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1 作者：王力
王力首先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祝贺同志们新年好！没有什么报告，也不是向大家作什么报告，主要是和同志们见见面。交换意见。……
一九六六年过去了。一九六七年今天开始了，我们现在面临总的形势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呢？就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的形势，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地在各条战线上。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卫生、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及其它一切领域里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总的反击，向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展开总的反击。在这些领域里。是他们首先向我们展开了斗争，是他们展开向我们挑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它的代表人物，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断的向党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五九年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国家暂时经济困难时期，特别是六二年，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以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大肆出笼，在各个战线上特别是艺术形态领域的各个部门，向我们发动了全面的进攻。资产阶级对我们进攻，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断地进行胜利地反击。五七年我们进行了反右派斗争；五九年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对于一九六二年所出现的种种歪风邪气，如单干风，包产到户，三包一奖；文艺上的自由化；教育上的多少条；统一战线当中的没有阶级性；胡说什么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要改变，要变成无产阶级。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强调地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后，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地斗争，特别是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说，在工矿企业、农村、学校等各条战线上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在文化战线上，我们进行了京剧改革等。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高级发展的新阶段，全面地对资产阶级发动了总反击。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从六五年的九、十月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海瑞罢官》。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前年的九、十月间，毛主席提出批判《海瑞罢官》，可是毛主席的这样一个指示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响应，特别是在当时的北京不能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旧北京市委控制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手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是陆定一把持着，他们也是抵制的，实际上戳穿来讲，在当时，中央的大权是在刘、邓的控制下，政治上一直是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所以，毛主席是在上海发动的。姚文元同志的文章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当时同志们可能没注意，这一篇文章是毛主席发动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击，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主要是集中在后一部分，这一部分是核心问题。可是这一篇文章结果北京所有报纸都不刊登，不能登就在上海出了小册子，可是北京还是不出版。同志们看看今天的形势，再看看当时的情况，那时连一个小小的吴晗都轰不得，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突破口，这么一个小小的人物都轰不得，同志们思考过了没有？但是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在群众的压力下，北京不得不载这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在北京发表以后，又是一个昨样的形势呢？当时这些家伙又把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吴晗的政治斗争扭转到纯学术批判，转移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什么道德继承论等等。这些问题是可以批判的，但是他们把这一场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转移到资产阶级的所谓纯学术批判。他们利用手上掌握的职权，对革命左派实行专政，左派的文章不能刊登，对资产阶级开绿灯，对革命左派开红灯，所以批判吴晗的文章不能登，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
到一九六六年二月，他们认为是最得意的时候，搞了一个五人小组，写了一个汇报提纲。这个提纲是意识形态领域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性文件，把斗争锋芒指向革命左派，提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并盗用中央的名义用文件的形式发到各个地方，他们自以为很得意，现在翻过来看，他们不能代表中央。当然刘邓的中央也就不奇怪了。因为这个纲领也是他们的纲领。这样一来，就暴露了彭真的面貌，他干坏事干得起劲，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底，彭真的问题的就戳穿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问题就在报上公开批判了，再加上在党内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斗争，特别是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的通知，这个通知的重要段落是毛主席亲自修改多遍，这是马列主义的重要的历史文件。五月十六日的这个通知，毛主席提出了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夺取这些领域的领导权。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提出对钻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让这些人担任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并指出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时机一成熟，就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代表人物一个一个被揭发出来。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重要文件，提出了政权问题，提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同志们经过了七、八个月的斗争，是不是看的更清楚了。这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个“接班人”就睡在我们身边，现在看到更清楚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自从毛主席提出批判吴晗，吴是一个代表，接着就批判三家村，对邓拓就看得更清楚，他是市委的书记，这样就涉及到北京市委和北京日报了。在党内批判了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又发出了五月十六日通知。这个时候毛主席从理论上，从政治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一九六五年的九、十月间提出这个问题到开始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间，毛主席对我们讲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阶段。
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转了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这是一个战斗的号令。从六月一号开始，群众就发动起来了，毛主席说从六月一日开始就全面的向资产阶级发动反击，毛主席把它作为新的革命阶段。传达过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吗？（众说：没有！）红卫兵已抄出来了。毛主席讲了，我们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当时还搞不到六个月时间。毛主席是针对有的同志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这种情况讲的。十六条讲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的。所以毛主席批转了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写了评论性的文章，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同群众相结合，在全国范围内，革命群众起来了，攻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攻击反动的学术权威，他们一批一批地被揪了出来，运动发展很快，没有几天群众就起来了，当时的接待站是政治的寒暑表，可以测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情况。群众到北大参观，支援北大，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就会很高兴，欢呼这个形势好得很。可是当时刘邓在北京操纵了领导权，就觉得不得了啦，就想办法限制群众运动，不许上街，内外有别，不要通知学生，其实这是一个笑话。人家通通上街了，他们还通知不许上街，这不是笑话吗？他们对大字报更是害怕得要死，强调什么内外有别，但后来也就被突破了。他们总是想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纳入了资产阶级的轨道，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派工作组的。
派了工作组要群众听工作组的话，群众当然不听，同志们还是有必要重新读一读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实际上有许多问题在当时已经提出来了，还有五月十六日通知的精神，毛主席也讲过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他们就是不听，就是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纳入他们的轨道，派了工作组。有的就把群众压下去，有的就压不下去，到了六六年的六月二十日前后就向革命群众开刀了。北大工作组不许群众斗黑帮，群众在六月十八日起来自发地斗了黑帮，斗的都是些坏人，在斗争时打了一点人，他们就说这一件事是反革命事件，刘邓也认为是反革命，并把这个事件批转给全国，叫全国仿照这个，同志们接触到许多群众，你们的印象是不是这样？在一段时间，什么“六·一八”、“六·二零”反革命事件很多，镇压了革命学生运动，有些工厂也发生了，同志们回忆一下，是不是在这一段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是什么问题？就是要把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当时，谁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谁起来赶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还有种种谬论，说什么工作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革命。
有的机关也这样搞。我们接触到的对外文委、外办的张彦，无非就是革命群众对他老婆提了点意见，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打出了二十九位反革命骨干分子，打出了好几百名反革命分子，这个单位也总共只有几百个人，他们说人家要搞政变了，原来的民兵掌握了枪枝说人家夺了武器，原来人家负责电话的工作，就说人家已经掌握了电话。在这以前，西安交大又发生了“六·六事件”，这些东西也不都是刘邓搞的，六月六日刘澜涛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但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六月六日西安事件发生后，刘邓要人写社论，要写“假左派，真反革命”的社论，但当时是陈伯达同志掌握人民日报，当时没有听他们这一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批判。当时，涉及到各级党团组织群众创造了文革和文革小组，而刘邓呢？他们一定要各级党组织来领导，强调党的领导作用。我们是强调党的领导作用的，但是党的领导，首先是毛主席的领导，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领导，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各级党的组织如果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他就能起到作用。相反的，如果站到反对毛主席的正确立场。那就不能起到党的领导作用，借口党的领导，不管各级党组织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许人家革命，不许人家造反，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对群众运动的问题。派工作组，所谓恢复党团组织都是压制群众。我也看到我们接待站回答群众的问题很多同志是站在错误路线的立场上，当然不能怪同志们，主要是周荣鑫和许明，他们就是搞这套的。
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这是主流，但是当时掌握党中央领导的是刘邓，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扭转了运动的方向，七月十八日毛主席回北京，看了不少材料，了解了不少情况，很快地提出撤工作组，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起了压制群众的作用，镇压了群众运动，所以七月底到八月上旬开了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会，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中央的领导在组织上做了变更，这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他宣告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失败。十六条的核心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毛主席扭转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结了革命群众的创造，总结了经验，使革命路线更具体化，大的方针政策都作了具体规定，在这个大会上，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接着王力同志读毛主席的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写得何其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左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1966年8月5日
这是一张非常重要的大字报。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阶级根源、社会根源，短短几百个字都说明得清清楚楚。陈伯达同志两个月的总结也引用了毛主席的这段话，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揭发了，纠正了。
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四个多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高潮，这个新高潮是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直接与群众见面了，直接与群众的革命热情相结合。出现了新高潮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性的批判，这一段的主要特点，一是红卫兵运动，一是大串连，红卫兵运动最初在刘邓统治时期被打击，清华附中的一论二论在当时被认为是反革命文章，后来江青同志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天就写信给清华附中的小将，热烈地支持了红卫兵，支持了他们的革命精神，所以在红卫兵刚产生而且遭到打击的时候，毛主席支持了红卫兵，在毛主席的支持之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发展了红卫兵，出现了革命大串连，革命的串连，毛主席在最初就提倡了，支持了，这样就把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和文化教育单位上的连成一片。
同志们请回想一下。这一段的工作不是没有斗争的，这一段时间革命群众把运动发展到对各省、市、中央各部门，批判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评了工作组。群众这样做，也是有阻力的。他们不同意工作组做检查，他们怕得要死，为了对抗群众运动，为了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大量地采用了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在十一中全会以后，他们采用更大的谎言制造群众斗群众，这一条周荣鑫、许明也有这一条，周荣鑫、许明要对西城区纠察队负政治责任，调他们去镇压群众，把他们当做宪兵队。这一段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生运动发展到工人运动，最初工人运动起来了一点，在八、九月间出了工业六条，起了一个压制作用。到了十一月份，林彪同志的讲话，《红旗》十三期社论的发表，还有军委十月五日的通知，工人运动起来了，很多工人要组织自己的革命组织，要到北京反映情况，有的人拿“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光“促生产”，不抓革命，有的拿分期分批来压人，过去把人打成反革命就不分期分批，现在要平反了，就提分期分批，就是不让人家革命，采取压的态度，但是压总是压不住的，所以到处发生了事件，这样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引起中央负责同志的严重注意。
我还讲一下“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里面有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正是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阶段，而且这篇文章有的观点片面地强调生产而不批评压制革命的一面，社论一发表，有些工厂的当权派就组织了一些人去抓人，中央文革知道了，马上支持了工人，提出决不许拿这篇社论去压制工人。这一点我们要检讨，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工厂、农村的情况，反映的情况晚了，我自己对党对人民没有尽到责任，反映情况晚了，应当检讨。但是我们同一些人不一样，我们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对于压制工人，压迫工人，不许工人革命的行为是不许可的。我们进行斗争。毛主席讲从古至今先有事情再有概念，先干起来，然后再有几条，我们要支持群众干起来，有十六条，干起来再说嘛！这样的一个思想，是我们咋样对待革命，怎么样对待群众的态度，也应该向群众作宣传。有的人对中央指示的精神不学习，不传达，不了解精神实质，完全凭自己的感想去办事，就不能不犯错误。但是只拿这些东西，不听群众的意见，说中央指示没有的你不能干，这样也不行。我只是说，我们有责任向中央反映群众的要求，呼声，特别是要革命的，不能捆人家的手脚，比如，我们去工厂、农村宣传十条，要放手让他们搞。自己解放自己，支持他们搞，但是对于条文有意见的也要听取。
我们一定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凡是革命的意见，我们都要听取。在作思想工作中，也要贯穿阶级斗争这个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凡是不符合十六条，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东西我们都要提出批评，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成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不要那些四旧，官架子。现在全国全面展开了阶级斗争，首先最重要的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问题。文艺也要搞几条，文艺问题他们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停顿，第二要串连，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文艺几年不演也可以，他们现在几万人到北京，这还不是串连，我们提倡徒步串连，文艺工作者也要到工农当中去。小学的问题正在研究，小学的问题主要是要求停课。陈伯达和我们准备下出去征求意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很要，单是学生、工人、农民还不够。机关的同志还有的党员、团员，他们很不理解毛主席批转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这篇文章有这段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要读《红旗》重新发表的评论员文章，重新讲了这段话，并且加上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特别加了“正确”两个字。并且指出：“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今天《人民日报》、《红旗》的社论也应用了这个观点。
有的同志讲少数应当服从多数，但有一个最大的纪律是全党服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执行刘邓路线的不能无条件服从，服从了便是反对党中央，服从了便是最大地违犯党的纪律。机关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很重视，现在正在起草文件。接待站怎么搞，也准备搞几条，红卫兵也要搞几条，最初不可能搞，现在有可能原则搞几条了。现在学生大部分回来了，斗争形势有很大变化，有的由原来的少数变为多数。有的学校有了统一的组织，过去对于反对他们的人，大多数回到毛主席这边来，现在主要是内部比较散。另外是干什么？这个问题还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中央有这么一个意见，要搞政治军事训练，主要是政治训练，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老三篇》、《学习和时局》、《反对自由主义》，林彪、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讲话的核心是批判刘邓路线。通过学习，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使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队伍。这个大革命象法国巴黎公社的大革命，涌现好多英雄好汉，但他们不是马列主义者，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同，我们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下，涌现出来的英雄好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各种不同的思潮，有毛泽东思想的，有反毛泽东思想的，有马列主义的，有反马列主义的，有无产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有小资产阶级的，都要靠自己在大革命中去提高，要靠自己在运动中锻炼，在文化大革命中，用毛泽东思想做武器，批判队伍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去批判资产阶级路线。带着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各种问题，活学活用。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要用毛泽东思想提高，使自己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
同志们在斗争中一定要贯穿阶级斗争这个纲，文化大革命这个纲，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纲，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这个纲，来分析错综复杂的事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核心是保护四旧，保护旧的秩序。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核心是扫四旧、扫除旧秩序，同志们要仇恨这些旧东西，热情地欢迎革命群众，站在他们一边，旗帜必须鲜明，革命派我们就支持，反对革命的我们就不支持。我同姚文元同志负责处理塘沽××厂2500人来京告状，开始想批评他们，但听了他们20几位老工人的发言，我们很受感动，不应该批评他们，他们非常关心生产，非常关心革命，我们支持了他们，只有一条没有支持他们，就是立即罢官，因为罢官要通过他们斗争，要他们在斗争中去解决。后来，另一派工人也派了20几位代表来了，我们和他们谈了四个多小时，他们提了二十几个要求，我们一个也没有答复，给他们讲你们受蒙蔽，不知道刘邓路线的实质，你们要按十六条办事，我们宁可被杀，被抓也要站在毛主席一边，不能站在他们一边，不能采取调和、折衷。我们到大兴县去调查，只有一个大队没有动起来，他们分成两派，一派保、一派造反，形势非常好，坏人要组织武斗就让他们暴露，不要怕，这样大的斗争，不可能那样顺利，我们每个同志必须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必须旗帜鲜明。
中央文革小组有个副组长叫王任重，他自吹是第二副组长，其实没有人封他，人家不看招牌，不看商标，其实你搞鬼，搞两面派，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让他表演。不管什么人，只要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进行斗争，不能提倡奴隶主义，不能盲从，一定要从各种事物，各种人物中辨别谁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什么一视同仁，必须旗帜鲜明。刘、邓就不是一视同仁。刘要把蒯大富当活靶，没有这一种超阶级的东西。要贯穿阶级斗争这个纲。这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必须用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来对待群众，这是一点。
再一点。同一点是一致的，就是用正确的态度对待群众，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以普通一兵，普通劳动者出现，我们是人民群众的儿子，不要摆架子，不要用旧社会的那一套，站在群众头上拉屎，这是国民党的官吏，我们是群众的儿子，我们无条件地为群众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须要一些旧框框约束，可以为群众跑跑腿。跟他们聊天，跟他们睡在一起，吃一样的饭，与他们一起搞一点工作，多想一点办法。从部队到地方工作要接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不能很快的适应。另一个，军队里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军队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林彪同志，我们军队解放以来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我们讲过，没有改造好的和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市场，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把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搞掉，军队里的待遇高就会产生不好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要搞掉的。同志们之间要互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很好的风气，不要讲资格，讲级别，要跟革命学生、工人、农民一起，不要摆军队的架子，前一段部队派工作组很多犯错误，主要是刘邓路线，但我们自己也要检查，我们要正确对待自己。
再一条是希望同志们用新的方法来接待群众。组织工作方法都要搞新的一套，要打破旧的一套，现在有二十万人在北京告状，排队要等到今年三月，可同北航红旗、三司和一些革命的工人组织结合起来，和他们商量，把二十万人的工作做好，不要墨守陈规。
来源：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哈尔滨工农兵大学红色造反团驻京联络站、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编，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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