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8-17 作者：[待确定]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题目就是印发的这些，同志们还可以看题目。
重点是第一个问题，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主要是工业，农业也有一点。发一个参考数字，不太公道，要搞公道一点，正确一点，搞三天，由富春同志负责。
第二个问题：今年铁、钢、铜、铝问题。钢由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万吨翻一翻，达到一千一百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问题，由×××同志负责。
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由陈、李负责。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印了一分河南试办人民公社的简章。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由先念负责。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亿斤，每人平均××斤，明年每人争取达到××斤，后年××斤，是否搞到两千五百斤至三千斤，以后再议。是否可以无限制的发展粮食，我看超过三千斤就不好办了。
第七个问题：是教育问题。×××同志写一篇文章，决议即可印发。
第八个问题：是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作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或太弱的除外。我们做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做官，官作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十三陵水库修成了，许多人都去修水库劳动了几天。是否每年劳动一个月，一年四季分配一下，工、农、商都可以，把劳动和工作结合起来，一切人都如此。人家劳动，作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这么多干部子弟。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校还办几个工厂，很好。参加劳动，县乡级好办，中央、省、专级难办，开机器怕不行！能用筷子吃饭用毛笔写字的人，难到不能开机器?开机器容易，还是爬山容易？
第九个问题：是劳动制度问题，由劳动部准备。
第十个问题：是××万人去边疆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是技术保密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是国际形势问题。这个题目是我出的，因为到处有人问会不会打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西方国家军事集团究竟是什么性质?紧张局势对谁有利?中东的美英军队是早撤还是多留几天好?禁运不禁运对谁有利?联合国承认有利还是不承认有利?到底谁怕谁？谁怕谁多一点？这个问题在党内也不是完全解决了。有人说：东风压倒西风，可见未压倒，否则美英在中东怎么敢登陆？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党内党外都有怕西方情绪，有恐美病。谁怕谁多一点？恐怕是西方怕我们多一点。世界上有三个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后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一派是民族资本主义，一派是压迫别人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原来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可是它一反帝，就变成我们的后方。印埃两国都搞，但是比较对我们有利。我们两个主义站在一起，力量就大了；原子弹双方都有，人民力量我们大，因此不会打。但是也可能打，我们要准备打。垄断资本也难说，假如他要打，是怕打好还是不怕打好。横起一条心，对敌人用黑心，拼命的打，打烂再建设。讲清楚不怕打是好的。
对帝国主义的三个集团，我们在宣传中说它是侵略者，因为它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侵略，但是不要看得了不起，它只在一种情况下向我们进攻，即我们出了大乱子，反革命把我们推翻。匈牙利的反革命已被镇压下去，他们不敢来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巩固中，我们中国有七、八千万吨钢就巩固了。帝国主义那些条约，与其说是进攻的，不如说是防御的，是患了肺病，钙症化组织，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了。巴格达条约搞了一个洞，中心突破，伊拉克一天早晨就变了。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渗透，我很欣赏×××说的他们怕我们穿过去，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是薄板墙，立在不巩固的基础上。北大西洋公约是比较巩固的，是整中间地带的，他们没有机会整我们就整中间地带，并且互相整，英美整法国，又限制西德。我们宣传反对紧张局势，争取缓和，好象缓和对我们有利，紧张对他们有利，可否这样看，紧张对我们比较有利，对西方比较不利。紧张对西方有利的是能够扩大军火生产，对我们有利的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七月十四日早晨，伊拉克的盖子揭开了。紧张可以使各国共产党增加几个党员，可以使我们多增加一些钢铁、粮食。美英在黎巴嫩、约旦晚走一些日子好，不要使美国变成好人，多呆一天就多有一点好处，抓住了美国的辫子，有文章好做，美帝成了众矢之的，但宣传上不能这样讲，还是讲立即撤退。
禁运越禁越好，联合国越不承认越好。我们有经验，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何应钦不发供给，不给钱，我们提出团结自给，发展大生产，搞出的价值不只四十万元，棉衣也穿上了，比何应钦给的多得多。那时如此，因而现在各国禁运也有利。最好再过七年再承认。七年计划分三阶段，苦战三年、二年、二年。那时我们可以搞××到××万吨钢，面前有一个敌人，紧张对我们有利。
第十三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第十四个问题：是协作问题。
第十五个问题：是深耕问题。目前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问题。深耕是个大水库，大肥料库，否则水、肥再多也不行。北方要深耕一尺多，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结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一个小水库、小肥料库。深翻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来。密植的基础是深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这样一来可以一亩当三亩，现在全国每人平均三亩地。我们向下边跑，就可高产。种那样多地干什么?将来可以拿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树，然后过几年再缩一亩。过去平原绿化不起来，到那时就能绿化了。如不深耕就无这种可能。
人口的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对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节育了。
第十六个问题：是肥料问题。
第十七个问题：是民兵问题。协作区或较大的省可以生产轻武器，如步枪、机枪、轻炮等，武装民兵，搞大合作社，工农商学兵一套都有。造那样多枪可能是浪费，因为我们不打仗，浪费点也要搞。全民皆兵，有壮气壮胆的作用。多唱穆桂英、花木兰、泗洲城，少唱祝英台。再用六年时间四人发一枝枪，全国共需一亿枝枪，每人发几十发子弹，必须打光。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
“统一规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天津专区办了一个四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得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六二年搞到××吨钢，那时怎么管，再看情况。重点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各省到底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钢铁?以后各省都要自己生产，自己用掉。各省不要想销到别处去，还要准备中央调进一些。福建搞××万吨钢，用到哪里去呢？钢铁大的归中央，中小型的各省都可搞一点。
地方分权，各级(省、专、县、乡、社)都要有权，内容有所不同，范围有所不同。分级管理，但不要把原材料都分掉了。
各级计划要逐步加强。合作社的生产与分配，也要逐步统一管起来。没有严密的计划性和组织性是不行的。粮食生产也要有计划，明年是否要种这样多的薯类?棉花要不要种那样多?明年再鼓一年劲，粮食搞到每人××斤再看。
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网，一万年后，人多，汽车多，上街也要排队，飞机多了，空中交通不管也不行。在猴子变人的时候，是很自由的，往后愈来愈不自由了。另一方面，人类大为解放，自觉地统治宇宙，发掘出无限的力量。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
明年粮食生产还要不要鼓劲?还要鼓。苦战三年，储粮一年(每人五百斤)。红薯可减少一点。
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以后评比要比完成任务，比技术创造，比工作方法，比组织纪律性，比更有秩序，比合理的独裁。要大鸣大放，才能独裁。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还要讲形势。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国际形势要讲帝国主义可能要打仗。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从中央到合作社，要上下一致，要有许多机动，但机动是属于枝叶方面的，不能妨碍骨干。钢明年××万吨要完成，今年××万吨要保证。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冤有头，债有主”。邯郸有一个合作社，赶了一辆大车到鞍钢要铁，不给就不走，各地那么多人乱跑，要根本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机械的头是赵尔陆。
中央计划，由各省、市参加共同制定，省计划由地、县参加制定，一次也许讲不清楚，要多讲几次。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是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别强调物资刺激，搞重罚重尝。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工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天津市有一百万人能参加劳动而没有参加，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能基本实现机械化。机械化了，劳动力才能彻底解放。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中央和地方共同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些还要强调。大权是主干，小权是枝叶，一是决策，一是检查。钢铁专门小组，每十天检查一次才行。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要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大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如种棉花整枝打杈保桃一样，这样会不会损伤下面的积极性?合作社不搞钢铁可以搞别的。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在一定时期，只能搞几件事情，唱“逍遥津”就不能同时再唱别的戏。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
钢铁铜铝及其它有色金属，今明两年要拼命干。不拼命不行。钢要保证完成，铁少一点可以，也要争取完成。
派人到越南去时，我讲过话：你们对越南的一草一木都要爱护。那不是胡志明的，是地球上的，是劳动人民的事；打敌人也是胡志明的事，是地球上的事，是劳动人民的事；如果牺牲了就埋在那里。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但要对立的阶级消灭了，才有可能，现在两个阶级各有各的计划，将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彼此，帮助困难的地方一个钱也不要。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要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几年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不能按钟头计算时间，那还算什么道德高尚?河北省计划十五岁的青年十五年以后可以大学毕业，半工半读，人民觉悟就高了。靠物质奖励，重赏重罚过多是不行的。我们今后不要发什么勋章了。军官要下放当兵，没有当过兵的要当一下，当过兵的再当一下，也有好处。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回来再当师长、军长。云南有一个师长，当了几个月兵，了解士兵的生活、心理，这很好。干部参加劳动，有人说搞两个月，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只要大家拼命地干，再过三年、五年，就搞起来了。
协作区不搞政治不行，要搞点政治。过去有人说协作区只搞经济、不搞政治，我看还是要政治挂帅，思想一致了，才好搞经济，在政治挂帅之下抓计划。搞大公社、统一计划，重点建设，枝叶去掉一些，就是政治。
保证重点，明年搞××到××万吨钢，××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因此，要拼命干，要一星期抓一次，还有十几个星期，要抓十几次。二十四号开工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会议，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铁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对搞分散主义，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翻？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如果完不成××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
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或者搬到重要地点去，首先保证冶金设备、高炉、平炉轧钢机、电机和重要铁路、重点工程、车床、吊车。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看同意不同意。同意，一个人也不准乱跑。在国家计划之外，各协作区之间，省与省之间，还可以互相调剂一点。还有一百三十三天，十九个星期，要每星期抓一次，一定要抓好。
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给我印象很深。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河南修武县，全县两万九千多户，十三万人，成立了一个大公社，分四级：社、联队、中队、战斗小组。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力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秋收翻一翻，群众就看出好来了。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样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样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销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党一个主义，群众拥护。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大整风以后，一条心。红安经验，就是一个典型。
要使同志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楚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康。我在延安身体不太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洞，身体好了。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以来，身体又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耶苏教清教徒的生活很艰苦，佛教创教，释迦牟尼也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唐朝佛教“六祖谈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西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民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心与劳力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列宁曾说，要打破常备军，实行人民武装。有帝国主义存在，常备军是要的，但苏联军队中的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军官，象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的兵，我看这是好办法，是否到处推广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散的军队。
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来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省×××同志，找了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作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为什么要刮胡子呢?一年剃四次头，刮四次胡子不是很好吗?湖南省委书记周惠说，在县工作时，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地委工作时，还能接近群众，到省委三年，干部和群众就不好找了。去年整风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掉了。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华北老根据地搞过地道战，北方都经过战争锻炼，河北实行军事化是习惯这一套。南方有许多地方没有经过战争锻炼，那个地方生长的干部生活习惯就有些不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也出坏蛋，如××，××。××的意识非常落后，很隐蔽，摸不透他的心思，看来监察委员会不起作用，高岗、饶漱石都没有“监察”出来，无非是检查湖南、湖北的“青森五号”(梗稻)，真正起作用的是军委这次一千四百人的会。
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出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一年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分批下乡参加。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十月革命前夕，他到一个工人家庭作客，这个工人找不到面包，后来找到了，非常兴奋，“这回到底把面包找到了！”列宁从这里才知道面包问题的重要。我们的同志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象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象“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步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建华机械厂搞“八无”。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两本有关文件看一下，把实际中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
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山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社合一，政、社合一，暂时挂两个牌子。公社中设一个“内务部”(行政科)，管生死登记、婚姻、人口、民政。
有人问：统一以后，要不要有机动了?机动还是需要的，在保证××万吨钢以外，允许有机动，比如果树、棉花要整枝，其它就不整枝。统一主要是钢铁、机械。准备××亿元冲击，使合作社的冲击力有东西可冲。国家保证××万吨钢，剩下××万吨由省、地、县去安排，能超过一点更好。计划不可能搞得那样准确，不可能样样事先计划，有些事情难以予料，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乱子是有一点，成绩是很大的，空前的。过去我们没有管，现在全党要管这件事。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各级党委都设几个书记。
五九年粮食方针问题。劲鼓得比今年大还是和今年差不多?劲还是越鼓越好，明年还是要大于今年，现在不要愁丰收有灾，不要怕多就不鼓劲。但要有节奏的生产，现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一个月休息两天，半月休息一天。忙的时候休息少些，闲的时候休息多些。离工地较远的可以在工地里吃饭、睡觉，这样可以节省来往时间，多得到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但不要讲得太多。
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今年是多数未深耕，密植也不够，太密了不通风也不好。深耕才能密植，蓄水、积肥、除虫(××插话：密植一千万株以上可能有失败的，五百万株没有什么问题，大面积密植要创造经验)。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发展和补充。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未展开，苏联的集体农庄，手工业合作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为什么不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不只是中央的，而是全民的。过去的所有制是表现为王鹤寿、赵尔陆所有，这就是苏联的办法。我们现在管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也管不了，无非是开开会，一年抓四次。从前管得更少，无非是发发指示，通报一些情况。现在百分之二十中央管，百分之八十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石景山钢铁厂投资包干，可以从六十万吨钢搞到一百三十万吨钢，第二期就可以搞到三百万吨，这是什么原因?这里边有鬼，请大家好好想一下，是群众的积极性来了。王鹤寿管的时候实际上是设计员在专政。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我看跟民族独立有同样的道理，这关系到人民的问题；印度独立之后比英国统治时积极性高。一独立就有积极性。当然它是表现在阶级斗争上。街道、工厂、民办学校，由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也发展了。
“死”活斗争的问题。“死活”斗争一万年也有。控制“死”还是不控制“死”呢?没有死不行，统得太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五九年的钢如果是××吨，××吨必须卡死，××吨是活的，如果××吨，就有××吨是活的，如果超过××吨，还可以分成。食油多得多吃，少得少吃，这就活了。死者保证重点，活者重点之外不妨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而有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活的矛盾的统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就是这个道理。中央究竟谁当家?大权独揽揽到何处?只有经济建设委员会是否够了?可否分设工业生产委员会和工业基建委员会，总要冤各有头，包工包干，使大家有奔头。我们说六项纪律是搞神经战，主要是吓人，不坐班房，大家不犯法就是嘛！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个人中加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六亿人口中只有一百三十万劳改犯不算多。军队过去说自己落后，会一开，相互关系一改变，就出现了新气象。各地军队都在开会，军队大跃进已经起来了，可以搞各种名堂，军队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搞政治、文化、劳动，影不影响军事训练?不但没有影响，反而搞得更好。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劫犯不靠群众不行。(刘××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法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上海梅林公司搞双法，报上一登，全国开展。)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的条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人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养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宪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
意识形态、宇宙观、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自由破坏得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苏联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彻底破坏，因而没有充分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政治经济学谈到这些问题几句话就过去了。
分配问题，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和工农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百分之四十八，限制农业四十年不发展，我们只拿百分之五至八(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粮食足，军粮孰能不足”。赫鲁晓夫来了，就是只说国家要搞多少粮食，不讲生产多少。我们就是讲生产的，人们知道我们反正是为了他们，积极性很高。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我们的办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我们是服从真理的，真理在下级的，上级就服从，兵高于军官就服从兵，学生编教材，比教员先生编得好，先生就应该服从学生。编教材要党、学生和教员的积极分子“三结合”。一门一门的科学来清理，资产阶级霸占的情况，必须攻破。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赵承嘏，他会提炼一种治高血压的药(蛇根草)，始终不向别人讲，青年科学人员不服气，苦战了几天，也就搞出来了。因此要抓研究人员青年人，使这些教授孤立起来，这种斗争很激烈，因此还要几年。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的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八股文章，孔夫子的思想传了几千年，达赖喇嘛的屎和土都有人吃，蠢得不得了。张道陵的每人出五斗米的教，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苏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放开量叫他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59年是否实行，明年再看，穿衣是否也可以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不一定要等到第三个五年，职工宿舍要搞搭配，大片宿舍比公馆好。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不能完全废掉，大学教授比学生吃得好一点。河南搞八十亿土方，粮食翻一翻，河南能办到的，全国都应该办到。
明年建国十周年，宣传是大搞还是小搞?我们是为中国人民作宣传，对全国人民是鼓劲，不考虑影响外国的问题，实际上外国会受影响。大搞请不请外国人?请多少?
回去告诉军队同志，军官要当一个月兵，先从少数人搞起，一个人搞起来了，别人都要搞，一个十月革命，全世界都要革命；一个合作社搞千斤亩，全国都要搞千斤田。到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历来都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少数人反映了多数的意见。你们来开会，还不是邓小平发了一通知，把你们都找来了，这不是多数服从少数吗?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太阳系的理论，都是一个人搞的，别人都服从。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反映了客观规律，或者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蛋白质的公式还未找到，活性染料一百六十七种，已经找到公式了，世界第一，沼气是四氢一碳，屁是二氢一硫，石膏是硫酸钙。就这样一点来说，那是少数人的意见反映多数人的意见。
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帝国主义为这件事造谣，但我们不怕它。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这是纪律。大家来北戴河开会，也是如此。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要受到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是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一到城市里来，自渐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市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
人民公社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两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一定先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的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办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个别的猪私人可以喂。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工资制度青年、妇女都高兴。增加自留地那一套道理，都是农村工作部提出来的。1955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一万五千到二万五千个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商、学、兵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三万人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分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修一条宽一点的洋灰路或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场。将来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乡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各地不一定按徐水的办法搞。三句话(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各地都有。卫星公社的简章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体可用，各地参照执行。
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再有马克思那些人总结出来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付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牧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人，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从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全国现有七十万个合作社，搞万人、万户的大合作社最好。河南提出二千五百户左右一个，当然也可以。这是一个新问题，只要一传播，把道理一讲，可能只要几个月，一秋一冬一春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离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也许有些人要三年。决议案上有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住房都公有。苏联还鼓励私人盖房子，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
绿化问题：园林化，城市乡村都像中山公园、颐和园。中山公园不出粮食不好。中国刚建设，要想建设得怎样更合理、更好些。有人说：城市工厂占地更多，农村就不同，中国每人三亩地，我们二亩就够了。几年后亩产提高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让地休息，地也轮班。假如亩产万斤，达到现在的“卫星”时，一亩等于四十亩、八十——九十亩，还种那么多干什么。种树要有规划，有计划种地。法国人把街道、房屋、林荫搞得很好，资本主义能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应该把它搞得有秩序一点，康有为咏西湖的一付对联：“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其实何必游四大洲，我们绿化起来，全国到处可以游，何必一定游西湖?西湖水浅，林也不好。房屋要好好安排一下，今年大搞还不行，有些今年开始，有些明年开始。如果搞××斤粮食(今年可能是××斤，明年加一番)的话，我们就可以搞规划、园林化、绿化、畜牧、住房等。河北、河南我看了一下，什么叫绿化?没有树怎么叫绿化?真正绿化，我看每人有了几千斤粮食，腾出三分之一地来种树，才能大搞绿化。农、林、牧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的。
人民公社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需要继续研究。已经有了一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二十四条，它的“宪法”一公布，全国闻风兴起的就会不少。人民公社在两三年(明年、后年)内能不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工资制，办农业工厂，有个文件写第三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加了个第四、五个。有个文件讲，明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句话讲得好，粮食再翻一番，钢搞到××到××吨，争取××吨，这是一场大仗，还是没有休息的，机器不能休息。今年还有四个月，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六月十九日出了题目，但没有具体措施，大家都抓计划去了，热情是好的，但对今年的生产有所放松。我没有搞好，责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从八月二十一日起，还有十九个星期，一百三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去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一月一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一九五六年更扎实得很，实际增产不多，只增产××斤。今年一千一百万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吨，后年再增××吨，苦战三年，达得××吨。基础就搞起来了。到下两年，到六二年搞到××到××吨钢，就接近××。七亿人口要多少钢，我看一人一吨，搞它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粮食产品要多样化，不要老地瓜。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懒汉甚少或者没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有点津贴，进城以后说供给制是落后办法，是游击主义，农村作风，不能促进积极性，不刺激进步，要搞薪金制，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不拼命?党政军民几百万人与群众在一起，拥政爱民，党政军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难道说是因为发了薪水吗?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到底如何，还没有经过考验。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城后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游击习气”的话是资本家们说的。大概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间，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解放初，五○年、五一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阶级，他们不敢说话，后来秧歌吃不开了，说是没有名堂，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胡子得三天刮一次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那一套，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又看到从前的八路了。
我请陈伯达同志自己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条说，许多东西从古就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作。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懒汉。评级主义才出懒汉。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打倒日本，打倒反动派，有共同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对外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生产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创造发明多得很，那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来源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从老大哥那搬来的；二是资本主义，土生土长的。
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好。这几年来学了那么一套，一从资产阶级——本国生长的，二从无产阶级——苏联老大哥，好在时间不长，根未扎深，命还好革。整风以来，各种规章制度革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那一套，去掉了不少。这回军队要开会取消“花”。干部参加劳动，写了一个决议，中央委员每年一个月，其他干部还多，年老有病除外。种试验田，何止一个月呢?云南有个师长，到连队当了一个月兵，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你一年管人家十一个月，为什么不可以叫人家管一个月呢?有些是当过兵的，现在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文职干部，每年至少参加一个月劳动，修十三陵水库时，许多部长都参加劳动了。一年学农，二年学工，轮着学，总得学会两套本领。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事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劳动要有严格的纪律。
全民办工业，暂时出了一些混乱现象，界限未划清。这次会议工、农、商、学、兵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全民办工业。从今以后，第一书记要偏到工业方面来，过去我们偏到农业方面，拿农业压迫工业，将它的军。农业搞起来了，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没有上轨道。工业要抓，有人说，睡到工地上，睡到机器旁边去，就可以搞起来，不到机器旁边睡觉不行。东北三省过去抓工业，但农业未搞好，东北要一面抓工业，一面抓农业。其他各省、自治区重点抓工业。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有了钢铁、机械，可以挖煤、发电，什么都好办。封为“元帅”是有理由的。要抓，还要抓紧，不是抓而不紧，以后考就是考这个东西。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查看，六开除党籍，不坐班房，坐班房损失劳动力。这几条都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明，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惩罚办事就犯错误。我们党历来靠说服教育和斗争，如××、×××、古大存、孙作宾、新疆的什么拉巴拉也夫，总之，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只有那么少数人，只是十个指头的一个，你说服不了他，就得惩罚。劝告警告，紧急的时候，一下撤职也是有的。××是军队中的右派(没有划右派)，×××是地方上的右派，王明也是右派。为什么又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呢?因为他是老党员，搞了许多年，不能便宜了他，不当不行，你想不当，我想叫你当，不当中央委员就没有事了，他的原则是一开会就害病，让他当，有益处。×××也是当一下好。或者改好，或者不改，总有一天要开除。这是说服与纪律的关系。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有“死”是不行的。一千一百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吨到××吨，争取××吨，其中××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到××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有些同志怕没有活命了，统统都活不行，要有死有活，统一计划，分散管理，各级办工业，全民办工业，有重点，有骨干，有枝叶。树总有干，才有枝叶。人靠一根脊椎骨，是脊椎动物，是高级动物。狗是一种很懂人性的高级动物，就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炼钢，和资本家差不多。
下次会议，两个半月以后再开，即十一月半在南方再开一次小型会议，时间不要这么长，因为那时还不能总结。十月后，剩下个把月，还可以抓一下。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斯大林编得不大好)，请各省都印，广为散发，让大家看一下，很有启发，但又相当不足，因为那时受条件限制，没有经验，所论当然模糊不明确。不要以为老祖宗都放香屁，一个臭屁也不放，讲到将来，是一定有许多模糊地方的。苏联有四十一年的经验，我们有三十一年的经验，要破除迷信。
除四害，国庆、阴历年、阳历年抓一下，我们希望四样东西越搞越少，因为这些东西对劳动人民有害，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要把各种疾病大大消灭。杭州有个地方，去年只有一人生病，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医生没有事做，可以去种地，作研究工作。哪一天中国消灭了四害，要开庆祝会的，历史要写进去。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到，所谓文明，可是苍蝇、蚊子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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