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2-13 作者：[待确定]
我是清华大学一个共青团干部。
在党的教育下，我在五三年加入了共产党，五九年在清华自控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了原团委副书记的职务。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受到刘、邓路线很大的毒害，我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执行了蒋南翔修正主义路线，辜负了党十几年来对我的培养教育。想到这里，内心是十分痛苦的。
但是我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于党、对于毛主席，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永远不会忘记党对我的教育与培养。
看了《红旗》第三期社论，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感到无限亲切。
(一)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当头棒喝”，谆谆教导，广大革命群众的“猛击一掌”，使我开始惊醒，看到自己已经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半年，我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沉痛地回顾过去所走的每一步，努力地从头学习毛主席著作，艰难地迈出新的第一步……。这是我入党十四年来，第一次这样深深地触及自己的灵魂深处。我发自内心地深深感激党和毛主席对我的爱护和挽救。今天，我含着热泪向党宣誓：誓死要回到毛主席一边来，永远再也寸步不离开党和毛主席。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严峻的考验。开始，我被错误的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被群众的批判斗争吓得抬不起头来。“私”字当头，不敢往前看。在这关键时刻，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学习了“老三篇”。打开语录，看到毛主席的亲切教导：“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使我骤然增添了克服错误，振作起来的勇气。既然犯了错误，就要正视错误，把它作为学习走路的“学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要把它作为终生难忘的教训。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最可怕的不是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而不知错误和坚持错误。
就这样，我下决心一切从头开始，重新写自己的历史。
(二)开始时，我只是闭门检查自己的错误。但是有许多问题并不真正理解。当时心里想：“许多问题我们是执行中央指示的，在笔记本中还能翻到‘中央’指示的传达，怎么算错的呢?算是修正主义呢?”但不敢说，苦思苦想，得不出答案。后来，盖子一个一个地揭开，从彭真到陆定一；从中宣部到团中央；从前市委、高教部到前校党委……，一条又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被揭出来了。特别是十一中全会后，揭开了修正主义的总根子刘、邓黑司令部后，思想上才豁然开朗，恍然大悟。原来我上了贼船！
毛主席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我开始把自己从关心个人小圈子中解脱出来，关心和注视着批判刘、邓的斗争。斗争愈来愈深入，这时，我才真正开始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开始认识到：如果不彻底清算刘、邓路线，不挖掉中国党内修正主义的总根子，那么对自己过去错误的清算是不可能深刻的。批判刘、邓，也同时批判自己头脑中的修正主义。
回忆自己犯错误的过程，就是接受刘、邓思想的过程。从入党前就学“修养”，结果愈“修养”愈修。刘少奇要我们做“驯服工具”，邓小平对团干部警告说：“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同级党委的领导，离开同级党委领导，还有什么领导”，“关键只有一个，你们把这一条站稳了，犯一万条错误，也是基本上正确的，……团没有脱离轨道，错也是党错”。这些奴隶主义的反动纪律长期以来成了我们的紧箍咒。我们紧紧跟啊，作同级党委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结果跟得愈紧，离开毛主席就愈远。(当然，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
从切身的经历，我开始痛恨刘、邓，痛恨刘、邓所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天我才看透它是“糖衣炮弹”、“无声手枪”。正如林副主席说的，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我开始认识到，应当把清算批判刘、邓作为认识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核心，作为我转变立场的开端。
我认真地学习了首长的讲话，回顾了解放后十七年来两条路线的斗争历史，深深感到这是关系到党、国家、民族命运的生死斗争。不彻底批判刘、邓路线，就会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而要从政治上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打倒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还需要作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共产党员不能置身度外，应该起来战斗！
两个多月来，我系统地翻阅了刘、邓的一些材料和过去笔记本中的传达报告，到有关单位看了揭露刘、邓的大字报，收集了一些材料。我和团委其他两个干部在一起写了几篇系统批判刘、邓的大字报。(主要有《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邓小平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行一百例》；《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等)。在批判中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愈批判，愈看出刘、邓反毛主席、反中央的恶毒本质，愈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愈加深了对刘、邓的憎恨，愈领会毛主席的正确伟大。
这几份大字报作为我们与刘、邓路线彻底决裂，回到毛主席一边的第一步，作为“归队”的“报到决心书”。请中央文革批判指正。
(三)前几天，发表了《红旗》第三期社论，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听到了伟大毛主席的声音，感到无限的亲切，无限的温暖。特别是第三段，毛主席亲自修改的，体现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我是含着热泪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读着这些字句的。毛主席啊！您老人家是多么了解我们现在的心情啊！我犯了错误，您伸出有力的大手把我拉起来。我跌倒了，还要爬起来。党对我们犯错误的干部愈是这样，我就愈加从内心感到沉重和羞愧。毛主俯啊！请看我今后的行动吧!我不会辜负您老人家的谆谆教导。
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但我还年轻，还要革命。我不愿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殉葬人，而要决心争取作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与群众对立、抵触，是犯罪的行为，消极、躺倒，对共产党员来说等于背叛。我决心要彻底转变立场，作一个共青团干部的造反派，造刘、邓的反，造前市委的反，造团中央的反，造前校党委的反，造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
由于去年六月初，刘、邓派的工作组一进校就把数百名校系干部全部打成“黑帮”，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这种形“左”实右的做法，包庇了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严重地混淆两类矛盾。这种做法和恶果，至今还严重存在。“黑帮”成了干部的代名词。
据我所了解，原来清华的干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中，决不是铁板一块。党中央指示的对干部要作阶级分析、区别对待，同样也是符合清华实际情况的。只有原校党委中的一小撮才是蒋的死党。大多数中下层干部，长期受蒋南翔毒害、控制、利用，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但还不是自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全部中层以上干部打成“黑帮”，这对干部说来，的确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据我了解，运动以来，在干部中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在群众的斗争烈火中，烧去了满身污垢，站了起来，革命的决心更大了。积极起来参加战斗，在斗争中彻底改造自己。
2．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有革命的愿望，要站起来。但决心还不大，无穷的忧虑，顾虑重重。
3．“私”字当头，只求不再犯“新错误”，凡事不表态，不发言，消极等待后期处理，等中央具体政策。
5．少数人顽固不化，至今保皇，对群众运动抵触对立，等待翻案。有的甚至有秘密活动，破坏文化大革命。
我在前一阶段，基本上是第二种状况，近来，正向第一种努力。一定要坚强地站起来，永远革命。
我深深地感到，现在唤起革命的和虽有错误但还愿意革命的干部起来，改正错误，投入战斗，的确是时候了。《红旗》第二、三期社论对干部的震动极大。我恳切地希望能够因势引导，狠触一下干部的灵魂，要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靠边站，反革命的滚他的蛋，斗倒，斗臭。我相信，经过群众的批判、帮助，多数干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是可以回到毛主席一边的。
我反复体会林副主席所指出的话，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运动初期，群众出于对修正主义统治的愤恨，对干部采取了激烈的行动，甚至许多干部被群众认为是“黑帮”，我始终认为这些是革命的行动，无可非议的。它的确深深地触及到我们的灵魂，狠狠地批判了我们的错误。不这样，不足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能深刻地教育干部。这种批判不是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我自己过去的错误一定还要继续进行批判。我过去犯了错误，对党对人民欠下了账，要一辈子还账，一辈子批判，吸取一辈子教训。
《红旗》第三期社论发表后，这几天报纸的报道，我都逐字逐句地认真阅读和领会精神，愈读就愈体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英明。但联系清华情况，也感到差距比较大。可能井冈山兵团总部前一阶段忙于整风问题的辩论，还顾不上研究这个问题。在清华没有组织大家认真学习《红旗》第三期社论，没有认真地、全面地宣传党的干部政策。至今尚流行着一些形“左”实右的作法。在某些系，最近几天，反而对干部进一步采取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行动。我曾恳切地要求到群众中去，到斗争中去，接受群众监督改造，但是也遇到一些困难。最近的军训，几乎全部校系干部都没有机会参加，不能与同学一起下厂下乡接受锻炼改造。许多群众至今不敢与干部“沾边”，畏而远之。有些群众心里也明白某些干部根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慑于舆论，不敢与干部讲话，或者只在没有人在时，才敢与干部说几句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利于团结最大多数，分化和争取犯有错误的干部，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前一阶段，虽然我们在某些方面还受到一些限制，但是我想决不能袖手旁观、消极等待。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用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刘、邓。《井冈山》报开始由于不知道《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是我们三个团委干部写的，刊登了。但随即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为此事《井冈山》报来调查过，并表示刊登了我们的东西是不合适的。此事，曾使我产生过一些顾虑。当我在学习“十六条”和《红旗》第三期社论后，又坚定起来了。我懂得党的政策是：“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应当允许犯错误，更应当允许改正错误，允许革命。革命是无罪的。我自己在想：只要是革命的，就应当抛弃一切个人私心杂念，要革命，总是能冲破种种障碍，找到自己战斗岗位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我恳切地请求给我改正错误的条件，给我进一步到群众中去，在火热的斗争中改造自己的机会。我认为，对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斗倒，斗垮，肃清其影响，毫不留情。对于其他犯有不同错误的干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能否让他们更多地到群众中去，到斗争中去，只有在斗争的火线中才能暴露每个干部的活思想和考验他们是否真正革命的，受到更多的考验，有利于改造。我从自己切身体会中觉得：这可能比目前在我校采用的对干部闭门思过的办法更能触及干部的灵魂。
我决心用自己的后大半生，努力为党工作，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将功补过。把文化大革命作为我一生的转折点。为党战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于以前我的错误，我愿意受到党的纪律严厉处分。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决不改变我入党宣誓的决心：献身共产主义事业。
由于长期以来，受修正主义的影响，以上想法很可能是错误的、片面的，作为对中央文革一个思想汇报，希望能够得到批判帮助。
致
清华大学 谭浩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
来源：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第十八期，1967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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