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3-2 作者：王任重
王任重一、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到武汉之后，我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一直在革命造反派的监督和管理之下生活。从一开始革命群众就把我当做敌人对待，给我加了许多大帽子。原来省直机关的干部大多数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自从元月二十前后发生了变化，省直机关的造反派也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了。那些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被称作“保皇派”，有的被戴高帽子游街，受到很大的压力，於是“一边倒”的情况出现了，现在几乎没有人敢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原来省委常委和部委厅局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还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一片“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的舆论压力之下为了和我划清界限，也起来把我当作敌人对待。省委一批领导同志(以张华为最活跃)开了我一次斗争会，对我和张体学王树成三人也是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罚站、低头。他们喊的口号是：“打倒湖北黑省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张体学”等等。我对他们这样做法觉得很难理解。难道他们真的不了解湖北省委的情况？真的不了解我和张体学的情况？对於革命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出於对毛主席的热爱，同时由於对我们所犯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很气愤，他们认识问题有片面性，是偏激情绪，是不能责备他们的。狠批狠斗，过火一些，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对於打掉我的官气和骄傲大有好处，对於促进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改造世界观是大有好处的。因此我对於群众不仅没有什么埋怨和对立情绪，我确实感激他们，不然我就不能得到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但是对於省委领导同志的这种态度我是有意见的。特别是象张华这样的人，把错误推给别人，把功劳归於自己，不惜歪曲事实，以达到“混关”的目的。省直厅局长一级和部委一级也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起来以极“左”的姿态出现，到底是真革命真造反，还是个人主义出风头，或者牺牲别人保护自己，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湖北省委因错误严重要改组是肯定的，但新的省委到底如何组成，望你们注意。现在应当争取迅速地把省一级、市一级、地县一级的临时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搞起来，以改变目前的无政府状态，不然对於革命和生产都是不利的。我建议由钟汉华同志出面挂帅，吸收原省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军队哪些人参加请再道、东山等同志考虑，并由武汉军区党委决定，省委省人委我建议由姜一、杨锐、韩宁夫、王海山、张旺午、阎钧、张起、陈扶生、邓祥、饶兴礼等同志参加。群众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我不了解，可以由孔庆德张竟等同志分别与各革命组织协商，哪些革命组织同意参加的首先吸收，暂时不愿参加的革命组织，留下名额，还是要做好工作争取他们参加。现在武汉地区的革命组织分为两大派，双方斗争很尖锐。我希望武汉和湖北军区学习山西的经验，派出一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若干大单位(如武钢、重型、锅炉厂、肉联、一纱国棉、武大、水利电力学院、新华工、华师等)去进行政治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拥护武汉军区部队的严正声明和通告，在争取了大多数群众的基础上，推动各个革命组织开门整风。有些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员，凡坚持错误的，由群众自己撤换重选(确有证明的反革命分子，应当逮捕)，这样才能比较快的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以改变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互斗的状态。对於职工联合会一类的组织要明令解散，争取其群众分别申请参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是否可行请考虑。
二、我因为被当作敌人看待，失去了发言权，连我的检查交待材料也无处印发。最近我用了十天时间，写了一个书面检讨，派人送给了姚喆同志，希望转交省直革命造反司令部印发。我估计他们仍然不会印发，是不是由武汉军区或湖北军区代为印发？一月二十日我向中央、主席写了第二次检讨报告，是请湖北军区转发的，不知发出没有？我现在的处境比十几天以前好多了。但是我的检讨不能印发，群众不知道我的态度或意见，这是一大困难。六、七月份，我在汉的时间只有42天，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到今年二月十四日整整五十天，开了我十次斗争大会(黄石市和孝感各一次，其余都在武汉)，报纸、传单标语、口号、有线广播、大字报、漫画、歌曲，各种斗争形式都用上了，一直把我当敌人搞了几个月，可是既不给我为自己申辩的机会，连作检查交待的权利也给我剥夺了，这怎么能把我的问题搞清楚呢？！这个情况我已经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并给主席写了封信。不知道汉华在北京听到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的看法如何？到底打算对我如何处理？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可以告诉我？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交待或说明？在湖北目前的情况下，我的意见没处说，因此我想用写信的方法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在湖北省委当中或在厅局一级干部当中印发或传阅。我写给你们的信，必要时也可以在机关干部中印发，以便使大家分析批判和查证落实我的问题。
三、人们为什么把我当作敌人对待呢？
我想有下列几个原因：
(1)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引起了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愤恨。
(2)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但是我不仅在“十六”条以前犯了路线错误，而且在“十六条”之后仍然犯了路线错误，又没有及时地作出深刻的检讨，工作会议之后，没有回武汉而是到广东休养去了。这样就引起了人们对我的怀疑。怀疑我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等。
(3)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从关锋、戚本禹同志开始点我的名，后来江青同志几次点我的名，这样许多人(包括我的女儿王小平)就肯定我是一个人坏人了。人们不知道我在北京工作期间的具体情况，连江青同志也听到一些群众反映而点我的名的。(如东城、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老板问题)我已经向陈伯达、江青和主席、林彪同志写过三次信，说明情况，请中央调查核实。前几天我又专门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解释她批评我的一些主要事实。我想这些事都不便对群众说明，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但是我可以向你们说明情况，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知道事实真相。我相信中央一定可以把这些事实查清楚的，绝不会冤枉我的。
(4)我在过去的工作中，办过错事，说过错话，写过一些不好的有错误的文章。在揭发批判的时候，人们只抓错误的一面，或者只抓一句话，几句话，不讲全文，不讲当时的具体情况，把所有这些错误的东西罗列起来，甚至加以夸大，这样当然显得特别严重了。还有些人是有意歪曲事实；也有的人捏造事实；甚至栽赃陷害(如蒋介石的照片)。我不知道这些人故意这样搞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是为了自己过关，对一般干部来说，在这样大的压力下面，是情有可原的，我不怪他们。(司机老彭和保姆所讲的都是大大夸大了的，是有人动员指使的)但是我怀疑有阶级敌人，故意制造混乱，乘机进行阶级报复。我听说那些地富反坏右，或者他们没有改造对党有刻骨仇恨的子女，对於斗争我特别高兴。这是一种阶级动向，你们可以注意调查一下这方面的材料。还有些过去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人以及因家庭出身没有被吸收入党，没有被提拔的人，对於斗争我特别积极，你们查一查看有没有这种情况？这说明什么？至於在运动初期被错误的打成“反革命分子”或“右派分子”的人，他们斗争积极则是革命的正义的行为，只能欢迎和支持而不能责备他们。斗争过火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
(5)陶铸同志的问题被揭露，说他包庇我，他是我的后台，这就更加重了人们对我的怀疑，人们肯定刘、邓、陶、王等是一条黑线上的人物。
如此等等。
但是我自己明白，我的世界观虽然没有改造好，“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绝对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我确实是盲目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自觉的也不是顽固不化的。凡是我认识了的错误，我就检讨就改正。我对於毛主席是无限崇拜，无限热爱，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永远如此，绝对不会有半点动摇。多少年来我都是原原本本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有记录可查)，有谁听到我说过半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没有？十几年来我跟毛主席接近的机会很多，我对毛主席的爱护、尊敬，他自己和他的随从人员都会有深刻印象的。我相信毛主席绝对不会怀疑我是反对他的！至於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那么湖北省十七年来的成绩就如何解释？湖北在全国是不是最落后的地区？我们尽管犯过“左”的或右的错误，但基本上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才有1963年至66年四年连续大丰收，粮食在受旱灾的情况下达到×××亿斤左右，棉花收购达到×××万担以上，比1957年增长一倍，搞资本主义复辟能有这样的成就？那不成了刘少奇的理论“坏人当权也能搞好生产吗？！”世界上那有这样的怪事？
四、我打算对於上述这些问题，分别写信给你们，或者写出检查交待材料，供你们参考。
五、我有几个要求，请你们考虑能否办理？
(1)把我被批判的文章、诗歌、党内讲话、文件送一分给我，以便检讨反省。不然凭记忆是不准确的，有的记不起来，无法检查。
(2)把所有批判我的材料(重复的不要)如小册子、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红卫兵报纸、传单都收集一分给我，不然我怎么进行检讨呢？现在我手上有一点，但很不完全。
(3)中央有什么文件或会议记录，或中央同志对革命群众的讲话记录，望能给我送来看一下。
(4)能否把小曹或者另选一个老实可靠的同志来帮助我抄写我的检讨？不然我一个人起草抄写搞的很累(腰酸背痛肝痛)也很慢。如机关不好抽人来，把王三宝派来帮我抄东西也可以。
(5)有一个箱子，原在东湖老沈处保管，其中有我的十几年的日记和相片本子，希望叫刘文西找回放到军区保管，其中有党的机密，不可遗失。
其实生活上和治病的问题这里都可以负责。只是缺“导眠能”(安眠药)，在这里买不到，要设法给我搞一瓶来。张体学的身体也很不好，望设法让他休息一些天，这个同志经过斗争，还是应当争取的，他是一位实干家，政治水平太低，能把赵辛初同志要回来就最好。
(注：因为你们是省委常委，所以我写信给你们，至於此信是否给其他人看，由你们决定。)
此致
敬礼
并代问全家好
王任重三月二日
这个材料，复写了三份，请转送中央一份，送中南局一份，留下一份，你们看可否印发给省委委员和各部委、厅局党组一份？我希望印发以便大家通过讨论来统一认识。并建议发给武汉军区党委同志各一份。湖北军区党委各一份。如何办？请你们三人商量决定。至少也要让省委常委(包括体学在内)同志传阅一下。关於十七年来湖北省委领导工作的简要叙述正在起草中，大约三五天就可以写好，送给你们，也望按照上述办法处理，
附我个人简历一份。
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王任重三月五日
一、上次送去的信收到否？关於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你们有什么意见？你们如何处理的？二月底我送给姚喆同志的公开检讨和大字报是否印发了？大字报我已抄送中央一份(写在给总理和伯达、江青同志的信中)，给周总理的两封信送走了没有？都望告诉我。我自己好作安排。如果这些东西都不能印发，我暂时也就不必再写了。我就用学习毛主席著作、写读书笔记的办法，在改造自己的思想上下功夫就是了。上次我送给姚喆同志的那份检讨，如果印出来，请代送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文革各十份。送中南局陈郁同志几份。也送给我一份，以便进一步检查。
二、这次我写的“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同时送周总理一份。我主张这份材料只印发给厅局长和省直造反派的负责人(因有党的机密不要到群众中去发，不要张贴)，印出后也给我一份。因为手上没有材料，可能记得不准，去年(六六年)棉花收购多少？总产量多少？×百万担是体学同志告诉我的。如不对，望更正一下。
三、你们和省军区把工作抓起来了很好。再道同志在省直机关大会上讲话也很好。但有一句值得研究，即“去年工作会议之前，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这个提法有不同看法：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②我们是盲目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虽然觉悟较迟，改正不力，但不是自觉的，也不是忠实於刘邓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在中南地区小组会上，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刘邓一贯的错误和他们反对毛主席的言行。再道、汉华同志都在场。你们不能不知道，虽然过去我是把刘、邓做为主席培养的接班人尊敬的，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我对毛主席的信仰和尊敬。十年来毛主席到武汉不下几十次，有时住三四十天，一切警卫、招待、生活、参观、游泳等等都是我亲自负责抓的。主席对我的教导和关怀也是很多的，说我这个人反对毛主席，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一个人犯错误，甚至犯路线错误，这也和一贯反对毛主席的反党集团、个人野心家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次写的一个比较长的材料，就是为了说明，我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中，错误还可能写少了，以后再补作检查，但我叙述的十七年来的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连革命造反派的一些工人、学生他们也并不主张对我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政策，他们等待主席最后作决定。
请同志们把湖北省的各项工作，同全国各兄弟省比较一下，我们是比较先进？还是比较落后？这要看实际，不是看说话。
四、还有说我包庇李达、曾惇，我们都知道，是我积极主张揭发批判斗争他们的。对於斗争曾惇，肖慧纳也是很积极的，现在把肖慧纳当作敌人来斗争有什么根据？即使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在我身上，也不能牵连老婆！我对於这样做是有意见的。请再道同志，找史子荣谈一下，这不是讲情面而是讲原则。老子犯了错误，连儿子也好象成了小右派，王三宝是一个好孩子，不应当歧视他，使孩子在精神上遭到折磨。群众的缺点，我们绝不能责备，问题在於领导者要出来说话，讲原则。
五、我是一个闲人，写这么些东西打扰你们，你们如有意见，就请告诉我，不再写这些东西。你们对我有什么怀疑，要我交代什么问题也望告诉我。今后我如何行动？叫我搞些什么？写什么检查，交代材料都望告诉我。中央有什么指示，望告诉我。我在这里，好象世外桃园，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听广播，看书报，这里最大好处是安静好休养，近来身体还好，小毛病不断，咳嗽好了，又闹牙痛。
代问汉华等同志好。代问全家好。体学是否已经休息了？
敬礼
王任重三月十一日
《新水运战报》1967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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