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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关锋在《光明日报》社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日期:1967-2-21 作者:戚本禹, 关锋

戚本禹、关锋

戚本禹同志讲话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光明日报》社的同志们问好。(众呼口号)你们这儿真对立啊!喊口号都分成两派。

穆欣同志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大家可以相信,中央文革小组对自己的成员,是讲原则的。

最近文革小组开会,在京的同志也有些议论,作了讨论。文革小组决定派我和关锋同志向大家表明态度。下面我讲一些意见,总的是对穆欣问题的看法,是经过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的;许多具体问题,只能代表我和关锋同志的意见,因为我们商量过。但总的对穆欣的问题怎么看,是经过我们小组讨论过的。

一、对穆欣同志的问题,应当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总的来看,穆欣同志到《光明日报》以后,报纸不是比过去办得更坏,而是办得更好,(关锋同志:这是小组的意见。)《光明日报》几年来工作有成绩。报纸的方向,总的来说,几年来是代表无产阶级说话,还是代表资产阶级说话?这不仅关系穆欣一个人的问题,也关系到大家。你们辛辛苦苦办报纸,究竟为无产阶级办报纸,还是为资产阶级办报纸?是《北京日报》那样的资产阶级报纸呢,还是无产阶级的报纸?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希望大家排除各种其它因素,站在正确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

《光明日报》原来不是无产阶级报纸,是资产阶级报纸,而且是合法的资产阶级报纸,民主党派机关报。特别是在五七年右派进攻时,储安平、章伯钧利用这个阵地向党进行猖狂进攻,我们反击,把阵地夺过来,派穆欣同志来夺取这个阵地。这几年,是否又变成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喉舌,还是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喉舌?我们看,这几年总的方向是无产阶级的。我们认为这是《光明日报》全体同志的光荣。(热烈鼓掌)归功于全体同志,当然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但是,这里面也有穆欣同志的一份功劳。我们希望不要抹煞这一点。

为什么说《光明日报》的方向基本上是对的,是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见呢?在整个文化革命中;几年来,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光明日报》是站在比较前面的。你们可以排队嘛。(《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光明日报》有很多缺点,错误,特别是穆欣同志有许多缺点、错误。但是这几年斗争相当激烈,《光明日报》在斗争中是站在前面的,支持了左派,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斗争。几个大的斗争,如对“合二而一”的斗争;京剧现代戏的斗争,有缺点、有错误,但整个来说是好的;农民战争问题,翦伯赞、范文澜、蔡美彪坚持帝王将相,而关锋他们的文章(论农民战争)、《人民日报》不登,甚至《红旗》杂志也不登,当时的副总编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登,《光明日报》,穆欣同志这儿登出来了,地位还很显著,这是很不简单的。

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斗争更激烈。穆欣同志站在哪一边?还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他基本上还是站在左派一边的,当然不是那么坚定,有弱点。你们一个记者到我这儿来,听到我的观点,穆欣同志就派人找我写文章,送给我很多书,很多资料,积极参加战斗。不仅找了我,还找了关锋、林杰同志。我趁此机会向《光明日报》全体革命职工表示感谢。(热烈鼓掌)当时别的地方不登我们的文章,你们《光明日报》登。我水平不高,文章一改再改,《光明日报》排字工人不厌其烦。我向《光明日报》的排字工人表示感谢。

《光明日报》在这些斗争中,没有迷失方向,站到毛主席一边,不可抹煞。考虑穆欣问题的性质时,应当正视这些问题。

穆欣同志自己呢?应当承认,他在文化革命中起了作用,亲自参加战斗。六一~六二年,有一个美化叛徒的反动思潮。他坚持原则,写了批判《桃花扇》的文章,还写了批判《赛金花》的文章,批判“国防文学”的文章。这些文章是好的,是革命的,当时写这样的文章是不容易的。

《光明日报》,穆欣同志和旧中宣部,旧统战部也是有斗争的。特别是旧统战部,一直是打击,排挤他的。旧中宣部还支持旧统战部打击他,这点是很清楚的。在打击最厉害的时候,他找过我,找过关锋同志,要求我们帮助他,很困难,他当时情绪很低沉。你们说他是统战部黑线,无论如何说服不了我,如果是黑线,统战部应欢迎他,为什么打击他呢?

他在领导报社的工作中,还是比较注意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的,在全社革命职工支持下,对坏人坏事进行了斗争。

因此,我们认为,穆欣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我们认为:穆欣的问题,不是反革命,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两面派。

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呢?第一,他没有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第二,没有反对毛主席;第三,没有反对林彪同志,也没有反对中央文革。

其次,穆欣同志是有缺点,错误的,有些错误还是比较严重的:

第一、政治上不够坚强,在有些原则问题上有动摇,在有些问题上没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在对旧中宣部的斗争中,是不坚强的。旧中宣部整他,他还傻乎乎地,传达旧中宣部的东西,不抵制,有时传达很带劲。

登了一些毒草。毒草可不可以登呢?毒草是可以登的,但思想上必须明确。登的时候,要准备除草。穆欣同志有时候不明确,稀里糊涂放出去了,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人家说是毒草,才知道是毒草。“合二而一”登出来了,关锋同志讲了话,他跟得很紧,马上组织文章批判。有的没有批判,有的不清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还登了夏菊花的文章,而且在头版头条。为这事,关锋同志批评了他,我也给他提意见,他接受了。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政策有错误。批了一些不该批的人,点了一些不该点的名。打击面过宽,有的不准,应打击的未打击,不应打击的打击了。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当讲在报社也有反映。这里有穆欣同志的责任。有些做法起着压制群众的作用。军委指示没有及时传达。使运动冷冷清清。所有错误都与穆欣同志有关,应该好好认识错误,向群众检查。

第三、民主作风差,甚至对提过意见的人有打击报复行为。他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干部。文化大革命给他贴的大字报一张也没有,说明老虎屁股不大好摸。外面学生来,外面学生一冲,七层楼都是大字报,而且提得很高。你那么不民主,压,走向了反面。这个问题穆欣同志应自己检查,不应埋怨群众。刚才我看了他的检讨,怕群众,谁说他一个不字,心里就紧张。我亲自看到这一点。大字报有什么关系?革命的大字报,就是提错了也没什么。坏人贴大字报是个暴露。革命就会有反复,要准备牺牲。检查还不够深刻,还得检查。

对家庭缺乏教育。爱人张××,张××来了没有?(回答:来了。)我今天要批评你。你这个人有点不大象话,打了你的小孩,你可以骂他一顿。为什么斗争呢?你说是批评会,站凳子,怎么叫批评呢?斗小孩这是错误的,不能允许的。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认识错误。我问你,你说有错误,很抽象。不能允许!任何人不能这样做。没有叫你入党,我看对的,不够一个党员。你这个人还好吹嘘,你说穆欣长穆欣短的。这些事由我们来说嘛!你尽帮倒忙,很不高明。穆欣也有责任,在有些问题上,无原则地听从她的意见,耳朵比较软,这点应该检查。我们应当有原则的。合乎原则的话听,不合乎原则的话不能听。但也不能把张××的错误拉到穆欣身上,张××斗了小孩。不能讲穆欣斗了小孩。当然也有责任,对张××管教不严,没有进行批评和教育。(问穆欣)你批评过她没有?(答:批评过。)批评不够。(台下有人说:没有当众批评!)应该当众批评。

除此之外,生活上还有低级趣味。

主要缺点、错误就在这三点。

那么!现在这场大争论怎么办呢?有几点意见。请同志们考虑:

第一、希望各战斗组实事求是地讨论一次穆欣问题的性质。究竟穆欣同志是什么性质?我不强迫大家接受我的意见,但希望考虑我们的意见。要多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听取不同意见。我们也是调查研究了的。我们听了你们一个多月的意见,你们听我们一个钟头的意见,但是你们研究半天,对我们的意见不能接受,也可保留你们的意见。

伯达同志两次电话:第一次,我不保谁,不要先定性质;第二次,怕给群众泼冷水,说可以揭发批判,彻底揭发批判,但不要先定性质。定错了就不大好办。你们材料还没有,就要定性,不合适。你们的《大事记》就不好,写了电话上半段,下半段“不要定性”就没有了。而且伯达同志讲他的意见不要印,你们印了。

今天停止争论,各组回去讨论。

第二、希望你们能够给穆欣同志一个检讨自己缺点,错误的机会,保证他的工作条件。“喷气式”是不对的,给他充分时间让他检查,让他充分把话讲完。同时,还要保证他的工作。他还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红旗》并没有撤他的职。

第三、要保护革命群众。革命群众即使讲错话,但他主观的意思还是好的,很多革命同志是从保卫党的利益出发,讲错了,革命群众无罪。不要这一派整那一派,说他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应有这个气魄。不能把矛头转向革命群众,任何人矛头转向斗争群众都要犯错误。这问题没有特权,穆欣转向群众不对,别人转向群众也不对。

如卢××,一边喊打倒,一边帮穆欣说话。他动机还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但也有点软弱,不喊“打倒”不行。

穆欣更不能乘机整群众,如果这样,我们就要干涉。

第四、建议你们改选文革和领导班子。按巴黎公社原则,改选革委会。你们《光明日报》领导班子不是资产阶级的。夺权,不发生象《北京日报》那样的,应该领导同群众相结合。领导班子要与伯达、王力、关锋同志商量,批准。(关锋:夺权还有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五,建议张××同志调离工作。因为她有很多错误,但还不是敌人,不要歧视她。今天问了康老,康老也同意。至于调什么机关,还要研究。因为还要经过很多手续。她自己也不要觉得难堪,对她也有好处。事情就有个复杂性,你自己也会心情舒畅些。

第六、希望大家很好地认识《光明日报》的复杂性。刚才问:对穆欣可以不可以继续揭发?可以,只要是他的错误。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光明日报》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斗错的群众应当平反。但也的确有反党分子,还有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张××有错误检查。有些事情,你们比我清楚。对牛鬼蛇神,要同他们作斗争。你们应当提高警惕,防止敌人钻空子。比如有人搞康老,有没有?有的。住在这儿的学生组织也有这个问题。《尽朝晖》(中国剧协)就不好,为首的反革命已逮捕。但这些人只有一小撮,不多,不要打击面那么大,不要伤害群众。

对《兵团战报》,我们很重视。打了三次电话,你们不支持。这是错误的,你们应该检查。

关锋同志的讲话

刚才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他的讲话完全符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穆欣问题讨论的精神。

前几天,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一次穆欣同志的问题。组长陈伯达同志,副组长江青同志,顾问康生同志,王力同志和我们两位都参加了。刚才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符合那个会的精神的,我完全同意。我补充几点:

一张条子说:根据大字报揭发材料,超过所有北京黑帮的材料,如穆欣无罪,其他黑帮分子都不能定案。这个条子,我们是不同意的。事情不是这样,穆欣同志不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同志,有缺点、错误,甚至某些错误是严重的。但有成绩,应一分为二。对他的错误进行批评,我们赞成,但批评应是同志式的。不是敌人。他回来时,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对他讲:回去,是自己的错误,要检讨,不是自己的错误不要胡说八道。回来一个月,你们的材料《十大罪状》、《大事记》都看过了,那些材料,有很多没有经过查对,单就我知道的就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经过调查研究,得出正确结论不那么容易。

我想补充一点情况,从反右派以后,穆欣同志来了以后,由于上级党中央有些负责同志的领导,由于报社全体革命同志的努力,加上穆欣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光明日报》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报纸。有没有错误呢?当然有错误。发表了一些坏文章,但也发表了好多好文章,对他们进行了批判,进行了斗争。这几年理论战线几个大斗争,如批判杨献珍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光明日报》做了工作。特别是六二年闹包产到户,在理论上就来了个反攻,反攻倒算。当时还是在《光明日报》发起了反击,虽然今天看来还没有力。当时我同穆欣同志不熟悉,发表了三篇文章与于世诚辩论。于世诚不是于思诚,是杨献珍的代言人,杨献珍是资产阶级代言人。

批判“合二而一”,我是知道的。当时发这篇文章,报社没有意识到。但出来后,听到中央负责同志指示后,很积极。特别是反映情况。比哪家报纸都积极。

六四年,农民战争问题。翦伯赞、范文澜、吴晗对我们发起围攻。当时《人民日报》在吴冷西、陈浚手里。《人民日报》转载我和林聿时的文章,先组织了大汉奸孙祚民的文章批判我们才转载的。当时能发表我们文章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哲学研究》;一个是《光明日报》。《史学专刊》掌握在翦伯赞、邓广铭手里。专刊发(?)文章,在整版上发表批判文章,批得翦伯赞哇哇叫,就:“《光明日报》打我的屁股。”当然不能全归功于穆欣,首先是党的领导,其次是大家的努力,但也有穆欣的功劳。

去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夺权了,这个夺权是不登报的。在六月一日以前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比较一下,哪一个好?

文化大革命以来,穆欣同志有错误,不坚定。但他是跟毛主席走的。正是“二月提纲”下来前后,我和戚本禹找他,当时我们是秘密串连,先还不敢相信,后来见他的《评赛金花》的文章,才跟他讲心里话。这篇文章被阎王殿扣压了一年多,中央负责同志支持发表。阎王殿压,穆欣同志对阎王殿没认识清楚,我也认识不清楚,你们认得出来?你们说他是阎王殿的“走狗”我不同意。就拿当年春天,有一篇社论,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送许立群审。不能不送审呀!许立群不叫提。他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说怎么办?”他说:“你的意见对,我把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原话引上,再送审。”许立群才不得不同意。

同志们,当时我们正处于困难的时候,戚本禹,我同林杰写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陈伯达同志不在家,我是《红旗》的人,文章却要拿到《光明日报》来排。当时发表文章好难,卡着脖子不让发,穆欣很想发,但彭真、阎王殿不让发。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注明写于×月×日,我和林杰的文章就不能写,就被圈了去。

后来揭发彭真、阎王殿,我们写过材料,穆欣也写过。统战部整穆欣,到去年六月还整。不但整穆欣,还整我、林杰……说我们几个人组成了一个“泄密合作社”。穆欣同志可能对统战部的认识比对中宣部还清楚(因为统战部是顶头上司),统战部要把他挤掉。不是说穆欣同志没有缺点、错误,但看人要全面。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教导。

有人提到几篇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水平低,有错误,我同意;但说与《十六条》唱对台戏,我不能同意。和《人民日报》、《红旗》比,不如他们,可能。因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

同志们看问题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看,不能离开地点、时间,几年前对彭真就认识清楚了?对中宣部也只是感到蹩扭。“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要求穆欣当时那样认识清楚,不可能。以同志的观点要求他更坚定,认识问题更清楚,是可以的。

再一个条子说,直到现在,这里还未平反,希望指示。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和中央的补充规定,因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还是什么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真正的牛鬼蛇神不能平反。报社的情况不了解,由革命群众来平反。《红旗》也打了几个反党分子,不能平反。

我们希望同志们考虑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也希望考虑我们提供的情况。有什么不同意见,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一发火,就听不进去了。

林彪同志提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三性缺一不可。要有革命性,但也要适当提倡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红旗》评论员文章是针对现阶段革命需要讲的。为什么去年六月不讲,因为那时反动路线不让革命群众起来。

有件事与我有关,有义务讲一讲,我用何明、庆云写的文章,穆欣送材料给中宣部。我的文章有错误,彭真在去年二月要整我。根据我了解,他是送到保护左派的领导那里去了。中宣部要他送,他不敢不送,当时阎王殿还没有暴露。主席说:人的认识受到事物本质没有暴露的局限。我们这些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并不那么完整。人的认识也受到客观矛盾未暴露的局限。说穆欣骂过关锋有什么关系,因为不了解嘛!

刚才戚本禹同志提的几个建议,我完全同意。有不同意见,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才能说服人。年青同志要考虑,材料是谁提供的,这边这么讲,那边那么讲,是怎么回事?要考虑。

在这里,对我们的革命同志,革命群众,无论讲了什么过头的话,都不能计较。如街上贴了"打倒穆欣",我不赞成打倒,有错误,可以批评;反过来,穆欣也不要打倒他们。我们追求真理,不是争一口气,要争无产阶级的气。

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该夺权的地方,一定“三结合”夺过来。有些地方、有些部门,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治,应当夺权。《红旗》十二期社论就已经讲了,对资产阶级当权派要打倒,对无产阶级当权派要支持。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可估计过多,否则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了。我们国家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十七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就是证明。希望同志们很好考虑,这不仅是《光明日报》,一概而论应该是这样,好了,我的话讲完了。

祝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踏步前进!

来源:

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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