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1-0 作者：杨得志
杨得志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先声明一下，我今天讲话的对象是六十八军的常委，而今天参加的同志，不但有军的处长同志，还有坦克二师在济南学习的同志。第二，我讲的可能有错误，请同志们批评。
你们的常委扩大会议，在徐州开了一段，又搬到济南来开了二十天。我听了几个半天，总的认为开的很好。大家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要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为纲，本着“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把军常委在支左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揭开了。自我检查，互相帮助．摆事实，讲道理，充分讨论，以理服人。总结了前一段支左工作的经验教训，解决了一个大的问题。会议对我教育也很大，是一次生动深刻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的学习。
有些话，中间插着讲了一些，你们的会就要结束了，下面想再集中地谈几点意见。
第一，你们在支左工作中的成绩和所犯错误以及犯错误的原因。
一、你们的成绩。
你们的三支两军任务，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个省的地区进行着，担子是很重的，广大指战员奋战在三支两军的第一线，是很辛苦的，做了很多工作，成绩很大，有些是突出的，如守备二十四团在赣榆支左成绩很突出，中央广播了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没有经验，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体会不深，犯一些错误并不奇怪，而且你们对所犯错误，也都在改正之中。二○三师就改得很快，二○四师在临沂前一段搞的很紧张，现在改过来了。你们军直现存的问题，也是局部范围的、前进中的问题。总而言之，都在逐步的改正。因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的掌舵，要相信一时还没有转过来的同志、还转的不好的同志，不久就会转过来的。我下面主要讲你们错误的方面，目的在于帮助我们的领导同志，从严格自己出发，从严格领导出发，更好的接受教训，以便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因为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还摆在我们面前，远远没有完成。
二、你们的错误。
（一）思想准备不足，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仓促上阵，介入徐州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错误的取缔了“红总”等革命群众组织，打击了徐州最大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压抑了革命群众，使保守势力起来了，使革命斗争的大方向转了向，使徐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了弯路。
（二）在压抑了徐州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的情况下，成立了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其领导核心又是以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的军队和亮相不够而站出来的地方干部为主体，缺乏充分的群众基础。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扶植保守势力，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典型的是打击踢派。对于你们和徐革会所犯的错误，除了踢派以外，支派中的早起造反的群众组织是有抵触的，提过意见的，但不起作用，也由于这些革命群众组织的革命不彻底性，对掌权后容易向右转没有提高警惕，后来就成了你们继续推行错误路线的助手。我向你们打电话，也向×××、×××同志讲过，你们总认为支持的对，没有警惕他们向右转。当然不能怪群众组织，也不能怪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而应该由军常委的同志负责，是你们把人家带错了路。当然他们应接受这个教训，从错误的道路上转回来。
（三）“五·卅一”事件，是你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的更远，以致支持保守势力，打击革命造反派的又一次错误行动。是由害怕群众至压抑群众的必然结果，是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继续，你们事后完全站在错误的立场，于六月六日向两个军区和中央发的电报是不真实的。是有些颠倒黑白的。
（四）对王政委去解决徐州文化大革命问题，帮助你们改正错误，当时你们有些人是不满的，有抵制的。突出的表现是七月十二日支派中的保守势力“三·一八兵团”围攻王政委的严重政治事件发生后，对王政委和张副司令决定拘留李金山有些同志抵触很大，不知道这个措施是为你们设想的，不然，（你们）以后不好向中央交账，不好向群众交账。因为王效禹同志是中央文革派他去的。但是你们不理解，几次打电话提出不能拘留李金山。后来向中央和两个军区发电报，是有告王政委的状的性质的。你们在五、六月间就不同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军区组织三结合代表团到徐州，后来×××、×××两同志来军区也明确提出济南军区不要管徐州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市区一起去帮助你们的意见是我提的。那时我们很紧张，南京不好管，我们才这样考虑的。你们既然不同意也只好作罢了。这都说明七月十三日你们发表的那个公开检讨信是言不由衷的，不是真正从错误的立场上转过来了。这一点我们当时并未发觉，是党中央、毛主席看的清楚，很快就批了空廿九师的报告，却至今没有批你们的电报，现在就更不会批了；我们这里也是，发了几个报，中央不批，省军区发了五点声明，中央马上批了，造反派敲锣打鼓的报喜。正如会前读的语录上讲的，非要人家在自己背上击一猛掌才行。我们以后发表了公开检讨信，中央就批了，造反派也敲锣打鼓报喜。因为真转过来了，中央就支持，竖个梯子叫你下来。
（五）“八·三一”事件，是对你们真转假转的又一个考验。事后的“回潮”，说明军领导集团中的大部分同志，没有真正转过来，没有经得起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考验。老实讲，军区对你们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很关心的，除了承担责任外，我们很愿意尽快的搭个梯子叫你们下来。“八·三一”事件中，我们看到你们的电报，认为你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心很大，我们很高兴，当天就批复了。之后我们也曾经考虑向中央挂个号，支持你们一下，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使我们不能那样做了。
我看，主要的错误就是这样一些，不一定准确。这些错误的性质，都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至于一些具体事件，那就比较多了，这次会议上同志们都作了详细的揭发批判。空廿九师师长讲了半天多，讲了很多材料。郭子谭同志是很不简单的。
三、犯错误的原因。
（一）首先我们军区有责任。支左中我们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方面军区开了会，作了检查，接受了同志们的一些批评。你们开始所犯的取缔“红总”的错误，是在军区直接指示和支持下犯的，军区要承担责任。我们自己对这场文化大革命长时间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治乱的情绪，保守的思想，也影响了你们，带着你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以后117号文件下来，十条命令一公布，军区只顾了自己，没有抓对下面的帮助指导。那时我们这里，要打倒我的“投降主义”、“和稀泥”，搞得很紧张。有些人就是认为支持对了，不承认错了。原因是带着唯成分论的观点下去，就看不惯造反派。是老框框，看不到阶级阵线已经变了，老工人、党团员分化了。结果就死死地扭不过来。后来保守势力冲省革委会，被造反派包围了，把保守派打了一些，举了稻草。我们有些干部更是理解不了，就说省革委不是革命的。“五·卅”、“六·一”事件时，也搞得很紧张．会是错误的，当时认为是部队自发搞的，后来揪后台，查出师以上干部六人，重要的四人，后来开了几天大会作了批判。中央讲：煽动战士造反，性质是反动的。你们那里关于“红总”的平反问题，报了材料来，我们没有很好研究，直到张春桥同志表态之后，我们才也表示同意。客观上，在军委会议上，我和南京军区杜平政委研究过，徐州的文化大革命问题由他们管，但这不能作为推卸责任的理由。在我们的错误领导下犯的错误，不能推给南京，我们要负责任。此外，军区机关还向你们散布了不少错误的东西，如对王效禹同志的看法问题，说什么，在青岛是左派，到济南不一定是左派；过去是左派，现在不一定是左派。以至喊打倒王效禹同志的口号，等等。你们所犯错误，军区有直接的领导责任，这个责任要军区党委、常委来负，首先是我来负。你们对军区常委有什么意见，欢迎批评。
（二）你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理解。正如林副主席说的：“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命。这种革命，许多同志没有准备，没有认识……”林副主席还说：“进入了新的社会制度，做的新的事，脑子里还是老的一套概念。”这就是说，我们虽然革命多年，但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旧的条条框框很多，因循守旧，右倾保守，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象我们这些人，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的：“官作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对上跟不紧主席、跟不紧中央；对下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不去很好听取群众的意见，肚里很空，凭着一知半解去领导支左，没有不犯错误的。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都有一个思想改造问题，要很好触及灵魂，狠斗“私”字，好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吃老本是不行的。这一点军常委同志很值得注意。
（三）你们犯错误并不奇怪。从军区来看，除六十七军、守备二十四团等少数几个单位始终是正确的以外，都或轻或重地犯了类似的错误，不同的只是改正得快慢、即林副主席讲的转弯子好坏的问题。毛主席亲切地教导我们说：“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改了，就好了。”又说：“只要痛痛快快，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就取得主动了。越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就越会被鬼缠住，越陷越深，老是被动，最后还是得解决。”对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些亲切教导，我们体会是很深的，你们通过自己的实践，应该有更深刻的体验。
从改正错误方面看，二十六军改正得最早，也改得很坚决。五月上旬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急欲改正，就发报到军区和省革命委员会来，态度很诚恳，我们派了三结合的代表团，经过他们的努力，革命群众和代表团的帮助，他们改正了错误。接着是省军区，五月底发表了五点声明，当时遭到我们济南军区机关和直属队一部分人的抵制，发生了严重的“五·三○”、“六·一”事件，中央批了内蒙事件和批了省军区的声明以后，才把这股风煞住了。前车之复，后车之鉴，这些经验教训，按说你们本应及早接受。记得张轾（钅＋至）秀同志去上海看病的，我听张春桥同志说，徐州六十八军搞得不大好，就打电话告诉了你们。后来发现山东三大左派组织都支持徐州踢派，我又要你们注意。你们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拖拖拉拉直到现在，是完全不应该的。你们派学习团到北京、到上海，去也是对的，但是要知道，那里的部队是没有犯你们那样的错误的。我们这里支左最好的有六十七军，在全国可以说是第一流的；杨代总长曾经接见六十七军的负责同志讲，全国支左好的有三个军，首先是六十七军，其次是二十军和二十一军。改正错误好的则有二十六军和省军区等。这都是典型，你们为什么不去呢？那怕派一个小组去学习一下也好嘛！徐州的二十九师是中央通报的全军学习的榜样，就是守备二十四团是你们直接领导的，他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英勇奋战，百折不回，你们又向他们学习了些什么呢？把守备二十四团在你们全军推广一下是很好的。舍近求远，根本不是去学习；错误的立场不转变，也根本不会学到什么有益的东西。其实要学习何必跑那么远呢，你们本单位就有学不完的东西。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你们的防化连有些人是走得比较远的，但也有坚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那天你们都一起听了防化连两个战士的汇报，两个战士是很好的，讲得何等生动有力，何等好啊！有这样好的战士，连里有人打了他们，还是急着回去搞战备，不怕挨打。我听了深受感动。深深觉得，他们比我们进步很多，需要老老实实向他们学习。毛主席在《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的批语中说：“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毛主席这个忠恳的教诲，通过文化大革命，感到更加现实和亲切，我们真的落在小将们后面去了。就拿这次会议来看，处长们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情况，讲了很多很好的有水平、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意见，没有他们的参加，不会有这样大的收获。现在看，来的少了一点。会开得好，还要感谢这些处长同志。他们是深入实际，有真知卓见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两条路线斗争理解的很深刻的，而你们有些人，却总是把道听途说当作宝贝，对一些走廊新闻、马路消息信以为真、津津乐道，或者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你们有些同志又确有这种情况，要引为教训。毛主席去年十一月就教导我们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为什么就不能去掉怕字，换上敢字，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离开会议桌，走出办公室，真正深入到群众里面去，更多地听听群众的意见呢？听了郭子谭同志的发言，我觉得他确实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怕困难，敢字当头的。是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和掌握全局的。你们机关、分队少数人还围攻人家，是很错误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没有掌握一定的第一手材料，没有主见，没有不跌跤子的。
毛主席说：“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高”。林副主席也说：“犯了错误就要高姿态，早认错比迟认错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改正的越快越好，这样群众就会满意，就会谅解。”很多事实证明，确是如此。尽管我们犯了那样严重的错误，把造反派整得那样苦，一旦我们改正了错误，支持了造反派，造反派马上会转过来拥护我们，我军的威信就会大大提高。真正拥护解放军，爱护解放军的，还是造反派。你们那里，二十九师就是个榜样，坦克二师，二○三师，六○六团，汽车三团也都不错。现在他们在踢、支两派都有发言权。你们就差些。踢派认为你们有些人还没有真正的转过来；支派也不大信任。我们这里没有改正错误的时候，造反派火气也是很大的，我参加红代会，要揪我这个“后台”，又叫我站起来，但当把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并坚决支持他们时，他们反倒鼓起掌来了。我们现在和省里几个大组织的关系是不错的。只要同志们真正转过来，威信会很快提高的。
在插话中我曾讲过，你们是落后了。这是就几个大单位讲的。但不要悲观，只要按照这次会议精神，带着部队转过来，是会赶上去的。必须严肃注意林副主席对我们的警告：“有错误不认错，遮遮盖盖、拖拖拉拉是不好的，坚持不改是危险的，抗拒的办法是不行的。”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殊死搏斗，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必须认真对待。
第二，关于王效禹政委和他处理徐州问题的路子。
一、关于王效禹政委：对王效禹同志，过去不熟识，二·三夺权以后才开始认识和有所了解，真正了解王政委，还是在五月份以后的这段时间里，也是我们军区犯了错误以后，才从错误中认识了正确的方面，认识了两条路线斗争，也才真正认识了王效禹同志。
王效禹同志是个老同志了，一九五○年就是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艰苦朴素，埋头苦干，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历来如此。最可宝贵的是他的敢于造反的革命精神。过去传说的他被打成“右派”。实际上是舒同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的政治迫害。那是一九五九年，他曾被撤职、降级、贬到基层工作，一九六二年才平的反。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是青岛市的副市长。当谭启龙、张敬涛等在青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一个人站出来，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旧省委决裂，公开声明要作他们的“叛徒”，因而又遭迫害。但他始终威武不屈，坚持斗争，坚决和革命造反派团结战斗在一起，就是在被软禁的期间，他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反对挑动工人农民斗学生的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快就发现了他，回了电报，并要他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一直支持他的革命行动，特别在他处境困难时，更是大力支持他。
“一·二一”他领导青岛夺权以后，又奉中央文革的指示来济南领导了全省的夺权斗争。关于我们军队犯方向路线错误，是他最早发现的，三月份就向我们提出来了。就山东医学院问题，向我们指出，我们弄不好要犯方向路线错误。但我们没有很好认识和觉悟。后来转弯，“下楼”，主要是中央的支持和帮助，军内外广大造反派的帮助，与王政委的支持帮助也是分不开的。根据我和王政委共事的这段看，他对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是很好的，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确理解得深，跟中央、跟毛主席跟得紧，处理问题水平是高的。阶级斗争经验很多，决心很快，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又很谦虚，我很佩服。他是值得我们好好地、老老实实地学习的党的好干部。他现在是我们的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坚决相信，我们军区部队在王效禹同志亲自参加领导下，定会在革命化、现代化的道路上，沿着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
我为什么讲讲王政委，因为有些同志至今还不大了解和理解王政委。
二、王政委处理徐州问题的路子。王政委到徐州处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指出的路子，是正确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且迄今为止，徐州的革命造反派和新成立的卫戍区党委，坚决地执行了王政委的指示，是按照他所指的路子走的。
首先，王政委肯定，徐州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军队犯了错误引起的，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军队。支、踢两派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斗争。斗争和斗争的加剧以至于发展到今天，是由于你们军常委犯错误和坚持错误造成的。因此，王政委首先和主要抓军队的转弯子问题。是抓得对的，以后的发展看得更清楚。几次的反复，没有一次不是与军队，首先是与你们常委转弯子好坏有关系。你们听了新太县武装部刘部长的报告，他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转弯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徐州两派的斗争既然是路线斗争，想调和、折中是不行的。既然踢派代表大方向，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就应该要求和帮助支派承认错误，向踢派靠拢，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作为军队来说，你们过去把支派带错了，现在就应该把他们带回来，带着他们一块转好弯子。你们如果仍然支持他们原来的立场观点，与踢派闹对立，或者搞两个核心，分庭抗礼，其实质就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实际上是害了支派，是错误的。对支派还不是一脚踢开。
徐州今后的路，还是要走王政委指示的第三条路。在这个问题上，我看有些同志在认识上有错误，主要是怎么样理解王政委指出的这条道路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最近发出革命大联合的号召一样，造反派一致拥护；保守派也在那里大喊大叫着“拥护”；他们的拥护是从右的角度来理解的，是抽掉了革命的灵魂的，毛主席提的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抽掉革命的灵魂，空谈联合，那是合二而一，折中主义，投降主义。王政委指出的徐州两派联合起来，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条件就是上面说的，支派必须真正承认错误，接受教训，向踢派靠拢，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实现以踢派和支派中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早起造反的革命群众组织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这条路，踢派经过做工作，是接受了的，只是支派在你们的错误支持下，继续向右转，难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怎么能怪踢派呢？而且迄今为止，真正的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始终为踢派高举着，并且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那些指手划脚地指责踢派破坏大联合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起码也是一些糊涂人。王政委对支派中几个早起造反的组织，也是支持的，在徐州几次接见他们，后来又在济南专门接见过他们，你们要赶快带着他们一块转过来。
王政委处理徐州问题，除了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原则性以外，还表现在他的方法的灵活性的方面。他总是启发你们自己认识错误，没有公开指出两派的性质，并曾尽量地想从保留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方面寻求解决办法。这主要是考虑到有利于部队的转弯，有利于两派矛盾的解决，也照顾到其他方面的因素。王政委曾经说过，他在徐州的公开讲话的调子，是中间偏左的。事情闹到后来这一步，主要是由于你们一部分同志转弯不好，影响支派继续向右转造成的。比方说，王政委建议的支、踢两派和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写个报告，就是由于支派的阻挠破坏而落空的。以后他们又纷纷发表声明，退出徐革会，使徐革会实际上垮台了。由此看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确实尖锐复杂的，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徐州连续多次掀起反王政委的逆流，是个严重问题。必须严肃地指出，王政委是受中央文革委托去处理徐州问题的，因此，对待王政委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待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态度，也是对待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特别在你们一部分同志抵制王政委而空二十九师坚决拥护王政委的时候，中央对二十九师电报的批示，实际上是对你们的批评，某些同志至今仍不觉悟，是非常错误的。
为了抵制王政委处理徐州问题的指示，你们直接领导下的部队擅自上京告状，抵制正确的东西的贯彻，私设联络站，造谣、诽谤、谩骂站在正确路线上的领导干部；擅自上街游行，在军内制造武斗，以至发生全国罕见的殴打地方造反派事件等等。这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内蒙事件的边沿，只是没有拉着队伍到北京闹去就是了。部队混乱到如此程度，完全是由你们自己造成的，责任在军党委的常委，不能责怪下面。有的时候，你们的态度不明朗就是纵容。这我们有教训。“六·一”几千人错误集会，主要是由于我们对“五·卅”一千人错误集会态度不明朗所造成的。正如列宁所说的：“无政府主义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六十七军为什么没有那种情况呢。二十六军转得快也没有那种情况；空二十九师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也曾受你们影响犯了错误，为什么就没有出现你们那种情况呢？这除了平时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管理教育基础外，主要是因为你们领导上右倾保守和改正错误不坚决，对所犯错误没有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纲上来检查所造成的。
徐州卫戍区党委的成立，不是什么派性的产物，而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需要。他们坚决遵循党的方针、政策，按照王政委的指示领导驻徐部队的支左工作，立场是坚定的，旗帜是鲜明的，措施是积极有力的。他们跟上跟得紧，靠下靠得近，情况非常熟悉，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没有卫戍区党委，徐州的形势不会象今天这样好。因此，你们八月初建议成立这个党委和军区批准你们这个党委，都是正确的。拼命地跟卫戍区党委唱对台戏的那些人，无疑是极端错误的。这个卫戍区党委待新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可视机撤销，要防止包办代替革命委员会事务的错误。我们就犯过这个错误。在省革委会成立后我们还保留了庞大的支左指挥部，人家说是两个政权，当时还接受不了，后来检查就是那样。
有的同志说：“不能提统一到王政委的指示上，要提统一到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上。”这话是没有错的。但是拿了这个话来抵制正确的领导那就不对了。王效禹同志是很谦虚的，从来作报告，都一再声明不是指示，反复强调要按最高指示办事。问题是我们的党、政、军、民总有各级领导，领导的责任就是替下面出主意想办法，总不能大小事都要党中央毛主席表态，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已为中央肯定和委托，他的意见已为中央肯定和支持时，再到处散布怀疑的空气，就不对了。我们对自己的领导，有权审查他的指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如果符合，就应该坚决执行。如果发现自己认为有不符合的地方，可以提出意见，但不能自以为不符合就擅自不执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问题，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很多，千万不要总是自以为是，而要善于自以为非，首先怀疑一下自己。要十分注意听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还要注意听造反派的意见；听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理解得好的同志的意见，拒绝学习，就是拒绝进步，不服气是不行的。
第三，“八·三一”事件问题。
关于“八·三一”事件，郭子谭同志有个系统的说明。对于这个事件的性质，王政委在青岛接见李布德和郭子谭同志的时候，已经讲了，在军区政工会议上又讲了，已经很明确。这次王政委出发前，我又专门问了他，他说李布德、祖岳嵘二位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王政委意见，就不再重复了。有些同志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抵触情绪那么大呢？我看不外乎有这样几点：
一、原来的错误没有很好清算，弯子还没有真正转过来。
二、由于立场没有转过来，所以对正面的东西就不能很好地学习和正确地理解，对小道上的东西却特别感兴趣。
最近山东地区有些人就因为关锋、王力犯错误，也怀疑起王政委、怀疑起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来了，这是错误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主席批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一次总理、陈伯达同志接见山东代表团，我参加了，伯达同志讲，王效禹同志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是可以信赖的，建议作为山东的领导核心。周总理也讲，这是经过研究的。你们徐州也有借此反王效禹同志的情况。有这种情况，借题反王政委的，希望你们警惕，不要上当。
三、总的还是对两条路线斗争不理解。
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但缺乏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缺乏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深厚感情，一弄就陷到现象进面去，抓住个别的枝节问题，无限上纲，结果又否定了造反派的大方向。看来世界观的改造，立场的转变，没有几个反复是不行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今后还会有反复，但希望你们军的领导干部能从这一系列错误中认真地吸取经验教训。“八·三一”总的说是对的，缺点是有的，如抓人久了些，多了些，群众运动么！而且卫戍区党委已经做了工作么！只能做工作。有些同志对发枪有意见，其实林副主席讲过只要是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就可以武装。山东就准备武装三个师。
第四，今后意见。
一、总的是要以斗私批修为纲，狠斗我字。狠触灵魂，破私立公。必须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而不要总是把自己当作诸葛亮，老子天下第一，放不下架子。错了就是错了，不要死不承认。要以《老三篇》为座右铭，狠抓世界观的改造。这是个根本的东西。再好好看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真地解决一下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真正地接受教训，真正从思想上认识错误并彻底改正错误。
二、在座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同志了，要按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吃老本，就会逐渐地亏本，以至走向背叛革命的道路。你们在徐州地区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必须承认，徐州两派的斗争，多少人的伤亡，多少资财的损失，当然是党内走资派和坏人的挑动利用要负主要责任，军队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党内走资派和坏人也是利用了你们。“七·二四”事件后，本想抓几个人的，后来王政委指示，只要“三·一八兵团”这个武斗组织解散了，不再作恶，可以不必抓了。直到“八·三一”、是没有抓人的。只是在“八·三一”事件后，才被迫地抓了点人。如果不是你们一部分同志纵容支持支派继续坚持错误的话，“八·三一”事件不一定会发生，抓人和伤亡的事也不会出现，这笔账你们军里的某些同志是有责任的。希望你们不要再错下去了。那样对文化大革命，对自己都不利。现在的问题，总的也还是认识问题，继续滑下去，就不一定是认识问题了。要提醒同志们一下，不要在这里学得不错，回去听了一些流言蜚语，又走回头路了。
三、你们的一部分部队搞得不象样子，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通过积极的政治思想工作。
你们应该到部队里面去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说明自己是怎样犯错误的，犯的是什么错误，又是怎样转的，一些重大问题应该怎样正确认识，把部队从错误的道路上再带回来。要分工，抓紧进行。你们各师问题不大，主要是机关和个别的直属部队，现正在野营，要在野营期间抓紧解决好。再就是要大胆管理，不要再纵容。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稳住部队，你们有少数部队没有稳住，这是领导上的失职现象。必须强调，我们是军队，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要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这“三性”要在部队中进行教育。一个脱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组织纪律涣散的部队，是不会有好的战斗力的，就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军队，这必须向干部讲清楚。他们继续这样闹下去，是很危险的，是纪律所不允许的，弄不好要走上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道路。内蒙事件已有先例。真正严重的，要有处置措施，要有纪律约束，要作严肃处理。军以下不开展四大，什么串连会，联络站，都是不合法的，必须立即解散，不听的要执行纪律。要告诉部队，有他们提意见和讲话的机会。每年春天学习管理教育条例和年终总评都可以提意见。有些部队的内、外部关系搞的很对立，要教育他们转过来，坚决改正错误，要敢于在斗争中锻炼，不要一有问题就调走，这并不是一个最根本的唯一的办法。根本的是从思想教育着手。
四、徐州文化大革命的局势，从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月二十三日批示空二十九师的电报后，已经定了，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驻徐部队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踢派，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要再动摇，对支派由早起造反的组织和受蒙蔽的群众，还是要带着他们转过来，这对徐州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好处，不这样做，还是要乱的。当然，我们也不怕乱，只要左派占了主导地位就没关系。你们现在的错误的办法，只会造成不利的情况。关于对革命大联合的正确理解，我们都应该再好好学习一下毛主席最近的一系列指示，活学活用。并请你们再看一看李再含同志的那篇文章，和王竹泉同志在军区三支两军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以无产阶级的立场、革命的立场来正确理解，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正确理解，当你对某些问题还不理解的时候，认识上的分歧是可以允许的，可以充分地讨论研究，一时想不通，也允许暂时保留，但有一条，不要背后搞小动作。唱对台戏，搞小动作就不是认识问题了。
在军队内部，要坚决地支持那些转得好的同志，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诚心诚意地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充分发挥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的作用。防化连搞什么“指挥部”，班长为总指挥，还打人，是非法的，不能支持，要制止。没有左派的立场和感情，是支不好左的。当然对转得不好的同志，也不要歧视，要满腔热忱地去帮助他们，主动承担责任。不要企图让转得好的同志保护你们，而必须是你们自己去向部属做工作，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要挺身而出。只要态度明朗了，部队是会跟着转的，要相信广大的指战员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他们只是一时受了蒙蔽而站错了队，不要去责怪他们。
还有一点请注意，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考验干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历史关头。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其中首要的是看你拥护和执行什么路线，这一点非常重要。林副主席也指出干部的三条标准，就是看干部的大节，看他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突出政治还是反对突出政治；有无革命干劲。过去最严峻的是在战争中考验干部，现在就是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考验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发现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各级党委和领导都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刚开的不久即说过这样三句话，要受得起委曲；受了委曲不埋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得起考验。
五、现在徐州的形势是很好的，阶级阵线已经很明朗了。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很清楚了，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形势确实是大好的。今后的形势，会愈来愈好。有的同志担心，我看是不必要的。反复可能会有，只要军队改正了错误，帮助踢派掌握好政策，是翻不了船的。即使有的反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改正错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才是很好的出路。
六、你们这次会议，最好能产生个决议出来，报告一下中央和下达部队，对上是个表示，对下也有个交代和决心。
七、回去后，把工作安排一下，再视情况召开个卫戍区党委扩大会议（或支左工作会议），军的负责同志都参加，听一听驻徐各单位的批评意见。你们军常委也可以借这个机会作个检讨，表明一下态度，以便把驻徐部队的思想、步调统一一下。
八、对文化大革命来说，我们都是从错误中过来的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又说：“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谨慎了，可以少犯错误。我们希望所有犯过错误的人都有免疫力。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危险，更要警惕，因为没有这种免疫力，容易翘尾巴。”因此，我希望同志们不要灰心，不要背包袱，不要有悲观的思想，要挺起腰杆来，勇敢地迎着困难前进。要感谢曾经批判帮助自己的那些同志。你们通过这次会议，深刻地认识了错误，这是彻底改正错误的良好开端，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去实现。在改正错误当中，还可能犯错误，怎么办？错了就改，不坚持错误，这就是我们的办法。
王政委不在家，我对徐州情况又了解得少，就讲这样几点。讲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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