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1-11 作者：新北大文革委员会宣传组编
新北大文革委员会宣传组编毛主席告诉我们：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这个斗争显得更加尖锐、更加复杂，并且具有许多新的形式。两条路线的斗争，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进行了几个回合，现在正处在一个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决战的关键时刻。
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北京也不例外。自运动以来，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一直执行着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六条公布以前，利用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斗争的矛头直指革命学生。十六条公布以后，仍然拒不执行十六条，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全市广大革命师生迅速行动起来，向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一次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彻底批判这一流毒全市的反动路线斗争的序幕已经拉开。一个彻底肃清并最后铲除李雪峰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让我们举起双手，欢迎这一革命风暴的来临吧!铲除这一条反动路线之后，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在毛泽东旗帜下以从来未有的速度向前飞驰。
为了让同志们了解这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特编写此大事记，供同志们在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作参考。
1965年9月至66年2月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内资产阶级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企图把这场严肃政治斗争纳入修正主义轨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击败了以彭×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猛烈开展起来了。
1965年9月：
毛主席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指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1965年11月10日：
毛主席在上海。11月10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从上海发起，而不是首先从北京发起，令人深思。
1965年12月：
某些人把姚文元的文章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加以封锁，推迟一个月才在北京发表。并且加了别有用心的〈编者按〉。
1966年2月：
彭×为了抵制由毛主席亲自发动起来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一手泡制了臭名昭著的二月提纲，玩弄“五个法宝”，企图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引向歧途。
1966年2月至5月：
《红旗》杂志及《解放军报》陆续发表了关锋、戚本禹、高炬、何明的文章。揭露了二月提纲的反革命阴谋。全国人民愤怒声讨“三家村”。北京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黑帮。其后台老板也露了马脚。
1966年5月14日至16日：
主帅垮台了，车马也保不住了，他们开始采取能保存多少就保存多少的战术。黑帮分子、前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于5月14日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企图负隅顽抗。5月16日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彻底打垮了彭×的阴谋，前市委的黑窝垮了。
1966年5月25日：
在党中央5月16日通知的影响下，聂元梓等七同志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揭露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黑线，揪出了陆平黑帮。陆平黑帮开动全部反革命机器，猖狂反扑。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李雪峰同志匆忙赶到北大，先与黑帮分子陆平、蒋南翔商谈后，向党员和团员干部作了讲话，李雪峰只字不提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是张革命大字报，却大讲什么“党纪国法”“内外有别”，批评大字报泄露了党的机密。在这讲话中，李雪峰还给黑帮分子陆平打气，要他“把运动领导好”。这个讲话影响极坏，在群众中引起了混乱，而黑帮分子指使其爪牙却大肆活动，利用“党纪国法”“内外有别”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聂元梓等革命左派进行围攻，一时黑云乱滚，白色恐怖笼罩燕园，革命火种有被扑灭的危险。李雪峰的讲话是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一次大暴露。
这一阶段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问题上。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亲自点燃了北大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立即在全国掀起了文化革命新高潮。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把李雪峰吓得要死，他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立即派出工作组，掌握运动的领导权，控制革命局势的发展。此后两条道路的斗争围绕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尖锐地开展起来。
李雪峰派出的工作组绝大部分秉承他的指示精神，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害怕群众，千方百计地限制和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把矛头指向广大革命师生，他们声称工作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对毛主席。他们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把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制造了一系列清规戒律，束缚群众手脚，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纳入了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轨道。面临如此困难处境，广大革命师生无所畏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向工作组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这场斗争及时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极大关怀和支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次取得了胜利。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由革命师生自己当家作主，自己起来闹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回到了革命群众手里，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66年6月1日：
这是一个难忘的一天，这是一个伟大的一天，这是一个革命的一天，就在这一天，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下台广播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以最高的热情支持了这张大字报，把它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它向全中国人民宣告，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想当初，李雪峰对这张大字报不表支持，反而大谈“党纪国法”“内外有别”，这难道是什么认识问题吗?非也。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5月25日贴出来，为什么毛主席6月1日才看到，怪也！6月1日下午4点钟毛主席通知康生同志晚上广播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康生同志感慨地说：从此我就得到解放了。康生同志都如获解放，压力来自何人?来自何方?可是李雪峰同志在听到大字报广播以后，却说：“我被打了一闷棍，可苦了我。”话虽不多，可一语道破了李雪峰对这张大字报的态度，站在什么立场上。康生同志和李雪峰同志的感慨是这样的不同，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值得深思。
1966年6月2日：
《人民日报》就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发表评论员的文章指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此段话在《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再行刊登时改为“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加了一句：“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这个改动是说明问题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6月1日晚广播大字报的同时，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队就进入北大。谁决定派的工作组?怎么这样迅速。这与李雪峰5月25日在北大的讲话联系起来看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5月25日李雪峰讲话后制造了思想混乱，陆平黑帮围攻革命左派的白色恐怖长达一星期之久，李雪峰不闻不问，可是当毛主席亲自下令广播聂元梓等同志的革命大字报后，李雪峰竟如此迅速地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张承先来北大，这里面大有文章，这里有鬼！
1966年6月3日：
宣布了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李雪峰被任命为北京市第一书记，他上台以后就起用了黑帮分子、前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凡、万里、陈克寒等等，这是为什么?
6月3日，新市委派吴德同志到北大传达李雪峰的八项政策，重复5月25日李雪峰讲话的老调，什么“内外有别”“大字报可以贴，但不要贴在外边”等等。而康生同志说中央没有这种规定。
6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前这场斗争，完全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挑起的，而且他们是准备并进行多年了，我们想避免也避免不了。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不打他，他就打你，你不消灭他，他就消灭你。”毛主席亲自在北大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这个烈火迅速燃遍了全北京，北京各大专学校师生纷纷起来，一个波涛滚滚的革命洪流已经是什么力量也不可阻挡。可是刚改组的北京市委却迫不及待地宣布：大中学校一律不停课，要停最多停两三天，企图阻止革命烈火的蔓延。
6月3日，李雪峰同志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不仅有其言，而且有其行。照此逻辑，北京市委给李雪峰贴大字报的人，就被打成“右派”、“政治商人"，李雪峰的言行为工作组树立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样板。
1966年6月上旬：
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师生都行动起来了，向院校党委的黑帮分子猛烈开火，相当一部分院校的党委已经烂掉，站在群众的对面，失去了领导地位。可是李雪峰却在此时陆续召集各高等院校“党委书记”、“校长”(相当大一部分都是黑帮分子)开会，竟要一些黑帮分子挺起腰杆来领导运动。李雪峰就是这样地敌我不分。但革命的浪潮终究势不可当，可是李雪峰就匆匆忙忙，从各单位抽调大批人员，在很短时期内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出几万工作队员，来镇压各校文化大革命。派工作组这是路线性、方向性错误，这是李雪峰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表现。这一作法是直接违背毛主席当时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所作的指示的。毛主席说：派工作组的问题要经过试验，不能一下子都派。而李雪峰却偏偏要多派，公然对抗最高指示。
1966年6月中旬、下旬：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号召下，广大革命师生出自对黑帮的强烈的阶级仇恨，在各校纷纷向黑帮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可是，大部分工作组却执行着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不但不组织、不领导、不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不斗黑帮，却千方百计地束缚、压制和镇压革命群众。因此各大专院校相继出现抵制、反对工作组的错误路线及赶工作组的革命行动。对于这些革命行动，工作组都一一采取了镇压手段，一手制造了“六·一六”、“六·一八”、“六·二○”、“六·二二”、“六·二四”等事件。
1966年6月18日：
特别要提出的是李雪峰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张承先到北大以后，一不斗黑帮、二不发动群众，却一手镇压了广大革命师生“六·一八”的革命行动，并把它诬蔑为“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6月20日张承先急忙泡制了镇压“六·一八”的报告和进北大工作廿天经验总结，他把这两个反革命文件送交李雪峰，李雪峰如获至宝，备加赞扬，说什么：“张承先的反击是对的，取得了很大成绩。”“把伸手的揪出来了。”“象五七年一样，甚至比五七年还凶，这样的反击要多些。”李雪峰除了让张承先在市委召开的各校工作组组长会议上介绍他镇压革命的22条经验外，并经北京市委，华北局以至于中央转发到全国(此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流毒甚广，影响极坏，就北大而言，在北大揪出“假左派”后，在其他院校也相继出现了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的政治迫害事件，这样的政治迫害事件有的竟达四十余天，这些事件有：清华的“反蒯斗争”，地质学院的“反干扰”，外语学院的“抓游鱼”等等。在这些事件中成百名成千名给工作组张贴了大字报的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牛鬼蛇神”，工作组效仿李雪峰的理论“工作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因此有组织有计划地煽动群众围攻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有的甚至被逼而自杀。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都被镇压下去了，一时白色恐怖笼罩，运动暂时被引入歧途，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处于统治地位，各校运动出现冷冷清清局面。
1966年6月21日：
在北大发生“六·一八”的第二天，王光美就以要关心一下清华的运动为名来到清华大学，21日带着刘少奇的批示，正式到清华大学任工作队员。王一到校就扬言要开展对蒯大富的斗争，并且就地参预了把蒯打成了“反革命”。7月2日，刘少奇的另一员干将薄一波也赶到了清华大学助战，他说蒯是“小牛鬼蛇神”。
1966年6月22日：
工业交通部党委书记薄一波在给地质学院的电话中批示：“如果有人非赶走工作组不可，那就势必是夺工作组的权，即夺党的领导权。”工作组接电话后如获圣旨，当即使用，把斗争矛头指向反对工作组的群众，开展所谓“反干扰”斗争。
1966年6月23日：
在发生镇压这一系列革命学生的同时，6月23日李雪峰在给全市干部报告中分析北京市文化革命的形势时，大谈运动的阴暗面，说什么“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逃窜，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对无产阶级专政等等。颠倒黑白，指桑骂槐，把革命学生骂成“右派学生”，从而公开讲工作组对革命学生的镇压是正确的，合法的。在这个报告中，李雪峰毫不隐晦地表明他执行的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李雪峰就是镇压革命学生的前沿总指挥，就是那些镇压学生的工作组的后台老板。30日李雪峰还通过《北京日报》发表社论，用同一腔调大喊大叫什么要提高警惕，什么要善于识别真假左派，什么要在斗争中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李雪峰同志6月27日的报告是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宣言书和总纲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整个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1日：
在镇压了各院校的革命运动之后，各校工作组以加强领导为名，分别采取了一系列的所谓革命秩序，制止学生串连，规定了一套死板的作息制度，处处束缚群众的手脚，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如一潭死水。张承先统治的北大更是如此。7月1日陶铸同志来北大作报告，对北大运动给予了严厉批评，可是张承先阳奉阴违，仍不许串连，不发动群众，不斗陆平黑帮，依然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1966年7月12日：
在陶铸同志报告和《红旗》杂志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启发下，北大陈必陶等同志贴出了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再一次地把矛头指向工作组，向工作组的错误路线开火。张承先耍阴谋，放暗箭，组织对革命大字报的围攻，妄图再次镇压革命。这时李雪峰也预计到形势不妙，马上派了自己的私人秘书来北大活动，企图稳定局势，掩护工作组过关。一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冲击的暴风雨已经来临，为了避过锋芒，李雪峰连忙布置退却，企图包庇工作组、保存工作组，以后再起。在市委策划下，于7月16日、17日、18日三天，张承先连续作了三次检查。第三次，张承先一字不漏地照李雪峰指示的三点作了检查，并抛出立即斗争陆平的法宝，企图转移视线，蒙混过关。可是张承先的假检讨并没有能欺骗北大的革命师生，从7月19日开始，北大掀起了一场批判张承先工作组错误路线的革命高潮，直接揭出张承先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李雪峰就是张承先的幕后人。
1966年7月中旬：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回到了北京，指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966年7月22日—7月26日：
为了纠正这个错误路线，受毛主席的委托，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首先到北大进行为期四天的调查，断定了张承先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7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向北大革命师生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自己起来闹革命。这是北大革命师生抵制工作组错误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需要提起的是，在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顶风冒雨，来北大进行调查的时候，张承先不但不见中央文革的同志，不介绍情况，反而背着中央文革小组大搞阴谋活动。张承先竟敢如此胆大包天，受谁人支持?奇怪的是，在那几天的大会上，李雪峰也变得牢骚满腹。7月26日，当北大学生点名让李雪峰讲话时，李说：“对张承先不了解。”“用人不当，犯了官僚主义。张承先是一个坏工作组。”李雪峰死也不承认张承先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们要问：李雪峰对张承先真的不了解吗?难道李雪峰只是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和用人不当的错误吗?完全不是，纯属欺人之谈，《北京日报》新任总编辑翟向东、华北局第三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都是李雪峰重用的，叶林、×××、张承先都是李雪峰派的工作组，也能说李雪峰不了解吗?
1966年7月下旬：
中央文革到北大进行调查，支持革命师生的消息象春风一样传遍全北京市，北京各学校、机关纷纷来北大革命串连，中央首长不断地到各地视察，支持革命群众，北京市文化革命才出现了高潮，各院校的革命师生纷纷揭发批判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根子在哪里，受谁的指使?北大、师大等院校贴出了许许多多的大字报，都明确指出新市委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根子是李雪峰。
1966年7月29日：
北京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号召群众自己为当家作主起来闹革命。会后敬爱的毛主席和参加大会的万名师生代表会见。在文化革命中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革命师生的喜讯传来，这就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广大人民和革命师生。
在大会上，×××闭口不谈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错误，李雪峰的发言和市委的决定也是一个调子，不承认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错误，而只说派工作组是“不适合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只是没有经验”等等。
李雪峰在大会上宣布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工作组来得快，是为了控制革命群众运动；工作组撤的迅速是为了包庇工作组，逃避群众的批判。由于匆匆撤出工作组，所以工作组的错误没有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没有得到肃清，以致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遗传，阴魂不散，并继续以新的形式出现，致使许多人对这条路线认识不清楚，在工作组撤离时还开盛大欢送会，给工作组戴大红花，高呼口号，依依惜别。在工业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杜万华撤离以后，又任市委文化革命第一办公室副主任。
1966年8月1日至今：
在我们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和十六条。十六条的制定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此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就集中地表现在执行捍卫十六条，抵制反对十六条的斗争上。
在这个时期，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他们首先就是在工作组问题上耍阴谋，他们匆忙撤走了工作组，不让广大革命师生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彻底批判、揭露，肃清其影响，致使这条路线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潜藏下来，流毒遗传，阴魂不散，他们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群众，他们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之，他们在斗争黑帮的掩护下披着“形左实右”的外交，对抗十六条，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使得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复杂、更加尖锐，并且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革命，就是批判，不破不立，广大革命师生没有放弃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学习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捍卫十六条，坚持继续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不怕暂时的孤立，更不怕暂时的少数，为了认真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展开了坚决斗争，斗争十分激烈。
正是在这斗争的关键时刻，又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战斗号召，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我们要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为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殊死斗争。这个战斗口号，把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大地推进了一步。现在正在进行第三个回合的大决战，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关键一战。面对这场大搏斗，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庸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更不能采取折衷主义的态度，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臭，决不罢休！
1966年8月1日—8月12日：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在北京召开，在大会上制定了(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从此，两条路线的斗争就集中表现在是执行、捍卫十六条，还是抵制、反对十六条的斗争。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时就明确指出，对十六条，有两种情况：有的执行，有的不执行。八月十日毛主席在会见首都革命群众时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8月6日：
李雪峰同志在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革命团”时，把建筑工业学院的革命群众组织说成是反革命组织，是表决机器，对革命群众施加压力，致使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运动急转直下，一蹶不振。李雪峰一席话，1100多人的“革命团”被解散。
1966年8月12日：
吴德代表北京新市委草草作了检查，承认市委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承认市委的某些领导人害怕群众，错误地派了许多工作队到各学校去。并匆匆忙忙地宣布：两三天内工作组全部撤走。
1966年8月12日：
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写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公开歪曲十六条，挑动群众斗群众。
8月12日地质学院工作组组长邹家龙花了三十二分钟做了检查，在两千人高呼“通过”声中，戴着大红花，在一片欢呼声中离开地质学院，而留下的则是群众混战一场，围攻反对工作组的群众。
8月中、下旬，北京各高等院校普遍地出现了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不同观点群众之间的分裂和对立，这是工作组错误流毒所致，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应。
8月13日，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下，召开“八·二”反革命事件大会，这是一个形“左”实右的武斗大会，严重违背十六条，造成恶劣影响。
1966年8月中旬：
各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冲击，普遍都写出揭发工作组错误路线的大字报，清华大学贴出对王光美的大字报，但是市委却决定各高等院校在短期内选出筹委会，赶快斗黑帮，美其名曰“不要因为批判工作组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同志们，这是阴谋，是在压制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1966年8月18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天安门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高度评价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的革命精神，最坚决地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林彪同志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统帅。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我们一定要照这个决定办事。”“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动，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8月21日：
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发言出笼了，打着贯彻阶级路线的旗号，扯起形“左”实右的破旗，破口大骂，公开为工作组喊冤，为反动的阶级路线招魂，挑起群众斗群众，公开对抗十六条。他讲话决非偶然，它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表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新的形势继续顽固存在。工大一文革委员说：“谭力夫的讲话给市委×××首长看过，认为还可以。”根子乎?
1966年8月24日：
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贴出了×××、王光美的大字报，可是以刘涛为首的清华校文革筹委会，联合十二个学校的红卫兵大闹清华，撕毁大字报，扬言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右派翻天”勒令在廿四小时内解散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同志们，这是什么?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疯狂反扑。
1966年8月13日—25日：
在薄一波的直接指挥下发生了围攻革命同志的严重违反十六条的事件。8月13日黑帮分子梁膺庸(前化工部第一副部长)煽动一部分人到工交党委请愿，要罢化工部党委书记、部长高扬的官，薄一波当即宣布停止高扬党内外一切职务。8月18日在薄一波的支持下于8月18日、24日、25日连续召开万人大会斗争高扬，会上实行武斗，把高扬打得遍体鳞伤，斗争后开除党籍，抄了家。薄在斗争会前公开对梁膺庸说：“我是坚决站在你这头的。”并于24日擅自决定由梁任代理化工部长党委书记。
1966年8月31日：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五十万来京串连的革命师生，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极大地支持外地革命师生来京串连，可是北京却出现了一股赶外地革命师生的歪风，说什么“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蛋。”
1966年9月上旬：
谭力夫形“左”实右的发言，流传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甚至流传全国，在北京，一些学校出现了一方压制另一方的现象。有些师生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就有人大骂：“你们不斗黑帮，共产党干部犯了错误你们高兴，他妈的!”此种议论传遍各学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形“左”实右的面貌出现，来压制群众对反动路线的批判。
1966年9月中旬：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再次炮轰地质部，要求工作组邹家龙回校检查，经过十四天的斗争，9月23日陈伯达同志派关锋、戚本禹到地院坚决支持《东方红》的革命行动。9月27日陈伯达同志在接见西北地区来京革命串连师生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复杂的。”
1966年9月27日：
面对两条路线的斗争，北京大专院校一批革命闯将挺身而出，来捍卫十六条，捍卫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成立了联络委员会，在北师大组织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变种谭力夫形“左”实右的发言进行批判，和反动路线开展了不调和的斗争。但是由于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的行动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围攻。
1966年10月1日：
林彪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极其重要的讲话说：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是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十月三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社论中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们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庸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林彪同志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向一切革命者发出了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一派大好形势。
1966年10月5日：
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这个文件的公布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有力的回击。紧急指示宣布凡是在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或校党委定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一律平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群众。
1966年10月6日：
全国各地来京十万名师生，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誓师大会。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同志亲临参加，并做了重要讲话，一个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风暴，席卷首都各大专院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反攻开始了。革命形势很好，而且越来越好，胜利一定属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1966年10月7日—12日：
师大、北大、清华等院校贴出了一大批揭露李雪峰执行反动路线的大字报，一个向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新高潮起来了。
1966年10月13日：
近万名革命师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第一次彻底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反动路线代表大会，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代表、北京大学延安战斗队、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红卫兵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大会最后通过《告北京革命群众书》。
1966年10月14日：
在北京师范大学五万余人集会上，再次批判了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上李雪峰同志作了检查，并答应愿意参加以后所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
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大事记暂到此结束。从这个大事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何等尖锐、激烈、复杂！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关系到我们祖国和世界的前途和命运的斗争，我们每个革命同志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北京大学当前展开的这场大辩论，正是我校文化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新发展。解决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存在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彻底批判以李雪峰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它的流毒。我们决不能把北大的斗争同整个社会上的斗争脱离开来，决不可孤立地看待北大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会离开斗争的大方向，走上歧路。
同志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捍卫十六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新北大文革委员会宣传组编新北大驻沪联络总站1966．11．11于上海翻印联络地址：上海第一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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