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5-14 作者：林杰
林杰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间，由于我国遭受到暂时的经济困难，一时沉渣泛起，兴妖作怪，牛鬼蛇神，纷纷登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我们必须从阴暗的角落里把他们全部暴露出来，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示示众。
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必然要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人物中，邓拓就是其中一个。
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几年来，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社会主义发动了一场大进攻。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发表一批所谓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材料，并且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两个编辑部的按语。无论是按语，无论是所编的关于《燕山夜话》的材料，都是竭力掩盖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着斗争的幌子，干着包庇的勾当。
究竟邓拓等人是不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含糊不得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含糊，就是包庇坏人。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批判。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都是由于以敬爱的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因此，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对我们的攻击，总是首先指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发表了《智谋是可靠的吗？》。这篇杂文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呢？
邓拓大肆议论所谓当皇帝的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他说，匡衡曾经向汉元帝进谏说，作皇帝的要“广谋从众”；著名学者郑兴，也曾经劝告汉光武帝，要“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在列举了古代的帝王将相如何虚心地接受“群下”的意见之后，邓拓即借古讽今地评论说：“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
首先，认为封建的帝王将相能够接受群众的意见，这是完全歪曲历史事实的。匡衡、郑兴所说的帝王听取“众”、“群”的意见，就是要听宰相、尚书等官僚的意见。说什么地主阶级的帝王将相，能听取群众的意见，这是别有用心的。
第二，邓拓不厌其烦地宣扬什么匡衡、郑兴要汉元帝、光武帝“纳群下之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所谓“群下”指的是谁？汉元帝、光武帝指的又是谁？人们自然会想起吴晗在《海瑞骂皇帝》中所说的：“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邓拓说的“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这是对吴晗的《海瑞骂皇帝》的进一步发挥。邓拓所说的“群众”，就是邓拓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家，而他所说的汉元帝、光武帝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第三，邓拓攻击我们党“企图出奇制胜”。革命，就是要出奇制胜。革命的时代，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千百万群众创造奇迹的时代。右派分子曾经攻击我们党中央“好大喜功”，反右斗争前夕，一九五七年五月，邓拓自己也攻击我们党中央“贪大喜功”，现在，邓拓又攻击我们党中央“企图出奇制胜”。可见他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胜利是多么的仇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歌颂党，歌颂党的伟大领袖，就是歌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而鄙视劳动群众的邓拓、吴晗等人却相反，他们竭力歌颂帝王将相，歌颂剥削阶级的头子，恶毒地谩骂无产阶级的党。
在《“伟大的空话”》这篇杂文中，邓拓更露骨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邓拓说：“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伟大的空话”，是“无济于事”的“陈词滥调”，“越说得多，反而越糟糕”。
“东风压倒西风”是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东风压倒西风”，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现阶段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所作出的科学论断。这个科学论断是各国革命人民的精神原子弹。它越来越被广大革命人民所掌握，极大地鼓舞了并且继续鼓舞着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个科学论断，击中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要害，使他们胆战心惊，怕得发抖。对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来说，确实是，我们宣传得越多，他们就越糟糕。如果真是一句“无济于事”的空话，那么，邓拓之流的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这样拚死命地来反对呢？
上面这些咒骂，邓拓认为还不足以发泄他内心敌视我党的资产阶级仇恨。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在《前线》发表了一篇叫做《专治“健忘症”》的杂文。在这篇文章里，他用了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辱骂我们党“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装疯卖傻，不堪信任”。这篇文章，一派黑话。既然是“黑话”，当然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邓拓扬言这是一篇谈医说病的文章。这是弥天大谎！让我们剥开皮来看看吧。
文章引了《艾子后语》中一则故事，据说，齐国有一个人得了健忘病，去请“滑稽多智”的艾子治病，刚出家门几十步，自己的屋子、自己的老婆就认不得了，甚至连自己刚拉的屎，都不认得。邓拓说，这是“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真是欺人太甚！《艾子后语》明明是一部政治讽刺小品，哪里是什么谈医说病的？这本书是“意有所寓”，是“以讥时相”，“规切时政”的。邓拓当然知道《艾子后语》是“以讥时相”、“规切时政”的文章，但是他却指鹿为马，说这是“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
《前线》杂志是中共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为什么忽然发表专门谈治健忘症的文章？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管理论宣传工作的邓拓，为什么“破门而出”，行起“医”来呢？既然是行医治病，为什么伤风感冒、痢疾、伤寒等病都不治，而偏偏“专治”健忘症？是不是因为“健忘症”在当时已经成了严重地影响人民健康的流行病，以致需要《前线》发表专文，需要邓拓亲临“前线”专治？
“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这是政治概念，而不是医学概念。至于“装疯卖傻，不堪信任”，这同“健忘症”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很显然，邓拓是在这里讲政治，而不是讲医学。（⑴⑵）
邓拓还编造了“专治健忘症”的所谓“积极的”方法：一是用狗血淋头；一是用棍子打击病人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遍查医书，找不到用狗血淋头或打棍子这种专治“健忘症”的秘方。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明明是政治手法，那里是什么治病的药方？
邓拓竟要对我们党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是多么的恶毒！
只是狗血淋头、打棍子还不够，邓拓这位“专治健忘症”的专家，还命令“病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一切听从他这位“高明的医师指导”，“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邓拓所攻击的“健忘病者”就是我们伟大的党。他要我们党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完全休息”，这就是要我们党下台。
在当时，叫嚣要我们党下台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叫嚷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同时又刮起了一股单干风、翻案风。就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反对我们党，反对社会主义这股逆流闹得最凶的时刻，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发表了邓拓这篇最恶毒的文章，叫喊要我们党下台。
你看，钻在党内的邓拓，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配合得多么密切！
邓拓还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借古讽今地说，“王道”就是“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办事，“霸道”就是“依靠权势，蛮横逞强”，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要我们从这里“找出经验教训”，并且骂我们“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很显然，这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说，在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剥削阶级所说的“王道”、“霸道”，都是剥削阶级对人民的专政。“王道”和“霸道”是他们统治人民的两手。他们所宣扬的什么“王道”，只是对被剥削阶级的一种欺骗。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剥削阶级之后，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要“依靠权势”，即依靠国家机器和广大工农群众对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在这个情况下，邓拓气势汹汹地反对“霸道”，声嘶力竭地宣扬“王道”，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妄图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把邓拓的上述言论，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言论加以对照，他的反党面目就更加暴露无遗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煽动地说：“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的竞争的教条主义理论”；邓拓则说什么“东风”、“西风”都是“陈词滥调”。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污蔑我们“白天黑夜地叫喊世界革命，叫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是“用空洞的咒文、响亮的辞句和挥舞马粪纸做的剑”；邓拓则说，“东风”是“恩人”、“西风”是“敌人”的口号，是“无济于事”的空话。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口号，来反对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敌视群众，更不懂得什么是“群众的智慧”的邓拓，竟然狂妄地说我们党“凭着自己的明智”，“不重视群众的智慧”。这不过是重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诬蔑我们的滥调，配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颠覆活动。
国内外敌人对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采取和平演变的手段，企图实行反革命复辟；而邓拓则要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要我们党“完全休息”，一切由他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取而代之。
邓拓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应声虫。邓拓所讲的，就是赫鲁晓夫所讲的。邓拓想要做的，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苏联所做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
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邓拓用所谓讲故事的手法，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黄金和宝剑的骗局》、《说大话的故事》、《今年的春节》、《白开水最好喝》等等杂文中，射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邓拓在《北京晚报》上讲了两则外国寓言故事。一个是竞技人好说大话，一个是山雀夸口，要把海水烧干。
与《两则外国寓言》同时，邓拓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射来另一支毒箭：《一个鸡蛋的家当》。
这篇杂文的材料是从明人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上抄来的。故事是讲，有一个人全部的家当只有一个拾来的鸡蛋，这个人幻想鸡蛋生鸡，鸡生蛋，卖鸡买牛，牛再生牛，翻几番，最后还打算讨小老婆。结果引起他老婆的“怫然大怒”，“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
邓拓讲了这个故事之后，问道：“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邓拓接着说：这个人虽然懂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想入非非”，以致“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在这些所谓的“故事”中，邓拓讲了三个意思：（一）竞技人、山雀、只有一个鸡蛋的人，他们的“伟大计划”都是“胡吹牛皮”；（二）他们夸大了“心理要素”的作用，自以为凭着“心理要素”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宣告“破产”，“完蛋”了；（三）牛皮吹破以后，“受骗的人们”不要“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
在这里，邓拓真的是讲故事吗？不是。
从来寓言故事，都是意有所寓的。江盈科讲的那个故事的题目就叫做《妄心》，是讽刺那些“世之妄意早计，希图非望者”，即讽刺那些希望早一点、快一点实现自己目的的人。邓拓也在文章中反复启发读者，要懂得这些故事的现实意义。他说：“如果你有举一反三的理解力”，那末，“这些寓言，显然都包含了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明现在的“许多问题”；“事实显然证明”，“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他并且指着鼻子说：“请问，你听见山雀的夸口没有？你看见带着汤匙去赴宴的没有？”你看，邓拓就是用这种挑战的口吻宣告，他讲的故事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攻击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帝国主义者曾经嘲笑我们，说我们是“说大话”，是“吹牛皮”。在我国遭受暂时经济困难时，帝国主义者就叫嚷中国的大跃进“失败了”，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完蛋了”。而邓拓所讲的这些故事，就是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是“说大话”，是“胡吹牛皮”，是“想入非非”，是“用空想代替了现实”，结果“碰得头破血流”，把全部穷家当都“毁掉”了。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是一条危险的尝试的道路”，是“经济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遭到了“彻底失败”。邓拓对我们的攻击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攻击，如出一辙。
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无耻污蔑，我们党早就有力地作了驳斥。我们党说：我们用大跃进的速度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原子弹吗？中国出现大跃进，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不是我们，而是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是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
应该指出，邓拓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不只是骂骂而已，他气势汹汹地煽动说：“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这就是说，他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也还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按照邓拓自己的说法，他这个政治骗子的面目既已被大家揭破，我们也绝不能轻易放他过去！
邓拓上述攻击党、攻击总路线的言论，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言论。现在已经查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之前，邓拓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言论，邓拓是漏网的右派。一九五九年，他被罢了官，被撤销了他在人民日报担任的重要工作。邓拓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呼冤喊屈，同时也就是为他自己呼冤喊屈。
吴晗的《海瑞罢官》出笼以后，邓拓忽然发思古之幽情，写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的文章。
邓拓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李三才“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英雄事迹“被湮没”，这是使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对于李三才的所谓不白之冤，邓拓不仅为之万分痛惜，而且讲起来情绪很激动。李三才究竟是何许人，邓拓为什么要替他辩护？
李三才是明代万历时的一个官僚，任过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职。他是双手沾满农民起义者鲜血的刽子手，是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是人民的死敌，根本不是“正面人物”。
邓拓所以对已死几百年的李三才感兴趣，因为他被罢过官。李三才任户部尚书时，想挤入“内阁”，工部郎中邵辅忠等奏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李三才被迫“罢官”。居家时，御史刘光复告他“盗皇木私建营第”，又引起一场争论。结果李三才“落职（即罢官）为民”。《明史》对李三才的评论是：“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世以三才为贤”。
《明史》作者完全是用替李三才辩护的口气来写的。因此，从史书上说，李三才没有不白之冤，用不着辩护。可是，邓拓却为李三才愤愤不平，要替他翻案。他说，“李三才又一再上疏，……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李三才“盗皇木”的事，据《明史》记载是经过查究属实，并且把李三才“落职为民”。奇怪的是，邓拓在写这篇文章时，火气却那么大，他不顾《明史》记载，添枝画叶，故作波澜，硬说李三才“是理直气壮的”，而朝廷方面“却不敢彻底查究”。
问题的真相如何，确实很明白：邓拓笔下的这位“李三才”，就是“海忠介”即“海瑞”，就是被我们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拓所以把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说成是为民请命、为民兴利的好官；为他的被罢官辩护，就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邓拓所说的“理直气壮”，就是所谓反党骨气。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人民面前，在党面前，是有罪的，他们决不是“理直气壮”的。他们早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邓拓还写了《郑板桥和“板桥体”》一文。文章开头的一首诗是一九六一年写的，其中四句是：“一支画笔春秋笔；十首道情天地情。脱却乌纱真面目；泼干水墨是生平。”全文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郑板桥“丢乌纱帽”。他翻来复去说“罢官”：郑板桥“完全站在人民的方面，为受灾群众谋利益，而激怒了封建官僚”，因此，“罢官而去”；统治阶级“完全听信了豪绅地主们的诬告”，终于使“郑板桥竟罢官而去”；“罢官以后”，他的思想作风“越来越鲜明”。
邓拓还引了郑板桥题在自己画的《深山兰竹图》上的一首诗：“深山绝壁见幽兰，竹影萧萧几片寒。一顶乌纱须早脱，好来高枕卧其间”，并说，这幅画是在他不愿做官的时候画的，如果“把这个画中的境界和当时画家所经历的官宦生活做一对照，它的主题思想不是显而易见了吗？”这就是说，《深山兰竹图》的主题思想就是“一顶乌纱须早脱”，就是“罢官”。
毫无疑问，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宣传郑板桥在“罢官以后”仍旧不屈服的“傲骨”。
一九六一年，邓拓还为米万钟、李＠①的被罢官鸣不平。他说，米万钟是“很有骨气的人”，“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屡评时政，颇受中下层人民称颂，因此遭到“罢官”。说李＠①“被一班权贵人物所忌，以致解职”；“两革科名一贬官”这句诗反映李＠①“愤懑不平的心情”。
显然，邓拓是借这些地主阶级的亡灵，抒发自己对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无限同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党的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当我们党对那些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进攻的牛鬼蛇神展开反击时，邓拓更借郑板桥的口叫出：“难道天公还ｑｉáｎ＠②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足见仇恨之深。
邓拓在一九五九年被罢官之后，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从这首诗中，可以明白地看出，他自己被罢官，对党是怀着强烈的仇恨的。在这首诗里，邓拓顽强地表现自己，为自己辩解，污蔑党没有分清他的“功”、“过”；邓拓的“豪情”，就是反党的“傲骨”，所谓“后争先”，就是等待时机，企图东山再起。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间，邓拓所以大肆颂扬被罢了官而不屈服的“骨气”，一方面是为了同吴晗的《海瑞罢官》互相呼应，密切配合，替右倾机会主义者唱赞歌；另一方面，发泄他自己胸中对党的仇恨，为自己闹翻案，向党进攻。
邓拓供认，他懂得“瞒天过海”、“借尸还魂”、“浑水摸鱼”、“指桑骂槐”、假痴不癫”、“笑里藏刀”、“无中生有”、“十面埋伏”、“虚张声势”等等“阴谋诡计”。他知道赤膊上阵是很“危险”的，因此，他总是“披挂上阵”。在他认为时机有利时，就狠狠进攻，在他认为时机不利时，就准备滑过去。邓拓和他们“三家村”的“兄弟们”，确是一伙政治阴谋家。
邓拓这一伙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他们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地进行了斗争。
一九五九年六月，庐山会议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吴晗，放出了大毒草《海瑞骂皇帝》，恶毒地咒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庐山会议之后，紧接着又放出了另一株大毒草《论海瑞》。为了配合右倾机会主义的翻案进攻，一九六一年初，吴晗“破门而出”，向党向社会主义射出了一支大毒箭《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家村”的主将邓拓“上马”，《燕山夜话》上台演出了。过了几个月，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同时出笼。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二日，邓拓在《种晚菘的季节》杂文中，讲了如下一段黑话：“我希望能够联合几位园艺的爱好者，同我一起来做个小小的试验：在自己门前的地边，现在再撒下大白菜的种子，争取在下霜以前再长出一茬白菜。虽然这一批白菜不能长得很大，但是，也很可能还有相当的收获。这样取得一些经验，将会有更多的用处”。主将一声令下，就在同年同月，“三家村”黑店在“前线”开张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他们取得了“经验”之后，又联合了一批“园艺爱好者”，撒下了另一批“晚菘”──“长短录”。
一时天空出现了一片乌云，邓拓、吴晗、廖沫沙、孟超、夏衍等人，串通一气，结为一伙，在《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开辟专栏，称兄道弟，说长论短，散播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他们利令智昏，以为时机已到，狂妄地提出，要我们党必须赶紧“完全休息”，要用棍子把革命者打死。
但是，他们对形势完全作了错误的估计。
一九六二年九月，我们党举行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他早就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教导我们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教导，象一声春雷，使人们的眼睛立刻明亮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邓拓觉得形势不妙，于是来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登了一则广告，叫《奉告读者》，说是“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明明是因为十中全会之后形势对他们不利，“夜话”才“下马”的，却说什么“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这完全是一套骗人的鬼话。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暗示，一旦时机到来，“非写不可时”，还要再写。“夜话”暂时“下马”，“三家村”黑店照常“营业”，观察形势，伺机而动。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揭露了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邓拓便匆忙出场，写了一篇《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表面上是批评吴晗，实际上是替吴晗辩护。他们企图混过关去。
邓拓的这篇文章，是怎样为吴晗辩护的呢？
第一，邓拓说，《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是“道德继承论”。他装腔作势地说，“反复探索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和创作《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指导思想”，结论是：道德继承论。他断定，无论是《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还是《论海瑞》，它的思想基础都是道德继承论。
第二，回避要害问题。《海瑞罢官》的要害就是“罢官”，就是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但是邓拓却闭口不提“罢官”，而且转弯抹角地向读者说明，《海瑞罢官》的主题不是“罢官”。
总之，邓拓的文章表面上是批判，实际上是为了模糊群众的视线，转移群众的斗争目标；并且丢给吴晗一个救生圈，告诉吴晗，你的问题主要在道德继承问题上，对于剥削阶级道德，“决不能加以继承，而且必须采取革命的态度”，在这里大作文章，我们就可以避开“要害”，滑过去了。
吴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连忙说：“最近向阳生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接着，在他写的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中，干脆就用邓拓抛给他的救生圈做题目，叫做《是革命，还是继承？》他完全按照邓拓的调子唱歌，承认自己确实是一个“旧道德继承论者”。他说：“不管那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中心论点，归根到底只是一个”，这就是“道德继承论”。并说邓拓的批评是“科学的批评”，“我诚恳地接受，并且表示深切的感谢。”
这是“贼喊捉贼”的一出双簧戏。
他们认为一方提出了“批评”，一方“承认”了错误，进行了“检讨”，事情就可以过去了，邓拓、吴晗等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是邓拓等人料不到的。他们的这些活动反而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今天重读这段话，是多么的亲切呵！
＊ ＊ ＊
上述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
第一，邓拓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贯穿着一条黑线，这条黑线是：诬蔑、攻击党和以敬爱的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积极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
第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有将有帅，有掌柜，有伙计。他们彼此呼应，互相合作，结为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
第三，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也就是说，何时进攻，怎样进攻，何时退却，如何退却，等等，他们是有一整套进退应变策略的。
这说明，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异常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决不能等闲视之。但是，他们这一伙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看起来，他们神气活现，只要把他们放在太阳底下一照，他们就原形毕露了，他们就垮台了。
既然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阴谋已经暴露，画皮已经撕破，手法已经戳穿，我们就一定要穷追到底。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我们一定要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斗争，敢于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引导着我们胜利前进。＊
＠①原字鱼旁加单
＠②原字扌旁加甘
（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来源：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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