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5-21 作者：周恩来
周恩来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
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
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不能这样讲，该叫什么呢？新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也是要分化的。从学校出来到社会上也是两头小中间大，少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状态的。经过实践考验，是要不断分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分化的，有的完全变坏的。大庆的知识分子是劳动化的知识分子，但是不巩固，换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变坏的。总之是不能象陆定一所讲的那样一律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们对老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包下来的政策有好处，有坏处。坏处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窃取了领导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六十一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
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
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三防（防潮、防震、防磁）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放在内、在上。主席说过，社会主义也会出修正主义，有两种可能。出修正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总是要出的。
（1）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资本主义革命也是这样，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经过封建势力多次复辟。这样时间长，困难多，象苏联现在的情况。在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可能长，也可能短。中国有革命的传统，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了台怎么办？地方可造反，主席是有预见的、是天才的预见。主席早就有感觉，早有材料，感觉是正确的。主席抓得准，抓得狠、抓得不准不行，二月七日那个提纲，五天之内就抓住了，抓得准、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过去。“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许多阵地。主席说过，这是党内正常现象，去年工作会议时就问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造不造反？提纲出来后，主席说你们改不改，不改我就发动地方改，叫地方造反。彭、罗的问题可以发到县、团讨论，以后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
（2）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他们得支气管炎，吃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情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或者我们剥掉他们。一种是得逞，一种是剥掉。（林彪同志插话：不是他们剥掉我们，就是我们剥掉他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应贯彻到社会主义革命整个历史时期。）
想一想，不采取剥笋政策，不剥掉，不清除，我们的国家、党不知怎么样了。前后三次事件都是结合起来的，彭和高都是个人利害冲突，不清除他们，他们的阵地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削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好象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笋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党内、国内。
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家领导和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解放以来三次事件的情况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饶事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号是反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是点阴风，烧阴火，是见不得人的。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里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杨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对彭是逐步认识的，对罗也是逐步认识的。罗是林总发现的，彭也是林总发现的最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是相当高的，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林彪病），彭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世界革命的意义越来越大，“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相同的立场、思想、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是大比武出现的，陆是夫妻老虎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这次文化大革命，林总于二月二日派江青同志去部队召开座谈会，彭的提纲是二月三日到七日发出的，这是鲜明的对照，一个高举，一个反对。罗的大比武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同志的。陆的老婆从一九五九年罢彭德怀的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有一个规律，他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写信也最多的。用公开的名信片写，是发宣言式的。彭从去年十月开始包庇“三家村”打出了黑旗，主席说：“为什么迫不及待？”彭答不出。彭经常讲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好话对着我们说，坏事背着我们作。罗的事情发生后，主席已经指出他的错误，他不去检查自己的错误，还去改罗的报告（指检查小组报告），为罗打掩护，为自己谋出路。文化大革命最能暴露本质，就在这时候，杨尚昆也象热锅上的蚂蚁，经常打电话问，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他们是见不了天日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少数人掌握是资产阶级）。三件事情有共同性，思想、历史、社会根源是共同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整风是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彭、罗、陆摆出一付一贯正确的姿态（彭说他既非教条主义，又非经验主义），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从无自我批评，同主席和林彪同志从不谈东北的问题，个人主义胜过党性，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他恨之入骨，永远不忘。
陆（定一）根本不讲理，副总理要兼一个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不干，说我要抓大权。叫他兼管文字改革委员会，他也不干，因为胡乔木同志建议要搞文字改革委员会。只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党性，没有阶级斗争，陆定一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后他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自己用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的决心。厚道是有阶级性的，有党性的，对国民党蒋介石不能讲厚道。没有个性，只有阶级性、党性。他们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利禄熏心，私心太大，我字当头，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对自己历史从来没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所以说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成份。几家是大地主，他们都隐瞒，不向周围的人讲。讲了有好处，便于改造。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彭真说总理总讲他的社会出身，党内讲，党外也讲，真有点麻烦，讲得太频繁了。总理这样讲是榜样，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刘介梅不是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了吗？）他们有宗派情绪，明知邓拓是个叛徒，彭还要包庇，对邓拓、吴晗等的包庇要和文化大革命、四清联系起来看，要把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不去，力争越剥越少。
把领导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结合起来。关于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在开会前彭真给我打过电话，提出几个字的意见，对通知他举了手表示同意的。他又给我打电话说“背着、盗窃、造谣要去掉”（背着五人小组，盗窃中央名义，造谣主席说两个月后吴晗作政治结论）这是三个关键问题，非写不行，不能取消，要写。这个文件发下去加以说明，主席同意，一个月以来。全国出现了好的气象。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斗志昂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章士剑写了“柳文指要”一百多万字（很反动，是翻案的）主席说允许他出版，准备印出来批判。他又要求收回，重新修改。这个人能看到气候，是有眼光的。把毛泽东思想交给工农兵群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把定时炸弹挖出来，中央更加团结了，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主席在1962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1963年第一个十条，文化大革命，三线。1965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学上海，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为了剥笋，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来源：《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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