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2-3 作者：方史
方史读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觉得姚文元同志有些批评是正确的，譬如剧本把海瑞描写得非常高大，甚至成了人民过好日子的“救星”，以及把人民描写得软弱无力，只会乞怜于“清官”等等。但是，对于姚文元同志的某些论点和提法，我还有一些疑问。
姚文元同志认为：“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不可能相反。”这岂不是说，只要是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物，不论他们是“清官”还是“贪官”，统统都是一号货色吗！？
如果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这种逻辑，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研究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呢？因为古人的地位，姚文元同志早给确定好了，都是半斤八两，一模一样。
而且，姚文元同志还认为：“清官”是地主阶级用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掩盖统治阶级本质的工具”，“是削弱农民的反抗”，“当作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照此看来，“清官”比起贪官来要更坏了。因为贪官污吏的残酷压迫会更快地引起农民的反抗，燃起农民起义的烈火，而“清官”的改良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削弱了农民的反抗，延长了统治阶级的寿命。可是，这会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既然贪官污吏要比“清官”好，那么，且让历史上尽是贪婪暴虐的贪官污吏，而农民只好不停息地举行起义好了。但是在封建社会，农民的起义和斗争又不可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取得彻底胜利，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请问：照此办理，封建社会的生产如何发展？封建社会的这一段历史又如何向前推进？
抹杀“清官”的阶级本质，甚至把“清官”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救星”，显然是严重的原则的错误。但是，姚文元同志对“清官”、“贪官”一概而论，全盘否定，甚至把清官说得比贪官更坏，恐怕也是不正确的吧。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同样的，对于封建社会里的“清官”，不也应该这样看吗？海瑞在当时抑制兼并，打击豪强，退田（姑且就按姚文元同志的“考证”，田是退给了中小地主和富农），平冤狱，修治吴淞江，难道对当时江南地区的人民和生产毫无好处吗？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一文中说：“不能满足于资产阶级进步的‘微小的努力’，决不等于完全否定局部的改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否定这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好处，这就是它们能使劳动者的生活得到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改善”。姚文元同志对于海瑞的这些局部的改良，对于他所实行的一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好处”，为什么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完全否定”呢？
姚文元同志批评吴晗同志把海瑞的“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精神“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我看，这个批评不符事实。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没有这样讲过。相反，他在《论海瑞》一文中却清清楚楚地写道：海瑞的不屈不挠，言行一致，刚直不阿……等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虽然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这一点，姚文元同志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而且，姚文元同志还认为，古人的一些优秀品质，譬如“刚直不阿”，“不畏强暴”，“言行一致”，“敢于承认错误”等等，都有“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不能“抽象化”。其具体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刚直不阿，言行一致……”等等，都是隶属于万恶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统应该摒弃，万万学不得（那怕是首先要进行批判，赋予它们新的含义）。难道古人就这么一无是处，没有一点值得学习和继承的东西吗？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而且，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还要求我们“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对于这些，姚文元同志又该作何解释呢？
姚文元同志在自己论据不足时，就穿凿附会，钻牛角尖，凭主观想象进行推理，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以达到驳倒对方的目的。现举一例说明。史书上记载，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吴晗同志据此认为当时广大人民是尊敬和热爱海瑞的。姚文元同志为了驳倒这一点，证明海瑞并没有得到“真正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热爱，竟然作出如下的推理：“只要我们想一想，在解放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好一个“想一想……就知道……”！屈原是深受我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他投汩罗江自杀后，广大人民在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船（竞渡）、缚粽子来表示悼念。如果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这个“想一想”：在解放前（具体一点，古代）广大人民自己吃饭都成问题，那里还有闲情逸致去划龙船，那会有赢粮，而且还是上好的糯米扔到江里喂鱼呢？那么，岂不是“就知道”“那时候怀念、热爱屈原的人”，“决不是”“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么？岂不是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屈原并不受我国真正的“广大人民”的热爱吗！？
显然，只要我们“想一想”，“就知道”姚文元同志这种立论是没有道理，站不住脚的！
姚文元同志在他的文章的最后一段里，说什么《海瑞罢官》要人们去学习“退田”“平冤狱”等等。这种理解，不禁使人大吃一惊。姚文元同志并不是天真无知的小朋友，看了《三剑客》就拿起棒去格斗，难道看了《海瑞罢官》就要去扯着公社社长的衣襟闹“退田”，抱住法院院长的大腿要“平冤狱”？！
姚文元同志认为分析一个作品，应该把它同当时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可是，姚文元同志据此硬把《海瑞罢官》和“单干风”“翻案风”扯在一起，断定《海瑞罢官》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这恐怕有些不合情理。
只要认真地把《海瑞罢官》读一读，想一想，就知道“退田”、“平冤狱”并不是该剧要表现的主要内容，而不过是借以渲染海瑞的部分情节而已。显然不能认为剧作者是要人们去学习“退田”“平冤狱”而去搞“单干”，闹“翻案”。退一步而论，《海瑞罢官》中尚有海瑞组织人民修吴淞江等情节，姚文元同志为什么不认为这是要人们在困难时期去兴修水利、防治天灾、克服困难呢？
我觉得，《海瑞罢官》主要是渲染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作者在这方面，是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的，──拔高了海瑞，模糊了他的阶级本质，贬低了人民的斗争性等。）因此在困难时期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机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此剧理解为旨在启发、教育人们敢于坚持真理，克服困难，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同阶级敌人斗争呢？
对于这一点，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硬说成剧作者写剧的主观意旨，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吧。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
来源：《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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