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5-16 作者：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战斗兵团, 首都部分大专院校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联合纵队宣传组
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战斗兵团、首都部分大专院校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联合纵队宣传组“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百骨堆。”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直接指挥和支持下，把北京市搞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把北京变成他们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的基地。十几年来，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疯狂地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顽固地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罪行累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破了这群反革命野心家的黄梁美梦。他们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于是，施展全部反动本领，用尽了各种阴谋诡计，疯狂地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妄图扭转历史车轮，挽救他们必然复灭的命运。我们根据部分材料，整理成的这份“大事记”，就是这群魔鬼，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的一小部分。供革命的同志批判时参考。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滚滚向前。这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连同他们的总后台刘少奇，统统被揪出来了，骗人的画皮被戳穿了，丑恶的原形毕露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在大批判、大斗争中，彻底埋葬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埋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永远照亮全中国，照亮全世界。
九月至十月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早就觉察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作了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并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老奸巨滑的彭贼，当面反对毛主席，回避问题实质，胡说什么“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这件事，彭贼很快地告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三号头目旧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四号头目书记处书记兼副市长万里。同时告诉了反党老手邓拓。但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以前却一直不告诉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
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拒不执行，并且严密封锁消息。
九月二十三日
彭贼在旧文化部召开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恶毒攻击毛主席，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他党中央的主席也好。”还说“错误言论人人有份。”妄图把水搅混，攻击左派，包庇右派，蒙混过关。
十一月
十一月十日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直接领导下，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乱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阵脚，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角。
十一月十二日到十六日
《解放日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新华日报》、《福建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
十一月十二日
旧市委常委、副市长、旧《北京日报》社长范瑾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后，立即找郑天翔、邓拓、李琪密谋，决定北京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邓拓请示了彭贼，彭贼说：“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还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
十一月十三日到二十七日
彭贼亲自打电话斥责上海革命同志：“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有什么背景?为什么不事先打招乎?你们的‘党性’哪里去了?”彭贼的死党郑天翔、邓拓、范瑾、李琪(旧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彭贼的老秘书)还密谋策划，多次给上海打电话，探听姚文元文章的背景，李琪亲自到上海摸底。郑天翔指使喽啰搜集上海几年来上演的戏剧和编写的剧本，为攻击上海革命同志准备子弹。
十一月十五日
彭贼在一次讲话中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就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求订购姚文元同志文章单行本的数字。北京新华书店奉彭贼之命，拒不复电。
十一月二十六日
彭贼在一次讲话中说：“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对姚文元的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贼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召集死党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周扬等人“讨论”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彭贼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大叛徒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贼狂妄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极端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十一月二十九日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编者按语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在广大群众的压力和周总理的追问下，《北京日报》拖延了十八天，被迫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还加了一个别有用心的编者按语，这个编者按语既不讲是，又不讲非，只是说《海瑞罢官》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几年来人家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实际上是反对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与《解放军报》相对抗。这个编者按语是由彭贼定稿的。
十一月三十日
上午大叛徒、大右派、反党老手，彭贼的急先锋邓拓和宋硕一起在国际饭店召开北大、人大、师大、政法、民族学院、戏剧学院、北师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等院校党委书记会，邓拓亲自出马布置，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压制革命，包庇吴晗的阴谋。他说：“总的精神要按《北京日报》二十九日按语做”，“先当学术讨论”，“不要扣帽子，不要从政治上入手”，“动不动就扣帽子的风气不好。”他甚至吹捧吴晗，给吴晗定调子，说：“吴晗民主革命时是反帝反蒋的，解放后，开始表现还好，五九年以后，表现有些倾向不太好。”公然狼狈为奸，为吴晗涂脂抹粉。
下午，彭、刘的干将宋硕又召开其它文科院校党委书记会，贯彻上述反革命精神。
十二月
十二月一日
彭贼在他的老巢里纠集死党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李琪、范瑾阴谋策划包庇吴晗。
十二月二日
邓拓在北京日报社召开的座谈会上，恶毒攻击向反革命黑帮猛烈开火的《解放军报》，他说：“《解放军报》说《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是因为军队搞内部教育，军队内部不能争鸣。其实现在并没有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还说文章可以说明吴晗错的地方，也可以举出他对的地方，姚文元也一样。”
十二月四日
彭贼把黑帮集团干将李琪、王汉斌、宋硕找到家中，布置让他们拉人写所谓“学术”批判文章，王汉斌负责组织旧市委研究室的人和北京光学仪器厂(王在此厂搞四清)的青年工人，宋硕到大学里去组织力量。
十二月六日
《文汇报》报导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情况，发表各报“按言”，把《解放军报》的按语放在第一位，彭真对此大为不满。
十二月八日
《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同志的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判了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的历史观，但没有指名。邓拓、范瑾和彭真、刘仁密谋后，给吴晗写了一封黑信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给吴晗的假检查定调子、对口径，并示意吴晗顽守阵地，进行反扑，说：“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是对姚文元的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当充分发表，不必顾虑重重。”“《人民日报》的按语是中央审过的；《北京日报》的按语是市委审过的。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两个按语去做。”
十二月九日
《北京日报》发表河北师院李振宇的文章《＜海瑞罢官＞是一出较好的历史剧》，同版报导了该校教师在讨论中为吴晗辨护的言论。该校革命师生奋起批判，邓拓、宋硕火速派出心腹廖叔俊去镇压，说什么：“不要动不动就扣政治帽子，不要只许发表一种意见，”等等。
十二月十三日
由彭贼的急先锋邓拓、范瑾出面，在旧大学部召开文科院校大学生座谈会，企图毒害、拉拢青年学生，并为《北京日报》纲罗包庇吴晗稿件。反共老手邓拓在会上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他说：“党从来就反对盲目性，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还让我们听他的话。”他还攻击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也不一定都对”。还为吴晗辩解，说：“吴晗的文章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一棍子打死。”他还煽动学生说：“不要怕自己和吴晗有共同之处”、“思想不能有顾虑。”范瑾还竭力叫嚷要以彭真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的精神进行讨论。”
十二月十四日
彭贼在黑市委工作会议上讲话，公开包庇吴晗(吴晗在场)，把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说成是“认识”问题。会议开始前，彭贼还特意把吴晗找来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明目张胆地为吴晗撑腰打气，要他继续顽固地坚持反革命立场。
十二月十五日
彭贼指使其死党郑天翔、万里、邓拓、蒋南翔纠集宋硕、陆平、魏明(北京市旧高教局长)以及几个文科大学的反动头目阴谋策划把文科师生轰下乡去，企图阻止革命师生对吴晗的批判。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同志谈话中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彭贼也在场。毛主席再次指出，要害问题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贼狗胆包天，公然为吴晗辩护，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竭力掩盖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贼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谈话后，彭贼故意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造谣说，吴晗的问题要在两个月后作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这个谣言，在许多场合散布过。
上海市委向彭真汇报情况，彭贼凶相毕露，指责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位，应当把《北京日报》按语放在第一位。又公开包庇邓拓、吴晗，说他们都是左派。还不打自招地说，“邓拓署名向阳生的那篇文章我叫他那样写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
吴晗在《北京日报》上抛出大毒草《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假检讨，真反攻，这是彭贼从外地打长途电话，作黑指示，让这样干的，并下令要《人民日报》转载。
十二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秉承彭真的旨意，编者按语中没有一句揭露吴晗所谓“检讨”的反动性，进一步支持了吴晗。
下午，彭贼纠集黑帮书记们和黑帮死党李琪、范瑾、崔月犁密谋包庇吴晗的问题。
十二月三十一日
彭贼电话指使范瑾，给毒草大开绿灯，让她“找一批与吴晗观点相同的文章，放手‘放’”。企图把水搅混。随后，旧《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发表了大批右派文章。
一月二日
彭贼召集中央、军队、北京市有关方面三十多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他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康生同志当即戳穿了他们的阴谋。彭贼还别有用心地强调“放”，说，扯得越宽越好。恶毒地攻击《解放军报》按语“妨碍了放”，并重弹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的滥调。实际上，是只许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不许无产阶级左派反击。
彭贼还指示他的同伙，不许向下传达会议内容。
彭贼在这一天和十一日两次纠集黑书记和反革命急先锋李琪、范瑾密谋包庇吴晗。
一月五日
彭贼令其死党李琪、范瑾纠集反党工具《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北京出版社》的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开会，指使大叛徒邓拓在这个黑会上作假检查，为下一步包庇邓拓制造借口。
一月八日
旧《北京日报》发表黑帮集团骨干李琪署名李东石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竭力把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政治问题，说成是一种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问题。这篇反动文章是经彭贼、旧市委书记处和范瑾、项子明、王汉斌等人修改过的。在发表前，李琪还将这株大毒草送周扬过目，深得周扬赞赏。
一月九日
彭贼批发《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谈话纪要》别有用心地隐瞒了《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部分。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关锋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一月十七日
在旧《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文艺》、《前线》等几个编辑部的会议上，彭贼反复强调吴晗的问题是“纯学术”问题。
彭贼为了控制局面，包庇“三家村”，还指使许立群召开《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红旗》、《前线》、《新建报》六个编辑部开会。拼命把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拉向“纯学术”讨论的邪路上去。许在会上传达彭贼黑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稿。他还强调贯彻彭贼的“放”的方针，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
关锋、戚本禹同志把他们批判《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文章送给彭贼审查。彭贼指使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贼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月三十一日
彭贼要许立群马上把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送给他，许立群立即送去了。
二月
全国工农兵革命群众掀起向“三家村”黑帮开火的高潮，猛烈冲击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彭贼在刘少奇支持下泡制的臭名昭著的《二月提纲》，抛出五个“法宝”即：“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放的方针”、“纯学术讨论”、“防止左派学阀”、“自由、平等、博爱”企图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岐途。
一月三日
彭贼召集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在会上彭贼和康生同志唱对台戏。在会上，康生同志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来谈。康生同志揭露了许立群不收集吴晗材料，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彭贼公开抵抗毛主席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他在会上禁止谈论《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还批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并声称查明吴晗和彭德怀没有联系。还扬言要对左派进行“整风”。并指使郑天翔、刘仁为邓拓辨护，胡说：“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是‘左派’，长期以来是坚定的。”
二月四日
彭真纠集死党许立群、姚溱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泡制了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当日，郑天翔找了邓拓、李琪、范瑾、项子明传达了所谓五人小组会议精神。郑气焰十分嚣张，吹捧彭贼，攻击左派，为邓拓撑腰打气。并让这群狗党看了会议文件，胡说什么戚本禹同志也有“错误”。说邓拓是“左派”，鼓励这个反党老手向党进攻。
二月五日
政治局常委开会。彭贼用欺骗的手法，临开会前，把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给常委。上面写道“此件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会上，由不是五人小组成员的许立群汇报，彭真插了一些话，没有读“提纲”，没有提出“提纲”中的关键问题请常委讨论，也没有说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给全党。
二月八日
彭贼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两次质问彭贼，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彭贼事后造谣，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贼还妄图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作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的反对，当即批驳了他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贼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当彭贼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主席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攻击关锋同志写杂文时，毛主席明确地顶回去，说：“写点杂文没什么关系。”“何明(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彭贼狗胆包天，公然欺骗毛主席，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在他的后台老板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支持下，滥用职权，盗用中央名义加了批语，不经毛主席审阅，把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作为正式文件，火速发到全党。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的《二月提纲》，以抵抗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彭贼向上海市委传达《提纲》，竭尽造谣欺骗之能事，说毛主席和中央都批准了，不必再给你们说了。十三日彭贼指定胡绳和上海张春桥同志会谈，胡绳说：“不准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毛主席说的。”胡绳说这是彭真要他这样讲的。
二月十八日
许立群，胡绳召集北京学术界人士和北京各报负责人开会传达“汇报提纲”，却故意不传达毛主席指示。会后讨论，邓拓竟然被指定为第一小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到二十八日
北京听传达的人正在讨论时，彭贼带着胡绳、许立群到三线参观去了。
三月
三月一日
彭贼指使反革命急先锋宋硕，两次在高等院校党委书记，党员干部和教师参加的黑会上，大力兜售臭名昭著的反革命“二月提纲”。
彭贼亲自出马，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简况时恬不知耻地说“二月提纲”是“伟大的纲领性文件。”
三月二日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保护吴晗，叫他化名“老李”到昌平搞“四清”。
三月十一日
上海市委革命同志问中宣部：“‘学阀’是否有所指?”许立群将这事告诉彭贼。彭贼叫许立群电告上海市委革命同志，就说我彭真说的：(1)学阀没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2)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乎？说到这里、彭贼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到那里去了?”
三月十七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
旧市委反党集团，对抗毛主席的英明指示，继续破坏文化大革命。
三月二十五日
彭贼在家纠集死党邓拓、宋硕、范瑾、蒋南翔密谋决定赶文科学生下乡，极力鼓吹北大法律系考证《海瑞平冤狱》的“经验”。并对部分学校负责人说：“帐蓬已按排去做，你们去筹备，邓拓可挂帅。”彭贼还指使走狗镇压革命群众批判吴晗的革命行动。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毛主席几次谈话都严厉地批评了彭贼泡制的臭名昭著的“二月提纲”。指出“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
毛主席一针见血指出，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乎，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乎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同时毛主席指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官。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有可能，这是最危险的。
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指出彭贼，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三月三十一日
康生同志向彭贼详细传达了毛主席三月二十八日的指示。彭贼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并极力抵赖说，他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
刘仁急忙调兵遣将，从房山调回李琪，从顺义调回张文松，准备拼凑班子负隅顽抗。
四月
四月一日
在彭真的指使下，刘仁、万里召集张文松、李琪、范瑾三人在交际处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在会上万里传达了彭贼给“三家村”干将定调子的所谓指示。说什么，“三家村事情要解决，不解决不行，否则更被动。”又说什么：“对邓拓的本质应有一个认识，这是个好人，但世界观有许多不正确观点。”会上制定了包庇“三家村”的罪恶计划和产生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组织机构：即由刘仁、万里、郑天翔组成的三人小组和由张文松、李琪、范瑾、宋硕组成的四人办公室。
纠集黑帮分子，在所谓“党内”对邓拓进行小范围的假批判。
暂时停办《前线》，集中力量加强《北京日报》这个反革命阵地，继续负隅顽抗。
宋硕、李开鼎召开文科院校党员干部“学术批判经验交流会”，进一步推行“二月提纲”的只准放毒，不准批判的反动政策。宋硕在会上大肆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说什么“真正驳倒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必须下苦功夫，不能以势压人，我们是执政的党，以势压人易，以理服人难。”
四月二日
彭贼第三次当面反对毛主席，只承认在“学术批判这方面确实有“错误”“缺点”，实际上是企图说他在别的方面是正确的。
反革命的四人办公室密谋包庇邓拓的具体步骤。
彭真召集邓拓、宋硕进一步策划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决定火速把高等学校文科学生赶下乡，赶作一千个帐蓬下乡去，要邓拓挂帅，宋硕主办。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题目是《＜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扣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三日
彭贼在自己巢穴召开黑帮常委会。决定由刘仁、郑天翔、万里、拼凑成的反革命的所谓“学术批判三人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四人办公室，破坏和镇压文化大革命，加紧推行包庇三家村的反革命阴谋。彭贼在会上继续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胡说他“在工业，农业，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落后。”还说什么“一篇历史账，就是市委包庇吴晗?”叫嚣大右派邓拓“不反党”、“而是左派”，继续包庇邓拓，保“三家村”替自己开脱罪责。
彭贼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拿给李琪、范瑾、张文松偷看，以便窥测方向，密谋对策。
四月五日
又开了第二次黑会。这次会议由黑帮头子郑天翔主持，在交际处召开。反革命的“三人领导小组”在黑会上宣布反革命的“四人办公室”正式开张。决定泡制包庇邓拓、掩盖罪行、欺骗中央的黑报告。报告说邓拓的问题，先在党内批判，然后在党外批判，给撤职处分。后来把这个报告送给彭贼作了修改，可是就连这样一个假批判，真包庇的报告，彭真还嫌太重了，不同意撤职，要批判后确定。
死党郑天翔在会上大放厥词，假检讨，真反攻。其他黑书记发言跟郑天翔一个腔调。邓拓则更加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狂叫“我手里有材料，不怕辩论。”
下午彭贼在其巢穴召开所谓中央“五人小组办公室”会议，李琪、宋硕、张文松也被拉去，密谋在高等院校中假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真攻击无产阶级左派，转移目标，包庇“三家村”，包庇邓拓，保护自己，对抗毛主席。彭贼在会上喊出了疯狂挣扎的江湖黑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请大家帮忙。”“拉一把比踩一脚好”。
彭贼密令其死党宋硕搜集攻击陈伯达同志的“材料”。
会后，宋硕为了效忠主子，对抗毛主席的批评，枉费心机地收集陈伯达同志的“材料”，企图把矛头引向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晚上，宋硕挂长途电话，给在上海出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要他立即乘飞机赶回，以共谋赶高校师生下乡的机宜。
晚上，反革命的“三人领导小组”召集黑帮常委，讨论了包庇邓拓，掩盖罪行，欺骗中央的黑报告。决定上演所谓“小范围批判”邓拓的丑戏。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同志的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两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六日
刘仁、张文松突然跑到师大女附中，找到该校党支部书记卞仲云，以了解罗瑞卿孩子状况为名，洞察和探听反党集团头子罗瑞卿的动向。同日张文松、李琪、范瑾在彭贼家中，修改黑市委关于邓拓问题的向党中央、华北局的假批判，真包庇的报告，彭贼怕露原形，指使其喽啰说：“责任要写得含糊一些。”，范瑾、张文松又作了修改，当晚十一时，将清样送交彭贼审定。
四月七日
崔月犁和反党四人办公室成员又聚集彭贼家中再次下黑指示说：“对邓拓要摆事实，讲道理。”李琪执笔起草，张文松、范瑾修改。张文松按主子彭贼意图抹掉了原稿中“《燕山夜话》发行数量大，影响很大。”的一段，并与范瑾共谋，不提邓拓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性质，扬言“批判完了再定性”，妄图瞒天过海，欺骗中央。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中央书记处开会，周总理参加。首先康生同志传达毛主席指示。系统地批判了彭贼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判了彭真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会议决定：<1>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消这个提纲；<2>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彭贼在会上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表白自己说：“我只是在这方面坚持我的意见。”“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四月十日
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彭贼亲自主持在市委218会议室召开常委会议，被迫承认了毛主席的批评，但诡辩地说：“批评了北京，也批评了其他部门，象这样的问题是全国性的”。妄图减轻自己的罪责，彭贼还向与会者面授了对抗中央的机宜，指使对邓拓的批判先不提修正主义，看几天再说。妄图蒙混过关，并想退居幕后指挥，假惺惺地说：“以后我不管北京的事了”。反革命“四、一六”编者按开始正式泡制。
四月十二日
为了统一假批判和邓拓假检讨的口径，邓拓向反革命的“四人办公室”进行假检讨，其内容事先征得了“三人领导小组”的同意。邓拓检查中说什么：①明显的厚古薄今的倾向，缺乏马列主义的批判精神。②助长了青年人的成名成家的思想。③脱离实际，④有些文章的题目是无聊的等，妄图把政治问题说成是“学术问题”是认识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为自己开脱罪责，企图蒙混过关。
四月十三日
黑市委常委继续开会。范瑾、张文松紧张的修改“四一六”政治大阴谋编者按语。郑天翔继续包庇邓拓说“三家村”要区别对待，邓拓不好定性质。毒蛇张文松献计：在按语中，提“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时，顺序改为吴晗，廖沫沙，邓拓”，总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单提邓拓时则不加这个帽子。这样，即表达了邓拓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用意，又留下进行狡辩的后退之路，手段之阴险狡猾，真可谓无以复加!
同日郑天翔指使张文松、范瑾，李琪到邓拓家中，把所谓公开“批判”邓拓的阴谋计划告诉了邓拓，以让其“有个思想准备”。
四月十四日
彭贼两次纠集死党郑天翔，万里、陈克寒，李琪，范瑾，张文松，宋硕秘密开会，泡制“四·一六”编者按语。彭贼提出三个包庇邓拓的方案，迫于形势的压力，选择了公开假批判这一方案，并进一步耍诡计，把这个“三家村”大掌柜放在小伙计的地位。有的人还献计，在发表“三家村”材料的同时，发表邓拓的假检讨，这是明目张胆地包庇邓拓，掩盖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罪行，是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猖狂进攻。
李琪、范瑾、高戈(旧市委委员、付秘书长)召集北京市各方面负责人二百余人开会，匆忙布置对“三家村”进行假批判。
“三人领导小组”指使李琪、范瑾、张文松给邓拓通风报信，叫他对所谓的公开“批判”有精神准备。
四月十日到十五日
彭贼连续召集旧北京市常委开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所谓对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批判，以此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罪行。
彭贼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给旧北京市委黑帮传阅。
上午彭贼在家中召开反革命“四人办公室”会议，继续策划包庇“三家村”的阴谋，彭贼说：“吴晗这个人是一贯反共的。邓拓在抗日战争时赶着毛驴办报，很艰苦，邓拓对三面红旗还是拥护的，应区别对待”。彭贼当场对三人名字顺序和版面作了煞费苦心的安排。紧接着郑天翔就召开全市党委书记会，提前灌输“四·一六”按语的反党精神。
彭贼再次对张文松说：“邓拓不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的帽子现在可以不戴，看看再说。”在彭贼等的指使下，黑帮分子张文松、范瑾、李光远、宋硕等经过精心策划，仔细推敲，泡制出了“四·一六”编者按语，经旧市委常委会通过，交彭贼最后审定。范瑾怕露马脚，作贼心虚地说：“《＜燕山夜话＞宣扬了什么?》搞得匆促，材料是否晚见报?”张文松保护主子心切，他说：“彭真明天走了，报上发表了，他也好见主席。”彭贼又对“四·一六”编者按语作了精心修改，并多次请示邓小平。定稿后，彭贼就打电话给邓拓，通知邓拓：“明天就发表批判你的文章了，改了吧，改了以后还可以做文化战士。”
就这样，臭名昭著的假批判、真包庇、舍车马、保将帅的《前线》、《北京日报》“四·一六”编者按语出笼了。
事后，郑天翔对其同伙说：“挥泪斩马谡呀！”同日，张文松在文教系统积极推销了这一反党黑货，还让旧团市委书记汪家缪在团市委五届五次扩大会议上宣扬《按语》，大放其毒。并布置出席团中央九届五中全会的代表，借机向外地代表“摸底”和搜集中央的反映，在推销黑按语的同时大搞反革命特务活动。
四月十六日
毛主席亲自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彭真身在杭州，心在北京，用电话同刘仁、郑天翔等人联系频繁，一方面滞露中央会议的重要机密，同时进行遥控，指挥刘、郑等人继续顽抗。
就是在彭真的直接策划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同时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假批判、真包庇、舍车马、保将帅的“四·一六”编者按。这个别有用心的按语的内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具体规定，并且由他最后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见报的。这个编者按语是彭、刘反革命政变集团垂死挣扎，负隅顽抗，制造混乱，蒙混过关的政治大骗局。
旧《北京日报》和《前线》印刷量猛增，并让邮局与八大城市联系发行数量，并大搞特务活动，向中央“摸底”，搜集中央机关的反映。
同天下午，郑天翔等让手下喽啰汇报对“按语”的反映。郑天翔说：“昨天没有告诉廖沫沙是个缺点。”当即派余涤清去廖家慰问。崔月犁则去看望吴晗。对邓拓更是关怀备至，郑天翔亲自率领项子明、高戈前往邓拓家探望，郑问邓：“你看了报怎么样?”邓拓回答：“我等着批判吧!”郑天翔别有用心地对邓拓说：“既然登了报，就要准备批判，要有思想准备。”对邓拓问寒问暖，百般慰问，并要他好好注意健康。
晚上，郑天翔和项子明密谋，让项子明与丁一岚(邓拓之老婆)多联系，并派邓拓的秘书去看邓的情绪表现。
刘仁在参加华北局邯郸会议后，晚上召集常委会听对“按语”的反映，会上刘仁恶毒布置：由张文松、范瑾、李琪等组织力量，收集左派材料，把矛头指向康生和关锋等同志。还决定：凡是群众揭发旧市委书记处的材料都不登旧市委“简报”，只复写两份送书记处传阅，竭力对毛主席、党中央隐瞒掩盖他们的罪行。
四月十七日
黑市委书记处和反革命“四人办公室”召开会议。两次听取各方面对“四·一六”编者按语大阴谋的反映，密谋下一步对策。会上刘仁、郑天翔布置要大家“观察政治动向，批判重点还是吴晗，目标不能转移。”
同日反革命“三人领导小组”还指使宋硕从高等学校抽调十一个干部给北京日报社，为他们的反党阴谋服务。
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号召革命群众向“三家村”黑帮猛烈开火。
四月十九日
中央书记处通知北京各单位：
(1)《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定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
(2)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李富春同志严厉批评了旧市委，揭发“四·一六”按语是“颠倒敌我，颠倒主帅、包庇右派，打击左派。”
彭贼通过老妖婆张洁清两次向黑帮书记处发黑指示，根据中央“通知”，要把邓拓的问题估计得“严重”些。暗示书记处采取对策。
宋硕在市人委交际处与刘仁、郑天翔密谋时，接到蒋南翔的电话，传达中央书记处通知。给刘仁，蒋南翔、宋硕密谋，决定对下隐瞒中央书记处“关于停止执行北京市委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的指示。
黑帮分子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由张文松起草第二个“按语”。但未出笼。
四月二十日
毛主席批发了揭发彭贼的七个文件给旧市委全体委员，明确指示要北京揭发彭贼的问题。黑帮头子刘仁接到文件后慌了手脚，立即找郑天翔，万里等黑帮分子密谋对策，决定召开旧市委全会。
中央严厉批评了彭贼，他慌了手脚。彭贼的老妖婆张洁清晚八时在彭贼巢穴紧急召见黑帮头目刘仁、郑天翔、万里，传达彭贼的黑指示，叫郑天翔“跟上”，准备假检讨欺骗中央，对抗毛主席。
宋硕向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传达”中央书记处通知，事先与蒋南翔等人合谋，有意隐瞒了中央关于“停止执行北京市委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的指示。把中央四月十九日的通知篡改成五条：①目前主要进行准备，先学文件；②批判文章可以写，集中批判吴晗，不要转移目标；③不要停课，不要开大会；④批评坏电影可以进行；⑤如何搞法，等候中央安排。
四月二十一日
在臭名昭著的假批判、真包庇、舍车马、保将帅的“四·一六”编者按出笼以后，旧市委召开了包庇反革命头子彭真的黑会。与会者除正式委员全到以外，还有与文教有关的全部候补委员。此会由彭贼幕后指挥，刘仁出面。会议一开始就一反常态，先让委员们看中央文件。
当天上午，刘仁带领他的干将项子明，携带文件偷偷地去找他的伙伴，“三家村”的村长邓拓通风报信，订立攻守同盟，密谋对抗中央。
下午，刘仁主持旧北京市委常委开会。会上决定次日召开旧北京市委全体委员的会议，由刘仁、郑天翔和高戈精心策划确定了与会者的名单。
会间收到毛主席批给旧北京市委委员讨论的关于彭贼问题的第一批七个文件。
晚上，刘、郑、万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通过彭真的小舅子张文松及彭贼的臭妖婆张洁清，将会议的情况密告彭贼，并接受彭贼的密令。郑又指使高戈将毛主席批发的揭发彭贼的七个文件送给彭贼一套。
在所谓的讨论会上，彭真的第一秘书黑帮分子张彭也恶意地诬蔑说：“五人小组提纲，是康生看过的，都划了圈，现在又不认账了。”大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猖狂地攻击康生同志。原政法部部长，黑帮分子刘涌叫嚷：“《二月提纲》是正确的。”并攻击张春桥同志。原市工会主席黑帮分子彭恩也叫嚷：“我看不出《二月提纲》有问题。”……
四月二十二日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举行旧市委反革命大阴谋“四月全会”。
这次会议，他们唯恐泄露天机，特别强调“保密”，严格“审查”有关工作人员，连守门放哨都由办公厅付主任肖甲亲自挂帅。黑帮主将亲自记录分发文件，编写简报，会议情况拒不上报中央。并且由项子明、陆平、李琪、范瑾、王汉斌等专门组成一个小组，作为攻击中央的主力。会后反复六次修改精心泡制了一个报告，公开违反党中央的决定。由于做贼心虚最后不了了之。
会议期间，黑帮书记、常委神情极度紧张，经常反锁门策划于密室。
会间中央关于彭贼问题接连发了三批文件。
会上，郑天翔作报告，舍车马，保主帅，并疯狂地叫嚣：“彭真的错误是没跟上主席，北京的错误是没跟上彭真。”竭力保彭贼，胡说什么他们多次“批评”了邓拓。扬言“我决不做揭发彭真的第一个人。”甚至恶狠狠地威胁说：“这些人现在揭发彭真的问题，开个大会让他们讲，看他们谁敢讲!”还大肆吹捧彭真“在什么问题上都不落后。”为了制造混乱、转移目标，郑还说：“可以批评任何人！”刘仁也煽动说：“过去就有意见，现在不讲，不向中央反映是要犯错误的。”万里、刘涌等则狂妄地叫嚣说，中央的七个文件是“整人”、是“攻击”彭真。陆平、宋硕胡说彭真一贯“正确”，“不会伸手抓权”。大小黑帮郑天翔、万里、刘涌、陆平、张文松、范瑾一起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以及康生等同志。
张文松与李晨(旧市委委员、文教局长)急忙查阅党中央、毛主席一九五八年以来有关文教工作方面的全部指示、讲话、妄图收集攻击党中央、毛主席的子弹。这是一九六一年“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重演。
李琪、张文松给彭贼打长途电话(彭此时在杭州会议上受批判)彭贼阴险地说：“我不愿意接受北京的电话，北京的事你们看着办吧！”
四月二十三日
刘仁继续在大会上吹捧彭贼，攻击毛主席说：“彭真在中央工作地位相当于一个副总书记，什么都能管，为什么单要抓文化的领导权?”“主席发来七个文件，不知道是什么意图。”
当天下午，毛主席批示的揭发彭贼的第二批五个文件发下，刘仁等黑帮群魔，看了第二批文件后仍然继续为彭贼鸣不平，万里、高戈竟胡说什么这些文件还是“一面倒”；黑帮主将贾星五(旧市委常委、旧市人委秘书长)锋芒毕露，毫不掩饰，道出了黑帮集团的狼子野心，他咬牙切齿地吼叫：“该翻案的还得翻案!”
郑天翔更是罪该万死地胡说什么中央现在清算彭贼是因为“他得罪了江青同志”，“在东北期间得罪了林彪同志”这条大毒蛇竟明目张胆地直接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江青同志，并为给彭贼翻案制造根据。
也是当天下午，反革命政变集团头目刘仁放出郑天翔、万里、陈克寒几条大毒蛇以汇报为名，在李富春同志面前大耍阴谋，他们事先商量好，由郑天翔汇报，万里在旁边提问题，陈克寒作记录，妄图摸底，窥测方向，以便继续玩弄假退却真进攻的阴谋，达到死保彭贼，死保自己，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的阴险目的。
四月二十四日
中央二十三日发下的揭发彭真罪行的第二批材料粉碎了反革命政变集团把矛头指向中央的大阴谋。魔鬼们匆忙销赃灭迹，郑天翔责令范瑾立即销毁彭贼电话记录，拆掉铅版；李琪、王汉斌多次催促全部销毁攻击康生同志的黑材料，拆掉铅版；宋硕忙销毁了早在三月就捏造好的攻击陈伯达同志的毒箭；张文松、李晨也不得不暂时缩回黑手，不敢再查阅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文教方面的讲话和文件。
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
黑书记处连日开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承认邓拓是坏人，对彭真的问题只说是犯了“路线性错误”。
四月二十五日
郑天翔在大会上按照黑书记处策划的调子作报告。
彭贼看门狗李志五在彭真回京前，急急忙忙销毁十麻袋文件和资料。
四月二十六日
郑天翔按照黑书记处策划定下的调子，在全会上作假检查，继续包庇彭贼，为黑书记处开脱罪责。
根据会议决定，事后将刘仁、郑天翔在全会上的几次讲话记录整理成记录稿，拟报中央，但是刘仁说：“我没有稿子，随便讲的，你们怎么记的就怎么算了，”几次拒绝看记录。郑天翔则大发雷霆说：“不是我讲的原意，我又不能改。”随即把稿子撕了个粉碎，始终拒绝报送中央，掩盖包庇彭真，攻击中央的滔天罪行。
四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批示的关于彭真罪行的第三批材料发到旧市委。
彭真从杭州回到北京，黑帮书记急忙赶到彭贼巢穴。彭贼公然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百般抵赖自己的滔天罪行，胡说什么：“我的错误就是‘二月提纲’问题，是骄傲自满问题。”黑帮书记听后，四出活动，广泛散布，蛊惑人心。
刘仁找到了项子明、王汉斌，给他们打气，并且偷偷地把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央通知草稿拿给他们看，让王汉斌照着通知的精神修改检查报告，继续顽抗。
彭贼则继续施展阴谋，让刘仁去“休养”，让郑天翔去“蹲点”，退居幕后，继续指挥。
四月二十八日
郑天翔、陈克寒、万里、赵凡、李琪、张文松等一群魔鬼，眼看彭真保不住了，便纷纷写些鸡毛蒜皮的所谓揭发材料，多方表白自己，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左派”，妄图蒙混过关。
四月二十九日
项子明、陆平到刘仁家密谋，向刘仁献策，要他伪装起来，“争取党的领导，主动找李雪峰请示。”
四月三十日
北京召开欢迎谢胡同志的大会，项子明、王汉斌给刘仁献计，要他到公开场合出面，以迷惑群众，项子明说：“彭真现在不露面，你也不露面?！”王汉斌说：“你现在怎么能不参加这个大会?这时你作为市委第二书记不露面不行。”
五月
五月二日
在彭真的反革命咀脸彻底暴露的情况下，刘仁、郑天翔等仍顽抗到底，露出一付杀气腾腾的凶相，对项子明说：“彭真的问题大了，伸了手了，我是跑不了啦，你也跑不了”“反正我不当头一个揭发彭真的人！”
这时，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保彭真无望，便竭力保刘、郑，项子明给刘出主意说：“彭真的问题已经揭出来，咱们要‘引火烧身’，把表面的问题讲讲，不然北京成了彭真的私党，眼里只有彭真，没有中央，露了马脚，彭的罪过更大，让人家逮一窝子，就严重了。”
五月三日
旧市委常委开会，郑天翔别有用心地强调五月份全市要以“三查”为中心，妄图以此破坏和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五月四日
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集团的问题。
彭贼找李琪、张文松、项子明、王汉斌等黑帮，让他们帮助想“问题”，让王汉斌替他写一个假揭发、假检讨的材料，到中央会议上发言，进行欺骗。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刘仁找李琪、张文松、项子明、王汉斌，让他们帮他想问题“揭发”彭真，但又胡说什么“我不了解彭真的历史情况，这几年养病，没事我也不去彭真的家里，现在让我揭彭真的问题，我哪知道呀！”李琪等人“帮助”他“想”了两个晚上，也没“揭发”什么问题，他们面对灭亡仍是顽固不化。
五月五日
刘仁找到了项子明、王汉斌、李琪、范瑾、张文松、宋硕，密告康生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材料。
五月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了高炬同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
《光明日报》发表了何明同志《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
《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还同时发表了一批材料：《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五月十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
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五月十一日
《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二日
华北局工作组正式进入旧市委。宋硕和李琪、范瑾等人私下对口径，订立“攻守同盟”，死心塌动地跟随主子彭、刘顽抗到底。宋硕还死守大学部这个阵地，要大学部干部下去“蹲点”、“调查研究”、“积极开展工作”，实际上是要这些干部下去为他刺探情报，推行他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
五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杰同志的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共产党宣言”。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它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它象一把犀利的匕首，戳穿了刘、邓黑司令部和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本资主义复辟的罪恶阴谋，象一面无情的照妖镜，暴露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及其同党的丑恶咀脸，宣判了这群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的死刑。它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响彻云霄的进军号。
打倒刘少奇！
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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