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2-8 作者：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毛主席说：“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一一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
摘自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施惠珍代表市委工作队作了两次“检查”，整个“检查”谎话连篇，矛盾百出，耍尽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花招，左一个“认识不足”，右一个“很不理解”，或者加几个“思想上有框框”，“缺乏经验”，但一接触具体问题，推的推、赖的赖；实在不好解释就来个“误会”了事，千方百计为自己罪责狡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到底是“不知不觉犯了一些路线错误”，还是自觉地、卖力地，贯彻了十十足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实胜于雄辩：
六月初我厂广大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三家村”黑帮和企业内部的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六月十二日，保卫科王洪文等同志贴出了“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直捣本厂修正主义司令部，揪出了党委副书记一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因而，使张鹤鸣等一小撮人惊恐万分，慌忙层层布置，组织围攻，并对革命群众进行分化瓦解、盯梢监视。总之，利用职权，开动全副机器，使浑身之力，要把点燃的革命烈火扑熄。
六月十九日深夜，张鹤鸣带领一帮亲信，咬牙切齿，赤膊上阵，闯进保卫科大搜查，造成了臭名昭著的“六月十九日”事件。六月二十日又对王洪文等同志进行疯狂围攻，污蔑王洪文等同志是制造“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是“裴多菲俱乐部”。布置“将消防车准备好”，“要守好原棉仓库”，如临大敌，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欲置革命群众运动于死地!
就在王洪文等革命同志备受迫害，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的严重时刻，以于伟同志为首的市纺工作队进厂了。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这篇社论。革命群众似旱苗得雨。社论彻底戳穿了张鹤鸣的把戏。革命群众明白了。顿时，革命的大字报就象排炮一般打在张鹤鸣及其一帮亲信的头上。张鹤鸣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立即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弄得张鹤鸣坐卧不安，只能靠跑医务室吃“镇静剂”度日。他那一帮亲信爪牙，也个个垂头丧气，威风扫地。十七厂出现了一派势不可挡的革命浪潮。资产阶级保皇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真是形势大好，大好形势!
正当革命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乘胜追击张鹤鸣及其顽固保皇分子的时候，调走了于伟同志。市委派来了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七月二十日，施惠珍向全厂职工作了一个动员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施惠珍就定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只是“犯了压制大字报的严重错误”的调子；而不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拼命给张鹤鸣及其一帮亲信爪牙打气，说什么“真金不怕火烧”，“不要因为自己被揭发了一些严重错误，因此就瘫脱了。”号召大家把“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错误也要揭出来”，从而转移了斗争的主要目标，普遍出现了群众揭群众的大字报，挑起了群众中的混战，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这就是施惠珍就这样把运动引向了邪路。
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借口“群众对厂级领导不了解”，就干脆完全把群众拒之门外，关门揭发厂级领导核心。半个多月里召开的揭发会，只有中层以上干部参加，没有一个群众参加。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根本不按照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办事，竟这样地把群众置于群众运动之外，这样地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把群众当阿斗，已达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坐在高楼搞关门揭发，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迟迟不作处理，群众当然不满。八月上旬就贴出不少大字报。尖锐严肃地向工作队提出意见和批评。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抱何态度?施惠珍看到贴了她的一张大字报后，就暴跳如雷，怨气冲天，憋不住，在中层干部会议上歇斯底里大发作，公然叫嚣：“我是不怕的，要末伊(指写大字报人)自家刮刮抖。”这完全是在用威胁来压制群众，对革命的大字报怕得要死。
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当《十六条》颁布以后，施惠珍胆大包天，无视党中央这个伟大决定，为了把烧上层的革命烈火扑熄，于八月十日慌忙召开“职代会”。施惠珍在表功和肯定成绩以后，表示了一点欢迎群众批评的态度。但紧接着就含沙射影地说：“有人打着拥护文化革命运动，却在反对文化革命运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并要求“全厂职工擦亮眼睛。”这分明朝革命群众脸上抹黑，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八月十日施惠珍的这个报告，在以后的实践中证明了是个围攻革命群众，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动员令和信号弹。
八月十一日，工作队四出活动，找来了他们认为“信得过”的人，秘密策划，布置对贴工作队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并由工作队长亲自提出了从几个观点叫人去驳，一怎么驳二怎么驳。并再三叮嘱：“要及时把东西写出来(围攻大字报)。”于是八月十二日，便出现了全厂范围的全面“反击”和“围攻”，把揭发批判工作队错误的大字报说成是“毒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写工作队大字报的革命群众都污蔑为“形形式式的政治扒手”。保全分队副队长董贵芳在保全科说：“我过去与反革命分子打交道，牛鬼蛇神有两种：一种要揭出来，一种会跳出来。”言下之意，贴工作队大字报的人就属于跳出来的牛鬼蛇神。总之，他们的缺点不能提，一提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跳出来的牛鬼蛇神。从此，烧到施惠珍身上的革命烈火被施惠珍扑灭了。十七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便更加冷冷清清了，从而转入曲折多变的阶段。革命群众遭到围攻，张鹤鸣的心腹大将却又神气活现趾高气扬了。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带上红卫兵袖章登上了天安门，做了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消息传来，革命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纷纷起来学习北京红卫兵的革命首创精神。王洪文、杜良田等同志，出于自觉的革命热情，就在民兵组织内发出口头通知，准备也组织红卫兵。真是一呼百应，一切革命同志都全力支持。
但是，工作队却视之为洪水猛兽，视之为“反革命性质的夺权斗争”。工作队副队长兼保全分队长赵戈，立即召集一些人，毫不掩饰地说：“这不是小问题，这就是阶级斗争。(王洪文、杜良田等同志)他们现在想夺权啊!”又说：“我们赶紧先搞起来，不管有几个人，我们先成立起来，我们就是合法的。他们要搞参加我们的，不参加随他们的便。”工作队就是这样来对待革命群众首创精神的!
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对真正运动的重点，对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百般地与以辩护和保护。如保健站的革命群众要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的罪状，贴在他家门上，工作队副队长焦枫岭就指使红卫兵去做“说服工作”，理由是：“要影响(张鹤鸣的)下一代”，“会造成混乱”。又如，对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机动工场铁工车间主任杨连生，群众根据他解放前当过义务警察，做过“兄弟车行”老板，曾残酷剥削压迫学徒，纷纷要求搜他的家，工作队也是百般阻挠。最后，因说不出理由，才被迫让群众去抄的。但是工作队还派了人去保护。在抄家回来后，有人问同去的工作队员：“你去干啥?”那位工作队员爽爽地说：“怕戴(杨连生)高帽子，去保护的。”再如，3062厂的红卫兵要反革命家属、我厂党委委员陈惠君搬家，一纺工作队副队家唐玉清就亲自前往说情阻挠。另一名姓张的反革命家属要被抄家了，工作队就事先通风报讯，叫她“呆在厂里不要回去，回去要被斗的”等等。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就是这样对待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的。他们对群众“大胆怀疑”，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谨小慎微”；对群众狠恶，对敌人温顺。可见，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十分坚定的。
在“文革”选举问题上，工作队嘴上也讲了不少“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实际上却做尽了包办代替、大造框框的能事。他们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采用了“重新编组”，“个别工作”，“照顾分布”等种种手法，实行的照旧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的“顺我者拉”、“逆我者排”的老一套，根本无视群众意见。机动分队就是借口“照顾分布”而将绝大多数小组提名通过的革命群众排挤在“文革”领导之外的。政治部一些张鹤鸣手下的铁杆保皇分子，就是在“重新编组”的手法下当上了文革候选人的。
保全科在选举“文革”时，群众提出的候选人，工作队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后来干脆工作队确定了人叫大家通通过，为此群众就提意见。但工作队怕得要命，科内两个副队长和二个工作队员赶紧去封嘴。副队长崔庆潮说：“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要大辩论。”副队长董贵芳在文革大会上说：“有些人对文革选举进行捣蛋，这笔帐要记下来，我们要总算。”在另一次生产会议上，崔庆潮也说：“这笔帐要清算”。
工作队采取了这些手段还不够，为了防止群众在选举时“豁边”，工作队长还亲自登台宣布：“投票时如投了候选人以外的，一律作废票处理。”总之，工作队千方百计设法掌握四分之三的多数表决机器，一定要把他们框好的人选上。因此，张鹤鸣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时充当帮凶、压制革命群众的一些人，如今又登上了“文革”领导的宝座。这就是他们念念有词的“巴黎公社选举制”。
八月底九月初，北京红卫兵到上海来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时，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就歪曲真相，捏造事实，大造舆论，把北京红卫兵说得一无是处。机动铁工工作队员甚至在小组会说：“北京红卫兵有武器，有的是通过国外搞来的，有的是向隐藏者买来的。”并说：“他们有的读新闻，有的读政法，什么都懂，完全能掌握国家机器。”一句话，把北京红卫兵说成是“反革命”，把北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看成是“反革命暴动”。于是，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便组织了七百人左右去对付北京红卫兵，保卫市委，保护曹荻秋，并一律作公假处理。工作队人员亲自做总领队，顽固保皇分子张忆静做副总领队。这当中工作队教人讲假话，统一口径，说是“自发去的”。他们怕露马脚，有的连工作证都不带。
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送瘟神》战斗组，访问了本厂老工人，及时揭穿了市委耍弄的把戏，贴了一张《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的大字报。师大附中高二(二)红卫兵《听毛主席话》战斗组同学，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深入我厂调查研究。但市委工作队却叫来副总领队张忆静等人编造了一套假话。这难道是欺骗几个同学么?不，这是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对北京革命学生的一种极其恶劣的压制行为，他们还把这套假话，奉为至宝，印发每个小组进行讨论，企图以此来迷惑不明真相的群众。工作队员在小组里说：“这肯定是大字报贴得多的，坏人去《送瘟神》战斗组来联系的。”并说：“《送瘟神》战斗组都是黑六类子女。”真是无所不用，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
我厂许多革命同志听毛主席话，做了老实人，说了老实话，贴出大字报，有力证明了到市委做纠察是市委工作队有组织有领导的，而不是象工作队及顽固保皇分子张忆静之流所说：“是自发去的。”这些大字报打中了工作队的要害，揭穿工作队的阴谋，于是一些人便跳将起来，造谣言，刮阴风，说：“别有用心的人在炮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其语言之毒，气势之凶，大有把革命群众一闷棍打死之势。
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弄好了为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的工具以后，就迫不及待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对他们进行一个个地“清理”。他们打着“有错误就要批判”的红旗，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揪住左派不放，制造混乱，进行反攻倒算。九月二十二日，狡猾的政治扒手鉴镛贴出了《向工作队提意见》的大字报，要求工作队撤销王春晓同志在材料组的职务。二十三日，工作队手下的红人一一马骥、劳杏生又抛出了《坚决要求工作队整顿队部材料组的厂内人员》的大字报。很明显，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这场大规模混战一开始，就变成了厂里的头等大事，火力特别集中，打了二十多天。一伙张鹤鸣的心腹大将，一个个跳出来推波助澜，摇旗呐喊，反攻倒算。同声要撤揭发张鹤鸣的革命急先锋之职，闹得满城风雨。
为了将王春晓同志置于死地，他们竟不择手段搞陷害。工作队材料组组长，拋出未定案的档案材料给屠耀发写大字报，污蔑王春晓同志搞四清材料时陷害好人，想借此激起公愤，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这种猖狂的政治迫害，革命群众怎能听之任之!十月七日晚上，以科室红卫兵为代表的革命小将，决心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揪出幕后指使者，因即找来屠耀发谈话。了解这张大字报的制作经过，但工作队及其所纠合的守旧势力，怕在这种调查研究中露了马脚，正当姓屠的向红卫兵小将反映情况时，来了以姚志康为首的一伙人，强行中断谈话，并污蔑科室红卫兵“逼供信”，于是便开始了第一次“大辩论”，参加辩论的群众寥寥无几。工作队副队长焦枫岭纠集了满屋子的工作队成员及张鹤鸣手下的保皇势力，七嘴八舌地指责科室六个红卫兵，“辩论会”变成了变相的斗争围攻会。焦枫岭还很得意地说：“今天的辩论会开得很好，受到很大教育。”
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散会前六小将提议明天召开大规模的辩论会继续辩论。第二天，群众纷纷自动参加，尽管工作队拍手助威，歪理还是变不成真理，姚志康理屈词穷，狗急跳墙，大叫：“大方向不辩，要辩大方向我们退出会场!”这种王八蛋论调，引起了在场群众哄堂大笑，最后群众一致认为科室六小将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并要求工作队谢金根站出来澄清事实真相，但工作队就是不敢让谢金根出场。
群众的眼睛最亮，事实胜于雄辩。这样一来，工作队和它所利用的姚志康一伙无理取闹，抓住枝节问题，揪住革命派不放的真面目立刻暴露无遗了。会后，工作队保全分队副队长崔庆潮对“文革”代表说：“辩论会有坏人在煽动。”又说：“我看保卫科肯定有反革命，是一小撮。”还嘱咐文革代表：“有一条黑线伸向机动工场，你们要注意他们的活动。”
心中有鬼怕捉鬼，心中无鬼敢捉鬼。工作队怕谢金根出来火会烧到自己头上。十月九日，不惜从生产上抽出人来参加辩论，并把不辩大方向的所谓“协议”以二比一的多数强加于科室红卫兵一方。这显然是以多数压服少数的独裁行为，因而科室红卫兵一方代表当即在大会上推翻。但是大会执行主席，红卫兵大队长就慌忙蛮横宣布辩论会不开。并坚决不让科室红卫兵说明推翻理由，将话筒也拿走了。散会后，工作队亲自布置一些人写歪曲事实真相的大字报，把破坏辩论会的罪名强加在科室红卫兵一方。这完全是贼喊捉贼。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市委工作队，就是这样地害怕群众性大辩论；革命造反派就是爱用大字报、大辩论。尽管工作队百般破坏，但科室红卫兵小将仍然坚持把问题交给群众辩论。十月十日，他们还是贴出布告，并要求另一方派代表来继续辩论。
工作队慌了手脚。工作队副队长焦枫岭召集八个工场文革主任开会，精心策划了一手泡制的“文革”来抢大会执行主席的一场丑剧。可笑的贴出一张布告，没有经过群众讨论，就宣布成立了厂级的“文革”筹委会，并通过“文革”安排人员出来开会，并布置了抢麦克风的人。工作队分队长狄裕福亲自布置说：“身体好的同志吃好夜饭后，到浴室楼上集合一道进会场，坐在一起。”会上张鹤鸣的保皇大将，叫嚣半工半读学生滚!滚!滚!科室红卫兵读毛主席语录，他们就唱歌；但科室红卫兵跟着一起唱，他们就呼口号，进行捣蛋。当发生了殴打学生的严重事件时，工作队副队长余文光在旁看见也只当没事。就这样他们又一次破坏了辩论会。
尤其阴险的是科室红卫兵读了一段《关于重庆谈判》里的毛主席语录后，二纺工作队员煽动性地对一些人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你们别忘记了，今天是十月十日，国民党的双十节啊!他们这一小撮人今天读这一段语录，不是平平常常的小事体啊!”这不是将革命小将当成“反革命”，借此挑起群众间的对抗情绪又是什么呢?
十月十一日，工作队策划了更加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事件。他们从生产岗位上抽调出大批红卫兵和部分“文革”代表，同原来张鹤鸣的亲信一起大肆造谣，污蔑科室红卫兵一方的革命群众，挑拨老年工人和他们对立。
早上八点多钟，王洪文同志来厂看病，见一老工人被围，就要求大家按十六条精神办事，并说“十六条是毛主席制定的，是正确的，但是在我们厂里少数人身上十六条就是吃不开。”那些保皇老爷们就断章取义，大叫大嚷：“王洪文讲十六条吃不开，大家来啊!”于是便将王洪文同志团团围困，把他拉过来推过去，百般侮辱，甚至打冷拳。市委工作队保全分队副队长崔庆潮，唯恐白色恐怖的鬼火烧得不旺，对保全科一些人说：“王洪文说十六条在我厂吃不开，你们去轰他王洪文!”公然煽动和组织群众去斗群众。这时候，施惠珍和余文光在楼上办公室窗户里望着，也不下楼加以制止。有人为了避免严重事件发生，跑去找他们解决，余文光却慢条斯理地说：“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我也没办法。”工作队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歪曲十六条，打击革命派的。
这情景，保健站的革命同志实在看不过，就将王洪文同志从人群中抢了出来。接着全厂便出现了象雪片一样围攻王洪文同志和保健站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同一口径：“王洪文讲十六条吃不开，”同一顶帽子：“王洪文是现行反革命，”整个十月十一日直至深夜一两点，红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一片白色恐怖的阴森景象。
当初批判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时，施惠珍等一小撮人一听说保健站有人要给张鹤鸣戴高帽子，就立即去做压服工作。他们搬出一副国民党的训政作风：“你们的党性有没有?”“你们这是违背十六条!”“你们这是武斗!违背毛泽东思想!”后来，保健站同志并没有给张鹤鸣戴高帽子。但将这件事跟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件一对照，施惠珍等一小撮人究竟保护谁，憎恨谁，就昭然若揭了。
实际上，他们也早就把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进行盯梢监视了。一位检察院来的保全科工作分队长董贵芳说得顶露骨：“最近什么人到王洪文家里去，几点钟进去的，几点钟出来的，我们都晓得。比方杜良田同他们有联系，我们老早就晓得了。他王洪文在保卫科做了几年怎么样?他这点东西只好骗骗老百姓。我检察院也做了十几年了，赵队长公安局局长也做了十几年了，见过的，破过的案子多了。我们不是吃干饭的!”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在国棉十七厂实行了白色恐怖，执行了十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的同志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尖锐地看出了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是在扼杀文化大革命，于是就连夜成立《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并选派十五位代表于十二日晚上赴京告工作队的状。走前留下了《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明确指出工作队包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的严重错误。这封信在群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说出了革命群众的心里话，纷纷要求工作队广播。工作队害怕它会点燃更大的革命烈火，因而坚决不同意。但在革命小将顽强斗争下，最终还是被迫广播了。可是当革命小将把这封信印发到各小组去时，工作队却又在车间普遍布置说：“不是工作队发的，不要读。”始终将此信视之为洪水猛兽。
就在十五位代表赴京后的第一天，工作队就全面开花，制造假象，迷惑群众，用“炒冷饭”的方法，写了许多揭厂领导的大字报，把围攻革命群众和揭发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都贴没。同时，大搞突击批斗，三天内在全厂开了不知多少个批斗会，弄得群众莫明其妙。很明显这是打出“斗批改”的旗号，妄图以此扭转大方向，继续欺骗群众。为此，保全科有些人向他们提出了抗议。但一些工作队长竟明目张胆地挑动群众来反对这些革命同志，他们说：“抗议工作队?工作队是什么人派来的呀?工作队是市委派来的!”言下之意，不表而喻。
由于他们没有正视错误，依旧敌视革命群众，变本加厉地挑动群众斗群众。所以，他们压制群众，迫害革命派的行动非但没有中断，而且更肆无忌惮了。十月十六日，居然又出现了顽固保皇分子，供销科科长钱景春暗伤保健站薛淑范同志的严重事件。事后工作队副队长焦枫岭扮演了一场“猫哭老鼠”的滑稽戏，明里假惺惺地说：“这件事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背地里却阴谋反诬害者薛淑范同志无理取闹。他们在暗伤事件发生的第四天，借关心为名，派出工作队员陪薛淑范同志到另一家医院去验伤。工作队员先与医生嘱耳朵，当场被薛淑范同志拆穿，不得不另换医生看。结果还是有伤。看!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迫害革命群众的手段卑鄙到什么地步了?真是欲盖弥彰!
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表现在对革命群众实行摸底排队。他们“外调内搜”，大搞整群众的黑材料，编造黑名单，而且美其名曰：“为了掌握群众投入运动情况。”中央军委有关“平反”指示发布以后，施惠珍守口如瓶，严密封锁。为了掩盖错误，逃避罪责，竟擅自干起毁尸灭迹的勾当，连续几天大批大批的烧毁黑材料。因而《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毅然采取全面固封材料的革命行动，并声明留待上级派员和广大群众协商解决，不得私自启封。此后，工作队便到处放空气，说什么：“烧的是废纸呀”“我们不能工作啦”等等，直接挑动老工人来启封，使群众间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固封材料以后，施惠珍三天不见其踪，《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便写了一封讽刺对联贴在厂外墙上。对联曰：“空炮”轰走施惠珍其人，材料烧尽工作队威信，横匾是SOS，并注释是“国际国内求救讯号”。于是不得了，他们便抓住这三个英文字大做文章。他们想从这一点打开缺口，把群众性的批判工作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打下去，连续四天对《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同志进行围攻。他们一见战斗队员就围起来，几十个，百把个，围上一个战斗队员二、三小时，五、六小时不足为奇。张鹤鸣手下的保皇女将周六妹，公然搬来凳子叫我战斗队员“站上去，把头低下来!”“反革命面目大暴露”、“叛国者”、“是反动透顶的信号弹”，是“配合帝国主义”，是“亡国奴”等等的帽子满天飞。三天内围攻我战斗队的大字报达三百多张，并打伤了战斗队员两人。由工作队一手扶植和操纵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成员，竟书面指令医院验伤医师说：“如无伤，便是政治阴谋”。结果验下来确实有伤，他们的阴谋又惨遭失败。
红旗十四期社论发表后，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在十一月四日妄图掩人耳目便贴了一张“肯定成绩”、“指出缺点”、“帮助改正”的所谓《开门整训》的“安民告示”。但另一方面，施惠珍在文革委员、红卫兵中队委员，大字报管委会正副主任的会议上，施惠珍还说要：“充满信心，毫不动摇，”“大胆做工作，不要怕”。二纺工作队员史洪生更加嚣张，公然威胁群众说：“一个个地跳出来好了，反正材料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这就彻底暴露了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是在假整训，真摸底。针对这种阴谋，《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便勒令施惠珍检查交代，十一月七日，施惠珍在群众强大的压力下，作了第一次检查。但在检查中对他们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耍尽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花招。并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说什么：“群众对工作队有意见这个矛盾突出以后，使全厂批判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斗争牛鬼蛇神也就暂时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对党的政策原则要坚持，伲工作队也没办法坚持．”反口指责群众批评工作队，破坏了斗批改的正常进行，妄图挑起“斗批改”的旗号来反对革命群众批判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破不立。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肃清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施惠珍拒绝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她公开叫嚣：“要无所畏惧，”“要坚持领导，加强领导。”
施惠珍为了便于在“检查”中大量放毒坚决不同意《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向全厂群众放她的第一次“检查”录音。十一月八日，当我战斗队员正在准备播放施惠珍检查交代的实况录音给工人群众听时，工作队员竟拆下扩音器零件，使录音无法按时播放，因而引起会场内的混乱，工作队副队长焦枫岭赤膊上阵煽动地说：“同志们，施惠珍同志今天本来要亲自向大家作检查的，七点以前就来了，现在有一小撮人不让她来，在队部办公室。”连说几遍，后来发现“一小撮人”太露骨了，就改口“一小部分人”。但不管怎么，经他这一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便冲动起来了，他们兵分二路，一路围攻放录音的战斗队员，将战斗队队员团团围住，横加指责，冲往工作队队部的一些人，更是对我战斗队员拉头发打冷拳，扭臂膀，……发生了严重群众斗群众的激烈场面，弄的办公大楼都震动着。同时谣言四起，说战斗队的人打了施惠珍，打得额上起瘤。其实战斗队的人根本没动施惠珍一根毫毛，真是活见鬼。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事件，《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同志们主动撤出了大楼。但这时工作队员倪廷竟带头高喊：“我们胜利了!”当施惠珍被一小撮最顽固的保皇分子前簇后拥，保驾到会场后，施惠珍居然在“施惠珍万岁!”的欢呼声中满面春风地向捧场者招手致意。狂妄之极不可一世。
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极端漠视群众的首创精神，妄想扼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成了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施惠珍等一小撮人避而不谈“安亭事件”的起因，歪曲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指示，在厂内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学习《人民日报》社论为名，组织大批力量，大肆攻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攻击本厂“造反队队员”。他们假“促生产”，实“压革命”。在他们的挑动下，甚至有些人叫嚷要饿死去安亭的革命造反派。
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同志同意《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双五条”，最坚决、最具体、最有力的支持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打掉了施惠珍等一小撮人的黄粱美梦。因而他们惊慌失措，深感自己混不下去，就拼命的封锁消息，歪曲事实，一口咬定“没有此事”。工作队员去小组到处游说，大肆造谣，说什么“中央规定不成立全国、全市性的工人组织。”等等等等，谎话连篇。但事实客观存在的，磨破了嘴皮还是一场空。
越来越多的事实雄辩的证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到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就靠制造谣言过日子，就靠“假促生产，来压革命”。这是他们种种法宝之一。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该文件第一条明确指出：“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它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应受党纪严厉处分。”对照此条，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对中央指示抱何态度?他们阳奉阴违、明里组织群众讨论，暗里却私自启封，妄图转移，私自处理，对抗中央指示。这就更加暴露了施惠珍等人顽固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
十一月二十五日，《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同志们，坚决捍卫中共中央指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了施惠珍为首市委工作队的反，采取了必要的固封材料，保卫档案的革命行动。但工作队进行了蛮横阻挠，直接策划挑动和参加殴打我战斗队员和其它革命群众。造成了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严重流血事件，计打伤我战斗队员十二人。
工作队机动分队副队长夏克泰在战斗队固封材料时，就说：“你们封了有人会来撬的”，果然是个有“先见之明”的诸葛亮，不一会就来了一伙手拿撬棒铁管的“勇士们”，大打出手大敲门窗。工作队员帮他们架扶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工作队副队长余文光赤膊上阵，亲手扭伤了一个工人的拇指。工作队队长秘书孙五珍将半工半读学生邵明珠左手腕咬得皮开肉绽，头部、左前臂及大腿也被挫伤。
又如固封二纺分队办公室时战斗队员义正词严地宣读了《第六号通令》说明所以要固封的原因，同时要工作队马上撤出，以备执行。工作队非但赖着不走，还打开窗，大叫大嚷：“要文不要武斗”(其实根本没人动手打过他们)，结果把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引来了。为了挑动更多的人来保卫他们工作队，工作队员竟指令关车停止生产。一共关了70部细纱车和部份条子车。共关了一个多小时，影响单产降低2.36公斤，少生产棉纱5件，合7400公尺棉布。所有这些，彻底暴露了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他们拼命制造生产下降事件，攻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张春桥同志坚决支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同意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双五条”，革命者打从心眼里欢喜。
施惠珍等一小撮人不甘失败，为了攻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搞垮革命造反派，进而保驾自己过关，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以流传!十一月二十五日，工作队还策划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事情。他们负隅顽抗，垂死挣扎。
早晨七点，工作队暗中指使马骥等人，在俱乐部对夜班工人进行煽动，要造“双五条”的反，要造张春桥同志的反。会后即有十余人在厂长室座谈，其中有市委工作队长施惠珍，厂级大字报管委会副主任，委员周六妹，厂工会主席严宝生，政治部康根新等人。康根新说：“他们封我们的门，不许工作队队长进去，我们要去封市委的材料，再去北京封党中央的材料。”老工人张福度听了觉得很不是味道，立即对施惠珍讲：“这话不对!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施惠珍却说：“这是另一回事情。”周六妹、严宝生他们说：“你(指张福度)在生病，要好好休养，不要激动。”这时施惠珍就去了。
下午，他们借“文革”的名义假说通知开会，骗来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本厂老俱乐部集合后，以《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的名义出发游行。他们收罗的一些顽固保皇分子，煽动了六百多个生产工人扛着《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横幅和《造张春桥的反》的大幅标语叫嚣：“张春桥一天不收回‘双五条’，我们就一天不回厂。”张春桥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派到上海的。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双五条”是经过中央文革江青同志和陈伯达同志研究同意的。如今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煽动了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去造“双五条”的反，造张春桥同志的反，这意味着造谁的反?不是很明白了吗?在这里要必须提请全市的工人们注意，据透露，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就是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里的一小撮人!必须追下去把“后台”揪出来!
以上是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在我厂搞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概况。他们的后台就是上海市委里的一小撮人，它清楚的表明：市委里一小撮人贯彻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地、有意识地、起劲地践踏十六条，与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我们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袖手旁观吗?不能!一万个不能。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革命，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不彻底打倒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彻底肃清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不以毛主席正确路线取而代之，我们死不瞑目!在这里，我们决不采取折衷主义，必须学习文化革命先驱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狠打落水狗，把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杀他个人仰马翻，片甲不留，把他们统统斗臭，斗倒，斗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一再证明，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必须抓住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广泛进行斗批改的关键。现在上海市委做出了关于撤出工作队的决定，这是个妄图逃避罪责的政治大阴谋，全市一切真正的革命者，一定要象鲁迅那样“热烈地主张着所是”，“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必须予以坚决抵制，坚决反对，把那些破坏文化大革命市委工作队的揪回厂，根据《红旗》杂志十四期社论的精神，区别对待，该批的批，该斗的斗，肃清其流毒，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966.12.8哈尔滨军工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红色造反》战斗队印1966.12.8联络地点：延安西路28号 电话：53028l
来源：(根据红卫兵传单打印，原印者不详)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