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2-7 作者：宋任穷
宋任穷我们最敬爱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万分关切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去年八月，中央决定沈阳地区三大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军队的同志和地方干部，到毛主席的身边——北京来开会，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在百忙中亲切地多次接见三派的代表、军队的同志和地方干部，作了极为恳切、极为重要的指示，给我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特别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以及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在京学习的军队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地方干部，我们也幸福地受到了接见。这是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鞭策，从而促使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给东北地区尤其是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和委托，心情万分沉痛。在这里，我再一次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请罪，向沈阳驻军广大指战员请罪。在运动中，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对我的错误作了严肃的批判，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帮助。今年五月中旬，我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在此期间，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八月九日讲话和江青同志九月五日重要讲话，又多次面聆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谆谆教导和严肃恳切的批评帮助，使我受到了最深刻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教育，使我认识和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继续前进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对中央领导同志和沈阳军队同志及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和帮助，表示诚恳接受和感谢。
下面，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同志们检讨前一段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很不理解，对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很好领会，对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中“修养”的毒较深，所以在十一中全会前，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采取国民党“训政”的办法，急急忙忙派工作队，传播刘、邓的“黑三条”、“黑八条”，发表宣言文章，划框子，定调子，打击刚刚起来的革命造反派，保护一小撮，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又由于我对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对自己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挖的不深，没有很好触及灵魂，以致在贯彻执行《十六条》的过程中，在对待“炮打司令部”、支持革命派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不是“敢”字当头，仍表现为“怕”字当头。怕群众分裂成两派，怕公开坚决支持革命派，受围攻，怕省委瘫痪，怕东北局瘫痪，无人负责。一句话，就是怕群众，怕革命，怕革自己的命。由于我执行了错误路线，使一些单位的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这是极端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再一次地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我才逐步端正态度，开始公开支持革命造反派。但是，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新阶段，由于认识落后于形势，对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又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路线错误。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份，我说服动员军队共同支持了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当时搞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在当时辽大八三一红色造反团、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等三个主要大学的革命群众组织还没有参加，原省委内部的阶级阵线还不够分明，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站出来的情况下，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不是群众运动水到渠成的结果；让军队代表和地方领导干部参加进去并当常委，是不对的。事前，我虽然曾向筹备“辽联”发起单位的代表建议推迟召开成立“辽联”的誓师大会，以便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大联合的工作，但最后我还是同意了采取两步走的办法：即：先开“辽联”成立誓师大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一个基础；然后经过工作，把暂时尚未参加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地吸收进来，巩固和发展这个大联合。我所以同意这个办法，除了我认为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大联合，符合大方向，应当予以支持外，还由于自己也有急于搞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思想，并认为辽大、东工、沈农这三所大学革命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一时也不易消除，先成立起“辽联”，也许会促进他们很快地联合起来，消除“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对辽大八三一，我虽然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但对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看过了头（如有一次讲过辽大八三一搞分裂不对的话，并错误地引用了张国焘搞分裂的例子），便误认为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先联合起来，也许有利于促进辽大八三一及早地参加到革命大联合的行列里来。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用压力迫使辽大八三一改正错误后再参加大联合的错误做法，形成了支一派压一派，伤害了以辽大八三一为骨干的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广大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加深了群众中的对立情绪，是极端错误的。我在这里向沈阳八三一派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同时，把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排除在“辽联”之外，没有积极说服沈农革命造反团参加大联合，也是极其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由于我支持“辽联”而没有支持沈阳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也使军队跟我犯了错误，其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同时，军队由于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短，情况不了解，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其他错误，也同我向军队介绍情况不够、不准，或者积极建议不够有很大关系。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完全责任。如一九六七年二月间，辽宁军区对东北局机关的出兵，就是我提出的；我还同意抓了东北局机关“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的三位同志。这是极端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
“辽联”成立以后，由于我错误的认为东北局、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得差不多了，则急于筹备成立省革命委员会，而没有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集中力量，集中目标，彻底揭开东北局和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尤其是东北局书记处。相反，一九六七年四月间，我对东工红旗、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等革命小将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方的革命行动，不但不支持，还公布了东北局书记处一个极其错误的《三点意见》。后来，中央明确指出，这个《三点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实践证明，效果是很不好的，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更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当中央指出这个错误，我才逐步认识到，把那些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方的革命群众，宣布为保守组织，并命令他们退出东北局机关。这就直接打击了革命群众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的革命积极性，直接起到了保东北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马明方等人和保书记处的作用。效果确实很坏，加深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在一些单位中形成了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使东北局和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分歧公开化，使一部份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的关系更加对立，给军队支左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总之，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严重影响了大联合，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这个《三点意见》是我们在北京制定的，不经请示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就匆匆忙忙擅自发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原则上都是极其错误的。
《三点意见》发布后，我们又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做法，积极推行《三点意见》，更是错误的。如对于《三点意见》的形成过程，经过接待工作讲了一些不应该向外讲的话和讲了一些错误的看法，无非是要人家相信《三点意见》是正确的，让人家来支持《三点意见》。这种作法是恶劣的，后果是很坏的。特别是压制了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我在这里向“辽革站”的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
当中央指出《三点意见》的错误后，我还想以东北局书记处的名义收回，经过征求顾、喻的意见，遇到他们抵制收回后，我对执行中央指示，表现了不坚决，拖了较长时间。这是很错误的。在中央负责同志的亲切帮助下，才以我个人名义收回了《三点意见》。
在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立场错误，路线错误，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后果是严重的。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在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不得不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怀和解决沈阳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并对我进行了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使我内心极为不安，心情万分沉重，深深感到自己是有罪的。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请罪，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请罪，向沈阳市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向沈阳驻军广大指战员请罪。
总之，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是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一次大暴露。
我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外，近几年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也犯有不少错误。如在一九六二年东北局书记处曾向中央表示同意刘邓以中央名义批转的一个叫着“非常时期”文件的精神，并要求中央给东北地区调拨物资，而没有认识到他们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结果犯了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和不顾大局的错误。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间，在我亲自参加制定的阜新市平安煤矿工作十二条（草案）中，没有很好抓住人的思想革命化，却偏重于强调物质刺激，强调改革规章制度先立后破。这是很错误的。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在农村四清运动中，执行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制定《二十三条》，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错误才得到纠正。但《二十三条》公布后，我还提出过一进村就可以实行三结合，这就直接违背了《二十三条》中所规定的逐步实行三结合的政策。这是极其错误的。一九六五年我在东北地区京剧现代戏会演的讲话中，对文化艺术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估计过高，直接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的精神，在客观上起了保护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自己在较长时间内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理解很差，对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认识很差。再就是东北局几年来对学习主席著作这件头等重大的大事，抓得很不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从以上的错误中可以看出，我虽然是要跟主席的，但我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与刘邓是有共同点的。
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以犯这样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很好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有很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因而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去了，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准备，缺乏革命警惕性，在较长的时期内没有认识到我们和刘邓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没有识破他们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种种罪恶阴谋，加之中《修养》的毒较深，因而对他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仅没有坚决抵制，反而过去在一些问题上，却盲目地从组织上服从他们，在思想上也受到了影响。这些就是我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基础，也是我犯错误的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政治上最好的望远镜、显微镜、照妖镜，照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的原形，把他们拉下了马，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决心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坚决肃清他们所散播的种种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
我在这里再一次表示衷心地欢迎同志对我的错误继续进行揭发和批判。我决心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在斗私中批修，在批修中斗私，不断地同私字作斗争，深挖自己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真正做到：干到老，学到老，改到老，跟到老。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这是主流，必须肯定，不能动摇。同志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是我们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一支伟大的革命军队。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关于“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教导，尤其是要坚定不移的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积极地热烈地开展拥军活动。“拥军爱民”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一个伟大的战略口号，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推向前进。因此，广大革命群众要诚心诚意地永远热爱人民解放军，永远拥护人民解放军，永远学习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推动文化大革命不断地前进。
最后，我向大家表示，一定要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要坚定不移地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和大家一起以“斗私、批修”为纲，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反复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的斗争大方向，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迅速掀起革命大联合高潮，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
打倒彭德怀！打倒罗瑞卿！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宋任穷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来源：原载《中共中央转发宋任穷同志的书面检讨》，1968.01.24；中发［68］13号。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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