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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师院中文系右派分子贺苏的档案材料

日期:1958-9-5 作者:中共武汉师范学院委员会

中共武汉师范学院委员会

(1)重点分子登记表 (贺苏)

填表单位:武汉师院中文系 1958年9月5日

重点分子登记表

问题性质

姓名 现名 贺苏 原名 贺锡龙 化名

单位 武汉师院中文系

性别 男 年龄 42 出身 自由职业 成分 教员 职务 科主任助理

简历:1942.3,贺在恩施清水塘管理所,直接替所长马汉云记录犯人的罪行(口供),并帮忙提问审讯犯人等罪恶活动。在管理所供假人却供出了一真人——远安邮局工作(也是地下工作〔者〕)。

1944.12在集中营写过许多反动文章,并参加了三青团。

1949年,在武昌六中(原上智中学)任教导主任付校长时包庇特务分子冯(白丹)。

1952.5,任付校长时与一有夫之妇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生一小孩,群众影响很坏。

历次运动中的言行表现: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包庇中统特务胡盛田,不要胡参加改造,叫他搞保卫工作。

在鸣放中,对党阳奉阴违,以党员的合法身份进行非法的活动,到处点火,攻击我党的肃反政策。

主要问题:(包括已结论的和未弄清的)

一、1942年在清水塘(参看简历栏)管理所免判死刑后,贺为了表示有所悔悟,就软弱的投降敌人,当所长马汉云在审讯黄德元、刘因照、汪远锡、饶世芳、熊飞、胡盛田等犯人时,贺参加记录口供,且有时边记边插问,若马汉云到厕所去或其他的事离开时,则由贺按马所提的问题,继续进行提问,问完了,贺还想继续问下去,不过这种自己想办法问下去的情况较少,本人承认(见坦白材料148号158号),旁证人黄德元(见检举材料176号)。

二、在管理所贺等二次假供假人中,据贺说,他为了使敌人相信他的假供词,便将管理所所长马汉云审讯贺苏所经常提问到的,远安邮局高先生这人,“你是否认识他?”的情况捏造为:“高先生曾和我见过一面,并送给我书报,我认识。”这样,贺就将高先生(远鹄)指在他的供词中,结果那个高先生就因贺的供假而牵连入集中营了。其实,贺说高入集中营后他才认识。在这时,贺听高说过“我早已自首,这次被捕,很感突然”等情况。本人承认(见坦白材料144号),证明人相本元(见检举材料179号)。

三、1944.12月,在集中营写过《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光明来自东方》、《苦口吟》、《灵魂上的乞丐》、《从一朵野百花谈起》、《受管训后的感想》、《哲学家的故事》、《花与刺》等十多篇反动文章,其内容最反动的是诬蔑共产党毛主席,骂毛主席的思想是乌龟思想,歌颂国民党,说蒋匪是人民的救星等语,入党时,除《花与刺》、《苦口吟》、《灵魂上的乞丐》作过交待外,其余各篇在思想改造、反帝爱国运动、党内整风均未作交代,直到这次运动,在群众充分掌握材料,点出材料的情况下,才谈出来的。(文章原文及分析意见,见检举材料217号、223号)本人承认(见坦白材料88号94号),证明人文振方(见检举材料126号)。

四、1944年冬,在集中营参加三青团,并发有团证,1947年参加国民党的甄审登记,关于此反动历史,据贺说,在入党时怕不能入党,其他运动中怕降低他的政治威信,故长期隐瞒下来,他长期进行隐瞒的另一表现是:1950年贺在六中任教导主任时,曾亲手涂掉教职员名册一览表的本人备注栏内所写的“三青团员”字样。本人承认(见反省报告101号146号),证明人夏牧原、相厚谦(见检举材料166号207号)。

五、1944年冬,在集中营时,曾写过《自白书》,向敌人表示悔悟,交集中营训导处。在伪湖北日报发表,内容大致是声明脱离所谓“共党关系”,今后“愿在蒋总裁领导下,为抗战建国而努力”等语,这段情况,过去一直隐瞒未作交待。本人承认(见坦白材料146号),证明人冯白丹(见检举189号)、刘介(见材料240号)。

六、1949年6月在武汉市6中(原上智中学)当教导主任、付校长时,同意党的叛徒冯白丹在六中任教,并让冯参加党团员积极分子学习班学习。在反帝爱国运动中,提拔冯搞宣传委员。再者将中统特务胡盛田,由报界拉到六中,充当科任秘书和工会主席、政治教研组长等职务,思想改造时,不让胡参加改造,叫他搞保卫工作,平时让胡作政治报告,批示公文。经常吹嘘胡盛田。本人承认(见坦白材料114号137号),证明人李次卿、余邦钰(见检举材料172号208号)。

七、1952年五月任武汉市六中付校长时,向有夫之妇的女工友(原为贺的私人保姆)巫秀芬求“爱”,并趁巫的丈夫不在家时,与之屡次发生不正当的肉体关系,并产生严重的后果,生了一个小孩,其后,贺并且怂恿巫与其丈夫离婚,目的在于掩盖与巫的暧昧关系,造成家庭不睦,群众影响很坏。本人承认(见坦白材料154号),证明人梁高树(见检举材料181号)。

以上均是肃反之结论。

八、根据冯白丹检举,冯听说贺苏为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阮成璋的“义务通讯员”还高一级的什么职务(见检举材料200号205号)。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通过了解,并未有人指定其参加这类组织,或者否定其参加这类的组织,而且冯白丹检举材料所提理由和根据尚不足,故目前在短时间无法弄清,建议以后长期审查。

九、肃反处理意见:撤消付校长的职务处分。

十、鸣放中以党员的合法身份,在群众中进行非法的活动,到处点火,攻击我党的肃反政策。

需要调查的问题及调查结果:

关于冯白丹检举“贺为武汉警备司令部处处长阮成璋的‘义务通讯员’还高级的什么职务”的问题,无法调查清楚,需要本人提供材料。

处理意见 小组意见 年 月 日(签名盖章)

单位党委意见 年 月 日(签名盖章)

处理结果

备考

制表单位:

(2) 重点人物卡片

单位:中文系

姓名 贺苏 性别 男 年龄 42 籍贯 湖北汉阳

曾用名 贺锡龙 家庭成分 自由职业 本人出身 教员

原名

职务

本人简要历史:

1924.2—1935.6.读小学中学大学。

1935.8—1938.6.在汉口法汉中学、钱业小学教书。

1938.10—12.在沙、宜、南漳远安一带流亡。

1939.2—1942.3在远安教书。

1942.3—1944.12在恩施清水塘管理所方家坝集中营坐牢和受训。

1945.2—1952.5在保康教小学,在汉口法汉,上智中学教书(兼任正义报主笔)。

1950.2—1951.2加入共产党。

1952.5—1955.6任六中付校长。

1956—来本院。

历史上主要问题:

1、1942.3在恩施清水塘管理所直接替敌人纪录“犯人”口供,并帮忙审讯“犯人”。

2、在管理所假供中供出了一个真人——远安邮局地下工作者高远鹄,高当即被捕。

3、1944.12在集中营写很多反动文章骂党和毛主席,歌颂国民党和蒋匪。

4、长期隐瞒在集中营参加三青团反动历史,1947年还参加国民党甄审登记,1950年私自涂改教员名册中本人三青团备注字样。

5、在集中营中写自白书,在伪湖北日报上发表,申明与党脱离关系,要为蒋匪效忠。

6、集中营出来后回到武汉与特务来往很多,冯白丹检举他曾任伪警备司令部义务通讯员。

7、解放后利用校长职权引用叛徒冯白丹为六中教员并升为党的宣传委员,引用特务胡盛田为六中政治教研组长,掩护胡逃避整风改造,还任命胡作保卫工作,秘书工作。

8、1952.5利用校长职位与女工通奸并生有小孩,破坏该女工家庭和睦,影响很坏。

现在表现:

肃反被斗视为冤枉,鸣放中对党阳奉阴违,以党员身分到处点火,要群众放肃反问题,认为肃反过火,不该斗自己的。同情右派张国光,与右派秦敢、文振庭等经常在一起发牢骚,反右中藉病逃避斗争。

大办钢铁初表现散漫,在群众中影响很坏,加深了炉前炉后的裂痕,经支部批判后略有改变。

备考 右派分子

(3) 重点人物卡片

单位:中文系

姓名 贺苏 性别 男 年龄 42 籍贯 湖北汉阳

曾用名 贺锡龙 家庭成分 自由职业 本人出身 教员

原名 职务

本人简要历史:

1924.2—1935.6.读小学中学大学。

1935.8—1938.6.在汉口法汉中学、钱业小学教书。

1938.10—12.在沙、宜、南漳远安一带流亡。

1939.2—1942.3在远安教书。

1942.3—1944.12在恩施清水塘管理所方家坝集中营坐牢和受训。

1945.2—1952.5在保康教小学,在汉口法汉中学,上智中学教书(兼正义报主笔)。

1950.2—1951.2加入共产党。

1952.5—1955.6任六中付校长。

1956—来本院。

历史上主要问题:

1、1942.3在恩施清水塘管理所直接替敌人纪录“犯人”口供,并帮忙审讯“犯人”。

2、在管理所假供中供出了一个真人——远安邮局地下工作者高远鹄,高当即被捕。

3、1944.12在集中营写很多反动文章,骂共产党骂毛主席,歌颂国民党和蒋贼。

4、长期隐瞒在集中营加入三青团的反动历史,47年还参加国民党甄审登记,50年私自涂改教职员名册中本人三青团备注字样。

5、在集中营写自白书,在伪湖北日报上发表,申明与党脱离关系,要为蒋匪效忠到底。

6、解放后利用校长职权引用叛徒冯白丹并升为宣传委员,引用特务胡盛田掩护胡匪逃避思想改造,还任作保卫工作。

7、1952.5在六中利用校长职位与女工通奸,生有小孩,并破坏该女工家庭和睦,影响很坏。

8、自集中营出来回到汉口与特务来往很密,冯白丹检举他曾任伪警备司令部义务通讯员。

现在表现:

肃反被斗视为冤枉,鸣放中对党阳奉阴违,以党员身分到处点火,要群众放肃反问题,认为肃反过火,不该斗自己的。同情右派张国光,反右中藉病逃避斗争,与秦敢、文振庭等右派经常在一起发牢骚。

大办钢铁初表现散漫,在群众中加深炉前炉后的裂痕,经支部批判后,略有改变。

备考

(TO:)农场

(4) 中共武汉师范学院委员会对右派分子贺苏的处分决定书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廿七日

贺苏:原名贺锡龙,党员,男,41岁,湖北汉阳人。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教员。解放前夕曾参加武汉人民解放先锋队(进步组织),1950年2月6日入党,1951年2月6日转正。现任武汉师院语文系主任助理(科级干部)享受国家机关人员十七级工资待遇,系一般右派分子。

个人简历:

1924—1937读书,

1937、3—1942、3,中小学教书,

1942、3—1944、12,在恩施管理所、青训团坐牢受训,

1945、2—1955任中学教员、教导主任、付校长,

1956年调来武汉师院到现在。

一、历史上主要问题:

1、1942年3月,贺苏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谓“奸党”的罪名逮捕,关在恩施清水塘管理所。在管理所里担任审讯“犯人”的记录工作,在审讯过程中,贺苏有时还边记边插问。

2、贺在集中营时曾写过十多篇反动文章,漫骂毛泽东思想是“乌龟思想”歌颂蒋匪为“人民的救星”,以上问题在入党时只避重就轻的交代了一部分,其余长期隐瞒,直到肃反运动中,别人点出材料,才作了交代。

3、1944年冬,贺在青训团时参加三青团,并发有团证。1947年国民党三青团合并时缴交过团证,参加过登记,此情况长期隐瞒,并在党的卅周年时,特别向党声明,在青训团出狱前特务张家驹和他谈过一次话,有很大可能将他的名字填入反动“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名册,他不负任何政治责任。在1950年曾亲手涂掉教职员名册一览表的贺本人备注栏内“三青团员”字样。

4、1944年写过“自白书”在伪湖北日报上发表,内容声明“脱离共产党关系,今后愿在蒋总裁领导下为抗战而努力”。以上问题在肃反运动中经群众斗争后才交代。

5、1952年贺苏与有夫之妇巫秀芬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生一小孩。为了长期达到通奸目的。介绍巫来六中工作。并采取各种手段,挑拨巫与其丈夫离婚。每逢节日以党支部书记,付校长名义找巫的丈夫谈话,说“你是反动军官”,在国民党军队时有一定罪恶(巫的丈夫系起义军官)要老老实实,目的在警告巫的丈夫,不要揭发。群众对此问题非常不满,影响极坏。

6、反胡风斗争时,其弟贺捷被停职反省,贺即以党支书身分召开支委会,要全体委员通过证明其弟最严重不过是胡风爪牙分子。写一报告,全体委员签名盖章,上报党委。

7、肃反运动中,贺苏停职反省,思想异常抵触,大叫冤枉。在反省的日记上写了“忆昔冤狱三年,被诬为‘奸党’,而今肃反斗争,又疑是‘国特’”,“两个时代,两次打击,两幕悲剧,两头冤枉”。

根据以上事实,肃反后给贺苏的处分是:行政上撤销付校长职务,党内警告处分。

肃反以后,贺对自己的历史罪恶,不仅毫无认识,而且还经常与秦敢、章其、冷白等几个肃反对象混在一起,互相发泄反党情绪,说“自己被党遗弃了,对党害了十年单相思”,又说“苏共二十次大会早点开,斯大林问题早日揭发,中国肃反可能要稳一些”,“赫鲁晓夫救了我们”等。

贺还不止一次地和他弟弟贺捷(肃反对象)谈到肃反问题说:“苏共廿次大会早日召开,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早日揭发,我们也许不会被斗争。”“恩施监狱和集中营的三年囚禁生活,葬送了我一对耳朵,一只眼睛,六中反省一年,又葬送了我另外的一只眼睛。”

贺苏认为文艺界很多事令人扑朔迷离,是“是非窝”,因此,他劝贺捷:“不写诗了,钻研古典文学,多读离骚、诗经、研究诗史的发展。”并且劝贺捷:“绝交游,以免是非。”“希望晚年生活得平静一些,在汉阳伯牙台附近租一间房子,两兄弟在一块儿住,喝点酒,做做旧诗,填填词,好好地享受一些生活。”

二、鸣放时期的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1、鸣放一开始,贺苏对报上发表的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和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很感兴趣,认为他们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内心话,并且逢人就推荐这两篇文章。

2、在鸣放中贺苏对《文汇报》特别感兴趣。他对文振廷说:“《文汇报》在鸣放中工作做得很好,很有生气,他们会访周扬,而由《人民日报》转载,这一下子文汇报跑到《人民日报》前头去了。为什么《人民日报》不派记者去访问周扬呢?这一下子不是《人民日报》领导《文汇报》,倒是《文汇报》领导《人民日报》了,打了被动仗。”贺苏又说,“《人民日报》第八版开始还好,现在简直不好,还赶不上《文汇报》的付刊。”

3、贺苏说:“反胡风斗争,把武汉搞文艺工作的人几乎全都斗垮了。”他认为这是宗派主义斗争,曾对张惠民同志说:“党对白区搞地下工作的同志抱不信任态度。党对同志们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艰苦困难情况,不甚体谅,这些同志在白区有些关系弄不清,最后反被怀疑斗争。”他又对李成文校长这样说过:国统区知识分子在追求革命的道路上是艰难困苦的,如果生在解放区,甚至于延安,就更幸福了。贺苏在自我检查时这样写道:“王采曾说,文艺界有延安派,地下派之说,因此怀疑反胡风斗争,可能有宗派斗争。”

4、在1957.5.20党委扩大会议上,贺苏鸣放说:“1955年肃反运动成绩是很大的,应该肯定。我们不能同意某些人讽刺,肃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偏差缺点是次要的,是公式主义的那种不怀好意的态度与说法。但是肃反运动也有偏差,如胡风集团一案,就武汉市文教界来说,牵涉面是否过宽了一点?如郑思是老党员、吉福祥是拥护共产党的,一个自杀,一个发神经病,不能不说是损失。”他接着又说:“胡风文艺思想是反动的,胡风小集团是反革命的,但为了击破坏人的诬蔑,是否可以考虑把胡风重要骨干分子的罪行公布于天下?”他又说:“1955年肃反以后,党和文教界某些知识分子的关系,呈现不正常状态,反胡斗争牵涉面过宽可能是因素之一。请党作好善后工作。”最后他说:“我讲话有顾虑,怕教条主义的棍子,请求毛主席保护。”

5、贺苏对曾昭岷同志讲:“肃反运动是由胡风问题引起的,主要是整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对党有怨气。”右派分子卢守身曾问贺苏:“你们党员对胡风问题是怎样看法?”贺说:“我们党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反革命,一种认为不是。”他还对卢守身说:“胡风问题是文字狱。”

6、贺苏又对张惠民同志说过:“武汉市的肃反搞得很糟,因为是杨青同志挂帅。”

7、贺苏还不止一次地把肃反对象诬蔑肃反运动的一些话,当作消遣的资料谈给别人听。他说:“肃反干部在柯春生(肃反对象)家发现李白的诗,就要柯春生交代和李白的关系;在眼科医生段世源的家里看到郑板桥的画,就要段医生交代和郑板桥的关系。”

8、贺苏在鸣放时对文振廷说:“党内对于整风有许多思想问题。《湖北日报》一位高级干部说:他妈的高级知识分子,给他们名誉地位,还要闹,省委机关的高级干部是这样,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9、5月16日贺苏接受党支部的任务,了解语文科参加党委座谈会的代表——朱心佛、文振廷的思想情况,并消除他们的顾虑。在谈话中,贺苏鼓励文振庭放胡风问题。他说:“如果受这件事牵连的人不谈这件事,那就还是有顾虑,还不够大胆。”并说他自己在党支部会上也鸣放过了。

10、鸣放前夕,极右学生胡浩然在学代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放出了向党进攻的第一枪,贺苏对胡的发言很感兴趣,曾对朱祖延同志说:“胡浩然的发言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一次贺苏和文振庭谈起这件事,贺说:“象胡浩然这样的学生就给一个学生会主席他做,也许他就会好些。”

11、当右派分子张国光的取消党委制的谬论揭穿时,贺苏对文振庭说:“张国光还不一定是右派,也可能是过去的运动整了他,有怨气。”

12、右派分子钟裕书自杀后,贺苏很表同情,认为运动又出偏差。贺苏的妹妹贺锡燕受了贺苏的影响,竟在班上为钟裕书之死鸣不平。

13、贺苏对他的弟弟右派分子贺捷也极为同情,关于他和贺捷的关系问题,他一直没有主动地向组织上做交代。

14、贺苏对卢守身说过:“党内开会,新党员看老党员的脸色,老党员看支部书记的脸色,支部书记看党委的脸色。”

15、李长中爱人工作调动问题,久久不能解决,看到党员王辅周同志的爱人很快调动了工作,心中不满,问贺苏说:“是不是党员与非党员的家属调动有区别?”贺苏说:“这个区别不能说没有。就是在党内,一般干部与高级干部也是有区别的。”李长中同志听了,对党更加不满。

16、贺苏还经常向非党群众散播党内消息,主要对象是文振庭。有一次党内传达林默涵同志报告,谈到毛主席对《人民日报》批评,贺苏随即向文振庭说:“毛主席说《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大大地骂了一顿。”党支部研究组织发展计划以后,贺苏对文振庭说:“你应该马上把入党《申请书》写好交上来。党委发展对象的第一批名单中有你。”后来又说:“你的《申请书》已交给张惠民,看能不能在半年之内把问题解决。”

三、悔改的表现:

贺苏对自己的反党罪行,认识很不深刻。开始自我检查时,大帽子扣得多,具体事实和思想活动谈得少。经领导和群众一再启发帮助,才被迫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但言辞之间,躲躲闪闪,暴露仍不够大胆,在大办钢铁运动中,表现也差,可见悔改的决心是不大的。

四、结论和处理

查贺苏确于1942年在敌集中营时,曾写过诬蔑共产党的文章,谩骂毛泽东思想为“乌龟思想”,歌颂蒋匪介石为“人民救星”。1950年入党时又把1944年参加三青团、1947年三青团、国民党合并时交过团证参加过登记一段政治历史长期隐瞒,肃反后说“恩施监狱和集中营的三年囚禁生活,葬送了我一对耳朵,一只眼睛,六中反省一年又葬送了我另一只眼睛,鸣放时污蔑我党肃反政策说“主要是整知识分子”,“武汉市肃反搞得很糟”,“党内开会,新党员看老党员脸色,老党员看支部书记脸色,支部书记看党委的脸色”,“胡风问题是新字狱”,并鼓励文振庭放胡风问题等一贯仇视党和反对党的言行,确系混入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情节严重,态度上既不感激党曾在肃反时给予党内警告,行政撤消付校长职务的宽大处理,又借鸣放机会继续向党进攻,且悔改决心不大,为了严肃党纪,除开除贺苏党籍外,还根据中央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第二条、第五条精神给予撒消主任助理职务送农场监督劳动,其薪资由原17级降为19级待遇的处分。

中国共产党武汉师范学院委员会(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廿七日

(5) 对右派分子贺苏处分决定书

贺苏,原名贺锡龙,党员(已开除),男,41岁,湖北汉阳人,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教员。

该员曾于1942年在敌集中营时,恶毒诬蔑我党领袖,歌颂蒋匪介石。1950年参加共产党时又将1944年参加三青团,1947年三青团国民党合并时交过团证参加过登记一段政治历史问题长期隐瞒。肃反后诬蔑我党政策;鸣放中猖狂向党进攻,攻击我党肃反政策,为反革命分子鸣不平等情节严重,其性质系混入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党委已决定开除出党。根据中央关于“对国家薪给人员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第二条第五条的精神研究决定,行政上给予撤消主任助理职务送农场监督劳动,其薪资由原十七级降为十九级待遇的处分。”

付院长 杨在知武汉师范学院(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廿七日

(6) 关于贺苏参加国民党甄审登记问题补充调查报告

一、问题的提出:

贺苏系右派分子在结论的历史一段中,写有贺曾在“1947年参加国民党甄审登记”,当结论与贺苏见面时,1959年上旬他提出并未参加国民党,更没有参加国民党登记,为了将此问题弄清,特将此问题进行调查。

二、调查情况:

1、熊正华:1959.3.3.(原上智中学三青团区队长,劳改释放分子)。

证明:“1947年上期上智中学三青团区队关于党团合并一事,上智中学三青团区队,我确实是没有办理党团合并的手续,也并未收到任何三青团员的团证,向三青团部登记,三青团员也没有向区部登记是实,贺苏是没有在上智中学三青团区队登记是实,亦没有缴团证到上智三青团区队是实”。

2、胡少甫:1959.3.5.(原上智中学三青团区队附)

证明:“上智中学曾经有反动组织三青团在1947或1948年听当时的体育教员熊正华谈有党团合一的说法,贺是否参加,我不知道,因我不是当事人,也未参加三青团的任何工作和会议,故实际情况不大清楚,熊正华发过一次团证,当时只有裴梦楼老师换过团证,有无别人还未听说,这问题熊正华最清楚,可向熊了解”。

3、郑光武:1959.3.16.(原上智中学三青团员)。

证明:“关于1947年中旬的反动三青团登记的事,我毫无印象,不能提出意见,解放后听同学刘克明证明(不知下落)言及反动三青团曾举行过登记,说登记的是算参加了,未登记的不算参加了三青团”。

4、张玉成:1959.3.5.(原上智中学老职员)

证明:“1948年冬间武汉市国民党发来党团登记表,交汉口上智中学校长刘和德代为登记,斯时我在教务处工作,刘和德将此表交我代填并说贺苏在法汉中学参加〔过〕三青团,可以登下来,当时我说请贺苏自己来登记较好,当时刘和德即请贺苏来了,表示不愿登记,并说他不是三青团员,就将此种登记表搁下来了,没有办理”。

“解放后(1952年)贺苏代理汉口上智中学校长时,要将三青团的宗卷调去一阅,此时我将此卷当面在贺苏校长办公室里交给他去查阅时,发现有他三青团的一名,贺苏说我未参加三青团,当将他名下的三青团字样撕去了,这是我对这个情况的说明。”

5、裴梦楼:1959.3.19.(原上智中学教员,历史反革命分子,现是右派分子)

证明:“1947.4.5.上智中学反动党团登记工作是搞了的,这一点可以肯定,而且负责于登记工作的是伪三青团上智中学的负责人熊正华,这一点完全能肯定,在进行登记的期间,我曾看见过个别的教员(名字记不清楚了)曾将团证交给熊正华,我也看见熊将个别人的团证放入衣袋内,这点我敢负责”。“1947年春天我在上智中学时正是党团登记,我曾将我在伪中央训练团时(1927年)的老团证交给了熊正华,我曾说‘这是汉字第一号’,事后熊也发给新团证与党证给我”。

“在三青团登记时,熊事先曾经对我谈过三青团登记有什么好处……等语,于是我就将团证拿出来给他。”

6、贺苏:本人1959.2.27.最后一次交代。

证明:“1947年春国民党,三青团反动党团合并,上智中学三青团负责人(区队长熊正华,区队附胡少甫)要校内曾参加三青团的教员缴交团证审查,我把我的临时团证(1944,在恩施集中营被迫参加三青团)缴交了。我缴交团证是1947年春,缴交时我知道反动党团合并,上智中学三青团负责人熊正华和胡少甫要我缴交团证时,并未详谈什么,仅只说:‘缴交团证重新审查,合并后换发党证’之类的话(大意如此),我确未参加国民党,事后国民党也未发给我党证,1947年后我从未参加国民党的任何组织活动,六中五人小组在肃反时曾把中共江岸区委处分我的决定给我看,在决定中的历史部分,只提到我在1944年冬参加三青团并未提到我1947年曾参加国民党。”

三、分析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看来,从胡少甫、郑光武、张玉成、裴梦楼等人材料中说明1947年伪上智中学是进行过反动党团合并的工作,而且裴梦楼本人是进行过登记的,缴交过团证,贺苏本人在最后一次交待材料中也详细的谈到了缴交团证进行登记的情况,贺苏的这分交待材料与裴梦楼交待的基本上相同,从胡少甫、张玉成、郑光武的材料中看,能证实当时上智中学进行过反动党团登记,因此贺苏的最后一次交待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根据情况我们认为在原来结论上提的“1947年参加国民党甄审登记”在提法上有点不妥,因此在提法上可以改为在“1947年国民党、三青团合并时缴交过团证,参加过登记”。

中共武汉师范学院委员会(印)1959年3月21日

(7) 关于一般右派分子贺苏的材料

贺苏,原名贺锡龙,男,现年44岁,湖北汉阳人,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教员。历史上曾于1942年在敌集中营时恶意诬蔑我党,歌颂蒋介石,1944年参加三青团,肃反时被审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鸣放中贺猖狂向党进攻,攻击党的肃反政策说:“党是否如斯大林一样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又说:“苏共二十次大会早点开,斯大林问题早日揭发,中国肃反可能强一些”,“赫鲁晓夫救了我们”,“六中反省一年,葬送了我的一只眼睛”等,并为反革命分子鸣不平。故被确定为一般右派分子,受到党内开除党藉,行政上撤销原任武汉师专语言科主任助理职务,工资由十七级降为十九级的处分,送农场监督劳动。该员现在我院中文系资料室监督劳动。

一、在改造过程中的悔改表现:

1、对自己鸣放中所犯错误的认识:

贺在三年多来的改造过程中,表现较好,对自己所犯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最近一年以来进步较大,认识到“自己在1957年政治斗争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多么可耻可恨的反派角色,回想1957年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我们每个右派分子都是历史的罪人!都是子孙万代的罪人!”“政治上的右派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我是右派分子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由共产党员堕落为右派分子是一个必然的发展与转化。”并认识到“自己鸣放时攻击党的领导和肃反政策的罪恶是严重的,所犯错误的根源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由于认识到所犯错误的根源及其严重性,因而在行动上表现较好,能听党的话,随时批判自己的错误,经常定期向党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对三面红旗也有正确的认识,说:“由于三面红旗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全国六亿五千万人在连续三年特大的自然灾害的无情袭击之下,没有饿死和冻死一个人,我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与感化。”对当前暂时性的困难也有较正确的认识,实际行为表现也还好,如发动了自己的儿女们开展“小南泥湾运动”,大搞家庭生产,没有发过怨言。

2、劳动、工作、学习中的具体表现

在劳动中态度老实,能自觉的劳动,虽然先后患浮肿和肝炎,但仍能坚持干重活,并主动照顾别人,如暑假中有次运南瓜800余斤上文学楼二楼,坚决不要廖若平挑担,一人挑15次以上才把南瓜运完。对经常性的劳动也认真负责,每天都提早上班打扫清洁,在作系资料室的工作中,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交给他的工作能很好的完成,如上期资料室所办的《学术动态》刊物,他想办法找材料,出了很大的力,使得刊物都能按期出版。同时他搞的《现代文学资料索引》,完成任务也较突出,编了《现代文学备课资料索引》七本。受到领导群众的表扬和肯定。搞系办公室的勤杂工作也是认真负责的。对于政治学习都抓得紧,休息时和有病都是坚持看书,每天看报,与业务有关都作笔记。平常开会能积极发言,谈出自己的看法,要求参加政治学习也迫切。在学习中能联系自己的思想检查、分析、批判自己的错误。

二、结论意见

贺在改造过程中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在一切实际行动中确有悔改表现,我们认为可以摘掉其右派分子帽子。

中共武汉师范学院委员会(印)1961年10月23日

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国庆社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后记

贺苏1968.10.02

最高指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我们伟大领袖当代的列宁——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凯歌声中,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以更加灿烂辉煌的面貌,以更加雄进的步伐进入了光辉的第二十个年头。

两报一刊以题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国庆社论,为我们描绘了全国和全世界的一片大好形势,为我们指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方向与途径。

诚如两报一刊国庆社论所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伟大祖国带来的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我们能够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多么幸福,多么光荣啊!”

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长贝基尔·巴卢库同志在周总理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对我们伟大祖国的雄伟面貌与强大力量作了非常正确的叙述: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具有现代化的工业,先进的社会主义农业,无产阶级的教育和文化、高度的世界水平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坚不可摧的国防力量。首先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个精神原子武器武装起来的光荣的七亿中国人民,同时也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这样就具备了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者或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胆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策划任何侵略阴谋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今天,伟大的人民中国已成为具有崇高的国际威望的不可战胜的巨人……”

是谁为我们带来的光辉万丈的“今天”?

我们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没有毛主席及其亲手缔造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有无限辉煌的“今天”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特别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两年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我们打倒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所篡夺的那一部份领导权。现在,全国除台湾省外的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把国家的命运进一步牢固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国庆社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更加巩固,更加强大,更加生气勃勃,更加繁荣昌盛了!

两年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亿万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社员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斗志昂扬,抓革命促生产,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新贡献。我国农业今年又是丰收大好年景。据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今年我国农业生产的显著特色是:几乎各类农作物和各类不同地区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各地的夏熟作物和早秋作物,已先后喜获丰收,不少地区比大丰收的去年又有不同程度的增产。对全年产量有重大影响的大秋作物,现正大规模地进行收割,广大农村到处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壮丽图景,丰收大局已定。”

我国工业生产,也是一片大好形势。例如“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和战斗洗礼的武汉工人阶级,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使武汉地区工业生产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热气腾腾的大好局面。有一大批工厂生产计划完成情况良好,有的单位已经提前完成了今年的生产任务,他们正在干着明年的工作;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出现了许多极其可喜的成果,新产品,新材料越来越多,有的质量已经进入了国内先进水平的行列,工业生产新的大跃进的局面,正在人们面前展示出来。”(1968.9.28.《长江日报》记者述评)

不仅工农业生产形势大好,科学技术,革命文艺等各个战线也都出现了新的跃进局面。

我国的第一颗导弹,第一颗氢弹无一不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以惊人的飞跃速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出现的。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我们伟大祖国的科学技术已经登上了世界的最高峰!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遵照毛主席光辉的文艺思想与文艺方针亲自培育出来的八个革命现代样版剧以及钢琴伴唱《红灯记》与大型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等等无产阶级文艺珍品的示范之下,全国革命文艺战士们,正以无限的革命豪情,积极改造自己旧世界观与旧文艺思想,迎接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目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伟大祖国带来的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稍有爱国心的人,怎么不欢欣鼓舞啊!!!

随着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普遍建立——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时期,这就是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国庆社论)

“斗、批、改,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对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实行彻底的、普遍的改革;就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堵塞产生修正主义的渠道,巩固和发展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国庆社论)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解放军的配合下,直接进入学校,进入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同那里革命的积极分子结合起来,领导那里的斗、批、改。”(同上)

这是毛主席总结了群众经验提出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毛主席的这个伟大战略部署,就是胜利!

夺取并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辉前景,即将展现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贺苏196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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