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0-0 作者：《卫东》《红小兵》编辑部
《卫东》《红小兵》编辑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窃夺了我国文艺界领导的周扬、夏衍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以来，以文艺界为地盘，以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靠山，大力网罗牛鬼蛇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成裴多菲俱乐部，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反革命复辟鸣锣开道。
惯以电影界“祖师爷”自居的夏衍，是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从来就是混进我们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早在一九四二年，在国统区蒋介石的陪都重庆，夏衍就打着我党文艺界领导人的幌子，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汉奸文人和文化特务鬼混在一起，干下了许多不耻于人类的肮脏勾当。
当时，由一帮反动文人麇集，臭名昭著的“二流堂”，就是夏衍一手拼凑起来的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团体，夏衍就是“二流堂”的黑老板。
这个“二流堂”，挂着“作家”、“艺术家”、“文化人”的招牌，干着荒淫卑琐，穷极无聊的可耻勾当，是典型的伪君子、两面派。
这个“二流堂”，装出一副玩世不恭、逍遥法外的姿态，实际上完全是蒋家王朝的卫道者，人民大革命的绊脚石。
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了，但是一帮沉渣余孽并未完全被扫出历史舞台，而是又逐渐地聚集到了人民首都北京。“二流堂”这一班人马，鬼心密结，投靠了新中国反革命势力的总代表，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在他和他在文艺界代理人陆定一、周扬、夏衍之流的包庇下，紧紧配合着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每当革命前进一步的重要关头，他们总要沉渣泛起，猖狂活动，矛头直指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我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对我党制订的各项方针政策，无不进行恶毒的攻击。与重庆时期所不同的是，他们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更隐蔽，更狡猾了。
历史雄辩地证明，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从“二流堂”到旧文化部，二十多年来，夏衍之流所惨淡经营的，就是这样一个裴多菲俱乐部，他们的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今天是我们彻底打倒黑老板夏衍，彻底砸烂反革命“二流堂”的时候了。
一九四二年，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五个年头。从日寇铁蹄一伸进我国国土时起，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进行着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我党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整风运动，“有志气、有抱负”的革命文化人，纷纷投奔延安，沿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方向，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蒋介石，出自于他的反共卖国的反动政策，远远地躲在峨嵋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依附在国民党反动派这张皮上的一批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特务，尾随独夫民贼蒋介石，糜集重庆；混入我党文艺界的夏衍之流，以国统区地下党员负责人的身份，居然在蒋介石的陪都，打起了一面黑旗，将一切汉奸文人，反动文人，文化特务及一切社会渣滓，尽招之于门下，正式为蒋介石组成了一支反共卖国的唢呐队。
当时，在夏衍和狐朋狗友中，有个公子哥儿唐瑜，靠着他在缅甸经商的华侨哥哥，经济富足，在重庆黄家桠口“四德村”盖了两幢房子，自己住一幢，另一幢送给了他的黑主子夏衍。于是，这个地方便象招引苍蝇的厕所一样，勾来了一大批反动文人。金山、张瑞芳、盛家伦等也聚居到这里；吴祖光、黄苗子、丁聪、叶浅予等也常在此鬼混。这帮人多数没有正式职业，群居终日，高谈阔论，无所事事。夏衍靠着这一群小喽啰的吹捧，爬上了三十年代“老头子”的宝座；这群小喽啰也正要投靠夏衍作为靠山，尤其是黄苗子、吴祖光、丁聪尤受夏衍青睐，被封为“三神童”。当时，郭沫若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就说：“这是一群二流子居住的地方，就叫它作‘二流堂’吧!”这群寡廉鲜耻的家伙，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干脆就传用了这个名号，“二流堂”便正式开张营业，挂起了招牌。
夏衍——“二流堂”黑老板，当时在重庆编《新华日报》，挂着我党在国统区文艺界的负责人的招牌，招摇撞骗。
唐瑜——“二流堂”第一任“堂长”，无正式职业，参加影剧活动。解放初期由夏衍等人硬塞到军委政治部搞电影工作，五六年后在旧文化部电影局。
盛家伦——“二流堂”的“神偷手”，在重庆一度为社会教育学院的教员，抗战胜利后曾同金山等由国民党宣传部派到长春接收伪满电影厂。解放后名义上在北影资料室及音乐研究所，但长期不上班，五七年反右前死去。
戴浩——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任话剧演员，抗战胜利后同金山等到长春接收伪满电影厂，解放后曾任电影发行公司处长，反右时向党进攻，划为右派，曾被捕劳改。
黄苗子——“二流堂”“神童”，反动的国民党官员，曾任国民党反动头子吴铁城(伪海外部长)、俞鸿钧(伪财政部长)的机要秘书，因反共有功，曾数次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与嘉奖，五七年猖狂向党进攻，划为右派。
吴祖光——“二流堂”“神童”，腐烂发臭的资产阶级分子，在重庆时任江安中央戏剧学院教员，以《风雪夜归人》等剧深得夏衍青睐，五七年划为右派。
丁聪——“二流堂”“神童”，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搞美术，抗战胜利后在美国陆军总部战略情报局心理作战处效劳。五七年划为右派。
金山——三十年代《赛金花》的主演之一。解放后任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五一年抗美援朝时，借赴×慰问演出之机，在××乱搞男女关系，被开除出党。
叶浅予——曾画过吹捧蒋介石为“领袖”的宣传画，中美合作所文化特务，解放后窃踞美协副主席等要职。
冯亦代——在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副厂长，解放后曾任《世界文学》编辑等职。五七年划为右派。
郁风——黄苗子的老婆，现在美协。
高汾——抗战初期在《救亡日报》工作，五七年划为右派。
此外，萨空了、阳翰笙、陈白尘、陈鲤庭、张俊祥、曹禺、田汉、应云卫、风子、刘德铭(国民党特务)等也常出入于“二流堂”。
重庆时期的“二流堂”，是一股反动的政治势力。举其罪状如下：
①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鼓吹反动的“国防戏剧”。他们把夏衍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戏剧《赛金花》吹捧为“爱国主义戏剧”；把吴祖光调和阶级矛盾，幻想国民党反动派“丰采如旧”、返老还童的《风雪夜归人》说成“天才”的创作。甚至宣扬“正统”观念，主张“精忠体国”，为国民党军队涂脂抹粉，为头号卖国贼蒋介石歌功颂德。
②荒淫无耻，腐化堕落。“二流堂”一伙，饱食终日，无聊至极，打麻将，玩女人，跳舞，请客，看淫书淫画，糜烂透顶。“二流堂”主要成员之一吴祖光，是腐臭难闻的资产阶级分子，看黄色小说，与舞女、交际花偷情密约，教人嫖妓，同自己的老婆吕×偷看淫秽的事情，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都干得出来。
③典型的骗子手、偷盗集团。“二流堂”的人专门研究如何偷书，并恬不知耻地叫什么“神偷手”。“神偷手”能够从书店里把厚重的《辞渊》偷走，可谓神矣!
“二流堂”中的国民党特务刘德铭，冒充东北抗日英雄“小白龙”，从南洋骗钱，骗老婆，骗女儿，……。
“二流堂”所聚集的就是这样一群牛鬼蛇神，“二流堂”所干的就是这样的反动的、败类的职业。“二流堂”是抗日民族解放阵线的痈疽，是蒋介石反动派的宝贝。
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土崩瓦解，大势已去。依附于它们的反动知识界，在“恋主的哀愁”之中，为要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也不得不另觅出路。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了。怀着“听听流水响，闻闻野花香”心理的“二流堂”一伙，在夏衍之流的策划下，乔装打扮，脱下了国民党的黑衣，换上了共产党的红装，喊着“为新政权服务”的口号，来到了北京。
但是，反动派终归是反动派，他们对新中国是格格不入的。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当时，“二流堂”的骨干分子黄苗子作了很好的自白：“眼看我自己所依附的阶级集团要垮台了，我不甘心这个阶级的垮台，我决心要维护这个阶级和集团的既得利益。”“二流堂”一伙心里是这样想的，口里这样说的，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干的。
一九五○年，以吴祖光、戴浩的家“栖凤楼”为中心，“二流堂”骨干分子开始了秘密串联，一些熟朋故友，纷纷聚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潘汉年等也亲临关顾，于是封“堂长”，立“堂徽”，刻“堂章”，“二流堂”重新开业了。“二流堂”一伙比重庆时期更加得宠于夏衍。反动演员金山竟肉麻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夏公也!”(夏公即夏衍)
“二流堂”的“堂徽”，是一张木刻的年画，名字叫“玩儿不厌”。吴祖光把它裱起来，挂在门口过道上，并说：“这张‘玩儿不厌’是我们‘二流堂’的标志。”这张画，画的是一个穿袍戴冠的公子哥儿，手里拿的和地上放的全是些好玩的东西。用吴祖光的话来说，似乎“二流堂”都是那么一群吃喝玩乐，“游戏人间”的人们集团，这张画就是它的象征。
这个“堂徽”，集中地反映了解放后的“二流堂”的反革命策略，反革命纲领!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让我们来看看，“二流堂”一伙是怎样打着“玩儿不厌”的幌子，处心积虑地“游戏人间”，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夏衍、吴祖光、唐瑜、盛家伦、黄苗子、郁风、戴浩、冯亦代、丁聪，(情况如前所述)。
此外，还有：
新凤霞——吴祖光的老婆，夏衍的干女儿，戴浩的“亲妹子”，“二流堂”“堂嫂”，中国评剧院演员。
潘汉年——反革命分子，“二流堂”黑老板之一。
艾青——“作家”，五七年划为右派。
张正宇——资产阶级漫画家，出版商人。
胡考——原《人民画报》总编辑，五七年划为右派。
龚之方——右派分子，现为香港《文汇报》驻北京记者。
王少燕——反动剧本《墙》的作者，五七年划为右派。
张仃——反共画家，可耻的叛徒，“二流堂”同人刊物《万象》的发起人之一。
张光宇——资产阶级画家，《万象》发起人之一，六五年死去。
郑可——工艺美院教授，五七年划为右派。
文怀沙——文化流氓，坏分子，六四年被捕入狱。
毛主席告诉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
解放后，反革命的“二流堂”正是这样。每当一个政治运动来临，他们总要“窥测方向”，如果对他们有利，就要“冲破一些缺口”赤膊上阵、大打出手；一旦被革命群众抓住了他们的黑手，揭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于是就临时收敛一下，“装死躺下”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纵观解放后十几年来的历史，剖析“二流堂”一伙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全国人民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但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却极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大肆叫嚣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实质上是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大喊大叫，他胡说：“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发展起来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因此民主性不够，现在要补上这一课。”“还是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好”等等，夏衍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吹鼓手。
从一九五二年起，我党和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接连发动了肃反运动，统购统销运动，反胡风运动等大的政治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大巩固了人民的政权，取得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节节胜利。
但是，在人民的胜利面前，“二流堂”一伙恨得咬牙切齿，对这些政治斗争无不进行了恶毒地攻击和诬蔑。
肃反运动开始后，“二流堂”一伙看到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人民群众一个个揪了出来并进行了镇压，兔死狐悲，寄与无限的同情，以极阴暗的心里，极恶毒的语言诅咒肃反运动。黄苗子在一封信中写道：“‘阶级、敌我关系’这一刀比任何改朝换代都厉害，砍下来叫你走这边也不对，走那边也不对。确实是叫许多人张皇失措的，在估计不足，信心不够，勇气不强的人是很难做人的。”吴祖光更恶毒地骂道：“肃反这种斗争方式是专制时代的罪恶事情。”
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对肃反运动咬牙切齿，狂吠什么：“抓错、搞错、每个时代都有，”“要搞领导工作，就不能搞乱七八糟了。”在丁聪的第二次婚礼上，夏衍看到“二流堂”人马又团聚了，曾得意地宣扬他如何把“二流堂”保了下来。主子授意，众奴才马上心领神会。肃反后，“二流堂”一伙立刻大刮翻案风，叫嚷肃反“扩大化”了。他们曾别有用心的说：“让文联把肃反搞错的人印成个小册子，把档案公布出来，看他们(按：指党的领导)给加什么按语!”还说什么：“肃反扩大是受斯大林的影响”，攻击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同志。
统购统销运动开始后，他们又配合社会上的投机倒把分子猖狂活动，大造反革命谣言，妄图搅得天下大乱。他们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农村粮食问题很紧张，上海邮电局门口有成万人排队往乡下寄烧饼。”看，他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成了什么样子！
一九五四年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我国掀起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伟大斗争。夏衍极力为胡风分子撑腰打气，到处放风，说什么：“胡风这家伙当天还打电话到文联要汽车、听报告，逍遥自在，当晚康濯去找他，若无其事。还说身体不好，打算去杭州休养……。”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黄苗子说：“胡风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提出的‘五把刀子’是有道理的。”“我越发觉得胡风正确。”并一再散布什么“胡风的群众很多，搞不倒他。”公然叫嚣：“这些材料在《人民日报》占的篇幅太多了”，是“小题大作”。
他们公然板起面孔来“教训”我们伟大的党：“解放后党掌握了军队和粮食还不够，还得给知识分子民主，不然也不会太平。”
一九五四年，由吴祖光、张正宇、戴浩、盛家伦、黄苗子、郁风，新凤霞等发起“敬老会”，大肆吹捧戏剧界的“老头子”阳翰笙，欧阳予倩之流，为他们树碑立传，为党和人民“冷待”了他们心怀不满而“打抱不平”。
一九五六年，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一年。
这一年，在匈牙利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互相勾结，兴妖作怪，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妄图从匈牙利打开社会主义阵营的缺口，实行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
这一年，苏修头子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臭名远扬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大肆宣扬“三和二全”的修正主义黑货，把苏联拖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深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
这一年，在我国国内，胜利的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扫清了前进的道路。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相反，是更加尖锐、激烈了。
就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政治气候下，在空前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二流堂”一伙又跳出来了！
匈牙利事件之后，黄苗子等人荒谬地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唯一的道路。”他们极力赞成“南斯拉夫的学术自由”，认为“铁托在南斯拉夫的道路是有道理的。”他们还在学术领域打着批评“公式化”、“概念化”的幌子，趁机诽谤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日报上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图案，吴祖光看了后说：“这块浮雕恰好代表这个公式化的时代，它恰好是这个公式化时代的纪念碑。”吴祖光还恶毒攻击我们的政府机关，胡说：“现在的机关制度和封建时代没有两样！”反共老手黄苗子也狂妄地说：“做衣服要几个月才拿到，买东西要排队，这难道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直接把矛头指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正当“二流堂”一伙猖狂活动，群魔乱舞的时候，我党开始了整风运动。
正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阶级敌人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倾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
反革命急先锋夏衍首先赤膊上阵，抛出了杂文“从点戏说起”，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并带头到天桥“放火”，鼓动剧团演员，以“给领导提意见”为名，行反党之实。
在主子的带动下，“二流堂”众鬼纷纷出笼，“二流堂”干将吴祖光四处讲演，推波助澜，并抛出“论京剧不能表现现代生活”等毒草，高叫：“社会主义现实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概念化的，一个人做了一件有成绩的事，总要虚伪的声明是党领导的好。”“我活了四十岁，从没有看到过像现在这样乱过，外行领导内行，年青的领导老年，无能领导有能，……趁早党别领导艺术。党的组织制度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使艺术家寸步难行。”并疯狂地叫嚷：“我们今后必须要把对党中央的迷信崇拜予以胡灭。”黄苗子、张仃等人也不示弱，跑到山西、西安等地，一路游说，到处放毒，先后抛出“荔枝花下”、“三人行”、“画家讲故事”等大毒草。他们把矛头集中指向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胡说什么：“现在是没有文化的人领导有文化的人，所以事情很难办。”吴祖光更露骨地说：“李白、杜甫没有党的领导，都不失为伟大的作家。”黄苗子说：“胡风提出杂志社取胡党委领导有道理。”盛家伦也胡说：“共产党在科学文化建议上不如国民党。”冯亦代更恶毒地诅咒他所在的单位是“帝俄时代的兵营”。他们还围绕盛家伦的死大讲黑话，说什么：“可悲哀的还不是这个性格，而是碰上这个时代，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知识分子最苦闷最彷徨的时候。那时有些人不择手段去寻找个人出路，有些人则不愿意廉价出卖自己，却冷静地分析这个新动向。找寻个人出路的人迎合时尚也是一件苦闷的事，因为这个时尚有时不一定是自己愿意迎合的……。”他们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恢复蒋家王朝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大右派周扬，一看时机已到，便借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号召办“同人刊物”。“二流堂”的众喽啰喜出望外，群起响应。吴祖光、黄苗子、丁聪、张仃之流便马上发起筹办“同人刊物”——《万象》杂志。这个杂志，在内容上作了如下规定：“甲、不许干涉内政；乙，刊登其它刊物退稿；丙、经济独立，自负盈亏；丁、批评的文章可以进行反批评。”看，他们的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大有一举可得天下之势！
但是，美梦不长。当毒蛇纷纷出笼之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领导亿万革命人民对这群毒蛇的猖狂进攻给予了迎头痛击，反右斗争的号角吹响了!在毛泽东思想鼓舞下，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揭露夏衍及其反革命黑帮“二流堂”的滔天罪行。“二流堂”这个隐藏在革命队伍中近二十年的裴多菲俱乐部眼看就要被革命人民揭露出来了!
但是，“各种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在刘少奇包庇下的夏衍及“二流堂”一伙正是玩弄了这套伎俩。大右派夏衍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右派英雄”，并利用职权，玩弄了一场舍车保帅的丑剧。夏衍在群众压力下，不得不把反动面目暴露得太明显的吴祖光、黄苗子等人划为右派后，却更把他自己和“二流堂”的全套人马保了下来，准备和我们进行新的较量。
从一九五九年起，由于自然灾害和苏修、美帝、各国反动派的反华活动，给我们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暂时的困难。此时，“二流堂”一伙又认为时机来到，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首先，在北大荒劳改的“二流堂”右派们纷纷卷土重来。这时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刮起了一股翻案黑风。这群牛鬼蛇神欣然雀跃，夏衍马上授意“二流堂”的右派们“写一写材料”，不久，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等人便全部摘掉了右派帽子，晋级加薪，向我党发起了新的进攻。
他们蠢蠢欲动，妄想变天。六一年丁聪曾发出“豪言壮语”：“二十年后，我又是一条汉子！”他们杀气腾腾地说：“十年之后，文联主席团要换上我们这样的人了!”“文艺界不需要党的领导!”
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心怀不满，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攻击和诬蔑。他们在谈北大荒的时候，说：“冬天伐木的时候，就在雪地里烤窝窝头吃，野地上有屎，我以为是烤焦了的窝窝头，咬了一口……”，这是对我们林区工人的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诬蔑!
他们恶毒地诅咒现实。说什么“我活了四十年，没见过这几年这么乱过!”“这些人(按：指党的领导)能不能把国家治好?”六○年叶浅予从广西回京后说：“南宁出香蕉，买不到香蕉；桂林出柚子，买不到柚子。”有人叹息布票发得太少，说什么“要不是我们有过去的箱子底，现在不知该穿得如何狼狈了!”
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二流堂”一伙就与香港的“文化人”如黄茅、叶灵凤、程步高等人，来往十分密切。此时，他们更加紧了勾结。每逢“五一”、“十一”港澳友人来京观光，总要和他们欢聚一堂，热闹一番，大谈香港新闻，他们把这种糜烂生活叫作“过一过暂时的香港生活”。他们心目中所渴望的是什么，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三年困难时期，“二流堂”一伙，象在重庆时一样，生活荒淫无耻，以吃喝玩乐，说猫谈狗，填补精神空虚。唐瑜、张正宇、叶浅予、王人美之流借探病为名，自带饭菜，到张光宇家大搞聚餐。胡诌什么“吃得好才能画得好”，夏衍之流四处购买淫书淫画，看《清宫珍室丽美图》(《金瓶梅》图)，并恬不知耻地说：“这是个人生活爱好，没有关系”。他们还大肆吹捧什么“扬州八怪”，“花为媒”，什么齐白石，吹捧“抓壮丁”，“早春二月”说：“很久没有看过这么好的电影。”他们还互赠诗词，什么“推窗惊觉对楼人，蓦地结束一曲小提琴”，“当时意味深长夜，意味深长话”之类无聊至极的东西。当时，吴祖光还拉拢了“三员”：理发员、饭馆服务员和戏院售票员。为“走后门”绞尽脑汁，不择手段!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文化革命的先锋江青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在我国开展了戏剧革命。夏衍之流拼命对抗，横加破坏，甚至伙同周扬，扣压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次批示，真是狗胆包天！
他们还真怕断种绝后，又精心培养了自己的接班人，形成了一个“二流堂”的“小家族”。主要成员有：田庄、杜高、汪明、蔡亮等等。吸收“小家族”入“二流堂”须经吴祖光审查。“凡有天才者，方可加入”，加入时还要举行仪式。什么“天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干才!
以上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二流堂”这个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从它那一天起，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团体。如果说它在重庆时期的反革命面目还比较隐蔽、人们对它的反革命本质认识得还不很清的话，那么，它在解放后的北京时期，在各个历史阶段，表演得就够充分的了，它已坏事做尽，反动透顶。这一小撮极端反动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
值得发人深醒的是，这一小撮反动文人为什么能够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中达廿多年之久呢?原因不是别的，就因为他们有靠山。这个靠山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夏衍!
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早在重庆时期，夏衍就挂着党的地下文艺工作者的招牌，与资产阶级的反动知识界勾勾搭搭，干尽了阶级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的勾当；到了解放后，夏衍之流又凭仗他所窃踞的文艺界领导地位，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大肆包庇、网罗牛鬼蛇神，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不管阶级敌人怎样狡猾，反革命手法多么巧妙，活动多么隐蔽，但它们终归难逃历史的惩罚。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二流堂”的黑老板夏衍被揪出来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总根子刘少奇被挖出来了！这是多么大快人心啊。我们一定要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深入开展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包括“二流堂”在内的一切文艺黑店彻底砸烂，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思想文化战线上高高飘扬！
——原载《卫东》《红小兵》联合版196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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