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5-7 作者：陈永贵
陈永贵同志们，战友们：
大家辛苦啦。今天晚上有很多话想给大家讲，但天不早了，怕影响大家的休息。当然，革命是不能怕疲劳的。但也得有个幅度。
我参加了总司(注1)，但我没有得到总司一个通知，一个指示。虽然我人是参加了总司，但得不到指示，不知做什么，我也没有作什么。
省核心小组决定让我回来住几天，看一看大家。今晚因不早了，时间关系，不能多讲。
有人说：“我从毛主席身边回来，这很光荣。”这个光荣，不能属于我自己，应当属于全山西省的革命人民、革命造反派。这次到北京，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的首长，和我们握了手，照了相。毛主席、党中央和党中央的首长，对我们这样热情、关怀，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鞭策，很大的希望。我们应该做出新的成就来，报答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
但有一点，我从北京回来后？在太原住了几天，听了这家砸，那家斗，这很不好。我在北京的十几个学校就提到这点。现在是春耕大忙季节，庄稼只能春天种，不能冬天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战友们，我为什么提到这件事情呢？因为“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给了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只有坚决执行。大家想一想，农业上不去，就要影响工业，就要影响支持世界革命。农业上去上不去，不能说空话，咱们北方大多是一季作物，春种是个关键。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关键的时刻，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把农业促上去。大家还记得吧，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全国遭灾面积很大，市场有些紧张。那时，赫鲁晓夫和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就造谣说：“我们的合作化搞糟了，两个人伙穿一条裤子。”我们说：“合作化没有搞糟，而是搞得很好。”如果我们这样闹下去，农业生产搞不上去，打不下粮食，地主、富农、资本家和那些牛鬼蛇神、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是还会给我们造谣吗？北京有，山西更多，不少人离开了工作岗位，离开了学校，不促生产，不复课闹革命，这是个什么问题，我是闹不清。再要这样下去，不但帮助不了文化大革命，也妨碍了生产。问题究竟在那里呢？大家想一想。农业上不去，工业就缺原料，工农业生产受了损失，对谁有利，对谁没有利。我们绝对不能给地主、富农、资本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留下空子。我们大家都来考虑这个问题。不能说生产单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一定要做到：革命生产双丰收。
什么是关键。关键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触及自己的灵魂，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说一千，道一万，谁能离了吃，谁能离了穿。谁离了谁也会有意见吧！去年冬天生产没有上去，今年春天再错过去，夏天只留下个田间管理。这样损失就大了。
我不是和稀泥，我们要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抓革命，促生产”，这个问题大家都得考虑。
也许我说的不妥当，大家可以批评。
我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自始至终是支持“十月事件”受害者的，我是支持“十月事件”受害者的急先锋。这重要那重要，突出政治最重要，这政治，那政治，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政治，这办法好，那办法好，自力更生的办法最好。这是大寨的经验。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离开贫下中农，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当然，我不是唯成份论者，但也不能不看成份。地主、富农、资本家是反我们的。今天搞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要相信党，跟党走。“十月事件”的受害者，是跟党走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就拿昔阳县来说吧：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群众文化工作，粮食局，这都是全国的模范。这是谁们树立起来的呢？又是谁们砍倒的呢？是“十月事件”的受害者领导全县人民树立起来的，后被黑帮王绣锦(注2)、张润槐等砍倒的。“十月事件”的受害者，八十多人，都是贫下中农。而揪出的黑帮呢，差不多都是地主、富农、资本家。这些受害者和他们气味不投，观点立场不同，他们利用他们窃踞了的大权，把这些人打成了“反党分子”，有的住了监狱。一九六四年，他们还借搞四清为名，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反革命路线，在基层干部中（支书、主任），除把许多人打成了“反党分子”外，还借四清为名，逼迫的上吊，跳并，死了四十二名干部。
在黑省委、黑地委的统治下，只“十月事件’中，就有七百多名革命干部被打成了反革命。现在，这些受害者，你们应当保护，我早就希望你们保护。革命小将们，抢救出他们是很好的。受害的干部不是反毛泽东思想，不是反三面红旗。而王绣锦等，就是为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他们一小撮。
革命的干部为什么受害呢？就是因为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张怀英同志到文水，文水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文水是和平土地改革的阶级斗争很激烈。刘守仁在那里当了十四年的县长。赶走了多少县委书记呢，你们是会知道的。资产阶级能不能办无产阶级的事情呢？不能。只有自己起来搞革命。
王、任、张(注3)回晋中来，他们对情况是了解的。但是王绣锦等和他们的亲信对王、任、张也是了解的。王、任、张回来他们就不能活，没有他们的天下了。这样，他们是不是还要把王、任、张赶下去。
再一个，山西黑一、二、三线是很明显的。为什么按插一、二、三线呢？这大家是知道的。昨天上午晋南汇报：解放军在那里挖了二、三线，很严重。山西不抓黑二、三线人是不行的。
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和牛鬼蛇神捣乱。他们会不会捣乱呢？这里我是怀疑的。
如何逐步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呢？只有通过斗争，在斗争中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夺了“私”字的权。如果划不清界限，甚至还有勾结，那怎能团结。说实的，这种情况是长不了的，纸里包不住火，迟早群众就会觉悟的。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谁都拥护。但乱打、乱砸，打伤人砸坏东西，这对谁有利？
大寨，已经有五十多万人，五十多个国家的外宾参观过了。他们是听毛主席话的。三年中，总理去过两次。黑地委中不是常委的常委，不是书记的书记，曾说过：“总理去一次最多能顶二年。”大家看，这多毒。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陈伯达同志说是全国第—个，黑地委却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根本不让推广。反说是“不要社会主义”，“神仙一把抓。”一九六四年召开先进代表会议时，那个不是书记的书记就不让我介绍大寨的劳动管理经碱。他们不让我在这里介绍，这里只有两千人（会上），我回大寨天天说，一天几百人、几千人、上万人，传播的更快，更广。一九六六年，我到山东省临沂县参观，同去的有黑地委五个常委，各县书记和县长。在临沂参观时，那里的地委书记介绍说，他们搞得好，还总结推广了厉家寨大队的经验。这时，我就高兴地说：“好呀，说在我的心坎上了。为什么昔阳的三面红旗不见了呢？”这下就惹起了黑地委常委们的不满，到一边吵我，说我骄傲自满。我就又说：“你们说反大寨的是张怀英，我说不是，我和张怀英在一起革命了十五年，他是放牛出身，我是讨饭出身，谁也清楚。再说，大寨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张怀英出了很大力，他怎么会反大寨？这是瞎说。真正反大寨的是张润槐，黑地委。张润槐到昔阳的第七天，就带了一把人到大寨去“三查”，找岔子，反大寨。”我说了这些话，他们不满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派人到山东去查，说我放了毒。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这次到北京，还见到北大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和蒯大富，他们给我介绍时，还流了眼泪。
为什么毛主席和党中央信任我们呢？因为或多或少我们还做了点事，但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戒骄戒躁，多做周密调查研究，就会把事情弄明，做好。我就说到这里，如有不同意见，请提出批评。
（根据记录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注1：晋中总司，是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一日，革命造反派摧毁黑地委“元一八”假夺权，夺了黑地委党、政、财、文大权之后诞生的。
注2：王绣锦是晋中黑地委书记，恶霸地主出身，是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卫恒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一手培植起来的。远在太岳区就跟着这伙反党分子屁股团团转，得到薄、安、陶、卫的赏识。山西省委成立后，王绣锦成了陶鲁笳的红人，干尽了坏事，由政策研究所一名小小科长连升几级，一跃而为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副秘书长，1960年来晋中地委任地委第一书记。他一到晋中，就大反大寨、大反三面红旗，大反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四年大搞反革命“十月事件”。因之，由省委后补委员又一跃而为黑省委常委。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已被广大革命群众揪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一个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注3：任、王、张，这是杀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任井夫同志，贫农出身，原任过地委委员、常务副专员、平遥县委第一书记。王振国同志，贫农出身，担任过地委副秘书长、文水县委书记。张怀英同志，贫农出身，原是昔阳县委书记、后任文水县委书记。文化革命开始先后，这三个同志给毛主席和江青同志三次写信揭发黑省委和黑地委的罪恶。王绣锦等混蛋们，怕任、王、张继续揭露他们的罪行，于是在华北局会议上密谋策划，定了调子，列了名单重新大搞什么“晋中的三家村”。生事捏非，横加罪名，泡制了小册子，印发全省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华北局会议，王绣锦一面指使道德背坏、腐化透顶的忠实走黑地委宣传部长刘松青，泡制重新镇压任、王、张等同志的大字报。另一面王绣锦亲自出面，大小会议点名，同时任大叛徒卫逢棋到文水县，大刽子手王荣到平遥县坐镇指挥。同时煽动不明真相的干部和群众，去劳改队唆使劳教队折磨任井夫，烂脚跟，骨格变形，还把张怀英从医院的床上揪回文水，用七种刑法，打得死去三次，企图把这些革命同志，于死地而后快。雾云遮不住太阳。去年冬季至今年春季，这三个同志在江青同志指示、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他们杀将回晋中，六次揭发黑地委问题和革命左派搞文化大革命，现在是中共晋中核心小组成员。然而，就这样的革命领导干部，却有人用当年王绣锦整任王张的材料，用当年王绣锦整任、王、张的人马，用当年王绣锦整任、王、张的办法，依占势力、蒙蔽群众，掀起全区性的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围攻斗争，炮轰火烧，反动气焰十分嚣涨。
来源：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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