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1-18 作者：王力
王力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要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国文化革命情况，本来是我陪江青同志来，江青同志很愿意来跟大家见面，可是病了，我代表她，代表小组同志问同志们好。
同志们在苏联也看了一些报纸。回来以后到处看了一看吧！有什么问题？是否先请你们谈谈。（教育部同志建议王力同志先谈。）或者我先谈一点。讲长了，大家都没时间谈了。我谈一点，可能不符合同志们的要求。
我国在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下搞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所未有过的创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算的话，这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六月一日开始到现在共五个半月左右，毛主席把这个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来看，很重视。十六条也讲了。中国共产党搞民主革命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才五个月，毛主席提到这样高的高度──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这是个革命的崭新的时期，大家都没经验。同志们回来并没有晚。这次大的运动已搞了五个月，再要搞五个月左右。大运动要这样长。但作为新阶段还刚开始，同志们回来不算晚，可以参加这样一场大革命。
如果把这次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从六月一日再往前看看，开始发动这次大革命可以说是从去年九、十月间，在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批评吴晗问题。吴晗大家都知道，用不着介绍，毛主席当时提出批评吴晗是作为批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批评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同志们知道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当时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吗？当时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情况？特别在北京，根本没响应。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北京根本没人干，主要代表主要是前北京市委及前中宣部，包括当时在北京掌握领导工作的人，根本不干，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到现在，回忆一下，一年来，有多大变化！那时一个小小的吴晗都碰不得，毛主席指示都不执行，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战斗任务也不执行。而对比一下，现在国家的空气，满街大字报，人物比吴晗大多少，都可以批评，北京不执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在上海就出了姚文元的文章。去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本质。这文章一方面受到全国广大革命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的欢迎与支持，另一方面在北京的所有报纸都不发表。上海就出了小册子，同北京联系，但小册子在北京也不能发表，象洪水猛兽。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北京不能不发表，北京报纸才发表，他们把这样一场政治斗争转移目标，转为搞成资产阶级的所谓纯学术讨论，什么道德继承问题呀、什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呀、什么清官问题呀、关于什么历史剧问题呀……把政治斗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转移目标，另外搞一些名堂。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文章不能发表，开红灯；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文章则开绿灯；打击革命派。彭真有个“二月提纲”──五人小组的提纲──这个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提纲；这个提纲同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领域搞文化革命是对立的，是反对革命的，是镇压左派的，是包庇右派的。
在一个时期之内，他们的这一些东西压着。但搞了这些东西又有好处，这样，暴露了他打着红旗反毛主席的面貌。这中间，他的面貌一暴露，毛主席就批评他不对──提出这样是一条错误的路线。这一揭，纸老虎立刻破产，所以慌慌忙忙于四月十六日急急忙忙搞个“三家村”假批判，真包庇。毛主席已批评他们，他想争取主动，来个投机。达到什么目的呢？来个假批判，使北京市委邓拓这些人出来，（他们是非拿出来不可的）对他们批判尽量减轻，想通过这手法来掩护他们自己。这个阴谋立刻为广大革命群众识破了。北京日报与前线立即被识破，全国没有相信这一套，全国报纸没登，而继续批判北京市委的错误。
党内有名的五月十六日通知，内容报上基本已登了，只是没点彭真的名字，内容报纸社论上已登了，这是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最近中央关于串联，材料问题的通知中提到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通知要向全体工人，学生念的，这文件很简单，就叫通知。）这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是毛主席直接主持下写出来的。重要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在文件中，提出了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的问题，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入党、政、军文化领域的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人，有的要调动他们的职务，特别不让他们任领导文化革命的职务。过去让他们做领导是异常危险的。毛主席指出，混进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及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篡夺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还被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文化革命这样的思想，在五月十六日通知中的精神深刻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从这中间，紧接着是批判吴晗、翦伯赞，批判“三家村”这些报纸都登了，就不说了。从提出这个问题对吴晗的批判、对“三家村”的批判、对翦伯赞的批判、对周扬的批判，到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样一些，毛主席讲，这叫做舆论准备。（即从去年九月、十月间提出这个问题，报上写文章，到党内发通知）6月1日毛主席批准广播聂元梓等同志的那张大字报，这是战斗的信号，战斗开始的动员令。过去谁也没料到毛主席批准的这张大字报有这么大的威力，六月一日大字报一广播，第二天一登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在全国起了这样的作用。来势很猛，全国到处贴大字报，到处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批一批地揪出来了，好多顽固堡垒，一个一个地被攻破了，局势非常好。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主流势不可挡。同志们可以再重读一下这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最好读红旗转登的那篇评论员的稿子，因为有个别文字的修改。这份大字报起了一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的作用。我们的革命比巴黎公社更深刻，是更高的发展阶段，群众运动也是最大规模最深刻的群众运动。这是革命的信号，革命阶段的开始。
毛主席批的大字报作信号，一切革命的工农兵、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都欢呼，把过去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修正主义黑暗统治现象来个大冲击。这样一个情况摆到了人们面前，就有两种态度：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革命派就说好，好得很，要站到群众中间，群众的前面，站在革命的一边领导运动，虽然没有经验，但与群众在一起，把运动搞下去；但另一方面，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及代表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反映、代表这一小撮人情绪、愿望、要求的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及拥护者，他们就害怕了，没几天，群众敲锣打鼓，到处送大字报，贴大字报，他们慌了，订出种种限制，不准上街，这规定不是奇怪么？我们文革小组有的同志说了，就到街上去看看，看到大字报这里不许贴，那里也不许贴，他们认为大字报这东西糟得很，赶紧派出工作组，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想把群众运动按他们自己的老框框，按他们自己的轨道去搞。
在北京市，好多单位过去在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领导下，革命群众受压制，当工作组刚派到这些单位时，都是敲锣打鼓去欢迎，但不要好久，就看到这样不行，这一次革命，这样一个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包办代替根本不行。一下子就直接冲突，尤其在毛主席领导下，广大群众自己起来了，把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都要批判、斗争，采取革命态度去对待，但工作组就不能容忍，他要压，革命群众对工作组本身很快就提意见了，群众起来了，任何人压不住，工作组自己打什么旗号，群众不听他的。大字报形式过去处理敌我矛盾，处理右派，可以用大字报形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用，可是贴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就不能容忍。他们说：“我们工作组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逻辑。首先，他们不是党中央派来的，不是毛主席派的，即使个别工作组是党中央派的，他也不能不许人提意见呀！这样，普遍的采取了这种逻辑，所以工作组几乎百分之百的镇压群众。压制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
所以，大概五十天的工夫，这条错误路线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起了作用，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这条错误的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指示对立的错误的路线。在这期间相当普遍地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说，从六月到七月二十日左右，毛主席在外面就研究了这情况，回北京后，亲自观察这情况，几个大学的简报全看了，听了些情况，看了些情况，作了很详细的调查研究。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就决定撤消工作组。这期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毛主席领导下，到几个大学院，北师大，对外文委（张彦在那里搞了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了一批所谓反革命骨干，反革命分子）去了，还到了一些中学。把毛主席这个意见在那个地方直接同广大群众见面，就立刻发生了巨大的力量。在一些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定下十六条。所以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十六条及十一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标志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八月八日通过了十六条，八月十二日通过了公报，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及革命师生，这个消息的发表，也就公布了党中央名次排列次序的改变。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但在这以后，很快掀起了新的高潮。这个新的高潮的主要特点是：运动向更广泛的范围，更深入的方向发展。红卫兵是一个方面，十一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大量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大量发展起来了。原来，红卫兵最早的组织是六七月份，在清华附中，有那么几个人，十几个人，到几十个人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组织，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下，他们受压迫。在工作组去了以后，这些革命同学依然受压迫。当时红卫兵被工作组看为是非法组织，黑组织。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当时写了两篇文章──“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另一篇叫“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两篇文章被工作组及青年团中央看成是反动的文章。这样一个组织同他们的文章，中央文革小组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天看了，七月三十一日，及八月一日毛主席就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信，坚决地、热情地支持他们的革命组织，支持他们的文章，但这封信没发出去，到现在也没发出去，而是传出去了，十一中全会传出去了。当红卫兵组织刚刚萌芽，并且正在遭受挫折时，我们的毛主席支持他们，支持这组织，看出它是革命的新生事物，有无限生命力的，是在革命中诞生的，它有无限的发展前途的。毛主席热烈地支持它，并说，他和他的战友，热烈地支持这革命的组织，革命的文章及革命的演说──发表的讲演。很快，红卫兵在毛主席的信传出去以后，比较迅速地，特别是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广泛地发展了这个组织。
红卫兵做了很多好事，提了很多好倡议。学校的斗、批、改，发展成为社会的斗、批、改。好多社会主义长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上街后解决了。红卫兵成为全世界注目的革命组织，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见了红卫兵，最害怕。在日本，一出现红卫兵，赶快派出警察去镇压，去抓。在新加坡，发现红卫兵，也去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最害怕的是红卫兵！
再就是大串联，这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展的。所以好多东西在十一中全会的时候都没有想到，那时还没有大串联，十六条里也没有象现在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是新的革命高潮中出现的新事物。拿我个人来讲，北京来了大批外地学生，北京学生也大量地往外地走──当然，与现在不好比，我们也想，人都走了，怎么斗、批、改？我们思想落后于客观事物，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北京来了十多万人，北大、清华很拥挤。下雨，还有病号，没有地方住怎么办？这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怎么对待的呢？毛主席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就站得高，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事，应该大搞。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要支持革命群众的串连，要搞就大搞，不会没有地方住的。果然，现在在北京串连的外地师生已有三百万了。应了解这个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革命大串连的伟大意义。它在全国范围内把文化大革命连成一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经验在全国范围交流。外地的大、中学生，年纪还很轻，他们来到北京，能见一下毛主席，在他们一生中是永远不能忘的事。他们满腔对毛主席的热爱、尊敬、崇拜的心情。列宁死得早，当时局势也不稳定，他不可能大规模的接见群众。所以后来见到列宁的人很少；而现在已有九百万人次见到毛主席。这是件大事，有长远的意义。他们看到了几个主要城市的革命造反精神，看到人民的革命要求及革命力量，人来得愈多愈好，将来防止修正主义更有保证。若出现修正主义，就有那么多人反抗。虽然给带来了物资供应的困难，国家交通运输计划受到一点影响。吃饭、住房有困难，天气寒冷，生病……但与它有长远起作用的有影响的意义比，就是微不足道的。毛主席提倡徒步串连。有的叫长征，我们估计，一定按长征的路途不可能太大量，太大量会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徒步串连，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准备地去做，会起很大作用。如中学生可以在省及专区范围内步行串连，互相交流经验，对推动革命运动会起很大作用。革命串连与学生运动的发展的趋势必然引起推动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工厂、农村也搞了一些文化革命，象学校那样的广泛，现在尚没有。五四以来，历次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先起来，然后是农民运动。没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没有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搞好下去，那么，学校的改革是空的，要把学校，把国家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学校要彻底改掉过去教育的一套，基本摆脱修正主义的框框。这一套教学制度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把学生关在学校里念书，念的与工作上用的也不一致，念那么多年书，关在屋里念，这套教育制度怎么改？一定要与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结合起来。学生要和工农兵结合，是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也得这样，整个社会，整个革命运动是最大的课堂，整个革命人民、革命群众是最好的老师，是不上课的上课，每个人都要经受这严重的考验，是不考试的考试。
十一中全会以来两个多月，又是大高潮，大变化。但是，不是说毛主席的路线，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一帆风顺？没有阻力？没有斗争？不是的。在大革命中，每一步前进都是斗争的结果， 一个紧接着一个斗争。八月八日，发布十六条，八月二十日就有一个大学的筹委会委员会──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的讲话，他是一个学生。他可以发表讲话。但他代表一种思潮，他的讲话与十六条是根本对立的。这里一个十六条，那里一篇讲话，但到处在翻印，到处广播，到处散发，还到处执行，执行谭力夫的。到大学去一看，清华大学就印了二万份，它只有一万多学生，却印了二万份；再看看工厂，石景山钢铁厂也是人手一册，看看上次有人由于拥挤受了点伤的同学，到同仁医院，也有谭力夫讲话。机关也有谭力夫的讲话。有一次陈伯达同志与我在这里接见了陈伯达同志家乡──福建省惠安县的红卫兵，学生说他们也有谭力夫的讲话，印得很漂亮，是福建省委叫新华书店印的。他是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说毛主席著作已过时了，十六条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反动路线，而他就公开地宣扬工作组好，他提出一串口号：“高干子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反动血统论，以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来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流毒很深。有人散播这东西，企图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级阵容较量。
不是说这个人有什么了不得，但总得找个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领导干部、工作组没有发言权了，他要用群众组织的形式继续贯彻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继续镇压、压迫革命群众。相当长时期内，就是从八月八日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未解决，特别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彻底性在八月九月有批判，但不够有力。十月一日，林彪同志讲话里提出了这个问题，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从十月初起开始了比较猛烈的、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这是我党历史上所没有的。路线问题，过去在党内讨论，没有在群众中讨论公布。而这次文化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直接在群众面前，由于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直接压迫人民，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而形成了公开的群众性批判，这是党的历史上没有的。
同志们回来正赶上这个时候，满街大字报、传单。经过这个批判，最近中央又开了一次会，把这两个月情况研究一下，研究现在如何把这斗争更好地进行下去。在斗争中的大量事实面前，路线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对如何对待犯错误的问题也可以想得更周到些，红旗十四期社论把这些问题讲了一下，对路线错误看法要有几个区别。第一、提出路线和执行路线的区别，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全国只有一、二人，他们负主要责任，其他的是执行的人。第二、自觉执行的（是少数的）与不自觉的执行的（大量的）要区分，革命新阶段只有五个月，很多同志不理解是可以想得到的。第三、轻重之分。轻重有时不仅有数量的不同，还有不同的量有时也可以有不同的质。轻重不同不仅有量的区别，还有质的区别。第四、改正错误与坚持错误的区别。什么叫改正路线错误？要有三个标准。第一、公开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第二、运动中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要平反，当众恢复名誉。第三，屁股要挪过来，过去站在群众对面，在文化革命对面的要挪到革命群众一面，与群众一起，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如果这三个标准做到了，就是改正了。不能从口头上看。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很不饶人，看看这三条标准如果做到了，群众是很讲道理的。林彪同志经常讲；群众运动有天然的合理性，很多人对犯错误的人说：“我现在把你看成是：二、三类干部，你如果来了，可以发展为一类干部，如果坚决不改，你可能变成四类干部”。矛盾性质是可以转化的。一般犯路线错误的人与党、人民是内部矛盾，对他们的处理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既批判思想，又达到团结的目的。但革命不是文文雅雅的，革命这东西这样大规模的，历史空前的，触及人的灵魂的运动，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与群众对立，不能怪群众，不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站到群众对面，不能这样也看不惯，那样也不顺眼，这也怕，那也怕，怕得要死。这是根本的立场问题。没什么可怕，何必说得那么严重，那么怕得不得了？深入到群众中就没什么了不起，真正的到群众中，与群众在一起，这是根本立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群众的问题。所以必须不采取与群众敌对的态度。软的、硬的整群众都是对抗的态度，搞两手，一手镇压，一手拉拢，恐吓、破坏，这都是错误的，是与群众敌对，继续搞下去，不是真正与群众一起当小学生。
有人问：现在到底是省委领导红卫兵，还是红卫兵领导省委？这问题，马列主义者、拥护毛主席路线的人，很好解决，先当群众学生，然后当群众的先生。你干了几十年，见到红卫兵没有？没有。就先当学生，向红卫兵学习，然后再领导他们，不辩矛盾的性质，都当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感到已受到威胁，必要采取各种手段对抗。在这尖锐的情况下，是有人写反动标语、口号，反动传单，攻击毛主席，攻击林彪同志，他们走上邪路，走到与群众对抗的道路。当然矛盾的性质会转化，从对群众不满，发展到对党、对毛主席不满。
同志们能够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很好，很重要。希望同志们能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真正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彻底的革命派，不要做半截子革命派，要做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彻底的毛主席思想的拥护者。
同志们在苏联呆了一个时候，那里是大倒退，大复辟，大变质。这情况在我国个别地方，局部地方，在一个时期会有这情况或已有这情况。我们要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旧的东西要打破。你们在苏联看到的东西要当成自己的财富，当然，这不是一般的财富，是革命的财富，作为反面的东西，作为借鉴，使我们不要走那条路上去。不要计较个人的东西，不要计较“私”字，“私”字是剥削阶级私有制的产物。在我们的社会上很长时间内还是有阶级、阶级斗争。我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发展会那么一帆风顺，不会的，也不要以为文化大革命过了以后，就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及两条路线的斗争了，就没有同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了。要立志做毛主席的学生，任何人反对毛主席都不行，世世代代传下去，才能保证国家不变色。个人名利，个人打算要去掉。在文化大革命中，时时刻刻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一分力量，贡献自己力量；同时又时时刻刻把自己看成革命的对象，时时刻刻丢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东西，与工农兵在一起，做普通劳动者，严格要求自己。在革命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最重要的是要把本质、把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抓住，时时刻刻独立思考、判断面临的事情、问题。看看是否符合毛主席路线？是的，就支持，拥护。不是的，就反对、抵制（不管什么人）、造反。永远做革命造反派，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做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一切不怕，不怕丢掉什么。要立下志愿按毛主席思想与革命派站在一起，党内也有派，有革命派，不革命的，中间的，反革命的派，毛主席经常讲蒋介石讲的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皇思想，党内无派，千奇古怪”。有派是客观存在，是客观存在，就还是让他表现出来的好。可以表示自己态度，这是正常的，表面一致，实际上不一致，强求一致不如就叫他不一致，但办事按民主集中制办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按无产阶级大民主原则办事，创造在毛泽东路线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经验。
善于商量，善于听不同意见。善于用民主讨论方法解决问题。以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的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原则。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来解决问题。在组织路线上也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专门在背后（苏联那里学来的）搞点材料、收集点东西，来搞人为反革命，人家反对他，就是反革命。不是发动群众解决各种问题，而是靠对付群众的方法，找几个人在门背后收集材料，放在档案袋里。搞群众是不对的。文化革命中，就要将整群众的材料全烧掉，当众烧毁。这也是大的原则的斗争。斗、批、改，改掉一条很不合理的制度，绝不能学苏联修正主义的那一套。要靠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有自己解放自己的力量。反动的资产阶级不只在政治上是错的，组织上也是错的。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只靠口袋材料，关起门排队，搞个黑名单，全是错的。是脱离群众，压迫群众的，这都要搞掉。这个指示今天可以发下到机关、学校、团体、厂矿，到处都将张贴，在一切地方适用。这些东西如果没这个月的打架，抢保险柜，我们还不那么理解这问题。过去抢档案等都不怪群众，而是怪领导。过去领导搞材料的错误手段是对付群众，这些东西，群众是关系一辈子的，对群众是个威胁，一来个什么运动，拿出来就要整他。这太不合理，怪领导上，不能怪群众。他要与你拚命，不打这个月的架，我们也不理解这一个问题的这样严重性。打了一个月架，打破头，抬到医院的也有，砸了保险柜，把部长扣起来──学生不承认，说是他自己去的（笑），省委书记说学生把他带北京来了，学生不承认，说是省委书记把他们带到北京来了。吵架，争论不休。这一切，我们看来，大道理在群众一面。政治是生命，过去的那些背地里搞的材料，以后整风整人，群众当然不愿看。这套方法，不从制度上，从思想上，从上层建筑来解决，左派上台，也能学会搞这一套。必须从思想上彻底解决。中央下的决心很大，除个人写的检讨外，其他材料一律当众烧毁。总是先有事实，然后形成概念。我们也说理论是先行的，但一切事物先是有了大量事实，才形成概念，才能提出解决的方案。希望同志们不要老在岸上看，一定要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在大革命中学会游泳。在文化革命中考验自己是不是真正做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否真正听毛主席的话，是不是真正拥护毛主席的路线。
（问题解答。条子中的主要问题有：现在两条路线斗争究竟怎样？两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究竟是谁？）
我想不用说已知道了，已经点了名了嘛，这些问题不在这里讲了，现在各地开三级干部会已讲了，现在满街已贴了，有什么规定限制？过去有建议什么人的大字报不要贴，但现在也已贴了，主要还是从思想、阶级根源，从两条路线的实质、表现来认识，反正与人有关系。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犯错误的同志，特别是提出错误路线的同志，我们希望他们改正错误，现在大量的犯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过了关，三级干部会开不起来，红卫兵不让他们检讨。本以为这次会议后会比十一中全会后好一点，但贯彻毛主席正确路线阻力还很大。为什么这次要把提出路线的与执行路线的加以区分，就是为了给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开脱一下，实际上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刘少奇、邓小平，刘、邓路线很多东西以中央名义下来，所以下达普遍，所以要炮打司令部，炮打与主席思想对立的司令部。
在一个短的时期内，可以看到差不多大部分省都犯这个错误，如果不把扣子解开就不行，“舍得一身剐，把××拉下马”的口号红卫兵也知道，究竟是谁与主席唱对台戏。所以红旗杂志及林彪同志就讲十一中全会已宣告资产阶级路线破产，中央已解决。省一级现在挨轰也是可以理解的，矛盾自然集中到省及中央各部。现在有的省用了林彪同志讲话“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来不许人家轰，轰了就是牛鬼蛇神，这不对。不能以这话来对革命群众，应当炮打××是对准地、富、反、坏、右，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整群众。利用林彪的九月十六日讲话来压制群众，这就是错了。这次工作会议后，怕群众，把群众作对象的现象好一点，但还有干群关系紧张，扭住抢材料的问题不放。
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后，群众之间有分歧，有的群众受蒙蔽，受影响，群众中有了分化，或者是他也拿起了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继续坚持接受反动路线，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使斗争更复杂，这也是一定的。党中央的号召是一贯的，对坚持错误的干部不利用，对群众，要使革命派懂得，不要使受影响的群众组织负责任，应采取帮助，争取他们，使他们认识操纵的人是不对的，重要的人做适当的自我批评是必要的。人民内部还是可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不是群众斗群众。过去受打击的同志一下子地位改变了，对他们改变地位以后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以激忿之感情代替政策，应使他们掌握策略，懂得团结大多数，不要用过去错误路线下的不正确的方法对待别人，当然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懂得掌握政策策略。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不能着急，同志们问到第三司令部，这个司令部与我们全无关系，他们自己搞的第三司令部，据我们观察，过去刚成立时观察，第一、二司令部大，物质条件差，第三司令部小，可能做些事，他们也确做了不少的好事，（北航是二司令部的，观点是三司令部）北师大、地质学院……属于第三司令部。做的时候是否有点过火之处，可能，我们希望他们能得到改正，攻击第三司令部，我们不认为是正确，他们的核心未形成，如何建立健全队伍核心，提高领导斗争艺术水平，还有待斗争中去健全，可能有变化。
党的领导问题大家很关心，这次十六条中没有具体规定，党中央、毛主席考虑到让各级党组织、党员接受考验，文化大革命还是党的绝对领导，毛主席领导，中央政策直接与群众见面，林彪讲话、《红旗》社论还直接与群众见面，党团员要接受大革命的考验，你站在毛主席和群众一边，就起了共产党员及这个组织应起的作用。你不行，站在与群众对立的一面，就不能起作用，文革要彻底按巴黎公社的原则选举，得到群众信任，选你，你可起作用，不选你，你作为一个党员也可起作用，不要等各层党委发号施令。一定要坚持让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过去的错误路线，就是在这问题上怕得要死，我们不象他们那样。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不起来，红卫兵也统一不起来，是有这情况，不要忙于统一，以后会逐步统一，各派思潮公开化，这并不必害怕。
处理档案问题，不是把所有档案都烧，而是指五月十六号以后整群众的材料，其它材料以后再说，问题较复杂，不然就解决不了当前的迫切问题。
来源：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总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讲话（选编 ）》（第四集）；《大字报选 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报选编小组，19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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