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0-12 作者：戚本禹, 关锋
戚本禹、关锋我是关锋，他是戚本禹。昨天打电话说北航、地质学院部分同学找我们谈一些问题。对不起，我们现在才来。不过我们在开会中间，林杰来了一趟。我们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今天计划一个半小时，我们也有组织性、纪律性，希望最能代表你们意见的人发言，说不完还有下次，斗争是长期的。
（答：不知道。）
我先说点意见，回头戚本禹同志补充纠正。《红旗》社论发表的背景是什么？这很清楚了，十六条公布以后，许多地方看来，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林彪同志上次的讲话也谈到这一点。《红旗》社论的发表是了解了全国各地的情况，特别是根据林彪同志的讲话精神。十六条通过时，毛主席说，是否大家都会执行，那不一定。有的会执行，有的不一定。后来斗争在继续进行着，有不少地方有些单位很激烈。我佩服你们的精神，也包括地质学院“东方红”和北航的“红旗”，但有些情况你们不一定了解。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是复杂的，我们每个人头脑也都得复杂一点。通过这几个月的斗争，你们对复杂性有了了解，象这样复杂的斗争，你们预料到没有？没有！我预料到没有？没有！抽象地说是复杂、尖锐。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现在认识得也很不够，请同学们相信这一点。我们不是根据这个学校几个人的反映写出这篇社论的。社论的发表，这是大事，社论讲得对不对？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不对？可受时间考验。同学们可以批评。据我们看来，两条路线斗争确是复杂尖锐，在场同学不妨和外地同学座谈一下。外出串联的同学，他们受了很大的锻炼和教训，也帮助我们了解了很多情况。当然，也要查对。
我们要人在学校，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看得更远一些，这样对本校就会看得更清楚。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它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学们都学过党史，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斗争，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几十年，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在组织上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到延安一九四二年整风才在思想上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当然现在不同了，有利得多了，毛主席有这样高的威信，有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条件多得多了。但也要力气花时间。群众斗争群众的根子怎么造成的？许多地方是工作组造成的，留下来的恶果和影响。
北航、地质这两地方我没怎么去，航院一次也没去过，地质六月份去了一次，看大字报，那时你们还不认识我。我们要解放一部分同学，又要不怪另一部分同学，一时被打成“反革命”的，也要解放另一部分同学，另一部分同学也不要怪他们。他们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是工作组造成的。有些地方发生了工农斗学生，工农斗学生能怪工农吗？不能。他们了解情况吗？不了解。外地来的同学、工农我们都接待，他们给了很多情况……。这个在社论上讲得很清楚，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利用群众对党的热爱发动群众斗群众，是工作组造成的这个恶劣影响，看来不彻底批判是不行的。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上，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有一个同学问：是不是群众斗群众？是谁挑动的？刚才大家反映的情况还需要调查，是不是有人怀疑我们挑动？（众：有）好，可以继续辩论继续调查，对北航、地质学院的具体问题，我不多说了。不是说我们是地质学院的观察员吗？当时地质学院发生冲突，我是临时派去的，第二天开了个会，大会是吴德同志主持的，有“东方红”的红卫兵，工人参加了，我和戚本禹参加了，邹家尤也参加了。
我在会上发言，对两部分都没有批评，我批评了邹家尤，现在仍然要批评他。“东方红”同学找他，他应该接见，结果是十几天都没有接见，跑到地质学院，说部里的同志们打电话通知西城区纠察队，说人家偷机密文件，把人家请来了，结果打起来了。到底谁搞起来的呢？是他邹家尤请来的。这样愈搞愈被动，早解决就没事了。我们是不是群众斗群众，可以调查。所谓观察员是临时性的，不可能长期在地质学院工作，现在无所谓了。怎么消除分歧呢？群众互相都不要怪，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互相不要扣帽子，要擦亮眼睛。同志们、同学们，要用毛泽东思想辨别是非，要以理服人。有些地方的情况确实很复杂。你们在场的同学应该多多帮我们的忙。有没有人在捣鬼呢？有些地方的同学告诉我们，不是你们两院的，我们确实不太了解，如果你们赞成这篇社论的话（众：赞成），大家讨论怎么样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同学之间，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不要你代表什么，我代表什么，地质学院你们愿意批判邹家尤吗？（众：愿意）愿意就好吗！不要群众负责，双方都要解放。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毛主席亲自接见小将？还不止三次，国庆还要接见，毛主席对青年寄有无限希望，文化大革命解决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就是要关心国家命运。我们有没有修正主义的危险？毛主席说，如果不注意，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你们对学校情况了解得多，对社会情况可能不了解。远的不说，自五七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惊涛骇浪中渡过的。不是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但是有没有方向不对，认识不清的呢？有。你们坦白地说，我也坦白地说。你们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四五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有人要解放合作社。（关锋：四大自由）这不是一般问题。你们谁提出问题也不成为路线，不是路线错误。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情不能讲，高岗、饶漱石早公开了。这几年，六二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要是我们伟大的舵手不在，稍微离开，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危险。那时主张“三自一包”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一条线贯下来，六二、六三、六四、六五，直到六六年，有些是党内的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从党的公报中好好看看，可以看得懂。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从《海瑞罢官》开始的。首先《海瑞罢官》跳出来，公开跳出来攻击党，为右倾机会主义喊冤。这文章一出来，很明显的问题，很多人懂得了。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后，《北京日报》根本不登。
（关锋：当时同学们可能不注意，上海登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北京不登？为什么《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按语距离那么大？）
后来北京市委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都揭出来了。（关锋：我和戚本禹还在里面挨训嘛！你们看看大字报就知道了。）
这是生死斗争啊！很激烈。大大小小的“三家村”揭出来后，斗争还在继续。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支持，把火点起来了，形势很好。《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国特别是北京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反动人物开火。但突然六月十八日以后冷下来了。派工作组干革命吗？不是，因为工作组本身就是镇压运动的，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当时中央办公厅一个镇压学生运动的通知，我看到了。经过几天斗争，一个礼拜，各校抓“右派”，抓“反革命”和抓“游鱼”，打击首先向党委发难者，对革命群众进行政治迫害，很多学校死了很多人。他们利用同学对党和对毛主席的热爱，欺骗群众。你们这里有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被打成“反革命”的与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感情是不一样的。那个礼拜接待室的人员很多，反映很多意见，可是过了一个礼拜，门口冷冷清清。有，是来诉苦的，（自己被打成“反革命”。）揭发党委的。那一天，一个也没有。
聂元梓的火是毛主席点的。当时红卫兵寄来很多信，说他们是“反革命小集团”，我看了他们的文章，不是反革命。主席回来后，扭转了局面。但斗争并没有结束，群众斗群众采取了新的形式。谭力夫讲话是一篇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到今天为止，没有说谭力夫是“反革命”。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同学，他的讲话代表一种思潮。这样，性质就不同。严重的是群众斗群众，他们利用工农，说这些人是“反党”，来镇压学生。西北地区是很厉害的，一个很负责的人组织打学生。工人打了后，很后悔，痛哭流涕，觉得自己犯了罪。工人是没有罪的，有罪的人是欺骗工人的人。多数里情况和工人不同，象北航两派，我有没有倾向性呢？有！倾向“红旗”、“东方红”，因为他们方向较正确，他们对错误路线比较清楚，但不是说他们每个人，每个行动我都支持。因为他们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愿斗批改。（关锋：这里有没有“红旗”、“东方红”的人，你们回去可不要骄傲。）你们可以贴我的大字报，但贴了以后，你们可以想一想，我有没有道理。错误路线有没有呢？那些同学都是很好的。（关锋：那里受骗的同学、工人、农民帮助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我们与外宾谈话时，有两位同学，两种观点向我们宣传，我们认为那个反对工作组的更有道理。他没有说。后来观察发现那个保工作组的人对党感情深厚。我们相信你们绝大多数是这样的人。但你们是不是紧跟了毛主席呢？会不会南辕北辙呢？
毛主席思想接受不那么容易，有许多同志经过长征，但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他们愿意为革命抛头颅，洒鲜血，但是还是跟不上毛主席。他们还长期不理解主席思想路线，我们就那么容易理解？
关锋同志去年十二月才明白这一点，到现在才开始有一点理解。你们提出许多问题，要调查“红旗”、“东方红”，当然有缺点，有错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绣花还会扎手，把手扎破呢！要从革命大局出发，不要揪着不放，要揪着错误路线不放，不要揪着同志的缺点不放。我对你们做工作，也要对“红旗”、“东方红”做工作。总之希望你们学习《红旗》十三旗社论。这社论不是关锋写的，也不是林杰写的，他们参加了起草工作，但这是经过中央的，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可以保留，但要好好学习，来纠正自己对一些问题不正确的认识。
来源：（北京汽车分公司文革大字报办公室、北京汽车分公司行政保卫文革、北京国棉三厂文革筹委会宣传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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