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3-9 作者：陈伯达
陈伯达刚才康老介绍了毛主席1966年5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2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讲话，从理论上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必要，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极其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继续社会主义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的斗争，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那是很危险的，资本主义就要复辟。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1962年刮单干风，就是刘少奇为首，邓小平赞成的。他们的那一套，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1964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的那一套，表面上“左”，实际上右。现在揭发了很多材料，像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搞的四清，原来是假的，让坏人专了政。1964年毛主席有意指出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否认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说社教运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当时，毛主席就反对刘少奇的错误意见，说：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封建社会就有清官赃官的矛盾，这种提法，不是阶级分析，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刘少奇1962年提倡单干，分田到组，包产到户。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了新的重大发展。
1964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了，他就不让发了。他说：“这个报告修改后，有些地方还要斟酌。”这个报告讲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很强调，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他说的蹲点方法去做，按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支部书记，不能当干部。他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是王光美式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蹲点是毛主席提倡的，不是刘少奇提倡的。毛主席提倡的蹲点是阶级分析的蹲点，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是调查研究的蹲点。刘少奇抓住蹲点这个问题，就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刘少奇的这种观点，不是1964年开始的，也不是1962年开始的。大家知道，日本投降以后，他就提出有名的“理论”和平民主新阶段，提出共产党员要当“红色买办”，就是要当美帝国主义的买办，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那时候刘少奇是完全悲观的，对中国革命是绝望的。对中国的前途是绝望的。他要投奔另一条充当美国买办的道路。刘少奇的这些东西被毛主席否定了，毛主席对他进行了教育，要他执行七大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全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完全违背刘少奇的意志的。
中国革命胜利后，1949年他在天津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的家里，对资本家说，资本家要大胆剥削，工人欢迎你们剥削，他说现在必须提倡剥削、欢迎剥削，还说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不能生活。1952年山西有一个合作化问题的文件，刘少奇批了，认为合作化是不行的。最近发现了一个材料，1950年1月他在东北提出了一个意见，说搞变工队不行，不能发展到集体经济。大家知道，毛主席在抗日时期，大大提倡变工队，变工队是发展合作集体经济的前身，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刘少奇在东北否定变工队，提倡“三马一犁”。他认为“三马一犁”发展到80%，才能搞变工队。没有“三马一犁”变工队就没有基础。要让单干放任自流，放任资本主义发展。
七大以后，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胜利，敢不敢胜利，胜利后走到那里去。一条是要胜利，敢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不要胜利、不敢胜利，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道路。
1965年二十三条公布以后，彭真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召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他的一个讲话，我们做了注解，发给大家看看。彭真在东北实行的是国民党路线、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保护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林彪同志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东北取得了胜利，这是很重大的关键问题。后来，彭真在东北站不住脚了，回到华北。那时正在土改，刘少奇要他在华北搞土改，他搞“搬石头”，就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历史上可以查明，不是在文字上，而是在行动上，刘少奇、彭真都是这样搞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实际上不是一切，而是打倒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肯定地主、资产阶级。
从历史上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就容易看得懂。
彭真在去年二月搞的一个汇报提纲，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提纲，要在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革无产阶级的命。在同一时期，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搞了另外一个文件，无产阶级的文件。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后来中央发表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执笔的。否定了彭真的二月提纲。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不反映到党中央来。过去是若隐若现，现在变的非常明显，非常尖锐的了。
社会主义越发展，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一定要反抗。1965年，彭真一边讲二十三条，一边反二十三条，经过一年多一点时间，他就抛出了这个汇报提纲，赤裸裸他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这个提纲，否定了彭真在中央在北京的地位，站不住了。中央的通知是五月份发出的，六月北京的形势就急转直下，一天等于二十年，时间过得很快，事情很多，这是一个大革命。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大革命，广泛地动员了群众，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大规模斗争。在这样一场斗争中，八个多月大家都经历过来了，有好多问题事先没有想到，好多问题我也没有想到。但是如果想一想革命历史，想一想中国革命的历史，世界革命的历史，任何一次大革命，很多事情都是出现很迅速，是事先不能预料的。在座的同志有些问题一下子不能马上理解，是不奇怪的。
回想一下，运动开始的时候，以刘邓为代表，由他们主持，派了大量的工作组，到各地方，各部门，各机关，各学校，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中讲的，他们利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下去，打下去。六月以后，大量的大字报在各学校、工厂、机关出现了。以刘邓为代表的一伙人显得非常恐慌，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这些大字报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毛主席说过，大字报这个武器，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但是大量的，主流，是革命群众贴大字报揭发了工作中的问题。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本是平常的事情。但在刘邓他们看来，这是“反革命” ，他们把很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对于真正反革命的大字报，如李世权反毛主席的大字报，刘少奇却说要保护，要保护少数。（康生同志：当时有两种少数，一种是毛主席保护革命派的少数，一种是刘少奇保护反革命的少数。）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毛主席回到北京，开始扭转局面。把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看一看，很多是革命的，是好人。这并不是说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而是说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打成“反革命” ，这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两个月了，有些同志对于两条路线斗争、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看到《红旗》十三期社论后，还觉得不能理解。我看是由于没有好好考虑，没有好好想一想。
昨天讲了刘少奇的问题，下面再把邓小平的问题讲一下。邓小平每次开会，基本节目就是打牌，每次开会都要打。有人找他谈话，他没时间，还要陪他打牌，成了很大的负担。不陪不行，他是总书记，陪了又耽误时间。很多同志有议论，总书记带头打牌，每天都打，还打通宵。我想打牌这个风气传下去很不好。影响到小孩子也打牌，打扑克。下面地、县也打，各系统，各部门也打，形成了一个风气，在乡下不是一般地打牌，有的还赌钱，总书记打牌，下面不好说，就传开了，这决不是小事，作为总书记，有这样的作风，影响很不好。有时间为什么不找干部谈话，学习毛主席著作，接见群众。他找肖华谈话，不好好谈，谈几句就算了。（肖华同志：每次我去汇报情况，都是三言两语，卡住时间，所以我到他那里汇报最容易。）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到他的大的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同志给邓小平提意见，跟他商量，不派工作组，他就打回去，说一定要派工作组，哪里也要派，气势很凶，很嚣张。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有两个点，清华大学，师大附中，就是王光美、刘涛搞的。他还批评工作组长，说你们没有蹲点，我蹲了点。这就是刘少奇的路线。邓小平蹲点的地方，也是靠他的儿子、女儿，根本不接近群众。当然小孩子的意见也是可以听的，但只是一方面，他只听这一方面，不听广大群众的。邓小平有个女儿，有个时期，读谭立夫的文章比读毛主席语录还起劲。她在美术学院说，谭立夫的发言，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对我们有利，我们已经翻印了五百本，广播了四次，最重要的话是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当然，对高干子弟要一分为二，大多数是好的，也并不是说高干子弟不能掌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要去操纵。我曾经说过，高干子弟不要去插手，去操纵。邓小平的女儿说的话，是谭立夫那里来的。流传最广的话，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联动”的根本纲领。他们无法无天，蛮干，不顾党纪国法，同志们看了“八一”学校，最早是主席建议中央文革的同志去看看，康生同志看了，建议到会的同志也去看看。一看很清楚，那是“联动”的堡垒。这个学校，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他们可能是少数人，威胁一批人跟他们走。好好的学校破坏成这样子，是刘邓路线造成的恶果。刘少奇同邓小平是有个人矛盾的，但在大的方面站在一个立场上，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共同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4年冬至1965年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二十三条时，毛主席批评刘少奇，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批评邓小平搞独立王国。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就走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去了，这次会议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的个人矛盾就抛到后边去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同性就突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俩人立场一致，路线一致。在座的同志可能听说过，也可能没听说过，在紧急关头，邓小平是一个打手，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还是让那些人站在群众头上，采取高压政策呢？邓小平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坚持派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立场一致。为什么说刘、邓路线，就是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镇压群众运动。
毛主席回北京后，改变了局面。但刘邓路线还有市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说，这个诀议（十六条）可能执行，也可能不执行。毛主席有伟大预见。十一中全会以后，路线问题是不是解决了？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到这种情况，提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让大家进一步把问题弄清楚。毛主席有个讲话，林彪同志有个很长的讲话，会议快结束时，主席又单独找各大区的同志们谈了一下，说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负责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区别对待，要让我们去掉刘邓路线的包袱，不要把制定反动路线的人，同那些执行的，不自觉执行的，执行了又改了的混在一起。下面的同志是执行了的，但好多同志是不自觉执行的。一说明这个问题，大多数同志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事实说明中央工作会议是有成效的，很多同志同刘邓路线划清了界限。但是还有些同志不是很容易划清界限的。有的人，是一小撮人，还要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是这样，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受谁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明有一批学生冲昆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们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他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的不好，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就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与昆明学生从来不认识，没通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往来，我们只是根据大局来判断，任何一个领导人，只要站出来与群众谈心，什么问题都好办，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根据毛主席思想，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的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精神。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他写了遗书，不交给别人，交给他老婆。他不请我们原谅，不请群众原谅，请他老婆原谅。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东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去死。这是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向无产阶级屈服，不愿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屈服，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思想慢慢地通了，逐步转变过来了。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有很多同志是有感性认识的，接近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很容易接受。如果完全没有感性认识，不接近群众，就不容易通。我们也接触过很多同志，他们一与群众见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坐办公室，接触的就是那么几个人。我们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现在与群众接触，却变成很困难的事情。这个困难好像很困难，其实只要一个钟头就能解决，只要见群众，就可以弄清楚，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待反革命，那要镇压，如果对反革命宽容放纵，就失掉无产阶级的原则、失掉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但是应当相信，只要我们同群众接触，反革命就更容易暴露出来了，就更孤立了，抓他就容易了。不然，反革命混在群众中，他抓住我们不接见群众这一点，拨弄是非、颠倒黑白，制造事件。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是有很大成绩的。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许多同志进一步接触群众，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接着来了个工人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来主要是在学校，社会上扫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工人起来了，各地方都起来了，最集中表现在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愿意接近工人群众，把他们哄到北京来，给他们路费，大搞经济主义，想收买工人，想这样把工人运动压下去。上海的革命工人不理这一套，他们发现这是用经济主义来腐蚀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他们就发起了新的斗争，发展成为向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夺权的斗争。这个时候，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介入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这样不但把一般的群众运动提高了一步，而且使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同群众相结合，使斗争走上了新的阶段。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解放军打出来的，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七大讲过，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是在人民解放军保护下进行，人民解放军公开站出来，公开支持革命左派，对文化大革命，对夺权斗争有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夺权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康生同志传达的，毛主席同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志两次谈话所说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就可能渗透到上层建筑中来，渗透到政权中来，形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党中央一直讲就是一小撮。人民解放军要巩固、要壮大，一定要清除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相互联系的。
在全国解放前，在夺权以前，毛主席就说过：“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刚才讲的阎红彦就是一个例子。十七年的经验证明，有些人就是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他们失掉了政权，失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千方百计让他们的后代钻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量宣传剥削阶级的思想，大量保存剥削阶级腐蚀人民的文化。这样产生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足怪。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旁的选择，就是要坚决拔掉这一小撮人。这件事情必须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持，这也是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义务。人民解放军要保持光荣传统。这个传统，是无产阶级的传统，是人民的传统，毛主席英明地作出的这个决定，已经开始在全国收到了成效。当然，不要那么急，要充分酝酿，人民解放军要跟人民群众，要跟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老干部相结合，这就是《人民日报》上登的革命的“三结合”，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不是糊里糊涂的“三结合”，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三结合”。
这个斗争是很尖锐的，我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要充分估计到斗争的复杂性。最近我们写了个材料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这里顺便说一下，混到群众里面的也有坏人，反革命分子，浑水摸鱼，搞反革命活动。中央采取了措施，取缔了一些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有的是内部的，有的是里通外国的，有的是蒋介石策动的。所以毛主席说的很值得大家注意。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中也混进一些反革命分子，所以我们要头脑清醒、冷静地作阶级分析。到群众中去，就可以把这些人分辨清楚。反革命活动本来是搞地下活动，他们利用大民主搞地上活动。地下活动不容易看得清，地上活动更有利于我们破获，这是好事。
大字报中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大字报的主流是好的，是革命的。《人民日报》去年六月的一篇社论，“大字报是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说，这是一株大毒草，不准学。我们现在仍然认为，这篇文章是好的。当然对大字报，我们要有一定的领导，对反革命分子利用大字报，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采取措施。大字报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形式，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各个阶级都可以利用，问题是要看对无产阶级更有利，还是对资产阶级更有利。应当看到大字报还是对无产阶级更有利。大字报可以进行彻头彻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如有反革命插上来，我们就可以识别，对这种大字报，也不可怕。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队还是按照军委的规定执行。
有的同志问我，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怎么样？毛主席认为，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地讲一点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书里也讲阶级斗争，但只是概念上的，没有把阶级斗争当作现实问题。这本书是在抗日时期写的，他不分析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应如何做。毛主席说：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修养，毛主席说，不讲现实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个人，没有孤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地主到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我顺便说一下，马克思讲过，列宁也讲过，阶级斗争的学说，并不是我个人的发明。阶级斗争必然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发现阶级斗争，是一个进步。事实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的阶级斗争还不够格，完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本书是空空洞洞的，也有马列主义概念，也有孔孟之道，是一个大杂烩，是不三不四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从这本书里得不到无产阶级的东西，只是一点抽象的概念，糊糊涂涂的概念。原来刘少奇还有一封信，说中国没有斯大林，只有靠我们来工作。那个时候毛主席已经很明显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突破了斯大林讲的框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不是没有斯大林，而是有更高的斯大林，林彪同志已经充分阐明了这个问题。
先说到这里，有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来源：《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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