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2-15 作者：戚本禹, 林杰, 阎长贵
戚本禹、林杰、阎长贵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他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反革命阶级虽然已经被打倒，但是他们总是想复辟，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蛊惑人心，欺骗群众，达到反革命复辟的目的。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革命阶级梦想在中国实现其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代表。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舆论制造者。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必须对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翦伯赞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阀，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个头目，是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平演变路线的一个重要角色。
翦伯赞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打着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招牌，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他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急先锋。
翦伯赞从事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活动不自今日始。揭开翦伯赞的罪恶历史，能够帮助我们认请这个反共知识分子的真面目。
翦伯赞是一个老牌反革命。
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中的极右派。翦伯赞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做了西山会议派覃振的秘书，跟着他的主子进行了许多罪恶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前不久，翦伯赞混入了共产党。
混入党内以前，他反共反人民
混入党内以后，他继续反共反人民。
混入党内以前，他吹捧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混入党内以后，他依然吹捧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不同的，混入党内以前，翦伯赞是作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走卒来吹捧蒋介石国民党的。混入党内以后，翦伯赞却以“进步教授”、“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孔来吹捧蒋介石国民党。毒害人民的黑货裹上了一层粉红色的包装。
民族解放的烽火燃遍了祖国的大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搏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国民党反动派就丢弃了祖国的大片锦绣河山，龟缩峨嵋，大搞投降反共的活动。
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提出了抗日战争独立自主的方针，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罪恶活动，号召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坚持抗战。
就在这个时候，翦伯赞抛出了反革命的著作《历史哲学教程》。
在这一本自吹为指导“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①的反动著作里，翦伯赞恬不知耻地大肆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他无耻地说，蒋介石是“伟大的革命领导者”，有了“蒋介石将军”，“有了这一个伟大的革命领导者”，中国的抗日战争才会“更为坚决”。②
蒋介石卖国投降反共活动越猖狂，就越需要有人在他的头上描绘“民族英雄”之类的灵光。翦伯赞适应蒋介石的需要，吹捧蒋介石的调子也就不断升级。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八月一日，又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讲话，有力地抨击抗日战争中的投降派；明确地指出蒋介石是暗臧在抗日战线里的投降主义头目，是同汪精卫一样的“李精卫”。
就在这个时候，翦伯赞重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为了进一步吹捧蒋介石，特地写了《再版代序》。在《再版代序》中，他把蒋介石从一个“伟大的革命领导者”升级为“伟大的民族革命领袖”，“伟大的历史人物”。他肉麻地说：“没有蒋介石这样的伟大，他的天才，他的明确的预见，他的正确的领导，他的坚决的意识，他的有力的号召，就不容易使得中国的人民，不分阶级种族，党派，职业，像铁一样坚强地团结起来，就不容易使得中国的抗战，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之下，都能坚持的继续下去。”③蒋介石的帮凶白崇禧、陈诚，无恶不作的封建军阀阎锡山等，在翦伯赞的笔下，也变成了优秀的“正在领导并坚决执行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缺一不可的人物”④。翦伯赞这个蒋介石忠实走卒的面目，在这里暴露无遗了。
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华民族的救星。
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高统帅。
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领导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战争的战略策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历史的事实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抗战的胜利，而翦伯赞却说没有蒋介石就没有中国抗战的胜利。他这样做，是有他的卑鄙的政治目的的。
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反共反人民，维护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叫嚷“限共、溶共、反共”，说什么“共产党应该服从国民党，任何人都要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违反者即为人民的敌人”。翦伯赞也跟着叫嚷什么只有服从蒋介石的“正确地指导”，才能争取民族和阶级的解放，否则就是“大众之敌”⑤，其卑鄙的政治目的，就是为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反动政治服务。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翦伯赞的反革命立场丝毫未变。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九四七年二月，翦伯赞两次原封未动地再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在这年十月，翦伯赞在再版《历史哲学教程》时，也只是把“蒋介石将军”改为“现在的领导人”⑥，其反动内容完全没有改变。
一九四八年十月，蒋介石反动统治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就在这时，翦伯赞还是念念不忘他的主子──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独夫民贼蒋介石。他在一篇文章里⑦，津津有味地描绘蒋介石“屈尊”和他会面拉手的“荣幸”场面，连蒋介石对他说了几个“好好好”，都描绘得非常细致。主子“屈尊”与奴才拉手，奴才受宠若惊，铭记不忘！真是反动透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铁一般的历史表明，翦伯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假革命，真反革命！
在蒋介石反动政权完全崩溃的前夜，翦伯赞装着革命的样子跑到了解放区。翦伯赞是不是从此改变了他的反动立场呢？没有。他只不过改变了战术，继续反共、反人民。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伟大的土地革命刨了大地主、大资本家出身的翦伯赞的老根，他为了包庇他的大地主家庭，就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土地改革之前，翦伯赞就给他的地主老子写信：“一块钱一斤的肉可以放肆吃，一块钱一亩的田不要买。”⑧他的反动老子得到这个信，立即行动起来，匆忙变卖土地，转移财产，到土改时，他家八百多亩土地除了几所住房和一所花园以外，差不多都卖光了。翦伯赞还怕他的家庭在土改中“受屈”，竟以政府工作干部的名义给当地政府和农会写信，说他家“是革命家庭，财产可以分掉，但不要作地主看待”。明明是反革命家庭，硬说成是革命家庭；明明是地主，不让群众作地主看待，这就是翦伯赞的反革命逻辑。
地主的财富是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贫农下中农均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这是物归原主，理所当然。但是，翦伯赞在一九五六年回家时，看到贫农分了他家的花园，就恶狠狠地说：“这原来是我的花园，怎么现在都改成菜地啦！”看到贫农分了他家的房子，竟然训斥贫农说：“房子这么烂了，怎么不给我整一下！”接着还把房子都照了相。照相记账，这不明明是准备反攻倒算吗？
翦伯赞的父亲是一个罪恶昭彰的大地主，勾结军阀，贩卖人口，霸占民产，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但是，翦伯赞却为之百般颂扬，他公开对群众说：“我父亲是一位为人很正直、很朴实、很有学识的人”。他用来吹捧蒋介石的那套手法又用在他父亲身上了。一九五○年，这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分子死了，翦伯赞指使他的弟弟大办丧事，做道场，摆酒席，并且在北京请人写了碑文，准备为他父亲立碑。还寄回过一篇自写的祭文。一九五六年回家，一下车就直奔其父亲和祖宗的坟山，整衣朝拜，静默致哀。直到一九六三年，翦伯赞还“命令”群众，保护好他家的祖坟，一不准牛踩，二不准有水，三不准开荒。
好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共的逆流，国内反动的资产阶级蠢蠢欲动。就在这时，翦伯赞又伙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揭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
一九五六年五月，翦伯赞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到湖南“视察”，找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到处煽风点火，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当地富反坏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时，翦伯赞就拍案大骂：“是谁不给你们饭吃，是毛主席，还是基层干部？他们为什么不关心群众生活？”并且对四类分子说：我“是代表你们说话的”！
“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和全国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各行各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而翦伯赞却在“视察”湖南以后，胡说农村“几年来没有一点新的变化，如果有的话，只是房子比过去破烂些”，“在清朝时，农民还可以说话，现在连话也不能说了”。翦伯赞说的清朝，是地主阶级的天下，他说的“可以说话”的“农民”，其实是地主。这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他向往的是地主阶级的天堂，他在煽动地富反坏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反革命复辟。
一九五七年春天，右派分子费孝通一马当先，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翦伯赞不甘落后，紧跟而上，发表了《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⑨。这两株大毒草，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两颗信号弹。
翦伯赞在这篇文章中，污蔑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喊而不放，放而不宽”；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教条”；甚至造谣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要“挖思想、整人”。直到一九六四年他还污蔑“二百”方针是“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
翦伯赞所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究竟是什么呢？他要的是，只许资产阶级右派“放”和“鸣”，不许无产阶级放和鸣；只许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许无产阶级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一句话，他要的是为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作护法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毛主席指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⑩翦伯赞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那些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大毒草，如什么“政治设计院”，“党天下”，“定息不是剥削”，“党委退出工厂”、“退出学校”，等等，都是“良药”、“忠言”，都是“对共产党的缺点痛下针砭”，要共产党有“雅量”。①①翦伯赞就是如此密切地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
翦伯赞像一只狡猾的狐狸。反右派开始后，他看形势不妙，摇身一变，假装“反”起右派来了。 ？
翦伯赞是怎样玩弄“反右派”的把戏的呢？
翦伯赞明明在《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中大肆吹捧右派分子对党的污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在后来写的《资产阶级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中，却悄悄改变为“是不符合事实的”。①②翦伯赞在“批判”右派分子“要杀共产党”的谬论时说，共产党没犯“死罪”，“而且杀也不是办法”。①③请问：这是反右派，还是向党进攻？不管翦伯赞怎样乔装打扮，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
翦伯赞这个大右派，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网，但是，他“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被揪出来了。
一九五八年，广大的革命史学工作者，乘着反右派胜利的东风，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开展了史学革命。他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把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这是一次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它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阵地，打击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教授和学者的威风，大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
对这次革命，翦伯赞恨之入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遇到了暂时的困难，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大刮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这时，翦伯赞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奔走各地，写文章，作报告，对史学革命进行疯狂的反扑。
翦伯赞极力丑化史学革命。他说：
“内容丰富多采、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
“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曾经成了一种风气”；
“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①④史学革命一无是处，“糟得很”，这就是翦伯赞的结论。
翦伯赞还在几个根本观点上向史学革命进行全面的攻击。
第一，一九五八年，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以论带史”的口号。这个口号的含意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研究历史。翦伯赞却污蔑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是“以论代史”，必须“废除”。①⑤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观点。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⑥翦伯赞却说什么“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研究历史“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就是“虚无主义”。①⑦翦伯赞明目张胆地用反动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反对毛泽东思想。
第二，史学革命强调研究历史要古为今用，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翦伯赞却污蔑历史研究为当前政治服务，是把今天的政策、口号塞进历史中去。①⑧翦伯赞真的反对历史为当前政治服务吗？不，他从来都是用历史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解放前他用历史“拥蒋反共”，解放后他用历史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的历史“研究”没有一天是脱离政治的。他反对的只是历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第三，革命史学工作者提出要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史学体系，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新史学体系。这件事可触怒了翦伯赞，他暴跳如雷，拚命叫喊旧的史学体系是打不破的，胡说什么帝王将相是历史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地主阶级关心农民，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而对劳动人民，却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这再一次暴露了翦伯赞是劳动人民的死对头。
第四，史学革命中，广大的史学工作者遵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走出书斋，参加现实斗争，向工农学习，和工农结合，编写“四史”。实践证明，这是史学工作者又红又专的道路。翦伯赞却说：“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主要的”，是“知识的泉源”，①⑨企图把史学工作者拉向脱离现实的反动道路。
翦伯赞反对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反对批判帝王将相，反对歌颂劳动人民，反对史学工作者走出书斋和工农兵结合，反对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句话，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史学革命，就是保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就是要用历史这个武器，来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在我国遭受暂时困难时期，翦伯赞不仅疯狂地反对史学革命，而且借古讽今，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一九五六年，翦伯赞写了《（琵琶记）的历史背景》一文。一九六二年二月，他把这篇文章收进《历史问题论丛》时，增加了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段话：
“《琵琶记》这个剧本是十四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部杰出的作品，因为从这个剧本中，我们可以听到时代的呼声：反饥饿的呼声。”②⑩
大家知道，《琵琶记》所宣扬的完全是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一点，剧本的题诗就讲得很清楚：
“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
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对于这样一个地地道道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剧本，翦伯赞居然说从中可以听到“反饥饿的呼声”，而且是“时代的呼声”，这完全是胡扯。翦伯赞这样胡扯也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
翦伯赞故意渲染“大饥荒”，说什么“一方面饿死人，另一方面也有人过着豪华的生活”②①，这就是污蔑我们当时是处在大饥荒的年代中；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攻击我们的干部同封建的官僚一样，只顾自己过豪华生活，不管人民死活。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国家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破坏，和连续几年遇到了特大的自然灾害，人民的经济生活遇到了暂时的困难。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污蔑我们“喝大锅清水汤”，“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国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吴晗、邓拓之流，叫嚷我们的“困难不但不会被克服，反而越来越多”，翦伯赞则射出“反饥饿”这支毒箭。不难看出，翦伯赞同国内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完全是一丘之貉。
我们国家所处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蓬蓬勃勃，光辉灿烂，任何困难压不住我们，任何破坏吓不倒我们。国内外修正主义者的造谣和污蔑，如同蜀犬吠日一样，不能损害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一根毫毛。相反，那些造谣者、污蔑者是决没有好下场的。请看，吴晗、邓拓、翦伯赞之流，不是已经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遭到灾顶之灾了吗？
一九六一年，翦伯赞写了《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他还亲自到内蒙访问，回来又写了《内蒙访古》的通讯和诗，大肆鼓吹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翦伯赞甚至扬言，“擦干王昭君的眼泪”，是他平生的一大“志愿”。
王昭君是西汉元帝的一个宫女，后来嫁给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这件事经过了两千年之后，为什么引起了翦伯赞这般热烈的称颂呢？
这是由于一种政治需要。这一点，翦伯赞自己说得十分明白。他说：在塑造王昭君这个人物时，历代戏剧家“都贯彻着自己的时代精神和个人意图”。又说，应该让王昭君“以一个积极人物出现”，“为我们的时代服务”。②②翦伯赞在塑造王昭君时究竟贯彻了什么“时代精神”？体现了什么“个人意图”？怎样让她“为我们的时代服务”？
翦伯赞说：“昭君出塞这件事，对于汉王朝来说，是一个政策的转变，即从战争政策回到和亲政策。”“昭君出塞以后，汉与匈奴之间有五十年左右没有战争”；“五十年的和平，在历史上不是一件小事”。②③他还写了一首非常恶毒的诗：“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②④ 一个女子嫁到匈奴就给汉王朝换来了五十年的和平，使“燃烧了一个世纪的烽火熄灭了，出现在西北边境线上的是和平居民的炊烟”②⑤。看，王昭君变成了翦伯赞的和平女神！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常识。一个普通女子怎么能够改变整个统治阶级的政策？翦伯赞所以要把王昭君吹捧为“民族英雄”，塑造为“和平女神”，是为了宣扬民族投降主义。（⑶⑷）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新鲜，清朝地主阶级分子彦德早就讲过了。他说：“一身（指王昭君）归朔漠，数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②⑥翦伯赞只不过拾起了这个地主阶级分子的余唾。
从现实看，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谬论的翻版。大家知道，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奴颜婢膝地跑到美国，他的御用文人们就大肆宣扬，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一握手，开辟了人类和平的新纪元。这是弥天大谎。那么翦伯赞所谓昭君出塞换来五十年和平，同样是骗人的鬼话。
翦伯赞在昭君出塞这件事上所大肆宣扬的“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②⑦的谬论，用现代更明确的语言说，就是任何一种和平总比战争好。这就是反对革命战争，去乞求和平。
从和平总比战争好的谬论出发，翦伯赞把所有的民族斗争都说成是“悲剧”和“灾难”。他说：“所有这些民族矛盾斗争在今天看来，都是一系列的民族不幸事件，因为不论谁胜谁负，对于双方的人民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一种悲剧。”②⑧
列宁教导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研究民族关系的“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②⑨。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地方，压迫民族剥削和掠夺被压迫民族，都是反动的，非正义的，必须坚决反对；同样，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地方，被压迫民族奋起反对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都是进步的，正义的，必须坚决支持。翦伯赞把民族之间的战争统统说成“灾难”和“悲剧”，这不是把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战争也说成“灾难”和“悲剧”吗？
现代修正主义者极端仇视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污蔑民族解放战争要造成毁灭人类的“灾难”和“悲剧”，必须扑灾。不难看出，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战争上，翦伯赞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唱一和，如出一辙。
把翦伯赞宣扬的这套观点放在当时阶级斗争的环境中来看，其反动性就更加清楚了。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利用我们国家的暂时困难，互相配合掀起了一个反华高潮。他们一方面不断侵犯我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制造边境事件，实行扩张主义，一方面咒骂我们“好战”，“侵略成性”。毛主席领导我们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民族解放战争。正是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分子刮起了一股“三和一少”的妖风，攻击我们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太强硬了，应该“和”，对民族解放运动支援太多了，应该“少”。翦伯赞大肆宣扬“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民族解放战争是“灾难”和“悲剧”，这不正是要我们向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屈膝投降吗？这岂不是要我们放弃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义务吗？他所说的“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不正是含沙射影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好战”吗？
很明显，翦伯赞在塑造王昭君时所贯彻的“时代精神”，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精神；所体现的“个人意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意图；所谓让王昭君“为我们的时代服务，就是在六十年代再来一个“王昭君”，为反革命的现代修正主义政策服务。
翦伯赞的《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和《内蒙访古》，是两株大毒草，宣扬的是投降哲学，必须彻底铲除。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竭力诋毁对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千方百计地扼杀这场即将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翦伯赞就是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打手。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③⑩。对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要从政治上揭穿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别有用心地掩盖这场斗争的政治要害和阶级实质，把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硬说成是“纯学术”问题。翦伯赞也是按着这个调子跳舞，他连讽刺带挖苦地说：“到现在还没有看见过这么高的文章（指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提到政治上去了，超过学术，进到政治领域了。”吴晗、翦伯赞之流向来是打着“学术”的招牌，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政治问题是要害。他们不让我们从政治上批判他们，这是一个大阴谋。革命的人民揭穿了他们。
吴晗宣传海瑞是紧密地配合着现实政治的。他所写的“海瑞”不是四百多年前的海瑞，而是现实中的海瑞，即在庐山会议上被党中央批判了的，以后又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翦伯赞为了替吴晗开脱，竭力掩盖这一点，说什么吴晗是“研究明史的”，他写的“是个真海瑞”。他妄图通过这种诡辩，把一个十分现实的政治问题，拉到“纯历史”的领域中去。
翦伯赞还搬出吴晗的历史来为吴晗辩护，说什么“思想批评要联系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
不提历史倒也罢了，提起吴晗的历史来，那同翦伯赞一样，臭不可闻！吴晗是胡适的弟子，他和胡适一样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
翦伯赞说吴晗是他的朋友。这一点，倒完全符合事实。翦伯赞和吴晗在解放前是拥蒋反共的朋友，在解放后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朋友。正因为这样，打在吴晗的身上，疼在翦伯赞的心上。
当翦伯赞看到替吴晗辩护不能奏效时，就给吴晗打气，他说：在这场革命中，“别人会吓昏的，吴晗能顶得住”。这不是要吴晗坚持反动立场，抵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翦伯赞还叫嚷文化革命“过头”了。
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的老爷们，多年来一直在大肆放毒，你们的毒草和谬论，塞满了我们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从来没见你们一个人说“过头”了。现在，人们刚写了几篇文章，你们就气急败坏地叫喊“过头”了。其实，这仅仅是个“开头”，直到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方兴未艾，新的高潮还在后头呢！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人也阻挡不住，反对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翦伯赞之流的几声哀鸣，绝对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
毛主席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③①翦伯赞就是这样一个极端反动的典型。
翦伯赞家乡的贫农下中农说，翦伯赞是个“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家伙”。完全正确。翦伯赞这个反动的学阀，解放前为蒋介石法西斯政权摇旗呐喊，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解放后，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又充当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文人。他三十几年来没有一天不与人民为敌。
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依为命，狼狈为奸。大家知道，翦伯赞疯狂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之时，就是旧北京市委和陆平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他加官晋爵之日。翦伯赞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一下子提升为副校长。此后，翦伯赞感恩戴德，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效劳也就更加积极了。可见，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同时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
翦伯赞曾经扬言，他这个“老马克思主义者”是打不倒的。可爱的先生，你的牛皮吹得未免太大了。
风雷动，旌旗奋。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什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统统都是纸老虎。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横扫千军如卷席”，一切牛鬼蛇神统统要被吞没。
①②《历史哲学教程》，生活书店一九三八年八月初版，第七、一二一页。
③④《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一九三九年八月再版，第二五、二二页。
⑤《历史哲学教程》，生活书店一九三八年八月初版，第一二六页。
⑥《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一九四七年十月第四版，第七六页。
⑦《追怀冯玉祥将军》。见《时代批评》第五卷第一○七期，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⑧本文所引翦伯赞在他湖南家乡的反革命活动的材料，均见史卫东等同志的调查报告（载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三日《湖南日报》）。
⑨《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⑩《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二○页。
①①①③《拥护大放大鸣，反对乱放乱鸣》。《北京日报》，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
①②《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二月新一版，第一○页。
①④①⑤①⑦①⑧《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①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页。
①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②⑩《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三五二页。
②①②②②③②⑤《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三五一、四○一、四○八、三九五、三九六、三九八页。
②④《内蒙访古》，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一版，第三○页。
②⑥见呼和浩特市王昭君墓碑。
②⑦②⑧《内蒙访古》，第一二、二六页。
②⑨《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八页。
③⑩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七五页。
③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第三页。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来源：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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