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2-8 作者：李井泉
李井泉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忠实地没有抵制地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什么“影响不大”。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已有较深的影响，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因为没有联系西南地区和我个人来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的本质和危害，所以还在继续执行，甚至某些方面还有发展。这条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它可以表现在这一时期和那一时期，这一问题和那一问题上，但是它的本质和核心归根结底是不相信群众，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采取当官做老爷的态度来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问题。我在党内长期生活和斗争中，是有作风不民主和贯彻群众路线很不好的错误。虽然经过毛主席多次批评教育，但是因为这些年来没有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自己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因而在不少问题上比较容易接受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违背毛主席的教导和指示。过去工作中已有证明，文化大革命则是我自己错误本质的总暴露，表现得更突出。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本质是什么？当时指导思想是什么呢？应当说归根结底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立场和态度的错误。因为我过去还顽固地保留着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因此尽管我也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召开的其它会议，也听过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的许多同志的教导，然而这种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在指导思想上必然要表现出来，只是表现的时间和形式不同罢了。
关于我对所谓“八·二八”事件的错误。对于这个问题因为我一方面长期以来错误地相信市委，不真实的报告，并且积极支持了市委的错误行动；另一方面则不相信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反而确认打人“八·一五”要负主要责任。这就歪曲了事实真相，使广大群众（不仅是重庆市，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蒙蔽不清，造成了当时许多受蒙蔽的群众对“八·一五”战斗团的围攻和舆论的责备。使“八·一五”战斗团及其同情者长期受到压制和打击，给他们戴上“反革命”、“暴徒”的帽子。后果是严重的。我在重庆市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也在这个时期继续暴露出来。
早在“八·二八”前（大约是八月二十二日），我曾接过陶铸一个电话，转达主席指示，记得其中特别讲到，现在全国有些地方调动工人、农民斗学生，这是法西斯专政，陶铸讲了好几个城市的名字，也讲了重庆市。（另外，我看到过中央文革小组一期简报，曾登载过重庆市委对“八·一五”革命学生的行动不支持的材料。）我曾把此指示转告李大章和廖志高，请他们转告各省市。以后我接过刘文珍转报的一个材料，对这个报告，我曾写过两段批语。其中有一段，曾提过重庆市委还不是有意组织工人、农民斗学生，还不能说是法西斯专政（大意）。这段话显然是和毛主席指示相违背的。在八月二十四日我到重庆时，虽察觉重庆市委对革命学生的行动有对立情绪，但听他们汇报说，鲁大东从成都回来，曾开了一个会，专门讲了如何防止工农和机关干部斗学生，并且有几条规定。因而就相信了市委的汇报。
现在再谈“八·二八”事件我的错误。“八·二八”事件是从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查问这一事件后才知道的。第二天市委写了一个报告，我看过同意他们上报，并且以后和陶铸通电话时又照此作了报告，并请示处理方针。陶铸答复同意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处理的方针，但要指出打人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我十一月十三日的检查，已承认了我坚持调查，是看不到运动的主流，是立场的错误，对于这一事件的真相还是坚持了过去错误的看法。十一月十三日的检讨到重庆后，广大师生表示抗议，才开始引起我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考虑。
许多事实证明，这一事件根本与“八·一五”战斗团无关。因为，一、所谓“八·二八”事件是连续在几天内发生的，“八·二八”之前就有江北学生闹文化大革命的行动，事件并不是由“八·一五”战斗团引起的；二、“八·一五”战斗团应江北区革命师生的要求只有一天派了少数人去支持，当天就撤回了。因此，把发生打人的事件加在“八·一五”战斗团身上是不合事实的；三、当时市委对革命学生有对立情绪，短时间内就写了报告，并没有在群众中做过调查，只是按组织系统来了解反映的。而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组织中还有一定市场，因而可以想象这个报告，是按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观点写成的。但我当时并没有觉察出来。这件事因为我长期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主观地以为市委在那几天内忙于做自我批评，不会搞什么活动，而没有想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没有清除，必然要在这里起作用；并且已经在一些问题上有错误。同时也听到了一些带着保皇情绪的人对“八·一五”战斗团责难的反映，这种反映也迎合了我相信市委的观点，以为“八·一五”战斗团打人是真的。所以完全相信了市委不真实的报告，并且在较长的时间内没有改变。二、我把这个不真实的事件又用电话报了中央，欺骗了中央。三、我当时主张按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处理，但是又坚持调查，主张召开调查会，吸收其它学校参加主持调查，这是企图用多数压倒少数，把责任加在“八·一五”战斗团的头上。并且在组织调查时，因为没有达成协议，又曾主张对“八·一五战斗团”进行批评，另外还主张成都也组织学生来调查，这更是错上加错。四、因为我相信市委报告，错误地认为“八·二八”事件，“八·一五”战斗团要负主要责任，就怀疑“八·一五”战斗团背后有坏人操纵或联系，行动脱离群众；同时，对当时出现的大量的斗争和围攻“八·一五”战斗团的现象，虽然也几次告市委和公安局制止，但纠正很不力。特别是谴责“八·一五”战斗团的传单惊人之多（据说有二百三十余种），江北还布置了假现场参观，我都没有及时坚决制止。，
这个事件发展到出现全城的白色恐怖，残酷地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过。特别是布置假现场是犯罪的行为。我当时在重庆，对于这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因为我同意错误的报告，又转告了中央。事后又纠正不力。并且在九月初的一次调查会议上还错误地主张批评“八·一五”战斗团，讲过进行必要的揭露也是可以的错话。证明我是这一错误的积极支持者。又因为当时再没有当时比我同意市委报告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影响更大，我就负有更大的责任。为什么对于发生的许多严重情况，不能坚持制止纠正呢？为什么对市委没有批评反而责难“八·一五”战斗团呢？归根到底，是我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尽管我那时对市委作过一些批评，并且也不赞成说“八·一五”战斗团是反革命组织，是暴徒等，还说过，即使“八·一五”战斗团内部有反革命，也要通过他们自己来揭发，在运动后期解决。但是，我对“八·二八”事件的立场观点和市委是一致的，这种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不仅影响市委，使当时的错误不能纠正，而且埋下了我以后继续犯错误的根子。
九月一日晚，我听过市委派到师专的联络组一位同志汇报，师专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一阶段确有压制、打击革命学生的错误。九月二日和市委开会商定，师专党委书记要撤职，但市委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因此决定九月三日在师专开大会，进行揭发批判，市委也在大会上进行检讨。并且决定通知各学校派代表参加。同时也谈过辛易之同志在“八·一五”那天有错误，先到师专进行检讨。以后再到重大作检讨。
师专大会我是直接参与指挥的，我当时还是从怕群众、保市委，尽快让市委一些书记过关出发的。所以，一、会议时间决定的仓促；二、辛易之应先到重大检查不应先到师专；三、曾考虑过“八·一五”战斗团要来参加，会议结果如何不摸底，曾听说成都“八·二六”大会开得下不了台，因此决定架通电话，划分三线来联系和指挥。
会议发展到四日早晨，“八·一五”战斗团果然参加了会议，并揭发控诉南岸区和其它一些地区发生围斗革命学生的情况，要求迅速派人解围，批评市委。同时也要求市委承认“八·一五”战斗团是革命的组织，并登报、广播。本来这些要求是正确的。但是我在资产阶级立场支配下，除了派人到南岸区解围外，其它要求都没有很好答复。在没有很好答复“八·一五”战斗团的要求，会议拖得很久的情况下，我曾错误地告诉大东同志“顶住”。我的错误如上面所说，错误地以为当时围斗学生的现象是革命学生挑起的，并且也不相信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四日，当天证明，南岸区曾有几百学生被围，幸而派人去才解救出来。南岸区如此，其它地方也可想而知了。二、以为支持了重大革命师生“八·一五”的革命行动，并且赞成“八·一五”战斗团，就没有问题。其实从“八·二八”以来，社会上围斗和舆论围攻“八·一五”战斗团，就是给“八·一五”战斗团抹黑，就是要否定“八·一五”战斗团的合法存在，对“八·一五”战斗团的压力很大。这是当时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个问题因为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告诉市委同志满意答复，反而告诉他们“顶住”，还说过提出的这些问题是“虚弱的表现”，使会议时间延长很久。当着会议延长时，为了保市委，曾设计请西农派人来支持、调解，同时这次会议后，不责怪自己，反而责怪革命学生斗争了市委书记好久。并且四号晚上学生要求鲁大东陪同到北京时，曾用电话告陶铸，请求学生到北京时，帮助做些解释，他表示同意，并说过不会加温的话（大意）。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态度。从怕群众走到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有反感，进一步发展到对立。
从“八·二八”和九月三日、四日师专大会以来，我曾想过，要搞文化大革命，需要有一支左派队伍。而要组织一支左派队伍又从哪里着手呢？靠现有的学生组织行不行呢？当时我有错误的想法和看法。这就是：“八·一五”战斗团或赤卫军两大组织都有左、中、右，都还不是左派队伍。特别是夸大了“八·一五”战斗团在运动中难以避免的缺点，思想感情上有对立和反感的情绪；二、当时全国出现很多革命学生组织，但报纸上只突出登载了红卫兵和红旗战斗小组，其它组织登载很少甚至没有，以为红卫兵才是合法组织；三、当时直接间接听到关于红卫兵要有阶级路线的传播和宣传，其中接见北京来的七个红卫兵印象很深，并且曾留他们在重庆市召开的红卫兵会上做过一次报告，他们主张只有“红五类”才能参加红卫兵，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占优势起领导作用。这些符合我们组织红卫兵的思想要求，就借此宣传和推荐了唯成份论；四、我当时还有一个错误看法，因为过去听说过，革命的学生左派队伍，将来要起改造共青团的作用。因此我就联系到党为什么叫做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是除了主要看政治思想表现外，还要着重阶级成份。而学生运动的左派组织，既然要起改造青年团的作用，所以也要仿照党的原则来组织，从这一方面找理由来宣传唯成份论。
我这些错误的想法和看法，是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续发展，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特别是传播和宣传唯成份论。也是违反伯达同志报告的原则的。这个错误表现在九月七日我在重庆召开的学生座谈会中。我除了说过我的错误的观点外，还讲过一些错话。例如说过要把“八·一五”战斗团和赤卫军中的“红五类”分出来组织统一的红卫兵，其它组织则成为红卫兵的外围组织，也可以跨组织。还说过我们现在没有发言权了，军队不介入，工人农民现在也不搞文化大革命，将来就靠你们和这些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儿子斗争，他们将来是你们的对手。又说什么“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组织起来，就可在十天半月取得优势，可以压倒“八·一五”战斗团。还说过，学生占领市委大楼莫什么，这只不过是一种演习，只要专政工具不塌就不要紧，也出不了匈牙利事件等等（以上只是大意）。座谈会后我还告诉过市委，要号召工人阶级动员自己的子女参加红卫兵，并且主张过工人学生要进行阶级回忆对比教育。以上许多错误，明显地看出，当时我是明显地倾向“红五类”子女和保皇势力一面，而把矛头指向那些坚决主张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学生，特别是“八·一五”战斗团。其中有些话是起了挑动学生斗学生的作用。我虽然在座谈会上讲了一下抓革命促生产，也引用了毛主席批清华附中和红旗战斗小组的一封信的后两段话，说明要团结大多数。但是，我的基本立场是错误的，引这两段话并不能掩盖错误的实质。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资产阶级立场的实质是什么呢？一、因为当时革命学生运动已经发展到炮轰省市委和西南局的激烈斗争阶段，触及到这些党委和自己的灵魂和利益，并且也打乱了当时藉以维持当权派利益的秩序。当时消极防御已经不行，也不能靠工人农民保护自己。同时又看到听到各地有些被蒙骗的红卫兵保护当地的党委，也合乎当地党委和我的要求，所以我就积极地提倡唯成份论的“官办”的红卫兵。另外一个错误是我传播和宣传了唯成份论。虽然以前曾怀疑过只许“红五类”子女参加红卫兵不见得对，但是因为符合一些党委和自己的观点和需要，这个意见也就不坚持了。以后在成都发现“红五类”子女斗争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参加的红卫兵的现象，而且“红五类”子女组织的红卫兵团结面很窄，发展了宗派主义，所以曾提出修改过去的提法，即改为“以‘红五类’子女为主的红卫兵”。实际上还是没有脱出唯成份论的范畴。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就说过，当前国内矛盾主要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矛盾。在制定社教《二十三条》时，再次作了肯定，并且指出两条道路斗争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也完全适用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按照唯成份论的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必然会把矛头指向革命学生，转移斗争目标，袒护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搅乱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而我们过去一看到革命学生炮轰省市委和西南局，就以为是那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干的。这一方面是夸大了敌情，另一方面又袒护了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错误。这个错误我在经过学习伯达同志的报告后，才开始觉悟。我还有一个错误是不从阶级原则来观察和对待群众中已经出现的多数和少数，来判断谁是真正的左派。根据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讲话的原则来理解，问题不在于你是多数还是少数。看你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替哪个阶级说话，斗争目标是对准谁，并以此来判断一个组织的面目，发现和形成左派。而我过去总是同情那些按规矩办事而又带有保守思想的多数派，对当时处于少数地位的炮轰派，却由“怕”发展到对立，看不惯少数派那种无所畏惧的革命造反精神，一有缺点就加以责难，“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就置之脑后了。不讲阶级原则，不管大是大非，只看多数少数，或者只看谁对我有利。也就无法答复谁是真正的左派。这个问题我是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在重庆，我始终没有承认“八·一五”是左派组织，就是承认是一般的革命组织的一个时期内，也还是认为他们的缺点太多。直到去年十月工作会议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后，才承认重庆市的左派可能是经过“整顿”的“八·一五”战斗团。可见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如何的顽固。
这里还需要交待一个问题，就是去年八月底九月初的一天（记不清具体时间）我找过机关、工厂的几位同志谈过一次话。当时我主要是问他们对任白戈如何看法。他们反映有个机关工厂组织不组织红卫兵的问题。我当时答复说：机关和工厂内不再组织红卫兵，因为已经有了文化革命组织，工会组织，还有民兵组织。如果为了安全，机关内可以由民兵（不带枪）看管电话、自来水管和保护档案即可，工厂当时也谈过不组织红卫兵，也不赞成发展很多派别组织。但是讲过：如果工人要求组织，可以仿照历史经验组织工人纠察队，担负保护厂房机器的任务。话虽如此，但是实质上还是针对当时革命学生的串联和冲击而来。以后重庆工人中曾发生严重流血事件，这一问题是和我讲过工人可以组织纠察队相关联的，我出错了主意，引起了严重后果，我要负重大责任。
我现在再检查一下我在九月下旬第二次到重庆所犯的错误。我当时曾感到“八·一五”战斗团的问题没有解决，到重庆后就花了几天时间找了很多传单看（在找来的传单中反映责难“八·一五”战斗团的较多），并且和市委同志接谈。在看了这些传单和接触后，虽曾对几个问题表示不同意，但是我对“八·二八”事件的真相的看法并没有推翻，并且对“八·一五”战斗团的看法也还保留着我原来的错误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在二十六日召开的少数红卫兵负责人的座谈会中，也反映到二十七日接见北京第一司令部西南挺进纵队的讲话中。其中最严重错误是谈到对“八·一五”战斗团的方针问题上。
我在两次讲话中虽然提到不能讲“八·一五”战斗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我讲了“八·一五”战斗团三条缺点，即背后有反革命操纵或联系，组织不纯，作风脱离群众。由这个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我在前一次在重庆和市委同志谈，提出了对“八·一五”战斗团采取“争取、教育、分化、团结”的方针，第二次到重庆和红卫兵谈话中改为“争取、教育、转化、团结”的方针。不管怎么改，我的基本立场还是一样。
我在这个问题上主要错误在哪里呢？这和我在九月七日座谈会的观点是相联系的，不承认“八·一五”战斗团是革命的左派组织，想把当时“官办”的红卫兵作为革命组织的核心，而对“八·一五”战斗团加以分化，实际上是打击和瓦解“八·一五”战斗团。以后虽然觉得不安，改为“转化”二字，就含义来说也是和“分化”二字差不多。我在这个时候，对找来的许多传单，绝大多数是反对“八·一五”战斗团的也没有引起怀疑，相信许多传单中对“八·一五”战斗团的所谓揭发，可见我的资产阶级立场真是顽固至极。
我在这里还回答一个问题，我开始到重庆曾支持“八·一五”战斗团的行动，后来我对“八·一五”战斗团和其他革命学生组织，连续犯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也是资产阶级立场表现的一种规律性的反映。即当着运动还没有激烈地展开，也没有触及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我还表示支持一下，并且批评别人一顿。当着运动如急风暴雨一样展开时，我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就暴露了。
我还交待一下，刘文珍和燕汉民先后同我到重庆的活动。他们二人都曾受过我的影响。刘文珍在重庆时间较长，他虽曾向我反映过江北现场参观不对，以后也曾反映对合并红卫兵组织和大量用好纸印刷反对“八·一五”战斗团的传单有不同意见。但基本观点也是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也曾反映过南岸区事件是学生先不对的错误情况，并且也是相信“八·二八”事件的。燕汉民虽然对于认为“八·一五”战斗团的个别领导人是坏人的看法有不同意见，并且写过一个“八·一五”战斗团的材料，提过一些新的不同的情况反映。但是，对组织“红五类”红卫兵的观点和我是一致的。并且曾提过在国庆节前如何洗刷大街上大字报的意见。
关于任白戈的问题，我再补充交代一下。在穆欣同志的文章点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志高商量如何处理的问题，先用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他当时答复是罢官。同时又用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答复，下午中央书记处要开会，等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再复。我们当时商量下决心一步走（即罢官），由志高到重庆了解情况，等中央书记处会议答复后再宣布处理。晚上接陶铸电话说，邓小平意见，任白戈过去是周扬的追随者，这十几年在重庆市工作还不错，要不要罢官还要看一看，你们写个报告来，中央再正式批（大意是这样）。我当晚即按原电话转告了廖志高照办，不久就写了报告到中央，以后中央正式批复也是这样批的。这件事是我们直接执行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执行伯达同志指示的一个证明。我想当时为什么那么容易接受邓小平的思想呢？这除了传统的习惯的组织观念外，主要还是我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怪。这就是说，我自己平时对邓小平有很大的迷信。对于邓小平关于任白戈的问题看一看的思想，不以为错，还觉得比我们高明。我在八月二十七日向学生代表讲话时，虽然也宣布了任白戈罢官的问题。但是同时又讲过任白戈在重庆的十几年，究竟错误大小轻重，还要进一步查对清楚，再作正式组织处理，实际上还是不相信广大群众揭发的任白戈这十几年已经有许多严重错误。本来根据广大群众揭发的任白戈在重庆市的许多严重错误，加上他在历史上的错误，在穆欣同志点名后，就可以断然的下决心进行初步的处理，并且也可以把这些意见向上反映并坚持。我没这样做，并且在八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还讲了一段前后矛盾混淆群众视听的的话，这正是反映了我对任白戈的错误的处理，还有幻想，也还是要看一看，邓小平的思想当时也还是起作用的。
八月二十七日，还有在讲话中对市委三个人“定调子”的问题。这个错误我在十一月十三日检查是不深刻的。我现在检查，因为市委出了任白戈问题，就害怕连累市委其他人也保不住，所以，“定调子”是从保市委出发的。虽然二十九日改变了这个提法，但是思想深处还是相信市委，不相信群众，许多错误也就接二连三的出来。
以上是关于我在重庆市所犯的许多严重错误的补充检查。因为我的资产阶级立场长期没有很好的破除，许多问题还挖得不深，有些材料可能也还有遗漏，我一定要向群众交代清楚，一直到广大群众满意为止。还有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我以前的许多错误，以及错误的联系，也准备进一步检查交代。我在重庆市所犯的错误，越想越觉得严重，对我来说，不仅是错误，而且是对党对人民特别是对“八·一五”战斗团犯了罪；我应当向党向人民请罪！向“八·一五”战斗团请罪！我再次表示一定向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投降，坚决和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决心首先彻底检查我的错误，诚恳地来向人民请罪。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对于我过去保留的许多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一定努力用毛泽东思想一个一个地把它攻破，并且愿意接受党和广大群众的审查和考验。
李井泉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
来源：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传组1967年2月10日印发铅印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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