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6-17 作者：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 张西挺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张西挺首先，我要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九六二年，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一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合伙，猖狂地进行反华；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叫嚷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 敌人也蠢蠢欲动，妄图恢复他们已失去的“天堂”。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于1962年初抛出了他的放弃阶级斗 争、反对毛主席思想的报告，为“翻案风”“单干风”制造了理论依据。“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就是从这个报告开始而猖獗一时的。
在这样的阶级斗争背景下，四川省宜宾地区发生了一个阶级敌人翻案、复辟、反攻倒算的反革命事件。在这个反革命事件中，翻案范围涉及地富反坏右及右倾机会主 义等，翻案的案件达数百件，内容涉及到1955年的肃反、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及镇反运动等。与此同时，大批革命左派则 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从那时起，五年来宜宾地区笼罩着白色恐怖，实行着资产阶级专政。
在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李井泉把我和我的爱人刘结挺斗争了四年多，处理四次，关押两年，最后开除了党籍。 1962年10月我们两人一起被停职审查，次年三月一起被开除党籍，一起释放出狱。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刘结挺又分别受到降七级和降八级的处分。
在这长达四年多的斗争中间，我们无数次地给党中央写材料，揭发李井泉等人的罪行。我们无数次地给中央写信，要求到北京去谈李井泉的重大问题，我们还给中央 打过电报。但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把我们写给中央的材料，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李井泉。我们写给中央的信，他 根本不理睬，给中央打的电报呢，他就回电说：刘结挺呀，不必来中央，有问题可向中央监委写材料。在这个回电之后，我和刘结挺就被秘密逮捕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六三年四月份，我和刘结挺正在按这个回电，写揭发材料的时候，有一天，刘结挺突然省委要找他去谈话的通知，说是两天就回来。刘结挺没有带任何东西，当 天就离开了宜宾。到成都一下火车，就被两个彪形大汉挟持着，送进了等候在车站的汽车，拉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去关起来。他们把这种非法关押，美其名曰“对党负 责，防止意外”。防止什么意外呢？刘结挺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外，如果有意外的话，那就是你们没有想到目前我仍然坚持要到中央去揭发你们的问题。”省 监委的一位副书记就讲：“我们不是怕你这个意外。”刘结挺就说：“你不怕我这个意外就好哇！那就请你给我自由，让我到北京去，或者你们押送我到北京去！” 他们对刘结挺要到中央去的正当要求，狼狈地答不出话来，只好拿中央不许去来堵他的嘴。
在非法关押刘结挺的第五天，我也被骗到成都关押起来了。和刘结挺一样，照例受到侮辱性的全身搜查。他们搜走了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和许多材料底稿。wengewang.org
我和刘结挺被骗到成都关押后，宜宾地区谣言随之四起。李井泉等也乘机造谣欺骗群众，说什么“刘结挺、张西挺住在省委招待所里，每天光吃好的，不干好事。”
我们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因为我们不是坐的普通监狱，而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私设的一个秘密监狱。
我们进监狱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如何让外面的革命同志晓得我们被关押了，以便通过他们在外面的斗争把我们营救出来，或者由他们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把 我们解救出来。这件事情没有办到。因为我们给外面写信，要经过三道关口检查：要经过看押我们的组长检查，要经过省监委检查，最后还要通过李井泉检查。信中 话说得明白了，他们不给发；用隐语，自己人又看不懂。例如我给孩子写过一封信，我说：我在离开宜宾的时候带了几尺布票，本想给你买件衣服，现在我不好买 了，由你自己买吧！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孩子，我已经没有自由了！我想孩子一定会把信交给宜宾的战友，可是他们没有看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李井泉会把我们 秘密关押。第二件事，就是想办法搞清楚我们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不弄清这一点，我们心里很不落实。用什么办法呢？一个是听看管人员谈话，看能不能从谈话中听 出来。很明显，看押我们的人是经过严格挑选或严格训练过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写信，了解回信的地点。我对看押我们的人讲：“我们两个人一起被关，事先对孩子 未作任何安排，想给孩子写信，并希望得到孩子们的回信，不知回信该寄到哪里？”看押我们的组长回答说：“回信就寄到省委或省监委。”我说寄到省监委要转， 很麻烦，是不是直接寄到这个地方？他说：“那不行，你嫌麻烦就不要寄！”第三个办法就是给孩子寄钱，我心想从邮局的回条上可以知道关押的地方。但是他们把 钱拿到城里寄去了。邮局收条邮戳盖的是：“成都”两个字。李井泉所设的这个秘密监狱，不但对我们两个人保密，而且对群众也是保密的。
我们在那个地方被关了整整两年。后来了解，这就是成都西南郊红牌楼镇的那个派出所。但是那里的群众，不管是居民，或是机关干部、工人，没有一个晓得红牌楼 的原派出所里曾经关过两个人，而且关押了长达两年之久。因为这里对外的名称是个“机关”，具体名称叫“成都市委工作组”。可是看押我们的人都是省公安厅的 人，没有一个是成都市委的人。这和解放前重庆那个中美合作所有什么区别呢？
李井泉关押我们，为什么对内对外都这样保密？很明显，他这种秘密关押是想搞秘密杀害。为什么他又没有搞呢？这里面有个很偶然的情况，打破了他秘密杀害的计 划。当时他们制造舆论准备杀害我们。例如说什么张西挺畏罪自杀了，刘结挺又如何如何。他们正在制造舆论的时候，中央监委有个常委到成都来了解四清运动的情 况。因为刘结挺给中央打过电报，要求到中央谈问题，因此这位常委顺便问起了这件事。李井泉就叫西南局监察处、省监委和审查刘结挺、张西挺专案组，向这位常 委汇报所谓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这位常委到成都没有这个任务，但他想听一听另一方面的意见，几次要和我们谈。都被李井泉拒绝了。最后他要求和我们见一 面，李井泉才被迫同意。但是见面的时间却安排在他的飞机票已买好，准备起飞前的那段时间里面。这一天，十几个人把我们两人押送到这位常委的住处。这里不仅 门口有几个秘密岗哨，而且还公开派了一个干部作记录。我们进去以后，他很奇怪地说：“我找的是两个人，怎么来了三个人呢？”他还不晓得派了一个记录。当时 我们向他提出来，要求单独谈情况，这个“记录”就被撵走了。“记录”被撵走后，我们首先向他谈的就是李井泉对我们的秘密关押，揭露秘密关押的目的就是想搞 秘密杀害的阴谋。我们要求在没有开除我们党籍以前，给我们讲话的自由。我们还提出如果需要关押的话，就请他把我们带到中央去，关在北京。他听后同意把我们 放出来，他说他向西南局、省委谈一谈。他跟西南局和省委谈后，西南局、省委不同意放人。他又要求放一个，问是否可以把刘结挺放出去呢？他们说：把刘结挺放 出去他要杀人！他又问，是不是可以把张西挺放出去呢？女同志嘛，回去照顾照顾孩子，他们说也不行，把张西挺放出去，她要翻案。这样谈了以后，他们不但没有 放我们出去，相反在监狱里对我们的监视更严了，对我们的咒骂声更是不断。而这位常委也因此被李井泉等人告到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里 去，受到了批评。就是这件意外的发生，打破了李井泉秘密杀人的计划。
关押我们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批准的，是李井泉亲自掌握情况决定的。李井泉把我和刘结挺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 下。关押我们的地方戒备森严，围墙很高，四面有警卫把守。很小的一个院子，有十几盏电灯照得黑夜比白天还亮。十几个民警日夜监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例如 咳嗽一声，去厕所或去厕所的路上的片刻停留，他们都有记录。李井泉原来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安窃听器，据说研究了几次，最后说不安了。窃听器虽然不安了，却派 了一个公安厅侦察处的技术科长和我们住在一起，搞什么技术鉴定。
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四川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革命派，把四川变成一个针插不 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不仅私设监狱，而且还在监狱里施行一整套法西斯政策。我们在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过的是不折不扣的李井泉独立王国里的犯人生 活。他们明明知道刘结挺害有严重的风湿性脊椎关节炎，却偏偏把他安排在一间非常潮湿的房子里。我住的房子有五个窗户却钉死了四个，只剩一个面向监视哨的小 窗，屋里空气非常龌龊，夏天也不许打开另外的窗户。
关押期间，我们两人不许接近。我病了或者刘结挺病了，也不准我们互相照顾，互相看望。李井泉还采取断绝水源的办法来折磨我们。不管是冬天、夏天，每天除了 给小半盆脸水外，其它任何水也不给。所以，我们在狱中两年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有洗过一次被子，连女同志卫生用水都不给。平时，我们只能接点雨水洗洗衣服。 看守我们的人中有一个贫农的儿子，当他值班的时候，我找他要点水，他还是给的。他假装自己用水，提了半桶水放在我的门口，我趁别人不注意就把半桶水拿到屋 里去用了。就这样两次，被他们发觉了，借故把这个同志斗争了两个月。他们还常常逼着我们吃已经烂了的臭肉来摧残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吃，他们骂：你们连肉都 不吃，还要吃什么？有一天，刘结挺被逼吃了一盘烂肉，结果病了十几天。即使关在监狱里边，他们还不放心，经常进行突然检查和搜身，哪怕片纸只字也不放过。 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材料被他们扣下多少我们不知道，因为在监狱里我们的材料被他们没收了几次。经过三道关口检查过的几岁孩子写的信也“不许毁坏”， 他们要随时检查。他们还用资产阶级母爱和父子之情来折磨我们，妄图使我们念及儿女情长放弃阶级斗争。
有一天吃过晚饭，我突然看见我两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四岁多，一个五岁多）站在院子里。我很奇怪，就问“组长”：孩子怎么进来了？“组长”说：是上级叫来 的，你叫他到屋里去嘛！我就把孩子牵到房子里来。孩子见了我不哭也不闹，连声“妈妈”也不喊。我问他们：“孩子，你们怎么来的？是哪一个送你们来的？”孩 子们不说话。我说：“不认得妈妈啦？你们怎么不说话啊？”孩子张着两个大眼睛到处看，我说：“你们到处看什么呢？”孩子说：“我怕叔叔。”我说：“不要 怕，妈妈在这儿。”大一点的孩子这是就哭起来了。不知道他们怎样折磨孩子，在孩子进监狱的当天晚上就发高烧。孩子只在监狱里住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晚上九点 多钟，孩子都已经睡了，突然接到通知：刘结挺、张西挺的孩子必须马上离开住地。我要求孩子病好了以后再走，他们说：“不行！”我说：“孩子病了，是不是明 天再走？”他们说：“不行，必须马上离开住地！”没有办法，我就把孩子喊醒，给他们穿好衣服。大点的孩子听了不愿意走，最小的孩子叫爸爸妈妈跟他一块回 家。这时候，面对这么小的孩子我说什么呢？我只好说：“不要哭。你们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吗？毛主席的好孩子在坏人面前是不哭 的。你们看妈妈都不在坏人面前哭。”孩子讲：“我害怕，怕叔叔。”我说：“不要怕，没关系，他们不会整你们，你们都是孩子，如果他们整你们，毛主席知道了 不会答应。”这时，孩子就不哭了。把孩子交给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我在电影里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当共产党员在监狱里坚贞不屈进行斗争的时候，敌 人会突然把你的亲人推到你面前，妄图软化你的斗志，分散你的斗争精力。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堕落到这种程度。
他们还常常用死来威胁我们，经常对我们说一些无法捉摸的话，预示我们马上就有被杀害的可能，妄图使用这些手法来搅乱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能安静的写揭发材 料，分散我们向他们斗争的精力。李井泉这个目的没有达到。我们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集中精力夜以继日地写材料，把我们要向当说的话，要向毛主席说的话，在 没有被杀害以前全部写出来。李井泉为了骗口供，什么可耻的手段都使用了。1964年5月，他们用药物使我中毒，我头昏眼花，浑身痉挛，在很短的时间内，我 的头发大部分脱落了，连续七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只靠点开水维持生命。正在这样的时刻，李井泉派省监委副书记带领十几个人乘机闯进牢房把我从床上拖下来，整 整斗争了我三天。他们斗争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监狱里面不断地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揭露他们勾结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罪行。他们说：“你 们不是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说我们替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翻案吗？”我说：“是写过。”他们说：“你现在怎么认识？”我说：“我现在还这样认识。”他们就 说：“那么就请你谈谈，替哪些地富反坏右分子翻俺了？”一九六二年李井泉在四川大刮翻案风，仅在宜宾地区替地富反坏右翻案及涉及的案件就有三百余件，他们 好象不知道似的。当时我举了两个案例之后说：“你们不仅替他们翻了案，而且还升了他们的官，还对过去反右派斗争中的骨干分子进行倒算。替右派分子翻案，就 是右派行为！”他们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因为药物中毒以后，我七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刘结挺就给他们写报告，要求把我送到医院里，他们就这样讲：“你不是要 求住院吗？我们同意你住院，不过我们得把你的问题审查清楚，统一认识以后，才能住医院，不然的话就不行。”他们妄图用住院来换取口供，想在我临死之前，趁 我神志不太清楚的时候，捞点稻草。可是，他们的阴谋又一次可耻地失败了！
在这个秘密监狱里，李井泉还常常使用资产阶级的政客手法，对我们打、拉、逼，软硬兼施。1963年9月份，李井泉派省监委书记找刘结挺谈判。那个监委书记 对刘结挺说：“老刘啊，你不要老是扭着那个问题不放好不好？翻了就翻了，你不要管他，承认自己有什么缺点、错误就行了。”刘结挺讲：“不是我扭住问题不 放，是你们非翻案不可嘛。”他又说“你老刘是个聪明人嘛，你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过去的都不算，重新来好不好？只要你和省 委合作，保证不给处分，这话李政委早就说过了嘛！”当李井泉这个阴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又派西南局监察组组长找我们谈。那个监察组长说：“你们不要再扯这 些案子了，越扯越复杂。你们说真理在你们手里，这个问题就算真理在你们手里也难办得很啊！你们的档案有几十箱子，以后哪个去看呢？”刘结挺讲：“你们编造 的材料再多，问题再复杂，但是用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来考察，再复杂的案件也能搞清楚的。”李井泉看软的不行，又派省监委副书记对刘结挺进行威胁：“你一定 得按省委的决定检讨，不然的话，你想捞根稻草也办不到。”话里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杀害我们。
在革命同志之间挑拨离间，也是李井泉惯用的手法。他一方面叫王茂聚、郭林川和我们划清界限，揭露我们的所谓问题，一方面又找刘结挺谈话：“老刘啊，我看你 相当孤立呀！你以为宜宾还有人支持你，其实，我看除了张西挺外再也没有人支持你了。”又说什么：“那十几个案子，根据我们了解并不都是你搞的，有些是王茂 聚、**搞的.......。别人搞的你不要都担起来。我也当过第一书记嘛，很多事情我都不清楚嘛！特别是处理案子有专案人员，第一书记哪能管那么多。” 刘结挺说：“即使不是我搞的，甚至也不是宜宾的案子，只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要你们替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我就不能不管，我都要进行揭发。”
在监狱中，李井泉对我们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但是他既骗不了我们，也没有压倒我们，相反，我们对他反党反毛主席的面目看得更清楚了，造他反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在监狱里，我们怀着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我们忍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种种折磨摧残。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写了许多检举和揭发的材 料，揭发李井泉从一九六二年起，顽固地推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李井泉所散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 行，揭露和控诉他们勾结阶级敌人大规模地替阶级敌人翻案，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滔天罪行。这场翻案反翻案，倒算反倒算，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在李井泉私设的监 狱里面进行了两年。对敌人的阴谋和罪恶必须进行充分的揭露才能够在政治上压倒他。李井泉私设监狱关押我们已经是他的一条大罪状。他在监狱里对我们进行折磨 和摧残，这是他的又一条大罪状。对李井泉这些罪状必须进行揭露，必须把它一桩桩、一件件记载下来，以便在我们被杀害之后，革命同志和他清算。“用什么办法 才能保存李井泉这些罪状呢？用日记的形式可以记载下来，但不容易保存，因为他们可以毁掉它。那么用什么办法呢，我们想，通过给他写信这样一个合法的形式才 能记载下他的罪状。于是我们就不断地给他写信。例如，为了揭露他让我们吃烂肉，我就给李井泉写信说，刘结挺因为吃了烂肉已经病了几天了，请“李政委”批准 不要给我们吃这样的烂肉，给我们吃青菜白饭。我住的房子五个窗户不是给他们钉死了四个吗？我就给李井泉写信说：“李政委”，我住的房子五个窗子被他们钉死 四个，只留下一个面向监视哨的窗子。女同志在里面活动不方便，这个窗子我不愿意打开。现在天气热了，请允许我多开一个窗户。或者拿这个窗户换另一个窗户。 是否有当?请“李政委”批示。我离开宜宾的时候带了两瓶药，一瓶是眼药，一瓶是治疗肾脏炎的药。但都被他们搜走了。为了要这两瓶药，我给李井泉写了好几封 信。本来一封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写几封呢？我有个想法，给他找点麻烦！我要眼药给他写封信，要治疗肾脏炎的药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要药要了半年都不给我， 结果药都坏了，他们就告诉我药已经坏了，你不要再要了。以后，我又给李井泉写了一封信，说：就是坏药也请“李政委”批准发给我，因为我现在连坏药也没有吃 的。他们不准我们两个接近，说是一个案子的不能接近。我们就给李井泉写信说：就是因为我们两人是一个案子，究竟有没有错误，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在一起 谈谈才行，不然的话，我们不好写检查。刘结挺离开宜宾时，只带了一把牙刷，一条毛巾，我离开宜宾时，连毛巾也没有带一条。我没有毛巾洗脸，就给李井泉写 信，要求“李政委”批准我每天向刘结挺借洗脸毛巾。
总之，我们和李井泉保持“密切联系”，随时“请示报告”。一事一报，进行充分的揭露。写不写“综合报告”呢？写！在一九六五年放我们出来以后，我们给他写 了一个“综合报告”。“报告”上讲：我们被放出来了，现在住在什么地方。过去在红牌楼，不管写信、吃饭等等，一切都有人具体管理。现在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应 该和谁联系’由谁管理，我们不清楚。这些事情请“李政委”给明确一下。另外，我们给孩子写了一封信，过去这种信都是交给“工作组长”，检查了以后送到上面 代发。现在这封信该交给谁检查呢？是不是送给“李政委”检查了以后请“李政委”代发呢？刘结挺还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两年没洗澡了，准备进城洗次澡，是否恰 当，请“李政委”批示。我们还抓住他非法对我们逮捕、拘留这一点向他展开进攻。因为，他对我们关押没有拘留证，又没有逮捕证，这不能不是他的包袱。抓住这 一点，我们又要求他准许我们到外面来活动。我们知道他不会答应，但这是斗争，也是揭露。布票发下来以后，我们就给他写信说：我们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 怀，发给了我们多少布票。既然发了布票，我们要求“李政委”批准我们出去买布。夏天来了，我们写信给李井泉要求出去做一件夏衣穿。“七一”来了，我们要求 出去参加党的生日的庆祝，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国庆节来了，我们要求参加国庆活动，因为我们是普通的公民。国务院规定春节放假三天，我们写信给李井泉，要 求他贯彻执行国务院的规定，放我们三天假……。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后来给李井泉发觉了，就把处理这些问题的权力下放给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叫人来骂我们：“你们怎么经常给首长写信？你们写信还写什么[李 政委亲启]，亲字下面还划个圈，好象很重要似的，其实就那些小事。比如打开窗户这种问题，你们跟我们讲一讲不就行了？”我说：“怕你们为难，给李政委批 了，你们照办不就行了？”他说：“你们写封信，我们拿去给收发，收发要登记，登记了交省委办公厅，办公厅又交秘书室，秘书室再转交李政委秘书，李政委看了 要批，李政委一批就成文件了。”我说：“用不着麻烦李政委，他可以不批嘛。”他说：“就是李政委不批，只要写上[李政委已阅]几个字，这就成了省委文件 了，就要作档案保存。你们都是做领导工作的，你们不懂啊？”我当时心想，就是懂得这个才这样干的啊。
李井泉把权力下放，我们不承认，我们只承认你这个李井泉领导，只看得起你李井泉。所以，我们不下放，我们有什么事还是直接向李井泉打报告，向李井泉请示，就是要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就是要扭着你不放，揭露到底。
五年来的迫害并没有把我们压垮，两年的秘密监狱生活我们也过来了。每当我们回忆这段斗争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斗争的紧张，也感到斗争的幸福和愉快。
我们出来以后，特别是到北京去以后，有的同志问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运动经验来看，当一股逆流冲来的时候，顶十天八天还可以，顶一个月两个月问题也不大，时 间再长一点我们就怀疑所坚持的是不是正确，对斗争能否胜利就发生了怀疑。你们经历了那么长时间，整整五年，你们动摇过没有?你们对斗争的胜利发生过怀疑没 有？是什么力量支持你们坚持了长达五年的斗争呢？两年的秘密监狱生活，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呢?
是的，当一股逆流冲来的时候，十天八天和二个月两个月是可以顶住的。坚持不懈地顶上几年，确实不容易。特别是李井泉的来头很大，他不仅控制着从宜宾市委到 宜宾地委、四川省委、西南局这样一个四级组织，代表着“党”，而且他又是党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进行斗争，顶住这样一股长达五年之久 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实在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坚持的不是什么小是小非的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 我们没有动摇过，我们从来没有按照他的决定写过一个字的检查。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我们进行长达五年之久的斗争呢？是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宜宾的广大革命 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着我们，宜宾的历次政治运动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和我们心连心，我们的斗争并不孤立。从一九六二年起，宜宾的革命同志就常给党中央 和毛主席写信，揭露李井泉等人所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活动。从宜宾我们又想到全国，全国的革命同志也会支持我们斗争的。
在五年的斗争中，我们总是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时时回忆着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特别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 争，提出反对翻案风。毛主席的教导，不仅给了我们斗争的勇气，而且给了我们斗争的智慧。李井泉等可以搜走我们的“毛选”，但是，太阳的光辉他是挡不住的。 每当灿烂的阳光照进阴暗潮湿的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见到了毛主席。在寒冷的夜晚，我们仰望着北斗星，想念着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想到毛主席，我们就浑身是 劲，想到毛主席，就增强了斗争的必胜信心。
对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我们作了充分估计。一个估计是，他可能杀害我们。这个估计并没有错。他们的确写了杀害我们的报告。只因 为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过指示，他们才不敢马上下毒手。从当时关押我们的情况来看，要么就是向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投降，和他们 一起搞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一起替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这样，不但可以保命，而且可以保官，说不定还可以升官。要么，就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保卫 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向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进行坚决斗争。这样就有杀头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下了这个决心后，刘结挺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好以后，就把抽屉 打开，反贴在板子上，以便在我们被害之后，一旦有同志发现，就会交给我们的亲人毛主席。第二个估计，他可能判我们徒刑。当时我们估计可能判二十年徒刑。我 们计算了一下，二十年出来以后，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有毛主席在，我们的斗争就一定会得到胜利。我在监狱里写的日记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的。这些日 记早就被他们抄走了。抄走以后，他们从日记上摘抄了一些片断，安上了一个题目叫做：“反革命分子张西挺的罪恶记实”。红卫兵小将抄黑材料时抄到了这份材 料，看了以后非常奇怪。他们说，这明明是一心向着党，向着毛主席的日记嘛，怎么叫“反革命罪恶记实”呢？然而，在李井泉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来， 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谁反对党，反对毛主席，谁就是他的“好党员”、“好干部”。这就是李井泉对“反革命”和“好党员”的定义。下面是 几段日记摘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
十多年来，党把我培养成人。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受过党的任何处分，历次政治运动，党把我作为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使用。母亲养育我十三年，而党把我养 育成人，党比母亲亲，党对我的恩情，我无法计算。亲爱的党啊！我永远不忘您的教导：记住阶级和阶级斗争，挺身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
我们的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她不能允许牛鬼蛇神翻案，绝不能允许资本主义复辟。即使宜宾专区这么一个小地方，发现以后也会立即粉碎这种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在今天的中国永远不会得逞，革命同志有一天会揪出他们来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
国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九六二年配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的需要大搞翻案，终究要遭到可耻的下场。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当我看到《人民日报》公布苏联《真理报》捏造谣言攻击我们党的材料以后，写了一段日记。)
《真理报》为什么使用希特勒和戈培尔使用的伎俩呢？......出于一个原则，就是造谣重复三次，别人就会相信。怪不得这两年几十个“演唱家”到处演唱。 (这里讲的“演唱家’是指李井泉专门组织搞我们的所谓专案组，他们编造材料，到处作报告，制造舆论。)他们是深深懂得这种伎俩的效果的。不过我相信谎言终 究是要暴露的。在毛泽东时代，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必将被揭露。我们就是怀着这种信念，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热爱进行斗争的。虽然我们与世隔 绝，见不到自己的同志，但是我们的斗争既不孤立也不盲目。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领导的国际原修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读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成功和赫鲁晓夫下台等消息时，我们激动得夜里睡不着觉。当时我们想，大大小小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终究会被人民赶下台来，扔到垃圾堆里去的。人民日报编辑 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所写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指导着国际反修斗争，也指导着我们和李井泉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在监狱里面的生 活很紧张，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几百万字的揭发控诉材料，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秘密监狱里写出来的。因此，两年的监狱生活，我们从来不感到寂 寞，我们所感到的是斗争的幸福和愉快。当时我们想，李井泉既然把我们“调”到这个地方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岗位，我们就要在这里和他斗争，就要在这里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身体健康是坚持斗争的一个重要条件，要有能坚持斗争的身体，就必须加强体质的锻炼。一九六四年八月份，我们发现由于活动范围小，活动少，我们的腿部肌肉开 始萎缩，走路不大方便，如果不采取措施锻炼身体，就无法坚持斗争。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从入党那天起就是属于党的，我们有责任把它锻炼好，和李 井泉斗争是长期的，尤其需要一个能够坚持斗争的身体．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每天做二十分钟的腿部活动，做四十分钟的腿部体操，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列入到和 李井泉斗争的议程。
一九六四年六月份，李井泉写出了他的修正主义的报告，就是关于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党籍的报告。在李井泉亲自主持改写的这个修正主义报告中，他不仅颠倒是 非，混淆黑白，给我和刘结挺横加罪名，而且大肆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肆攻击三面红旗，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 毛主席。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报告，竟然被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批准了。这就是批准了李井泉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对三面红旗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所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全部活动！这个报告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批准的。
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省监委向我们宣布。宣布以后就把我和刘结挺送到省委罗家碾招待所去了。在罗家碾招待所里面虽然有人监视、盯梢，但活动总算有点自由 了。这个时候李井泉就大造舆论，说什么刘结挺的案子通了天了，一辈子也翻不了。甚至还捏造说，毛主席都说刘结挺、张西挺的案子是全国的典型。和我们一起斗 争的个别同志听了这些消息后，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还有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们，不要再斗争了，胳膊总是扭不过大腿，刘结挺你这个小小的地委书记能斗过有权 有势的李井泉吗？李井泉上面有上面的人，下面有下面的人，你不要再找麻烦了。还有的同志讲，你过去是个地委书记，属于中央管理的、现在你是一个普通的小干 部，进一步给你一个什么处分，要杀要关那就用不着报中央，他就处理了。还有的同志提醒我们：既然中央都批示下来了，那就不是李井泉的问题了，你再告那就是 告中央了。叫我们考虑考虑后果。甚至还有人劝我们，受点委屈算了，想不通吗，看看《修养》，就会想通的。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你争个什么嘛！有碗饭吃就 行。你看你们的孩子四、五年没有跟你们在一块，你们要对孩子负责，不要丢下孩子什么都不管了。等等。我们把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作为斗争中的困难和不利 条件加以考虑，但是我们决不能放弃斗争，决不能不相信党，决不能不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是批了，但我们对这种批有怀疑。当时想可能是一个什么书 记批的，这个书记可能和彭德怀有关系。因为在我们的案子里突出反映了××的问题，而X×是拥护彭德怀的。我们想，决不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更不 会是毛主席批的！几年来，我们坚持的不是小是小非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思想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相信我们的斗争一定会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因此我们回答这些同志：“要告！一定要告！一直告到毛主席那里 去！”
为了使毛主席了解四川问题，为了揭开四川阶级斗争的盖子，必须想办法离开四川。而李井泉紧紧地控制了我们，不让我们离开四川。于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就开始了。这个斗争是1962年斗争的继续，也是1962年斗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刚放出来不久，李井泉就分配我们工作，把我们分到万县专区一个县里。我 们算了一下，从那个地方到北京要十天的时间，一动身，李井泉马上就晓得了，马上就可以抓回去。这样就可以给你加罪名，说你畏罪潜逃，甚至说你潜逃外国，判 你的刑。所以我们就是不去，劝说不去，打也不去，就是不听你的摆布，不服从你的分配，不让你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牵着鼻子走。我们提出要求回北方工作。 他们不准。我们就给中央组织部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被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们没犯任何错误。我们是因为热爱毛主席、坚持毛主席的路线而被开除党籍的。 我们要求把我们调到北方工作。这封信结果被转到李井泉那里去了。省委组织部就找我们谈话，说中央组织部长看过信了，要我们服从四川省委安排，在哪里犯错误 就在那里改正嘛，我们不听从。这时，刘结挺接到他侄子一封信，说他哥哥病得很厉害，叫他回去看一看。刘结挺就去请．假，请假也不准。怎么办呢？最后我们提 出回乡搞农业生产去，回到农村作一个普通的社员去。我们分别写了报告，又、合写了一个报告。李井泉就派省委书记处书记×××找刘结挺谈话，他说：你的报告 我看到了，你要劳动，你不革命啦？刘结挺听了发笑，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许多老红军，不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农业第一线参加劳动吗？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 业第一线，这怎么叫不革命呢？你们想叫我们不革命是办不到的。二十三条上讲得很清楚，不能当干部的可以当社员。”×××讲，“二十三条不适合你刘结挺。” 刘结挺就开了他一个玩笑，说：“×书记，我看到中央只有二十三条，是不是还有二十四条说，以上二十三条不适合刘结挺？”这位书记说不出话来。在这一年多的 斗争中间，我们没有向他们让步，没有接受他们的工作分配，而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妥协，也没有让我们离开四川。在这一年多中间，我们又通过各种途径给中央寄发 了不少材料。
下面我谈一谈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六年十月，我们在北京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情况，以及毛主席、党中央对宜宾向题的关怀。
一九六六年六月，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我们激动得热泪盈框。我们下定决心，冲破这个黑框框到北京去。我们商量后决定刘结挺先去，我留下来掩护。刘 结挺走，就怕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怎么办呢？我们就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写了封信，刘结挺自己带着。信的大意是：我到北京揭露李井泉的问题，不料在半路上被抓 回去了。张西挺还在成都，宜宾还有很多革命同志，他们晓得李井泉的问题，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些同志调到北京。刘结挺带着这封信，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个夜 晚，翻墙、越河离开了成都，在六月底第一次到了北京。刘结挺离开成都以后，忙坏了李井泉，他一方面派人对我进行了几次审讯。问我：“刘结挺到哪里去啦？” 我说：“到中央去了。”问：“到中央干什么？”我说。“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呀，”“到中央哪里丢呀，”我说：“到中央嘛！”他说：“中央单位多咧！到中央 监委，还是中央组织部？到中央书记处，还是到中央文革？”我说：“那他没有说，他说他找毛主席去了！”他一方面用省委和公安厅的名义，打电报给党中央和公 安部，要把刘结挺抓回去。省公安厅还用传真把刘结挺的像片传到公安部，要公安部寻找刘结挺。刘结挺在北京住了一个月，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写了两万多字的材 料，交给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这个接待室里有个组长，他看了材料后说．“这几年来，我们经常接到宜宾来的很多信，和你谈的差不多。我们准备把这些材料和你 写的材料汇总一下报告给中央领导同志。你是不是到中央监委谈一谈。”经过他的介绍，刘结挺到中央监委谈后，他们劝刘结挺回四川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也要刘结挺回四川，说材料已经转报给中央了，回去听后处理就行了。刘结挺要求找中央领导同志谈一谈，都遭到拒绝。正在这个时候，刘结挺听 说江青同志经常到北大去，就到北大去找江青同志。但是没有找到。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公安部门查出了刘结挺的住址，勒令他在七月底以前立即离开北京。刘结挺 在八月一日回到了成都。
刘结挺回成都后，我们一方面给李井泉等人写信，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特别要求回宜宾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我们写小字报给他，揭露他的问题，并且要求他转 给毛主席。当然我们晓得他不会转，不转就是他扣押给毛主席的信，这又是一条罪状。大概因为我们要求到宜宾麻痹了他，或者因为北京红卫兵小将南下串连，对他 们有威胁，他们对我们的监视不是那么很严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经常到城里去对付学生。这时，我们便决定一起走。八月二十五日一个大雨的夜晚，我们翻墙跑出 来了。二十七日到了北京。在北京和宜宾的革命战友王茂聚、李良同志会合了。因为我们到北京揭发李井泉等人的问题，加上王茂聚、李良他们来北京以前写了揭发 李井泉等的大字报，我和刘结挺写了揭发李井泉的小字报，李井泉等便把我们打成了“反革命”，打成了“刘张王郭反革命集团”。李井泉还故弄玄虚，把我和刘结 挺的照片用传真传到北京和国防边境上，捉拿“越境逃犯”。我们四人住在一起，和那个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组长取得了联系。他对我们很热情，叫我们打破顾 虑，把李井泉的问题全部揭发出来，并对我们说，据我们了解，李井泉的问题不少，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不把李井泉的问题揭发出来，以后就不好办了。我们四个 人很受鼓舞，就连夜赶写材料，边写边送，边送边写。到九月中旬，我们就写出了五万多字的材料。那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组长了解到我们所写的材料基本告一段 落后，态度马上变了。他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看了我们写的材料，叫我们要相信四川省委是革命的，李井泉是革命的。他还要我们把掌握的 李井泉的原始材料都交给他，以便中央办公厅转交四川省委保存，说这些材料个人保存不安全等等。这个人的面貌完全暴露了。我们要求把我们所写的材料交给周总 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看，并请求这些同志接见我们一次。这个人怎么回答呢？他说：“接见不可能，他们忙得很。材料嘛，既巳交给我了，给谁看，由我 来安排。”他并下令限期要我们离开北京。
在我们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那个组长联系的这段时间里，李井泉布置他的忠实打手宜宾地委书记×××在宜宾、成都大造“刘张王郭反革命集团”的舆论，把他 们捏造了五年多的谣言一古脑儿倒了出来。他还下令动员各级组织给中央书记处打加急电报，要求把我们送回四川。他们给中央书记处打电报的同时，还给中央监 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公安部以及中央文革打了电报。几天的电报费就用去将近一万元的样子。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我们还在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联系时，李井泉就派了二十八人的代表团到北京去捉我们。这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个是极右分子和一个 劳改犯。这一天中午，同志们都休息了，我想出去买点东西，刚到门口就发现被包围了。我赶快退回来，叫刘结挺他们快点起来，想办法把材料转移出去。我和李良 同志就往外冲，门上有十几个人把守着，冲不出去。我们就找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给他们说，他们不但不理，反而把招待所工作人员监视 起来了。幸好有一个湖南的同志和我们住在一起，也是来上访的，我们就把材料交给了他，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一定要找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后，把 信和材料交给毛主席。这个同志是革命的同志，革命同志心连心，他接受了我们的委托，还建议我们向北京的革命同志呼吁，要他们来支持，他主动表示要替我们去 贴呼吁书。我们就赶快写了一个十二万分紧急呼吁书，呼吁书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在西南搞独立王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正当我们向党中央揭露他的问题 的时候，他派了二十多个人来捉拿我们，这是破坏十六条，破坏无产阶级文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我们呼吁革命派声援我们，制止这一现行反革命活动。这个紧 急呼吁在北京兵马司联合文革接待站贴出不久，就有几十个红卫兵小将和上访的革命同志赶到我们的住地，把那二十八个人赶跑了。但是这二十八个人并没有离开北 京，他们在商业部招待所住了下来。第二天即九月九日，他们把带来的打印好的小字报和他们连夜写的大字报贴满了兵马司联合文革接待站。大字报、小字报中说什 么“刘张王郭一贯反党”。反什么党呢？那上面没有一条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事实，说的全是反李井泉的事。他们甚至把刘结挺不和李井泉握手。都作为“反党”的 一条罪状写上去了。说什么刘结挺傲慢，“李政委’伸手去和刘结挺握手，刘结挺把帽子一拿就走了，等等。我们也要贴大字报，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对我 们横加阻拦，说什么“你们都是作过领导工作的，应该懂得解决你们的问题要靠组织，而不是靠群众，不应把这个问题提到群众面前”。我们不答应。他就威胁我们 说：“现在每天有几十万学生到北京，象李井泉这样的大字报一贴出去，不到两个钟头就传遍全城，就会引起大辩论，如果引起大辩论，一切后果由你们负！”但是 我们没有被吓倒。在革命同志的帮助下，在九月十日我们贴出了十二张大字报，揭露了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行。大字报贴出后很受革命同志的欢 迎，尤其是四川学生，很快就把大字报抄回四川张贴。而李井泉派来的人写的大字报则受到革命群众的指责。革命群众质问他们：“反对李井泉怎么叫做反党？李井 泉就代表党吗？”革命小将质问他们：十六条公布后，来北京抓人，对吗？他们非常狼狈。同时，住在商业部招待所的上访的革命群众酝酿斗争他们，计划斗争后把 “代表团”团长和那个右派、劳改犯扣下来，其余的撵出北京。斗争会安排在九月十二日。不料在九月十一日夜晚，有人叫他们“代表团”全体成员第二天到中南海 去。第二天一早他们到了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有两个人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安全表示非常关怀，劝他们离开北京。并透露说：“你们的安全已经有问题，再过两天 就不行了。这个事情某某某(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晓得了，希望你们赶快走。再不赶快走，问题就要在北京闹大了！”这样就在当天把他 们掩护走了。由于这样掩护了一下，宜宾的文化大革命至少推迟了一个月。如果把他们扣下来，那对宜宾革命造反派的鼓舞就大了，他们很快就会行动起来。
这以后我们就中断了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宾的那个组长的联系。我们觉得原住处也不能呆了，因为有危险。到哪里去呢？当时北航《红旗》；北地《东方红》及清华 《井冈山》等革命造反组织还处于困难时期，新北大的形势还比较好，我们就决定到新北大找聂元梓同志，没有找到，只找到联络站。联络站的同志说不好安排住 宿，因为我们不是学生。叫我们到北京市委开个介绍信，才好安排住处。但是到北京市委，他们不给办。后来，经过一位上访同志介绍，到联合接待站去登记，联合 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还分配一个接待员和我们接谈。这个接待员第一次跟我们接谈就向我们发脾气，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来搞翻案的。我们明 明是来揭发李井泉的，怎么说我们是来搞翻案的呢？双方谈不下去了，他便要材料，说看了以后再确定时间谈。我们给了他一份材料，请他转送给江青同志。于是， 他走了。后来了解，这个人原来和李井泉派到北京去做情报工作的一个联络员有密切联系。
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正以各种途径寻找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商业部进驻了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里有一个人经常来找我们“聊天”，说什么你们怎么 还不回去？该回去了吧？在北京住着不是个法子，等等。有一次他干脆对我们进行威胁：“你们住在这里群众有反映，你们都有工作岗位，住在这里不工作，不搞文 化大革命还行啊！”又对王茂聚同志说：“你是个地委副书记吧。还是个当权派，你应回四川受群众监督，接受考验嘛！”又对我们说：“刘结挺、张西挺，你们都 是开除党籍的，是不是？开除了党籍应该找中央监季嘛！找我们干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们从来不谈个人党籍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 李井泉的问题。”我们把李井泉的问题大体给他谈了一下，他听后说：“不会吧，李井泉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了解他嘛！”原来这个人过去是李井泉的老部下。通过 这些事情，我们晓得李井泉的黑手已经从四川伸到北京来了。他派他的警卫员在北京建立了反革命组织“红旗军”，而且还通过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 权派来控制我们。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经常受到检查，也无法找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后来，成都地质学院有五百多人到北京告状，告他们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便和他们联系，告诉他们，只有先打倒西南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学院党 委书记的问题才好解决。他们材料不多，我们就供给材料。不久，听说周总理要接见他们，我们便请他们带几份材料给周总理。不料到接见那天，周总理没去，材料 交到××的手里去了。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写给毛主席的材料，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材料，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最后都落到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 权派的手里去了。没有一件送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里。
十月三日，三司开了个大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都出席了大会，并且讲了话。这时，我们才知道北京有个第三司令部。在这个大会上，北航《红 旗》谈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们学习了这个发言，认为这个发言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于是，我们认定了北航《红旗》是一个革命的左派组织，并想法 和他们联系。我们找到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同志，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对我们谈的问题很重视，也很支持我们的行动。这样，在十月十一日，我们便把材料交给 他们。十月十七日，王力同志就接见了我们。我们终于找到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欣喜若狂。十月二十日，王力和关锋同志一起接见我们。十月三十日，周总理 又接见了我们。十二月三十日，王力同志告诉我们有关四川的情况，并叫我们回四川和工人、学生一起闹革命。于是在今年一月份，刘结挺、王茂聚和李良便回四川 了，我留在北京整理和印刷李井泉的材料。
今年二月份，四川出现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我们又重新被打成了“反革命”。刘结挺被打成“反革命头头”。说刘结挺不仅控制了宜宾，而且控 制了大西南。凡和刘结挺、王茂聚联系过的造反组织和个人都受到追查和斗争。他们还抄我们的家，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小孩换洗的衣服、被子、鞋袜都抄走了。在 这次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造反派组织几乎全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造反派的头头，无论大小全都被抓，造反派的战士一个一个被斗争受迫害。这是 一方面。另一方面，被斗争过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一个都跑出来了，他们大叫解放了，有的在背后出谋划策，镇压造反派，有的赤膊上阵，指挥 抓人。他们还控制外地来串连的学生，特别是北京的学生，以及首都来的记者，封锁消息。有的到北京去，在车上就被抓回送进监狱。这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 的特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保守派组织，动用专政工具，对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大镇压、大逮捕。这时，刘结挺、王茂聚等在成都不 能呆了，便在二月底离开成都，到了北京。他们刚离开成都，便有人去抓他们，晚走一点就不能脱身。我一直住在北京，但他们又把我打成“反革命”，并派了三个 人带着手铐到北京抓我，但未得逞。
刘结挺等来北京后，就把成都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情况向中央文革作了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接见了我们，肯定了宜宾革命同志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和李井泉等人 进行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全国两条路线斗争在宜宾的一个典型反映。决定召开会议，以解决宜宾问题。揭开四川阶级斗争的盖子。并给我们平了反。这一切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鼓舞。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宜宾问题斗争的胜利充分地证明了，党内最大的一 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可以实一些同志受到迫害，斗争中虽有某些困难和曲折，但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终一定取得彻底 的胜利，宜宾问题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是今后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这个教导千真万确，宜宾当前的情况正是如此。造反派的同志在毛主席和中央关怀下，从监里放出来了，但是回 到本单位又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抓去斗争，被限制自由，单位上不发给工资，使这些同志的家庭生活发生极大的困难。他们还威胁革命造反派“不要高兴得 太早了，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中央对宜宾问题的平反，他们扬言不承认，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还在作垂死的挣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轻易放弃他们这个西南大后方的。而宜宾这个地方，李井泉是这样说的：“西南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而宜宾则是关键的关键。”关 键他们是要抓的，关键的关键他们更要抓。他们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地方的。所以，我们今后的斗争任务仍很艰巨。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 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团结在一起，继续斗争，彻底粉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 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大西南！我们一定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黑《修养》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西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斗垮，斗倒，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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