共捷共代表大会对我国党进行片面的攻击时，就担心地说看来这样分歧会愈大，希望不要再这样。尤其苏共领导这样支持这些做法是很不应该的。这将会给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阵营的团结带来多大的损失。又曾说赫鲁晓夫居然滚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中去是想象不到的，不过也不奇怪，在革命的历史上总是有些人会掉下车子去的，正像列宁在第二国际变质前的处境一样，我们党暂时看来似乎是少数，但历史会证明中国共产党将是正确的。对三面红旗是拥护的。他说全国人民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工农业欣欣向荣，我也一定在改造中做得多做得好。能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自己主动支援灾区，提出捐献粮食，从行动上对三面红期的忠心拥护。现在学习主席著作做到了经常学，认真的学，联系思想学，他说通过学主席著作，我深深地感觉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就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就不可能做好任何一件事，当然更不可能得到思想改造，不仅自己学好而且要带动全组学好。对靠拢政府方面也能及时反映情况，如对姚志成有些人怕报复不敢揭发问题，缪光千、范光斗等人的不满言论能及时汇报，平时对不正确的言论也能反映。
劳动方面：该人在劳动上过去有病，身体也弱，除做些宣传工作以外也能做些轻劳动，最近经过学习主席的著作以来，每天带动全组早出晚归。今春大部分时间去养鱼池，一方面进行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参加土方劳动。平均完成1.8立方的任务。在菜园干活时主动联系翻地，平地注意质量，做的比较细致，对义务劳动经常打扫室外卫生，除排用支草每天能完成30米长的地段，做的质量较好。对场规纪律制度遵守的较好。
缺点：过去爱犯自由主义。听见别人说调白城子就到处传说。2，喜欢表扬不爱接受批评，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爱面子。
园林五中队 北京市地方国营团河农场（印）65年10月11号
姓 名 杜高 性别 男 年龄 34 民族 汉
家庭出身 职员 籍贯 湖南长沙 有何疾病 体弱
本人成份 旧职员 家庭住址 湖南长沙市北门外上麻园岭144号
收容前职业 剧协创作室 收容时间 1958年4月18日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父，李仲融 ，南京图书馆馆长 母，陈璧登，小学教员。
简历
自幼上学，四五年至四八年任贵州、湖南日报、中国日报记者、编辑等职，四八年十二月至四九年二月在伪青年军任职，四九年到上海新少年报，后转铁路文工团等，五三年调剧协创作室，五八年收容教养至今。
案情性质 右派分子 原报请劳动教养的单位 东单分局
原来劳动教养理由
四五年至四九年历任伪中央日报、湖南日报、新生报等七家反动报刊记者、编辑，写了许多污蔑我党、污蔑解放战争的反动文章，为蒋匪歌功颂德。如1949年解放前夕，杜高在新生报上“剪烛残余”为题发表文章攻击我党的和平政策，说“中央杀害和平胎儿”，和谈的破裂实质上是中共要求超越了政府的约法。.
参加工作以后仍恶习不改，从1952年起就与汪明等人组成了反动小集团，进行了许多反动活动，造谣说“三次大战已不可避免”，“朝鲜人民军拉中共代表团女同志的裤子”，并用淫书淫画拉拢小集团成员，以所谓“抓小鸡”的卑鄙手段玩弄女性，因此在肃反中给予开除团籍和降级处分。
整风开始以后纠集小集团残部向党猖狂进攻，又写了“空头作家”等许多反动文章，同时他还支持大右派葛佩琦的反动言论，污蔑我党是提倡六亲不认，此外，他还攻击肃反，说“公布胡风的信件是违反宪法”。当北京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幸灾乐祸地说：“这才呼吸到新鲜空气”。根据上述情况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应予劳动教养。
对罪恶有认识，如曾检查说：几年来经过政府教育学习，认清了我过去的小集团活动和反动言论都是剥削阶级企图复辟，在思想领域里的特殊表现。
对三面红旗表示拥护，如曾说：“在党的领导下，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工农业欣欣向荣，我也一定努力改造自己。”六三年主动节约粮食支援灾区。在反修文件学习中他说：“赫鲁晓夫居然滚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中去是想象不到的，不过也不奇怪，在革命的历史中总是有些人会掉下车子去的。正像列宁在第二国际变质前的处境一样，我们党暂时看来似乎是少数，但历史会证明中共将是正确的。”
劳动方面：体弱有病，但主动做些轻劳动，通过主席著作学习，带动全组早出工晚收工。遵守场规，纪律较好。
提议解除教养，不摘帽子。
杨春旭（印）65，10，15
处长分局长意见
批示
备考
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196 年 月 日
在这次冬训学习中，进一步认清了当前国内外形势，深刻地感受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化，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加速革命化的形势要求着自己加速思想改造，坚决实行自我革命，同资产阶级观念作最后的彻底决裂。
在学习中，我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言行，作了批判，提高了认识，加强了今后改造的决心和信心。
一，问题：
1，过去对于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根源认识的是不深刻的，虽然对过去的错误一再作过批判，一般地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危害，但没有真正弄通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所以几年来，一直在思想上认为自己并不是出身剥削阶级，同党没有阶级仇恨，这样的想法使我对错误的认识是停留在表面的，不深刻的。
2，去年五月，教养到期没有结束，我当时对形势缺乏充分认识，有过思想不稳定和情绪急躁的表现。听到有人谣传一些消息时，我很注意听，并作了“宣传员”，最突出的例子是当时有人说，我们要调到白城子去，我把这个谣言告诉了别人。
3，我对过期不解除有不正确的看法，我认为对右派的思想改造可以是长期的，不能用时间来作规定，但作为处分形式之一的劳动教养，既然定了期限，那么可以按期解除，然后留在农场继续改造，我把思想改造从具体的形式（劳动教养）中抽出去了。
4，我在改造中有右倾的思想情绪的表现，没有认识到思想改造本身就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待周围一些人的缺点和错误，我常常抱有“同情”和温和的态度。譬如同组贺毅偷窃粮票和散布不满言论，大家向他展开激烈斗争，我却有些“怜悯”他“吃不饱”；又如有些年轻人思想混乱，想老婆，有时发生流氓行为，我又有些“原谅”他们，觉得这些人想结婚是可以理解的一些情绪。我对一些老年人也抱着 “怜悯心”，说：“六十多岁了，还得和年轻人一样在这里呆着，怪可怜的。”这些右倾的，温情的思想情绪，妨碍了我同错误现象作斗争，妨碍了我的进步，同时暴露出我的思想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旧观点。
4，对于苏联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修正主义者，我也流露过一些“惋惜”的情绪。譬如在和平理事会上建议为肯尼迪默哀的柯涅楚克，曾经是我最喜爱的一位苏联作家，看到他干了这样不光彩的事，我心里为他“惋惜”。
5，去年，同组郭东海生活作风蛮横，顶撞队长，犯了不少错误，对于这样的人应该从生活上孤立他才对，但是我由于拉不开情面，生活上还是同他来往，客观上使他不感到在群众中孤立。郭东海向我埋怨有些人是恶意地汇报他的缺点，有些夸大，我非但不批判他，反而也附和着说：“有些人的确喜欢注意生活小事。”这是我对积极汇报的人的不正确看法。
6，在遵守纪律方面，我曾接受过职工们送给我的一些吃的东西，同他们平时有些私人交往。去年十一月，贺卫民、陈世民等人在马路上拍照，看见我经过，要我参加照，我照了像，但未向队长汇报。我接受过吴越、庄信杰等人请我吃的肉、火烧等食物。搬到仓库来以后，庄信杰来看我，还给我捎来了饼干、烟。
7，今年二月，有一次在草莓地拾草，司徒洵谈到他家在香港，我向他谈过香港街道的繁华，电影院，海滨跳舞所和双层电车等，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繁华热闹”。
8，杨学章提到我有时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前提的悲观情绪，这个意见是符合实际的。当我每每想到改造七年了还没有解决问题，今后怎么办这一类问题时，流露出一些苦闷情绪。我也说过，即使摘掉了右派帽子，也再不会得到像过去那样优越的工作条件了。
三，决心与愿望：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化，随着全国人民从思想到作风的革命化，在这种形势下，我决心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从三个方面做起：
1，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学习反修文件，树立起真正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是改造的根本目的，需要经过长期的不断的努力。因此，必须深入地认真地学习反修文件，明辨是非，提高认识。过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教条主义的，没有联系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今后必须带着问题学，联系自己的改造学。
2，要靠拢政府，向政府反映情况，积极同坏人坏事进行斗争。这对于克服我思想上的右倾有极重要的意义。我决心今后每月写一份思想汇报，诚恳地向领导汇报自己的思想，争取教育。立场站在党和政府方面，这是判断一切是非的出发点。要从每一件事上检查自己的立场。
3，劳动上要努力锻炼自己，把自己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真正改造成为一个劳动者。自觉地、刻苦地劳动，在各项工序中努力完成任务。
4，纪律上割断同职工的一切私人联系，严格要求自己。
（原件未注明日期，应为1965年末）
中队长：
杜高和章亚航关系很好，特别是66年春节的时候，经常在一起用俄文谈论一些俄国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时候章亚航还借给杜高许多本俄文书籍。在65年旧历除夕晚上两个人用俄文翻译“火中的凤凰”时他们很洋洋得意，（“火中的凤凰”是朱维民画的一张画，意思是他们在教养中和凤凰在火中一样。）在这时期他们两人还有戴煌用请客的方法大吃大喝，在我组内就有两三次之多。杜高从医院回来以后，章亚航经常到我们组找杜高谈话，一谈就到深夜11～12点。
最近当章亚航逃跑以后，开会时杜高作了一次和章亚航的关系检查，会上也有人给他提出意见之后，他书面的做了比较系统的检查批判。在写这篇检查批判的时候征求意见，甚至每写一段都叫姜崇武给修改，用这个方法探听姜崇武对他的情况了解，以便蒙混过关。虽然杜高在检查中谈到给章亚航粮票，借过钱和东西，这都是表面现象，而他们之间秘密谈话中的事情还没有检查出来。
另外，杜高和原三余庄的反改造分子每个人每件事大大小小都有联系，这说明了杜高这个人思想中有一定问题。
来一大队以后，他又和胡双来、张志华来往很密切，在吃喝上不分，（胡双来、张志华过去都是逃跑过的）吃的东西都是胡双来买的，张志华买的少，杜高没有买过白吃。
张道达5月21日（1966年）
大家提意见：
张道达：在这次夏忙劳动中能坚持下来，有时效率也不低，这与过去比，是很大的进步。这是学用毛主席著作的收获。在对待批评问题上（对李济川问题的错误观点）态度较好，也作了些检查。“与人为善”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在生活中是有选择性的，“与人为善”只是幌子。
姜崇武：对这次墙报上对待大家的批评，态度较好，但检查的很不好，很不深刻，比如对章亚航的关系就回避过去，其他问题，理论上谈的多，思想实质暴露的少。
田世忱：对李济的错误看法这问题，表面上接受大家的批评，但思想并没解决问题，如有次在工地对人说“组长对李济川照顾不够”，“不要把组的人都当成阿斗”等，这些话都很有问题。
蒋惠贤：学主席著作、在劳动上，这月都有进步。但还存在问题，主要是斗争性不强，立场有问题，突出表现在对李济以及其他一些反改造分子的态度上。
小组其他人同意上述意见。
大家提意见：
张子正：对思想斗争表现的软弱性这问题做了检查，如批判了这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观点，但，这种认识还是不够的，这是立场问题，特别表现在和坏人坏事作斗争问题上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必须引为注意。
张道达：劳动上比过去有进步，但还要继续提高，做到在劳动上真正过关。平常说话还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必乱说。
刘伟才：待人接物马马虎虎，和什么人都谈得来，特别和许多反改造分子都有来往，这对自己的改造是不利的。
赵宗力：暴露思想较大胆。这次郑伯才的问题也涉及到你，这成为老问题了。每斗争一个反改造分子，都得和你挂上点事，这必须引为警惕。
小组其他人同意上述意见。
1、关于十六条：
他说：党中央在制定十六条时，召开了革命师生的座谈会，我们这里的一个职工（在医院养病），他的弟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看望该职工时，对这个职工说，参加会议的有全体中央领导人，所有的领导人都作了指示。
刘少奇主席提出“保护少数”的问题，说这有二种意义，1），是因为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那一边，所以要保护他们。2），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也是少数，对于这些人也要保护，只有当他们把问题全部暴露以后，才能很好地批判和斗争他们。
周总理在会上对学生们说：“我和大家一样，都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学生们深受感动，认为周总理非常谦逊。
杜高认为在十六条中指出的“方向的错误”和“路线的错误”指的是挑动工农斗争学生，或学生斗争学生。并说这次刘少奇主席排在林彪、周恩来之后，可能是犯了某种错误。
2、他还说：张承先犯了错误，和陆平、彭佩云在一起挨斗，张到北大后，坐着小汽车去挨门拜访那些名教授，问他们对文化革命有什么意见，而不依靠革命师生。中央觉得撤消工作组，李雪峰书记作了检讨，说这是路线的错误。现在由江青领导北大的文化革命，由王光美领导清华的文化革命。
3、在谈到文艺界的情况时，他说：
吴祖光在反右时，就是在田汉主持的一个座谈会上发了一次言，田汉马上就抓住了。把矛头对向吴祖光。
他并说，当时在剧协（戏剧家协会）实际负责的是张光年的两个妹夫，其中之一是赵寻，他说，当时反他反得最厉害的是赵寻、这次文化大革命赵寻也可能有问题，那时，这些人也是做官当老爷。赵寻家里非常阔气，地毯、沙发、睡衣，过资产阶级生活。
（这时，我插话问他：“周扬怎么样？”）
他说：周扬倒是不像他们那样，生活也较朴素。当时反右是搞冯雪峰。在上海时，鲁迅很信任冯雪峰和胡风，中间还有一段历史关系，就是周扬他们反对鲁迅和冯雪峰。
当时贺敬之对他（杜高）是同情的，反右开始以后，贺敬之也起来反他，他是可以理解的，他和赵寻等人不同。
他还说：筱白玉霜家里给打得稀烂，郭东海还对他说，李凌也搬了家。
早在65年周扬在文艺界搞假整风时，他就对我说过，田汉写了篇《谢瑶环》，康生看了以后，发现是反对大炼钢铁的，是反党的。
在63年一些人解除以后，他曾托何平去看望过吴祖光。
4、他说：这个月他到南边看病的那天，马路上闹哄哄的，回家的职工由红卫兵看着上汽车，有原籍的公安机关派人来接，分三类处理：1）表现好的，可以到工业单位做工。2）在公安机关办的农场中劳动。3）监督改造。
5、他也谈到：他母亲来信告诉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从老人到小孩都参加了，他一个二岁的侄子也已经能够背一条毛主席语录。
6、对九月九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的第六、七号通令，他的反映是：
他说：这个通令对右派宽多了：已经摘了帽子的不再看作右派，搞错的，也在运动后期处理。对四类分子回原籍的问题，也延长了日期。
他说，了解党的政策，不是更便于开展运动吗？
他还向我解释因为他知道有这样一个文件，所以在开王继俊的批斗会上提出给王摘牌的问题，免得在摘牌时，大家认为王的态度还不好，为什么又要摘牌呢？弄得被动。
我问他是否见到这个文件，他说是听说的。我说，关于这些问题，只有向领导指出以后才能证实，不能随便乱说，以免起不好的影响。这些事只要向队部反映，领导上就可以告诉你是真是假。当晚我就向队部反映了上述情况。
7、有一天我和王祖德在写语录时，谈到我们的名字有封建迷信的意义，应该改掉。当时，杜高也在旁边，我们说王祖德改成王左德，我改成刘复生。并且每个人想了一首诗，三个人凑起来，主要是杜高出词，他来写，用了一个“高左生”的名字，当时杜高说是“革命的三家村”。我立即对他说：“三家村”没有革命的，因为这个匾牌本身就是从“你失万户侯，遂老三家村”出来的，就是反动的。并对他说，我们不过是一说一笑而已，真的要改名，不像在社会上那么容易。并对他说，在给人谈这事的时候，切不可说什么“革命的三家村”之类的词。结果，他回宿舍后，又对姜崇武这样说。我知道这事以后，立即对他提出了批评。
8、也是到南边看病的同一天，他说他遇见了滕英俊（解除职工）还乡，问他母亲住在那里，杜高把通讯地址告诉他后，他立即写下来，后来他告诉杜高，他的爱人没有熟人，想在他家里落脚，等滕到达后再走。
杜高说，这件事我很着急，在清河时，有一个人假充说和我很熟，骗了我妈妈三十块钱。这次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人去，怎么办？他准备写信告诉他妈妈。我说，要是那人今天走，你写信也晚了。他考虑以后，还是写了一封信，交给了高队长，要他妈妈对这里去的人，一律不接待。
9、同一天，他还说，有个看病的职工对他说，城里红卫兵打人，个别人给打死了，这个职工家里也呆不住了，就回农场来了。
10、在他对我说七·七通令时，我对他说，我是不主张打人的，但是群众气愤起来，打了人，怎么看？应该看到这是群众起来斗争的表现，有时很难避免，应该看到正如十六条所说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自己应该站到革命群众的一边，否则就是右倾了。
刘佛生 66.9.15
大家提意见：
刘广瑞：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工作积极参加，又创作又演出，很有热情。学习很好，发言很有内容。
刘伟才：思想改造很有进步，主要表现在劳动上比过去很有进步，以前是惧怕劳动，劳动关没过，而现在是开始积极改变这种状况，下决心锻炼，并且有所成效，效率有的不低。
张道达：精神面貌很有转变，与人关系，生活上看不惯的事，自己都注意到并努力去改善。近来的进步要坚持下去，不要犯知识分子的冷热病，顺利时有热情，遇到问题时就消极。
姜崇武：对文艺节目创作上今后要更注意政治思想内容上的提高。
王 京：劳动态度上的开始转变，仅仅是开始，而且是开始的比别人晚，不能有任何的满足，而且比不少人还是有一定距离。演出上的收效不能引起骄傲（实际上有所流露），要吸取郭东海的教训，不要有特殊化的表现和要求，如饭票的事，平常举动中的问题。在登记要被子的问题上表现得极为自私自利，自己有鸭绒被还要登记，当大家沉默不同意时还发态度，这种行为实在令人不满！
六组 小组鉴定 杜高
李衍德：
自私的感情比较重。下面说有些人反动，不愿接近，但表面上很好，跟人关系很微妙。
董立：
写的哲（理）太多。还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每天晚上还要泡茶喝。
杨春泉：
有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写得有些口气太大（创造白求恩、张思德起了一定作用）。保命哲学比别人高。造纸厂劳动去得不多，但反映不太好，没做到力所能及。理论（宣传）与实践结合不好，不如刘佛生好，工休写东西，第二天还得补休，（听队长们对话，这不是肯定意见）有些同志说他劳动上没过关，不够泼辣。
周盛雨：
有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自己的特长用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成功的，受到了欢迎，将功折罪。演出中下功夫，要求是高的。写的剧本符合时代潮流。
与反改造分子关系有改进，学习毛著很刻苦。
陈平：
在劳动上有抛弃过去的看法，有过好劳动关的决心，还是肯干的。到这儿后，还是遇到了些问题，怕苦怕累还是反映了出来。在生活中还变的小，较突出。要有劳动中很艰苦朴素的作风。在人之间关系，感情上比较软弱，还是资产阶级，只在革命高潮时才有革命性，在平常开会生活中没斗争性，阶级概念上不强。
对毛主席的热爱，感情上有转变，加深，在排演节目上看得出来。工作有一定成绩，但有一定虚荣心。
周盛雨：
在劳动上有思想病，但还是能跟上。政府让干什么干什么。对演节目，重才不重德，生活上言行不一致。
张开元：
对周盛雨的态度是资产阶级权力的态度，但能检查，作自我批评。写《战火中的白求恩》时身体不好，但反复写反复改精神好。宣传毛泽东思想热情，放弃补休。
姜崇武：
原来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这方面悔过了，改正了。对过去罪行清算认识好，如报上批判二流堂文章，他结合自己写批判。对清理阶级队伍，积极提供材料，力求把劳动搞好，与反改造分子关系开始划清界线。生活上流露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有人说“杜高身上带戏”－言行不一。劳动上过去有幻想，没下决心一辈子劳动。
杜高本人表态：
意见很好，很诚恳，没什么意见。自己看自己不很清楚，不多听大家意见，改造障碍大，希望平常大家也多给我提，多帮助，我今后在行动上更严格要求自己。
小组认为该人的思想小结基本符合其实际情况，但对有些存在的问题，还缺乏检查。
这季度以来，该人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面是下了一定的功夫的，能抓紧时间阅读毛选的很多文章，并写了不少学习心得，批判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写得比较深刻。但在学用结合上用得还不够，对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克服做得还不好。对旧文艺与之决裂还不彻底。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般来说是拥护的，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有过错误看法。如对于旧文艺的留恋，传播一些“消息”等等。但在这次运动中对于自己错误的批判还是大胆的。对坏人坏事的斗争过去存在的软弱性曾有所改变，但应该指出，当斗争采取比较激烈的形式的时候，有错误想法，温情，对此已作较好的检查。
能做到服管服教，一般纪律尚能遵守，但生活散漫，对自己要求很不严格。平时常和一些人聊些低级下流庸俗不堪入耳的东西。有些言论还是很成问题的，如说：“周总理在日内瓦开会时，大中华烟一筒筒的给，多大方呀！在印度访问时给雇佣人很多钱，够他一辈子花的。”还聊大右派吴祖光的身世，以及他和新凤霞的关系等等。
在未参加劳动养病期间能帮助组里和全队做一些工作，特别做了不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作。
62年调到团河农场以后由于过去都出身于文艺界，所以很快地和杜高就谈在一起了，我们谈到了艺术，谈到了过去我们共同的朋友，谈一些对目前处境不满的话，都认为政府对我们的惩罚是太重了，他说：”要不是在清河农场时有一个人经常帮忙给买一些黑市大米，我早就饿死了。真想不到写了一篇文章就得负这样的后果。”
有一天傍晚在东院乘凉不知是谁谈起了斯大林的晚年错误的话，我和杜高站在铁丝网那儿聊天听到了。他和我说：“中国情形也是一样，现在正在鼓励个人迷信，周扬从苏联回来后的传达报告你听了没有？他说他回国后向毛主席汇报，在苏联时一个苏联老工人问毛主席什么时候去领导苏共？毛主席听了笑了笑说：‘人民总是喜欢信神的。’”杜高又说：“他把自己当作神。”与此有关的62年冬天他写了一首诗贴在墙报上，在写的时候念给我听，其中有把毛主席比作现代马克思现代列宁的诗句，他念完了暧昧地笑了笑说：“他要看见了得高兴死了！”
63年夏天有次我在院子里吃晚饭他和我说：“你看了报纸上登的民主德国批评中国反右派的文章吗？”我说很少看报，他说：“他们说中共把一些帮助党整风的提意见的人本来应该团结的却都戴上了帽子。”又说：“傅雷在这期间翻译了很多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要他用笔名出版时，傅雷不干，说他只有一个名字，结果为了要出版就给他摘了帽子，他是个有骨气的人。”
那期间他向我打听一小队有些人的思想情况，特别问到谢自渝，他问我：“那个小胖子的思想怎样，很进步吧？”我说是很进步。同一时期他和范森和殷畅宙在晚上乘凉时说：“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你们二位老弟的定量问题，对于干活的人来说吃这点也太少了。”当时范森和殷畅宙正因为定量低而闹情绪。
国庆节出墙报我画了一副插图来补充吴越写的一首讽刺苏共修正主义和南斯拉夫拉拉扯扯的诗，我画了一只乌鸦落在猪身上说：“我并不黑。”题目就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当时杜高极力反对认为不应该画这个，即使画一朵花也比这个强，当时争执不下，我去找高队长，等高队长去时，原画已经由杜高让殷畅宙画的一条花边贴上了，而且墙报也已经贴上了墙。后来高队长让我把这情况写了一份材料。
过了些日子有职工看到了我的材料告诉了杜高说高队长的桌子上有一份写他的材料，他急了来找我，说我不应该意气用事，他对我没有恶意，同时指责我不应该把赫鲁晓夫画成猪，说：“你们都是些没有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有很多事情你们本来可以问问我。”
这时文艺报上正登载了一篇文章批评苏联修正主义电影《第四十一》，他在三组向大家说《第四十一》的故事。
当时我也向他介绍另一个苏联修正主义电影《海之歌》，我说这才是艺术，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诗篇。
有一次看了报纸上的绘画作品我和杜高说：“现在的艺术界空气太沉闷，这几年就没有出什么好作品。”他同意我的看法。当报纸上批判邵荃麟等人的修正主义文艺观点时他说：“邵是当年批判胡风人性论最积极的一个，可是现在他却犯了当年胡风所犯的错误，可见真理是批判不了的。人们寻找可行的创作道路，找来找去只有这一条。”他不仅和我说同时也向别人说，当时我想这家伙真够大胆的。
我在北苑美工室工作时，那里的就业职工江荧收到杜高一封信，把这里的职工吴越介绍给他。
冬训运动开始后杜高改变了他的态度忽然“积极”起来，有一次和范森吵架公开说：“我是条狗，是共产党的狗！”第二天在地里他和司徒恂抬一付抬，把我叫住用四川话和我说：“千万不要怀疑，在这时候怀疑是最危险的。”有一次我和他都留家整理材料，他和我说：“郭东海真是个流氓。他叫杨学章保护他过关，否则就要揭杨的底，杨学章现在很为难，因为郭东海闹得太不像话。”
有一次我向郝队长汇报郭东海在地里消极混泡的事，杜高听到了马上就告诉了郭东海。
在运动中郭东海说：“现在我得好好干两天，让黑板报上表扬表扬我。”杨学章就叫杜高利用广播和黑板报。
有一次杜高在三组的记录材料里发现了一张纸，其中揭发杨学章的材料，把这份材料交给了杨学章。事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出了事他负责。
有一次报上登了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照片，他和我说：“老头子已经老得不行了，你看了国庆节的电视没有？”我说我不爱看电视。他说：“电视上毛主席出席人大主席团时由一个女人扶着，实在太老了。”他又说：“老头子死了之后接他位子的人是谁那还是个谜，可能会是陈毅，陈毅如果上了台情况也许好转，陈去过法国也年轻些，思想比较活泼。”
今年五一肖队长和他一起打乒乓球，他回来后告诉我：“今天胖子找我打乒乓球，算是联络感情，现在他不是我陪他打就不过瘾。”
很多人认为杨学章和他的关系他是灵魂杨是躯体，他比杨聪明，会出主意，杨比他强有力，队长那儿有办法。这次谢自渝交代的一些问题事先都和杜高作了商量，据杨路说杜高曾劝谢自渝先不要交代，等解除以后再说。杜高看了谢写的材料之后告诉别人材料的内容。
（原件未完，缺署名页）
一，昨天（1.28）晚饭后学习前休息时间，杜高在组里聊他过去在朝鲜见到的事。他聊得很多，其中问题不少，我听到如下几个问题：
1，杜高说：“本来志愿军的后勤工作有许多民工参加，后来这些民工全都逃跑了。他们哪里见过这样的战争！他们都怕得要命，一个单位的民工常常在一夜之间就跑得一个不剩。所以后来就不用民工了。”
这种言论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蔑，是完全违背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杜高说：“我在东北见到了很多缺胳膊断腿的志愿军伤员，有不少四肢都没有了。他们之中有的连一个美国人也没见到，一枪也没打，四肢都冻坏了。有的人见到我直哭！”有人问他：“这样的人有几个？”他说：“何止几个，这样人太多了，大批的，都集中在东北××地方。”
2，杜高说：“板门店正在进行谈判的时候，苏联的火箭炮‘卡秋莎’运到了，我们用火箭打美军，四十里之内一片火海，烧得它没有办法，第二天赶快就在停战书上签了字。”
这是严重的错误。这里把朝鲜停战的决定因素说成是苏修的火箭炮决定的。这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的教导，同时这是公开为苏修张目。杜高的上述修正主义观点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当时有好些人政治嗅觉不灵，如陈平、周盛雨等都没有注意到他谈话中的问题。可是另有一些人注意到了。今天在工地田世忱就问我这事，他说有人和他谈了。其实我早就听出来了。
二，调来清河后，杜高表现出不少对于生活不满的情绪，例如：
1，他曾经发牢骚说：“现在又不是自然灾害的年代，这几个教养分子的供应怎么也好办，也能解决。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在生活上把我们抠得这么紧。”
2，他曾说：“不能把我们和他们那些新教养的一道看待，他们两三年就出去了，生活问题能克服，我们十多年了，生活这么样哪行？”
3，他曾到处散布恐慌情绪说：“李洪奎又浮肿了，看起来非让家里寄点吃的不可。”最近又说：“听说军代表批示，我们保持原定量不动，这可够呛！”
4，关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工作，他多次在组里表示不愿意干下去了。上次排演话剧时他对我发誓说：“这次我坚决不干了，我要再干，我是你儿子！”
5，平日在组里聊吃聊喝，他是最严重的一个。他经常宣扬他过去多阔，上什么什么大饭馆，喝什么什么名酒，什么什么大人物请他吃饭之类。
姓 名 杜高 性别 男 年龄 39 民族 汉
家庭出身 自由职业 籍贯 湖南省长沙 市 有何疾病 肺病
本人成份 旧职员 家庭住址 湖南长沙市北门外上麻园岭130号
收容前职业 戏剧创作协会作家 收容时间 1958年4月18日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父亲李仲融68岁，南京政协委员 ，母亲陈璧登65岁，民盟盟员。兄李桑牧41岁，文学工作者。
简历
自幼上学，45年至48年历任贵州、湖南日报、中国日报记者、编辑等职，48年至49年2月在伪青年军任职，49年到上海新少年报，后转铁路文工团，53年调中国剧协创作室，58年收容教养至今。
案情性质 右派分子 原报请劳动教养的单位 东单分局
原来劳动教养理由
该人1945年至1949年历任伪中央日报、湖南日报、新生报等七家反动报刊记者、编辑，写了许多污蔑我党、污蔑解放战争的反动文章，为蒋匪歌功颂德。如1949年解放前夕，杜高在新生报上“剪烛残余”为题发表文章攻击我党的和平政策，说“中央杀害和平胎儿”，和谈的破裂实质上是中共要求超越了政府的约法。.
参加工作以后仍恶习不改，从1952年起就与汪明等人组成了反动小集团，进行了许多反动活动，造谣说“三次大战已不可避免”，“朝鲜人民军拉中共代表团女同志的裤子”，并用淫书淫画拉拢小集团成员，以所谓“抓小鸡”的卑鄙手段玩弄女性，因此在肃反中给予开除团籍和降级处分。
整风后纠集小集团残部向党进攻，又写了“空头作家”等许多反动文章，同时还支持大右派葛佩琦的反动言论，污蔑党六亲不认，此外他还攻击肃反，说“公布胡风的信件是违反宪法”。当北京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也幸灾乐祸地说：“这才呼吸到新鲜空气”。根据上述情况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应予劳动教养。
该人通过政府多年来的改造教育，尚能低头认罪，接受改造。政治态度有明显的转变，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示热爱和拥护。例如他说：“我的罪行是严重的，解放前为蒋匪做了反动宣传工具，解放后又组织小集团，搞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反右时书写反动文章，向党猖狂进攻 ，这都是反党活动，政府教养我是应当的。”通过文革运动和大学毛主席著作其政治态度有了转变，例如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认识，他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共产主义精神的最高代表，您就是老三篇的化身，而我过去完全违背了您的教导，我的整个灵魂是资产阶级的，罪恶的私字统治了我，从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追求名利地位，追求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生活方式”等。该人并用自己的专长，热情歌颂毛主席，编写了许多小节目歌颂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演出后很受欢迎。尚能靠拢政府反映情况，如汇报姚志成缪光千等人的情况。能遵守纪律，努力劳动，其身体有病，能坚持劳动，态度较端正，能尽到力所能及。
提议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帽子，回原籍。
清河农场管理处劳改二场（公章） 1969.4.22
军队意见
同意解除摘掉右派帽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劳改支队 清河农场（公章）
拟解除教养，摘掉右派帽子 ， 征求意见回原籍。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劳改支队（公章）4.23.
批示
备考
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1969年4月20日
原件缺第一页，估计是姓名及右派罪行等登记材料
该人自教养后经过政府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对罪错逐步有了深刻的认识，曾说：“我的罪行是严重的，解放前为蒋匪做了反动宣传工具，解放后又组织小集团搞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反右时书写反动文章向党猖狂进攻，这都是反党活动。政府教养是应当的，我一定好好接受改造。因为我有肺病，政府照顾我不叫我干重活，做些宣传鼓动工作，我一定安心改造。”又说道：“过去几年虽然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总是把它当作属于个人性质的问题来看，不懂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经过政府教育和学习，现在才真正认清我过去小集团的活动和许多反党言论都是剥削阶级企图复辟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特殊表现。认清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要铲除过去的错误，只有和资产阶级意识作最彻底的决裂。只有脱胎换骨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由于能够认识和改正错误，所以在实际表现上是服从政府的管教的。听领导的话。”该人在1968年总结写道：“随着‘文化大革命’所开展的革命大批判的深入，随着68年年初全队认罪学习的开展，随着斗私批修的学习，我对自己过去所犯的右派罪行对曾经严重腐蚀了我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认识加深了，痛恨强烈了。在这一年比较彻底地从思想上解决了认罪的问题。这样就使我在一年中更自觉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更安心改造，更遵守各项纪律服管服教，而且也就促使我更自觉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我在这一年中运用毛泽东思想重新清算了自己的全部罪行，我运用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学说，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我之所有成为右派分子的根源，我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我过去的言论思想和行动。我不但思想认识提高了，不但从理论上真正认识到我的罪行的严重危害性和反革命性，而且从感性上也开始真正痛切地感到自己对毛主席犯了罪，是党和人民的罪人。这样我也就越加迫切地要求自己快些改造好，在往后的半生中以赎罪的心情要为党和人民更积极更忘我地做一点工作。”该人在改造中尽到自己的能力大力做宣传工作，在中队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经常做些编制小节目以做宣传。如在总结中写道：“在这一年中在政府的领导下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取得了一点成绩，我创作了剧本《为人民服务》《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后又创造一些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型话剧《毛泽东思想的凯歌》。我并在舞台上塑造了张思德、白求恩的艺术形象，扮演了《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这些作品的演出对观众教育和鼓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该人通过学习改造态度端正，对我国的大好形势有一定的正确看法，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表示拥护的，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热爱的。该人在毛主席四个伟大的学习中写道：“毛主席啊！毛主席，你是共产主义精神的最高代表，您是最无私的代表，您就是老三篇的化身，而我过去却违背您的教导，我的整个灵魂被资产阶级的罪恶的私字统治了，我从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追求名利地位，追求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生活方式，我披着革命的外衣暗地里纠集小集团散布反党的流言蜚语，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在我的心里没有党和人民的利益，有的只是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广大工人贫下中农用血汗养育了我，给了我知识和文化，我却用它来剥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把知识和文化当作谋取个人名利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本。在我改造的十多年来，我虽然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照顾，受到宽大待遇，但我却仍然经常埋怨生活差，条件差，留恋过去那种挥霍享受的糜烂生活，我仍然从个人要求出发，不顾广大革命人民的利益，埋怨教养实践过长，叹息自己的年华……”该人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较积极，如其谈到：“学习毛主席著作做到经常学，认真学，联系思想的学，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深深感到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就不可能做好任何一件事，当然更不可能得到思想改造。”
该人靠拢政府属于一般，也能够向队长反映情况，但不很积极主动。但一度反映过姚志成、缪光千等人的情况，能够展开向坏人坏事进行斗争，敢大胆揭发问题。遵守纪律较积极，违犯纪律较少，教养以来能够服从管教，接受改造，听从队长指导，叫干什么干什么，表现很规矩，也从来未顶撞过队长。
劳动态度端正，虽然自己身体不很强，但能尽到了所能及，能够完成一般定额，在劳动上较主动，质量要求严格，做的活较细，但一度劳动主动性差，有病坚持性差。但该人在义务劳动表现好，并受到表扬，但重体力活干得较差。
根据本人在改造中能够认罪认错，在改造表现较好，端正改造态度，在教养期间能够大量编写节目，主动出演，宣传毛泽东思想较积极，取得了突出成绩，故提议摘掉右派帽子送回原籍。
队长 王延清付政指 于增仁付队长 王荣胡1969.4.20
来源：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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