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3-12 作者：曹荻秋
曹荻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是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避免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百年大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我在这次运动中，对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从运动开始以来，我一直坚持执行着这条又臭又长的反动路线，所以，我的错误特别严重。在运动中，我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我则是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把自己当作诸葛亮，把群众当作阿斗，对革命群众实行国民党的“训政”，采取极端错误的态度，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革命工人，革命学生，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制造群众之间的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使得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文化革命遭到破坏，国家财产遭到巨大损失，这些都是我难逃的罪责。
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来临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了大联合，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和市人委，夺取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据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把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出现一片大好形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种种罪行，是罪魁祸首，革命群众起来把我打倒，是罪有应得。现在，广大革命群众，正对我进行揭发、批判、斗争，使我受的教育异常深刻，对我的改造十分有利，我对党、对人民、对广大干部犯了罪，欠了债，应该偿还。
现在，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罪，向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并对受到我打击、压制、围攻的革命群众赔和道歉。对受了我蒙蔽而受了委屈的革命群众赔礼道歉。
在大字报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我们不是按毛主席的教导积极鼓励革命群众贴大字报，而是害怕大字报，对贴大字报加上种种限制。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前，我们曾说过，群众贴大字报，既不反对，又不提倡。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等七名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上海革命的大字报，有如熊熊烈火，燃烧在每个角落，发挥着强大的威力，有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街上。这时，我们忧心忡忡，怕打乱了所谓“正常秩序”，因此，在说可以贴大字报的同时，对大字报又加了许多限制。如说可以贴小字报；大字报不要贴到街上去；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并要各单位建立审查大字报的委员会等等。这些都是不相信群众，束缚群众手脚，限制和害怕群众起来革命的错误说法和错误行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在工作组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少派和不派的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干革命。而我们当去年六七月份文化大革命正在开展，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不少单位的严重问题，有些单位的党组织或者烂掉了或者陷于瘫痪，我们认为有点乱的时候，我们不是依靠群众自己去闹革命，而是派了工作组去包办代替，当群众的“保姆”。全市二十九所大学，派出了六个工作组，四百八十九所中学，派出了一百六十八个工作组，在电影局、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也派了些工作组，在工厂我们是把文化大革命同四清运动结合进行的，因此，派出的工作组（队）为数最大，有些四清快要结束的单位，又由原工作队对文化大革命补了一课。大量的事实证明，工作组在进入学校、机关和工厂以后，包办代替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有压制革命群众的行为，有的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
后来，根据中央指示，匆忙地撤出了工作组，致使工作组所犯错误，有的没有进行检查，有的虽然进行了检查，但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这个责任不在工作组，而在旧上海市委。工作组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派工作组是旧市委决定的，工作组是在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工作组所犯错误，主要应该旧市委负责。
工厂的四清工作队是把四清同文化大革命结合进行的，撤出的时间较迟，但撤出得同样匆忙，对整群众的材料，对错误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等问题，大都未作妥善处理就撤走了，造成了工人群众的不满，这个重任不在工作队，而在旧市委。
红卫兵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对这个新生事物最坚决支持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而我们则相反，当上海学生要求成立红卫兵的时候，由于它不是在我们领导下而是群众自发起来的组织，我们就不予支持。尤其是当北京部分红卫兵陆续到上海进行革命串连的时候，我们对他们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态度，我们不是首先肯定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而是过多的看到他们的缺点。他们当中少数人提出了一些我们不同意的观点，如怀疑一切，红色恐怖，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框框，旧上海市委修了等观点，和一些我们认为是“越轨”行为时，我们就怀疑他们当中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作怪。我并因此布置过查他们的历史，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以便整他们。即使不把他们当作别有用心的人，也认为他们革命精神虽好，但太粗暴，太偏激，而不懂得这是一场革命，既是一场革命，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他们即使有一些错误观点和行动上的某些缺点，是可以通过斗争实践，自己教育自己来解决的，我们这样对待年青的一代，不是说明别的，正是说明我们的屁股不是坐在革命群众一边，而是坐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由于立场错误，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也必然错误。当上海工人、学生同北京学生开展辩论时，我们很赞成这种辩论，还布置过一部分干部参加辩论。这种所谓辩论，实际上是一种围攻，有些地方围攻得十分激烈，扭住北京红卫兵不放，有的要他们检查了他们的所谓错误观点以后才放走。这种围攻北京红卫兵的行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镇压革命学生的犯罪行为。过去我们不认为这是围攻。而认为这是正常的辩论，显然是错误的。后来，我们发觉这样搞下去不好，就采取措施加以停止，但影响非常恶劣，使北京红卫兵的串连活动受到了阻碍，使他们的声誉受到了影响，也使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受到了损失。
我们对红卫兵采取的错误态度，反映在我们接待上，对他们不是满腔热情的支持，而是限制过多，基至要见市的主要负责人也非常困难。在接待中，政治挂帅不够，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差，而是偏重在生活方面。对他们的物质要求，有的是可能满足的，但没有及时予以满足，这就造成我们同北京红卫兵的关系紧强，因为关系没有处理好，就发生了北京红卫兵于八月三十日冲上海旧市委欢迎北京红卫兵大会主席台的事情，接着，发生了八月三十一日北京部分红卫兵冲过旧市委机关，旧市委机关一些工作人员同他们发生冲突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北京红卫兵写了大字报，印发了传单。针对这些大字报、传单，当时在场的旧市委机关干部也要联名写大字报，对他们这种行为，我们不但未加制止，反而支持他们写所谓澄清八月三十一日事实真象的大字报，贴出这种大字报，就是对北京红卫兵施加压力，挑动群众斗群众。在这个期间，有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先进人物要发反对北京红卫兵某些观点和做法的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这事反映到市委，我说过不要去阻止，并还通知有关的人，可以布置一些先进人物发电报，有的电报，还印成传单，散发全国。欺骗了党中央、欺骗了毛主席，行为十分恶劣。我们这样做，自以为是澄清事实，其实是把自己摆在了反对革命群众的地位。我当着群众的面还说过“即使北京同学打人，我们也不要还手”一类的话，这是对北京同学的污蔑，起着煽动上海群众同北京一些同学之间的对立作用。
八月三十一日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没有吸取教训。接着又发生九月三日北京红卫兵要我接待，我没有接待所有要我接待的红卫兵，只接待了少数代表，我这种官架子和怕见革命群众的态度，引起了北京红卫兵的不满，他们要冲进旧市委机关是有理由的，而一部分上海学生起来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也是应该的。他们要进入旧市委机关，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他们，我们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以保持机关工作的正常进行为理由，采取了“堵”的办法，组织了一批工人、红卫兵。文艺工作者和干部来“保卫”旧市委机关，在书记处办公地点还组织了公安局的警卫人员来“保卫”，因而使在旧市委门外的革命群众几天几夜不能进入市委机关，淋了雨，有的同学生了病，有的在冲旧市委机关时受了伤。我们在“堵”的时间内，乘机搬走了档案，怕群众将它损害。我们这些行为，十足说明我们害怕群众，不是站在革命群众一边，而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实行防御抵制。我们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压制革命群众的错误。自己是革命的，就不应该组织工人、红卫兵、机关干部来“保卫”，组织他们来“保卫”。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九月五月，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才全部撤走了被组织前来的工人、红卫兵、文艺工作者，事后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承认了错误。但是，由于怕红卫兵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此以后，一方面开放了延安西路三十三号的办公大楼。同时，却又加强了对另一幢大楼的防守工作，并在两座大楼之间筑起了篱笆墙。十月二十五日，当上海一部分红卫兵要进入旧市委机关另一座大楼时，我们没有接受九月四日的教训，立即开放这幢大楼，致使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又同红卫兵小将发生了冲突，重复了九月初的错误。以后看到“堵”的办法不行，就把市委机关搬到外面去办公，采取了“躲”的办法，这更是害怕群众的表现。
大串连也是广大革命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现这个伟大创造以后，就极力加以支持。而我们却害怕大串连，反对大串连。看不到大串连对青年学生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交流全国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巨大意义；看不到大串连对上海文化大革命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反而认为会影响生产，影响交通，影响本市各单位的斗批改，发展下去会天下大乱，因而总想早点结束大串连。我们从这一错误认识出发，对本市师生外出串连就不是主动地、积极地加以安排，为他们外出创造各种可能的方便条件，而是控制太严。特别在国庆之前，就以所谓交通运输有些紧张，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出现一些新问题为理由，一再向中央提出除了到北京串连和北京学生到外地串连外，停止省市之间进行串连的建议。国庆节前，中央打电报要北京红卫兵回京参加国庆工作，我们错误地认为，这样就可以结束大串连，内心非常高兴。并且打电报请华东各省动员上海同学在国庆节前回到上海。在九月下旬，我还布置收集北京有哪些学生从八月下旬来上海还没回去，并由马天水打电话给吴德同志，希望能催促他们回去，这是对大串连的明显抵制。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大串连的认识有了提高，认识到地区之间的串连，学校学生到学校去串连是必要的，似乎思想上对大串连是通了，其实，遇到新的情况后又不通了。当大串连从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向工厂、机关、农村发展的时候，思想上又产生了新的抵触，不愿意本地和外地一些学生到工厂、机关、农村去串连，当他们要求去串连时，总是以各种借口不予支持。我们怕搞乱了机关、工厂的所谓“秩序”。其实是怕革命师生到工厂、机关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们脑子里对革命师生投置了重重障碍和限制。当这些障碍和限制被革命师生冲破以后，才被迫同意他们进入机关、工厂、农村。学生进工厂、机关、下农村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发展，要阻挡这个趋势是阻挡不住的，我们就是因为企图阻挡它而犯错误。事实证明：最近以来，上海文化大革命获得全面开展，发展到全面夺权，搞得轰轰烈烈，一方面是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另一方面，与革命大串连是分不开的。
对待串连问题，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破除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全中国人民。不破旧，就不能立新。当首都红卫兵创造性的把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斗批改，进行破四旧触及到政治、经济的时候，上海的红卫兵小将也上街破四旧，这是好得很的革命行动。我们对破四旧的理解，既停留在概念上，又无实际经验，红卫兵小将自动起来了，理应放手让他们去创造。我们不是这样，总是怕东怕西，怕他们越出“正轨”，怕他们搞乱社会“正常”秩序，怕他们违反政策，我们就过早的划框框，定调子，加上种种限制，这就是旧市委内部布置过，要大家用自己语言去说和掌握的一些意见，也就是社会上流传的所谓“十条”。后来，遭到北京红卫兵反对时，我们不承认有这些成文的所谓“十条”，其实，社会上流传的“十条”，基本符合旧市委布置的内容，不需加以否定，否定了反而引起更多人的不满，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在我们这些意见中，最大的错误是不该不加区别地、笼统地提出“不要抄家”的意见，这个意见起了束缚群众手脚的作用，使一些狡猾的老寄生虫、吸血鬼得以隐匿金银财宝和反动罪证。好在为时极短，只几天时间，人民日报于八月二十九日就发表了《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使我们的错误迅速得到纠正，转而主动积极的支持了红卫兵的行动。如果不是革命群众的积极行动和人民日报及时发表社论纠正了我们的错误，上海的破四旧是取不到那样多的成绩的。
在工厂企业中，存在着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在工厂企业中开展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工厂企业就有变质的危险。在上海的工厂中，一部分青年工人以及曾想受到领导干部压抑的工人，起来开展文化大革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要求成立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一部分工人的革命精神和要求建立革命组织的心情很不理解，尤其一部分工人受到压抑，基至被打成“反革命”要求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烈愿望很不理解。因而不是和他们站在一起，而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起来建立全市性的革命造反组织，怕因此而影响生产。这实际是把革命同生产对立起来，用生产来压革命，而不理解只有抓好革命，才能促进生产。因为我们没有支持这个革命组织，造成数千工人上京控告，发生“安亭事件”，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使许多工人挨饿受冻，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许多折磨，这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对不起这批工人。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帮助我们处理好“安亭事件”，派张春桥同志到上海来，我们是欢迎的。在张春桥同志处理“安亭事件”过程中，我们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原有意见，共同商定不承认这个组织，后来张春桥同志听取了革命工人的意见，根据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果断地签字同意了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出的五个条件，张春桥同志这个签字是对的，我们对他的签字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表示不满，持不同意见。我还打电话给陶铸，陶铸的答复说，工人的革命组织不应建立全市性的，可以以区为单位，建立联络性质的组织，并认为张春桥同志没有群众工作经验，他的答复，实际是不同意张春桥同志的签字，而我则是赞成陶铸意见的。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了张春桥同志的签字，我感到上边意见不统一难办。其实，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并不难办。中央文革小组是紧跟毛主席的，我听不进中央文革小姐组意见，而听得进陶铸的错误意见，这说明我接受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意见，而不接受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正确意见。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工人赴京控告队”在苏州提出了第二个五条，对这五条我与张春桥同志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不愿签字，经请示华东局、旧上海市委，他们原则上同意签字，我签了字，我的签字并不是出于思想通了，而是出于组织服从。后来，用旧市委名义发出了同意两个五条，要各级党组织坚决执行两个五条的通知，并在书记处谈过对外必须支持张春桥同志。其实，通知的发出，书记处表示对外要支持张春桥同志都不是出于思想通了，也是出于组织服从。
关于毛主席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的指示，我是从张春桥同志那里听到的。听到后，我应该严肃、郑重地在一定干部中传达，使广大干部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便于解决思想问题，我没有这样做，仅告诉了书记处扣常委一部分同志，错误是极为严重的。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常委同意了张春桥同志的意见，直到十二月初马天水从北京打电话来说，关于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的签字。毛主席有指示，中央常委也讨论问意。在“安亭事件”后上海出现一股反对张春桥同志签字的逆流，对旧市委支持两个五条也不满，我们在干部和群众中作说服工作碰到困难，我在电话上与马天水商量是否可以把中央常委，毛主席同意张春桥同志的签字向干部传达，通过干部向群众解释，把这股逆流打下去，他请示了张春桥同志，张春桥同志同意了。据此，我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王少庸为当时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在一次四清工作队的干部会上作了报告，旧市委书记处原拟写一个反对这股逆流的通知，因写得不好被搁置了。当时，我是注意了抓这方面工作的，而且做了一些工作，做这些工作的目的，主要是怕在组织上犯错误，并不是从思想上解决了问题。由于思想不通，工作做得很不得力，责任完全应该由我负。
十一月二十五日开了一次常委会，吸收了有关人员参加，研究当时的情况。在会议中反映的许多情况扣发表的意见都是对准张春桥同志的，形成了对张春桥同志的围攻，我不但未制止这种现象，反而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这是非常恶劣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常委、毛主席已经同意，我还采取这种态度，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荒唐已极，明自张胆与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常委、毛主席相对抗的行为，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所绝对不容许的，性质是极端严重的。
我们应当相信党，我们应当相信毛主席。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必须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对毛泽东思想必须绝对相信。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我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是为党纪所不能容的。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任何时候，处理任何事情都应当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以毛泽东思想来衡量，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真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谬误。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他的签字是正确的。我和旧市委一些同志，尤其是我的意见是错误的。我对错误一直没有认识，中央工业交通会议以后，才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才下决心改正错误，但为时已晚，我感到非常痛心。
红革会是革命的组织，红革会办的《红卫战报》是革命的报纸，它当时的中心内容是大反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红革会要求《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合理的，我们应该给予支持。但是，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顽固地坚持了七天，造成了紧张的群众斗群众的局面。我们当时之所以拒绝这个要求，主要是我们曾经同意过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所办《革命造反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遭到了多数派和一部分《解放日报》订户的反对。为了避免来自这方面的反对，我们同意两报分开发行，拒绝了红革会一起发行的要求。因此，发生了“解放日报事件”。
我们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是错误的。我们的错误在于不做阶级分析。对谁应该支持，谁应该反对，缺乏阶级观点，我们对革命的不是坚决支持，对反对革命的不是坚决抵制，企图采取调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结果矛盾反而扩大了。这是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要遇到革命造反派的抵制、反对，我们的错误也就不可避免要产生，这是主要方面。其次，党内一股保守势力也给我们一定影响，有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上面有陶铸的影响。那时，马天水正在北京开工交会议，为《红卫战报》发行问题就近请示了陶铸、×××，他们表示就是《解放日报》停刊一个月也不能签字。后来，我们感到继续坚持下去，将犯大错误，因此，决定签字，但又遭到一部分干部的反对，拖延了签字时间。问题不在来自上面或下面的影响，而在我们为什么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错误应该我们自己来负。当局势发展得愈加严重的时候，我们才下最后的决心，由王一平、宋季文代表旧市委签字同意红革会、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项决定、四项要求，并希望受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组织都起来支持红革会和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项决定、四项要求，并和他们一起，向旧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但是，我们的决心下迟了，挑动了群众斗群众，使我们又犯一次严重错误。
十一月下旬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备会成立以后，我的错误有新的发展。上海赤卫队的建立，是旧上海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
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有三十八个厂的代表约三四百人要求张春桥、韩哲一和我三人接见，张春桥因午后回北京，表示了不接见，韩哲一因事不能接见。接待站安排我在沪西俱乐部接见他们，在接见全体代表前的几分钟接见了少数代表，他们提出要求建立工人赤卫队，我当时曾经劝说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央正在开工交会议，据我所知有许多人不赞成建立全市性的工人革命组织，如果中央同意这个意见，你们建立起来了，也要取消。后正式接见全体代表，他们对旧市委支持两个五条提出了意见，对工人造反派提出了意见，我对这些意见作了些解释工作（解释记录旧市委办公厅打印了一些，可审查此记录），继而他们提出要建立筹备会，对他们的要求，我没有继续反对，也没签字，但实际是同意了他们。会议中途，我就被上海红革会找去参加批判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后的事由杨士法处理的，决定筹备会设在总工会也是他决定的。第二天我就生病了，没有过问这事。直到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以前，我没有与赤卫队总部有任何联系。工人赤卫队总部是在十二月六日成立的，在此期间，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同志反映，我们支持赤卫队多，支持他们少，经查，才知道他们挂钩在总工会，我们认为不妥当，改由工人革命组织联络站负责。这是赤卫队总部成立的经过大概。
我同意工人赤卫队建立筹备会就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它是在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以后要求建立的，而且是在反对两个五条的情况下要求建立的。很显然，它的建立，矛头就是对准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在当时情况下，对这种组织不仅不应承认，而且应该坚决反对它成立，即使它自己成立了，也不予以支持，才是正确的。但我们在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以后，按照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原则，对群众要求建立的组织都一概加以承认。我根据这一点同意了赤卫队建立筹备会。这是一种不做阶级分析，缺乏政治远见的庸人态度，用这种态度来处理阶级斗争问题，当然要犯大错误。
这个组织一建立，它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而是指向革命造反派，大方向就错了。它的建立，扩大了两派之间的矛盾，使斗争更加尖锐，这个责任完全应由我负。对它的建立，不管我主观方面如何，客观上它是保旧市委的，是一个保皇组织。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谁是革命左派，依靠谁，支持谁的问题长时间没有解决。因此，在处理两派的关系上就发生了许多错误。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以批判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而实际把矛头对着造反派的二十万人大会，在大会上，我一方面指出了他们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由于我依靠革命左派，站在革命左派一边还没坚定下来，因而在大会主席团提出七项要求要我签字下，我最初加以拒绝，后来，由于两个原因：一、他们以上北京控告、停电、停水、停交通相威胁。我怕酿成大事；二、我主观上认为他们还是革命的，只要他们能够转变大方向就行。因此，顶到最后我提出条文必须修改，他们同意了我修改，我将某些明显针对造反派的条文作了修改，并加了一条彻底批判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共八条，我签了字（当时，群众已涌上主席台，我挤晕了），我以为这样可以端正他们的方向，我这个想法完全是唯心的，赤卫队代表一种政治势力，有其一定的阶级性，这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主观意愿所能改变的。其实，修改后的条文并没完全抹去针对造反派的痕迹，反而为赤卫队盖上一层黑纱，模糊了人们的认识，这就更加错误。旧市委发觉这个错误，我也认为是错误的，为了表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我发表了声明，宣布签字无效。这样，就造成工人两派之间进一步的对立，挑动了群众斗群众。以致发展到康平路流血事件。
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总部的领导人，煽动赤卫队是到旧市委要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先马天水接见，围攻马天水，二十九日要我接见，我接见了他们，接着就围攻我，我没有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我的答复是革不革命不能由领导决定，而是要在斗争中由群众鉴定，广大赤卫队员是要革命的。由于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又以停电、停水、停交通，到北京控告相威胁。围攻我到夜间十二时左右，工人造反派听说柯庆施同志的家，张春桥同志的家被抄了而进至康平路旧市委机关以后，康平路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发生了，紧接着又发生“昆山事件”和一部分赤卫队员到北京控告旧市委，严重影响了交通，影响了生产，对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所有这些，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对党，对人民又增添了罪责，我再次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旧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得上海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完全揭开。因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可能完全揪得出来。
旧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在运动中有些学校的革命师生揭发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有错误言论，在教育方面，执行了旧中宣部、高教部的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织多数红卫兵保护自己，在常溪萍问题揭发以后，他多方设法保护常溪萍。早在去年六月下旬，北大就寄来一张贴常溪萍的大字报，他压下未贴出。当这些问题反映到旧市委来以后，我们不是放手让群众去审查他，而是犹疑不决，采取等着瞧的态度。直到文化大革命愈加深入开展，他的态度表现很不正常时，旧市委才要他在书记处检查，才决定由王少庸代替他文革副组长的工作，他管的教育工作，也改由王少庸负责，但他在书记处也没认真检查，以后又要他到复旦检查，并住到复旦去，他迟迟不去，去一次又为多数派红卫兵所保护，未作检查。对杨西光的问题旧市委虽然有所察觉，但对他的问题的严重性则认识不足，对他的斗争也不坚决。实际上对他起了保护作用。后来，革命师生又揭发了他许多问题，我们才认识到他的问题的严重性质。
常溪萍是旧上海市委的教育卫生部长。他在北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支持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等人，打击了革命左派，犯了严重错误。对这样的人，应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查他。但我没有这样做，当去年七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同志写了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同志，后转交给我，我未立即寄回市委，转交华东师大，而是去请示邓小平如何处理（原因是常溪萍为北大问题写过信给他），当时（刘、邓的盖子还未揭开），他的意见可以不贴，并将他的意见告诉了康生同志，康生同志一次见到我说，常的问题可以不再挑起，在邓小平的影响下，这张大字报又搁置了几天，直到江青同志一次提醒我说，常溪萍不送到北大来，你们被动。我才把大字报寄回交华东师大张贴，同时，要旧市委准备将常溪萍送北大。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上海，决定将常溪萍送北大，中央文革小组答复，北大工作正在安排，不要送去，因此就搁下来了。
最不应该的是去年八月十六日我同书记处其他同志去师大一次，在与师大革命师生讲话中，我讲了一些错话，当有人问到为什么提常溪萍为教育卫生部长时，我竟说，当一个干部没有发现重大问题之前，应该信任他，很好地使用他，并说，过去我们认为常是一个较好的干部。这些话，在当时说，是十分错误的。虽然，我在讲话中也号召革命师生起来揭发常溪萍的问题，但因为说了那些不应该说的话，不但没有起到支持革命师生起来揭发常溪萍问题的作用，反而压制了广大革命师生进一步对常溪萍问题的揭发，起了保护的作用。也影响了一部分同学对常溪萍的错误的严重性质的认识，这个责任，不在那一部分受蒙蔽的同学，而是在我。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应该放手大胆让群众去审查干部，才能最后识别干部。我们不仅对杨西光、常溪萍没有这样做，而且对其他一些干部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
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在六七月份（七月二十日以前）比较多的揭发了领导干部中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在运动一开始就强调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看某一级组织是否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来衡量它的领导，太多的相信一些党的组织和一些党的干部，看不到有的党组织和有的干部已经起了质变，党的领导权已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窃据。这样，就使得某些党组织和干部利用党的威信，毛主席的威信，把矛头不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了革命群众，压制、围攻贴他们大字报的群众，甚至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借此蒙混过关。同时，在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党的干部政策下，我又怕过多伤害干部，因此，就不是大胆地、放手地让群众去审查干部，在一个时候，我仅从统计数字中看到领导干部中揭出了不少问题，就以为阶级斗争盖子揭得不差了。这种自满，加上怕过多伤害干部的情绪，必然妨碍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的彻底揭开，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这也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就是不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整群众，在这条路线指引下，阶级斗争盖子是不可能彻底揭开的。我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也就是保护了自己。如果不打倒以陈丕显和我为首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就不可能把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就不可能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在这里欢呼“一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群众起来贴了党委、工作组的大字报，有的党组织和工作组不是积极支持他们，而是把矛头对准他们。他们有的遭到了大字报的围攻，有的被迫作了书面检村，有的被批判斗争，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有的没有遭到这样的对待，但对他们排了队，整理了材料，准备“秋后算账”。这些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行为，我们过去是认识不足，估计不够的，以为上海公开打成“反革命”的不多。其实，采取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把革命群众变相的打成“反革命”，准备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则为数不少，这是更为狡猾、更为隐蔽的形式。革命群众遭到了这些白色恐怖的镇压，起来造反，是有理的，为他们平反，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是应该的。
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紧急指示》，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后，我们执行不力，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格督促有关党委把应该交的材料都交出来，单纯听取汇报，以为要交的都交出来了。其实，大学党委大都未主动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有关材料。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积极支持造反派，而是加以抵制的。
什么是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这个问题只有屁股坐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才分得清楚。在材料问题的处理上，曾经一度造成大专院校、工厂企业两派群众之间严重对立，造反派群众由于某些党组织不交黑材料而起来抢黑材料，多数派群众认为不是黑材料而起来保护档案。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站在造反派一边，支持造反派，而是偏听了某些党组织的意见，他们认为要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都交了。以后的事实证明，有的党组织并没完全交出而却隐藏了一部分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迫全部交出。同样，对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有些是可以让造反派群众看的，但怕引起群众斗群众而坚持不让看，也加深了两派之间的对立，造成群众斗群众。事实证明，有些材料不交给造反派看是行不通的，也只有交给他们，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我们在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在平反工作上，也缺乏严格的检查，以为凡是要平反的都平了。其实，仅仅对那一部分公开戴上“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帽子的群众进行平反是不够的。必须对另一部分没有公开戴上帽子，但实际已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右派分子”对待过的群众进行平反，平反才能说进行得彻底。不这样，造反派的同志是通不过的。我们过去的错误，着重在那一部分公开戴上帽子的群众，而对为数比较大的没有公开戴上帽子（没有正式作结论）的那一部分群众没有进行平反，那是不彻底的，所以，我们的平及工作也是没有作好的，这还是我们的立场问题没有解决，对革命群众缺乏应有的阶级感情。
旧上海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使得上海革命造反组织风起云涌，支支矛头对着旧市委。进入十二月，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已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各部门的办公地点和书记处的办公地点都相继被占用，接待站大部被冲垮，常委会难于举行，领导干部大都分散独立处理问题。在这时，一部分新建立起来的造反组织，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其中不少是经济要求，这些要求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不管合理与不合理的，原则上都应该留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但有的领导干部经不起群众斗争，违反了党的政策，签字同意了一些要求。首先旧市委书记处就没有坚持原则，早在去年十一月，就同意了教育局将民办小学改为公立的签字，虽然，当时决定工资福利留到文化革命后期处理。但这是一个很坏的开端。其次，在去年十二月初，宋日昌、王克顶不住合同工的要求，同意了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到城市作合同工所得工资，从原来与生产大队一般实行四六分的改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归生产大队，这不仅加深了合同工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且为满足一部分人的经济要求开了先例。旧市委对这样的签字并没有坚决加以制止，反而予以承认，这是非常错误的。
接着，陈丕显同意将地段医院改为公立，并认为过去对各种群众组织在经济上、物资供应上扣得太紧，应加以放宽，马天水在这个方面是一个积极主张者，他未经书记处讨论，就布置了五十辆广播车，三千辆自行车。加上，国务院财办曾发出一个对合作小组、合作商店可以改为国营的通知，一些集体所有制的单位都据此起来要求改变所有制，所有这些，对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都发生了作用。
据王克反映，马天水在北京参加工交会议期间，他曾直接同马天水通话，请示有关劳动工资福利问题，马天水的答复是群众有些经济要求，可以适当满足他们，这对下面一些干部签字同意群众在工资福利方面的要求是有影响的（详细情况要问王克）。
我同样在刮经济主义妖风方面起了坏作用。去年十二月底，据反映，王克签字同意了将一九六二年精简的一九五八年以前的老工人在一个月内要安排好工作，当时，我认为这个签字是错误的。接着，于十二月三十日，见到宋日昌，宋告我，王克确签了这个字，我要他转告王绝不能这样做。同时，临时工、外包工将开大会，我需要了解外包工的来历，决定约王克谈一次。这时，接待站负责人关建、杜淑贞要求旧市委书记处解决已经难于维持的接待工作，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要他们通知有关人员参加研究。这就是今年一月一日在香山路×××号的一次碰头会。参加这次碰头的，除我和王一平外，有宋季文、宋日昌、张承宗、王克、杜淑贞、张苏平，在碰头时，首先谈了接待工作，因困难很多，有些问题难于解决。实际把问题搁下了未解决。以后，主要是王克谈了下面几个问题：
1，安排部分精简职工问题。他说明了他签字同意将精简的一九五八年以前老工人安排工作的理由。他认为过去精简了这些工人有错误，有些人回乡以后现在还很困难，按照历年安排劳动力的情况看，将达六七万人安排工作是可以的，并说马天水已签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中央，宋季文则认为目前工厂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不足，积极主张安排，我原来是反对王克这个签字的，经他们说明理由以后同意了安排，但不同意在一个月内就安排好的意见，要他另作较长时间的具体安排计划。
2、临时工、外包工问题，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原定于一月二日（后改为四日）在人民广场举行十万人大会，批判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华东局、旧上海市委负责人参加，并指定要我参加。在这以前，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曾在一次大会上给我一份材料，说外包工是上海特有的，是旧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为了弄清事实，以便答复问题，所以，我找王克问明原由。当时，王克把劳动部的文件念了一段给我听，该段文的大意是有些产品可以对外承包，从这段文的内容看，外包工制度是来自劳动部，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并不是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制定的。这次主要是弄清问题，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
我与王克主要谈上述两个问题。除此而外，他还提出街道工业要求改国营怎么办？我答复他可以先戴帽子，其他不变。我之所以这样答复他的理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旧市委曾研究过街道工业的性质，从它的产品由国家调拨，原料由国家供应，利润上缴地方财政等方面都应肯定它的性质是国营，但为了把这些工厂办为半工半读式的新型工厂，我们决定暂时不宜宣布为国营性质，以免在工资福利方面引起问题。过去未改，而在文化革命期间改是错误的。
其次，提出社会青年要求安排工作，我的答复都要安排有困难，可根据往年经验，适当安排一些。
以上是香山路×××号碰头时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问题，在解决问题时，我在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一不该同意王克安排部分精简职工的意见，二不该对街道工业戴上国营的帽子，这两个问题对一月份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是有影响的。如果不是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给以迎头痛击，它所产生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还错误的同意了张承宗、倪斯美将民办小学教师最低工资这部分人的工资作适当调整的签字。一月四日我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夜十二时左右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拿着张承宗、倪斯美签字同意将民办小学最低工资这部分教师的工资调整到公立小学教师最低工资的水平（大致是从二十五元调整到四十二元）的纸条要我签字。我了解了这部分人生活较苦，也就同意了张、倪的意见，在反经济主义的妖风开展以后，我感到这个签字错了，在一月十二号看到小教革命造反负责人时，他们已发了通知对这个签字作废，如果不及时纠正，其影响所及也是不堪设想的。
上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刮起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旧上海市委对文化革命已无能领导，自身在一些问题上又没有坚持原则，下级由于找不着领导，于是就各自为政，乱签了许多字。固然，各有各的账，但这个账应该算在以陈丕显和我为代表的旧上海市委的头上，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领导上海工作的责任，我们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没有按毛主席的意旨办事，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党组织是应该打倒的。
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对待群众。《红旗》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文中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我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采取做官当老爷的态度来对待群众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揭开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并通过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我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教导，又有十六条伟大纲领作武器，照理说，我应该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折不扣地按十六条办事，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当时，由于我满足于前一阶段的所谓“成绩’，没有认真总结前一阶段的教训。对十一中全会的传达，仅仅念了文件，没有很好讨论，提高干部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使许多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这是我的责任。同时，我自己对十六条、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意义理解很不深刻，没有抓住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当革命小将创造出大量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如红卫兵、大串连、破四旧等的时候，我看不到这些新事物的出现，对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作用，对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巨大作用，而是对他们过多的评头论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采取不欢迎，甚至反对的态度。给过大量事实证明以后，才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巨大作用。我的脑子里的旧框框太多，是一个按常规办事的人，正如毛主席批评所说的，“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毛主席批评的这种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是对我的写照。
去年十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在会议初期，我对我所犯的错误的认识是很差的，没有提到路线上来检查。后来，听了毛主席、林彪同志的亲切指示，陈伯达同志的报告，要我们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当时，我再次作了检查，把错误提高到路线上来。但检查还是很不深刻，没有真正触及自己的灵魂。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但，没有把会议开好，中央精神没有贯彻，以致后来又连续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如“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昆山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是我顽固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结果。
为什么我那样顽固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主要是我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在我灵魂深处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因此，对刘邓路线就容易接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路线是修正主义路线，沿着这条路线下去，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我顽固执行这条路线，就使自己踏上了修正主义道路，面临可怕的深渊，如果不是党大喝一声，我有掉进深渊的危险，这是多么可怕呵！
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是一个“私”字，一个“我”字。林彪同志告诫我们，“应该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我就没有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表现在对一些事情上，只相信自己，顽固的坚持自己的意见，这种坚持，有时表现在口头上，有时隐藏在内心里，被服从组织原则掩盖了。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我这一方面是个大暴露。由于过份相信自己，有时，就看不清大局，看不到不断变化的情况，自己已经落后于形势而不自觉，我反对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就是例子。由于过份相信自己，甚至发展到毛主席的话都听不进去，毛主席的路线都不执行，而且对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想到这些，真是不寒而栗。
林彪同志告诫我们，“从小单位里面解放出来”。我就没有从自己工作地区解放出来。我在上海工作已十年以上，对上海工作总是看成绩多，看错误缺点少，总认为旧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当革命群众把矛头对着它的时候，总想方设法保护它，保旧市委，实际就是保自己。加上做官当老爷久了，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生活特殊化。满足于现状，小改小革不怕，大改大革就怕了，革别人的命不怕，革自己的命就怕了，在这个伟大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勇气把自己摆进去，怕暴露自己的缺点错误，怕失面子，怕脱裤子，没有忘我精神，还是“我”字当头，“私”字作怪。自己还标榜自己是革命的，实际已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反对革命。林彪同志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我在嘴里也说要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实际并没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因此，就反对革命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变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
十六条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这是党的阶级路线。我在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尤其在对待左派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从我的指导思想来检查，我对于坚决揭发批判和敢于起来造我们反的革命组织是不支持的，抱有反感，存在对立情绪。比如：我在去年八月二十六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部召开一次大会上，说了一些貌似公正，而实际是压制革命造反派的话。我说过造反派在晚间连续到戏剧学院去串连，这种活动方式不够正常等等。这些话，显然是错误的。问题不在讲了几句错话，问题在我讲话的精神，是压制革命造反派的。有的同学因为受了我错误讲话的影响，贴了造反派的大字报，使他们在以后一段时间的活动增加了困难。八月二十七日夜，上海科技大学发生了革命学生起来造反，要中层干部揭发问题，交出笔记本而控制全校的革命行动。我和书记处的同志说过，这是“政变”的话。这些话说明我的内心是反对革命群众采取这种行动的。同时，对科大革命同学多次来旧市委要求接见书记处同志都遭到拒绝。当时，我们拒见科大同学的目的是不给予支持，静观变化，使他们遭受了挫折。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对坚决依靠革命左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一直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多数派、少数派中都有左中右，目前正在分化过程，真正的革命左派要到文化革命后期才能形成。因此，事实上已经有了革命左派，也看不到，也不会发现。不懂得看一个派别是否是革命左派主要是看他的纲领，而不是看他的组成的成员和成员的某些分化。同时，我还有一个错误论调，认为少数派造反精神好，但不注意政策，不讲究斗争策略。多数派注意政策，讲究斗争策略，但造反精神差。这说明我不是首先肯定敢于革命，而是过多强调善于革命；不是首先肯定斗争的大方向，而是过多的注意枝节问题。因此，就看不到革命左派，有了革命左派也不去依靠。我还一再表示过，对革命群众组织，不管是哪一派，都一视同仁。这是一种不做阶级分析，折中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任何政治派别，无不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不是代表这一阶级，就是代表那一阶级。那种不偏不倚，既支持这一派，又支持那一派的所谓一视同仁，是虚假的。实际我是偏于多数，喜欢多数派，更多的支持多数派，并希望在多数派中出现真正的左派（因为他们当中党团员多）。
当多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举得不高时，总希望他们的旗帜举得高些。对少数派是不喜欢的，当他们取得胜利时，我就不高兴，他们遭到失败时，就高兴。有时，我也说要多做少数派工作，目的并不是把他们作为依靠力量，而是要使他们变得温和些，基至使他们发生分化。为什么对多数派、少数派采取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为什么对敢于革命的就不喜欢，对不敢干革命的就那样喜欢，没有别的可说明，一言以蔽之，就是怕革命。这充分暴露了我的感情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我的立场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实质是多数派在“保”我们，少数派在反对我们，在革我们的命。
一般说，当时的多数派，代表的是保守势力，有的是中间势力。这种势力不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正依靠的力量，是那些敢于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敢于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的革命派，也就是当时的少数派，只有依靠这样的革命派，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因为这样的革命派所代表的是进步势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毛主席说，革命“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我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按照党的阶级路线去办事，丧失阶级立场，陷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后来，觉悟到这些观点和由这些观点而产生的行动是错误的。需要悬崖勒马，迅速改正，坚决倒向革命左派一边，依靠革命左派。在上海来说，就是倒向革命造反派，依靠革命造反派。但在倒向革命造反派的过程中，由于思想感情，阶级立场没有完全转过来，有时发生摇摆，尤其遭到多数派反对，围攻的时候，发生摇摆。这说明我阶级立场不坚定，依靠革命造反派，支持革命造反派还只停留在口头上，这就无法取得造反派的信任。到头来我处于革命造反派与多数派夹攻之中，完全陷于孤立，这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折中、搞调合的必然结果。我既顽固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搞折衷主义，两个反动的东西结合起来，就更加反动、毒辣，造反派的同志批评旧上海市委在镇压革命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表现得更隐蔽、更狡猾，是完全有道理的。
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在我来说是一严重问题，也是我犯错误的重大原因。因为相信自己，总是对自己的工作看成绩方面多，看缺点错误方面少，自以为有一点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党的部门工作几乎都做过，取得的经验较多，对群众工作自以为是内行。加上，入党近四十年来，工作一帆风顺，没有犯过大错误，没有跌过跤，因此，对自己估计过高，自以为正确，骄傲自满的包袱背得很重。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也是看成绩多，看缺点错误少，犯了严重错误，仍然不自觉，总认为错误不多，性质不严重，到了广大群众起来揭发了一系列错误事实以后，还缺乏应有的自我批评精神，没有在群众面前“放下身架子，甘当小学生”，老老实实的向革命群众承认错误，甚至有了错误还找各种借口作解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背着骄傲自满的包袱，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因为骄傲自满，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下情不了解，看不到群众的创造性，工作上按部就班，四平八稳，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不适应。
因为骄傲自满，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是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以高度的负责精神来对待，而是墨守陈规，躺在过去的老经验上面，不是站在运动前头，领导运动，而是落在运动后头，拖运动的后腿，成为运动的绊脚石。
因为骄傲自满，就固步自封，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缺乏不断革命精神，总想维持现状，不愿进行大改大革。
因为骄傲自满，就不是按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而是脱离群众，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反对群众，反对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已充分证明我领导无能，毫无半点值得骄傲的地方，过去不认识自己，现在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由于不认识自己，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错误就一定会犯，这次不犯，以后还是要犯的。
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把毛主席接班人的五条简单概括为三条，一要相信毛主席，一要相信群众，一要正确对待自己，才能保持晚节，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我没有完全做到这三点，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跌倒了，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有损晚节，我感到十分痛心。辜负了党几十年对我的培养教育，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一千万上海人民，对不起广大干部。这不能怨天尤人，只怨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没有用毛泽东思想真正把自己头脑武装起来。我平时也不断讲要用毛泽东思想办一切事业，但，实际并没真正掌握住毛泽东思想，不然，到关键时刻就不会丢掉毛泽东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以陈丕显和我为首的旧上海市委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许多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或者遭到围攻和镇压，使一些革命群众在群众斗群众中受了伤，流了血，使许多受了蒙蔽的革命群众受了委屈，使许多执行了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受到批判斗争，使国家财产，在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中，受到巨大损失。所有这些，我都负有重大责任，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犯罪行为。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向党、向毛主席、向上海人民低头认罪，听候党、听候革命群众的处理。
现在，只有造我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彻底改造自己。跌倒了，站起来，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忠实地作──人民的勤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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