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6-25 作者：尹达
尹达从四月中旬，我就基本上离开所。四月十六日离开北京，去别的地方呆了十六天，五月一日上午回来的，五月二日就集中。这时，又开了二十天的会，开会以后，又有事情，所以回所很少，有时是深夜回来。那时，文化大革命更深，认识逐渐提高，总想跟同志们谈谈。
但是，同志们也知道，我一个是身体不好，一个是能力不行。从五三年起，就开始搞学术机关工作。我这个人，从旧的学术机关来，到了革命学术机关，刚来时连话都不会讲，一讲就让人家拿着话辫。后来慢慢学了一点，长期以来，搞文化教育工作，办训练班，一旦转到学术机关，从五三年起到现在，对我确是一个考验，怎么搞？！不知道。怎么坚持党的路线，还得摸索。虽然在解放区搞过大学，但新的学术机构，无产阶级学术机构究竟怎么搞？不明确。
我说，我能力不行，还得摸索。特别是最近几年，自己抓得比较多一点。有一次，伯达同志问我，《历史研究》工作是什么时候负责的，怎么不告诉我？！怎么办学术刊物，办所？我一个是能力不行，一个是组织上给的工作较多。一个刊物、两个所、一个领导小组，外边还有工作。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逐渐加深，我自己的认识也是逐步逐步提高的。同志们提出许多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究竟怎么搞法？我有时晚上回来，大字报看不见，看得不多，外单位的大字报，我也去看过。看了大字报，现在比较明确。过去，那一段情况，从我们所讲起，确是若明若暗，密云不雨。在当时所谓五人小组提纲出来之后和新提纲出来之前，多少记者来往。可以看得很清楚，有几种不同意见。我也是老检讨嘛，十多年以来老检讨。刚一接触，史学界的同志就打电话，问姚文元的文章，我说我没有看到。不到两天，我跟学部一些同志讲，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上海先开第-炮，从姚文元同志文章之后，整个情况在迅速变化。各方面都在摸情况，直到三月间，坚持什么，不坚持什么，就比较明朗，谁是谁非，才逐步弄清楚，我自己也是这样。
到三月底这个时候，我们都比较忙起来了，来所很少。到四月以后，确是很少来。特别是四月十六日以后，一方面是对整个文化革命有个新的转折，认识到有那么一条黑线在搞鬼。那时有同志找我，我还不好给你讲。就在四月十六日来一个假革命，《北京日报》抛出了烟雾弹。后来，中央发了指示，不要牵进去，那是假的。
四月十六日之后，来所很少，来所的时间也很短，情况了解不多，所里也不大明确。另外-点，文化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五月间，开二十多天会，比较紧张，所里边来得就更少。本想把自己了解的跟同志们谈，也没有机会。
另外，文化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是处在高潮阶段。过去，我们是"武化革命"，没考虑到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如此强烈。没有考虑到得到政权之后，如果不提到政权高度、政治高度来看文化革命，政权就会-个一个的失掉，就会一个厂、一个单位、一个公社这样的失掉。修正主义分子就会一个一个的搞下去。我自己也处在一个过程，认识不那么深，不那么透。过去，只是从一个学科、一个单位考虑，真正提到阶级斗争来考虑有个过程。翦伯赞说我是"行走兼检讨"，多少年跑来跑去，检讨来检讨去，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感到别扭。一直到六二、六三年才比较明确些。最初，想把《历史研究》办起来，把青年培养起来，特别是"思考"以后，总不是左就是右，我是老检讨。但究竟关键何在？！一直到"反右"之后，搞臭了资产阶级专家，但是还没有考虑党内的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要搞臭。所内方针是逐步明确的。资产阶级学者经过反右斗争、市场缩小，但资产阶级史学是否就没有影响了呢？但经过大跃进，经过几个反复，就比较明确了。有的同志批评我的文章，说它对史学界的黑线指得不明确。我说，也是这样，那时，没有这么高的水平，我只能提到是阶级斗争。当时若是指明了是黑线问题。就更送不上去。到山东"四清"以前，我就把它送上去了，结果睡觉就睡了一年多。有些人搞成宗派斗争，我说不是人事纠纷。《人民日报》座谈，我当场就讲了。理论斗争，要不要斗，当然要斗。有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的指示这点不突出，当时也是没有这样明确，林彪同志提出以后，才认识到了。
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同志们不应轻视。这是主席理论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说我讲话，就是活毛泽束思想。我不会这么狂妄。考古所贴大字报，说我连实习研究员都不如，我并不生气。我就是不如，但是，有-条，我是老老实实的工作，这一条大概跟实习研究员同志差不多。在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里边，不敢这么狂妄。学主席思想，虽然年已六十，还是一个小学生。我是说，当前文化大革命，是主席的大手笔，是活的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推行大民主，对这一点，认识不是很快的。两条线的问题，是否有条黑线？对"提纲"问题，我也经过一段认识过程，因为盗用中央名义，当时我也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高度，在讨论过程中，看到一些不大对的苗头，但还没有认识这就是修正主义，只知道不对。我们照样传达，讨论较多的是怎样搞"合作社"，搞集体主义的问题。我们所从那以后，任务有几十来源：一个是过去的中宣部，中宣部给的一个是《论海瑞》；一个是《历史小丛书》。《历史小丛书》非批判不可，因为影响很大。《论海瑞》我们当时翻了很多资料后来才逐渐明确了他们有个企图。邓拓文章一出来，我就觉得为什么这样子搞？《北京日报》来记者，我就问他是不是正式党员？！我说要是《北京日报》这样搞我有意见，他就是企图把政治问题拉到纯学术里面去。但对《提纲》还没有明确认识。根据我们的看法，只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四月上旬变化很大，《人民日报》付编辑来道歉，但又要搞清官，我那时有意见。我对他说：我们很久没见面，怎么一见面就要我搞清官问题呀！经过四月上旬，才逐渐搞清楚。我有那么高明，那还得了。
这次，我们所比较明确，就是逐步跟《红旗》挂上钩，《红旗》就是红旗，不是黑旗。有的同志也许听错了，说我说过："我就是红旗！"经过看稿子，有的不认识的同志逐渐认识了。后来发现我一篇睡觉的东西。那次，穆欣同志来，他说他发现我那篇文章在睡觉，我说你可以看-看，我说还是摊牌。这篇文章，字是我写的，但是，是集休创作的。这是所有同志的，是全所同志多年来参加阶级斗争的总结。（杨向奎同志插话：不能说是所有的同志。李开基插话：有人还说你是老右派！）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单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是集体创作。但是，这篇文章理论上的错误，文字上的错误，由我负责。后来，伯达同志看了，就可以公开，就把它发表了。
我是史学界里-小不如实习研究员的实习研究员。但我有个好处，脑子还肯考虑，考虑些问题。所里有没有两条路线斗争？！同志们都清楚，情况比较复杂。史学界的斗争；所内的斗争我都反映过。有个时期，有人说我，尹达"瞎了"，脾气大了。反右斗争时，有人又说我自己领导整自己。你老不写东西，就是考古方面写得比较多一点点，讲得多一点点。相反，你又没有书，你也不写文章，那不是不学无术吗？！集中起来就是搞《通史》。从编写通史组织过程，一直到理论，那就知道两条路线斗争，史学界整个斗争，是从讨论《史稿》开始。那时，我们就发现资产阶级史学在全国确实是有影响的。部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第一稿给我们很大批评，没有突出阶级斗争。第一稿、第二搞，有两种极为相反的意见。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自大跃进以来全国各大学青年都编写了《通史》，据说有二十多部。后来我们上马，吸收了一些。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这样一个史学革命过程中搞的。拿到全国讨论，笑骂之声不绝于耳，特别骂："尹远该死！"两条道路斗争很明显。所内也有争论：青年参加不参加？！老年参加不参加？用什么理论？这些争论是有的。但是是否提得那么高？！同志们还可以讨论。
有人说，尹达包庇侯外庐。所内同志都知道，我不多讲。如果说所内有阶级斗争，我尹达究竟站在哪条线上？同志们可以去查查记录。在过去中宣部那时候的土壤、气候、环境之下，处境比较困难。特别是侯外庐，很难团结。那时党内党外有人讲，你与他合作，简直是倒霉。几次整风，有一次领导讲，必须把问题摊开，谈一次。他说，我不来了。不行。到所以来，多次整风，方针方向，政策，干部路线，对不对！在那样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之下，我的考虑比较多，虽是不断革命论，还有个革命阶段论。我这个人不看戏，不看电影，过去还看小说，这几年小说也不看了。邓拓有一次在会上说我："尹达你真是个苦行僧！"我认为我这样做，你最多说我是个事务主义，不像你们那样悠然自得。
常谈问题发现后，我们赶快派人去《北京日报》查。开初，人家不接待，要党委介绍信。又拿介绍信去了。她们就此事牵连甚大，对繁星是谁，不肯说。我们赶快派人去《北京日报》查。开初，人家不接待，要党委介绍信。又拿介绍信去了，他们说此事牵连甚大，对繁星是谁，不肯说。邓拓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要侯外庐检讨，他在中心小组会上作了检查。那时，我们问他：还有别的文章没有？看他检查还好，我们很快向上面汇报了。当时要不要他公开检讨。讨论了半天。后来，我们准备让他在报纸上作公开检讨。恰好所里讨论《海瑞罢宫》，下面又知道，我跟他谈了，要他检讨。当时，我说，文章虽短，质量很高。他写的自我检讨，说是自己提出检讨。我说，不是，一定要提组织指出来作检讨。那时，我不看电影，也不看戏，一个苦行僧，万万没想到他有这三篇文章。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康老对侯外庐说：你那个汤显祖，什么"人民性"，我不同意。我老，侯说是根据你的意见写的。康老说，哪有我的意见？！康生同志养病养了四年，没有别的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些小说，戏曲，汤显祖的也看了。我只看过常谈的文章，一直到四月间，我到上海，有人给我打来电话，说侯外庐的《论汤显祖剧作四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问怎么办？我当时说，要看看全国史学界的情况。那时，吴晗在史学界还没有搞臭；翦伯赞的问题刚刚上去，都还没有来得及得出结论，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还不明确。当时，确实在史学界排不上队。整个队谁站前？谁站后排？！我考虑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也谈过《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一时排不上队，因为还有《历史研究》，重大理论问题都在那里，更重要的，上报批判，确实要考虑重点，当时需要紧紧跟上。后来，家里闹起来了。我拿起-看，看了一页，不知说什么，但是越看越有问题，后来同志们写了东西。是不是包庇？在阶级斗争面前，我不会含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思想深处想和稀泥是和不下去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不会包庇，我跟同志们讲清楚。过去也没有包庇。自己认识迟，推得慢，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现在，能不能排上队，恐怕还有问题。我们还是要争取。排上《红旗》，一来就三百多万份。不行，争取排上《人民日报》也是一百多万份，再不行。争取排上《光明日报》也是十几万份。这事，我们不能决定。所内贴大字报，大量揭发，我看，好。要不是同志们逼着我，什么《四种》不《四种》，还不会看。现在看看同志们信不信得过，信不过还可以检讨。我是老检讨。
另外，做保皇派还是做革命派？我年纪大了一点，六十花甲，但我还是精神不老，人死精神不死。假如说，在史学界的斗争里边，多少客气一点，马虎一点，别人也多看得起我，决不会流言蜚语。我自己要不这样，就会搞五年计划，就会教通史，我学古代史也可以教近代史，也可以教马列主义。教通史我只在燕京大学和华北大学教过。也可以出几本书，今天也可能成为批判对象。我看，不写书也可以。假如说，我在三十几岁就不可能这样搞，我现在整六十，有同志提出晚节问题。问题不在于书，问题在于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我虽年已六十，但是还有勇气和决心追随同志们把史学革命搞下去。这不是个人问题。如果说是个人问题，人事纠纷，那就糟了！可不可以投其所好？可以。如果不坚持真理，不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出版就快啦。假如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那就糟了，很危险！
史学界有些同志，原来还被人骂成是非历史主义，后来变成了历史主义的理论专家。这个所，如果培养出资产阶级专家，那就对不起党。那是否说，你不是保皇派，革命派是自封的呢？！我不是自封的。是不是做了保皇派？要相信群众。我要是保皇派，就对不起党，对不起群众。假如我是保皇派，同志们请允许我检讨，允许我改，群众监督。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就是要搞"群言堂"不要"一言堂"。大家的事，大家讨论，大家做。我们领导小组就是这样办的。"群言堂"是最好的民主方式，"一言堂"没有一个到最后不唱《霸王别姬》的。能不能跟我提意见？我看，今天提，明天提，直到死了还提，盖棺了要定论，尹达死了，五十年以后还可以提意见。上一次，两个所大字报3500多张，但是并没有把我们"糊住"。是不是我报复了同志们？！看看以后的行动。有时候，我也跟同志们发脾气，有人说我拍桌子发脾气，我说发脾气，不解决问题，发过了以后再去解决嘛！我发一次，检讨一次或者两次。希望同志们继续揭发我的错误，继续提意见，写信也好，写条子也好，写大字报也好，上告也好，如果上告的你让我看我就看，不让我看的，开着口我也不看，照样转，这是组织纪律。错了，我改。我不怕告，光明磊落，就应该不怕人家提意见。
今天跟同志们讲，革命总是活到老，革到老，我虽然年纪大一点，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最后还要革命到底，希望全体同志共同监督。我还有这个决心，还有这个信心，还有这个魄力。工作里面还有很多错误，缺点，问题，今天，我就不系统检讨。希望大家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以后，再谈我个人的意见，个人的缺点以至于错误。
好不好？（热烈鼓掌）
──记录、整理：黄宣民、林永匡、张荣芳。
按：八月底，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支持我所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把尹达交给所内进行批判斗争。尹达离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之前，写下了《往事》这一反革命自白书，从中可看出他的最阴险的灵魂。
往事 惋惜的回忆 幻想着美妙的未来 仇视现实 失掉了政权 密室哀惋 失掉了所有制 失掉骄傲 密室策划 剩留的──思想右 初党外瞧不起党内右 党外 反右后 内右反外右 后党外右失势 党内 内右控外右 外右捧内右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传单打印，翻印者未注明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